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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塔集进入了社会主义。对于被水灾弄得穷愁潦倒，疲惫不堪的人们来说，这自然是一个福音。一个个即将倒闭的小商店合并起来，组成合作商店，店主变成了“店员”，有固定工资，将来还有退休金。真所谓老有所养，少有所教，生老病死，皆有依靠了。 顾氏三兄弟中，不但老三积极，老大老二也积极起来。为了入股，顾维舜把老婆的缝纫机都搬出去卖了。他成了一家合作商店的经理，月薪二十九元五角，虽然只有鸡囊大，他也满足了。这一辈子，他只有一个心愿，开一个像像样样的商店，为自己一家挣个丰衣足食，也显示一下自己的才干。他的精明是宝塔集上闻名的，算盘打得滴溜溜转，又懂得重视商业信誉。只可惜以前一直没有给他充分施展才能的机会，不是“匪”就是“水”，他的小店像是波浪上的小船，上下颠簸。 顾远山不相信无亲无故的人们凑在一起能做好生意。他警告儿子们少起劲儿。可是没有一个听他的。三儿子现在是宝塔集工商联合会的主任了，动不动就说父亲保守什么的。大儿子、二儿子不和父亲硬顶，只把责任往“上头”推：上头叫合作啦，您老人家有话找上头说去。大家都合作了，俺们本小利微能抗得住吗？走着瞧就是了。 就这么走着走着，也走两年了。没觉得什么不好，习惯了，好像本来就该这么走似的。 社会主义好。 玉儿姨奶奶在劳改队里蹲了三年，鬼神也害怕了，不再来找她，她就给放了出来。回来的时候，人们发现，她反而胖了。为什么呢？有人问她。她说：哎呀，我那病，可折腾人了！上来一次就要耗掉我多少精力，哪有不瘦的？病一好，我吃的东西都归我自己，鬼神不来争份儿了，我自然就胖起来了。大家都觉得有理。回来以后不能靠鬼神赚钱了，便让她到乡下种地。日子过得倒还可以。 可是这几天不大安宁了，乡下干部动员大家骂干部咧，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来找外甥维尧和维舜商量。 维舜和维禹都到县里开会去了，问维尧等于问土墙。他说，只听说要整风，没听说要骂干部。姨奶奶说，没听过你讲的那两个字，队上干部只动员社员骂领导，骂干部。说这是党的号召。 玉儿妈说：我不信，还有号召骂人的？ 姨奶奶说：你看看，我这么大岁数了，还会胡说吗？ 那人家咋说你咋说，比人家少说几句就是了。玉儿妈说，可不敢胡讲啊！知道杨大傻子的事吗？这孩子从小缺心眼儿，傻傻乎乎的。他爹杨忠怕死了以后，他就天天和一帮半大孩子拾柴禾，不知忧也不知愁。谁能想到他会犯事，给抓了起来呢！这事，我现在想起来还害怕。那天，大傻子正在俺院里跟舍儿玩，来了个民兵，说走，走，上区里去。就把他带走了。我也没想到会出事儿。过一会儿，街道通知去开会，也没说啥事。我路上碰上傻子妈和小群妈，傻子妈说，啥会吔？俺傻子不是去了吗？非要我去不可？我们几个人一进会场，妈呀，吓死人，大傻子五花大绑地站在一个草台子上，跟他站在一起的还有两个半大孩子，也都绑着。傻子妈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起不来，我和小群妈硬把她拉起来的。 听说是反革命，是吧？顾维尧说。 没讲反革命！说是他们三个小孩要组织日月党。小孩子懂个啥？祸就出在嘴上。三个小孩天天在一起拾柴禾，累了，就睡在野地里云天雾地里扯，这个说，咱们天天太阳不出就出来，月亮出了才回去，净跟太阳月亮搭伴了，像个日月党吧？那个说，对，我就是日月党的主席。这个说，我封你当外交部长吧！那个说，那我就当内交部长。就这，大路上讲话，草棵里有人，有人就当了真。三个孩子，一个个判了六年的刑。玉儿妈说。 姨奶奶连连叹息：可怜小孩子家，和二呆年纪差不多吧！我是说，不能乱说。可是俺乡里也有像傻子那样的人，干部一号召，他就上劲了。 谁呀？玉儿妈问。 拐腿子。姨奶奶说，这小子从小生过病，落下个拐腿，三十多岁了，还娶不上老婆。那天队里开会，随便队长怎么动员都没人敢骂领导。咳，他站起来，紧紧裤带，说，俺来骂两句。队长说，好，你骂吧！他说，俺想跟省长的闺女睡觉。我的妈呀，把大家笑死了！ 顾维尧和玉儿妈也笑了起来。玉儿妈一边笑一边说：哎呀，还紧紧裤带！ 姨奶奶说：还有一个跟着唱的呢！也是仗着成分好。他说，你们队部里挂那么多人像干什么？一个个胡子拉碴的，俺们都叫不出名字来。干部问他指哪一个，他指指一张像：就是他！胡子把嘴唇都遮住了，咋喝稀饭呢？有人对他说，那是恩格斯，外国人，人家不喝稀饭，吃面包。他还硬争：俺不信，外国人不喝稀饭！他们就那么笨？ 玉儿妈说：这个主儿说得也对。敬一个人头像不就够了？敬多了就不灵了。过去堂屋里挂菩萨像，也是只挂一个。 姨奶奶叹了一口气说：唉！我也不知道啥是个对，啥是个错。骂错了不得了，不骂呢，又说你不响应号召。 玉儿妈说：就说你有过错误，跟别人不一样。 说了呀！姨奶奶说，可是人家说，越是这样的人越是要响应党的号召。 顾维尧说：那你就等着老二和老三回来吧！他们去县里开会已经好多天了，也该回来了。 姨奶奶住了下来。 姨奶奶和玉儿妈叙了半夜的话，正要吹灯睡下，听见几声轻轻的敲门声，便问：这么晚谁还来呢？玉儿妈说：你耳朵背了吧？我没听见啥。可是马上，她便听见顾维舜的声音：是我，是我！她吓了一大跳，怎么半夜回来了？ 玉儿妈一开门，顾维舜卑狠地站在门口呢！月光下简直像个鬼。等他走进来一看，更吓人啦，头发胡子都长长的，人瘦得走了形，再加上满身的泥，不像人形了。 这是怎么啦？玉儿妈问。 出了大事了！顾维舜上牙打着下牙。 啥大事把你弄成这样？玉儿妈大声地问。 别大声，让人听见了！顾维舜说。 咋哩？作贼啦？玉儿妈问。 比作贼还孬，成了右派分子啦。顾维舜说。 啥？右派分子？是个啥东西？玉儿妈的声音仍然很大。 哎呀，你小声点呀！丢人。我白天不敢回来，在三里庄等到天黑才回来的。顾维舜的嗓子都硬了。 玉儿妈也不耐烦了：啥事，你说么！ 顾维舜什么也说不清。只说，没啥好说的，反正，反正从今以后啥都和以前不一样了，我是敌人了。他一边说一边抖，站也站不稳了。 姨奶奶连忙让他坐上床，给他盖上被子：春寒呀，别是冻病了。 顾维舜在被子里还是抖：不，不是病，那天，就是划我右派的那天，我抖了一夜呢，害怕呀…… 你倒是说说，啥叫右派呀！玉儿妈还是要问。 右派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顾维舜说。 啥？玉儿妈惊奇了。你反党反社会主义？宝塔集上谁不知道，你是大积极分子呀！天天宣传社会主义好，都快变成学话的八哥儿了。 那是假的……顾维舜说。 假的？玉儿妈问。 人家说我是装的。 你就承认了。 不承认怎么办呢？ 你呀！现在咋办呢？会把你抓起来吗？ 不抓，叫我回来改造。 咋改造？ 降职，经理不当了。降薪，拿二十五元五角。 好哇，好！这就是你积极的好处。我说过吧！咱不是那块料，让人家干去。你不听，一定要干，说大家公推你，上头看得起你。公推你，看得起你，就叫你当右派呀！玉儿妈发起火来。 光当右派就好了！顾维舜说，还要查历史呢！哎，舍儿妈，你说，我是不是国民党员呀？ 问我？我咋知道？你入没入国民党，自己不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呀！可是他们说我是的，说一张表上有我的名字。这难道是真的吗？要是真的，我自己咋会不知道？我的支部书记是谁？为啥不叫我过组织生活呢？ 玉儿妈跺起脚来：谁这么坑人呀？坑人不能这么坑呀！维禹呢？他没事吧？ 维禹也受了牵连，工商联主任撤了，叫他到河口镇供销社当营业员，马上就得走。 玉儿妈哭起来：你们弟兄混得像个啥？ 姨奶奶浑身抖动起来，眼睛上翻，没等顾维舜夫妇注意到她，她就扑通睡倒在地了。顾维舜连忙跳下床去拉，叫着姨，姨，不能呀！哪里拉得起？吓得顾维舜一口吹灭灯，轻轻地叫着：要命啊！ 我不是你们的姨，我是你们的妈……姨奶奶轻声地唱起来。 顾维舜夫妇连忙跪下，叩头，小声地求告：求你老人家保佑 叫声我儿你听清，你的命里有灾星。姨奶奶继续唱着。 灾星来自哪方？顾维舜问。 南边有个狐狸精，狐狸精便是那灾星…… 玉儿妈毛发倒竖了，她连连叩头：几天以前，我是看见一条黄鼠狼从屋里跑出去，可是我没敢动它呀！ 姨奶奶又唱道：灾星本是命中定，害怕躲藏都无用。 那咋办呢？顾维舜夫妻问。 心字头上一把刀，凡事你要学会忍…… 舍儿不知啥时候也醒了，他赤着脚下了床，站在爸爸妈妈的身后，睁大一双惊恐的眼睛。顾维舜伸出一只手，按按他的头，要他跪下，他也顺从地跪下了！ 妈！保佑他吧，你的亲孙子，舍儿……顾维舜又向姨奶奶深深地叩个头，低声哭了起来。 像得了传染病似的，顾维舜划成右派不到一个月的工夫，宝塔集又生出十来个右派来。玉儿妈不再埋怨顾维舜了，她说：我想通了，时局走到这一步，大家都该当右派。右派不为丑，你家有来我家有。少挣几元钱就是了。 可是顾远山不原谅儿子。他一遍又一遍地说：当初我就警告过你们，不要当什么干部。全当耳旁风！现在不是证实了我的话？我对你们说吧，这才是开头呢，从今以后别想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了！特别是你，维禹，你这些年大运和流年都不利…… 一家人都被他讲得心烦，但又没法反驳他。是的，他说得对。今年一开头他就说过了，维舜今年流年不利，以不说不动为好。也不知他是凭什么算出来的，就凭那一本破黄历？ 顾维禹办好了一切交接手续，就要搬往河口镇了。顾维舜心里难过得不行，说，要流放也该流放我，怎么轮上老三呢？搬家的头一天晚上，他跑到维禹家里，向维禹的妻子一连说了好几个对不住，真恨不得要叩头了。维禹说，二哥，我看你现在还没有明白过来。我现在明白了，老爷说得有道理，咱兄弟在集上太惹眼了。一惹眼就遭人妒，就要闯祸。人家要把我弄到河口镇去，是防止我在宝塔集东山再起。这也好，老爷说我生来短命，说不定这一次搬家就把我的命变过来了。人挪活，树挪死嘛！维禹的妻子舍不得离开宝塔集，说本来从县城到这里，就已觉得小，现在要去的河口镇那就更小了。他对她说：要那么大的地方干什么？地方小，我到哪里去你都能找到，我就不敢在外面找相好。妻子被他逗笑了：相好？看你那长相！ 顾维舜的脸上这才有了一点笑。 第二天一早，维禹两口子要动身了，一家人都来送，只是不见顾远山和维舜。顾远山自不必说，是不肯送，流放外地，啥光彩的事？还要送！他叫一家人都不要送的。可是维舜呢？玉儿妈说，他这几天就念叨着这一件事，今天天不亮就起来出门了，我只当他到老三家里来了，会到哪里去呢？算了，别等他啦，自从当上右派，就像掉了魂似的，好像连心肝都叫人掏去了。 原来顾维舜在集头上等着。维禹两口子的行李车一到，他就迎上来，接过车把拉着，一双眼红红的，好像哭过了。 玉儿妈没好气：跟谁钻称秆地去了？难分难舍，眼泡都哭红了！ 顾维舜说：谁还有心肠跟你说笑话！ 玉儿妈说：说笑话？我有心肠说笑话？一家人为你操心，知道你是投河了，还是上吊啦？说着说着，她的眼圈红了。 维禹说：二嫂，二嫂，别说了。二哥，你上哪里去了吗？该跟家里说一声啊！ 维舜说：我去给母亲上坟了，求她老人家原谅，我没照顾好你，还连累了你…… 维禹两口子的眼圈也红了。 维禹说：二哥！俗话说，长兄如父，长嫂如母。你和大哥虽然与我不是同母所生，可是对我一直没有一点外意。别说受了这么一点连累，就是连累再大，我也不怪你。我母亲对你和大哥不好，我心里明白。她老人家的不是，我替她承担啦，也求你和大哥原谅 咋说这些！玉儿妈哭起来了。 谁也不再说话。一支流泪的队伍，一支沉默的队伍。拉着一架车的家当，在扬着尘土的路上缓缓地走，走，走。男人，女人，大人，小孩，全低着头。怕遇上熟人，怕看见生人。太阳像往常一样从东方升起，照着他们的脊背和脖颈，照着他们拉着的家具杂物，照着他们身后的尘土。尘土在阳光下闪烁，五颜六色，比他们的脸色美丽得多。他们靠着路旁的树荫走。阳光透过疏疏的树叶投射过来，结成一张网，将他们罩住。他们走，网也走…… 顾维尧和顾维舜一直把兄弟送到河口镇才回头。回到家里已经黑透黑透。 玉儿妈把一封信塞到顾维舜手里，是玉儿来的。玉儿现在已经是上海的大学生了。信上说，暑假在即，她就要来家度假了。 顾维舜只把信瞄了一遍，就和衣躺了下来，任妻子问信上写些啥，他一句话也不说。他想的是，怎么将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向大学生女儿交代？ 他还是看报的。所以他知道去年春天有一个“鸣放”运动，运动的结果，是揪出了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北京有个储安平，叫着要杀共产党，这个人莫不是吃了老虎头、豹子胆？打死他顾维舜，也不敢说这样的话。他连这样的想法也没有哇！他觉得现在比过去好。过去有土匪，现在没有了。过去捐税多，现在捐税少。过去票子不值钱，现在钱能当钱花了。 可是鬼差神使，他参加了县里的整风会，又在会上说了那几句话。他原来是什么也不准备说的。而且已经坚持了两天了。 老顾啊，带个头吧！不要有顾虑。去年我们是诚心诚意整风的，被右派分子破坏了。现在，我们重新进行整风，边整边改，完成我们既定的计划。什么意见都可以提，我们对人民群众的意见一定会虚心听取的。 顾维舜只是笑：对，对，有啥说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可是党的领导英明伟大，叫我们无话可说啊！ 老顾，还是有顾虑吧？你们兄弟始终是我们依靠的对象，你们一直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这是十分可贵的。可是也正因为这样，才更应该积极帮助党整风呀！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嘛！ 顾维舜还是笑：过奖过奖。旧社会过来的人，旧思想多，勉力而为吧！有很多缺点，很多缺点，也要整风，也要整风。 哈哈！顾维舜同志！你太客气了！小顾，顾维禹同志，你看老顾是不是有顾虑？ 我二哥没顾虑。他确实没有什么意见可提。二哥，要么，你就随便说几句？ 好好，考虑考虑，考虑考虑。 别人考虑好了，先说。 一位年纪和身分与顾维舜差不多的人说，现在有些干部的作风不如以前了。 又一位年纪比顾维舜更大的人说，粮食统购统销搞得过头了，把农民的口粮也统购进去了，弄得一部分农民口粮不足。 好好！主持会议的人说，这样谈很好。我们就希望这样，党内外人士肝胆相照，以诚相待嘛！ 又有人说，党的干部确实不如以前了，以前平等待人，现在有了架子了。 好好！主持会议的人又说。这样谈很好。大家都应该向他们几位学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又有人说。又有人说了。最后剩下了顾氏两兄弟。 二哥，你说吧。 你说吧，老三！ 哈哈！你们兄弟真有意思，还是老家规啊，弟弟敬哥哥，哥哥让弟弟。这叫啥，叫啥？有个专门叫法的。主持会议的人说。 孝梯，叫幸梯。封建，封建。顾维舜谦逊地笑着，心里想着该说的话，想到了苏联花布上。 顾维禹的苏联花布衬衫的领子露在外面，红一块蓝一块的，顾维舜觉得刺眼。记得当初提倡男人穿苏联花布的时候，他就不赞成。男女有别呗！中国古代有红男绿女之说。可是男人穿红，是官服吧？苏联花布太土，太俗，太刺眼，男男女女都穿，满眼都是男不男女不女的人，难看。 不妨就拿这做话题？有人说，这是老大哥的一番好意，却之不恭呀！他说，这也是作生意。供销不协调，供过于求，就变成了倾销，老大哥的一番好意也叫人觉得过分了。可不可以供应一点别的？ 顾维舜奇怪，一切怎么变得那么快。主持会议的人几天前像弥勒佛，笑口常开，几天后就变成关云长，怒目圆睁了。参加会议的人脸也变了，嘻嘻哈哈变成了问声不响，握手寒暄变成了躲躲闪闪。一部分人成了右派，一部分人急着与右派划清界线。 顾维舜，你攻击的只是苏联花布吗？你攻击的是苏联老大哥，我党的国际主义路线。 不不，是是。 顾维舜，你说，解放前你都干了些什么？ 帮工，作生意。 你什么时候参加的国民党？ 不不。 名单在这里。 他想看看那名单，人家不给看。 你与反革命分子杨忠伯、杨孝伯是什么关系？ 孝伯忠伯都是我儿子的干爹，忠伯还是我女儿的老师。 听，叫得多亲热，忠伯，孝伯。 他诚惶诚恐。他汗流如雨。他浑身打颤。他想从地裂缝里钻下去，逃遁到地狱。维禹满面通红地看着他，一句话也不敢说。散会以后，维禹找他，他避开了。他整整三天，茶饭不进。 从县里回到宝塔集，他已不是原来的顾维舜了。再也没人找他去开会。大哥说，集上工商联也开会呢，号召帮党整风。他告诫大哥，千万千万，啥也不要说。大哥说：我会说啥？可是有人说了，说老区长周纯一乱杀人，让人陪斩也是犯法的，说杨大傻子他们几个小孩太冤枉…… 顾维舜真想去告诉那些说话的人，赶紧买张膏药把嘴贴住吧。可是他不敢，人家也不理他。果然，这些说话的人都成右派了。几天前见了他还躲闪甚至嘲笑的人，如今都是一副可怜相，在公共厕所里碰到了，还会给他一个苦笑。唉，人哪！都是这样贱，听人家三句好话，就把自己给卖了。高帽子换成黑帽子，一眨眼的工夫。 顾维舜没有把自己的情况对玉儿说。玉儿是共青团员，学生会的干部，顾家的光荣。爸爸这顶帽子对她会有什么影响，看看小群就知道了。小群现在和妈妈在街上卖针线，永继想跟她定亲，他妈不同意。其实，两个人真匹配。永继中等师范学校毕业以后，在离宝塔集不远的一个小学里教书，一个月也只挣几十块儿。 玉儿妈见丈夫问睡不起，便在旁边唠唠叨叨。怎么，害怕玉儿知道？丑媳妇总得见公婆。谁叫你管人家穿苏联花布的事呢？谁爱穿谁穿去！你天天积极，抢高帽子戴，像抢孝帽子似的。现在嫌头上的帽子压人了？我对玉儿说，你要不要这个爹，随你的便。集上右派多着呢，没见哪一个丢了老婆儿女的！ 你不要逼孩子，她要进步。顾维舜恳求妻子。 进步？你和老三不是要进步还到不了这一步。这话是我说的：家里人从今以后谁也不许进步了。对舍儿，我要管紧他，给我好好地念书！上头讲啥也别信！玉儿妈说。 好了好了，随你怎么说吧。我在外头不得清静，在家里也不得清静吗？顾维舜烦了。都是你自己找来的！起来！脱了衣服洗了脸洗了脚再睡！没见过你这样的男人，一点小事就吓破了胆。 你是不挑担子不吃力呀！顾维舜一边起来洗脸一边说，当了右派分子，这事儿还小？ 说你的混帐话！你挑多少斤我挑多少斤，连洗脸洗脚水都送到你跟前，挑得还轻？啥了不起的事情，右派右派，人家不提，你自己偏挂在嘴上。当个屁放了它！照样吃饭睡觉。东头那个年轻猴儿，当了右派还照样生个胖儿子。右派！没比哪个男人少一点儿。 顾维舜终于被妻子骂笑了。 我和玉儿原是报考一所大学的，她学文学，我学历史。但结果我因分数不够被分配到省立师院。我们已经两年不见了。去年暑假，我们约好了一起回乡，但因学校里开展反右斗争，两人都不能回来。今年她又写信约我一起回乡，但由于不想说明的原因，我回避了。我比她早几天回到宝塔集。 玉儿到家的第二天，便到我家里找我，要我和她一起到区里去一次，问问她父亲是什么原因成为右派的。有什么好问的呢？我说。她说，不，我一定要问清楚，因为我认为爸爸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他给我写了那么多信，都鼓励我听党的话，好好学习，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我问玉儿：你看我会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她说：哎呀，你开什么心啊？我说，好，你去吧，我不去。恐怕区里领导也不想见到我。 不一会儿，玉儿便回来了，坐下来就流泪。我以为他们会对我说实话的，谁知他们那样对待我，好像我是一个奸细。回家问你父亲去，他犯的罪他自己不知道？他们说。你看，我自讨了一场没趣。 别哭了，准备跟你爸爸划清界限吧！我冷冷地说。 怎么划？玉儿问。爸爸也这样说，要是怕影响你的前途，你就跟我脱离父女关系吧！父女关系怎么脱离呀！你知道我爸爸脾气好，从来不打骂我们。那回我把合儿的门牙都摔掉了，他也舍不得动我一指头。 玉儿越哭越厉害，惊动了睡午睡的奶奶，爬起来问：翠儿欺负玉儿了？我说，她哭她爸成了右派，奶奶，你也该为我哭。奶奶说，你自作自受，我才不给你哭呢！ 玉儿止住了泪，挣大一双近视眼，问我：真的，你？ 我点点头。 你为啥呢？玉儿问。 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抱不平。我说。 说详细一点。玉儿说。 不想说，认罪的时候说够了。我说。 奶奶点点我的额头：你呀，从来就喜欢逞能，给人家打个什么抱不平？你知道人家姓胡的是胖子还是瘦子？又跟他没亲没故。 奶奶，你不懂。我摆脱了奶奶的手。 我发觉，我的脾气变坏了。当了右派，被开除学籍回到家里，家里人还是像往常一样接待了我，没有盘问，也没有埋怨，奶奶甚至说，这正合她意，女孩子读个什么大学。可是我却不能像以前那样和他们相处了。我想着我的前途，我的男友。 真想不到，你也——玉儿说。 我也——你想不到的事情多着呢？玉儿，你回家去吧，我要写封信。 奶奶骂我：翠儿，怎么敢这样啊？ 我没回答。玉儿僵坐了一会儿，便告辞了。这一个暑假，我再也没有见到她。 奶奶和父母叫我去找大姊夫周纯一，求他替我找一份工作，到外地去，免得在家门口，让人家背地里议论。我只得去。大姊夫现在是县里的工业局长，手下大大小小有不少单位，安排个把人应该是不难的。我二姊的工作就是由他安排的，而且不久前又给二姊攀了一门好亲戚。 找我？要我帮助你逃避监督改造？周纯一回答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样的。我原来对他的印象还不坏，现在这好印象一丝也没有了。 我说，是家里人要我来找你的。周纯一不管，继续训斥我：当初你向党进攻的时候为什么不来找找我，问问我镇压反革命对不对？你知道不知道宝塔集上的右派分子是怎么进攻我的？叫我小阎王I你还算讲点情面，没跟他们一起向我进攻，对不对？我就等着你来攻击我呢！找我？你有种反党，就该有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改造！ 我转身就走了。大姊抹着眼泪追出来，往我手里塞了二十元钱，说大姊夫正在气头上，过一阵子等他消消气你再来。我说，我不会来了。我下乡劳动去。你下去劳动，可是他呢？姓什么？姓高？大姊说。 别提这事！我大叫一声，挣脱姊姊跑了。我不愿任何人跟我提起他，我的男友高凡。我已经写信告诉他，为了他，也为了我，我要与他断绝关系。我不想成为别人的负担。我像等待判决一样等待着他的回音。 我把大姊夫的态度告诉家里，奶奶把周纯一骂了一顿。她说，不靠他，就不靠他，天无绝人之路，慢慢等吧！找到合适的地方，你就劳动去，找不到呢，就在家里住着，有我活着，就没人敢多嫌你。再过两年找个婆家，就啥事也没有了！ 我成了无业游民，一天到晚间在家里，除了洗衣洗菜，不到外面去。一天在河底洗衣，碰到玉儿妈，她说玉儿现在给家里写信更勤了，差不多六七天就要寄一封厚厚的信来，劝她爸爸认罪服罪，好好改造。她爸看了只叹气。 我觉得玉儿单纯得可爱，真想给她写封信，劝她不要把父亲当假想敌了，但终于没写。 在那一段日子里，经常来看我的只有小群了。我发现小群老得很快。买不起新衣服，净穿她妈的旧衣服，大襟衫穿在她身上，很不协调。可是看来小群也习惯了。好像也开朗了许多。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她说得多，我说得少。她说来说去只有一件事，永继，永继。 翠儿，你说，大地方的人也这样，不许跟俺这样的人订亲？永继每次来看我，都是偷偷摸摸的，俺妈也不让我见他。翠儿，你说我该不该见？翠儿，今天永继给我一封信，叫我到他家里去，是不是他妈回心转意了？诸如此类的问题，一大堆，我总是高兴就回答，不高兴就不理。她也不见怪，还是来找我说。她说，除了我，她没有什么人可以叙叙的。别人都怕连累，只有我，不怕她连累。 一天，奶奶拍着巴掌说：好了，这一下子小群有救了。永继也补成个右派了。 我要问个究竟，便去小群家探听消息。 小群的脸上竟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欢乐。见到我，她像报喜似的对我说：永继也当右派了！ 我叫她说仔细。她说她也说不仔细。只听永继说，咱县里右派分子还不够数，有指标呢！所以要补几个。补谁呢？当然永继最适合。他家庭成分不好，爷爷叔叔都是劳改犯，爸爸又死得不明不白。他自己呢，也不要求进步，和我这个不干不净的人恋爱…… 这都是谁说的？我问。 永继的领导！小群说。 永继就同意了？我问。 不同意也得同意。他说，这事儿说不定是祸是福，少拿几元钱工资，能和我结婚也是值得的。小群说。 那他妈呢？他妈不会拦他了？我问。 不知道。翠儿，我跟你一起去看看他妈，好吗？ 好吧！我答应了。 永继一家三口，自从五四年大水以后一直住在我们院子里一间小屋里，为了多收几元房钱，她们不想住得宽敞些。已经完全是一个穷人的家了。墙壁东歪西倒，被烟熏得黑黑的。没有什么家具，一张大床和一张小床上铺着几条破旧不堪的被子。两个女人睡大床，小床是永继的。我们进去的时候，永继妈和她婆婆都睡着，一个头痛，一个腰痛，都哼哼唧唧的。 永继妈一见小群就把脸挂下来。说永继不在家。小群不在乎，说：婶，我是来看你和奶奶的。说着就在灶前坐下，引火烧茶水。 茶水端到面前，永继妈才从床上坐起来，也叫我和小群在永继的小床上坐下，然后对我说：翠儿，你说俺永继的命咋这么苦啊？我说，是啊，也真想不到。永继妈不满地瞟了小群一眼：不知他喝了谁的迷魂药了！依我，就不认这个账！小群马上辩解说：婶，我也是这样劝他的呀，可是人家领导不肯。永继妈说：你多啥心？我又没怪你。到了这一步，也只能认命了。小群，明天你到乡下学校里去看看他吧，别把他忧愁坏了。一直对我们不理不睬大声哼哼着的蓝二奶奶这时也一骨碌爬起来，一把抓住小群的手：我儿！我早就说过了，你就是我们的孙子媳妇。歪瓜配瘪枣就歪瓜配瘪枣，只要能生儿育女。等我跟他妈病好了，就给你们办喜事。谁要是敢说句不中听的话，我骂他祖宗十八辈！ 小群的脸上放了光，我也舒了一口气。这时候，我觉得小群是幸福的。 与宝塔集相比，河口镇实在太小了。小镇只有一条街，实际上只是一条路。通往县城的公路两边盖了两排茅草房，开了几间小店铺，店铺的柜台都是土坯垒的，卖些油盐酱醋、大饼油条之类和肥皂草纸，刷把扫帚之类，最大的商店要算顾维禹所在的供销合作社了。全镇几十户人家，站在家门口，可以从东望到西，从西望到东，张家的烟囱口冒烟，李家的两口子打架，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顾维禹夫妇即使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也过得相当甜蜜，因为顾维禹妻子怀孕了。河口镇真是个好地方，公鸡到这里也会下蛋呢！顾维禹听到妻子怀孕时高兴地叫着，赢得妻子一顿捶打。妻子也高兴，结婚七八年了，没有孩子，她怀疑自己没有生育能力，哭过。维禹那时安慰她，说都怪你的婆婆，就是我的妈，待大哥二哥他们太坏了。老天爷罚我绝后。不关你的事。三门合一子，有个舍儿也不错。她现在才看出来，他以前说的是假话，他也想有个孩子。 两口子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到孩子身上了，一下班，顾维禹就往家里跑，与妻子一起为孩子准备尿布、小衣小裤，他的手比妻子还灵巧，所以他要跟妻子换个位：你当爹我当妈。 这几天下雨，顾维禹更是不到下班时候就想家了，房子不行，他怕妻子应付不了。果然，妻子找到了供销社，对他说，房子漏雨。供销社一共三个人，除他之外都不在，他把门一锁便回家修房子去了。忙完了，他才猛然想起，有一笔现款该解到银行，已经来不及了。店里没有保险柜，他想把它拿到家里来保管，哪知他赶到店里的时候，钱已经不见了。一千多元钱哪！ 顾维禹不敢打顿，向供销社领导报告，领导又向县里公安局报案。公安局立即就派人下来要顾维禹详详细细交代事情发生的经过。经过就是那么多，几句话就讲完了，可是人家不信，把他看了起来。顾维禹觉得来者不善，马上叫妻子到宝塔集，给两个哥哥报个信。 顾维尧和顾维舜都埋怨老三粗心。老三的妻子为丈夫辩护，说房子实在漏得不行，床上也漏湿了。这样的秋风秋雨，不及时把房子修好，淋塌了怎么办呢？ 顾维尧和顾维舜看着挺着大肚子的弟媳，便不再埋怨了。维尧说，不是已经报案了吗？等公安局查清楚就是了。维舜说，怕不能光等呀，这种时候，谁知道人家会想到哪里去？要先想办法把这笔钱补上，再慢慢地等破案。可是到哪里去找这笔钱呢？ 一家人都愁死了。 维尧的妻子说：去问问老爷？他身上还有多少钱，先借他的。玉儿妈说：问他？他能拿出一分钱，算我说错了！维禹的妻子也说间老爷是白搭，他从来不喜欢老三。维舜说，不管他肯不肯，都得跟他讲一声，虎毒还不吃子呢，他总不能把亲生儿子往死路上推。 当时顾远山正住在玉儿家，一天到晚像新娘子似的把自己关在屋里。吃饭的时候开门，让儿孙们把饭送进去。现在，玉儿家的生活已经相当清苦了。不但吃不起细粮，有时还得掺点红芋叶、芝麻叶。可是顾远山坚持“食不厌精”，非细粮不吃。每天早晚，玉儿妈叫舍儿去给他买两个姚哑吧的馒头，中午则给他蒸一碗米饭。舍儿常常对着爷爷的饭食咬手指头，恨不得嗓子眼儿里伸出一把手，可是爷爷好像从来看不见这情景，从来不问一声：舍儿吃不吃？气得舍儿在爷爷门外唱：尖头鼠，鼠头尖，关起门子吃干饭。蝇子叮吃半粒米，掂起竿子撵十里。不是碗碴子割了脚，再撵十里也不多。 说什么玉儿婶子也不肯去见公公。玉儿妈说，他看见你怀着身子，也许会念起婆婆的旧情。玉儿婶子说，不行，我看见他就发抖。无奈，维舜和玉儿妈一起去了。 不是吃饭的时候，顾远山的门关着，一个人在屋里来来回回地踱步，嘴里不时地自言自语，语音含糊，谁也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顾维舜在门外叫了一声爸，顾远山的脚步停了一下，并不答话。玉儿妈又叫了一声“他爷”，他才把门打开了。 老三出了点事儿。顾维舜说。 顾远山哼了一声，依旧踱步。他那间小屋只有十来个平方米，他那样高大的个子，三步两步就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了。可是看样子他的踱步连十平方米的地方都用不着，只要三步长的直线就够了。他只是从南到北地踱，从门口到窗口，然后转身，再从窗口到门口，然后再转身。脚步大小差不多，脚印和脚印大概可以重叠了。 丢了钱，公款。顾维舜又说。 顾远山这才在门口停下来，朝儿子媳妇看一眼，又哼一声。 数目不小呀！顾维舜又说。 顾远山又从门口踱到窗口，站住，儿子、媳妇赶紧跟着调整了自己的位置，在他的东侧站定，等他说话，他还是不说话。 玉儿婶子来了，她怀了身孕，我去叫她来见你。玉儿妈说。顾维舜趁机把玉儿婶子说的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玉儿婶子来了，没开口便哭起来。 顾远山朝玉儿婶突出的肚子看了一眼，没流露出任何表情，只是问：你们找我干什么？一人做事一人当，跟我有什么关系？ 怕老三受苦。顾维舜说。 他自作自受！我早就说过了，他的命不好，运也不好，叫他躲，他不听我的。哼，解放了，解放了就可以父不父、子不子了？我原以为到我死了之后你们才会遭报应的，没想到我活着的时候报应就来了。顾远山又踱起步来，像对着墙壁说话。 玉儿婶子放声哭起来了，要跪下来求公公，只是肚子大，跪不下来，便叫喊：爸，帮帮他吧，我给你磕头了！ 顾维舜见弟媳这样，便叫玉儿妈把弟媳领出去歇着，由他慢慢地求父亲。玉儿妈在门口恨恨地小声说：你还去跪吧！跪断了腿他也不会给你一分钱的！ 顾维舜果然又回到父亲屋里跪下来，求父亲把自己的钱拿出来给老三补漏洞，等以后由他还给父亲。 顾远山不等儿子把话说完就恼了：主意打到我头上来了！出事了，丢钱了！想起有个老子了！哼哼！我知道你们讲的是真是假？你们弟兄是看着我手里有几个钱不舒坦吧？一定要把我挤干净了才甘心。 儿子们什么时候说过谎呢？顾维舜说。 什么时候？还要问我？从来就没人对我说过真话。维禹真的丢了钱包也不关我的事，你们弟兄们帮他还去。顾远山说，背靠着门，眼望着窗。 儿子们现在在难中，为父亲的不能见死不救。顾维舜自个儿站了起来，语气也不那么恭顺了。 你们在难中找我，我在难中找过谁？我留下的是保命钱，看你们现在这个样子，将来谁能养活我？现在吃你们一点饭，就看不到你们的好脸色，吃饭的时候，故意让孩子看着我，叫我难以下咽。我就是要下咽，让你们知道，我不怕你们那一套！不养我老还要找我要钱，你们不觉得羞耻吗？ 顾维舜听见父亲说出这样的话来，泪水顺着腮帮往下流。有生以来，他第一次对父亲产生了怨恨情绪。他不再恳求，一声不响地从父亲房里走出来，重重地碰上了父亲的房门。 玉儿婶子一个劲儿地哭。顾维舜找来了大女婿，让他先把婶于送回河口镇，自己去想办法。他对弟媳说，你叫老三放宽心，我和老大就是摔锅卖铁，倾家荡产，也要给他想办法。别说是骨肉亲情，就是街坊邻居有难，我也不能不帮呀！ 玉儿婶子挂牵丈夫，便回去了。 见到书元的时候，我差不多惊呆了。 我在家里实在找不到生活的门路，又不肯总是依靠父母，便做起了小商贩来。贩卖鱼虾蔬菜。宝塔集是产鱼的地方，各种鱼鲜都非常便宜，我便每天天不亮就到河沿，买一些鱼虾到不靠河的集镇上去卖，也能顾得上自己。那天我觉得脚底很有力气，天又好，不觉就走得远了一点，足足走了七十里，出了县了。我毫无顾忌地沿街叫卖：淮河的鲜鱼，淮河的鲜鱼！没人买鱼。我正想往回走，忽听得后面有人叫一声卖鱼的！我回头一看，只见一个粗大的汉子站在我面前，穿一身破烂衣裳，一顶破草帽遮住了他大半个脸。买鱼？我问。他摇摇头，破草帽的边缘被他摇得挂下一缕，他把它揪断，丢在地上。吃不起鱼，他说。那喊我干啥？我挑着担子要回头走，他把我筐子的绳索抓住了：你是不是宝塔集人？叫翠儿？我停住脚，仔细地看着他，他脱下破草帽，我认出他来了：书元哥啊！我高兴得差一点把筐子里的鱼甩出去。 书元见我的鱼还剩下很多，便说，天也不早了，你这些鱼今天也卖不掉了，明天再卖吧。今晚就到我家住下。我家离这不远，十几里地。说罢，不等我回答，他就将自己手里的竹篮交给我，自己替我挑起了鱼。 一路上，书元对我说，那年他与二呆一起逃出了宝塔集，一路讨饭，到了这里。在街上，他们碰见了收破烂换针线的老头，很有趣，他头上还拖个小辫子，像根狗尾巴草，手里拿两根梆子，一路走，一路唱莲花落，若是有人将破烂卖给他，他就放下担子，在人家门口扭一阵，唱一段。他唱的都是身边的事情，男女的事情，所以大家都爱听。都叫他张疯子。哥俩跟着他的担子走了好几个地方，混熟了，便将自己的身世告诉了他。他便收哥俩当了徒弟。于是，他们兄弟两个都学会了唱莲花落。我叫书元唱一段给我听听，他笑了：不能唱给你姑娘家听呢！我说，那你们在外面唱，就没有姑娘家听吗？他说，咋没有呢！不认识的人，管她呢！就那，我看见大姑娘的时候也挑着唱，要不，人家一听见“荤”的就跑了，有的还骂。 我跟书元到了他们的家——两间茅草屋。五０年土改的时候，张疯子领他们哥俩在这里落了户。 我想象中的张疯子是一个衣着破烂，形容狠琐的小老头。一见面才知道自己想错了。他长得相当体面，身体硬朗，齿牙齐全，看上去颇有几分仙气。衣服确实破烂得很，只是打补得十分整齐，好像是故意用各种布拼成的百袖衣。他一见我，就“哎哟”一声，问：这是谁家的俊闺女？他的声音我不喜欢，有几分女人气。大概是与女人打交道太多养成的。书元说：是宝塔集上的翠儿。他调皮地在书无脸上看了好一会儿，把书元的脸都看红了，然后又看我，连声地夸：好俊，好俊！看，那是头，那是脸，那是鼻子那是眼，樱桃小口一点点。我的脸也被他唱红了。书元说：疯大爷，别唱了！这是我妹子。他这才停住唱，问：是顾家的？ 不是，是李家的。顾家的三姊妹，大的嫁了，老二还在念高中，老三在上海念大学了。书元说。 张疯子说：怎么，老三比老二上学上得高？ 我说，老二上学晚，是解放后才开始念书的。 张疯子噢噢几声，又唱起来：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顾家女儿能念书，两个小子不能容。大呆二呆生得贱，跟我老头收破烂。 真疯。书元说。 你说疯，俺就疯。真疯假疯难分清。 疯大爷哎，别唱了，人家不爱听。书元恳求张疯子。 不爱听也得听，疯子念的是真经。真经本自心里出，投师拜佛学不成。学不成，你别学，跟俺满街收破鞋。一双鞋底换包针，一双破袜换条线，收破烂，卖针线，一担破烂金不换。 我被张疯子唱笑了，问他高寿。八十八了，他说，吓得我伸舌头。不像，你看上去至多七十岁，我说。他笑了起来：废物，阎王爷都看我没用了。阎王想，这个疯老头能干啥？当判官呢，不够格；当小鬼吧，不灵活。多个死鬼多张嘴，留我在阳世受折磨。 老人只顾自己疯，书元无奈，只得自己去烧茶水给我喝。 怎么不见二呆啊？我问。 书元叹了一口气，说：没法说。二呆一次边唱边扭的时候，不小心摔断了一条腿，瘸了。蹲在家里种地使不上力，又流浪惯了，便一个人出去云天雾地里闯荡，说不定啥时候来家看看，现在不知又到哪里去了。 我在书元家住了一晚。他们爷俩连张床都没有，只用土坯围出一块地方，上面铺了点草，当做床。一条破被硬得像石头。他们把铺和被都让给了我，自己在灶间又铺了一张铺，胡乱盖些衣服。我睡不着，书元陪我叙了大半夜，疯老头却是倒地就扯呼，呼声像炸雷。我说，疯大爷的心像是很宽的。书元说，是的。不论走到哪里，他都没有睡不着的时候，所以身体好。我说：看起来还是不识字好，一念书心事就多了。书元说：翠儿！这一回你可说错了，你当俺疯大爷不识字？前清的时候他差一点中了秀才呢！ 呀！我吃惊，催着书元给我细讲。书元说，他也讲不细，只知道他与捻军有什么关系。我是学历史的，一听到疯老头与捻军有关系，更有兴趣，让书无尽量想，老头平时向他透露了什么。没等书元想出什么来，疯老头自己开腔了：翠儿，咋喜欢打听这些古事呢？ 哎呀，疯大爷，你没睡着？我问。 两只眼睡了，两只耳朵醒着呢！他说。 那你给我讲讲吧。 唉，长远了，都忘了。说罢，他又打起呼噜来。 书元小声说，他不肯讲呢！好像是光绪二十四年的事。那时候，涡阳县连年歉收，农民吃不上饭。可是知县为了升官请赏，不但不向上面报灾情，反而报连年丰收。他叫官吏带着绳子、木枷下乡逼钱要粮，谁个不给，就严刑拷打。老百姓被逼得没办法了，就起来造反。领头的是捻军的余党刘疙瘩。结果败给官府。疯大爷当时也跟着刘疙瘩的队伍一起混了几天，后来害怕受害，便隐姓埋名逃了出来。疯大爷说，那时候清兵杀人如麻，尸横遍野，惨得很。还说，当时清朝官兵剖开十多个死尸的肚子，看见死人肚里都是杂草，没有一点粮食。你看可怜不可怜？官逼民反哪！ 那他为啥至今还留个小辫子呢？我问。 他说他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书元说。 这些年就没人管他的辫子？ 他疯疯癫癫的，谁管他。 太有意思了！我兴奋得叫起来。 还有意思呢，打了一辈子光棍，没儿没女的。书元说。 谁说我没儿？你不是的？疯大爷又听见了我们的对话，女吗？也就要有了。翠儿，是吧？ 是的，大爷，我正找不到地方劳动呢，到你们这里来吧！我说。 书元当我说笑话，我便把自己的状况向他实说了。他叹了一口气，说：想不到你也这么苦。真没地方去，就到俺这里来吧，我把你当亲妹妹。我说得回去给家里商议商议，还要问问你们队上收不收。书元说，这里的事好说，我跟俺队队长不错。 回宝塔集的时候，我真感到前所未有的轻快。 顾维舜和顾维尧弟兄像没头苍蝇似的到处乱撞，借得的钱还不足三百元。集上有钱的人实在不多，再加上顾维舜现在的身分，到哪里借去？眼看着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河口镇带来口信说，顾维禹的两间破屋已经被公安局抄查过了。顾家人真是走投无路啊！这天夜里，顾维舜对妻子说：我一辈子没动过不好的念头，可是现在真想当小偷，去偷老爷腰间的那个钱包。老爷…… 顾维舜话没说完，忽听得西屋里老爷发出一声怪叫：钱，我有钱！把他吓了一大跳，也不敢再把话说下去，只有长吁短叹，怪自己无能了。玉儿妈说，实在没办法，只有一条路，借印子钱。知道大杆子家里吗？她男人虽说死了，她手里却留有几个钱，暗中在外头放着，一加一的利。要不她一个女人带个儿子，指望啥吃喝？顾维舜说：这要是给人知道了……玉儿妈用脚踢了他一下：你就这么胆小！谁能知道？人家放债这么多年，瞒上不瞒下。 维舜，维舜，快起来！维禹出事了！是老头子的声音，说话间，他已经到了堂屋门口了。 顾维舜连忙爬起来，开门问出了什么事。顾远山说，他刚才作了一个梦，梦见维禹浑身水淋淋地站在他面前，说：我让你咒死了。你舍得一个儿子，舍不得那几个钱。他连忙把钱包递给维禹，说我有钱，我有钱，可是维禹不要，扑通一声又跳到河里了。他起来卜了一卦，维禹凶多吉少。你快去看看吧！他对维舜说。 顾维舜吓得浑身发抖，接连打了几个喷嚏。玉儿妈赶紧拿了一件棉袄走出来，说刚才她也是一阵心跳，怕是真的出事了。顾维舜更害怕了，连忙点上灯笼去找大哥，要一起往河口镇去看看。 在一家人为他心惊肉跳的时候，顾维禹在关押他的小屋里已经踱完了一万步，熄灭了一百支烟头，下定决心了。小屋外不远处是一条小沟，深不足一人，但只要扑下去不动，还是能淹死的。这一点，他已经反复思量过。而且，走出门，往小沟里一扑，不会有人注意。看管他的人住在隔壁那间屋，知道他每天夜里到沟边解搜。 他在沟边站了一会儿，不知道该不该回去和妻子道一声别，或者隔着窗再听听妻子的呼吸，隔壁的眼睛便注意到他站立的时间太久，问：还没好吗？好了。他回答，回到了屋里。等到隔壁又响起鼾声的时候，他又悄悄地走出来，什么也不再想，便扑了下去 过几天就是干家万户团圆的节日：旧历八月十五了。顾维禹没有忘记。桌上的香烟盒上写满了“中秋”“团圆”的字样，一个挨着一个，一个叠着一个。 顾维尧和顾维舜正要上路的时候，河口镇报信的人就到了，是维禹的妻子托来的。顾家人一听维禹走了绝路，先是一愣，接着便一齐放声哭起来了。顾远山呵道：糊涂东西，还不快去！顾维尧和顾维舜马上提着灯笼先走了，嘱咐他们的妻子随后跟去。 维尧、维舜赶到河口镇的时候，对于顾维禹畏罪自杀的现场声讨会已经开始了。尸首在沟边躺着，盖上了一张芦席，维禹的妻子坐在尸首边饮泣，不敢放声大哭，怕扰乱了声讨会。小镇上的人们似乎都没有经过这样的世面，一个个睁着眼、张着嘴，看着尸首，看着怀孕的寡妇，看着滔滔不绝地宣讲着什么的会议主持者，小声地议论。而维禹的妻子，终因见到亲人的到来而发出了震人心肺的嚎叫。但不一会儿，一切又复归于平静，唯有会议主持者的壮严的宣布在空气中传播着：对这样的畏罪自杀的分子（这些年，人们开始习惯，把人叫作分子：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右派分子，自然而然，人们明白，被称为分子的都不是好东西。知识分子的不受欢迎，是不是受这分子意义不明确的株连呢？未有人考证过），不准盛棺造坟，只能就地软埋。顾维禹的家属，听到了没有？维尧维舜哥儿俩一起连声唯唯。 等开会的人都走了，顾家两兄弟便去借锹，准备挖坑了。维禹的妻子在地上哭着打滚：不能就这样埋了呀！不能就这样埋了呀！哥儿俩见此情景，便顾不得顾家的礼教，一人一只胳膊把弟媳拉起来，一步一挨地把她送回家。然后再去借锹、挖坑，把湿淋淋的尸首推进坑里。 顾家人自然不敢挂白作丧事，只能关起门来饮泣。一家人能回来的也都回来了，美儿和她的女婿，上高中三年级的德儿舍儿，都聚在家里，玉几处，发了一封信去，报丧，也说明原委。顾远山破例地和一家人一起坐了一天，安慰玉儿婶子说：命该如此，哭也没用。好在你们已经有了孩子，等孩子生下来，你就好生守着吧！玉儿婶子摸着自己的肚子，想起丈夫的种种好处，哭得更厉害了。 当晚，顾家早早地关门闭户，顾维舜找出了三支卫生香，一张黄裱纸，写上维禹的生辰八字，烧了，让同辈人和小辈人叩了头，然后与维尧拎了一叠黄纸，到母亲的坟地里去偷偷地上了一次坟。 顾远山又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拿出自己珍藏的小折子，研墨执笔，在维禹的名下写下一行小字：二十八岁夭折。 从那以后，玉儿婶子就在玉儿家住下来。他们一家人对谁也不说顾维禹死前的详细情况，直到偷钱的小贼被抓住，证明了维禹一身清白的时候，才略微透露一点，说当时维禹被关押的时候，公安局的人用了各种办法要他承认，钱是他偷的，而且是因为二哥被划为右派而心怀不满，有意破坏。至于用了什么办法要他招供，却仍然不肯细说。 ------------------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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