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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下乡赶上了大跃进年代。 队长是一个年轻人,比我大不了几岁,可是在村里辈分很高,疯老头称他兄弟,我和书元就要称他叔了。他没有为难我,只是看见我的时候皱了皱眉头。原来你长得这样!这样能干啥?大炼钢铁?大修水利?要么去食堂吧?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眼睛只看书元。书元说,就去食堂吧! 乡下也要办食堂了吗?我问。我知道,自今年秋天某地办了一个食堂以后,全国都刮起了大办食堂的热风,宝塔集也正准备着呢!奶奶想不通,说女人女人,就要在家里烧锅做饭,不做饭,干啥?吃饱了等饿?扯老婆舌子翻瞎话?来动员的人说:旧脑筋了,老奶奶,现在妇女能顶半边天了,能干的事情很多,大办钢铁,大办粮食,大办……消灭四害!奶奶还是咂嘴,说男人女人不归家,不是一家人却一个锅里挖勺子,早晚要出事的。也不知宝塔集的食堂到底办不办。 队长长着一对精明的小眼睛,看人的时候喜欢将目光往下射,而且总带着几分嘲讽的味道。他只用这种目光扫了我一下,我便脸红了,我觉得他在说:你是天上掉下来的?连这也不知道?但他没有这样说,而是又将目光射向书元,说:都得办。操他妈,啥事?急得不能行,限时限刻。农民不种地,去砸锅炼铁;女人不做饭,去吃食堂。要那么多的钢干啥,没有粮食能吃钢吗?他说话的时候不停地吐口水,不知是由于唾液太多,还是感情的表露。 我说,钢铁是工业化的基础。没有钢铁什么也办不成。 熊!我看是瞎折腾。办,办食堂!队长说。 灶呢?家家的灶都要拆?书元问。 不拆能行吗?要来检查的。说灶土肥田,积肥和大办食堂可以互相促进。我们要留几家灶,其余都拆了吧。队长说。 我当上了烧饭师傅,开始在灶下烧火,后来站在寓口打饭。我打饭认碗不认人,不论是干部还是社员,一律公平对待,社员都说我不错。可是不到一个月,我就被从食堂调开了。上头来人视察,知道我是一个右派分子,说太危险了,要是她在饭菜里放毒怎么办?队长太缺乏阶级警惕性了。队长又在背后吐了一口唾沫,骂了一句“熊!”,但还是把我撤了下来。不撤不行,他说,他们还要来查的。要是这件事让他给抓住了辫子,其余的事都要被他们抓住了。多少事上我都把他们哄过去了,比方拆村并村,说是为了反对宗法制,一定要把张庄的人搬几家到李庄,李庄的人搬几家到赵庄。弄得乱七八糟,多少人坐在自己房基上哭,房子硬给扒了!我没干,我对他们说,我们队一共十几人家,已经有三户外来人了,我把书元算成两户,你来了,又是一户。他们知道个屁! 我又被派去放牛,和疯大爷在一起。疯大爷很照顾我,除了叫我帮他铡草,旁的活都不叫我干。所以我凑合着还能干下去。队上人一个个都忙得脚底板不沾地,我和疯大爷算是比较清闲的。有时候,还有说闲话的工夫。我发现,疯大爷肚子里装满了故事,特别是关于捻军的。他叫捻军的头目张乐行为“乐老头”,好像亲得没出五服。我问他书元可不可能是张乐行的后代,他说:扯他的淡!乐老头一家差不多都死绝了,惨哪!同治二年,乐老头率领一千多人马和清朝僧格林沁决战,败了,只领了二十多人跑到老捻子李小四家去避难,谁知道李小四这个孬种已经投降了,跑到朝廷去告密,第二天天不亮,乐老头他们就被抓了,不几天,就被杀了。乐老头被凌迟,凌迟,懂吗? 我点点头。他还要解释: 大卸八块呀!凌迟之前,还用一根铁钩子从乐老头屁眼儿里捅进去,把他的肠子一古脑儿勾出来……惨哪!造反?造反就落得这个下场。 我想起自己看见过的杀人景象,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乐老头只有一个儿子,死了。他的兄弟张敏行有五个儿子,也都死了,只有第三个儿子张琛留下了一条根——他的儿子张本立。这条根留下来也不容易呀。当时,张琛的老婆侯氏被关在毫州监狱,正怀着身孕,朝廷说,要是生个女孩,就只杀侯氏,放婴儿一条生路,要是生个男孩,就和他娘一起处死。毫州有个姓段的大户,和乐老头不错,便去买通看管侯氏的狱吏,对他说,要是侯氏生了男孩,你把他抱给我,我有重谢;要是你报了官,让张氏断了根,看我怎么治你。结果那狱吏帮了忙。听老辈人说,侯氏分娩那天,段大户到狱中去领那男孩,他把血糊流拉的小孩托在手里——他故意不洗,一路走,一路叫,看,女孩,女孩!一来那孩子太脏,没人愿意细看,二来段大户用大拇指按住了孩子的小鸟儿,就混过去了。等到官府害怕上当,想到再查的时候,小孩子已经送走,那段大户也自尽了。他怕官府报复呀!张本立在别人家里养活到十几岁,才知道自己的家世,归回张老家。后来他为自己屈死的先人下葬,多少顶棺材呀,可怜里面全是空的,尸首早烂了!惨呀!造反就落得这个下场! 这样说,书元不可能是张乐行的后代。我说。 那敢情。不过那时姓张的人多,大都跟乐老头造了反,以后七零八落,谁知道谁跑到哪里去了?疯大爷说。 疯大爷的故事,激起了我研究捻军的兴趣。但是现在,当然谈不上什么研究,我唯一的任务是劳动改造。 一天,我刚刚和疯大爷一起清除了牛栏,满腿的牛粪,浑身的草,两个小辫子也散了。找不到头绳,也找不到橡皮筋,我便拾起两根稻草把辫子扎上了。正想到沟边去洗洗手脸,有人在背后叫住了我。天呀,高凡来了! 我把脚往地皮里蹭,手朝身后边背。一个姑娘在这种情况下会见情人,谁能说出是什么滋味?眼泪在我眼圈里转,我拼命忍住,不让它掉下来。 为什么不和我打个招呼就来了?我问他。 打招呼怕你不见我。这些时候,你信里都写些什么呀?我还是那句话,你就是当了右派分子,还是我的好朋友。我毕业了,已经分配,我要求到云南边区去。我想跟你结婚,然后把你带到云南去。他说。 我不知所措。我还没有想到过结婚的可能。只有在夜深人静,睡在那松软的草铺上,听着外间两个男人的鼾声的时候,我才会想到这种事上来,但也只是一闪而过的想法罢了。队长说,可以给我另外盖间屋,我不肯,觉得住在书元家安全。队上有个讨不起老婆的人,常常往人家妇女家里钻,人家的丈夫在家的时候他也去。被人抓住了,便给他一顿打,打得可怜,叫他叫爹便叫爹,叫他装驴叫便装驴叫。可是脸上的青块未消,他的毛病又犯了。队长拉着他的耳朵,笑着骂他:×你奶奶,你还能学成个人样吗?他叫队长叔,说:叔!你不能这样骂我,骂我妈吧!你不知道没女人的苦,问问书元就知道了。耳朵都快给揪下来了,他还嘻嘻地笑,好像那些拳头是给他抓痒的,那些唾沫是给他洗脸的。书元从来不让他进我们家门。书元像我的一尊保护神。有时,听到书元的鼾声的时候,我会想到一个奇怪的问题:要是我没有高凡,会不会嫁给这个人? 我决定请几天假和高凡一起回宝塔集。就是结婚,也得从宝塔集打证明才能去登记。因为我户口没有迁到乡下来,我算下放劳动改造,也算集上支援农业大跃进下来的。队长不大情愿放我走,但看见高凡站在我身边,只好摆摆手:去吧,去吧!快去快回。缺劳力呢!马上又要大修水利了。所有的劳力都要去。×他妈,人又不是铁打的。 我到沟边洗洗手脸,就跟高凡走了。我多么想像在学校里那样,亲热地挽起他的手臂。可是我不敢,我自惭形秽。他的穿着虽然朴素,但是整整洁洁,一副城市大学生的派头。我离他有两步远,让人家摸不透我俩的关系。他叫我靠近,我说不。他明白了我,便不再叫,默默地自己朝前走。 我忘记和书元、疯大伯告别了。 我的父母和祖父母一听说我要结婚,一个个喜出望外,好像我是多年卖不出去的货物,突然有了买主。一家人像接天神一样接待了高凡,可惜只能飨他以好话和笑脸,拿不出一点好吃的东西。镇上办起了几个公共食堂,每天两顿,完全一样的饭食,又不够吃。晚上,大家都饿得肚子咕咕叫,说话也没劲儿。妈觉得应该给未过门的女婿弄点吃的,可是家里再也没有了米面,能弄出什么来?第二天,妈想出了办法,在街上买几个红芋,煮了一碗红芋汤给他。他连红芋带汤全吃了下去。妈问他好吃不好吃,他说好吃好吃。问他夜里还会不会饿,他说不会不会。谁知睡到二更天的时候,听到他和爸爸在他们睡的屋里造起反来。原来他吃坏了肚子,要泻。我要起来看看,妈说,你装不知道,一个姑娘家,我起来看看就行了。妈起来了。奶奶爷爷也起来了。 院子里没有厕所,要走很远很远的地方,瞎灯灭火的,深秋的夜很凉。妈拿了一只马桶给他,他说不习惯不习惯。爸爸说就蹲在院子里那个池子里吧!妈说不行,要是让人家知道了,要说我们破坏沼气化。奶奶说,怕啥?沼气沼气,家家院里挖个大坑,也没见一家出了沼气。填也不敢填,用也不能用,只能当粪坑,就往里拉屎!高凡已经憋得双脚跳了。我终于忍不住在屋里大叫起来:领他上厕所吧,别拉到裤子里了!一家人都笑起来。父亲拉着他往厕所跑去。 他成了病人了。妈说是饿坏的,要买只野兔子什么的补补。我说算了吧,越补越坏,反正他个子高,饿几天也矮不了。奶奶说,这过的是啥日子!跃进跃进,孙子女婿第一次上门饭也吃不饱! 我们和家里人商定,马上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只是我先不跟他到云南,等他到那里站住脚跟,熟悉了情况再说。 奶奶要陪我去街道开结婚登记介绍信,我不要她陪,自己和高凡一起去。街道的一帮人把我仔仔细细地打量了又打量,好像从来没有见过我似的。其实,我一直叫她们婶子大娘的。她们不先问我,而是先问他:你是哪里的?他拿出了身份证明。知道了他是大学毕业生,婶子大娘立即显示出关切:你知道她的身份吗?他点头:知道。我们早就恋爱了。婶子大娘们怀疑地看了他一眼:早到什么时候?她已经给学校开除很久了,你们怎么联络呀?他容忍地笑笑:写信,写信呀!干部们互相望望:不见面也能恋爱?真是大学生,和俺这里的人不一样。我的脸红了,想起以往集上人对别的男女的议论。恋爱总与秽闻联系在一起,我和他的这种恋爱自然应该怀疑。连我自己都怀疑。我们同校不同系,他学的是哲学,又高我两级。偶然在校运动会上相识,接触的时间实在不多,我能够给予他的,也太少太少。然而他说,他喜欢这样的爱。 答应开介绍信。我松了一口气。可是看了那介绍信之后,我的心又凉了。证明是:兹证明我街道右派分子李翠与××大学高凡同志前往××公社进行结婚登记。我把介绍信递给他,他朝婶子大娘们看了一眼,什么也没说,拍拍我的肩膀:走吧! 我家里人一看介绍信,都拉长了脸。这是为啥,非写明右派分子不可?公社看了这样的介绍信还会给登记吗?奶奶拄起拐棍,说:我去找他们;没有得罪过他们,为啥要这样使坏?右派分子咋的?右派分子就不该结婚了?他们不是人生父母养的?不知道男的女的要配对?妈说:有理跟他们讲吗?没看他们是啥货。两口子一个澡盆里洗澡,当人不知道?爷爷说:好了好了,你们的嘴就是臭水沟,什么脏话都能说出来,当着小孩子的面。 脏话?你妈养你脏不脏?嫌脏,不打你妈嘴里蹦出来!奶奶说。 爸爸说:嘿,妈!还是商量商量咋办吧。不如到高凡家里去登记,人家那里开介绍信,只要证明高凡的身份就行了。是不是这样呢? 妈说:要么,叫她大姊夫去打个招呼? 爸爸说:她大姊夫管啥用?隔州隔府的,人家小高是山东人。再说,周纯一现在忙着抓钢铁,哪会管这种事。 奶奶说:算了!不登记就不能结婚了?我们祖祖辈辈结婚不登记,不是也生儿育女、白头偕老了?出什么故事?登记! 爷爷说:我也这么想。小高,就把翠儿带到你家去吧,政府给登记呢,就登个记,不给登记她也是你家的人了。 只能这样了。来不及做任何准备。也没有什么力量准备。奶奶和妈妈翻箱倒柜,也找不到多少可以给我陪嫁的东西。奶奶找出了两串玛瑙珠子,说是我小时候戴过的,将来可以传给小的。妈找出了两块布料,给我赶制了一套裤褂。爸爸从店子借了一百元钱给我。自然不通知任何亲友,只抽空到小群家去了一下。小群说她马上也要结婚了。现在,她已经不觉得永继划右派是好事了,说工资减得多呀,只剩下十八元。小群还对我讲了玉儿的一点情况,说玉儿认为她的叔叔自杀是不相信群众不相信党,气得她婶子哭了一场。她妈说她书越念人越糊涂了。听说开春要跟她对象一起来家呢!你知道她有对象吗?不知道,我说。其实我知道,只是不想说,我觉得,玉儿对我已经十分陌生了。 高凡家也在农村,并不富裕。和其他地方一样,这里也在大跃进。还是先进文明的典型呢! 大跃进的民歌贴满墙。正对村口的路口,竖起了一块块映壁墙,墙上贴着一九五八年×年×月、日报的社论的摘录,用毛笔抄的,工工整整,好像刚刚贴上去不久。一问,果然,过几天上头有人来视察。这么多日月,我已不看报了,几乎不知道自己村子以外发生了什么事。读了这篇社论的摘录才明白:文化革命开始了! “文化革命是全体劳动人民的文化翻身运动。在过 去,剥削制度硬生生地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割裂开来。 剥削阶级剥夺了劳动人民学文化的权利,反过来却卑视 劳动人民,把劳动人民说成‘愚昧无知’。他们故作玄虚, 把文化知识神秘化,使人们误认为文化是高不可攀的东 西。但是,即使在那种困难的条件下,劳动人民仍然对人 类文化的发展作了巨大的贡献。历代的发明家,大多数 出身于知识不高的劳动人民。士。果劳动人民掌握了文化 知识,理论和生产实践得到密切结合,那么科学技术和整 个文化的发展无疑要迅速多少倍。在文化的堡垒面前, 劳动人民的任何自卑心理和迷信观念都是没有根据的。 打碎剥削阶级用来吓唬群众的一切泥塑木雕的偶像,是 动员群众向文化革命的伟大目标进军的重要前提。” 高凡的父母见我们回来都很高兴,说过几天上面来视察,要家家户户都交五首民歌呢,到时候还要赛歌。他们两口和高凡的弟弟妹妹都是一字不识,哪里会写,正愁着呢! 我和高凡推来推去,都不肯写。我说我是学历史的,高凡说他是学哲学的。高凡的父亲说:学啥的不一样,识字就会写,反正不过是吹哩。唱啥:公社社员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人又不是老虎,吼啥咧。不过是个比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也是比方。我想一亩地打一万斤麦,行吗?还有什么不怕苦,不怕死,不怕冻,不怕饿,只怕红旗褪颜色。也都是吹。 我说,你刚才念的就很好,我给你记下来。 他说:这都是上头的干部教的,给我们作作样子的。我哪会写。 好吧,让我想想。我说。刚上门的媳妇不能不露一手,而且,高凡还隐瞒着我的政治身分呢,只说我也在上大学。我不能露馅。高凡妈说:忙啥,先歇歇。今天是你们的喜期,家里穷,日子又定得急,地里又忙,啥也不准备了,床上的被子和床单都是借的,半新不旧的,凑合着用吧!又特地交待我:乡下闹新房厉害着呢,你可要有耐心,不能拿大学生的架子。不论人家咋闹,都不许恼。 我说,别闹了,不合适,因为我是…… 高凡连忙拉拉我的袖子:你是啥,你是新娘子!要闹就闹吧,乡邻乡亲的,不怕。说完,他又偷偷捏捏我的手,我明白他的意思,便不再说话。但心里有点难受。 我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入洞房的时候。新房里贴了几张红纸剪的窗花,点了一盏豆油灯。来了十来个年轻人,有的叫我嫂子,有的叫我婶,也有的叫我侄媳妇。开始,他们对我感到陌生,不敢大闹,只叫我给他们点烟,我刚擦着火柴送到他们跟前,他们就一口气把火吹灭。我再划,他们再吹,总吹灭了十几根。我一直笑嘻嘻的,他们说我好脾气,胆子大了,就不分轻重地开起玩笑来了。我不习惯,想变脸,高凡马上转舵,说我泄露一个秘密,李翠的嗓子非常好,叫她唱个歌好不好?我唱了一段《社会主义好》。 因为明天还要“跃进”,没有闹多久,人们就走散了。高凡的父母和弟弟妹妹也都退了出去,要我们早点吹灯睡觉。高凡果然马上就把灯吹灭了。忽听得门外一阵嗤嗤的笑声,有人大声说:高凡,这么急啊!新娘子看不见脱衣服啊!我正在脱鞋,吓得鞋扣也解不开了。高凡把我揽到怀里,小声说:别怕,这些人没坏心,吓唬吓唬咱们就走了,咱们别说话就是了…… 我在高凡家做了三天新娘子,高凡要去报到,我也要回乡下劳动去了。 回到书元和疯大爷那里的时候,他们都说我变得更好看了。我说,这都是大跃进带来的好处。 红芋要扒了,黄豆要割了,棉花要摘了。 所有的庄稼都长得非常好,好得使我不得不自认是妖孽,就因为治服了我们这些右派妖孽,才风调雨顺的啊! 然而缺人。我们要办的事情太多,钢铁、粮食、水利化、沼气化、文化革命、民歌运动。谁也说不清为什么一下子要办这么多又这么大的事,只知道共产主义快要到了。 共产主义是天堂吔,鼓足干劲朝前闯喂。男的个个是武二郎哟,女的个个是穆桂英哎!老人要作黄忠将哟,小伙子要学小罗成哟—喂—哟—喂—喂—噢—— 这歌儿唱起来确实带劲。连我都一个人偷偷地哼哼,盼望着快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要消灭阶级和阶级斗争,我这顶右派分子的帽子自然也要进历史博物馆了。 可是到哪里去学分身法?队长看着满地待收的庄稼,骂人骂得更凶。×他娘!谁没淌过汗谁不心痛。这熟透的庄稼能丢在地里不管去上河工?明年吃啥?不行,连夜收!收!收多少是多少,只要保住明年不挨饿。 我们都豁出性命来了。粮食收了上来,真正是跃进,产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可是等到要交的公粮数一下来,大家的心都凉了。把全部的粮食交上去还不够。为啥?难道我们的产量在全国全省全县全公社全大队算最低的? ×你娘!报产量的时候,一个个都像上战场一样,都想抢头功。亩产一万斤!牛皮吹上天了!不吹还不行。不吹就是右倾,就叫你检讨,插你的白旗。我成了白旗,公社主任差不多要打我耳光了。报了一千斤,还算少?已经是瞎吹,我耳朵根子都发烧。×妈的小郝庄队长,最后一个报产量,抢了头名,亩产两千二百斤,厨也感不出来!还批判我,说我一贯目无领导。好吧,我看你拿啥交公粮!你交一千斤,我交一千斤,你交两千斤,我交两千斤,我不信你挖到了聚宝盆。明天到小郝庄参观,我倒要看是真是假。 从小郝庄参观回来,队长傻了。他到书元家里,和书元、疯大伯说了半天悄悄话。×他妈哟!他们的粮食艹穴子真大,哪来那么多的粮食呀?他们队的地和我们队的地紧挨着,地里的庄稼啥样,我看得一清二白,那样的庄稼能比我们强? 疯大爷摇头:怕是有假。 书元说:这还能作假?粮食就是粮食,还能装上土? 队长把大腿一拍:×他娘!明天我去试试。 疯大爷叫他别惹事。他挤挤眼:我有办法。 第二天,队长和书元到小郝庄去了,书元扛了一根很长很长的铁棍。队长找到小郝庄的队长,说:昨天参观,受到很大教育,今天特地来向你学习。郝队长脸上闪闪发光,批评我们的队长说,你们也太保守了。你没看报上登的,人家的稻长得多好,小孩子可以站在稻秆上耍跟头。我们的队长说,是,看见了报上的照片。我们的稻种得不好,本来就不会种么。我们的稻秆子还是像草一样,软的,别说站上小孩子了,癞蛤蟆跳上去也要摔下来的。书元说,我咋就不信呢?除非稻秧子下面埋了块石头,小孩子站在石头上。我们的队长说:你的脑子比我还保守。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把几亩地的稻秧拔到一块地里,再用铁丝捆在一起,站个小孩也许就掉不下去。郝队长说:你们不相信报纸上的宣传?我们的队长说:我的儿!毛主席都相信的事,我还敢不信吗?毛主席也是农村出身,种庄稼的事比俺懂,他讲行,准行。俺做不到,只能怪俺没能耐。 对了,小郝庄的队长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么。 我们的队长说,可不是!我生来胆小。不敢吹牛,怕吹破了不好补。看见郝队长面露不快之色,他马上又说: 老郝,别误会!我们今天诚心诚意向你们学习。我回到队里跟社员夸你们粮食艹穴子大,社员都不信,说除非艹穴子底下垫上土。我跟他们争,他们还跟我打赌,说让书元代表他们来看看,真有那么多粮食,他们情愿扎起脖子喝西北风,把粮食全部交公粮。我有啥法?谁讲过的,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谁讲过的?这你也不知道?上头来人讲的吗!他是这样讲的:你对那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那个问题的发言权。郝队长洋洋得意。 我们的队长用力地拍一下郝队长的肩膀:乖乖!你的记性真好,怪不得成了先进。走,到你们仓库里调查调查去! 你不是已经看过了?郝队长说。 书元说:我没看过。 郝队长被哄得团团转,便把我们的队长和书元带到了仓库里。 书元真被粮食艹穴子吓了一大跳,忍不住哎哟地直叫。我们的队长说:书元,爬上去看看,回去对那些死脑瓜讲,你费了多大劲才爬上去的。书元搬了个梯子,就爬了上去,在艹穴子顶上像小孩似的来回走动。 来,书元!插进去试试!我们的队长把铁棍递了上去。 郝队长急了:这是干什么?我们的队长笑笑:没事儿! 书元把铁棍用力插进粮食里去又用力拔出来,铁棍上带了土。他索性丢掉铁棍,把手伸进粮食里去,粮食只有尺把厚,下面全是土。 郝队长的脸黄了,抓住我们队长的胳膊:你,你这是干什么?他结巴了。 我们队长摆掉郝队长的手,叫书元下来。书元下来,拍拍手上的灰,又用衣襟擦掉棍上的土,跟着队长往外走。 不能走!郝队长拽住了书元。 我们回队上宣传。我们的队长说。 张,张,张队长,我们往日无仇,近日无冤。郝队长说。 哪里话!我们向你学习。我们的队长说。 你要把我往火坑里推?郝队长说。 放心吧老郝!我不是不顾人家死活的人。这件事,你我心里有数就是了。 郝队长要留书元和我们的队长喝酒。我们的队长怎么也不肯,说大跃进的年头,不能耽误时间,拉起书元就回队了。 队长心里有了底,就指挥社员把应交的公粮交出去,其余的粮食分散藏起来。他告诉我们,对外面,大家要异口同声,说队里的粮食全上交了,谁要是走漏了风声,我就扣他的口粮!社员们当然没话说。 队长又来到书元家里,叫书元把两间破屋子翻盖翻盖,他说,多了一个翠儿,应该多间屋。疯大伯说没钱,队长说队上给补助。书元很高兴。队长找了几个人,开夜工为我们盖房,谁也不知道他打的是啥主意。等砌墙的时候,才明白了,他要砌夹墙藏粮食。他说,我活到这么大没做过昧心的事,这是头一回。要不这样干,饿死人谁负责? 我想起书元和疯大伯跟我讲过的满清时的故事,便问队长:为啥不向上反映?清朝末期,为啥有农民起义?就因为官员们不报灾情,谎报丰收,把农民的口粮都刮完了。 队长正色道:我对你说,翠儿!这种话可不是你这种人说得的。当上了右派还不学乖吗? 我脸一红,躲到了别处去。 书元说队长:翠儿不过是随便提提过去的故事,没别的意思,怕啥? 队长说:怕啥?我不过是提个醒儿。什么右派左派的,×他妈,谁对老百姓好谁就是好人。翠儿,你别怪我。 我说,我知道你是好心,怪啥? 这一年寒假,玉儿从上海回了家。她写信给父母,先要到乡下去看看男朋友的家,所以要晚两天回来。她妈对人说:玉儿自己相亲去了!好像是一件很高兴的事。 玉儿的男朋友我认识,他们从初中开始就书来信往,闹得满城风雨了。那是一个漂亮的男孩,就坐在我和玉儿后面一排课桌上。一天到晚用一双眼盯着玉儿的后脑勺,玉儿时不时地装作脖子痒痒,把脸转到后面去,对他笑。我心里明白,她的脖子不痒,头皮才痒呢!因为不会料理生活,我们的头上都生了虱子。我常常不顾体面,哪里感到虱子的活动,就把手指伸向哪里,抓住了就在头皮上把它捺死,或者从头发里拿出来把它掐死。玉儿却忍着,忍到回宿舍的时候让我给她捉。 中学生不许恋爱,所以玉儿从来不跟我提起那个小男孩。但是有一天,她终于忍不住问我:听说他受了班主任的批评,为啥呀?我把我知道的全都告诉了她。为啥?为着男生们下流,不学好,手淫。玉儿不懂啥叫手淫,我也不懂,但是我知道,有个淫字总不好。那为啥批评他一个人?玉儿又问。为啥?因为他说他想讨老婆,还说要讨你。玉儿哭起来,说要找他算账,但也只是说说罢了,她不但没跟他算过账,上课扭脖子的次数反而更多了。初中毕业的时候,玉儿收到他一封信,兴奋得不得了,偷偷地告诉了我。到了高中,我们又是同一学校同一班级,玉儿开始变得鬼鬼祟祟。直到大学,他们的关系才公开起来,玉儿沉醉在爱河里。我觉得那个漂亮的男孩不可爱,玉儿说我可能是嫉妒。 玉儿从男友家里回到宝塔集的时候,已经快过年了。她要弟弟舍儿约我和小群到她家里去,想叙叙。我和小群约好了一起去。 你们问问玉儿,到老婆婆家吃了什么好东西?玉儿妈笑着对我们说。 吃了六天的胡萝卜!早上煮胡萝卜丁儿,叫稀饭,中午吃整条胡萝卜,叫干饭,晚上又是胡萝卜汤了。最后一天,他妈到小集子上买了一碗豆腐汤,我不好意思吃,给他爸吃了。玉儿的语气里充满了骄傲。 吃得惯吗?我问。 吃得惯!只是他们问我,这两年我们的庄稼长得不错,粮食都到哪里去了,我就说不清。我想,大概都支援国家,让我们这些大学生吃掉了。前一阵,我们吃饭不要粮票,大家放开肚皮吃,有的同学撑得衣服扣子都崩掉了。早知道这样,我们也不会那么吃了。玉儿说。 玉儿,这么下去会怎么样呢?小群问。 玉儿摇摇头:说不清。不说这些吧!翠儿,我给你带回了很多学习材料,怕你在乡下看不到。 玉儿把一叠小册子交给我,都是社论和经验总结什么的。我漫不经心地翻着,翻到了一篇“除四害”的社论,写得很有趣: “男女老少齐动员,干部和群众干劲十足,信心百倍, 向苍蝇、蚊子、老鼠、麻雀大进军,并且决定提前在两年。 或者三年、或者四年、或者五年、或者八年内实现‘四 无’。” “我国历史上人们虽然也不断地向自然界进行斗争, 却从来没有一次主动地有组织地大规模地向毒害人民的 害虫、害兽、害鸟发动进攻,总是处于被动的防御地位。 即使在自称为‘文明之邦’的欧美资本主义各国,迄今也 没有哪个国家能把苍蝇、蚊子、老鼠、麻雀消灭掉。因为 除四害是前无古人的壮举……” 我们的粮食大概都让麻雀和老鼠吃掉了。我说。 玉儿说,可能。除四害真有劲。我们每天都站在房顶上敲瓷盆撵麻雀,蹲在田地里挖老鼠洞,还到处掏阴沟,消灭蚊蝇孳生地。 上大学就干这个?小群很奇怪地问。 不!我们干的事可多了!前不久,我们进行了教育革命大辩论,知识分子要又红又专,红透专深,必须参加体力劳动,所以我们要求一年四个月下乡劳动。教授们想不通,我们和他们辩论,直辩到他们同意我们。玉儿说。 啊?我和小群都只有惊异和感叹的份儿。 没想到正在大跃进开始的时候,爸爸成了右派。玉儿说。她把这事向团支部汇报,大家为她感到惋惜,告诉她家庭出身不能选择,个人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 我和小群点着头,你看我,我看你,各自想着自己的选择。 我向党交心,批判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可是叔叔又在这时自杀了!玉儿说。她正在农村参加深耕土地,正在唱着跃进的山歌举着撅头。农业大跃进哎!土地大翻身哎!深耕夺高产哪,粮食翻一番哪!用力拉哇!快深挖哇!中国人民干劲大哇!不怕苦哇,不怕累哇,赶上英国不费力哇!可是,唱着干着,她就走了神,会想到叔叔是就地软埋在沟边的,不知埋得深不深…… 啼……我和小群陪玉儿红了眼圈。 我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太重了,玉儿说。她总忘不了叔叔的种种可爱之处。她上大学时带去的唯一的皮箱就是叔叔送的。叔叔常常跟她一起踢毽子,输了还赖账。他喜欢让侄女们刮他的鼻子,说自己的鼻子太大了,看能不能刮小点。他鼓励侄女好好读书,做社会主义的女秀才。 想不到他会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玉儿说,流着泪。 我们也流了泪。 我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太严重了。玉儿擦着眼泪说。团支部又帮助了她,要她相信,人民政府决不会冤枉一个好人。即使钱不是他偷的,他的自杀也是错误的,是不相信党和政府的表现。 我和小群只是点头或摇头。玉儿妈却插嘴:嚼他娘的舌头。 我们坐在院子里叙话,正对着顾远山老头紧闭着的房门。在我们谈话期间,看见老头儿把门打开了三次,探头看看我们,又把门关上。现在,他又探头往外看,他一手推着门,一手插在棉袍的衣衩里,目光冷冷的,嘴唇动了动,但没有发出任何声音,门又关上了。玉儿小声地对我们说,她越来越讨厌爷爷了,她舍不得多吃饭,说自己的胃口小,吃不下,爷爷却说她在上海油水吃多了,要清清肠子。 小群和永继在这一年春节结婚。 大跃进的年月,当然不摆喜酒了,而且又拿什么摆?小群和永继商量,叫几个至亲好友,吃一顿圆子就算了。 圆子本应是糯米粉做的,可是现在只能是秫秫面掺红芋叶子捏的了,而且一个人只有一碗。玉儿端起碗看看小群和永继,眼泪汪汪的。永继妈问:在上海蹲惯了,吃不下这东西吧?玉儿摇摇头,索性让眼泪滴到碗里。永继妈说:玉儿,你是为俺们难过吧?别难过,大家都这样,团团圆圆就好了。 永继奶奶的眼已经瞎了,身子倒还硬实。她不肯和我们坐在一起吃饭,说灶门口暖和。听到媳妇说团圆二字,她也插进来说:团圆?真团圆就好了。他爷爷和二叔都不在家,也不知道是死是活。永继是他爷爷的命根子,要是他在家,说啥也不会让孙子的喜事就这样办了,连闹新房的人都没有,几个毛人儿对一盏油灯闲磕牙,哪有一星儿喜庆的味儿? 永继把饭碗往桌上一顿:还提他们!不是他们我也不会当右派。 永继奶奶说:是你自己要当的,你是为了娶小群。 永继妈妈反驳婆婆:谁想把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永继当右派也是没办法。 小群央求道:别说了,奶奶,妈,高高兴兴不好吗? 大家一起静了下来,谁也不说话,只听见筷子碰碗的声音,喝汤的声音。一个个人影子在墙上一晃一晃的。永继妈往灯里兑了点煤油,灯亮了一些,影子也黑了一些。 忽然,听见门外有人叫一声大嫂。我们一起放下筷子,说,讨饭的怎么在晚上来?永继奶奶说:开门,不是讨饭的,是他二叔回来了!永继说:别见鬼了!可是门外又叫了一声大嫂。永继妈说:像他,便把门打开了。 进来一个头发胡子很长的、衣衫褴褛的男人。还没让我们看清脸,就在永继奶奶面前跪下了。 果然是蓝虎。算起来他不过三十出头的年纪,可是看上去却像五十岁的人了。 永继妈把蓝虎拉起来,问他为什么回来了,又这么巧赶上永继的婚事。他说他已刑满释放,留在青海了,给人补鞋,回来探亲,也来接他妈和老婆孩子。说那里人少,好混事儿。 你老子呢?永继奶奶问。 病死了。蓝虎说。 永继奶奶哭起来:老砍头的!小砍头的!我早说过你们一个个不得好死!吃喝嫖赌,一个胜似一个。死了好,死了干净。你咋不死?你个杀千刀的!你也死了才解我的恨,一家人都叫你们闹散了。要不是还有个永继,蓝家就绝后了。接我?我不去!我不是你娘,也不是你老子的老婆,找你自己的老婆孩子去吧! 蓝虎问嫂子:永继婶子娘儿俩还住后院? 永继妈说:你没见她?她走了几年了。她说要先去看你的。 蓝虎吃惊地看着嫂子,又轮流地把我们看了一遍,眼珠子死鱼似地瞪着,灰蒙蒙的,叫人害怕。看完我们,他把脸一捂,呜呜地哭起来了。 永继奶奶又骂:小砍头的!早知道老婆孩子金贵就好了! 永继说:奶奶!够了!够了!你老人家歇歇吧!二叔才到家,你想骂死他吗?刚才还念叨他,现在怎么这个样子? 瞎奶奶听了孙子的话,又大哭起来,抱住蓝虎一声心肝一声乖乖地叫。 喜事闹得像丧事似的。我和玉儿告辞了。 蓝虎回来的事,第二天就在集上传开了。但是除了我和玉儿,谁也没有机会再见到他。他当天夜里就走了,找老婆孩子去了。有人说,他是买了一只猴子到南乡去的,一边耍猴戏,一边找老婆孩子;又有人说,他买的是长虫,耍长虫危险,容易招人看,他可以在看热闹的人当中发现自己要找的人。试想,他老婆看见一条长虫缠在他脖子上,还有不心疼的?非哭着和他相认不可。只是,她现在的男人孩子又怎么办呢? 没有确实的消息。反正从那以后许多许多年,蓝虎就没有回来过。他的瞎眼妈妈天天拄着拐棍摸到河沿,等着儿子回来,有时还叫魂似的叫几声虎儿虎儿,也没有结果。 不久,集上出了更重要的事,人们也就把蓝虎忘了。 干部要下放劳动,“投入体力劳动——共产主义的大熔炉”。宝塔集上有几个可以算得上干部的人?又有几个不参加体力劳动的?可是全国一盘棋,总不能让共产主义的熔炉空着,于是轮上了受干部领导的平民百姓。 顾远山一家在这个小镇上离开体力劳动最远,自然跑不掉。顾维舜是镇子上头号右派,要留在集上接受监督改造;顾维尧夫妻则必须下放了。顾维尧也无话说。还算好,把他们下放到离宝塔集二十里路的二十里铺去,合作商店在那里开设一个“下伸店”,顾维尧便是“下伸店”的唯一店员。 蓝永继一家自然也是在劫难逃,他们是连根拔了。瞎奶奶又哭又闹,用拐棍在地上乱捣,说死也死在宝塔集,可是她离死还有一段路,死之前,她还是应该到熔炉里去。永继被她闹得没办法,要把她送到青海找蓝虎去。瞎奶奶害怕了,蓝虎的尸骨还不知抛在哪里了呢,青海肯定比熔炉更难熬,也便不再闹。 那一次宝塔集究竟往熔炉里投进了多少最宝贵的——人,没有个确切的统计。最近,各地都在编写地方志,宝塔集也编写了一本,我想去查查数字,没有。 我家没有一个下放的(我当然例外),这全靠我的姊夫周纯一。他大办钢铁有功,要升到地区去抓工业了。女婿掌管着那么多熔炉,还能把丈人、丈母往熔炉里推? 顾维尧一家搬家的时候,顾家的亲友们又聚会了一次,姨奶奶也来了,还出人意料地带来了二呆。想不到二呆现在变得如此丑陋,不但腿瘸了,脸也显出一副呆相,见了人就嘻嘻地笑,说起话来流里流气,见了女人更像猫儿闻到了腥味。 玉儿妈说,怪不得现在人倒霉,妖魔鬼怪一个个都从地缝里钻出来了。前些天神神鬼鬼地来了个蓝虎,这时候又冒出个二呆来! 这些年二呆在哪里转游,像蓝虎眼下的行踪一样,是一个谜。据他自己说,他在南乡安了家,女人如花似玉,不幸生孩子的时候死了。现在又有多少人给他提亲,多少个大闺女小媳妇盯着他,可是他死活不肯了,一来呢,想他妈,虽说不是亲的,待他总不薄;二来呢,那里的女人虽然俊,还是不如家乡的女人好。 玉儿妈说啥也不相信,只吐唾沫:现在真是时兴吹牛了,癞蛤蟆也不怕吹破了肚皮!天下的男人就是死净了,也没有女人会看上你二呆。 二呆用手抹抹脸,还把手凑在鼻子上闻闻,说二嫂子的唾沫是臭的。 玉儿妈似真似假,一个巴掌扇过去,二呆痛得嗷嗷叫。玉儿妈还要打,被姨奶奶挡住了。姨奶奶说:他小,不知道轻重,你就让让他。这回带他来,是为了送送他大哥大嫂,顾家三兄弟搬出去两家了,宝塔集上只剩下一门姓顾的。可怜俺们也只有你们这门亲。大嫂二嫂三嫂,你们也给二呆操个心,看看有合适的,就给他提一门亲,他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也是往三十岁上数的人了。 玉儿妈说:等街上的大闺女的眼都瞎了再说吧! 二呆说:二嫂子,你看我跟三嫂子合适不合适? 玉儿妈恼了,骂了起来:到底是你娘的野种,不懂得个道理!三嫂子是你欺负得的人吗?寡妇孤儿的,够可怜的了!不是看在姨奶奶的面上,我马上叫你给我滚! 二呆吓得不敢还嘴,悻悻地跑到一边去了。 玉儿妈又说姨奶奶:你也是几辈子没见过儿子!他在外面跑了这么多年,你知道他干了些啥?不是混不下去了,他会记得你这个妈?你倒收留了他。这日子一天难似一天,你能养活他? 姨奶奶擦了擦眼角:没爹没娘的孩子,我不疼他谁疼他?再说我也没儿没女,老了又靠谁? 玉儿妈叹口气:这样的孬孩子,哪能靠得住。话又说回来,没儿没女也苦,像老大两口子,出了宝塔集,也没个亲人了。二呆没说书元在哪里? 姨奶奶摇摇头:他说不知道。他说他当年不是和书元一起跑的,他是出去玩的时候迷了路。 玉儿妈又吐唾沫:净说鬼话! 我始终信守对书元所下的保证,不把他的下落告诉顾家。 ------------------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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