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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今生接连和马小彭喝了几次酒,回回都是马小彭抢着做东。“如果今天你不让我表现一下,我就不去了。”当马再次打电话来约时,他说。“好的。好的。”马小彭连忙答应。
  他知道马最近又大闹离婚,已经有一个月不回家了。而他这个人最耐不住的就是寂寞。马某次向他透露:“除去中午的商务应酬外,就晚上一顿饭,一个月也得三千。”陈今生不信。“我要是一个人吃,就会无聊得要死,非得请上一个不可。俗话说:一个人不喝酒两个人不打牌。两人凑在一起,怎么也得闹二两喝。有酒就得有菜。这样以一个月十次计,每月就是这个数。”陈今生说:“我这下子算是懂了,为什么很多人想离婚、盼离婚,但离不了婚。因为这东西看上去是一个家庭问题、伦理问题,但说到底是一个经济问题。”马告诉他:“这是我和你认识三十年来,你说过的最有哲理的话。”
  “吃什么?”马问。
  “由你点。”
  “我一顿饭能让你破产。”马小彭说。
  “咱们今天是讲吃不讲派。”陈今生知道马说的是实情:一次在昆仑饭店随便吃了点,就是一千多,将近两千。他还以为是算错了,想去找领班。但马告诉他:“没错。这里的啤酒一札就是九十块钱。”“这不是饭店,而是一把铡刀:别处的啤酒顶多十块钱一札。”“别处是别处,这里不是昆仑吗?如果你在航天飞机上喝酒,还得贵。要不然它的投资靠什么往回收?”还有一次是马在著名的“肥牛火锅”请客,他作陪。一顿饭四千元。他问为什么这么贵?马答曰:“如果便宜就上不了等级,也就没人来吃了。”另外他还告诉他,“这里的鱼虾青蛙之类的东西都是进口的。”弄得他直感叹:“如果‘牛’不够‘肥’,还真不敢进这只‘火锅’。”
  “在北京城里,讲吃不讲派的东西只有两样:烤鸭和涮羊肉。烤鸭我昨天晚上刚吃了,咱们还是去吃涮羊肉吧。”
  “这天气吃那东西?”陈今生看着空调机放出的丝丝冷气说。羊肉属热,而吃青草的羊肉更是有一股特殊膻气。
  “如今这个时代,还有什么节令不节令的。你跟着我走就对了。”
  陈今生有些不太情愿地上了马小彭的车。他不是不喜欢吃涮羊肉。在他小的时候,讲究饮食的父亲最喜欢吃。一入冬,父亲就开始筹备:今天买一种调料,过几天又偶然买到一种,等到买齐了,就盼望下雪。可天不作美,偏偏不下。终于等到有一天阴云密布,大有雪意。父亲时时望天。当第一片雪花安全降落后,他就开始忙起来。一个小时后,就电召他不多的几个朋友来——那时人的朋友不多,根本没有时下这种“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大气派——举杯闲话。黄铜火锅,紫色木炭,再配一枝小孩子胳臂粗的蜡烛,几丝风从门窗里进来,烛影摇摇,是何等闲暇情趣?
  等他调回北京后,一次偶然也遇到下雪——如今大自然是吝啬白雪,慷慨风沙——他试图重温旧梦,就带着陆园和孩子去吃涮羊肉。他们到了一家很有名的涮羊肉馆。一进去感觉就不对:过去的蒙古装饰已经荡然无存,密密麻麻地摆满了桌子。好不容易找到了座位,刚一落座,就来了一支队伍:第一个擦桌子,第二个铺上污痕累累但是洗过的台布,第三个摆上一个固体酒精火炉,第四个是调料,第五个是羊肉……门口等满吃的人。这顿涮羊肉用陆园的话说:“和吃火柴一个味道。”
  不过他对马小彭的宴会组织力、饮食鉴赏力还是相信的。“文革”初期,北京的中学生经常斗殴。一开始是单兵操练,后来就发展成集团作战:海军大院对第二炮兵大院,总参三部对国家计委大院的。但只有一小部分能打起来,大部分都以握手言和结束,因为人一多就打不起来,不是这个认识那个,就我姐姐和你哥哥是同学,或者就是一拨慑于另外一拨的威风,从而“服”了的。
  一次马小彭带头把北京军区的一帮子弟给“震”了。对方表示请一顿饭。马小彭竟然在一个下午的时间里,组织起三百人,把个海淀镇三个饭店坐得满满的,门口尽是车把降得很低、车座拔得很高的银光闪闪的“飞鸽”、“永久”自行车——当年骑上这些车,就和如今开着“奔驰”、“尼桑”车一样的神气——里面的人更是不凡:不是穿黄色将校呢的,就是穿海军蓝或空军飞行夹克的,就像是海陆空三军的联席会议。
  很多人在很长时间内都以参加这顿饭为荣:“你去吃了吗?在第几桌?”就像老干部互相问:“你是不是参加了‘七大’?”“‘七大’我没去,但‘八大’时我是代表。”一样。
  马小彭的饮食鉴赏力更是杰出,经常能够别出心裁。就在前些天,他请几个老同学,大家表示年事已高,高脂肪、高胆固醇都不能吃——当人说自己不能干什么,比方不能熬夜、不能喝酒……时,那就确实说明他们有了一定的岁数——他就把大家领到一个熟悉的店铺里,吃了一桌由各种动物的生殖器做成的席,说让“身心两亏的你们好好补一补”,并辅之以中医理论:“吃什么补什么”。吃完之后,大家都说“好是好,但是这饭没名堂”。“这还不容易,”他想了想就说,“叫全球席好了。”大家起码笑了十分钟。
  车过前门大街时,马小彭用移动电话通知一个叫粟老板的人:“我五分钟后到。”
  大约七、八分钟的样子,他慢慢把车停在主马路上。
  “这里是绝对不让停的。”陈今生看看不远的警察岗楼。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的。”
  说话间,从前面铁栅栏的缺口处钻出一个獐头鼠目的小伙子。“这是你们的车?”
  “对。”
  “那就停这吧。”他朝岗楼里那个探出半个身子的警察摆摆手。
  他们先进了一个胡同,走到尽头一拐,再进到一个门脸很不起眼的院子里。
  这个院子的门脸虽然不起眼,但里面却很大。有若干破旧的鱼缸,里面栽种着石榴树,院子上面还有天棚的架子。
  “这是哪个大官的房子?”陈今生对市区内大小胡同不是很了解。
  “外行了不是?这不是什么官的院子,而是六部胥吏的住所。”
  “六部胥吏是什么?”陈今生想听听野史杂闻来佐餐。
  马小彭得到这个炫耀的机会,马上开讲:“六部是户、兵、工、礼、吏、刑。北京的六部口,就是他们办公的所在地。胥吏就是一般干部。”
  “一般干部就住这么好的房子?”
  “你听我说。”马小彭一副高头讲章的样子,“他们大都是绍兴人,世代相传。所以清朝有一句俗话:无湘不带兵,无绍不成行。这帮子家伙一张利嘴、一枝刀笔,衣食住行都从这出来。户部是财政部。当然最富,他们主要是主管各省的款项核销,如数十万、数百万。如果你不按十分之一的‘佣金’打点,那你一个报销案,没有个三年两年报不了。吏部、兵部也厉害,相当于现在的组织部、国防部,他们主管干部,外面的干部想得到晋升,没有他们的同意,就上不了。工部就是现在的建委,一有大的工程,自然银钱滚滚:你没有看见《红楼梦》里一个修园子的小工程,还有那么多的人来争?刑部是法院,国家腐败,司法就必然黑暗,黑暗就来钱。最穷的数礼部,他们是管礼仪的,遇不到皇帝大婚、死亡,理论上就没什么事情好干。但他们也会没事找事:权力就和土地一样,如果没人来租,它就产生不了效益。他们是这样找事的:一个官员的母亲死了,按规矩他必须‘守制’,在家里呆上两三年,如果真的守上三年,那么老靠山倒台,旧部属易帜,以前种下的老本就会颗粒无收。”他点燃一枝烟继续说,“这个时间的长短,理论上由吏部主定,礼部副签。假设你走通了吏部的路子,让你守一年,可礼部的胥吏就是不给办,这一不给办,权力就变成了钱,也就等于地主把地租了出去。”
  “就是有钱也得先尽着尚书、侍部。”陈今生不同意他的看法。
  “你对官僚体制没什么了解,这是宝塔型的,每一级都得在下一级的建议的基础上作出决定。”马小彭正说着,粟老板迎了出来把他们让进屋。
  房间里面是另外一番气象,崭新豪华。粟老板发给两人一份薄毛衣。陈今生虽然不知道夏天要毛衣干什么用,但“不知道就别问”这个道理是很懂的。
  一进面积不小、但就一桌的餐厅,他立刻就明白毛衣是干什么用的了:空调把里面的温度调到零上五度,很有冬天的味道。临街的窗户完全是封闭的,氧气的供应靠风扇和空气清洁器维持。
  “我做买卖,最了解官僚体制。比方有一笔买卖,我和你都在争。你买通了处长,我买通了科长和科员。那么即使你的出品比我的便宜,你也争不过我去。因为我的科长和科员在给处长的报告上会写:陈老板的货物虽然便宜,但质量上不过关,并和用户的要求不一样。处长就是想给你出力,也不会在报告上批:即使如此,我们也要买陈老板的。”
  陈今生因为没有介入官僚行当和买卖行中,只能默默地听。
  “我的意思是:决定是最高领导做的,但他只能在胥吏提供的范围里做。”
  一个年轻但很不漂亮的服务员进来问他们喝什么酒。
  “在绍兴人的地方,当然是喝绍兴酒了。”
  一瓶古色古色的“鉴湖”花雕酒很快就拿了进来。
  陈今生对这种酒的了解,只停留在听说阶段,所以他很仔细地观察。
  “别看了,肯定是假的。”马小彭把酒拿去开封。“如果是真的,就和路易十三的价钱差不多。”
  他把酒一分为二,然后再点燃丁烷气的火锅。
  羊肉当然是精选的,全部为口外肥羊。另外还有羊肾等不常见的东西。
  “好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你可以感受一下这里的气氛。”一只很大的卷毛狗进来在桌子底下转。它显然认识马小彭,在他的腿上来回地蹭。他于是扔给它一些吃的。“人们讥笑绍兴师爷喜欢摆派: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
  “这地方这么大,为什么只有一桌?”陈今生不解地问。
  “这个饭店的名字就叫‘就一桌’。”
  “那它还不得赔了?”
  “你是集邮的,一定听说过‘黑便士’的故事。”
  陈今生自然知道,黑便士是一张英国邮票,当时世界上仅有两张。一个阔佬手中已有一张,但还是想尽办法把另外一张买来,然后当众烧毁。他这么一干,使得手中那张的价值立刻升了好几倍。
  “现在的人,在饭店里吃饭已经没有意思了,不是你认识我,就是我认识你。一顿饭除去打招呼、敬酒以外,什么内容都没有。所以很想返朴归真,粟老板就钻了这个空子。为了这份清净,他一桌子菜能卖三桌子钱。”
  陈今生也认为他说得有道理,他的一个插队时的同学,学什么也学不成,后来就专攻文学。当时他就告诉他:别看文学这东西,一支笔一张纸就能开业,但它还是需要广泛的准备。朋友不信,径自干了起来。没几年就成了北京最好的武侠小说作家,写一个字值一块钱。笔名:带刀护卫。后来他还嫌写畅销小说来钱慢,就干开了出版。先是不知从什么地方找来一本已经绝版的《三戏白牡丹》,把它排成铅字。因为原书没标点,他就在书上赫然写上“某某某校点”。校点这种事是很见学问的,当年校点《二十四史》时,就集中了全中国最优秀的人才。即使如此,还是有许多东西搞不清楚。但他就是敢干,管它人名、地名想在什么地方点就在什么地方点。再以后,他又找来一本香港翻译的美国艳情小说,把港人语言顺成北京话,再署上“某某某译”又出版了。当他把样书送到陈今生手里时,他不禁感叹道:“您真是学贯中西啊!”
  不过此公也怪:当他把钱赚够时,又邀几个朋友相聚在中关村的“香港美食城”,说他准备侃一侃先锋派艺术。
  但这次因为环境问题没能侃成。诸位想想:迎面压来的是电子大厦的阴影,灌进耳朵的是各种高级和不那么高级的汽车噪音,邻近桌子上有人在用广东话和英语谈生意,最后迅速蜕变成比什么都难听见的卡拉OK。在这种地方,能勉强终席不逃跑就得有相当的定力。最后大家总结出来一条:“谈艺术和谈情说爱一样,必须有特定的环境、气氛。或天垂海立,或大漠孤烟,或小桥流水,这样才有心情。”“带刀护卫”也认可了,“在这地方,得谈挂历的印数和回扣的多少,不能谈别的。”
  陈今生此刻的心情就不太好。“咱们是不是快一些吃?”他看看手表。上班的时间已经到了。在光大旅行社里,别人不说,光苏大姐就对付不了。一次他因事没请假,第二天就被狠狠地训了一顿。而这个苏大姐据说当年还是北京有名的“地下文学沙龙”中的一分子,可现在却像个遵守一切规定的机器人。
  “现在有一种人,他们把一切都浓缩:爱情浓缩成性行为,总是‘一步到位’,连一点点‘小红低唱我吹萧’的情趣都没有。当然我不是说你,你是不干这事的。”马小彭自己把一大杯酒喝完。“他们把工作浓缩成赚钱,为了不多的工资而做工、教书、写作,一点儿乐趣也没有。其实他们不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你一般地工作,那么每天干八个小时,如果你努力工作,那么你就会成为老板,每天干十二个小时。”他摆手示意不让陈今生打断他的话,“最可怕的是他们把吃饭浓缩成吸收营养和维持健康的必要手段,多长时间吃完、用什么办法、进多少大卡……一切都经过定量的分析,并美其名曰科学化。殊不知,有很多事情一科学就没劲了。”
  陈今生把一包方便面扔进锅里。“在这个世界还有另一种人。他们是稀释:把工作稀释成游戏,每天就是‘泡’。把吃饭稀释成艺术,我曾经听说过一个姓马的老板,为了一个根本不可能成功的商务活动,接连三天就在饭店里不出来:早茶、午宴、晚宴、晚茶到一点、两点。平均每顿饭吃两个小时。我相信这个家伙一定有一个橡皮的胃、一条玻璃的食道、一个钢铁的屁股。”他把面捞出来,三下五除二就给吃了,“不管你想往什么时候吃,我反正得走。”
  “走就走。”马小彭在一张账单上签了个字,“反正这个词一出来,也没有什么理讲了。”
  陈今生不让他签。但马小彭说:“我今天和一个香港商人签了一大笔买卖的合同,要不了几天,他的钱就会进了我的账。如果我不请客,就不吉利。”
  陈今生不想搭理他。
  “从前南方人形容北方的卖笑女:生葱生蒜生韭菜,腌脏。哪来夜深私语口脂香?”
  陈今生知道他说的这句词是从“文革”初期他们在北大一个教室家里抄出的一本叫《长安客话》的书里学来的。这书他读了几遍,也还记得几句,就捡一句还他:“行云行雨在何方?沙发。哪有鸳鸯夜宿销金账?”
  马小彭做了一个投降的姿势,钻进他那辆保时捷车里,一加油就不见了。
  保时捷车和奔驰车都是德国车,但它不追求舒适、豪华,从静态加速到每小时100公里,只要5秒钟。这种车在全北京也没几辆。不过这小子要速度干什么?陈今生觉得非常奇怪。
  国家天文台的刘副台长,看了老金的条子以后,很给面子。“我们台里在你们那里装的那台射电望远镜,按计划该完了。你可以用。”他在老金的条子上又用钢笔批了几个字,“你去找他们的负责人吧。”
  陆园真有些喜出望外的感觉:射电望远镜是一种高级设备,差一点的天文台站根本没有。一个科学家能不能有所发现,在很大程度上被设备所限制:你用一台看戏用的望远镜来观测星空,那么你即使有再高的理论,也什么都发现不了。
  回到天文站,她马上直赴射电望远镜的所在地。对这个地方,她是非常熟悉的。这一年多来,她不止一次上去帮助工人装。虽然他们不欢迎她,她还是坚持去。因为这样一来可以了解一下望远镜的原理和结构,二来也可以为自己的计划作准备——起码在两年前,观测太阳发出的无线电波对地球上看到的星星闪烁的影响的计划就已经在她的头脑里出现了。
  当然那时她没有使用这台望远镜的奢望:这只有争取到国家级的项目的研究人员才能用。
  当她把批件给安装队的沈队长时,他们正在打牌。他瞟了一眼条子,连接也没接,“我不认识字。”他无动于衷地说。他根本不把刘副台长当回事,因为这个官实在太大,离他太远。
  “你们大概什么时候能干守?”
  “完的时候就完了。”沈队长年纪和她差不多,眼皮总耷拉着,一副永远也睡不醒的样子。
  “按计划在上个月就应该完工啦啦!”她说。
  “如果计划管用,就不用您来问了。”说这话的是一个小个子,他是沈队长的忠实走卒,每天买啤酒、烟卷、打饭都是他。在安装队里,他是管材料的,这虽然不是什么职务,但挺有权:谁家用个插销、电线或者润滑油之类的东西,沈队长批了之后还得他同意。他曾因偷盗罪行在监狱里呆了八年,人们都管他叫赵八年。
  尽管现在社会情况她是知道的,但她还是表示不以为然。
  “他们,”赵八年胡乱一指,“假装发给我们工资,我们工作的剩余价值全都让他们给浪费了,所以我们只好假装给他们干活。”
  就你这么干,能不能创造剩余价值还是一个问题,陆园心想。
  “废话少说。”沈队长制止赵八年,“你什么时候要用?”
  “越快越好。”
  “越快是什么时候?”沈队长抬起布满血丝的眼睛。
  “这个礼拜。”
  沈队长摆摆手,表示根本不可能。
  “那下个礼拜?”
  沈队长点头后,又看了赵八年一眼。
  赵八年根本没有看队长。“那您给多少钱?”
  “钱?!”她惊讶了。
  “这点规矩都不懂?你可以从你的课题经费中,出一部分设备维护费、加工费什么的。当然我们会给您出具正式发票,也会给您回扣。”赵八年解释道。
  “我一共才一千元课题经费。”陆园老实地说。
  “一千块钱?研究公鸡和母鸡一天干几次还差不多。”赵八年站起给沈队长倒了一杯水。
  她看见他的屁股底下有一堆零钱,大约有一百多元的样子。
  “少他妈的瞎说,出你的牌。”沈队长又低下了头。
  陆园不知道再说什么好,只好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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