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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鹤鸣躺在铺位上，瞪着眼兴奋得不能入睡。他觉得自己就要迈进一个神秘的大门了，这是真正有别于自己以往所从事的书刊发行的大门。冥冥之中，他感到自己很可能成为一个有作为的书商。南市图书节是他期待已久的机会，他要彻底搞清楚别人是怎么发财的。
　　张鹤鸣今年35岁，中专毕业后一直在一家国营工厂搞设备工作，工作不算紧张，效益也不错，乱七八糟算下来每月有七八百元的收入。但是800也好，1000也好，刨去吃喝和日常开销，要想存钱或是购置大件，还得勒勒裤带。物价涨得吓人，每月有2000元收入的人也没见怎么潇洒。然而在北京，每月只挣四五百以下的人还是占绝大多数，生活在大都市的工薪阶层几乎人人都有紧迫感。张鹤鸣的忧患意识又强于一般人，因为他从小就心重。他是在京郊的贫民区长大的，对于贫穷的滋味有着很深刻的理解，中学的时候就开始帮助母亲为服装厂锁扣眼儿，一个月没白天没黑夜地锁，所挣不足20元钱。那日子虽已成为过去，但谁保得齐不在将来，不在下一代身上再现？张鹤鸣不愿意自己的儿子再为钱财而抑郁自卑，而缺乏对生活的信心。
　　头两年有人倒买卖发了，他没敢动，他听他爱人的。他爱人说，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咱有钱多花，没钱少花。她是一家大医院的护士，在高干病房工作，见得多听得多，她的话应该是不错的。何况当时他们也不算缺钱，他爱人每月的工资、奖金再加上各种补助也有800来块，这在当时可不算少。
　　为什么一个护士能挣那么多钱呢？张鹤鸣开始也不明白。后来有一次他给爱人送衣服，顺便在高于病房转了一圈，心里盘算了一下，又简单地问了几个数字，才恍然大悟。
　　原来许多老干部年老多病，隔上一段时间总要住进来检查一遍身体，这叫高干待遇。他们住单间，吃小灶，全面检查，特殊护理，再加上用好药和高级滋补品，所以往往住上十几天，一张支票过去就是近万元。这从上到下十几层的高干病房楼，一年四季比宾馆少不了多少人，那医院的收入能少吗？他爱人的化妆品、洗发液，甚至家里炒菜的油还有鸡蛋什么的，都是医院发的，所以他们还没感到经济紧张。
　　有了孩子以后，费用一下大增，爱人托关系把孩子送进一个模范托儿所，光是赞助费就是3000元，每月交入托费，管吃管住。可是每周接回家的两个晚上，孩子像馋疯了似的，逮着什么吃什么。见孩子能吃，做父母的自然高兴，自然会准备充足的高质量的食品。衣服呢？电脑游戏机呢？各种花样翻新的时髦玩具呢？要知道，买上个大毛毛熊就要上百块呢！张鹤鸣明显地觉得有点像罗锅子上山——前（钱）紧了。他很想像邻居一样，给儿子买一架钢琴，也想让爱人背上邻家女人背的500块以上的真皮皮包。
　　邻居家的男人跟他在一个分厂工作，人精明，胆子也大，从倒烟开始，到现在已经和社会上的哥们儿一块儿开了餐馆，据说生意挺火。两口子一人一辆摩托车，上下班一起接送孩子，日子滋滋润润和和睦睦的，让人羡慕。
　　邻家的生活一天天变化，起初张鹤鸣并没太在意，还是他爱人说：“哎，你看见了吗，那女人穿的那身套裙？”
　　“怎么啦？”
　　“我在商场里见过，一千八！”
　　“一千八，给你你也不穿！”
　　“也是，那么艳，我还真穿不出去。”
　　爱人是护士，整天生活在知识分子中间，追求的自然是另一种品位。
　　“嘿，你注意了没有，那个女人换了一条珍珠项链，上边那块宝石可值钱啦！他们家哪J［来的那么多钱呀？”
　　“那项链是假的，大街上几十块钱就能买上一条。”
　　“不可能，人家能买假的？”
　　“人家好！你跟人家过去！”张鹤鸣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说出这种话，虽然刚说出来就后悔，但还是硬挺着。
　　“你怎么这样儿？！”爱人一副委屈的样子里含着蔑视。
　　张鹤鸣读出了爱人的这种蔑视，怒了，“你有本事就傍大款去，趁着年轻快去，我不耽误你！”
　　爱人哭了，两个人三天没说话。
　　张鹤鸣发现，爱人虽然不再跟他提那个女人怎么怎么样了，但见人家每换一件饰物或者新衣裳，她都似不经意地斜眼打量一下，然后是一副神往的样子。
　　张鹤鸣心里发酸。
　　有几次他发了工资和奖金后，热情地提议给她买套时装或买个皮包什么的，可她立刻摇头，“我不要，我没工夫穿，每天下了班不是孩子就是家务，算了算了！”这个时候，若是张鹤鸣硬拉着她去上街，她会急，还会说：“我不去！你要去你去！孩子的托儿费该交了，孩子的衣裳又小了，快过年了，还得给你们家和我们家买点儿东西呢！”张鹤鸣自然会丧气，像泄了气的皮球。
　　这样一种男人不能施展拳脚，女人不能尽情消费的情形，已经不知不觉地影响了他们的夫妻生活。
　　张鹤鸣越来越觉得自己应该干点什么，哪怕每个月拿回几十块，那也是额外收入，就是吃了也痛快。
　　提起吃，张鹤鸣更是愧疚不已。他和爱人结婚七八年了，还没有一起进过像样的餐厅，没有一同吃过一次大菜。他在工厂里搞设备工作，厂里进个设备什么的，货主总短不了请吃请玩。开始他觉得很新鲜，步入豪华餐厅时的感觉也挺好，可时间久了，次数多了，就索然无味了。每次消费完，他都要暗自算一算花了多少钱，而且想，这钱要是不花，拿回家去多好啊！他也想过，什么时候让老婆孩子也来这么消费一次？但静下心来一算，心里就犯凉，一顿饭，一台彩电没了，不值！
　　有一次春节陪爱人回娘家，赶上了雪天，路滑不好走，公共汽车站上堆着许多人。他向爱人提议打“面的”走，爱人说：“都有月票，打‘面的’干什么？”
　　“就10块钱，何况家里人都等着呢！”
　　“等就等呗！”
　　张鹤鸣看看车站上黑压压的人，心想就是车来了也上不去，上去了也受罪，家里又不短那10块钱，所以当一辆打着空车牌的黄色“面的”轧着雪慢慢滑过来时，他本能地招了一下手，“面的”停在他身旁，车门打开了。他招呼爱人上车，爱人却说：“要坐你坐，我和孩子等公共汽车！”说完拉着孩子转到人群后边去了。
　　车站上那么多人在看着，张鹤鸣的脸烫烫的。他追过去对爱人说：“你怎么那样儿呀？”
　　“我怎么样儿了？你要坐你坐呀，我又没拦着你！”
　　“我告诉你，你还别来劲……”
　　“我怎么来劲了？你要是大款，不用你说，我早就打车了！”
　　这话无疑戳到张鹤鸣的心窝了。他气呼呼地过去，拉过孩子就往“面的”里塞。孩子一边喊着“我不坐！”一边惊恐地看着妈妈，希望她能救他。
　　张鹤鸣一个人坐在车里，司机师傅有点看不下去，说：“你有个好媳妇儿。别拉不下面子，下去吧！”
　　“不管她，走！”
　　那个春节，自然过得不愉快，也就从那一刻起，张鹤鸣心中萌发了挣大钱的冲动。
　　那时候正赶上集邮热，张鹤鸣的同事有集得好的，个把月就挣了四五千。他不眼红，但想试一试，就小心地跟爱人商量，投上两千块的本儿看看如何，若不行也不至于都赔进去。谁知爱人开通得很，爽快地同意了。这一下，他倒感到责任大了，要是玩不好，赔大发了就太对不起老婆了。
　　同事帮着他买进几版流行邮票，他就放在立柜下的鞋盒子里，既兴奋又心神不定，时不时地取出来看一看，睡梦里都是邮票，常常梦见手里的那几版增值了，而且是成倍地增。果然，一周之后，这两千块的票增到了三千以上，他感到很刺激，无论白天在单位还是下班回到家里，谈论的都是邮票，晚上做梦就更是邮票了，只是常常梦见价格迅速下跌，而且非常之狠，醒来之后他就琢磨着怎样抛出去。可每天传来的信息都是市场看好，他又舍不得抛了。那个同事也鞭策他说：“你这么沉不住气，还想挣钱？就是抛，也得翻上几倍再抛，没这胆子干脆别玩儿！”在这样的激发和鼓舞下，他沉住了气没有抛出，只是晚上还做梦，梦见邮品大跌。
　　一个月下来，邮品真的大跌了。其原因有多种说法，有的说是有关部门要整顿集邮市场，有的说许多集邮大户撤资买股票去了，无论什么说法，反正是跌了。张鹤鸣那两千块的本儿仅值五百块了。
　　很奇怪，经过这一个来月的折腾，张鹤鸣面对这贬了值的几版邮票竟然平静得很。这是不是就是时下人们说的有了承担风险的能力？难得的是他爱人也没说一句让他丧气的话，只是说：“以后小心点儿就是了。”
　　不行，还得挣钱，就是为这样懂事的老婆也得去挣！只是倒邮票的事不能再干了。
　　干什么呢？反正不能卖菜卖冰棍去！就在这时候，他的一个做了书商的中学同学，给他带来了一线光明。
　　“看见没有，挣钱就这么容易！”他的同学带着他驾着“小面包”，沿北京城撒一套故事书，每到一个摊点都能收到现钱。
　　“全北京大约有3000个摊点儿，平均每个点儿进你两套书那是多少？”
　　“6000套。”
　　“对！6000套。一套是4本儿，6000套多少本儿？”
　　“两万四千本儿。”
　　“每一本儿定价是四块五，我对折进七零折发出去，赚两扣，20％。是多少钱？”
　　“九毛钱。”
　　“两万四千本儿呢？”
　　张鹤鸣在心里盘算着，尽管一时算不细，但也感到是个非常可观的数字，便脱口而出，“两万多？”
　　“一点儿不错，两万一千六，刨去租车损耗、雇人之类的费用，两万块钱到手啦！”
　　“前后需要多少天？”
　　“不到10天。”
　　“厉害！”张鹤鸣眼亮心跳，恨自己开窍太晚。
　　“干吧，老同学！”
　　“有没有风险？”
　　“当然有，就看你的眼力了，不然砸在手里也够恶心的！”
　　“能不能先进货，过一段时间结款？”
　　“一般不行。二渠道的规矩是带款提货，而且必须包地区，达到一定数量才发货。”
　　“那我还是干不了呀！”
　　“可以干，你搞搞三级批发。”
　　“什么是三级批发？”
　　“我呢，是二级批发，我从总发行那儿进货，包销北京地区，你从我这儿进货，包销一个区，这叫三级批发。”
　　“那折扣呢？”
　　“当然是高一些了，我六折批给你，我赚上一折，你再七折发给摊儿上，也赚上一折，这样你的资金占用少了，风险也就小了。”
　　张鹤鸣沉默了，他没干过，心里着实没底。
　　老同学者张鹤鸣这个样子，非常理解地说：“这么着吧，我从广州订了一批货，是儿童故事书，带彩图的，‘六一’儿童节前到货，我先发给你，你试一试，过完‘六一’你收回款，咱们再结算，怎么样？”
　　张鹤鸣望着态度坦诚的老同学，非常感激，说：“这行吗？”
　　“有什么不行的？是我的书，我说了算，咱们六零结算。”
　　“那可太好了！”张鹤鸣浑身充满了劲儿，恨不能当时就拿到书干起来。
　　书到京以后，老同学如约打电话通知了他。他从岳父家借来一辆小三轮车，先拉来500套《儿童故事王》，然后利用“六一”前几天的下班后和休息日的时间满街跑。第一天，发出去半车剩半车，算算该给老同学的本钱，还剩五六十，心里挺高兴。第二天又发出去半车剩半车，第三天、第四天发得更好一些，一周过去，挣了有小800块，真是尝到了甜头。
　　“有时候蹬三轮蹬得头晕恶心，身子打晃，真想歇一阵子，可是只要日头不落，天还亮着，只要书摊儿不收，车上还有书，我就不停地蹬。我老想，说不定还能找到大户，还能多挣十几二十块的。”后来，他经常深情地回忆那一天天富于激情的创业情景。
　　“有时候挣到钱，就买上一把最大最好的香蕉，要不就买两斤一般人不敢问价儿的鲜荔枝，放到三轮车上，一边蹬一边想象着儿子大吃大嚼的样子和老婆高兴的眼神儿，那滋味儿，真是不容易找到的呢！”他真为自己干成了点事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了。
　　“买卖该怎么做？”他跟朋友们说，“就是不管别人给你甩什么脸子，你都得看着。一次他不进你的书，就来两次，两次不行就来三次。我发《儿童故事王》的时候，一个摊儿的老太太说这类书太多了，不要，可是每一次我路过那儿都问问她，求她要点儿试试，就差叫她奶奶了！最后，到了第五次，她到底要了我一套。”
　　那一次发书，虽然受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苦和累，但他郁积已久的苦闷释放出来了，实实在在地干成了点事。他用200多块钱给爱人买了一条裙子，真痛快！
　　接下来，那个同学自己买书号做了一套文教书——《分数是怎么丢的》，分语文、数学、政治和英语四册，是为中学生编写的应试书，编者是海淀区一些高级教师。在全国文教类书中，编者一打“北京海淀”四个字就值钱。书分册定价为四块五，一共十八块。由于是老同学自己做的书，属于总发，对折给他，利是很大的。
　　这一次，他不但往书摊上推销，还往许多国营、集体书店推。他发现这种文教类图书批到国营书店量最大，而且利也不薄。书店经理一见是文教书，马上就同意进货。他一找到机会就向经理说明，什么时候结款，就什么时候给经理返一些现金。经理没表态，但是没几天就同意给他结款。
　　“生意场上有三种人，一种是时时算计别人，只想自己合适的，这种人肯定挣不到钱；另一种人讲朋友，重意气，过分替别人想，也挣不到钱；还有一种人，做生意时既想到自己，又想到别人，这种人才是挣钱的好手，生意最容易成。”张鹤鸣在推销中总结出生意场上的经验。
　　起初，张鹤鸣还担心自己有行贿之嫌被人举报，后来一看，书店经理们收这钱都很从容，便放胆干起来。
　　“我就愿意看见你，”一个书店经理见到张鹤鸣就说，“见到你就像见到钱一样，舒服！兄弟，你好好干，这钱呀，得赶紧捞。你看看如今这物价，你看看现在这局势，谁保得齐将来是什么样儿？美国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一撤，中国再一入关，你就走着瞧吧，不挨饿就是好的！”
　　这一通儿瞎白话，白话得张鹤鸣毛骨悚然。他发誓要大干上几年，存个十万二十万的家底。
　　张鹤鸣感谢老同学，是老同学让他开了眼界，让他变了活法儿。现在他要参加南市图书订货会，他要突破最后一个盲点——要弄明白那些书商老板们是怎么赚大钱的。他相信，这一次，将是他从事图书发行的又一个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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