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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雾消散的时候》序 　　这是翼南的第一本小说集。我是他好几篇作品原稿的第一个读者，大致了解他的创作历程——并不很平坦的创作历程。现在，他通过艰辛的劳动终于收获了第一批果实，这是值得庆贺的。 　　将近二十年前，我读到一个陌生者的电影剧本原稿：《杜甫传》，后来听说作者是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并且和他有机会见了面，谈了谈。从此，我们之间有了一些交往，渐渐熟悉起来，虽然当时我的年龄要大他一倍。他就是翼南，一个刚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他因父亲去世，家庭经济困难，不得不停止大学的学习，转向谋生的职业。我们的话题难免常常涉及到现实生活和做人方面，此外，就是有关文学的了。他热爱文学事业，愿献身于它，而且内心对自己有着坚定的信心；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许多文艺书籍，涉猎相当广泛，拓展了自己的眼界；他勤于写作，笔下很快，不久，又写出了一个电影文学剧本：《辛弃疾》。关于这两篇东西，我的印象是：并不完整，并不坚实。他仅凭所占有的一点材料进行创作，想象的东西远多于生活的体验和对人生的认识，因而都不太成熟。处理历史题材，除了别方面的条件，还必须有深厚、生动的“历史感”——这种“历史感”只能来源于作者自身的生活经验并以此作基础，而这正是年岁尚轻的翼南所缺乏的。此外，从结构、文字技巧上说，也还嫌嫩。然而，另一方面，我又感受到了令人兴奋的东西，那就是，他的严正的态度，火样的激情和初露锋芒的深沉的笔触——这些聚合拢来，在他所掌握的仅有的一点材料上燃烧，因而使剧本闪烁出一些耀眼的片断。我知道，在翼南面前，文学是一条漫长而曲折的路，那同时又是生活的路。 　　这以后就是史无前例的日子。我的处境当然从一开始就不会好。他也有过一些不平凡的经历，有很长一段时间也属于被审查的对象。我们的交往成了被逼迫交代的材料，主要是我牵累了他——在那样一个圣经上的颂歌也可以上纲到渎神的时代，这当然给他的问题加重了分量。一九七二年秋，我们又偶然在街上碰到，而且逐渐恢复了来往。我发现他对于生活已有了较深切的认识，严酷的现实逼迫他去思考。他仍在勤奋地用笔，但不是写电影剧本和小说，而是描绘湖光山色。在隔绝好几年后，我重踏进他那间小屋，看到四壁贴满了大都是出自他手笔的国画，这时，我才知道他还有着绘画方面的才能。他也写诗，虽然写后主要是给自己和友人们看，其中却不乏动人的篇章。一个文学创作者，在艺术上应该有多方面的探索和积累，翼南很聪明，也有才华，而他正是在用辛勤的劳动为自己培植深厚的根基。 　　“四人帮”覆灭后，翼南终于以短篇小说《严峻时刻的音乐会》踏入了他的文学之路的一个新阶段。这是翼南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描述了一位钢琴家如何在一九七六年寒冷的一月演奏《国际歌》——那是用当时流传的一个据说是真实的故事写成的。题材有意义，主题严肃，表达了一般读者的感情和愿望。 　　然而，对于这篇作品，我并不十分满意：它有激情，却比较浮面，难以真正地打动读者。问题的症结在于，故事虽然可能是真，小说自身却缺乏生活的实感。翼南有好几篇作品都陷于这种状态中。我以为，这主要是一个创作方法问题。能不能突破这一状态，对于翼南的创作发展，可说是生命攸关。他从切身体会中也逐渐认识到这一点。跟许多以一篇耀眼的“处女作” 　　脱颖而出的中青年作家不同，翼南走着他自己的路。 　　果然，在《我家的猫》中，情况有了改变。这篇生活散记似的东西，曾引起过一些非议，大致是认为没有什么积极意义吧。有的人是习惯于在作品中找寻明显的主题、而且满足于主题本身的，几只猫的出没变迁，确乎够不上他们所要求的一个有充足分量的主题。它不过摄取了作者所熟悉的某个生活侧面，反映了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生活情趣。未必有人敢说鲁迅先生的《狗、猫、鼠》和另外几篇相近的散记是无益的。《我家的猫》也有一些赞美者，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虽然我的着眼点更在于那亲切散淡、信手点染的生活画幅中，融入了作者的真情实感和他对人生的态度。 　　《西班牙母亲》对他是一个突破。这篇以拿破仑侵略西班牙为背景的小说，原根据《拿破仑传》中的一个简短的片断写成，在我看来，是一篇成功的作品。 　　那么，这里就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他反映遥远时代的异域生活的作品，在我们的感受上以为是真实的，深深打动了我们，而他有些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在我们的感受上却显得有些生造以至虚假，不能感染我们呢？关键在于作者的创作态度：他是不是对他的题材怀着真实的感情（用法捷耶夫的话来说，是不是对题材有着爱），他是不是带着真实的爱憎走进他所创造的天地中去，他是不是真实地体验到他的人物的命运。生活是艺术的源泉，丰富的生活经验是一切创作的基础；为了准确、深刻地反映生活，认识生活和通过纯熟的技巧表现生活的能力是重要的。而同样重要，却容易为我们忽略的是：作者思想感情的真实和诚恳。艺术真实不仅要求生活的真实，还要求思想感情的真实。打动读者的不仅是情节所表明的意义，而且也是融贯在作品中的作者的思想、情感。没有这一点，情节再曲折、惊险，场面再壮烈，也不会有持久的艺术魅力。 　　问题还可以更进一步。生活的真实并不能自流地进入作品，那总归是作者首先在生活中有了深切的感受，起了激动，想象的火花迸飞了，才进入创作过程；而创作过程也就是再生活的过程——他要走入他所创造的世界中去，设身处地去体验人物的思想感情，使人物的性格行为严格符合无限丰富的生活逻辑，因而达到与人物同悲欢、共苦乐。任何一个真实的有艺术魅力的形象一旦创造出来，他（她）便相对于他（她）的创造者——既在创造者的心中，又在创造者的身外——获得了独立的生命力，他（她）将不可阻挡地按照自身的逻辑去行动，走自己的路。这就是“命运感”。正是这种“命运感”深深地吸引了读者，使他激动，使他思考，在艺术的审美活动中，见到了真假，辨别了善恶，认识了美丑，获得了前进的动力。因此，任何一个即使具备了高超技巧的作家，哪怕他有一点点如操纵者对待提线木偶那样企图摆布他所创造的人物，那就一定会留下破绽，使敏感的读者感觉到。《西班牙母亲》虽然出于想象，但由于作者在他所掌握的材料中渗透了自己的生活经验、体验，并怀着强烈的爱憎沉浸到他所创造的环境、对象中去，因而产生了一种真实感，有着一种迫人的力量。 　　翼南进入了他的创作的第一个收获期。从他后来陆续发表的一些作品看，可以揣测出他是在自己的创作道路上继续进行探索。《乌龙湖边》、《珊妹子》便是他这种探索所获得的重要成果。 　　一个在作者看来不仅外表美丽、而且心灵更加美丽的年轻的川剧女演员，在不知不觉中爱上了一个偶然闯进她生活的画家——S；与女演员爱的生长同步，S也爱上了她。S一旦察觉到这一点，便企图打住：他是不能再爱的了，因为他已经结婚，并且把这一点暗示给了这位女演员；在主客两方面的种种限制、挤迫下，这个爱情终于夭折，直至川剧女演员死于癌症——这就是《珊妹子》的悲剧故事的梗概。小说布局匀称，结构紧凑，文笔自然而流畅；用“我”转述S的独白的手法一气呵成，像朋友间作推心置腹的长夜谈那样，取得了娓娓动听、亲切感人的效果。关于珊妹子、S等等艺术形象的得与失，这里暂且不谈；小说本身也没有什么离奇曲折、耸人听闻的情节，相近的事件好像在别的书中也出现过，那不过是人们时不时能听到、看到、甚至或多或少亲身经历到的一个老的生活故事。但是，正是从这个老的生活故事里，作者触到了它本身所含有的新的意义。他用低回、婉转的笔调，摆出了这样一个事实：一个合理的应该有美满结局的爱情终于不能成立，一个纯真、朴实、善良的灵魂受到了损伤，并且她——珊妹子——终于毁灭了。作者动人地描述了珊妹子的命运，深沉地提出了“为什么”的问题，字里行间，弥漫着一层感人肺腑的悲哀。这既表明了作者眼力的深化，也表明了作者眼界的限制。他处在前进的探索中。 　　这样，《乌龙湖边》带着震撼人心的力量出现了。在这篇作品中，作者闯入了一个危险领域，那是作者曾经陷于其中、有切肤之感、十分熟悉的生活领域，小说中的“我”或多或少可看作是作者的化身。在“四人帮”时期，“我”被错误地粗暴地推到“地富反坏”行列中去。透过“我”的眼睛和经历，描述了几个被“专政”的“分子”的境遇、现况和精神状态，既没有美化，也没有丑化，展现了一面真实的生活画幅。作者用朴素、严峻的现实主义笔触，揭示了隐藏在几个平常事件中的惊心动魄的事实：人怎样被践踏、被歪曲，人性怎样堕落到了狗性的边缘。从而对“四人帮”提出了沉痛的控诉。作品整个的调子虽然暗淡了些，却没有悲观，内涵着不可阻挡的向前去的冲击力。这篇作品饱和了作者的激情。作者以诚挚的态度对待他的题材，要在更深刻的程度上反映生活的真实，探求生活的意义，因而使作品达到了相当的深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作者长途跋涉所到达的一个高点。我期望——我有理由期望，这也是他将奔向更高点的一个坚实基础。同时，我也期望，作者将进一步提高自己，以更大的热情面向现实生活，以更深刻的眼光去认识生活。作品的提高和人的提高那原是一个问题的两面。 　　在我的漫长而艰难的岁月中，难免会感到一些荒凉和寂寞。正由于那样的处境和那样的心情，我就特别感到了一些友情的温暖和那友情的分量。翼南就是带给了我这种友情的一个。当我重新翻阅他的这些小说时，我想，我应该说几句真实的感受和真实的期望，即使那说得不完全正确，也是我们真实友谊的证明和纪念。 　　这本集子以短篇小说《夜雾消散的时候》作名字，是贴切而有意味的。这个短篇结尾的一段话写得很好——“……窗外的朝阳闪耀着，用它金色的、炽热的光线迅速地驱散残存的夜雾，温暖着有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的、经历过许多苦难的国土，照耀着窗台上无声成长着的碧绿的仙人掌，也照耀着所有刚从夜雾中走出来的人们——他们带着各自的经历和思想走进了新的一天。也许，他们心灵上还带着不同程度的伤痛，但终究会消除的，因为：在他们面前有许多许多的明天。” 　　确实，不仅是翼南这一代，我们这一代人面前也有许多明天。我们还可以做许多许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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