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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革命年代



  1966年夏天,文化革命开始了。沿着上清寺街心花园转角处的上清寺相馆、新华书店、糖果店,右转弯到中四路的上清寺布店、九园食店、联合医院、药房、水果店、饭馆、到市委的大门,与此相对的马路对面转角处的上清寺电影院,左转弯到中四路的上清寺百货商店、澡堂、人民小学、张治中旧址桂园、重庆六中、中四路小学、市委宿舍,再往上的市妇联、市团委、煤店、周恩来旧址曾家岩50号、市委招待所,整个的从上清寺到中四路的两边马路,看不到巴掌大的墙壁本色,全给标语、大字报覆了一层又一层,厚厚的,象是纸箱厂打的纸板。就连市委围墙外面爬满黄桷树树根的堡坎上也刷满大字报,循着黄桷树根的形状,大字报现出张牙舞爪的狰狞相,使揭发市委、省委走资派罪行的毛笔字也呲牙咧嘴走了形。横着马路用绳子拉着标语,三步一幅,五步一行,遮避了天空。风吹雨淋日晒,空中、墙上,到处吊着、垂着破破烂烂的纸片,上面写着“炮打司令部”、“炮打重庆市委走资派”、“打倒任白戈”、“炮轰西南局,火烧李井泉”等等。在“走资派”、“任白戈”、“李井泉”字样上面都用红墨水划着大大的“XXX",一片白色恐怖。行人走在这纸片的森林国度里,阴风惨惨,好象在给这座城市开追悼会吊孝志哀。

  亦琼从学校出来,看到马路对面市委墙下,围着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她挤进去,一个身穿黄军装,头戴黄军帽,胳膊上戴着毛主席手写体的“红卫兵”袖章,操普通话的人在那里慷慨激昂地演讲。这些从北京来串连的红卫兵,率先给山城人民带来造反的火种。他拿着一张报纸对周围的人说,你们看,你们看,这报纸第一版登的是毛主席的照片,可是你们把报纸翻过来看,第二版上面是一门大炮。他把报纸往天上拿着,去照太阳,大家看,大家看,透过第二版的大炮,我们正好看到大炮对着第一版的毛主席,这不是反党反革命,要炮打毛主席吗?你们说这报社该不该砸,该不该造反?

  亦琼和围着听的人都不知道办报纸每个版面要由不同的编辑来安排文章,报社决不会想到在文化革命会出现这样荒唐的常识错误,就此把他们打成反革命的宣传喉舌。也许听众中有懂得报纸排版的,但在那个革命年代,躲都躲不及的祸,谁还敢站出来和潮流唱反调?亦琼听着讲,心里很佩服这些北京红卫兵的精细,她就从没想过要把报纸拿来映着阳光透着看,以便从中发现问题。

  亦琼从学校回到家,只见饭桌上乱七八糟地甩着从墙上取下的杆秤、锯弓、腊肉、萝卜干、床上甩着书包和衣服。她用毛笔写的一段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也从墙上撕下来扔在桌上,半截白纸悬在桌子下面。亦琼心惊,出什么事了?

  小妹把她拉到一边去说,姐,刚才罗妈和街道红卫兵来检查,说我家墙壁上又是挂吃的穿的用的,又是挂毛主席像,是对毛主席不忠。要用锯子锯毛主席的头呀,锯了还要用秤来称呀?

  莫名其妙,她这话就是反革命!这吃的穿的用的往哪儿挂呀?过去亦琼家是从来不挂画的,也不挂什么像片镜框、先进奖状的。文化革命了,亦琼赶着去买了一张毛主席的像,用浆糊贴在墙上。还抄了一段语录贴在墙上。她就怕街委会来巡查,找岔子,说对文化革命没认识。防不胜防,还是给挑了毛病。这语录又怎么啦,不是很革命吗?

  哎呀,你写的毛主席语录漏了一个“的”字,给查出了,说是侮辱毛主席,必须重写。还是用白纸写的,象在吊孝。

  她罗妈又没文化,知道什么漏了一个“的”字,真是鸡蛋里挑骨头!

  是罗开全跟着来的,他现在是街道红卫兵的小头目,拿着本语录本,一个字一个字对,给对出来的。我看了,是漏了一个“的”字。

  罗开全小学和亦琼同学,成绩差没考上市中区一类中学,分配到郊区读书,他对亦琼始终是不满的。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个罗家就把张家盯得紧。

  小妹说,还算好,没有抄家。这几天罗开全都带着一群赖死猴跟着街委会去抄家,楼上刘家就被抄了,说刘妈是隐藏的地主婆,要把她押回农村去。幸好爸妈成分好,不然也会抄家的。

  刘妈是和母亲一起做临时工的,刘伯伯也是工人,刘家娃、刘家妹成天和大家一起玩,大人娃儿都在红房子住了十几年,跟谁都没有脸红过,怎么刘妈一下子成了地主婆呢?搞不懂,搞不懂,真是太恐怖了。

  楼上传来刘家大人娃儿的哭声。我不是地主婆呀,我解放前就下重庆城来了呀,你们可以去调查呀,说话要讲良心呀,是哪个黑了肠子烂了心子红口白牙乱咬人呀,要赶我回农村,丢下我的娃儿怎么过哟?

  家家关着门,谁也不敢上楼去劝刘妈。就是从那时候起,红房子各家有了关门的习惯。


  在派出所的大院里,一个户籍警在烧一堆缴获的书。老大上班路过见了,站在篱笆外面看。等户籍警走了,他象一阵风似地跑进院里,用一根木棍去火堆里掏,把底下那些未烧到的书掏了出来。老大迅速脱下衣服,把这些烫手的书包起来就往家里跑。

  回到家,老大赶紧关上门,抖出书,书还在冒烟,衣服也给烧了几个窟窿。足足有二十来本。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修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苏联高等艺术院校美术教科书等。老大翻着这些书,连说,好书好书!今天运气好。又对弟妹说,这些书现在是禁书,先把它藏起来,不要说出去。

  小弟人小,就爬到床下柴禾、煤炭堆里,掀开木柴,把包上旧报纸的书放在最下面。老大在床外递书。亦琼和小妹拉出写字台最下一格抽屉,把书放进里面的地板里去,然后关进抽屉。老大舒了口气,换了件衣服,去上班。临出门,对弟妹做了个鬼脸。弟妹也对他做怪相笑。

  亦琼拿起烧了一个角的《怎么办?》,心里很高兴,她又有得书看了。

  又到发工资了,老大回家按惯例给母亲五元钱。这是自他参加工作后,三年来形成的习惯。发了工资,就给妈妈五元,给亦琼一元,给小弟小妹各五毛。他收拾起挎包,对母亲说,妈,我准备出去旅行。

  母亲说,外面在搞文化革命,红卫兵串连,乱得很,你跑出去干啥子?

  老大说,工厂停工了,造反派在夺权,我没有兴趣,就想出去看看。我还没有出过远门呢。

  母亲说,我也不懂外面的事,你要自己当心。你既然要出去,还给我钱干什么?“衣是人的脸,钱是人的胆”。你把这钱带上。

  老大说,好吧,我把钱都带上。你放心,下个月发工资的时候,我一定回来。

  老大的年龄和造反的高中学生差不多,如果他读高中,也该是高三年级的红卫兵。但他想工作,初中毕业就进厂当了工人。学生串连,他旅行。

  老大随身带了一本地图册,按自己大致拟定的计划,到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南京、武汉、长沙、广州、南宁、贵阳、昆明、成都、西安等城市去旅行。他那点工资,买一个地方的票都不够,别说要去那么多地方了。他戴上红卫兵袖章到外地红卫兵站办理乘车手续,有时什么票都没有,他就从出口进到站台上火车,遇上查票时,他就给邻座的做个手势,笑一笑,或者假装瞌睡了,伸伸懒腰,就往列车座位下面钻,躺在座位下面睡觉。再遇上麻烦时,他干脆下火车,等下列车再上。往往准备去这座城市,又临时改了车次,去到另一座城市。反正他是出来看世界,到处听新闻,并没有特别的目的地,也不需要买什么地方特产带回家去。只是他每到一个地方,一定要照一张相,鸟过留声,人过留迹嘛。

  尽管他没有特别的目的地,但他一直在寻找,心里有一个执着的愿望,想解答文化革命是为什么,中国该往何处去,我该做什么?这对一个刚刚20岁的青年工人说来,是一个过于严肃的问题,也是他肩负不起的沉重担子。可他偏偏“咸萝卜,淡操心”,去想了,去担了,去操心了,因而在旅途上,他总是很忧郁。

  他象个流浪汉一样四处漂泊,头发长长的,挎包脏脏的,灰色大衣穿成了黑色。每次回到家,他一身脏得象叫化子,狼吞虎咽地刨上三大碗饭,然后就呼呼大睡。恢复精神了,他回厂里领了工资,又开始他下一个旅程。母亲说他,你这是为啥子呀?别人出去是观山望景,我看你出去是受洋罪,就不要出去了。他摇摇头说,妈,我跟别人不一样,我在干大事。母亲给说得迷迷糊糊。

  老大这样旅行了三四个月,回到厂,不再出门了。他看书,作笔记。亦琼不解。老大说,全国我都走了一遍,还接触了几个大学的奇异人物,他们都是反对文化革命的。现在到处都乱套了,一个国家,没了政府,不搞生产,光闹革命是要坐吃山空的,遭殃的是老百姓。


  亦琼听不明白哥哥说的。她只有15岁,满心欢喜地参加了学校红卫兵,她专门负责油印传单。成天蹲在教室里用油滚子印。油印滚子坏了,就用胶皮刮子印。每天回到家,总是一手的油墨。

  老大也不对亦琼多解释,很多道理他也是在慢慢琢磨。他在广西边境遇到的那个准备偷越国境的大学生,跟他说了一夜的话,但他还没有偷越国境的思想准备,他的文化也不高,他在那个大学生面前有些自卑,他回来了。他想立足自己的国家,施展自己的抱负。

  老大每天在家读马克思、恩格斯、拿破仑、汤因比,还有《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主义》,这些书都是那个大学生读过的。有一天,老大突然对亦琼迸出一句话,“历史永远由胜利者书写”,这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的,《斯大林时代》写的。任谁动员他参加造反派,他都摇头,说他不介入权力之争。

  学校停课半年多了,传单也不用印了。亦琼和弟妹都停学在家,亦琼仅初中二年级,小妹小学六年级,小弟小学四年级。这个文化革命看来一时半时是难得收场的。老大很着急,说,这怎么行,光长个,不长知识,文化还没有我高。长大了干什么,什么也干不了,愚民一个。

  听着哥哥这么说,弟妹都傻眼了,亦琼脑子里只有革命,没想过长大了究竟干什么。三姐弟呆呆地看着老大,象三个小叫化一样,盼着主人的赏赐。

  老大一下子兴奋了,他在屋里走来走去,连连拍打自己的手说,明白了,明白了,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这是自从他到全国串连走了一圈以来,第一次有了自信的神情。他一直都很忧郁,他看到文化革命的不正常,却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他想有所作为,却又苦于自己只是一个小工人,又能做什么呢?有谁信他的呢?现在他在弟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希望和使命,他要把自己的弟妹教好,带出文化革命的黑暗。

  他转身向着弟妹,象预言家发布预言一样说,你们听我说,世道不会老这样乱下去,你们不要出去乱跑,在家好好读书,总有用得着的一天。

  他开始在外奔走了,去找那些升了高中的老同学和他的社会朋友。他拿出收藏的部分小说,换回来一大摞初中、高中课本,对弟妹说,看吧,看吧,够你们学的。

  首先得把亦琼矫过来,两个小的就好办了。他坚决反对亦琼再去参加红卫兵,你以为你那红卫兵有多了不起,空事,以后草包一个。

  亦琼很不以为然,你以为你又有多了不起,就能拯救我了?但她不敢违抗哥哥,老大工作以后是家里的权威,他总为家里着想,连母亲都听他的。

  星期天中午,吃午饭了,小弟老不来吃饭。老大端着饭碗去了另一间屋,来到伏在写字台上的小弟身后。只见小弟在照着《十万个为什么?》书上的插图画画。老大放下饭碗说,拿我看看。他看了画,又看插图,问小弟是不是蒙在上面画的,小弟说不是,是看着画的。老大说不错,以后每天都画一张。我给你找纸,笔墨。画得好,我想办法给你请老师。

  以后小弟每天在家画画,单线的,作色的,越画越象样……

  初夏,亦琼回校去看那些坚持在校闹革命的同学,正赶上红卫兵团给大家发藤帽、锄把、钢钎,看着同学们戴着藤帽,一个个神气活现的样子,亦琼也感到心痒痒的。她留了下来,领了藤帽、锄把,住在学校没有回家。

  学校已经按军事据点那样在教学楼顶上安了探照灯,晚上,探照灯在楼顶转来转去,强烈的光柱扫着大操场、学生宿舍、办公楼和另一座教学楼,象幽灵在游荡,四处静悄悄的。学校成了兵营,又有些象集中营。

  半夜,学校广播突然播放起阿尔巴尼亚歌曲《游击队之歌》,亦琼被同学推醒,她听着这音乐感到非常的紧张和恐怖。而她的同学已经习惯这音乐了。同学悄悄告诉她,是军事演习,马上要集合。

  亦琼赶快穿上衣服,戴上藤帽,提着锄把,跟着大家跑步到操场。红卫兵团长是高三的学生,他正提着喇叭向大家交待今晚的行动计划。

  他说,今晚我们要外出军事演习,我们必须看到,我们32111战斗团——“32111"本是一个扑灭大火,表现英勇,在全国受到表彰的石油钻井队,学校红卫兵团采用了这个名字——位于市委旁边,这个位置非常重要,也非常危险,“反到底”派要攻打市委的“8.15"派,首先就要把我们这个钉子拔掉。因此我们是文攻武卫的前沿要塞,我们必须守住阵地。今晚的行动就是顺着市委家属宿舍向市委前进,去打增援。希望大家靠着墙根走,不要走大路的中间,中间埋有敌方的地雷,大家要小心,不要踩上了。

  团长把这假想的敌情说得有板有眼的,亦琼觉得自己的热血都沸腾了,想不到留在学校的生活这么刺激。她跟在同学的身后,从学校侧门进进入教工宿舍区,从那里沿着市委家属宿舍的堡坎爬过去,上到马路,然后向马路对面的市委冲过去。一切都是静悄悄的,既没有谁踩上地雷,也没有遇到一个敌人。折腾了两小时后,大家闹嚷嚷地回到寝室,亦琼不免觉得有些扫兴,没有真刀真枪的干。

  7月7日,二轻的“反到底”和“8.15"在上清寺嘉陵江桥头的铁园对打起来了,“32111"团的男生,戴着红袖章,也在“8.15"这边参战。

  亦琼见真的打起来了,跑到铁园对面的山头上去。那里已经站满了人,隔着山脚下通大桥的马路,观看对面山头的人开战。

  参战的两派人都戴着藤帽,互相扔砖头、石灰包,石头顺着铁园的山头往下面马路上滚。马路上全是砖头石块,空中腾着石灰的烟雾。行人都往回跑了,过桥的货车、公共汽车停下来,汽车长龙一直排到上清寺转盘,分路排到中四路、人民路、两路口、牛角沱去了。从江北开过来的车停在桥上,往后排到桥那头的华新街、观音桥去了。排在汽车长龙后面的车不知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拼命按喇叭,一个接一个往前按,整个上空轰鸣着刺耳的喇叭声,观战的人捂着耳朵,看得津津有味。交通警察也不能解决这个堵车事故。

  突然,“嘭”的一声枪响,只见“32111"的人在手忙脚乱地把一个学生往下搬。是红卫兵团的人被打中了。

  开枪了,开枪了!快跑呀,快逃呀!枪子可是不长眼睛不认人的,山头观战的人如梦初醒,“轰”的一声散了,象后面有洪水追赶来了一样,不顾命地往山下牛角沱方向跑。坐在汽车司机台的司机也夺门而出,往后面狂奔。眨眼间,战场上没了一个人影,石头、土块、石灰、烂泥、藤帽、锄把,扔满两座山头和下面峡谷的马路,空车摆满一路。

  亦琼拼命往学校跑。她想看看是谁被打中了。把着医务室的窗户,她看见桌子上躺着一个小男生,脸色卡白卡白的,胸口上有花生米大的一个弹孔,别人告诉她,是初一的学生,已经死了。亦琼吓一跳,活生生的人就这么死了,就花生米大的一个眼,就这么厉害!

  她见红卫兵团长赶来了,医生把死者的背翻过来给他看,亦琼看到死者的背上有拳头大的一个洞,血糊糊的。原来这枪子是进去小,出来大呀!

  亦琼怕见血,她急急忙忙退了出来,也没有给别人打招呼,顺着中四路跑到上曾家岩,从小巷的石梯坎跑下去,一直下到人民路,再从蒲草田小路回家了。只有家里才远离战火的硝烟味,也才更安全。

  "7.7"事件使山城的武斗一下子由钢钎、锄把、藤帽的文攻武卫上升为步枪、机枪、大炮、坦克的武攻武卫了。这也是不奇怪的,重庆是座兵工厂密集的城市,那是抗战国民党留下的兵工厂。兵工厂的造反派把厂里的真家伙拿出来武斗了。红卫兵也源源不断地到兵工厂去领枪扛炮。亦琼害怕真刀真枪,这一回,她不用哥哥阻止,再不敢回学校参加武斗了。

  满街都看见拿武器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的队伍。就象电影演的德国党卫军一样,造反派戴着红袖章,扛着枪,身子挺得笔直,绷着一张脸,好象橡皮戳子一样僵硬,雄赳赳地在马路上走正步。坐在军车上的红卫兵分两排坐在靠两边车厢的长凳上,也是把身子挺得笔直,板着脸,胸前捧着枪。

  嘉陵江江两岸的高射炮、机枪隔着河岸对射,晚上把江岸映得通明。人们在自家的窗户里看打炮,不敢伸出头去。比看国庆焰火还热闹,使人想起二次大战攻克柏林的炮火。子弹和大炮的呼啸声在山城上空掠过,坦克车在马路上威风凛凛驶来。

  一个初二的女同学坐在军车上,把下肢打残了,高位截瘫。

  高三的一个男生从军车上打下来,摔破了头颅。全体红卫兵沉痛悼念,团长发表讲话,追认烈士,提议把他葬在学校的小山上。“烈士”的父亲不同意,还是埋到“烈士陵园”去吧,也便于以后他们亲人去扫墓。

  红房子的黑娃——河运校的中专生,在攻打市委潘家坪招待所的时候,被机枪扫死了,死时手里抱着钢钎。黑娃妈抱着浑身都是枪子窟窿的黑娃,哭得死去活来。那是她家的老大呀,马上就要毕业挣钱养家了。

  亦琼的中学正在嘉陵江边,江对岸是三钢厂和兵工厂。这个被“32111"红卫兵团长称作文攻武卫前沿要塞的地方,果然是炮火集中轰炸的场所,它被炮弹击中,整个男生宿舍燃烧起来了,只剩一堆断垣残壁。教学楼的一角被削去了,大操场变成了炮弹坑。

  沙坪公园做了武斗烈士陵园,埋了无数红卫兵的骨灰,密密麻麻立着石条和木牌。(这个“烈士陵园”,在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被拆除,国家不承认武斗死的人是烈士。)

  商店都关门了,市民都龟缩在家里,不敢轻易出门。

  亦琼躲在家里看书,那是老大想法搞来的一些外国文学名著,是禁止看的。亦琼把书藏在床下柴禾堆里。每次看书,都钻到床下取书,爬出来时,总是一身煤灰,一个大花脸。洗了手,再来打开用报纸包裹的书,喜滋滋的,那是她最心爱的宝物。

  枪炮声一停,亦琼就拿着米口袋往人和街粮店跑。粮店不是每天开,谁不怕枪子呢?买米的人把粮店售票窗口围了一层又一层,多是停学在家的中学生和家庭妇女。粮店是多重木折门,只开了一人宽的一折门。

  亦琼沿着墙沿拼命往售票窗口挤,从别人的胳肢窝下往里拱。她在人堆里感到窒息,难受死了。好不容易挤进去,抓住窗栏。窗栏上全是挥动的手,闹嚷嚷地报着买米的数字。

  挥呀,抓呀,亦琼终于把手伸进窗栏,把粮本和钱递进去了。身子脸还在一边,看不见窗栏里边。手不停地挥,嘴里不停地叫“三十、三十”。

  售票员根据这挥动的手和叫嚷的声音来判断是谁买米,买多少了。在粮本上记了数,盖上公章,收了钱,把米牌子、找补散钱和粮本卷成一团,塞到伸着的空手里。

  亦琼捏着粮本和米牌子,又从人堆里往外挤,连身子都转不过去。她就用手抵着墙根,用屁股往后退。一阵推搡,她终于又挤出来了。

  象是经过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她满身大汗,满脸通红,披头散发。她拿着米口袋又到粮店门口去挤,空中一片白布口袋挥舞,象是死了人,招魂的的幡一样。

  米都是存了几年的霉米,或是被水淹过,结成米块了。天天要吃饭,不买不行,还不敢一次买多了。

  邻居在叫,煤店卖煤了,煤店卖煤了。亦琼放下手中的书,迅速塞进被子里。叫声小妹买煤。挑着箩筐,小妹拿着掏刨,一起往人和街煤店跑。煤车还没到,等着买煤的市民已经轧断了街。煤店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有卖煤了。成天打枪打炮,煤车进不了城。

  煤车到了,还没等煤店工人下煤,买煤的人早已把煤车围个铁桶一般,男的多。亦琼拼命往里挤,被旁边一个男人的手肘使劲往外一撞,正撞到她的胸口。她哎哟一声,退出了人群。

  亦琼捂住胸口,小妹在一边叫着姐姐,不要紧吧。

  亦琼弓着腰,忍住痛,看着抢煤的人在那里拼命挤,拼命往自己的箩筐里装煤。一眨眼,一车煤就被抢干净了。然后抢到煤的人再凭煤票到煤店过秤。

  拿着空空的箩筐,亦琼心里着急,家里的煤快烧没了,煮饭兼着烧家里存的一点锯木屑。今天无论如何得把煤买回家。别家买煤,都是男的来抢,亦琼家小弟太小,老大是不做这些买米买菜买煤的家务活的。家里的粗活都由亦琼和小妹干。小妹煮饭的多,亦琼管外面的跑买。亦琼和小妹坐在路边的石阶上,守着一副空箩筐,等着下一辆煤车到来。

  煤车又到了,买煤的人又蜂涌而上。亦琼急了,她挤不进去。她围着汽车转了一圈,终于找到了突破口。她提着一只箩筐往车头冲去,纵身跳上车头,直接从车头上面往车厢里爬。动作的敏捷,象是电影上演的要去炸敌人碉堡似的。周围看的人都呆了,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亦琼已经跳进煤炭车厢里去了,腾起一阵煤灰。她手里没有掏刨,就用双手使劲往筐里刨煤。三下两下刨满了,对着车下大叫,小妹,快,快把箩筐递给我!

  用这样的方法装满了两筐煤,亦琼一头、一脸、一手、一身,全是煤灰。她和小妹排在一长串箩筐后面,等着称秤。

  称煤的队伍走得很慢,因为是先抢到煤再去买票交钱过秤,几道程序一道做了,也就特别难得排队了。亦琼候在那里,她远远地看到中学好友宁子从人和街上面下来了。不用说是来找她的。她叫一声宁子,宁子看见她了,喜出望外,奔过来娇声说,哎呀,我找死你了,我还去你家了,没人。

  亦琼嘿嘿笑道,我来买煤了。

  宁子家住在曾家岩,离亦琼家有四五里路,是打枪开炮最厉害的地方,那里的煤店根本不卖煤。她想买煤,还没箩筐。平时她家的煤都是请工人送的,在这武斗时期,谁给送煤?她就急了。

  亦琼见宁子着急,说,别急别急,你今天先拿一筐我的煤去。你把煤票给我,等明天煤车来了,我再帮你买吧。

  称了秤,亦琼先和小妹把一筐煤抬回家,让宁子在路边守着另一筐煤。然后又到街上,和宁子一道把那筐煤抬回宁子家去。

  第二天,宁子一早就来了,亦琼拿着自家的掏刨和箩筐,去帮宁子抢煤。

  宁子患肾炎休了一年学,从上一个年级插班到初二班来。尽管她比亦琼大一岁,但人看起来很小,轮廓眉眼有些象个外国洋娃娃,大大的眼睛,眼睫毛长长的,往上翘,鼻子长得很棱,笔挺,高高的,嘴巴有些瘪,薄薄的,很大,一笑,露出整齐的白牙,嘴角拉到腮帮了。亦琼喜欢看她笑,很甜,很娇美。

  她们结成好友是很偶然的。刚巧上音乐课,新来的插班生宁子坐在亦琼旁边。她穿着紧领的织着蓝色图案的羊毛衫,脚上穿着扣绊皮鞋,套着白色袜子,给人一个很雅致、很清爽的感觉。亦琼见她不开口唱歌,就问她,你怎么不唱呢?

  谁想新同学娇娇地反问亦琼一句,你怎么不唱呢?

  这么娇的声音,亦琼还是第一次听到,红房子的小孩,男娃女娃都是粗粗的大喉咙,装都装不出娇气来。亦琼觉得那娇滴滴的声音很好听,它象是从另一个国度飘来,从她看的那些外国小说里的富贵小姐嘴里飘来。

  她一下无话可说。她不唱自然是有原因的。那是头学期的事,宁子还没到他们班上来。上音乐课,男女同学分成两边坐。亦琼正值感冒,嗓子哑了,唱女生部的高八度唱不上去,就唱男生部的低八度。音乐老师听见不对劲,一边走下讲台,一边说,是谁在装怪?然后一截粉笔向亦琼掷来。全班轰堂大笑。音乐老师是从部队文工团下来的,老是上课提裤子,鲁得很。

  亦琼呆了,她一个女孩,还是中队长——初中一二年级还实行少先队制——老师竟这样当众羞辱她。面对老师的粗暴无礼,她无能为力,只有愤怒的份。

  从此上音乐课她不再开口唱歌。老师没法,别人考声乐,让她考乐理,就此过了音乐课的关。

  亦琼想着这一幕,没有说话,她对宁子咧开嘴笑笑,伸出手说,咱们交个朋友吧。

  这回是宁子愣住了,她刚刚来到这个班,一切都是陌生的,还没有见过这样正式又这样爽快的交朋友方式。她也就伸出手说,好,我们做朋友。

  放学了,亦琼和她一起出校门,她们班是住读班,多是军队干部、革命干部、医生、职员、工程师的子女。只有几个走读生。亦琼走读,宁子也是走读,家就住在市委上面的曾家岩。亦琼陪着她,也往曾家岩回家。一路上给她讲班上的事,问宁子转班的情况。从学校到宁子的家不过十多分钟的路,两人竟走走停停,说了一个钟头的话。

  宁子是脖子上挂着钥匙长大的孩子,生下来就请保姆带,三岁送进幼儿园全托,星期六才接回家,星期天下午又回园。上学后,一直跟着姐姐一道吃食堂,胸前挂着钥匙,自己回家开门。父母总是忙,总是有工作,有运动,有会要开,很晚才回家,极少管她和姐姐。她的肾炎病就是给拖出来的,父母顾不上管,急性就转成慢性的了。宁子妈妈这才急了,老说自己没当好妈。

  亦琼和宁子就站在宁子家院子门前说话,分手时,宁子掏出钥匙,打开院子的暗锁门,对亦琼娇娇地道声再见,一闪身进去了,把门关上了。从院子的篱笆墙,亦琼若隐若现地看见宁子走到宿舍门,又在那里开门。门真多呀,还都是暗锁门。亦琼心里想。宁子似乎知道了亦琼还在外面没走,她转过身,往篱笆缝看,挥着手对亦琼做再见。亦琼也不由得对着篱笆里面挥手。宁子进去了,大门关上了。亦琼看见自己挥动的手,笑起来。

  她一路笑咧咧地下着通往人民路的小巷里的石梯坎,心里对自己说,我有了一个朋友了,我有了一个朋友了。是呀,班上是住读班,她和他们总是隔了一层,她没有朋友。

  有的人刻意去交朋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都得不到一个真朋友。亦琼和宁子,第一次见面就好上了,心心相印了。这朋友,也象谈恋爱一样,得讲缘份,有缘份,是不用刻意去追求的。那是努力求不来的,得有点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可是亦琼和宁子又有哪点相近的声音,哪点相同的气味呢?她们是来自不同阶级的两极,一个是没有文化的工人家庭,一个是书香门第的知识分子家庭,一个是那么野性的粗线条,一个是那样精致的一幅画。但是不管阶级,不论粗细,她们做了朋友了,还是那种时时惦着,肝胆相照的朋友。只能说这是她们的缘份,也是她们的幸运。有的人追求了一辈子,还没有得到这样的友谊呢。

  亦琼放学改了她的回家路线,不再从上清寺走学田湾菜市场回家了,她从曾家岩走,穿小路到人民路回家,为的是可以和宁子同路。宁子也时时跟着亦琼,两人象姐妹一样亲近。


  有一天放学,宁子告诉亦琼,她妈妈邀请她到她家去玩。宁子老在家讲亦琼,讲亦琼的家,宁子妈妈也想认识一下女儿新交的朋友了,还是一个工人家庭的,她听都没有听说过她家的那些事,更没有接触过。她让宁子带亦琼到家里去玩。

  亦琼第一次走出红房子,到了另一个文化背景的同学家中。她被宁子妈妈吸引住了,她长得很美,象电影明星一样,比宁子还漂亮。人很风趣。她见亦琼拘束,就给她说笑话,做幽默的动作。她是北京人,讲一口漂亮的普通话,很好听。宁子爸爸不多言语,只是到厅房和亦琼点了一下头,就到卧房去静静看自己的书了。

  宁子家就两姊妹,姐姐在黄花园41中上高中,她比宁子沉静,说话轻言细语的,音调很低,但是很柔和,举止很斯文,待人特别善良。其实这一家人都是很善良的,也许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和一个工人家庭日后建立起两家友谊的一个契合点。

  星期天,宁子妈妈包饺子请亦琼在她家吃饭,另外备了一碟皮蛋、一碟香肠、一碟凉拌黄瓜、一罐海带鸭子汤。饺子是韭菜肉馅,里面还有虾仁。亦琼家吃东西没这么细致讲究的,她家用大碗装菜,是不用碟的,也没有那么多花样,也不象那样量少,喝汤是一定要放盐的。

  这是亦琼长到14岁,第一次到别人家吃饭。她看宁子他们吃得那样慢,那样少,口味那样淡,真是很惊奇。难怪宁子说话那样软软的,宁子姐姐说话那样轻轻的,那是没吃饱,盐放少了呀,哪来的力气?!

  主人家都那样的吃法,亦琼也不好意思多吃快吃了。要不是宁子妈妈给她用一个盘子专门盛了一盘饺子,那顿饭她肯定是要饿着肚子回家的。

  亦琼和宁子交朋友,她觉得自己身上一些很粗糙的东西,被柔化了。宁子妈妈见她打赤脚,就说,都是大姑娘了,打赤脚上学不好。亦琼一下子脸红了,觉得自己真的是大姑娘了,不应该再打赤脚了。以后到宁子家,她总要记住把鞋穿好,衣服穿干净。宁子妈妈也常常敲打宁子,希望她能够象亦琼那样多一点吃苦耐劳,刚强和自立。这是一个工人孩子和知识分子孩子各自在向对方靠半步,要取一个中间值,成就一个新人。

  亦琼和宁子同了一学期学,就爆发文化革命了。有一天,宁子到亦琼家来,见了亦琼就哭起来。亦琼连问怎么啦,怎么啦?宁子说她的父母都因历史问题挨批斗了。她的母亲是天津一个大资本家的女儿,抗战时她从北京的家跑出来,到大后方重庆上大学,以后就留在这里了。她的父亲因为解放前在国民党陪都读中央财经大学,校长和证婚人都是蒋经国,他的同学在台湾做行政院长,因而他成了特务嫌疑。文化革命把他们都挖出来了。

  宁子说,我过去一点不知道这些,我该怎么办呀?我想和父母断绝关系,划清界限。

  亦琼听宁子讲她的父母,着实吓了一跳。她没想到她眼前站的宁子,是一个跟国民党蒋家王朝有关系的人。蒋介石从来都是共产党的敌人,也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宁子的爸妈竟跟国民党的最高层集团有关系,这可是不得了!

  她想着这些,心里咚咚直跳。宁子见亦琼不开腔,哭得更厉害了。她说,我知道问题很严重,我愿意划清界限,我真的一点不知道呀。我家也没有和台湾联系的发报机什么的。我爸从来都是教育我们要听党的话,我真不敢相信他是特务。

  亦琼没想到宁子家庭这么复杂。她家就简单得很,父亲在机修厂,从解放前干到解放后,几十年连窝子都没有挪过,填起履历表来只有一行字。但她对宁子母亲的印象非常好,那么善良,那么有修养,还那么美,不会有问题的。就是有问题,也是宁子父亲个人的事,还得要解放了台湾才说得清楚。

  她镇静一下自己,问宁子,现在你爸妈怎么样?

  爸爸给隔离起来了,没有回家,妈在停职检查。

  亦琼头一甩,不管那么多,“后辈不管前辈事——一辈是一辈”,不要对别人讲家里面的事。也不要和父母断绝关系,你总是父母养的呀。别人问起你父母的事,就说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们还是好朋友。

  宁子一下子破啼为笑,我不是告诉你了吗,你怎么不知道?

  亦琼耸耸肩,我没听见。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一夜之间,红得发紫的“革命动力”红卫兵,变成了“再教育对象”,历时十年的知青下乡运动开始了。

  宁子姐姐在家里收拾行李,把她那些高中课本都清理出来,捆好,放在书架最下面一格。她免不了有些惆怅。毕业考试都进行了,上大学的志愿都填了,就差那么一步,就可以迈进大学的校门了,搞文化革命了,一切都乱了套。好在父母是搞经济工作的,不是从文的,工作需要,父亲解除了隔离审查,回家了,母亲也恢复了工作。她象一只惊弓之鸟,对自己,对前途都很没有信心。成天待在家里,也不出门去。过去爸妈忙工作的时候,宁子是她的尾巴,她这个姐姐就象小母亲一样照顾妹妹。宁子对她的依恋胜过母亲。后来宁子插班,认识了亦琼,成天跟着亦琼跑,跟姐姐也少在一起了。宁子常从亦琼那里带回些小说看,坐在马桶上都在看。她拿过来翻了,都是些外国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她看着有些心跳,放下了,要宁子少看这些书。妈是一向叮嘱看书要有选择的,要看那些有教益的书,要学好数理化。文学书要少看,特别是外国文学,还只是中学生,辨别能力弱,批判能力更差,不知不觉就受影响了,学些不健康的东西。宁子不服气,怎么受影响了,人家亦琼看那么多,没见受什么坏影响。亦琼是什么家庭,咱们是什么家庭?爸妈还有历史问题搁在那里,你就不想想后果?搞不好就给你戴“反动”的帽子。宁子不再带书回家看了,可是她常常是半天半天不回家,在亦琼家玩,准是在她家看书了。在那里看了才回来。这个亦琼家也是有些自由,没人管,看什么书都没人管。那些外国文学书,有的可以看,有的对她也是不适合的,毕竟年龄小,容易中毒。她是不看的。还是妈妈说的有道理,看书要有选择,有些书是不适合学生看的。她看外语,复习数理化。现在马上要下乡了,数理化看了也没用了。该看什么好呢?

  她坐在书架旁边心事重重,宁子帮她收拾东西。姐姐,你怎么啦?

  我在想,我走了,爸妈身边就你一个人了,家里都要你多照顾了。你那病残留城的事,只是一个“缓走”,没有落实。说来你早两年得的肾炎已经好了,保不准哪天还要动员你下乡。我们这种家庭,要你去,还敢不去?你看我干脆第一批报名了,想把你保下来。谁知保不保得住?你有事拿不了主意,就去找亦琼商量,她看书野,人是很忠诚,很可靠的,也很肯帮忙。你们玩得好,姐姐是知道的,这份友谊也很难得。过去姐姐说过亦琼野,要你少找她借书看,那是怕出问题,怕给家里惹麻烦。姐姐长你几岁,看得多些,胆子也就小些,我自己的毛病,我也是知道的。我是从这个家庭出来的,恐怕改也是改不了的了。遇上事情,第一得找的人,还只有亦琼。那家人心直,人好,你看张妈妈多善良,多贤慧,一看就是个心慈的人。做了咸菜、腊肉什么的,总要想着让你带些回家来,连张伯伯钓到的鱼,也要让你提一条回来。一定记住有事找亦琼商量,她还有哥哥帮忙。她来了,我也再给她讲一讲。


  宁子点着头,好的,我会找她。家里的事你就放心好了。

  亦琼背着背卷,宁子提着洗脸盆网袋,宁子姐姐自己提着一口小皮箱,宁子妈妈手里则拿着宁子姐姐的羊毛围巾。宁子姐姐随学校集体插队到秀山,她们一起到朝天门码头送她。朝天门码头人山人海,重庆市第一批到酉(阳)秀(山)黔(江)彭(水)的知青今天出发,乘大船走长江到涪陵,再换小船进乌江到彭水,换乘汽车到沿途的黔江、酉阳、秀山各个农村。朝天门码头公路上,沿江岸竖着一根根石柱,上面用红油漆写着1、2、3、4、5、6码头的编号。亦琼和宁子一家沿着码头正面宽大的石梯坎下到长江河滩,滩上全是大大小小的鹅卵石,厚厚一层,白黄白黄的,象一个个石头蛋和石头饼,走在上面崴脚,摇摇晃晃,把鹅卵石踩得叽咕叽咕响。

  鹅卵石滩上黑压压地站满了知青,背着行李,或提着行李,地上也放着行李,大都是一个背卷、一口小木箱、一个脸盆网袋。这些昨日威风凌凌的红卫兵,今日成了改造对象的知青,一个个象遭了霜打,垂头丧气地和送行的父母、同学、兄弟姐妹告别。

  一片哭声,高音、中音、低音都有。那抱头痛哭的高音,是刚满16岁的女知青把不可遏制的悲哀冲出喉咙,我的妈妈呀,我害怕呀,我哪年哪月才能回来呀?那在喉咙鼻子里发出哼哼呃呃哭声的中音,是男知青使劲想把那悲在心中的绝望压回到胸腔里去,反正是没得出路,老子豁出去破罐破摔一回。那呜呜咽咽的低音,是年老的父母剜却心头肉的离别情,我的儿呀,我的女呀,到了乡下就来信,莫让爸妈望呀,以后都要各人照顾各人了哟!伴着这低音、中音、高音的哭诉,还有一道逶迤不绝的音调,那是滔滔长江唱出的咏叹调。一方水养一方人,山城儿女不折腰,不要哭,莫悲伤,自有出头的好时光。滚滚长江,把绿黄色的浪花一浪接一浪地推向河滩,推向鹅卵石,拍打着知青儿女的脚背,它分明也在呜咽。水的呜咽,人的哭诉,混合成一首复调音乐,震撼着山城从头到脚发颤。

  江中,停靠着等候知青的轮船,一艘接一艘,烟囱冒着淡淡的烟,似乎也在表示它对知青离别城市的惋惜和愁绪。那烟终于浓起来了,直起往上冲了,轮船马达发动了,催促知青上船的汽笛拉响了。黑压压的人流向江水围上去,好象要把那长江截断。在轮船开动的一刹那,哭声象川剧的高腔一样,啊啊啊——啊啊——,刺破青天,随后轰隆隆一片,从天上滚过。晴朗的天空,顷刻间乌云密布,哗啦啦下起雨来。天哭人更哭,船上的知青站在船舷拼命摇手对着岸上跺着脚哭喊,岸上的家长,有的冒雨追着轮船,放声大哭,有的站在原地,不停地抹眼泪。

  亦琼回到家,把她那张户口页从户口簿里取下来,卷成一个小纸卷,塞进晾衣竿的竹筒里,用木楔把口封紧。她是打定主意不下乡的。

  走廊那头罗妈的儿子罗开全下乡了,红房子少了一个小霸王,大家都感到松了一口气。罗妈对响应号召一向是积极的,任何号召,都很积极。不仅照办,还会锦上添花。她当居民委员,一分钱工资没有,但照样干得很起劲,以致过于起劲,讨红房子大人小孩的厌了。大家都说,她怎么不象罗师傅那样本份,老实巴交的一个党员工人,却有一个母老虎一样的婆娘。谁都不选她当居民委员,但是街委会信任她,年年评她的先进。她越是当先进,红房子的人日子越是不好过,她把大家盯得太紧了,成天象只警犬一样,在楼里转来转去,用头去拱开别人家的门,探着头这里嗅嗅,那里闻闻。手脚倒是干净,开别人家的门,从来不顺手牵羊拿东西,她用眼睛偷走别人家的隐私和自由。

  她家儿女不象爸,都象妈。女儿开珍看人总象她妈那样,好象对别人有深仇大恨,65年初中毕业,她瞪一眼张家人,气咻咻地修铁路去了。儿子开全成天在外打架,回家就向他爸要钱,不给,就用刀子比着他老子的脖子。自己的儿女不争气,罗妈就不喜欢别人家儿女孝顺,看不得别人家有好日子。这也是她把张家盯得紧的一个原因。每次见张家老汉打娃儿了,还连老婆也一起打了,她总是火上浇油地对亦琼父亲说,大公无私,打得好,就是不能手软,黄金棍下出好人。张老汉见有人说好,打得更起劲,母亲说他不长脑筋,别人说好,就好,那打人也能说好吗?打婆娘也是“黄金棍下出好人”吗?我好吃懒做了吗,你要打?那是“烂萝卜心子——黑的”。大家都知道张师傅是一个很容易被挑拨的人,一挑就上火。


  罗妈不管别人怎么看她的心子,照样看不惯别人家有一丁点异样,动不动就打小报告。这一回怎么不见张家有下乡的动静?她一下警觉起来,他张家也够意思了,老大初中一毕业就在厂里分配了工作,工种还那么好,跟他老子一样当电工。她家开珍,比老大晚两年初中毕业,她原以为凭着她爸的党员,她的居民委员,可以在机修厂或者别的单位分个好工作,想不到赶上国家调整,不招工,就落到老大的后面了,只有去修铁路。张家小妹小学毕业该升中学,本来过两年也是得下乡的,偏偏赶上重庆市的土政策,小学六年级中年龄大半岁的就不升中学了,叫什么“超龄生”,直接等候分配工作。年龄划段以重庆军分区司令唐兴盛2月29日的讲话为分界线,是他提出“超龄生”不升中学分工作的,好给下面积压了几届的小学生让路。他是革命委员会的军队领导,当然得听从。只是这小妹刚好生在2月28日,不就给她赶上了,躲过下乡了吗?还要分工作,他张家不党不团,还尽摊好事。小弟不说了,年龄不到,可是亦琼是该下乡的呀,为什么不去?她家开全都下了。她亦琼读书超过开全,读好学校。现在政策好,好学校、坏学校,好学生、坏学生,都要下乡,莫非她亦琼又要超过开全,连农村都可以不去了?她想到这里,气得来暴牙巴更加突出了,叮叮咚咚往街委会跑。

  亦琼被叫到巴蜀小学礼堂办学习班。学习班里全是不下乡的知青家长。也只有象亦琼这种住工人区的学生敢于抗拒下乡。他们本身就穷,一无所有,加上出身“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革命烈士),抓不住父母什么政治问题的辫子,也就不在乎什么执行最高指示要下乡了。

  学习班里乱哄哄的,一片喝斥,一片哭声。

  --说,你的儿躲到哪里去了?把他交出来!

  --你他妈的那儿想赖,赖得了吗?

  --你为啥拉你女儿的后腿,下乡光荣,你知不知道?

  --老脸厚皮的好意思,把你那娃儿的户口下了!

  回应的是川戏里的哭腔:

  --哎呀,我也不晓得他跑到哪里去了,几个月没有回家,你们也帮我找找嘛。

  --我那儿是有腰病,还没检查出来,他不是想赖呀。

  --我没有拉我女儿的后腿呀,那死女娃子从小就犟死人。

  --他各人把户口页藏起来了,我哪里找得到嘛。

  在所有被办学习班的的人员中,只有亦琼是知青当事人。她不愿象别的知青那样,跑出去躲了,让父母受连累。她一人做事一人当,自己来面对动员的人。她一到学习班,所有的眼光都投向她,哭腔、骂腔全都嘎然而止,她成了学习班的重点教育对象。

  一群“新三届”的红卫兵向亦琼围上来,要她翻开《毛主席语录》第251页,念。

  亦琼念:“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作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

  亦琼跟这些小红卫兵软磨。嘿嘿,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一个区的,哪有不碰面的?要说和工农结合,我父母都是工人,一百年前,他们的祖宗都是农民,我就出生在一个工农结合的家庭。不怕见笑,我屙屎屙尿都是闻的工人气味,熏也把我熏革命了。我当红卫兵那两天,比你们干劲还大。这不,当知青了。过两年,你们还不是要下乡,大家都是知青命,何必那样大的火气。你们以为我愿意在家吃闲饭,我们学校下乡点在酉阳,乘船乘车要走四天,那么远,我回家哪来路费?那是穷地方,我下乡了,还要靠家里寄钱粮,比在家里吃饭还花费。我家哪有钱给我寄。我下乡喝西北风呀。我饿死事小,给老人家的最高指示摸黑事大,我负得起这个责吗?不是我不下乡,把这些实际困难解决了,我高高兴兴下乡去。

  红卫兵被亦琼软化了,他们不再对亦琼吆三喝四。动员办公室的头儿见状,上前一把抓住亦琼的衣服,两眼透着凶光。亦琼神经质地大叫起来:“最高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

  头儿放开了手。大声喝斥,看着我的眼睛!

  这是什么意思?亦琼想了半天,也没想出一句合适的最高指示来抵制这道命令。看就看吧。她死死盯着对方的小三角眼,一脸蔑视。他们的眼光不知对视了多久,头儿输了,转移了视线。而亦琼的眼睛盯直了,半天转不过弯来。

  头儿问,说,谁是你的后台?

  后台?这不是礼堂的前台吗?她转过身往后看,舞台上方挂着毛主席老人家的巨幅画象,她跟老人家的眼光也盯上了。

  头儿说,少来嬉皮笑脸这一套,女娃子家家习到不要脸!

  亦琼跳起来,你骂人,你个男人家家才不要脸!你吃皇粮要我盯着你的眼睛看,你好好把你那副流氓嘴脸放到荷包头去揣起!

  亦琼这下子捅了马蜂窝。头儿气得吹胡子,马上决定游亦琼的街。罗妈在街委会听说了这个决定,连连说好。她没有参加游街,表了她的态就回家去了。

  亦琼身上挂着游街的大黑纸牌,上面写:“破坏知青政策,抗拒上山下乡罪”,还用红墨水划了一个“X"。她手里提着罚站的高板凳,走在由街革委、工宣队和军宣队组织的红卫兵游街队伍前面,经张家花园平街,往观音岩游去。石板路年久失修,有的石板松动了,常常踩着这头,那头翘,还溅起石缝里的黑泥浆来。一路上坡,石梯坎高一磴低一级的,有的还断了,塌了半截歪到一边。这样的路走着游街队伍就吃力了。既要顾着脚下爬坡,免得泥溅裤子,脚踩滑,又要顾着走好队伍,振臂高呼口号。顾上顾下,游街队伍忙得呼哧呼哧的,口号声也常常呼得走了调,时高时低时停顿。呼的口号都有:“上山下乡光荣!”“留在城里吃闲饭可耻!”“坚决拥护最高指示!”“抗拒上山下乡绝无好下场!”“谁敢抗拒砸烂谁的狗头!”亦琼不敢怠慢,口号照呼不误,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要不是她胸前挂着黑牌子,别人见她呼口号的样,怎么也不会想到她就是被游街的人。街道两边的住家户倚着板板房的门框,或从吊脚楼的窗户伸出头来,和紧贴墙根的过往行人一起,看着这奇特的游街队伍指指点点笑,游街队伍里的女孩子也忍不住笑。游街的气氛被破坏了。

  办公室头儿直喝斥亦琼,你给我老实点,不许你呼。

  亦琼说,怎么不许我呼,这是革命口号,谁不许呼,谁就是反革命。反正她也是跟办公室头儿较上劲了。

  游街队伍爬完石梯坎来到观音岩外科医院门前,这里是市中区的主要交通干线,往左笔直向上通七星岗,往右急转弯通两路口。马路的对面是枇杷山峰,过于陡峭的地方长着树,塌坡的地方打了一层三和灰,修整出来的坡地层层盖着房子。山下的人行道特别窄,行人大都走外科医院这边的人行道。

  头儿指挥队伍停在外科医院住院部栏杆外的人行道上,让亦琼站到高板凳上去。亦琼不肯,头儿让红卫兵来拉。亦琼就用两个手肘左右拐,没人敢上前了。

  头儿发怒了,走上前用脚往亦琼膝盖弯一扫,嘴里叫,你不站,跪也可以!

  亦琼不提防,膝盖一弯,扑通一声栽倒地上,嘴唇磕破了。亦琼从地上爬起来,抹了一把嘴角的血,瞪了头儿一眼,自己站到高板凳上去了。

  亦琼胸前挂着黑牌子,高出众人半个身子,远远近近都能看到她,她也能看到远远近近灰麻麻的一片。人是灰的,穿着青色、蓝色的衣服,象是满街的灰麻雀、黑狗熊一样;马路是灰的,满地纸屑、灰尘、垃圾、废水;汽车是灰的,电车贴满了标语口号,车窗全打碎了,汽车罩着帆布,扶手断了;房子是灰的,墙的下半截是残破的大字报纸片,上半截布满弹孔,煤烟熏黑了窗户;天是灰的,烟尘滚滚,看不见一点太阳和半点蓝色;连树叶也是灰的,山上山下的树,都被过往汽车扬起的灰尘覆盖满了,没有一点绿色的光泽。自己就生活在这么一个灰色的城市里,怎么过去从来没有发现过呢?

  城市有什么值得留恋,要赖在这里不走呢?当然不能走。城市是生她养她的地方,历史闻名的大城市都这个样,农村就可以想象了。那不只是灰色,还是黑色的了。城市没得改善,农村还会有吗?她在了望这座灰色的山城时,更加坚定了不下乡的决心。

  她把头高高仰着,望着天,一脸无神的样。她随批斗的人怎么呼口号,怎么数落她的罪状,只是不开腔。这里也没有她开腔的份,游街罚站示众,都是为了杀她的威风,杀一儆百。

  人来人往的行人见示众的是个不下乡的女知青,颇有几分希罕,几分同情。围观的人里三层外三层,过往电车上的乘客,也纷纷伸出头来看热闹。一时间竟造成了交通的堵塞,喇叭声、吆喝声不断。亦琼也就低下头来打量围观她的人。

  有老太婆说,作孽呀,小小年纪就游街。搞不懂她是说亦琼作孽还是处罚她的人作孽。


  有人在汽车上骂,这年头,知青也游街,真他妈的新鲜!不去不去就是不去!

  头儿听见了,踮起脚尖往马路上看,谁在骂,谁敢抗拒最高指示?

  汽车“轰”地一声开走了。人群中爆发出一阵笑声。亦琼一下子觉得在汽车上骂太妙了,叫头儿哪儿去抓人?她想起文化革命追究“反革命谣传”,被追究的人说是在上厕所时听来的,到哪儿去查实呢?

  有妇女在抹眼泪,一望而知是家里也有当知青的儿女。那年月,谁家没有下乡知青呢?


  有干部模样的人在说,毛主席指示,上山下乡要说服教育,不能这样蛮干。

  有了这句话,人群中的议论多了,是呀,是呀,要说服教育,不能蛮干。

  亦琼仍是一动不动地在高板凳上,她不能动,也动不了。一动就会摔下来。不站高板凳就得下跪。站着还是比下跪好,她就象个塑象一样,笔直地站在凳子上。

  站了个把小时,军宣队代表赶来了,对头儿嘀咕了几句,军代表把亦琼扶下来说,好了,好了,回去说吧。

  亦琼下得板凳,两条腿都僵了。她就地活动了一下腿脚,才能走路。那时她只有18岁。

  罗妈做起锦上添花的工作来,把母亲在机修厂做临时工的事情告诉了街委会,不能让“矮子婆娘”安安逸逸拿工资。街委会通知机修厂,停止母亲做工了,到街委会参加办学习班。街委会围攻母亲,说是她教唆的。

  母亲说,“一娘生九子,九子不象娘”,我说服不了她。

  小妹被街道弄去挖防空洞,那么好分工作的?她回到家哭,抬不动土,罗妈使劲往她筐子里装土。

  老大知道了,急忙赶去学习班,和负责的工宣队、军宣队交涉,要他们放母亲和亦琼回家,免除小妹挖防空洞,他负责说服亦琼下乡。

  亦琼回到家,对哥哥的作法很不以为然。

  她说,你是城里工人,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下农村试试!

  老大说,这是潮流,个人不可抗拒。如果不从改造人的政治立场看,知青下乡是解决失业的一个权益之计,是你们为减轻国家的就业困难所作的牺牲和贡献。搞文化革命三年了,你们早已到了毕业的年龄,新的小学生又长大了。你们再不离校,小的又怎能升中学?你看小弟小妹不是早该上中学了吗?哪里有学校让他们上?

  亦琼说,难道我们离校就该是下农村?她和哥哥辩论起来。

  老大说,渠道是多种的,也可以进工厂,就象当年我毕业进厂一样。问题还是出在文化革命,工厂都停工了,我们都没有事情做,又怎能招收新的工人?即使招,也只是少量的。现在积下了三届初中高中毕业生,几十万,上百万人,要一下子解决工作是不可能的。国家不发展生产,休想解决就业问题。

  亦琼说,既然是招工有困难,为什么要说让我们去接受再教育?

  老大想了一下说,共产党不承认社会主义有失业,把一个就业问题当做政治运动看待了。因此,你要抗拒是不成的。抗拒就是反革命。爸妈小妹都受你牵连了。这是连坐,其实也不新鲜,封建时代搞了几千年了。即使为家里人着想,你也不能拒绝下农村。

  亦琼无语了。让爸妈弟妹受她的牵连,这是她心不安的。她第一次听到对知青下乡如此新鲜的说法,不得不承认,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而且还是很有见解的。她对哥哥佩服得五体投地。说,哥哥,你这些思想都是哪儿来的呢?

  老大笑了,知道说服大妹了。他说,看书,动脑筋思考呗,我早就对文化革命有疑问,只是不能公开反对罢了。你看我参不参加造反派?我什么派都不参加。我不介入。

  (亦琼后来知道,老三届的中学毕业生一共有1350万,1968年下乡200余万,1969年下乡260万,到1978年,长达十年的知青运动共下乡1600多万。1979年,知青以大返城的行动宣告了下乡运动的破产。返城人数一共有1900多万,比文革期间下乡的总数多出300万。)

  亦琼学校集体下乡的地方在酉阳,酉阳、秀山靠着湖南湘西一带,解放初期湘西剿匪就在这里,沈从文的《边城》就写的这里。这里是连农民都不愿待的穷乡僻壤。宁子姐姐写信回来说,她们生产队一个劳动日只有3分钱,一年干到头还要倒补。

  老大说,把知青故意安排到这样恶劣的地方去接受改造,就是整人了。这是不能去的。那么偏远,交通不便,有个什么事,你就成了“墙壁上挂团鱼——四脚无靠”,我也帮不了你的忙。

  老大托人挂钩,安排亦琼到綦江县去插队。宁子为亦琼要走难过。

  宁子那病残缓走的事,老是象“半空中挂丝瓜——悬吊吊的”,街委会三天五天要她作复查。那已是过去得的病,又不是医不好的毛病,哪里次次检查都有问题呢?

  有一次检查小便,没有红血球和蛋白,把宁子吓个半死,没毛病就得下乡。她出身“花五类”(职员、店员、教师、医生、商人),父母还有历史问题,是不敢违抗下乡的。在复查前两天,她拼命吃鸡蛋、吃豆腐,好使尿里有蛋白,可是没有红血球呀!月经又没有来。她想着姐姐的嘱托,跑来找亦琼商量怎么办,一定要帮她想个对付的办法。

  正好那两天亦琼该来例假,她答应陪宁子去医院复查,到时抹一点她的月经血到尿里去。

  宁子怕不保险,连声说,要是你不来例假呢,要是你不来例假怎么办?

  亦琼想了一下说,那就把手划破,滴一点血进去。

  宁子这下放心了。

  去医院复查那天,亦琼月经来了,她跟着宁子去厕所,迅速把手伸进裤子里,摸了一点血,拿出手放到宁子的尿瓶里搅了两下。然后宁子端着尿瓶出去化验了。化验结果出来,宁子小便里的红血球有三个“+++”号。

  中年女医生将信将疑地看了宁子一眼,宁子不敢正眼看医生,把下巴搁在亦琼肩上,死死抓住亦琼的胳膊。亦琼毫无表情地盯着女医生。

  女医生问亦琼,你帮她弄了月经血吧。

  亦琼摇摇头说,没有。她有肾炎病是事实,哪能每次检查都一样?

  女医生摇摇头,给宁子的化验单盖了公章。

  从医院出来,两人长出一口气。宁子早已吓破了胆,亦琼也只是表面绷着,心里紧张死了。

  她对宁子说,好险,看来是我把月经血弄多了一点,引起医生怀疑了。好在她那个年纪也是当妈的,说不定家里也有知青,饶了我们一命。

  现在亦琼要下乡了,以后宁子身边就再没有可以帮忙出主意的人了。宁子对亦琼说,与其象这样留在城里提心吊胆,还不如跟你一起去下乡。

  亦琼说,那可不要这么想,你好不容易熬到今天,再坚持一下,以后总不会老这么把病残知青盯得紧。再说我哥只联系到一个插队的名额,只有等我下去了,再帮你想办法。要不我不忙走,等联系到两个名额的地方我们再一起走。

  宁子说,那不行,安置办把你盯得那么紧,又要说你耍花招了,你家又要不得安宁了。


  亦琼说,这可怎么是好呢?

  那天,正当两人站在市委门外这么商量来商量去的时候,一个干部模样的人从市委出来,他见亦琼两人愁眉不展的样,又在说下乡的事,就停下步来,听她们说。亦琼两人都没留意旁边有人听她们说话,还是自个儿说自己的。

  那干部终于说话了,你们是知青吧。

  亦琼宁子这才注意到旁边的人,说,是的。

  干部说,我好象听你们在说下乡的事,是不是拿不定主意,该去不该去,该往哪里去?只有一个名额到綦江,是吧?

  亦琼说,是的,我们是好朋友,不愿分开走。

  干部笑着说,你们两人都很为对方作想嘛。愿不愿意到我们巴县来,巴县比綦江近,条件也要好些。我是巴县安置办公室的老胡。

  亦琼听着眼睛都瞪大了,还有这样的好事,那可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得全不费功夫”。她张着嘴,笑咧咧地说,真的?

  干部说,当然是真的,我还拿你们知青开玩笑?你们可以考虑一下,如果愿意,就到渔洞镇巴县安置办来找我。安置一两个人不成问题。我留一个地址给你们。说着,拿出皮包里的纸和笔,迅速写了一张条子给亦琼。有困难来找我。我很忙,就不和你们多说了。

  亦琼拿着纸条连声说谢谢。

  亦琼和宁子一起先到宁子家,给宁子妈妈讲这事。宁子妈妈将信将疑,还有这样的好人?她要亦琼把老胡的年龄、模样都讲一番。

  亦琼说,一张很和善的脸,红扑扑的,上嘴唇包不住牙齿似的,老是一副露齿笑脸,头发白得差不多了,大约有50岁吧。

  宁子妈说,这个事还得想一想,他不是留了地址给你们的吗,按招办地址给他写封信,请他下次到市委办事时,到我们家来作客,告诉他我们家就在市委旁边的曾家岩。宁子妈妈想见见他,她怕两个女孩子遇到坏人。

  亦琼和宁子赶快联名写了一封信给老胡。亦琼下乡的事本来很急,突然又多了这么一个去向选择,她回家告诉了哥哥。

  老大说,这个机会不能放过,说不定是天意,有贵人要助你一臂之力。等老胡进城来访太慢了,我们马上到巴县去找他。

  老大和亦琼、宁子一起到渔洞镇去了,什么疑问都打消了。老胡是知青办的负责人。他听了对他的怀疑,哈哈大笑说,看来是我太冒昧了,那天也不是我多管闲事,我只是被这两个知青感动了,那么为难,那么谦让,就想着是举手之劳,帮她们一把。

  当即在渔洞定下亦琼到巴县落户了,宁子不忙下户口,真的到非下不可的时候,再把她安置到亦琼的生产队去。他要亦琼好好表现,他会关照她的。

  亦琼象吃了定心汤元一样,连连点头说,我保证,我会给你争气的,我要让你为我骄傲,一定不会白照顾了我。

  她作这样的保证,也不知该怎样才能做到让老胡为她骄傲,但是她太感激老胡了,也就很诚恳地说出这种以后不一定能做到的话。

  以后的事情证明,老胡把亦琼安置到巴县落户,是她人生道路上非常关键的一步。

  老大帮亦琼买知青证供应的物品:一个脸盆,一根尼龙绳,一床草席、一床蚊帐,一床线毯,二丈四尺铺盖布——那时城市居民每人每年供应3尺布,只够做一条短裤,全家人的布票合在一起,才可以做一件上衣。因此,二丈四尺白布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了。

  另外,老大花了47元钱,那是他一个多月的工资,给亦琼买了一件庞大的乐器——扬琴,要她带下乡。亦琼惊得目瞪口呆。天啦,她一向不会唱歌不会跳舞,没有一点音乐细胞,给她买一件她压根不喜欢,也压根不会的乐器,这不是难为她,逼牯牛下仔吗?

  老大自有他的道理,他说,不会可以学。现在要想找个工作,找条出路,只有两个捷径,一是会艺术,二是会体育。要你搞体育是不可能的,打篮球你没有高度,搞田径你跑不快。人家一看你这样,也不是搞体育的料。但是搞音乐就不一样了,这是看外表看不出来的,并且也比较好学。

  亦琼说,可是我不喜欢,怎么搞音乐嘛?

  老大说,现在的事不是凭兴趣来做的,得根据需要,根据利益。你要想招工出来,就得有个一技之长。虽然老胡答应关照,但他管一县的知青,能关照得过来吗?这次让你到巴县落户,就已经是关照了,不能还指望有更好的事情。关键还得靠你自己的努力,别人到时要帮忙也乐意。我琢磨了好久,既然我到学习班里把你保出来,动员你下农村,我就得为你调出农村负责。我相信你的能力,是能够奋斗出来的。但是除了你的奋斗外,我要尽力为你创造出来的条件。小弟学画画,我就想到你学乐器,这也不是多难的事。在农村参加一个宣传队,你去打打节奏也好嘛,干活也轻松一些,认识公社干部的机会也多一些,印象好了,基层也好推荐你嘛。如果上面还有老胡的关照,出来不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吗?

  亦琼被哥哥说得哑口无言,也十分感动。她对自己的出来问题都没有想得那样周到和长远。扬琴买都买了,她只有答应学它。

  临行前的那个月,亦琼忙得来象是“砂锅里炒胡豆——搅都搅不转”。一方面她要跟哥哥为她找的扬琴老师学打扬琴的ABC。另一方面,老大又替她联系到外科医院针灸学习班学习扎针灸。

  老大说,这是双管其下,稳扎稳打,东方不亮西方亮,下乡总会有出头的一天。学会注射、扎针灸,为社员服个务,尽了你的力,社员对你也会有个关照。

  亦琼只有对哥哥的想法服了。她觉得哥哥是个算得很精的人,够实用主义的了,恨不能十八般武艺,都让亦琼在这时学到手。她知道他喜欢看美国哲学家杜威的《实用主义》,现在都在亦琼下乡的事情上活学活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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