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现代小说,当代小说,当代文学,当代作家,现代作家:张聂尔-->叶氏父女-->四　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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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困惑

　　叶芽的苦闷来自她过分的清高。
　　对于新的家庭格局，她难以适应，而以她的性格，唯一的办法只有再次躲开了事。可住在学校，她又时时挂念父亲。关于从“大民主”向“两党制”伸发的探讨也不顺利。几个编辑部向她约稿，可当她将这一内容的稿件送去后，大多被婉转地退回了，有一篇虽然采用了，但已改得面目全非而且毫无反响。孙束人鼓励她不要灰心，说真理的声音传出去总要历尽艰辛。但她听着听着就烦起来，就告辞了。她烦他的训导，尤其恶心他眼睛里闪出的滑腻腻的光。她从来只把他当成一具灵魂的载体，从来不曾想过他也可能冒出一点热气。但她又无法向他直说什么，因为他其实什么也没做，难道是她自己神经质吗？
　　当听说有讲师团要派往大别山时，她立即报名了。她想远离北京，远离熟人，想站在一个与北京反差很大的环境里，反省自己的见解，重新思考生命的依托所在。
　　她就这样来到了大别山腹地。
　　但她万没想到，在这个闭塞的山区里，她所感受到的一切，对她一向津津乐道的那一套理论，将产生巨大的冲击。

　　这是一座相当惹人喜爱的小县城，它依山傍水，宛若一颗明珠，镶嵌在无尽的山峦之中。县城有两条宽阔的柏油马路，有漂亮的路灯，热闹的商店，和一座相当不错的宾馆，还有好大一片三层楼的居民住宅。叶芽初到这里，感觉比想象中的“贫困县”好多了。
　　县城四周全是山。墨绿色、紫黛色、蓝灰色、诸红色的山峦，重重迭迭，无边无际，将北京隔得很远了。山里人烟稀少，空气清洁，泉水潺潺，到处鸟语花香。早晨，走在盘山道上，远远地，可以看见山道下，蒙蒙的雾霭里，有牧童头戴草帽，手持横笛，骑着水牛在田埂上游移。真像一幅古代水墨画。要不是山上那些醒目的电线杆，你还真会以为时光倒流了，以为你来到了两千年前的汉代呢。
　　叶芽离京前曾去过潘主任家，告诉潘伯伯她要去大别山他们红四方面军的发源地，也是潘伯伯的老家了。她问潘伯伯有什么事。潘主任一听，立即有些激动：“好哇，好哇，去看看我的老家，那是中国革命的发祥地之一啊。我还有一个弟弟在，叫潘广文。要是方便，你去看看他。”潘广寿写了一封短信，拿出了五百元钱，“这钱，你带给他。”
　　叶芽来到县里，趁着还没开学，请当地一位姓杨的年轻教师领她去潘广文家。
　　“他家我晓得，好远哩，”小杨看看地址，“这样，我借个‘屁驴子’带你去。我们明天出发，后天或大后天回来。顺便，我带你到处看看。”小杨说。
　　第二天一早，小杨果然骑来一辆七成新的“屁驴子”。叶芽好开心，仿佛困难中遇上了一位中世纪骑士。她坐在后面，突突突突就下乡去了。
　　在我们这里，到处都是红军时代的痕迹。小杨教语文，热情而且富于文学气味，一上路，他就这样对叶芽解说。他熟练地开着摩托，走到有典故处，便停下来讲解一番——
　　叶老师，你看这片竹林茂密青翠吧？当年民团刽子手就是在这里，把红军伤员的两条腿绑在两棵竹子上，手一松，竹子一反弹，人就撕成两半了。叶老师，你看这条青石板小路幽静而充满诗意吧？我们县著名的詹大南烈士牺牲前就在这里游街，据说那是一个黄昏，他脚上的镣铐声叮叮当当特别响，鲜血一滴一滴滴过去，嵌在石板里，千年也抹不去。叶老师，这片河滩看上去清澈见底吧？那年肃反，杀改组派，就是在这里，刀砍的尸体一大片，身子横在东，脑袋滚到西，河里全是血啊，老鼠吃死人都吃上瘾了，眼睛都是血红的……叶老师，这位老爷爷是“红流”，就是红军流散人员。我们这里“红流”多啦。现在正在落实政策，他们以后一个月可以领到十二至二十元的“红流补助”。叶老师，别看我们这小地方，可是藏龙卧虎，名人辈出哩。小杨历数起一九五五年授衔的许多将军，还讲到一个赫赫有名的被叶芽称为“错误路线头目”的人，“他也是我们老乡。”“屁驴子”突突突响，小杨简直在喊话，“我们乡下人见识短，在我们这地方，他的‘路线错误’早就剔除干净啦，只剩下‘头目’的光荣广为传诵了。”
　　叶芽坐在后面哈哈大笑，笑得眼里全是泪水。
　　中午，小杨找了个路边开小店的老乡家，说叶芽是北京来的，老乡一听就热情地留他们吃午饭。吃了午饭，两人继续赶路，赶到潘广文家，已经下午两点多了。
　　“叶老师你看，那栋瓦房，就是潘家。潘广文肯定在。”
　　“你什么都知道？”叶芽问。
　　“巴掌大的地方，哪有什么不知道的，何况是将军弟弟家里。”
　　潘家住的是土改分得的一栋瓦房，据说修过两次，但还是黑洞洞的，屋里几件陈旧桌椅，梁上挂着滴油的熏肉，园子里种满青菜，下蛋的母鸡咯咯咯乱叫。
　　潘广文见到叶芽，惊得好久说不出话，一直到叶芽给他读了潘广寿的信，拿出了五百元钱，泪水才从他朦胧的眼里涌出，滚落在他那黧黑粗糙满是皱纹的脸上。
　　“哦哦，谢谢你叶同志，我哥哥他身体好吧？”他问。
　　“潘伯伯身体挺好，您放心吧。”叶芽这才仔细打量这位将军的弟弟，他干瘦而苍老，一副干体力活的身架。他的相貌和他哥哥其实很像很像，宽额、大眼、阔嘴，但猛一看却一点不像，潘伯伯魁伟、开朗，一副军人气派，他呢，一个地道的山民。造物主的雕刻刀就是这样厉害呢。叶芽想。她见潘广文穿一身军装，问：“这衣服是你哥哥给的吧？”
　　“哦，不，这是县民政局发的。”
　　“是洪部长拨来的扶贫物资。”小杨在一旁解释。
　　叶芽明白了。从这里走出来的每一位威震四海的将军，乃至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不敢有须臾忘却这片滴血的土地，他们尽其所能，将大包的军装运往这里，将一批批医疗队讲师团派往这里，将扶贫款项拨往这里。
　　叶芽点头表示理解，她又问潘广文：“你有什么困难吗？”
　　“没有困难，叶同志，”潘广文对叶芽恭敬得就像当年对土改工作队，“就是一件，你回去见到我哥哥，告诉他一定再回来一趟，看看老家。”潘广文的眼里又涌出了泪水。
　　叶芽和小杨在潘家吃了晚饭，潘广文的大媳妇为他们做了熏肉，鸡蛋，和青菜。
　　“你还有儿女吗？”叶芽问。
　　“我有两个儿子，大的这个务农，小的在供销社。我和大儿子过。两个女儿嫁出去了。”
　　叶芽又问大媳妇：“你都有些什么打算？现在改革开放了，想不想出去挣钱？”
　　大媳妇腼腆地笑笑：“我四十几岁了，不想啥，过得去就行。我们比不得你们城里人。”
　　“让你的孩子到城里来念大学嘛。”叶芽指指饭桌上两个十几岁的男孩。
　　“谁讲不是哩，”大媳妇说，“可两个孩子都淘气，不喜欢念书，大柱小柱，听见吗？看看人家北京城来的叶老师，人家多有学问。”
　　两个男孩嘿嘿地乐。
　　叶芽问大男孩：“你长大了想干什么？”
　　“找我北京大爹爹当兵去。”孩子脸上露出了骄傲。
　　“我们这里叫爷爷是爹爹。”大媳妇解释。
　　“不想念大学？”叶芽问男孩。
　　男孩笑笑：“也想。不过当兵最好。”
　　叶芽突然转过脸问潘广文：“你比你哥哥小几岁？”
　　“我小他十三岁。红军长征走的时候我才十岁。”潘广文说，“我家五个兄弟姐妹，我最小，潘广寿是大哥。红军走后，母亲带着我们成天跑反，民团抓红军家属啊，我们躲在大山里不敢出来……”
　　叶芽不再问什么了。这天晚上，睡在区供销社里，她做了一夜乱梦。她梦见了潘伯伯，梦见了潘广文，梦见了那片竹林和那条青石板路，还梦见孙束人正张牙舞爪同她辩论……第二天一大早她就醒了。走出供销社，在不远处一条小河边站下来，她闻到了弥散在空气里的血腥气，看见了河水里泛起的血沫。中国革命曾经在这里发生，这里不知有多少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可现在，这个地方离现代化还多么遥远啊。潘伯伯他们，当初为什么参加革命？他们企盼什么？而你，你在北京的那些高谈阔论，同这里有什么关系吗？

　　开学以后，叶芽在县里师范学校教语文，和小杨一个教研组。小杨很热心地向她介绍学校的一切，使她很快进入了情况。不久，她注意到班上一个叫莫勇新的男生，十七岁，腼腆、黄黑、瘦弱，但聪明过人，不但作文好，还写得一手好字。最令叶芽吃惊的是，当堂教给他的古文，他当堂就背出来了。小杨老师说，他数学也非常好。
　　“你为什么不考大学来读师范？”一次课后，叶芽终于问他。
　　英勇新低垂着眼，恭恭敬敬：“叶老师，我还有两个弟弟，我想供他们念大学。”
　　“他们学习也好吗？”
　　“二弟勇明最聪明了，今年上初二。三弟勇惠上五年级，也总是年级第一名。”
　　莫勇新告诉叶芽，父亲死得早，母亲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很难。母亲发现孩子都爱读书，为了让三个孩子都上大学，从早到晚，挑担，拉车，种田，什么活都干。就在他准备考高中时，母亲得了眼病，为了省钱，她不看病，结果眼睛化脓了，他们兄弟仨跪在地上，苦苦地哀求母亲去看病，好说歹说，母亲才同意他初中毕业上师范，把准备让他念高中的钱拿去治眼了。可惜，母亲的右眼睛耽误得太久了，还是瞎了。他临来前，母亲悔得直哭，说不该治眼，应当让他考高中，念大学的……
　　秋收的时候，学生放农假，叶芽随英勇新去家访。莫家住三间黑漆漆的瓦房，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但还算整洁。莫勇新的母亲正在地里干活，一听说叶芽是北京来的教师，忙赶回家。莫勇新呢，拉着两个弟弟忙农活去了。
　　这位母亲不过四十岁，但任何形容女人美丽外貌的词汇，对她来说都是奢侈品。她很憔悴，头发、脸庞和身躯，一似山里的枯叶，肩上和膝上，补丁落补丁。她说话时总是下意识地向右歪着脑袋，似要遮挡瞎了的右眼。她用粗瓷碗给叶芽倒水喝，关切地问叶芽孩子在学校里可好。
　　“这孩子聪明过人，”叶芽说，“凭他的智力，完全可以上个好大学的。”
　　“没办法哩，”女人叹息，“老二老三学习都好哩，勇新说他是哥哥，要早点工作供弟弟。”女人说着将老二。老三的作业本和考卷拿给叶芽看，果然都是一手好字，篇篇都是满分。
　　“真是好学生！比我们北京的孩子强。”叶芽夸奖道。
　　女人的脸上露出了欣慰：“比不了，俺这乡下，怎比得了北京哩。”她说着，神态又忧郁了，“老师啊，没让勇新念大学，我心里海着呢，老二今年初二了，这回拼命也要他念大学。”
　　“听勇新说，你春天病得很重？”
　　“不是的。”女人摇摇头，“那天在苞米地干活，谁知道怎搞的呢，被苞米杆扎了眼，”她指指右眼，“我不想看病的，省下一分是一分，供孩子念书哩。后来，眼化脓了，烂了，勇新哭着求我去县医院看眼，他说他念师范去，不用学费……”女人哽咽了，“钱花了，眼也没看好。其实瞎一只眼没事的，一点不碍事，干活还是一样的。”女人歪过头，似又在遮挡右眼。
　　叶芽心里发酸：“嫂子，你放心，勇新是个好孩子，我在北京见的学生多啦，勇新非常出色。”
　　女人点点头，撩起衣角，揩揩眼睛。
　　中午，女人一定要留叶芽吃饭，她到菜园里拔了些青菜、小葱，又将家里母鸡下的蛋拿出来，脸上满是歉意：“没啥吃的，老师，真对不住你。别人家都腌腊肉，俺家三年没腌肉了。每回杀猪，就想着搞两个钱供孩子念书……”
　　叶芽几乎一口饭菜也咽不下去了，看着莫嫂和莫家三兄弟，想着北京城里那些生活优越的独生子女，比如小扬扬，她突然自问，当年这里的穷人一定是穷得没活路才闹革命吧？革命的最低目标就是消灭贫穷吧？可半个世纪过去，我们做到了吗？到底怎样才能彻底消灭贫穷？
　　她觉得她的思维习惯被打乱了。她觉得她过去所想所写的一切，对于这片土地，就像一切美丽的形容词对于莫嫂，全是奢侈品。怎么回事？应当发出些什么样的主张，才适合中国国情？

　　回到学校，小杨问她：“叶老师，家访有什么新体会？”
　　叶芽谈起了莫嫂。
　　小杨说：“叶老师伤感啦？到一个新地方，见什么都容易感动。时间长了就好了。”
　　叶芽问：“你们这里山清水秀的，国家又老拨扶贫款，又有那么多大人物支援，为什么总脱不了贫呢？”
　　小杨摇摇头：“叶老师，这类问题我回答不好。”他想了想，“我给你介绍个人怎么样，你同他探讨探讨。”
　　小杨果然很快给叶芽找来一个叫秦峰的男人。秦峰四十出头，圆脸盘，浓眉大眼，身材高大粗壮，看上去又像乡下人又像城里人。小杨说他是“文革”前回家务农的老知青，现在百货大楼当会计。小杨称他为“本县城最著名的政论家”。
　　秦峰将叶芽带到自己家里。秦峰的家，就在那一片三层楼的住宅之中。
　　“你的家真不错。”看着这小县城里清爽的两室一厅，叶芽由衷地赞叹。
　　“前年刚分的房。我都干了二十几年了。”秦峰让叶芽坐在沙发上，给叶芽沏茶。
　　“你爱人在哪里工作？”
　　“和我一个单位，当售货员，也是知青。”秦峰看看叶芽，猛地，他拍拍脑门，“哎哟喂，我晓得了！叶老师，《求真集》就是你写的！我真是有眼不识金镶玉！”他说着从满澄澄的书架上取下一本半新的《求真集》。
　　叶芽的脸刷地涨得通红：“我写的不好。”
　　“你看，”秦峰用粗大的手翻开书里的作者像，“这张照片还蛮像你的。”他说着又哗哗地翻着书页，“这本书我至少读过三遍。”
　　叶芽看到，那书上，圈圈点点，差不多划满了。她的脸更红了。
　　“签个名吧。”秦峰变得极热情了。
　　叶芽立即友好地签了名。
　　秦峰将叶芽的字细细端详了一会：“好字。叶老师，说真的，你的书写得很有才气。”
　　叶芽全身火烧火燎。
　　“我父母都在省城，”秦峰打开了话匣子，“我六四年高中毕业回这里爷爷家务农。学邢燕子嘛。一到这里，我就向组织保证永不返城。你看，我做到了。刚来的时候，就在生产队干农活，那时候真是一腔热血啊，现在不行啦，老啦，实际多啦。”他顿了顿，“你不是问小杨，这里为什么脱不了贫吗？我告诉你，因为享清贫福好啊，就像美国那些吃救济的乞丐，不过比那些乞丐还大有优越性。每次上面来调查，县里总是带他们去看最穷的风景，那些人畜共屋的，一家四五口白痴的，并喷喷地问，怎么样，穷吧？简直是在赛穷。然后，给上面送礼。”
　　“真的？”叶芽问。
　　“这是我个人看法。谁心里没本账？今年上面扶贫团来了七个人，县里送他们毛尖茶叶七斤，木耳七十斤，高级啤酒七十箱，变蛋一万只，鸭绒被七床。我们县今年的扶贫款敲定啦。”他激动起来，“走，我带你到县里转转。”
　　他将叶芽带到县城，一路走一路说：“你看这座宾馆不错吧，就是用扶贫款、军烈属优抚费用和救灾款建的。里面有地毯。彩电、空调，据说三十年不落后于北京、上海。县里说了，这是为了老首长回来探亲有个住处。你看马路上跑的这些小卧车，不差吧，也是用这些款项买的。”他领叶芽走到一片宅院前，“这些二层小楼，都有一百平米，住的都是县官，这些人家里彩电冰箱俱全。一些老红军回来安家落户，原单位要是给他们一万块钱盖房，县里至少克扣下两千块留给自己盖房。你看，这是民政局长的家，”秦峰指指一个院于，“光门前这道石坝，就花了几千块。这些人，打着家乡贫困的旗号常跑北京、武汉去找老首长，利用老首长热爱家乡的感情，搞些快淘汰的华沙、北京吉普回来，转手高价卖给别的县，从中牟取暴利。有的人还把老首长在乡下的亲戚弄进县里，同自己的儿女结亲，然后张口闭口某老怎么样。老百姓敢不怕他们？”
　　“你们为什么不向上反映？”叶芽问。
　　“没少反映。可是信写上去，上面又一级级转下来请下面处理，结果那些信全部转到被告手里由被告处理，你写信还有好果子吃？再说，就算上面有人下来调查，根本轮不到你见面，他们早用鸡鸭鱼肉把上面的嘴填满了。”
　　“鼓吹鼓吹民主选举怎么样？”叶芽想起了她的“两党制”论文。
　　“叶老师，”秦峰友好地笑笑，“说真心话，你的《求真集》上很多见解我非常欣赏，读起来非常痛快。但恕我直言，你那些意见实际上行不通。中国有多少北京？只有一个。中国有多少县城、农村？无数。我们这些地方和你们北京可大不一样，好多人连名字都不会写，肚子还没吃饱，哪懂什么民主选举？退一万步，就算选出了你认为的好人，不出三年，变得一样黑。正像鲁迅先生说的，中国大约是太老了，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都变成漆黑。叶老师，你听了不会生气吧？”
　　“不会，”叶芽的脸很红很红了，“那依你说，中国怎么才搞得好呢？”
　　“这个问题就复杂了。我想急是不行的。争取花他三十年，把教育搞上去。全民的文化素质提高了，很多事情就不一样了。你们讲师团下来，我是很感动很欢迎的。”
　　“谢谢你给我上了一堂课。”
　　“哪里哪里。”秦峰不好意思地挠挠头，“我这是班门弄斧。因为你是叶芽，我才想什么说什么，请多多包涵。如果你有兴趣，以后时间还长，你可以慢慢下去调查。唉，今天和你讲讲，心里真痛快。”

　　同秦峰分手后，叶芽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她情不自禁地久久地回味着秦峰所讲的每一句话。她又想起了潘广文，想起了莫嫂，想起了北京。她感觉，她曾经自以为同孙束人建立的理论大厦就要崩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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