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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八章　进局子

　　几天后，1968年4月23日上午，我和同学们第二次去探视时，又跟传达室的老警察臭贫起来。
　　“同志，让我们看看同学行不行？”
　　“不行。”
　　“我们同学家在外地，北京没有亲人，家里急得要命。”
　　“那也不行！”
　　仗着人多势众，我们叽叽喳喳，小得溜儿地挖苦老警察。
　　“毛主席说过要讲革命人道主义。你们公安局应该讲点人道主义嘛，探视一下，送点吃的为什么就不行？”
　　“不行就是不行。”
　　“为什么。”
　　“不为什么，就是不许送。”
　　“为什么不许送？您得把道理给我们讲明白啊！”
　　“没什么可讲的！哼，在里面还想吃好的？美的你！”
　　“我们对敌人都有一条不虐待俘虏呢，探视探视怎么了？您老先生学过毛主席著作吗？”
　　老警察瞪着眼：“你们想干什么，闹事哇？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同志，我们就要求探视一下。”
　　“不行！”
　　“为什么？”
　　“那是规矩。”
　　我们嘻笑着耍把着这位土了巴机的老警察：“现在公检法系统也在斗批改，你们这规矩也该改一改了。”
　　老警察严肃警告：“放老实一点！这地方可不是闹着玩的，一进去就全抽本儿了！”
　　当着众同学面，我逞强道：“进去就进去，蹲局子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们是哪个学校的？”
　　“47中的。”
　　“什么案子？”
　　“硬说我们有枪。”
　　“你叫什么？”
　　“马清波。”
　　“嘿嘿，你就是马清波，喔，正要找你呢！"老警察马上给里面打了个电话。不一会儿，出来一年轻警察，平淡地问我：“你叫马清波？”
　　“对。”
　　“跟我走吧。”
　　我跟着他向里面走去，心里明白就要给扔进铁笼子里了，很有些紧张。转念一想，反正雷厦在里面，跟自己朋友一起坐牢，有什么可怵的？光天化日之下，同学们都看着，不能太松。心一横，情绪马上镇定下来。雷厦被抓走时的样子多英勇，我要向他学习。《红岩》里的革命先烈也都是我的榜样。
　　和我一起来的同学们全都傻了，大眼儿瞪小眼儿。
　　身后，传达室的老警察嘲笑道：“嘿嘿，送货上门，倒省事了。哼，这回老实了吧，叫你狂，嘿嘿，送货上门！”
　　这是上午10点多钟。穿过一很大院子，来到了一灰色大铁门外，拘留所这才露出了它真实面目。铁门能进卡车，上面钉着密密麻麻的大铆钉及角钢。周围是两米半高的红砖墙，砌得又平又齐，砖墙上架着一米高电网。
　　牢房位于满是绿树鲜花的院子深处，从外面根本发现不出来，就像武林高手，功夫威猛，深藏不露。
　　警察按了一下门铃，大铁门上露出了一个小洞，一双眼睛窥视了一下后，铁栓响了响，大铁门上的小门开了。里面站着一持枪的解放军战士。我们进去之后，小门又关上，一阵哐当当响，把铁栓重插进槽。
　　年轻警察把我带进了值班室。里面空空，除二张办公桌外，什么也没有。这警察开始搜我口袋，所有东西全掏出来，眼镜也给嗖地扯下。他连看都不看我一眼，指着屋角喝道：“蹲那儿去！"语气果决，不容你抗拒。
　　我低着头，走到屋角处乖乖蹲下。
　　他例行公事地把桌上我的东西全都一一填在一张表格里。
　　我跟大便一样蹲着，感到非常窝火。本是一米七的堂堂男子，这么一蹲，变成了侏儒，看警察得仰着头。可又不能不蹲，这是拘留所，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战士，不能反对它。
　　蹲了好一会儿，也没人理。视力所见都是桌子腿、椅子脚、墙根。过去最讨厌上茅坑没挡板的厕所，不愿让人看见自己蹲坑儿，可现在就是这蹲坑儿姿势出现在拘留所办公室。
　　偶尔进出一两个警察，裤腿和鞋在眼前移动。好窝囊哟，我又不是老农民，干嘛让我蹲着？只一个解释──故意让你猥琐，丑化你，不叫你威武。苏联一反特故事说特务在某机密单位的狼狗眼睛里装个照相机，窃取情报。它照出的照片尽是腿和脚。我现在的水平高度，就是一条狗的高度，视野也全是腿和脚。蹲呀蹲，直蹲得我眼冒金星，双腿失去知觉，一警察看守才来领我进去。
　　进里面去先蹲坑儿，这样的下马威实在出手不凡。
　　我向看守要眼镜，答复是：“不行，里面不许戴眼镜。”
　　事后，我才知道为预防犯人用眼镜片自杀，所有近视眼都不许戴眼镜。
　　穿过一半个篮球场大的院子，东面是座礼堂般高大的屋，中间一条走廊，两面全是小牢房。厚铁门、大铁锁、粗铁棍，跟动物园里的猛兽馆差不多，只不过门没那么大，走廊没那么宽。
　　我跟着看守走，头晕乎乎，稀里糊涂。两旁铁门上的小窗户都贴着一张张惨白的脸冷冷盯着我……当路过一间牢房时，我听见左边有人在大声哼哼，向左一望，豁然发现雷厦正趴在窗口上，皱着眉，一下一下地使劲撅嘴，焦急向我表示着什么。他才蹲了几天，脸色就苍白许多。他的嘴巴那么用力地撅，想说话又不敢发出声音，怕看守听见，我却实在猜不出他什么意思。
　　看见了好朋友的脸，心里立时踏实多了，蹲坑儿的耻辱感登时消失。
　　后来我发现，各牢铁门上的小窗户平时都关着，不让犯人看见谁给抓进来。那天因为我是临时送货上门，才没关。
　　牢房的铁门约两厘米厚，都漆成灰色，门上有一大铁棍，插在铁槽里，再挂上个足有一公斤沉的铁锁，锁上的U型棍有手指头粗。
　　根据用牙膏皮偷偷写在语录本上的记载，我是1968年4月23日上午10点被放在了北侧44号牢房。进去后，按规矩睡在右边最外面。
　　加上我里面共有12人。都是木板地铺，东西两边各睡6个。靠门有一米宽空地，门左侧屋角是一水泥池子，上面有个水龙头。
　　牢房里的气氛极冷淡。进去后，没一个人理我。这屋背阴，光线昏暗，只对面墙上有个小窗户，很高，上面竖着6根钢棍。我呆了半天，眼睛才看清了周围一屋子人。这些家伙都跟动物园里的野兽一样安静，懒懒洋洋坐着。
　　晚上9点准时睡觉，每人必须躺下，若尿尿得喊报告，经看守批准后，方能站起，到水池子处尿。
　　牢房里的电灯晚上彻夜不关，头一夜我几乎没睡。
　　牢房的木板地铺，刨得很光溜，约有3厘米厚。门对面墙上贴着一张拘留所所规，有6条，用毛笔写的，记得大致如下：
　　第一条、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认真坦白交待自己的罪恶；
　　第二条、一切行动服从管理人员指挥；
　　第三条、认真反省，不许相互打听和议论案情；
　　第四条、禁止传纸条；
　　第五条、遵守作息制度，保持室内卫生；
　　第六条、发现违犯所规者，要积极揭发检举。
　　那水泥池子是正方型，脸盆大小。洗脸、刷牙、尿尿全在这里。无论冬夏，都喝凉水，没有热水供应。
　　门上小窗户有半个象棋盘大，罩着铁网。门外有个活动木板，看守平常把木板关上，不让犯人看见走廊里情况和其他屋的犯人。只有看守需要观察牢里情况时，才会打开。通常晚上睡觉和开饭时都打开，便于监视。
　　坐牢的第一感觉是脑袋特木，木的像个傻子。
　　身旁一脸色苍白的瘦杆儿狼低声问我：“什么事？”
　　“什么什么事？”
　　“为什么给关进来？”
　　“公安局怀疑我们把枪带到了北京。”
　　“还有别的事吗？”
　　“没有。”
　　他两个黑窟窿般的眼睛仔细地打量着我。
　　吃晚饭了，看见大家一个个拿窝头，我也随手拿了个离自己最近的。这位跟我说话温和的瘦杆儿狼脸色刷地一变：“放下！你最后一个拿！”
　　原来拿窝头要排队！
　　身在拥挤昏暗的牢房，并没有忘记我们3人制定的攻守同盟。反正为应付警察，我们有充足的准备。头上似乎压了座千斤大山，压抑极了。非常明白，坚持下去，下场凄惨。为鼓舞着自己，心里默默地唱着一首歌：
　　红领巾，
　　胸前飘，
　　少先队员志气高，
　　红领巾，
　　胸前飘，
　　少先队员志气高，
　　时刻准备着，
　　为国立功劳，
　　时刻准备着，
　　为国立功劳！
　　搞枪就是准备着为国立功劳，没什么可后悔的。
　　许云峰面对敌镪水池，大义凛然；刘胡兰自己走到敌人铡刀下面；布朗基为工人阶级解放，前后坐了33年牢……我努力想象着这些英雄，鼓励自己。
　　起码，我不能比山顶先说。他现在特别想得到雷厦的原谅，正拼命表现。我要和他比一比，决不能先他而当叛徒，被同学们所瞧不起。
　　进去的当天晚上，看守就提我到审讯室。里面坐着两个警察，灯泡有一百度，雪亮雪亮。他们不说话，默默地观察着我。没有眼镜，看不清他们的表情，但能感觉到气氛严厉。
　　“把你的问题说说吧。"为首的一小个子，开始说话，口气又快又狠。
　　“让我说什么呢？”
　　“你装什么孙子，丫挺的老实点！”
　　我咧了一下嘴，没言声。没料到人民警察说话也这样痞。
　　“马清波，我们完全掌握你的情况。你在后方遥控雷厦、吴山顶，快交待吧。"小个子警察眼睛炯炯有神，贼精明。
　　我绝对相信雷厦和吴山顶都不会说，对方肯定在诈我。尽量用坦白诚恳的口气说：“我真不知道他们的事。”
　　“哼，少装丫挺的！别给我来这个！老实交待！"小个子喝道。他面孔严峻，两个大眼睛，黑白分明，咄咄逼人。
　　“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抓我。”
　　“再鸡巴装孙子，给你上家伙！”
　　我沉默着，不再说话。
　　两个警察轮流询问，软硬兼施。那小个子的眼睛久经沙场，目光跟刀一样锋利，与捷尔仁斯基的功夫不相上下，能一眨不眨四五分钟。与他相比，我的眼睛根本不是对手。
　　但我始终没有承认。全47中同学们都在看着，我不能当叛徒。
　　回到牢房后，觉得压抑得要窒息。这儿的警察可比昌都公安局的凶多了。
　　心里万分沉重。知道硬坚持下去，就永远出不去。在阴暗的牢房里，我倚着墙，默默背着《革命烈士诗抄》里的一首诗。
　　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
　　我们愿，
　　我们愿把这牢底坐穿！
　　……
　　我能够把这牢底坐穿吗？自己问着自己。恐怕够呛。刚开始好坚持，时间长了，就不好说了。为了3把枪，将一辈子消耗在这儿，不是傻蛋吗？为了将来的远大理想，可以灵活机动，假投降一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关死在里面，还怎么为国效劳？
　　可是已经与雷厦、吴山顶定了对付公安局的战略，我又怎能首先变卦？一个中学生的荣誉是看他在危难时刻能不能守信用。即使有千条万条理由，你背弃诺言，向公安局屈服，也会为同学们所鄙视，在学校臭到家。
　　说不说？坦白不坦白？心中矛盾万分。
　　接着，又第二次审讯。
　　严峻的现实使我认识到，对方这么穷追猛问，不能一点不认。就开始执行第二道防线，承认搞过，但半路被人截了。
　　没想到我退让了一步，那小个子警察非但没客气点，反而更凶了：“马清波，我跟你说，别他妈的装孙子！”
　　“我没装孙子。”
　　“你小丫挺的到时可别后悔啊，哼！”
　　他似乎跟老婆吵了架，满肚子火朝我发，一言一语都怒气冲冲。我是400度近视，看不清他的脸，仍能感到他目光刺杀过来的压力。奇怪，我一没偷他东西，二没打他孩子，三没欠他钱，一点没招他惹他，干嘛这么上火？他的目光像把看不见的刀尖，审三个钟头，扎得我全身是窟窿。
　　警察的眼睛就是犀利，不服不行。终日跟流氓、盗匪、骗子、杀人犯打交道，练出的眼睛跟常人确实不一样。目光极酷，照你3分钟，一眨不眨，小菜儿一碟。我相信面前这双警察眼睛所照过的人中，肯定有被枪毙的。这是名符其实的捷尔仁斯基的眼睛，能把亡命徒、小流氓照得屁滚尿流。隘口村的独眼龙虽恶，比起眼前的警察来，嫩得像小天鹅。
　　“你马清波是什么东西？不交待就在里面沤着吧。又想做婊子，又想立牌坊，别玩儿这一套！"小个子警察用拳头猛捶了一下桌子：“回去！”
　　我垂头丧气地拖着腿，被看守押回44号牢房。等哗哗啦啦把铁门锁上，身边的那位白脸瘦杆儿狼悄悄问我：“怎么样？”
　　我用沙哑的声音说：“警察好凶呀，跟我拍桌子瞪眼。”
　　晚上，轮到我第一个拿窝头了，也没心思挑，就近拿了一个。
　　从小到大，第一次尝到了当囚犯的滋味。警察怎么那么横，连杀猪的对猪也没这么凶啊。就算我搞了枪，也不是杀人犯，干嘛如狼似虎的。
　　审这一次，情绪给审得七零八碎，蒙头转向，得花好几天才能缓过气来。
　　拘留所彻底与外界隔绝。除了语录本，其他书籍、报纸、杂志一律禁止带进，广播也不许听。每个月可以向家要一次东西，在拘留所发的明信片上填。上面油印着被子、褥子、枕头、牙膏、牙刷、手纸、肥皂……要什么就在旁边打个对勾，写上地址，拘留所就给寄走，其他什么话也不许写。
　　在牢房里，我很愿意睡最外面，虽离尿池子近，有尿味儿，但觉得这离门口最近，离自由最近，离雷厦最近。现在我已经判断出了雷厦所在牢房的位置是48号，跟我一侧。而且耳朵能分别出与临近牢房开门声音的区别。
　　我一天到晚竖着耳朵听外面的声响。想念战友。在里面一点也不想念父母，就是想雷厦，想念我的颈刎之交。世上没有比他对我更忠实的人了，想想吧，父母的剩饭我都嫌脏，不愿碰，可雷厦却能喝我剩下的粥！
　　某天上午，终于听见雷厦的牢房门打开了，警察叫雷厦，并听见雷厦和警察说了一句什么话，接着是一堆杂乱的脚步。我注意到他直到晚上很晚才回来。不明白为什么审雷厦用一整天时间，他午饭和晚饭在哪儿吃的呢？
　　自第二次审讯后，警察再也没理我。
　　进去四天以后，肚子开始饿得咕咕响。过去听人说过里面吃不饱，现在才有了亲身的体会。一天两顿，每顿一个窝头，号称四两。人一饿，说话都没劲儿，声音像蚊子叫，一星期才能攒够一泡屎。那窝头貌不起眼，特剌嗓子，饿几天后，才感觉它是金子，它是生命，它是希望。
　　吃饭排队拿窝头时，每人都弯着腰，左盼右顾，聚精会神地挑，样子又可笑又可悲。多马大哈的人，吃饭时，都要用块手绢包着窝头，不让一粒窝头渣流失……真没想到阳光普照的红色中国大地上，还敢这么饿犯人！
　　这是1968年，海淀分局拘留所放风没规律，有时一个月也不放一次。我进去后两个星期才赶上次放风。每次按屋放，就像放茅一样，一屋排一队，全都低着头走出去，坐在空地上。坐下后也必须低头，不许东张西望。
　　过去在电影看犯人放风时，是在监狱院子里转圈走路，但1968年春，海淀分局拘留所的放风就是让你坐在外面小院的土地上，低头晒五六分钟太阳。
　　因为不许抬头，也不知道有几个警察监视我们，也不知道这院子围墙有多高，四周都放着什么东西，连身边左右是谁都闹不清楚。从一出牢门，看守就不断厉声吼道：“低头！低头！"生怕犯人之间用目光传递消息、交流情感。
　　这天放风。我走在我们44号牢房的最前面，眼睛的余光发现雷厦已坐在他那一排的顶头，他穿着从西藏林芝搞来的绿军棉袄，在群土灰色的犯人中很是显眼。我是第一个，坐在我们这排的顶头儿。右边没人，再过去两米是一排牢房，专关疯子、盲流等临时犯人。
　　几名警察警觉地站在四个角落，监视着这100多个犯人。"低头！低头！的吼声此起彼伏。小院子里塞那么多人，却很安静，偶尔有人咳嗽一下。
　　我虽低头，双腿抱膝，但头稍稍右转一下，眼睛的余光看见雷厦正盯着我，我们的目光碰上！在周围犯人全部大低头的状态下，能跟朋友目光相遇，一股热流涌遍全身。此时雷厦又向我做出撅嘴动作，并缩着头躲在前排人背后，装着挠痒痒，把胳膊抬了一下，一迭成方块的小纸无声地掉在了我右侧空地上。
　　他那排和我这排隔着三排，这家伙竟把小纸条扔到了我身边，好一个惊险小说的情节！我挪挪屁股，慢慢地，慢慢地伸出手把那纸块拿起来。
　　回去后，我激动地打开纸条，上面只有一个字：“说！”
　　啊！我激动得要喘不上气。这决定太英明了！他不怕失去中学生最珍重的名誉，第一个勇敢地背叛了我们的攻守同盟。
　　这种背叛比不背叛更需要勇气。
　　自从被抓进来后，说与不说就在脑子里激烈斗争。但一直没勇气彻底否定我们的攻守同盟，害怕人家说我软骨头，内心痛苦之极。
　　谢谢雷厦，帮我卸下了这个沉重负担。而且他是冒着多么大的危险通知的我。在好几个警察的眼皮底下，若有犯人报告，就惨了。
　　我这才明白刚进牢房时，他对我焦急地撅嘴的含义，那正是"说"的口型。
　　雷厦的决定很难得，没有死守中学生心目中的道德戒律。我们不能为了信守最初的盟誓，而葬身在拘留所里。大丈夫能屈能伸，为3把枪把一生陪了，愚蠢到家。我们当初的想法太天真。
　　雷厦好样儿的！
　　大约过了一星期，提审员又提我。这次我痛痛快快地把一切来龙去脉全招了。那小个子警察态度立刻缓和，嘲笑道：“早你干嘛来着？你拿枪照的相片，清清楚楚，抵赖得了吗？”
　　他们把我夹在语录本夹皮里的相片发现了！唉，大意了！大意了！
　　交代完后，等于放下了一个包袱，浑身轻松。估计关不了多长时间，文革中这种事太多了，根本不算事。
　　里面看守极凶。每次上茅，刚蹲下去，没10秒就开始吼：“起来！起来！
　　饿得再没大便，拉一截，再擦干净，也得用半分钟吧？看守这么吼，弄得人都得事先把裤子解好，聚集在门口，等门一打开，提着裤子闪电般向厕所冲去，以允出几秒钟多蹲一会儿。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对拘留所最大的恐惧，不是看守的喝斥，同屋犯人的阴险，与世隔绝的可怕，而是饥饿。
　　饥饿把人饿得没有尊严，饿成了野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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