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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四 送礼


  刚一回连,就感到一股股淳朴的热情。在马车班门前,几个家属小孩围着大车敬畏地看着我。大傻主动帮我提手提包到宿舍,冲着孩子们嚷道:“有什么可看的,别偷东西哇!”
  刘福来见了我,老远就主动打着招呼,笑容满面,好像根本就没拿棒子砸过我。
  二排长李晓华跟车干完活后,主动表示愿意帮我拆洗被褥。只用了一天时间就吭哧吭哧洗了出来。她送给我时,还很歉意地表示:“费了一整袋洗衣粉也没洗干净,对不起呵。”
  过去从没和我说过话的钟小雪、金丝猴等呼市女知青也主动跟我接近,无缘无故要借给我书看。机务队的郭北出车见了我,总要停下,问有什么事没有。当初让他帮助发一封信都难,还趁我倒霉想财迷拳套。
  王连长破例多批给我一口袋料,粮食保管干脆给了我一麻袋小麦。
  当着众人的面,我只跟连长寒喧了几句,没多跟他聊,以免人家嫉妒我和连长的关系。更不敢把带的东西给他,必须秘密给。
  大车班几个赶车的,没事就瞥逼,叼着烟袋,天南海北闲扯。
  “你瞧,林胡闹了这么些年,总算没白闹。”
  “小子有点尿儿。”
  “能吃啊,肚皮磨得邪硬,能吃就能抗。”
  “哼,有个好娘比什么都强,”
  “好娘架不住好身体,没那一身肉,病病歪歪,早就五胡戒了。我就羡慕他那好胃口,吃什么都那么香!”
  人们对一个奋斗多年终于达到自己目标的人总是很尊敬。
  晚上,躺在马车班昏暗的小土屋里,倍感亲切。这里没人嫌我不洗脚、不洗澡,没人嫌我屋子乱,没人嫌我吃饭狼吞虎咽,不文雅。马笼头、摔跤衣、破皮裤散发着一股微微发霉的气味,闻起来,那么熟悉、舒畅!
  脑子里一下子涌进这许多友好信息,有点懵了,思绪乱哄哄的。
  目标达到,不是自己有什么尿儿,块儿顶啥用?42厘米粗的小腿也没走到西乌旗。是周围一帮人起了作用!
  刘英红、雷厦、金刚、李晓华、大傻、甚至皮金生,都给了我一股股劲头。绝不能让他们看笑话!咬着牙挺着,挺着。可以吃大苦,受大累,挨大整,但千万不能趴了蛋跪下,被这些人耻笑。
  在最困难的时候,我曾得过一块糖、一瓣蒜、两个馒头、一小块黄油、几片药、几块月饼……这些琐屑平常的东西,在我身上激起了多么大的反响,恐怕他们本人永远不会知道。
  这些人中的一个——那脖子有点短的神圣姑娘,虽没和我说过一句话,但她的形象,她的声音,她的气味,始终鼓舞着我。在这双眼睛下,我绝不能像癞蛤蟆一样倒下。
  要是没有了她,会怎么样?实在不敢想。
  刚刚倒霉时,我曾大骂周围人势利,然而透过这厚厚的势利,仍然有一缕缕人间的温情断断续续落到我身上。一个眼光、一个微笑、一个手势、一个点头……价值千金!
  当然,也沾了家里的光。如果没有老母亲帮忙,肯定没有我今天。同牢的3个人里,兵团只给我改了性质。二连的任长发还在监督改造,十连的小乌拉塔还在服刑。
  现在社会上就是这样,人微言轻,我写5封信也没母亲一封信起作用。过去我潜意识里瞧不起母亲,嫌她官儿小,和同学们比不光荣。但在我倒霉时,还是死死地抓住了妈妈这根稻草。
  1967年,当王府井大街和天安门观礼台贴出一批批判杨沫的大字报时,流言纷纷,妈妈呀,我非但没有安慰你一句,反而自己带来一帮同学抄了你的家。我恨你写了那部温情脉脉的书,恶心巴叉,使我面无光彩。里面没有军人,没有战火,只有一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决心和父母决裂,投身世界革命。光天化日之下,用斧头劈开母亲的嵌有精致雕纹的大衣柜,抢走了300多块钱作为抗美援越的经费。
  铁血精神淹没了一切,无毒不丈夫。为从容撤退,上火车前不被发现,还亲手把两个姐姐用绳子捆起来,像绑美国鬼子一样,勒得她们痛苦哀叫。姐姐的哭泣没有软化我的斗志,两只臭袜子塞进了她们的嘴。
  我还在墙上、门上、地上、写字台上,刷写了许多大标语:

  杨沫必须低头认罪!
  彻底批判大毒草《青春之歌》!
  打倒臭文人杨沫!
  红卫兵万岁!
  ……


  滚他娘的儿女之情,对这些小资产阶级女的就要凶,就要狠!我用力踢了姐姐屁股一脚,不许她乱动。这家伙最爱看《大众电影》,思想肮脏透顶。电话给扔到了房顶,书柜里摆设的小猫小狗被踏瘪,雪花膏砸在院子里的石头上……可惜时间太仓促,来不及把这个散发着资产阶级霉味儿的家砸个稀巴烂。
  完后迅速撤离现场,直奔北京站。狂热的脑袋充满了世界革命、战斗、捐躯。妈妈死了,我绝不会哭,但在去凭祥的货车上,一想起自己将步荆柯后尘,一去不复返,铁了心到越南抗美战场杀身成仁,却流了泪。
  “做千秋雄鬼死不还家”的英雄气概迷昏了我的头。
  用打击母亲来表现自己的革命,用打击母亲来开辟自己的功名道路,用打击母亲来满足自己对残酷无情的追求。不知道一只小狼会不会在它妈妈被猎手追捕时,从背后咬妈妈一口,可我却利用了文化大革命之机,狠狠捅了自己母亲一刀。
  不管她有时是怎么抠门,脾气怎么坏,终归是把自己哺育大的母亲。
  惭愧啊,当我沦为反革命,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我是坏蛋,纷纷划清界限,骂我,戒备着我,全团3000口子人几乎没一个敢理我……母亲,被我砸过、抢过、骂过的母亲啊,又悄悄为我四处奔波,求人,直至上书总理。许多年后,我找到了母亲给北京军区首长写的一封信的原文,抄录如下:

  北京军区政治部首长同志:
  你们好!有一点事情麻烦你们,请原谅!
  我的小儿子林胡,1968年高中毕业后,自动去了内蒙锡盟插队。后划归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七师六十一团。七零年由于该连开门整党,他给指导员提了一些意见,不久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团里即借口他和别人打架,突然把他戴上手铐囚禁起来。后发动群众揭发,给他凑了几条罪状,定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几年来,这个孩子感到非常痛苦,决不承认他是反革命,一直没间断地向各级领导,直至中央反映他的问题,请求重新处理。
  过去,因为对他的情况不了解,我们并没有支持他,甚至不大理他。自林彪的问题被揭发后,他的问题是什么就比较清楚了(如他说毛泽东思想不能说是顶峰,即据此说他诬蔑毛主席)。他虽多次向上反映,但至今没有回音。这个孩子己被折磨得有些神经失常,前一个多月,忽然冒着生命危险,一个人越过风雪弥漫的茫茫大草原,想来北京上访。虽未跑成,被团里抓回,但根据他的精神状态,随时不知会出什么问题。又听说北京军区政治部也早已把我的信转给了内蒙兵团,但至今也没有任何效果。在这种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才又来麻烦你们,请你们能够迅速指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有关部门,早点复查和解决林胡的政治问题。
  我们没有教育好孩子,使他犯了不少错误,给党和国家造成了许多麻烦。我们感到很惭愧,很痛心。现在又再次麻烦北京军区的首长同志,内心尤其不安。但为了孩子的一生,我只好又写信给你们,如有错误之处,请批评指正
  致以无产阶级革命敬礼!
                  杨沫 1973.2.1


  妈说我精神失常不是事实,令我不舒服。但除此之外,这信还是使我感动。世界上只有母亲的心才能这样以德报怨,宽厚为怀。妈妈,你多好啊!
  请原谅我吧,亲爱的妈妈!你心中的怨气如果没有撒完,等下次回京探亲时,再接着向我撒吧。
  当地人都说好人不赶车。我回来后就盘算着想法离开大车班。
  看看马车班这几个人吧,满嘴脏话,走哪儿偷哪儿,吃喝嫖赌……刘福来团里有女朋友,还把王英英肚子搞大,被罚到马车班,整天打牌骂大街。他留的长头发埋住了耳朵,自以为多美,像是一堆蓬乱的羊尾巴。马要是削掉两个耳朵,怎么能好看呢?
  每次套车,他懒懒洋洋,无精打采。但一提起女的就眉飞色舞,神采奕奕。别人入党、提干、调走都无所谓,但若交上一个漂亮的女朋友,他却气得要命。他最经常的感慨是:“七连这帮女的太土,没一个水灵的。”早晨,他一般8点以后才起床,蓬松着一头“菊花顶”,睡眼惺松去食堂。
  “什么,包子没了?”
  “没了。”
  “喂狗了?”
  “说话干净点!”
  “操,跟猪一样,好吃的都进你们肚里了!”
  “流氓!”
  “流你裤裆!”
  “啪!”卖饭窗口关上。
  没人跟他耍嘴皮了,气得大骂:“这臭母猪,就欠挨一球!”
  大傻从石头山回来后就赶了大车,脸晒得更黢黑。每天出车回来,先仔细地洗刷一番,换上料子衣裤,再哼着“沙家浜”串家属去。身上飘着一股喷香的雪花膏味儿。
  大傻老爱吹自己,什么都是自己的最好。自己的马最有劲,自己的大鞭打得最响,自己的牙最白,自己做的油饼最好吃,自己的妈最疼他,自己放的屁最不臭……总之,他没事就琢磨着自己还有那些“最”可以吹。
  “小妈妈的,我那青瘸子全团有名,那真着,误住车拔蹦子干,肚皮蹭着地!好家伙,新领的套绳,一膀子就断。要个儿有个儿,要膘儿有膘儿,又抗造儿,又真着,没治!”
  他的眼闪闪发光。
  大傻除了喜欢斗蛐蛐外,还爱看家属小孩打架,边看边煽惑:“上去掐!上!雏儿逼!”连狗咬架也特爱看,一听见马厩草垛里有狗混战的恶吠,他一定跑过去观战。马车班门前的草垛上,不知为什么老招来一群群的狗。
  大傻的贪吃还那么可爱。成天串家属,除了请人介绍对象外,就是想蹭顿饭吃。要是在外面蹭着一顿好饭,回来总要吹一番。用他的话说:“干完了一碗红烧肉,跟搂大姑娘睡了一觉一样,舒服极了!”
  在马车班,最能提起人兴趣,最经常,最谈不完的话题就是女人的那个部件。以至于“瞥逼”成了聊天的代名词。
  我真想离开这个粗俗地方。连本地盲流的土丫头都看不上赶大车的,不愿意嫁给车老板。
  大车停一天要损失40块钱,连长为扭亏为盈,狠抓经济核算,恨不得一人干两人的活儿,一车装两车的货。人病了,车不能闲着,要找人替你出车,比老地主还精打细算。出车晚了,他会朝你吼;车装少了,回去重装;辕马打梁了,活该,半车也不能少;超过了8小时,一分一毛的加班费也没有。
  春播紧张时期,即使战斗班休息,我们赶大车的也不能休息,起早贪黑拉石头、送羊毛、运粮食、积肥……无休无止,不让你有片刻闲暇。刘福来气得管自己的外套马叫“王大胡子”,常常抽它,把它用成了皮包骨头。
  为刺激积极性,连长想了不少法子,如:月月评分,分够了可以休一天;往家寄表扬信;照光荣相贴在食堂门口;男女生配对搭伙干,派女的跟车……变着法把人们身上最后一点劲榨出来。
  在大车班累是小事,主要是影响我与韦小立的关系。部长的千金爱上没文化的盲流儿子在我们锡盟草原的现实世界中从没听说过。赶车的知识青年能赢得连部女文书,前S省第一把手女儿的爱,也史无前例。必须换个工作。
  回连后,焦急地想看看韦小立,眼睛机敏地搜索着全连各个角落,耳朵警觉地捕捉着她说话的声音。
  5月的草原还是一片枯黄。
  一天傍晚,出车回来,我在路西的旷野上终于发现了她。她正赶着一群大大小小的黑猪,毫无表情地看了我一眼,又把头扭过去。
  韦小立啊,当大家都对我很热情时,你却为什么如此冷淡。这真是个猜不透的谜。每次与她相遇,她总低下头默默走过。有时我的目光拦截住她的目光,看到的是一对没有表情的玻璃珠。
  我估计可能因为自己是个赶车的,太低贱。要是能当个连部保管、统计之类的官儿,她或许会对自己好一些。据我所知,全团赶马车的主要是当地老粗儿,知识青年很少,即使有也都是本地知青。北京知青赶大车的全团就我一个。有的老农工宁肯上山打石头,也不赶车。老常就找了连长好几次,要求换工作。
  别的不说,光这职业积累了大批光棍就令单身汉望而却步。
  但要离开大车班,就全靠连长了。
  过去提起送礼来,我很瞧不起,可是现在,自己也要这样干。在北京期间,给连长买了5瓶二锅头、一盒高级巧克力、两条大前门、一条礼花过滤嘴、一大包北京特产。送连长东西,一是感谢他过去对我的帮助,二是希望他继续对我好点,帮我换个好工作。
  但这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刚探亲回连,人们对我的一举一动都很注意,必须等一段时间后,人们渐渐不注意我了时,再伺机给。过了大约一个来月,终于在连部一个拐角处,单独碰见连长,环顾四周没人,我偷偷对他说:“连长,我给你带了点东西,什么时候给你?”
  他一点也不觉得突然,平静地说:“今晚上10点钟以后。”
  我们又彼此分开,没再多说一句话。
  激动地等到晚上10点钟,连部外面空旷无人。在夜幕的掩护下,我悄悄地提着大手提包,蹑手蹑脚向连部走去。脚步尽量放轻,如果半路碰上人,就装着到别的地方去。
  天很黑,真好,没人发现。进到连部后,敲了敲连长屋的门,连长很老练地把我引到他屋旁的小储藏室,里面放着马鞍子、毡靴、纸箱等杂物。我把东西一件一件地从手提包里拿出来,什么话也没说。连长也没说话,彼此都心照不宣,我送,他收,好像在办公事。
  连长对我给他5瓶二锅头略略表示了一点点惊讶,但一句感谢话也没说。
  之后,我悄悄地溜回马车班,人不知,鬼不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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