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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关于诗我能有多少话可说呢。我只是写过一些（就我写诗的年数来说，那是太少了，而且大都是不好的）诗而已。我选用了这样一个题目，只是想通过关于我的写诗的经历来反映我的几个阶段的生活的侧影，也附带说明一下我是通过怎样长久的探索，才懂得了一点诗的道理，而这些道理原是极其平凡的。 一 我写出第一首像是诗的东西是在一九三六年。当时我是一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参加了由几个也是中学生（其中有的是我的同学，有的是别校的）组织的读书会。这个读书会规定每星期六聚会一次，而且每人要带一篇自己的创作去。我们认识一个销路少得可怜的报纸的副刊编辑，有稍稍像样的作品，就可以在那副刊上发表。我欢喜文艺，也热心于学习写作，但过去只是在一家报纸的儿童副刊上发表过两三篇作文。当我看到那几个只比我大一两岁、两三岁的刚认识不久的同伴，大都有一本自己已发表过的作品的厚厚的剪贴簿时，我是带着敬佩、羡慕的心情的。这对我是一种很大的冲击，使我更加积极地练习写作。当时我读到了臧克家的两本诗集：《烙印》、《罪恶的黑手》。也还读过戴望舒、何其芳、卞之琳等人的诗。主要是在臧克家的影响下，我写出了第一首诗。当我羞怯地将它在读书会上交出时，没有得到好评，但受到了鼓励。第二次我交出的诗，终于在与我们有关系的那家报纸副刊上发表了。诗是这样的： 忧郁像一只小虫， 静静地蹲在我的心峰。 不愿说也不愿笑， 脸上挂着一片生之烦恼。 生活像一只小船， 航行在漫长的黑河， 没有桨也没有舵， 命运贴着大的旋涡。 一个十四岁的少年，在小足球场上消耗的时间比花费在课业上的时间要多，还没有真正走向生活，对将来有无数幻想，却写出一些这样低沉的语句来，现在看来真是可笑的。这是一个坏的开始：不是出自衷心的感受，而是为了——仅仅是为了要写作，而且是装模作样地摹仿别人的腔调写作，“为赋新词强说愁”。 但无论如何，我是从这里开始了我的文艺的道路。在这以后，我大胆得多，也更提高了写作的兴趣。不过后来主要是转向杂文了。这是由于鲁迅的影响。他当时用“晓角”的笔名（我们从笔调上认出了是他），以《立此存照》为题在《中流》杂志上发表了一些精悍的杂文，我的杂文的总题目就用了《恐口无凭》。此外我写过两篇短短的小说和几篇速写，也还继续写过几篇诗。可以说，也是从这里开始了我的生活道路。读书会不是一个严密的组织，它主要是靠友谊结合起来的，人数不确定，成为核心的是五、六个人，多的时候到十多人。不仅仅是讨论文艺创作，也讨论时事和哲学，经常争得面红耳赤。有时就漫谈，扯闲天，甚至玩玩笑笑地打闹起来了。这是一群自命为进步的青少年，我们不仅阅读一些进步的文艺书刊，也还硬啃着《新哲学大纲》、《政治经济学教程》一类厚厚的社会科学书籍。当时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正从北方向南方开展，后来发生了“一二·九”运动。我们中的几个核心人物参与了武汉市救亡活动的组织工作，我们这一群人大都投入到了这一浪潮中，而且是武汉市“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第一批成员。其中有几个被国民党逮捕，我也被学校开除，不得不转学到外县的一个中学去。这究竟是一群还没有成熟的青少年，在当时的进步的书刊的影响下面，也由于目睹了旧社会的一些黑暗和不平，有向上的要求，有爱国的热情，但都还有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的烙印和习性。我们就在时代的风浪中成长，经受着锻炼和考验，后来有的随波逐流，有的落荒，有的更是堕落了，但更多的人则还是坚持着他们的道路，不断地在前进。我所结识的这一群友人和我参加的这一段活动，对我以后的道路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应该说我是有着一个较好的起点——在这个起点上，曾生长过一代革命者。后来在无论是怎样的情况下面，我都没有背离开始的方向。但由于始终没有能够克服自己的一些致命的弱点，我走得很慢，很艰难。如今回顾时，我发觉，在漫长的四十年后，我离我的起点并不远…… 二 一九三八年，当武汉沦陷前几个月，我流亡到重庆继续上学念书。我广泛地阅读着一些文艺报刊，并未想到投稿，我认为自己还远没有达到向一些比较知名的报刊投稿的水平。我终于投寄出的第一篇稿件，的确是在“情不自禁”的情况下写出的。 在这里，我只能简单地谈一谈这一段故事：一九三九年的年初，一个和我同班的女同学突然提出要我和她一道到延安去。我立即就同意了。延安，这是当时一般倾向进步的青年所向往的革命圣地，我是动过好多次念头想去的。但当时我对她允诺的原因主要还是在她本身。我们共同参加校内校外的救亡活动，同台演过几次戏，有过一次长谈。从最初起，我对她就怀着一种隐蔽的感情，在当时的年龄，我是决不会向她倾吐什么的。然而，她大约也能够感受到。她是湖南人，有着爽朗、热烈的性格。她的提议使我感到意外而又惊喜。于是我们悄悄地着手一些准备工作。我去找一些关系，而她以生病为借口请假离校住在外面。事机不密，这件事被一个三青团员向校方告发。训育主任找我去盘问。我矢口否认一切，但还是受到了申斥，而且被看管了起来，不准离开校门一步。我立刻设法通知了她，她躲藏了起来。我们还想继续贯彻我们的计划。由于我不能离校，一切很难进行，而她要再返校也不大合适。她让人带来一个便条，告知她决定和一个女伴一道先去成都，在那里等我，希望我寒假去。而为了逃避学校和她家里的寻找，她们将不坐长途汽车，而是搭一条运货的木船沿长江到乐山转成都。我得到她的通知正是期终考试的前一天。我心情不安，终于冒着被开除的危险从学校溜了出来，在长江边上找到了她所要搭乘的那只木船。她和她的女伴已经在船上了。船第二天就要开行。她希望和期待着我会来送她，但又以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当她见到我时是异常惊喜。我们在冬日的河滩上来回走着，谈着，说的都是一些很一般的话，却又似乎都有着含意，我感到甜蜜又哀伤。几小时一闪就过去了。我必须在晚自习前回校，我们不得不分手了。她送我爬上高高的江坡。我知道我不可能去成都，这会是我们最后的一次会面。我头也不回地走了，为了不看到她的眼泪也不让她看到我的眼泪。我刚好赶上晚自习，学校没有发觉我的溜走，这一点没有使我感到高兴。有什么呢，开除就开除吧。我面对着明天就要考试的功课，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心情沉重、痛苦、感伤，突然拿起了笔，写下了一首诗，题目是：《别》。诗第二天就投寄到靳以编的《文群》副刊去了。天知道我是怎样对付了那几天的期终考试的。这首诗是有着真实感情的，但一首送人到革命圣地——延安去的诗，竟是如此伤感，一片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就连我自己，在不久后就对它感到不满了。但几天之后诗就刊登出来了，那是一九三九年的二月，而且还有人称赞。这将我写诗的热情引到了一个高潮，成了《文群》的经常的投稿者。同时我也留意读一些别人的诗。有一次，我买到了艾青的诗集《北方》（他抗战前出版的诗集《大堰河》我是后来才读到的），那是一本薄薄的六十四开的小册子，给予我很大的感动，而且在诗的形式方面，为我展开了一个新的天地。 一九三九年春到一九四三年，那三、四年间是我写诗最多的时期，投稿的范围也渐渐扩大了。我真想好好记述一下在一九四○年夏我是怎样先后结识了几个写诗的友人和我们的那一段生活，不过那应该是另一篇回忆的题目。这里我只能简单地提一下，除了Ｃ（他年龄比我们大不了几岁，抗战前就在知名的文学刊物上发表诗了）以外，都是刚刚写诗的年轻人，流亡的穷学生。他们有才华，有抱负，也有所追求。但并没有真正走进生活和接近人民，他们的歌声美丽，但有些飘渺；他们的激愤的喊声是真挚的，但并不深沉。这是几棵刚出土的新苗。对于当时老一辈的知名的诗人，他们尊重的是其中的几个。对于当时的诗坛，他们有自己的看法。我们认识以后不久，就决定办一个诗刊，经费问题依靠在熟人间募捐解决了。诗刊的名称是《诗垦地》，断断续续一共出了六期，后来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和查禁。对于几个青年人办的这么一个小小的刊物，他们也是不能放心的。 我的诗有几个赞美者，却受到了一个长者的责难，说那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东西。这使我很愤愤不满，内心暗暗地发誓一定要写出一些好的诗来。——但终于没有能够写出，反而写得更少，在一九四四年以后，几乎不写诗了。我不必掩饰我在二十岁前后的种种缺点：骄傲、虚浮、锋芒毕露，生活上的吊儿郎当，思想上在进步的外衣下掩盖着的小资产阶级情怀。在深重的民族灾难中，在抗日战争的浪潮中，在反动派的黑暗的统治下面，我却浮游在自得其乐的小天地中——这是指生活情况，也是指精神状态。我自以为反抗着什么，追求着什么，多次的政治迫害增加了我骄傲的资本。不能说我没有做一点工作，但我只是这个大时代的一个可笑的“骑士”而已。当时一位友人曾称我为“马克”（这是冈察洛夫长篇小说《悬岩》中的一个虚无主义者），他是善意地、亲热地就好的一面这样来比拟的，现在看来，这是一个无意的、然而辛辣的嘲笑。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写得出好的诗呢。当时的作品已经全部丢失了，现在留存下来的少数一些，都是凭记忆抄出的。我且举出两首短诗做例子来说明一下我的创作倾向。 门 ——写给老朋友们看 莫正视一眼， 对那向我们哭泣而来的女郎。 曾经用前进的姿态来吸引我们的，是她； 曾经用美丽的谎言来欺骗我们的，是她。 而她 在并不汹涌的波涛中，就投进了 残害我们的兄弟的人的怀抱。 今天，她又要走进 我们友谊的圈子， 她说，她现在才知道 只有我们 才是善良的灵魂。 让她在门外哭泣， 我们的门 不为叛逆者开！ （１９４０年） 另一首诗是： 青春 让我寂寞地 踱到寂静的河岸去。 不问是玫瑰生了刺， 还是荆棘中却开出了美丽的花， ——我折一枝，为你。 被刺伤的手指滴下的血珠揩上衣襟， 让玫瑰装饰你的青春， 血渍装饰我的青春。 （１９４１年） 前一首诗《门》是针对武汉时期读书会中的一个女朋友的，她当时已经嫁给了一个在武汉曾迫害过我们的国民党党棍，却又渴望着我们的友谊。写这首诗，我当然自以为是站在进步的立场上的。情绪是真实的，诗又很短，所以还不大容易看出问题。后一首诗《青春》虽然也很短，却明显地暴露了我。“让血渍装饰我的青春”，这是炫耀自己的进步，但全诗却是以小资产阶级的感情为基调的。我那段时期所写的诗，大都也就是如此。我当时并不是完全没有认识这一点，虽然那认识是有一定限度的。我也渴望写出表达人民感情的诗。但仅仅靠主观愿望是不够的，我不能拿出自己所没有的东西。如果一定勉强写下一些豪言壮语，那就不过是虚伪。而我厌恶虚伪。我也写过人民的苦难，如《乞丐窟》、《熟睡的兵》、《市外》等等，但那只是出于一个旁观者的浅薄的人道主义，而不是感同身受的血泪的控诉。当我真诚地写出一点什么时，那当中当然也有我的追求、我的搏击，但也暴露出我思想上、感情上的疮疤。我不必矫情地说自己缺乏写诗的才能，但在诗中——在一切艺术作品里，特别是在诗中，比起技巧来，思想感情是更主要的，是决定性的。只有至善至强的人才能有至善至强的诗。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认识到了这一点——应该说，我才逐渐体会到了这一点，因为那道理我是很早就知道的。我感到苦恼，我有过挣扎，进行过探索。我写过少数几首还算健康的诗，如《铁栏与火》等。如果我能够在这个基础上提高一步，那么我的诗就有可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首先就要求我的思想感情能够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而我当时还是飘浮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对自己的生活状况和思想状况不满，却又随遇而安，得过且过，没有努力从那里跨越出去。在主观上又缺乏追求的激情，不敢正视和解剖，更没有决心和力量去改正自己的缺点。我对过去自己写的那些诗，除少数几首外，大都有一种厌恶情绪，又无力写出更好的诗。另外，我又感到我的友人们是走到我的前面了，为了使自己不致于显得那样落后，我采取了一个消极的办法：不写。大致从一九四四年开始，我停止写诗有十多年，偶尔也写一两篇，更多的却是写散文、短论、杂文之类的了。有的人却还是称我为“诗人”，他们没有想到这对我不过是一种讽刺和嘲笑，使我内心感到悲哀。 三 我没有想到我又会写起诗来，而且是在那样的一种境况下面。 一九五五年的五月十六日——我特别记得这一日期，因为这天正是武汉解放六周年。我曾以巨大的热情和欢乐迎接了这个大城的解放。我没有想到，六年后的这一天，我的生活竟然会发生这样一个巨大的波折。突然地我失去了一切，单人住在一间小房里。一方面是痛苦的煎熬，不知这是为什么因而找不到可以支持自己的力量；对自己的前景只能从最坏的方面着想，对自己的亲人充满了怀念和担忧。另一方面，是孤独的折磨，没有自由，而又没有书报（一年后才有了），甚至没有纸笔。对于我这样一向无羁的性格，这比死亡要可怕得多——这是第一次我面对最严重的考验，我摇摇晃晃地使自己勉强站住了。我回顾了自己走过来的道路。我有过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没有什么需要隐瞒和因而感到内疚的。我是热爱生活并享受过生活的，但从更高的水平看，我却虚掷和挥霍了我的青春。丢掉了已往的一切并不值得那样惋惜，我还年轻，我还能在自己身上找到力量，我将要——我一定要重新开始，我还能为人们做一点工作。但我从哪儿开辟新的道路呢？因为常常怀念我的孩子，我想为她们，也为像她们一样的孩子们做一点事情。我决定写一本给少年们的诗。这是一个大胆的决定，所以大胆，不仅因为写作是不被允许的（老实说，我没有认真考虑这一点），主要的是在于，我已有十余年不写诗了，又远离少年时期，而要为少年们写诗，特别需要一种单纯、明洁、欢乐的心情，这在我当时的情况和处境中，是极难达到的。但是，既然已经决定，我就开始了。 这是一场艰苦的斗争，一场考验意志的斗争。首先，我必须使自己超越于痛苦之上。我慢慢地发觉痛苦像海潮一样，也有它的规律。它一清早就在心中汹涌，我用任何办法：用理智、用劳动、用歌唱……都无法阻挡它，而到中午就达到了它的高潮，中午的寂静在我是最可怕，最难以忍受的。下午我就平静一些，而渐渐地能够自持了。我回想着我的童年时代，回想着我所知道的少年们的生活，努力培养诗的心境。有时候，闪光似的，一个题材在我心中掠过，我口中默念着，进行着创作。大多时间，一无所获，但在近两年的时间中，我终于写出了三十多首。说“写”，是有一些语病的，因为没有纸笔，大都是口念，后来有机会时才写下的。每一首诗的写成在我都是极大的快乐，反复地修改，无数次地默念着，这样帮助我度过了许多寂寞、单调的白日、黄昏和黑夜。如果没有它们，我的生活将要痛苦、暗淡得多。我甚至不能想象怎样能够没有它们。而且，这一束诗证明我不是无力的，证明我还能够为人们做一点事情。由于这一束诗是这样与我最痛苦的日子联系在一起，由于它们是这样地曾给予过我安慰和激励，所以对于它们我是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后来我曾抄了一册送给我的女孩，并和她们一道朗诵过其中的几首。现在看来，那当中的有一些是并不算好的，有一些还不坏。在我，这一册诗的完成是超过了诗的好坏的本身：这是意味着意志的胜利，一个通过艰苦斗争得来的胜利。可惜后来环境稍好一些的时候，我反而放松了努力。在艰难的境遇中，我们往往还能奋起全部精力，而在平静的情况下，却容易为懈怠所俘虏。 关于写给少年儿童看的诗，我还想简单说几句话，那不应该是以押韵的语言讲说一个道理，叙述一个故事，它也必须具备真正的诗的素质。少年儿童，以他们纯洁、真挚的心，对于文艺有着一种敏感和一种异常的辨别能力，我们应该培养他们的正确的艺术美感，千万不要以为对于他们是可以以赝品去哄骗的。 四 在这一段时间里，我还构思过一个儿童剧本（后来写出来了，题名《谁打破了花瓶？》），另外写过几首别的诗，其中一首是给雪的。 在那样的孤独中，我是经常回想着我和她共同度过的那些虽然充满不安、痛苦然而美丽的时日，那真是有如一个梦境。我深深地怀念她。而且为她的命运担忧。我常常低声地哼唱着她和我共同唱过的歌，在歌声中浮现出了往昔的情景，而且我似乎听到了她应和的歌声，于是我写下了那首短诗：《在我们共同唱过的歌中》。一九六○年的十二月，当时我已在武汉近郊的花山公社的一个生产队里生活了一年多，和农民相处很好，他们给了我许多照顾，然而我有时还是感到寂寞。一个初雪的黄昏，人们原聚在我所住的那间“队屋”里的，现在都散去了。我一个人站在门前，望着飘飞的愈落愈紧的大雪，那样动情地想起了她，在一种柔和而又哀伤的心情中，我喃喃地念着一些话，当夜在纸上整理了一下，就是那首《雪》，那后面是： …… 你在哪里呢？ 你此刻是不是也站在一个迎雪的窗前呢？ 你是不是也还记得那些日子呢？ 过去闪着欢乐的光辉，也是沉重的负担， 我希望你记得又但愿你遗忘。 …… 雪落着， 雪花在渐渐浓厚的暮色中闪耀； 雪落着， 雪落在我的心上使我的心更寒冷了。 我轻轻地呼唤着雪，雪，雪，啊， 我是在轻轻地呼唤着一个人的名字， 我是在轻轻地呼唤着 那常常在我心中回响、荡漾， 而我不敢大声说出的 你的名字…… 将近一年以后，在一九六一年的十一月，我们终于联系上了。在一个晚上，我去看她。六年多来，我们同生活在一座城市里，却彼此不知道消息。六年多来，我的道路上是充满了风暴、泥泞……，我艰难地跋涉着。现在我是孤独的。可以想象，她的生活也一定是充满了辛酸和悲痛。如梦的往昔，六年多的阔别，现在我们终于可以相见了。她将以怎样的态度接待我呢？我的命运是在她的手中了。她住在一栋大楼三层楼上的一间小小的房屋里。我先在楼下望了望，那里有灯光。我快步上楼去，在她的房门口站住了。我的心跳得厉害，好容易才举起了手轻轻地叩门。我屏住了呼吸等待着。没有反应，我又叩门，又等待了一会。门轻轻地开了，她默默地微笑着（那闪耀着的是泪光么）站在我的面前……。于是我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开始了新的一章。好些天里，我沉浸在巨大的幸福中，只有经历过巨大的悲痛和几乎是绝望的心情的人，才能感到这样巨大的幸福。我又写下了几首献给她的诗，其中一首这样描绘着：我全身战颤，当你的手轻轻地握着我的，我忍不住啜泣，当你的眼泪滴在我的手背。你愿这样握着我的手走向人生的长途么？你敢这样握着我的手穿过蔑视的人群么？在一瞬间闪过了我的一生，这神圣的时刻是结束也是开始，一切过去的已经过去，终于过去了，你给了我力量、勇气和信心。你的含泪微笑着的眼睛是一座炼狱，你的晶莹的泪光焚冶着我的灵魂。我将在彩云般的烈焰中飞腾，口中喷出痛苦而又欢乐的歌声……而在一首题名《我能给你的……》的短诗中，我写着： 你说你并不需要一座金屋 而我能给你的只是一个小巢 我一口一口地到处为你衔草 温暖你，用自己的体温和自己的羽毛 我用嘶哑的喉咙唱着自己的歌为你， 为了安慰你的寂寞 我愿献出自己的一切 只要你要，只要我有 呵，并不贫穷 这一切都是属于我们的： 旷野、草原、丛莽 海洋、天空、阳光…… 让我们在小小的巢中栖息在无垠的天地间翱翔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也写过类似的诗，但那感情并不是那样真挚、深沉，而在这一次我献给她的几首诗中，是同时奉献出了自己带创的心的。五 一九五七年三月，当我将离开那间独住的小房半个月前，有一次，在围着高高院墙的院落中散步时，以极度羡慕的心情仰望着在晴空高飞的一只鹰，当天我就写下了一首短诗，那结尾是： 啊，有一只鹰在高飞，怀着真正的鹰的心。 它的翅膀有时牵引着狂风暴雨，有时驮负着阳光白云……这里面当然是寄寓着我自己的情怀的。后来，在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一年那两年间，我又写过一些这样的诗。有时我回顾过去： 在我的全部青少年时代雷声隆隆，激荡着革命的风暴。我骄傲：我站在光辉的旗帜下，我羞愧：我是一个吊儿郎当的士兵。我这样描述着自己的心情：我有着真实的追求，真实的渴望，我用真实的眼泪沐浴自己的灵魂。一切痛苦都带来多少好处，斗争用她苦辣的乳汁哺育着我的生命。而我也激励着自己： 但是，听啊，在我的内心青春的歌声仍然像当年一样轰鸣，她烧灼着我的胸口，激情地呼唤我：勇敢，奋斗，再前进！在一九六二年初，我把这一组诗整理了一下，写了一篇短短的前记，当中有两段说：在这些诗里面，我寄托着自己的痛苦、渴望和追求。如果有人读到这束诗感到诗中有不健康的地方，他的感觉是对的。而凡是知道我的经历和处境的人，对这应该是能够理解的吧。 这每一首诗的写成，都曾带给我极大的喜悦，但现在当我整理着它们的时候，却感到了不满。我迫望从自己的哀乐中摆脱出来。我将感到多么大的幸福，如果我能够真正为人民歌唱。 我说的是真实的心情。这一组诗，比起我年轻时所写的一些诗来，是要好些。不仅是指诗的技巧，主要的是感情的真挚和深沉。如果没有那样的经历，我是写不出这样的诗来的。但是，这究竟只是个人的经历和感受，也就缩小了诗的意义。如果我一直沉溺其中，那就不但没有什么必要，而且有可能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向病态发展吧。我必须使自己振奋起来，冲破狭小的圈子，飞向广阔的天地。一时却又没有这样的力量。于是基本上又停笔了，这样又是十多年。从我最早学习写诗起，到现在已经整四十年了。解放前写的那些诗，大部分已经丢失了。这并没有什么可惜，如果不就个人纪念意义来说的话，因为那当中实在也没有什么好诗。后来写的诗，为数不多，也散失了一些，这也并没有什么可惜。可惜的是，四十年来，我的收获竟是这样可怜。六 一个人的诗的道路也反映着他的生活的道路，反映着他的人格和他的人格的成长。正如在小说中不应拔高英雄人物一样，在诗中，诗人不应拔高自己。而且正如在小说中拔高英雄人物其实是否定了英雄人物一样，在诗中拔高了自己的诗人已不是真正的诗人了。 如果没有为自己的感情所温暖，如果自己的血液没有流贯在诗中，那么，无论有着怎样的豪言壮语，无论有着怎样美丽的词句，那并不是诗。诗首先要求真诚。不能以轻佻的或是以轻率的态度走向诗。正因为诗应该是和人一致的，所以我们对于诗人有着高的要求：只有真正是人生战场上的战士，才能无愧于是一个诗人；只有忠实于历史的要求，与人民喜怒哀乐相通，才能唱出时代的最强音。 我的诗的弱点正反映了我的人的弱点。我写过一些不能算是诗的“诗”，因为我急于去适应某种政治要求和政治观念，而我的感情事实上还没有达到燃烧点的高度；我写过一些感情浮泛的诗，因为我还没有爱得那么深切和恨得那么强烈；我写过一些有着真情实感，有追求、有搏击的诗，然而在那里也常常暴露了我的软弱和温情。当我真正懂得人生的严肃和诗的庄严时，却几乎无力歌唱了。这是我的悲哀。在我写诗的过程中，曾两次长时期的停下笔来，一次是一九四四年前后，一次是一九六二年前后。后一次停笔到现在又有十三四年了。什么时候我又将提起笔来呢？这里，我大致回顾了一下写诗的经历，同时也就是对自己的一次鞭策。我如今迫近老年，健康状况也不大好。过去的二十年来，正是我能够和应该好好做一点事的时候，却在一种深深寂寞的心情中荒废了。但内心还激荡着青年时代的回声。当然，已没有可能像当年那样，在纯洁的激情和美丽的梦想中再开始我的道路了。然而一切都有它的好处——即使是长期的痛苦的煎熬，它终于没有能将我焚毁，而成熟了的痛苦的果实就是力量，虽然这果实是沉重的，我负荷着它，而它又激励着我，继续在人生的长途上跋涉。我不是得过且过、无可奈何地一步一步走向坟墓，我的永远骚动的灵魂不能允许我这样，虽然坟墓当然也正是我的终点。那曾经在我年轻时响彻我内心的召唤而今还在鼓舞着我，因而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够唱出真正的美丽的歌——即使那是“天鹅之歌”！① １９７６年３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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