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现代小说,当代小说,当代文学,当代作家,现代作家:佚名-->世纪大灾难-->危害一百年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危害一百年

　　　　　　　　　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大爆炸

　　　　　　□ 概况：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凌晨，前苏联乌克兰境
　　　　内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大爆炸。前后已有近万人死于这起事故，
　　　　数十万人受到辐射伤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十亿美元，间接经
　　　　济损失数千亿美元。其后患将会影响人类一百年，是已知的世界
　　　　最大核事故。这次事故在世界上造成的巨大影响，使各国重新考
　　　　虑核能的安全性并加强了这方面的国际合作。

　　一九八六年四月的最后一周，湛蓝而宁静的波罗的海在午后的阳光下尤如一块流光溢彩的宝石。对于生活在几乎是地球最靠北极的北欧的人们来说，现在是美好的时刻。长达八个月的冬天快要过去了，“北欧海盗”的子孙们又擦亮了桅杆拉满了帆，欣喜的眼里充溢着与和煦的东南季风相称的蓝色憧憬。

　　但这一年的东南季风却有些异样。纯朴和平的北欧人没有想到，和煦的东南季风中也夹杂着一股眼看不见、手摸不着的灾变之潮……最先发现这一异常情况的是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著名的中立国瑞典。四月二十七日下午，一所位于波罗的海岸边，与前苏联隔海相望的瑞典军用雷达站突然发现周围环境的核辐射量正在急剧地上升。当自动监测仪器清晰地显示出，该地区核辐射水平已高出正常值六倍时，雷达站的气氛骤然间紧张起来。

　　该雷达站的值勤军官立即向其他九所军用雷达站发出了警报。

　　与此几乎同时，瑞典全国的放射性物质自动监测站也都记录了各地核辐射水平不同程度上升的异常情况。

　　四月二十七日这天晚上，像受到某种神秘感应似的，晴朗的天空罩上了一层浓云。瑞典全国天色阴沉：北部的山林中飘着抖颤的雪花，南部的城镇里神经质地落下阵雨。

　　当绝大部分人已坠入深沉的梦乡时，雷达站的军人仍然严阵以待。他们一边不断向上级报告情况，一边焦虑不安地守在监测仪旁，密切注视着这个看不见、摸不着却十分危险的“敌人”。

　　这是一个异常漫长的夜晚……整个晚上雷达站里所有的人都在想一个令人疲倦的问题：灾变究竟从何而来？

　　　　　　　　　　　　　　Ⅰ “飞”来横祸

　　　　　　● 前苏联应用原子能委员会的回答是“无可奉告”。

　　　　　　● 戈尔巴乔夫宣称“没有必要采取特别保护措施”。

　　　　　　● “公告的措辞表明，这起事故非常严重，死亡人数很高”。

　　四月二十八日清晨，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以北一百六十公里处的福斯马克核电站突然响起了警报。

　　在核电站工作的人对警报当然是非常敏感的。值班的安全人员立即进行了检查，结果发现是一名上早班的工人在经过站内一个要保障高度安全的区域时，引发了启动警报器。经过对这名工人进行严格检测，发现他穿的蓝色鞋套上有核辐射尘埃。同时在刚来上班的其他工人身上也发现了类似情况，问题开始变得非同小可。警觉的安全人员已经开始怀疑是自己工厂的核反应堆出了问题，并立即动员了四十多名专业维修人员对核反应堆进行了彻底检测，但结果表明反应堆并没有异常情况发生。只是在核电厂外部发现核辐射量高出正常水平的四点五倍，其原因却不得而知。

　　在瑞典这样一个废除死刑已上百年的福利国家里，人身保障永远是第一位的。为了绝对保障人员安全，福斯马克核电站的厂方负责人还是决定将该站的六百名非必要人员全部撤中，并逐一进行了身体检查，同时也把异常情况通报了国家安全部门、当地政府和电台、电视、报纸等公共媒介，以便于及时提醒人们做好应变准备。

　　特殊的处境和安全装置使福斯马克核电站较早感觉到了危险因素，从而引起了惊恐不安。他们还不知道，在瑞典以及整个北欧和波罗的海沿岸，这种惊恐不安并不是他们所仅具的。

　　此时瑞典国家核研究中心也在核反应堆外部发现了急剧增加的核放射物尘埃。而瑞典的邻国芬兰、丹麦和挪威在这天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其中芬兰发现的核辐射水平增加值最高，在其北部和中部的核辐射读数比正常情况高五倍至十倍；在丹麦，官员们说，辐射程度比正常情况高四倍；在挪威首都奥斯陆，据称辐射程度比正常情况高百分之五十。根据这些发现，专家们排除了福斯马克核电站发生事故的可能，开始寻找外部的原因。最初被怀疑的对象有前苏联的地下核试验发生意外泄露，航行在波罗的海的核潜艇出了事故，在空间的核动力卫星损坏坠毁大气层。

　　到四月二十八日上午，瑞典国家研究中心的科学家已精确地测定了收集到的放射性尘埃的化学成分。检测结果表明，放射性尘埃中含有氰、氙、碘、铯和钴等物质，其中铯一百三十四的含量要比铯一百三十七的含量少得多。科学家们由此断定，瑞典及北欧其他国家日益增加的核放射尘埃来自某个邻国发生了严重核泄露的核电站。

　　近日的风向、云图等气象资料表明，这个发生了重大核电站事故而至今秘而不宣的邻国很可能就是前苏联波罗的海沿岸的某个加盟共和国。

　　而且，这股从东南方向随风席卷而来的辐射浪潮已形成了一片放射性云层，并继续向东欧和西欧的上空飘去，危害的地区还将继续增多。

　　瑞典科学家的报告刚一完成，就立即被送到了瑞典外交部。

　　瑞典外交大臣即刻指示瑞典驻莫斯科大使馆同前苏联政府有关部门进行交涉。

　　四月二十八日午餐时分，瑞典驻莫斯科大使馆科技专员在接到命令后，分秒必争地赶到前苏联应用原子能委员会向对方正式提出质询。但前苏联应用原子能委员会的回答是“无可奉告”。

　　四月二十八日晚间，瑞典驻莫斯科大使馆举行了招待会。在招待会上，瑞典大使再次严肃地向出席招待会的前苏联外交部官员提出询问。这回前苏联的官员对询问作了记录，但仍未作任何答复。

　　四月二十八日晚九点零二分，苏电视台发表了一条简单的答复，第一次承认，位于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事故，一个原子核反应堆受到损坏。

　　事实上，这时距事故发生时间已过去了整整六十个小时。

　　稍后，前苏联官方喉舌塔斯社也发表了公告：“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事故，一座原子堆受到损坏。正在采取措施以消除事故的后果，并向受害者提供援助。已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着手处理这一事件。”与此同时，塔斯社用较大的篇幅报道了美国的核电站自一九七九年以来多次发生的这类事件，并宣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事故是苏联第一次发生这类事故。”

　　果真如此吗？

　　起码十多年以前曾在前苏联南乌拉尔地区生活过的人不会这么看。一九五七—一九五八那个冬季的一天，大型核工业聚集区乌拉尔就发生过一起惊天动地的爆炸。强烈的气浪如同火山爆发把放射性尘埃和各种核物质喷洒到天空中。据说其威力相当于一九四五年美国投放在日本广岛的原子弹的一百倍。

　　狂风把放射性烟云刮到数百英里这外，结果造成南乌拉尔三千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核污染。区内草木不生，成千上万的人患了辐射玻由于当地许多医生不懂放射性核医学，不知道如何根据患者所受到的辐射剂量对症治疗，结果造成数百患者立即死亡。

　　一年之后，死亡人数上升到几千；三年之后共有几万人死于这场核事故。

　　事故原因是前苏联在南乌拉尔地区搞了一个军事核反应堆。

　　在核废料处理环节还没有解决好的情况下，当时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为了跟美国人竞赛，不顾科学家的反对下令提前开炉运转。为了节省核废料处理费用，苏联当局把核废料都堆积在乌拉尔的林区之中，从而形成大规模的放射性废物贮存场地。

　　核废物中心的钚是一种不易溶解的元素。乌拉尔地区核废物中的钚，大部分被土壤所吸收。当它与水作用后，触发了链式反应。水被迅速加热成水蒸汽，水蒸汽压力增大而产生的强烈爆炸，造成了这场骇人听闻的核灾难。

　　至于塔斯社提到的美国发生的各种核事故，当然也都是存在的，尤其是美国三里岛事件使人谈核色变。但由于美国的新闻相对而言控制得不太严格，消息走露得也较快。问题提出得早一些，酿成的灾害也较校后来的事实证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事故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生的最严重，灾害面最宽的一起核事故。

　　对于塔斯社四月二十八日发表的公告，驻莫斯科的各外国通讯社都立即作出了反应。

　　路透社最先报道了这个消息。它说苏联承认其一座核电站发生了事故。并造成伤亡。并且说，塔斯社在一则简短消息中承认，发生的事故虽然是不同寻常的，却是苏联第一次发生这类事故。但路透社引用西方专家的观点说，五十年代末，乌拉尔地区的一个军事核设施也发生过重大事故，使其周围的大片地区变成荒地。合众国际社也报道说，塔斯社发表公告承认苏联发生了这类核事故，而这在过去是没有先例的。一位西方外交官在仔细研究了塔斯社公告中字里行间隐含的意义后推断道：“公告的措辞表明，这起事故非常严重”，“死亡人数很高。”

　　四月二十九日，塔斯社转发苏联报纸对事态较为详细的报道。报道说，位于基辅以北一百三十公里处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事故。据初步消息，事故是在第四动力机组室内发生的，破坏了反应堆的一部分建筑物，反应堆受到损坏，流出一些放射物质。而其余的三个动力机组被保全下来，经过整修正处于备用状态。事故中死亡二人，已采取了紧急措施来消除事故的后果。

　　此时整个欧洲已陷入一片恐慌之中，人心惶惶。瑞典、芬兰、丹麦以及欧洲共同体在四月二十九日向前苏联提出强烈抗议。瑞典国家研究中心放射学研究发言人说，这次事故后飘落到瑞典东部沿海地区的放射性物质的含量已超过正常标准的一百倍，使瑞典受到严重污染。瑞典能源大臣比尔吉塔·达尔进一步警告说：“我们两国之间今后的关系将取决于莫斯科是否很乐意于及时回答问题和对提高安全标准的要求作出反应。”丹麦首相保罗·施吕特也抱怨：“苏联人丝毫也不透露风声，真令人遗憾。”

　　他强烈谴责苏联未立即就核电站发生的事故向其邻国发生警报。

　　他还说，丹麦将寻求与邻国特别是与苏联签订一项有关较快地通报核电站事故的协定。美国总统里根对这次核事故深表遗憾。英国、西德已开始对由苏联和东欧国家入境的人员进行放射性污染检查。日本首相中曾根表示对这一事件“非常关心”。

　　受到污染最严重的国家应该是波兰。其首都华沙离出事地点只有四百英里，因此对这起核事故非常关切并积极采取了措施，防止核电站溢出的放射性尘埃危害波兰人的键康。波兰电视台在四月二十九日即宣布对牛奶销售实行限制，并说波兰东北地区的儿童有可能受到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辐射污染。波兰总理梅斯内尔任命了由副总理沙瓦伊达牵头的委员会，负责处理这起事故的危害等问题。委员会公报说，中央辐射保护实验室、化学部队、大气和水利研究所以及卫生防疫站正利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对全国范围内的辐射水平进行测试。空气中放射性的碘落到植物上，有可能通过牛奶传播到人体中去，因此专家们指示目前不要食用喂青草饲料的奶牛所产的牛奶。

　　四月三十日，前苏联中央电视台播放苏联部长会议公告说，共有一百九十七人被送往医院，其中四十九人经检查后已经出院。公告还说，苏联政府已向事故现场调去装备有现代化技术装置的特种部队，由于采取各种积极的补救措施，没有发生核燃料分裂的连锁反应，反应堆目前已处于熄灭状态，核电站周围地区的环境正在好转，辐射水平有所下降……云云。

　　然而这时罗马尼亚有些地区的放射性物质的增长也已大大超过正常限度。总统齐奥塞斯库于五月一日召集会议讨论了核污染的问题，并成立了以埃列娜·齐奥塞斯库为首的专门机构，并向有关地区十八岁以下居民发放了碘化钾。南斯拉夫联邦保健委员会也向公众宣布说，南斯拉夫空气中的放射性尘埃明显增加，要求居民不要利用雨水，不要饮用放牧于野外的牛羊的奶，不要吃新鲜蔬菜。

　　而苏联则继续发表公告说：核电站周围地区的环境正在好转，对稍远地区的空中环境可“不必担忧”。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致函美国总统里根，在承认“有放射性物质散播到别处”的同时，仍然宣称“没有必要采取特别保护措施”。

　　五月六日，苏联《真理报》第一次较详细地报道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的经过。当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第四号机房深夜发生事故时，“爆炸毁坏了反应堆机房的建筑，同时发生了火灾”。从仪器上发现有放射性物质这一现象来看，事故可能发生在四月二十六日凌晨一点二十三分。由于爆炸后机房屋顶起火，高温使消防人员的靴子陷入熔化了的沥青中，浓烟使人呼吸困难。部分放射性物质外溢，然后在反应堆里起火。扑灭火非常复杂，因为不能使用水和化学物质。从四月二十六日早上开始疏散核电站所在地的大约二万五千名居民。集中和疏散这些附近地区的居民总共用了四小时，离出事地点一百三十公里的基辅市出动了大批车辆参加疏散工作。前苏联卫生部第一副部长罗比约夫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这次事故共有二人死亡，因辐射而受伤的共有二百零四人，其中十八人处于严重状态。

　　然而，西方通讯社援引核电站所在地基辅居民的话，报道的情况与塔斯社却大相径庭。合众国际社说：基辅北面的大型核电站发生的事故是一场真正的“灾难”。

　　那么事故的真相和原因究竟是怎样的呢？

　　　　　　　　　　　　 Ⅱ 摄魂取魄的“核魔”

　　　　　　● 事故的直接原因是工作人员违章操作………

　　　　　　● 摄氏二千度的高温和高达一万伦琴／每小时的辐射吞噬
　　　　了现场的一切……

　　　　　　● “毁坏的核反应堆景象是令人震惊的……”

　　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生后，由于前苏联在当时除了说是人为的差错以外，对于这次核事故的原因没有向外界透露任何细节，所以引起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科学家的各种议论和猜测。

　　前西德官员和专家说，切尔诺贝利的核事故是核电力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核电站里因石墨燃烧造成的大火，显然是反应堆中产生的热量不能散发，导致原子堆芯熔化引起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用的是七十年代引进的“RBMK—1000”型核反应堆。

　　这种反应堆是将铀燃料棒放在一大堆石墨中，利用石墨来有效地控制核反应的速度，从而产生出推动涡轮机的蒸气。这种石墨反应堆缺陷是安全性不高，因而在许多年以前就被西方抛弃了。但是在前苏联所有原子能发电站中有一半左右是采用“RBMK—1000”型反应堆作动力的。

　　前西德研究苏联核动力的高级专家、不来梅大学的廷斯·舍尔对路透社记者说，如果这种反就堆的水冷却系统发生渗漏，同时又未能及时关机的话，那就会发生事故。小型爆炸必然会发生，这样就会使石墨燃烧起来，于是就会引起温度极高的大火。

　　这种火极难扑灭，因方任何水直接浇到火焰上，都会立即变成高度放射性的蒸汽。

　　另外一位核专家比克霍费尔则说，由于苏联的核发电厂的建设情况，切尔诺贝利发生的事故可能比哈里斯堡的美国三里岛核发电厂七年前发生的事故要严重得多。在西方，核反应堆通常有一个钢外壳。如果发生事故，它能够遏止最严重的辐射。而前苏联的核电厂通常没有这种外部防护装置。他还说，一旦燃料棒过热，反应堆的所有水都将汽化，与空气混合起来。如果堆芯熔化，放射性微粒便喷射到空中，形成辐射云层。于利希的核研究所的伯尔施表示同意这种看法，他说如果反应堆缺少一个钢罩将使事情变得更糟。因为如果从堆芯溢出什么东西来，它将通过空隙喷射出来。

　　美国情报专家则断定是一次化学爆炸引起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反应堆堆芯的熔化，而放射性物质由于没有钢罩阻拦喷射到电站周围十英里之内的地方。

　　在美国核工业部门工作了三十多年的核工程教授富兰克林根据新闻报道推测，切尔诺贝利的事故原因是热石墨与空气接触后起火。核反应堆中石墨的冷却剂通常用的是二氧化碳。

　　前西德原子能机构的技术主任彼得·豪格说，发生事故显然是因为流向堆芯的冷却水中断了，从而使反应堆的热度变得过高。

　　各国专家们言之凿凿，都有一定根据和道理，但只是由新闻报道和自己的经验分析得出的。而当事国前苏联当时一直保持沉默，至到一九九○年以后各种报刊才陆续披露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真实原因、详情和可怕的灾难性后果。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位于前苏联乌克兰加盟共和国首府基辅市北郊一百三十公里的地方，是一个著名的大型民用能源工业工厂。该电站只是前苏联众多原子能发电厂中的一个，共有四个核反应堆发电机组，另外还有两个发电机组正在修建之中。发生爆炸的建筑物是这个巨大的建筑群中四个建好的建筑物之一。如果从俯摄的照片上看，这个建筑群由南至北成一条直线。每个建筑物里都有一个发电用的核反应堆，而发生爆炸的是最南端的一个建筑物。

　　已建成的四个机组分别于一九七七、一九七九、一九八二、一九八三年间被相继投入运行使用，每个机组都具有一百万千瓦的巨大功率。一九八三年当第四号机组正式投入使用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发电量占乌克兰总发电量的一半，同时也成为大多数东欧国家的重要电力供应者。

　　前苏联是世界上最早利用核能发电，也是第一个建原子能发电站的国家。然而，从技术，尤其是从安全防护技术的更新步伐上看，苏联显得十分守旧不前。它的大站分核电站中的原子能反应堆，都属于第二代压力管式沸水堆，又称石墨堆。这种原子能反应堆，不像西方国家的核反应堆那样，都被外罩上一层“安全壳”，即全封闭的由钢筋混凝土构筑而成的坚牢厚实的防护层。

　　所以从技术上说，这种反应堆很不安全，几乎没有什么有效防御能力。而且这种反应堆，一旦控制人员技术失误或违章操作，很容易发生爆炸事件。而一旦发生爆炸，即使是轻微的爆炸都有可能使石墨燃烧，而将堆芯熔化，从而摧毁厂房，造成有害放射性物质的大量泄露。无疑，这将会使许许多多无辜的生命被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所采用的RBMK—1000型水冷式反应堆系前苏联七十年代引进的，正是所谓石墨水反应堆；而这次爆炸事故的直接原因，也正是由于工作人员违章操作！

　　核反应堆中的核心是对人危害性极大的放射性物质钚和铀构成的。这些物质尤如阿拉伯神话里渔夫从海里捞起的那个魔瓶中的魔鬼一样，一旦被放出了牢笼，就会危害于人。

　　面对隐患仅仅祈祷是无济于事的。一个可以人为抑制、消释的隐患，当人们任其发展的时候，也会像无法控制的火山、地震一样被酝酿成熟，而且当时机到来时会更肆无忌惮。猖獗横行，造成无穷的后患。

　　果然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中的“核魔”一现身，就为非作歹，演出了极为残酷与恐怖的一幕。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凌晨一点，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仍像往常一样，灯火通明，各部门正常运转。凌晨一点整，根据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站长B·布留哈诺夫的指示，工作人员开始准备在第四号发电机组上进行切断RBMK—1000型反应堆保护装置的试验。由于工作人员违章操作而使电源突然中断，主要冷却系统因此而停止了工作，反应堆失控了！堆芯温度迅速增高，进而被熔化。凌晨一时二十三分四秒，反应堆工艺管道内的载热体沸腾起来，水被强辐射立即分解成了氢和氧，浓度过高的氢和氧随即发生了大爆炸。中子流引起燃料核分裂，在RBMK型铀——石墨反应堆没有厚实安全壳保护的情况下，导致大量放射性物质外泄，反应堆燃起熊熊大火。当时火焰从炸飞了的建筑物顶部窜出，高达三十余米，黑夜被照得如同白昼。四号机组中的“核魔”挣出了核反应堆这一“魔瓶”的“瓶口”，核燃料碎块，高放射性石墨块被抛出，散落在堆体四周，而堆体和厂房已被完全毁坏。摄氏二千度的高温和高达一万伦琴／每小时的放射剂量吞噬了现场的一切，翻滚的浓烟从反应堆中涌出，扶摇直上，笼罩了整个电站，又向四面八方蔓延。更要命的是，它和蒸发的核燃料迅速渗入到大气层中，在周围地区造成了强烈的核辐射，继而被风刮到更远的地方。

　　现场周围到处充溢着一股非常强烈的臭氧气味，工作人员的眼皮、喉咙都有一种剧烈的刺痛感，呼吸不畅、胸部滞塞，表现出强烈的放射反应。许多人就这样被大火和强辐射立即夺走了性命……警报尖利刺耳，厂区一片混乱惶恐。放眼望天，放射性烟云遮天盖地！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第四号机组陷入了一片烟与火的海洋之中。正如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瑞典人汉斯·布利克斯所说：“毁坏的反应堆的景象是令人震惊的……这个景象叫人悲伤。”

　　大爆炸之后，火势迅猛地发展起来。虽然爆炸起火的只有第四号机组，然而各个机组之间的距离仅有一百五十米，而且都修建在同一个机房内。如果第四号机组的局势得不到有效控制，蔓延殃及其他机组，引起紧邻的三个原子核反应堆的连锁爆炸，那后果是难以想象的。所以当务之急是必须确定火势蔓延的最危险地区，即机房屋顶。它可能成为第四号机组和其他机组，特别是第三号机组的“联系环节”。

　　此时，正在电站值班的专家和工作人员都赶到了现常电站消防队的普拉维克中尉和军队防化分队的基别诺克中尉都很快带领消防队员到达了现常在大量放射性物质仍在不断释放的情况下，工作人员冒着极大的危险关闭了有关阀门，消防队员冒着扑面而来的热浪攀上屋顶去压制几十米高的火焰。他们用手套排除爆炸碎片，靴子浸在熔化了的沥青中。如果太靠近出事的反应堆，就可能立即死去，而危险的高辐射则会毁掉他们的后半生……但在这个关键时刻，是谁也不能退却的！

　　由于现场情况复杂，燃烧物质特殊，核能和化学能同时释放，着火区域放射性较强，给灭火带来极大的困难。因为扑救核反应堆引起的大火，绝对不能使用任何水和化学品。水和化学品一旦被射向反应堆，将会立即化为强烈放射性的蒸汽进入天空。

　　唯一可行的措施全用砂子、粘土、硼、铅、白云石等物质，将反应堆严严实实地覆盖起来，以在释放放射性物质的堆芯上形成隔离层，阻绝空气，封固源顶。于是政府征调了大批空军直升飞机。

　　切尔诺贝利市郊外有一大块空地，是露天仓库兼机常现在成群的直升飞机停在那里，满载着一袋袋沙子、硼、白云石和沉重的铅条，然后飞到四号机组上空对它进行“轰炸”，因为从地面是无法完成这些工作的。但是在切尔诺贝利飞行，飞行员不仅要注意速度和高度的仪表盘，还要注意放射性的剂量仪，因为在空中也是会遭到辐射的。有时飞机飞临的区域其放射性都不是以每小时毫伦琴计，而是以每小时几十伦琴计，这时就必须设法躲避高辐射。为了躲避高辐射，飞行员在空中往往要折腾几十分钟才能将“炸弹”投到目标上去。这样经过半个月的奋战，直到五月十一日，五千多吨的沙石才将“魔瓶”那破损的“瓶塞”堵祝经过前苏联方面的一番努力，反应堆引起大火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五天基本被控制。五月十四日，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电视讲话中说，已经防止了事故的最严重后果，但在核电站及其毗邻地区，辐射水平仍然危害人们的健康。而据国际原子能机构说，这是迄今世界上最严重的一次核事故。

　　事故发生后，一个以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为首的领导小组成立，同时组成了一个包括专家学者和有关部门官员在内的政府调查委员会，在竭力组织扑救、控制的同时，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减轻危害程度。

　　四月二十六日傍晚，已有医护人员赶到了事故现常女医生安·康·古希科娃透露，第一个昼夜她就检查了上千人的病情。她说：“我觉得，现在世界上任何人都没有能力单凭自己的经验来处理这样重大的事故。在和平时期，没有人应该遭到如此可怕、在科学上又鲜为人知的问题。”

　　事发当天，基辅市以及整个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尤如进入了战争时期的紧急状态。前苏联政府将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为中心的方圆三十公里的所有居民，不论男女老少都必须撤离，牲畜也带走。鸡、鸭、鹅等家禽可以留下，狗或带走或打死，否则比较危险。第二天凌晨，对隔离区中的居民开始紧张疏散，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的汽车运输部门调集了大型公共汽车一千二百一十六辆，各种型号的卡车三百辆，组成的汽车车队达十五公里之长。警察和地方官员在隔离区中来回奔走，挨家挨户地催促人们立即上车，撤离家园。距核电站最近的三万多居民最先被疏散了出去，随后，又疏散了周围的十万多居民。整个基辅一带，各个中、小学校一律停课放假，学生们被全部远距离送往千里之外的黑海海滨。看来似乎只有这些孩子从这次事故中得到了一次绝好的游玩机会——但实际上他们中的一部分已受到了致命的辐射伤害，其可怕的症状将在不久显露出来。与此同时，各医疗救护队一千三百多名医护人员对撤离的居民作了严格的检查治疗，二百多名重伤员被直接北运莫斯科。”

　　美国著名核医学专家盖尔博士乘坐飞机赶到莫斯科，和苏联医护人员一起投入了与死神争夺二百九十九名遭受严重辐射损伤的人的生命的战斗。虽然他所领导的抢救小组和苏联专家们在一个星期内就做了十九例骨髓移植手术，成为“同时进行多例这种手术的前所未有的创举”，但是十九位受术者中还是有十三人相继死去。盖尔博士说：“许多受害者因为体内白血球被放射性杀伤而剧烈下降，因而这些患者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多系统感染。”他还指出，由于遭受超量的辐射伤害，受害者本身又成了辐射源，因而，他们还直接危及救护人员。

　　另一位美国医生华荣博士在对受害者的作了长达一个月的访问、调查后下结论道：“切尔诺贝利的灾难，到目前为止，才只是一个开端！因为事故中间核反应堆溢出的大量碘一百三十一，铯一百三十七等放射性物质，使事故现场周围的放射性剂量超出了人体允许剂量的二十倍。附近的居民受到了六百拉德以上的辐射，而且必须提醒注意的是，四百五十拉德的辐射量就会使受到辐射的健康人死亡殆半。所以并非耸人听闻——由于这场事故而受到核辐射的人，其死亡数将达到一万——三万五千人，还有五万人可能因此而患上癌症和其他疾玻”

　　　　　　　　　　　　　　 Ⅲ 惨重的代价

　　　　　　● 小城里空无一人……一片凄凉的景象。

　　　　　　● 五十年内……不得耕作和放牧。

　　　　　　● 损失全部加起来……可能达数千亿美元！

　　核科学家和核技术专家云集在切尔诺贝利。

　　这样大的核电站事故在世界上还没有发生过。反应堆的保护区被破坏了，它的冷却也停止了，形成了一个烧红的“结晶体”。

　　如何使电冷却？这个被破坏了的反应堆将如何“行动”？事故的范围会不会扩大？怎样制止泄漏的放射性物质进一步感染空气和周围地区？……一系列的问题摆在了专家们的面前。

　　人们所甚为忧虑的一个问题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地处普里皮亚特河畔，该河流与面积为九百二十平方公里的基辅水库相勾通。而基辅水库又正是基辅市民的主要饮水来源，如果放射性物质渗入普里皮亚特河，再污染基辅水库，这必然殃及子孙后代。

　　为了不留后患，苏联政府决定在反应堆底座之下，再浇铸一层混凝土厚垫，以使反应堆底座与地下土层隔离，为此，政府当局从各地抽调大批矿井工人，挖掘一条直径一点八米，长一百三十六米的斜井隧道，直达反应堆底部。由于矿工们是在污染严重的条件下作业，所以他们每天分作八班，每班工作三个小时。每个施工队只作业十五夭就轮换下来。完成这项艰难而特殊的工程，前后花去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

　　在电站区内射线固然危险，而放射性尘埃更为可怕。如果道路可以冲洗，那么河岸、水库、电站的屋顶，院子和堆满木材、部件、建筑材料的基地怎么办？化学家们找到了一条出路，他们研制一种专门的溶液，把它涂在任何表面上就会变成一层薄膜，把尘埃、砂料和其他东西都粘在上面。喷涂这种溶液的任务有时也由直升飞机来完成，六辆液罐车把那种化学溶液灌进米——二六直升飞机。飞机起飞时非常非常沉重。要知道机身里装了差不多二十吨溶液。经过二十分钟的飞行，飞机到达四号机组的上空。这次飞得很低，仿佛一伸手便可以触及反应堆。高度只有六十米。但目标不是四号机组，而是三号机组的屋顶、基地和河岸。

　　机长亲自驾驶，在目标的上空盘旋。

　　“领航员，打开泵！”机长命令。

　　从直升机的肚子里像线似地流出了褐色的液体。六十米，这比机组的屋顶还低，机组的高度是七十米。飞机下面是电线和电线杆……这时，任务能否完成以及全体乘员的生命都系于机长的飞行技术。

　　“机长，任务完成了。”领航员报告说。

　　“好，离开电站区！”机长喘了一口气，并将飞机交给助手驾驶。

　　直升飞机改变了航向。两分钟后，飞到了一个明亮、舒适、规划得很好的小城上空。但是在这个小城里却空无一人，没有车辆，一片凄凉的景象，因为那里所有的人都撤走了。

　　这个小城就是因普里皮亚特河而得名的普里皮亚特市，距离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只有二公里，受核污染最严重。曾有五万居民的城市现在变成了一座“死城”。林立的楼房之间只有可怕的寂静、寂静。

　　为了防止核辐射的进一步扩散，从前苏联乌克兰首府基辅到核电站所在的小城设立了许多核辐射量监测站，车辆过往都要经过辐射测量器的检查。轮子是最薄弱的环节。车辆污染不超过半毫伦琴始得放行。在三十公里电站区边界上的好几个村庄里盖起了巨大的仓库，那里堆放着抢运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去的材料、商品和机器等。经批准进入三十公里电站区的人都必须戴上特别的防尘口罩，戴上帽子。

　　但切尔诺贝利电站核污染的危害程度仍是严重的。为了防止污染的扩散和消除污染，前苏联决定：在污染范围之内的农作物一律禁止收割，必须全部翻耕深埋；电站周围必须挖地三尺，把受核污染的表土翻埋地下。对于污染地区的河流，水系，则修堤截流将其排放到特定地区。前苏联空军还专门派出气象飞机前往事故地区消除雨云，避免降雨造成污染扩散。对受污染较小的建筑物、生活设施则用净水清洗。

　　前苏联方面宣布，截至五月十六日，直接死于这场灾祸的有十三人，有三百多人因辐射致伤而在治疗中。

　　过了一段时间，前苏联方面又再次宣布了这次灾难的一些后果的数据：切尔诺贝利事故使前苏联损失了八十亿卢布，善后工作花了四十亿卢布，农业和电力生产损失也是四十亿。人们健康遭到的损失就很难说得精确了。

　　据说已确凿知道患严重放射病的共一百四十五人，他们是核电站的值班人员和参加事故善后工作的人员。已死亡三十人，其余的已得到专门治疗，目前只有十六人尚能工作。普里皮亚特市及电站方圆三十公里地区内没有一个居民患放射病，因为这里的放射污染程度比可能受到的要低得多。

　　使人特别担心的是在事故期间有孕和事故后不久受孕的妇女。她们总共有二千多人，每个孕妇都受到医生的特殊监护，因此所有婴儿都正常出生。

　　但是西方的专家们认为，辐射的后果在短期内是看不出来的，需要经过一个较长的时间才能显示出来。特别是前苏联方面只是在事故后三十六小时，也就是在辐射量已达到危险程度时才下达疏散令的，因此在绝大多数疏散的居民中实际上“播下了致命的祸种”。由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位于基辅供应水库附近的两条河流的汇合处，因此一些西方专家担心该地区的水源有可能受到辐射污染。一些科学家甚至预言，在今后十年内，现居住在切尔诺贝利周围地区的数百万居民的癌症发病率将会很高，三年或五年后就可能会出现第一批白血病患者。在随后的几年里将会有更多的患者。

　　从经济方面来说，西方估计，除核电站本身的损失外，光清除污染一项就得花费几十亿美元。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苏联为了安全起见，关闭了十六座同类核电站，从而增加了国内对石油的需求量。美国专家估计，这些核电站的总装机容量相当于每天要用四十万桶石油。这样，苏联对欧洲的石油出口就可能减少。

　　这次事故对环境的影响也是令人痛心的。乌克兰，人称天然粮仓，“面包篮子”，是前苏联农副产品的主要产地，其粮食产量占了苏联的百分之十五。据西方科学家估算，核电站事故将使苏联的粮食产量减少二千万吨。苏联将不得不在长达五十年的时间里，禁止在事故现场十公里范围内耕作和放牧，在十年之内禁止在现场一百公里范围内生产牛奶。这就是说，半个世纪的漫长时期内，核电站周围的千万顷沃土肥田将是一片奇特的荒野大漠。

　　这样，苏联不得不增加粮食和副产品的进口。同时，由于电站中四个机组全部关闭，苏联的电力损失将近百分之十，整个基辅地区的工业生产将会出现严重危机。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不仅给苏联造成了严重的直接后果，而且也产生了间接影响。首先，这次事故对当时苏联雄心勃勃的核能计划是一个打击。苏联为了弥补石油生产的不足，计划到一九九○年将核电力产量提高一倍以上。这次事故无疑将给该计划的实现投下阴影。

　　前苏联的核能设备在国外本来有一定的市场，这次事故已使芬兰、巴基斯坦等国重新考虑引进当时苏联的核能技术问题。

　　由于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和前东德的核电力计划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苏联技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使东欧处于一片恐慌之中。捷克有一座同切尔诺贝利相似的核电站距维也纳只有三十公里左右，这使奥地利人非常不满。芬兰已购买了两座前苏联制造的反应堆，因它没有安全外壳而使芬兰人惶惶不可终日。

　　这次事故对前苏联的旅游和外贸也产生暂时的影响。西德、瑞典、丹麦等国已禁止从苏联和东欧国家进口食品。西方国家在苏联西部的留学生、工作人员和游客开始撤回国内。一百多个英国人要求尽快离开基辅和明斯克返回英国。芬兰准备派专机从基辅将一百多名芬兰游客接回国。由于这次事故，欧洲的许多旅游机构取消了组织去苏联旅游的计划。

　　据西方专家估计，如果把前苏联的旅游方面，外贸方面和农业方面所遭受的损失全部加起来的话，可能达数千亿美元之巨，不可不谓之“惨重”。

　　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认为，这起核事故可能污染苏联最肥沃地区的农田，挫败戈尔巴乔夫振兴经济的计划并影响核建设计划速度。然而，西方国家驻苏使馆的经济专家们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的事故将对苏能源计划和食品供应产生不利影响，但对整个经济影响不大。

　　苏联核事故在苏联本土之外所造成的污染程度如何呢？

　　事故发生后，西欧一些国家分别监测到苏联核电站事故溢出的放射性物质。瑞典、西德等国对苏联的东欧国家入境人员逐一进行放射性污染检查，而且严禁从苏联和东欧进口蔬菜、水果、食油、酒、粮食、肉类等新鲜食品。一些国家的露天游泳池和儿童游乐场纷纷关闭。每个人的心头都对核污染缭绕着一片恐慌的阴云。一位英国核专家说，这次事故的放射尘埃可能要危害几十年。但许多专家却指出，迄今飘到西欧地区的放射性物质的含量不足以给人体健康带来危害。瑞典学者欧勒姆四月三十日说，在法国上空发现的铯和碘的微粒量足以留下痕迹，但构不成危害。

　　法国防离子辐射中央局总局长皮埃里·佩勒兰认为，迄今在苏联领土以外侦察到的放射性物质的量，距危险界限还远。西德内政部有关专家指出，在西欧地区上空，放射性物质要增加到高于平时一百倍时才会危及人的健康。设在维也纳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发表声明说：“目前不必对苏联边界以外的影响惊慌不安。”奥地利的专家们认为，奥地利境内放射性物质虽有增加，但并未达到危及人体健康的程度。但奥地利卫生部宣布一项紧急措施，禁止在市场上出售在露天生长的新鲜蔬菜。

　　无论怎么说，这次事故已在国际社会里造成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成为各种新闻媒介和社会舆论的焦点。许多问题被这起事故以最尖锐的形式再次摆在了公众面前，诸如国际合作，全球一体化，环境保护等等。而在核电事业已有三十年历史，世界核反应堆的平均负荷率已达百分之七十，核发电量占世界总发电量六分之一的技术成就面前，人们最禁不住要重新提出的问题是：核能安全吗？

　　　　　　　　　　　　　　Ⅲ 危害一百年！

　　　　　　● “一九四七年，当爱因斯坦把发现原子核反应比作火的
　　　　发明时，他没能料到，人类社会为了学会控制这一具有毁灭性威
　　　　力的‘火’将需要多少时间……”
　　　　　　　　　　　　　　　　　 ——N·所罗门《我们是自杀者》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掷了两颗原子弹，为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到了重要作用。战后，人们从原子弹的巨大威力中得到启发，在开始研制原子武器的同时也开始了和平利用原子能为人类谋福。七十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迫使世界各国为发展经济，制定了能源多样化政策。由于核能干净，运输方便，富有经济性，各国竟相兴建核电站。截至八十年代后半期，全世界约有三百七十个核动力反应堆在运转，预计二○○○年核电将占世界发电总量的百分之二十以上。和平利用原子能已是时代的要求。但是，原子能进入人类生活后，从费米的第一座原子能装置开始运转到库尔哈托夫的第一座工业原子能发电站正式运行，类似广岛和长崎式的悲剧，犹如幽灵在人们身旁游荡。

　　为了解决核安全问题，尤其是核废料的处理问题，西方国家采取了种种办法。但结果是提高了核电的成本。早期那种以为核电成本将会低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看法在实际操作中越来越难以实现了，核电站对西方资本家的吸引力也开始变校实际上到八十年代初期，西方各国的核电站计划都在收缩。尤其是美国，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美国撤销的核电站数目超过了新建核电站的数目。

　　在少数几个没有压缩其核电站计划的国家中，前苏联是突出的一个。因为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核发电计划与西方国家的计划有根本不同之处：它们都不是以经济价值作为唯一取舍标准的。

　　从一九四五年建造出第一个轻水反应堆核发电站，到七十年代初前苏联核电站计划达到高潮。而核发电能力从一九七○年的六百兆瓦上升到一九七五年的六千二百兆瓦和一九八三年的一万七千兆瓦（有二十九座核电站）。前苏联的核电站完全由党和政府控制与管理，而党和政府在传统上一直支持电气化，把电气化作为现代经济的基矗核电站由国营公司进行设计和建造，并由政府官员们在制定五年计划时决定应该投资建立多少个反应堆。

　　在一九八三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第四号机组已建成投入使用时，前苏联的电力供应中，已有百分之六来自核电站，民主德国为百分之十二，保加利亚为百分之十八。官方的计划要求到一九九○年东欧地区有三分之一的电力要靠核发电站提供，这就要求把现有的核发电能力至少提高二倍。

　　前苏联于是把核发电计划的重点放在建造“原子机器”核电站方面，其计划是每年生产八个这种标准化核反应堆。从理论上说，这一史无前例的标准化工作可以有助于缩短反应堆的建造时间，降低成本。这种独特设计的反应堆可以作为一个国际计划，各种零部件分别由许多东欧国家分工生产，互相在各自的核电站中通用。据说这种策略较之每个国家自搞一套另起炉灶要有效得多。

　　同前苏联的其他经济建设项目一样，这个核发电计划是由政府严密控制的，公开的资料只谈成绩不谈问题。然而，许多情况表明，苏联已经出现了不少技术和组织工作上的困难，而安全上的问题更加引人注目。一九八三年间由于一个核电站发生重大事故，这一计划已被推迟。

　　这时前苏联已经承认，全国各核电站的建造成本超支很多，但是对于他们究竟要采取何种措施来节约核电的成本却始终避而不谈。其实，严峻的考验已在眼前，安全问题同他们面临的财政和技术的风险纠缠在一起，使情况日益严重。前苏联那种高度集中化而又无反对派的做法，那种由政府津贴使核电站得以平安无事地建成的做法，是否行之有效呢？八三年的那次事故已经敲响了警钟，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爆炸则更把一切问题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面对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执行主任海尔·加斯泰戈夫人的回答是：“诸如核电站在安全条件下运转，核废料处理等问题，都是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不应使人怀疑核电的安全。”

　　但人们面对曾在美国、前苏联、英国、德国发生过的一百五十多起核电站泄出放射性物质的事故，却不可能完全放下心来。

　　尤其是这些事故的受害者有许多还处在他们病害的潜伏期，他们的遭遇将会不断提醒人们对于核安全的关注。

　　专家们认为，要过三十—五十年才能知道全部事故后果。现在只能对它们进行推测。最易受到放射影响的肿瘤和遗传方面的情况怎样呢？

　　加利福尼亚州大学的格尔教授说：“吸烟者患肺癌的可能性要比经受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人大得多。”前苏联医学院遗传学研究所所长博奇科夫认为，事故后果不会显著影响到遗传方面。

　　但即使前景值得乐观，医生仍将长期注视着无论在何种程度上同切尔诺贝利有过接触的人的健康。甚至要注视着他们的子孙的健康，为此于一九八六年十月在基辅设立了全苏放射医学中心。

　　这个中心联合了三个研究所，即流行病和预防放射创伤研究所、临床放射学研究所（五百四十个床位）、放射疗法实验研究所。

　　该中心有一千多医生、生物学家、物理学家、工程师、数学家、程序编制师、化学家及其他行业专家进行放射医学基础理论和实践研究。其中有些人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列宁格勒、托姆斯克和哈尔科夫来到了基辅。

　　而对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后给相关地区所带来的未来影响，据科学家们测算，四号反应堆泄露出来的强放射性物质有八吨之多，核电站周围一千平方公里的地区都受到了放射性污染。

　　苏联的一份官方报告承认，在今后七十年内，可能有六千七百五十人死于这次核污染。然而，西方科学家们的估计还要严重得多。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公布的英国防止辐射委员会的研究报告说，这次核事故将使在今后的七十年里，仅仅死于癌症的人数就会增加大约一千人。另一位西方专家估计，苏联境内将有大约二万五千人因为这次事故而死于癌症。而国际核能安全咨询组织发表的报告明确指出：由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到大气中的铯—一百三十七，要一百年才能衰变，因此，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期内，它都会给人类带来癌症和各种遗传病症的威胁。

　　然而这一切却不可能使前苏联放弃它的核电站计划。苏联的工业大部分集中在西部，但是该地区缺少石油、煤炭等能源资源，靠从西伯利亚运来煤炭发电很不经济。据有关专家计算，在苏联西部用核电站发电的成本要比用西伯利亚煤发电的成本低百分之三十。同时，苏联正在加速发展经济，计划到本世纪末使工业产值翻一番。为了满足国内的能源需求和同西方国家在核工业方面竞争，苏联仍然要坚持发展核电站。那么，这次事故发生后，它在核电站的设计、制造、施工、管理等方面会有什么改进呢？

　　苏联现有的核反应堆主要是三种，即石墨减速堆、压水堆和快中子增殖堆。总的说来，压水堆和快中子增殖堆更可靠些。这次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石墨反应堆出事后，苏联将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压水堆和快中子增殖堆上来。这要求核工业的组织管理机构、设计工作和生产核电站设备的工厂也相应作出调整，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

　　核专家们认为，苏联采取的补救措施也应该包括建造核电站的安全外壳装置。假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装有安全壳的话，放射性污染就可能不会蔓延到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直至希腊甚至美国加利福尼亚。

　　过去苏联在发展核工业和保障核电站安全方面与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合作较少。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苏联表示将为“安全发展和平原子能”加强国际协作。一九八六年七月，在事故发生后三个月，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维也纳召开首届特别大会，有八十多个国家（包括前苏联）参加了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了《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和《核事故或核辐射紧急情况援助公约》。这两项公约是在加强核安全领域里的国际合作方面迈出的第一步，对人类和平利用核能有重要作用。在国际原子能机构主持下，又召开了核损害责任的国际会议，通过了关于核事故责任的《巴黎公约》和《维也纳公约》的联合议定书。该议定书向上述两公约的成员国以及所有主权国家开放签字。

　　签字归签字。人们不会意识不到，这些“条约”和“议定书”说到底关心的只是善后与补救。善后与补救！

　　而就在签字的手在挥动时，受到核污染的人们仍在病床上呻吟，大自然也在呻吟！而一颗颗生态炸弹仍隐伏待爆。

　　这一切并且并不局限于某一地区或某一国家的范围内。

　　人类千百年来养成的习惯就是不断向大自然索龋到了二十世纪，自从人类开始对自然界产生威胁性影响以来，地球上延时生态炸弹的定时器便开始嘀嗒作响。随着人类漫无节制地利用基本的自然资源——水、空气、土壤、动物与植物界，自然环境开始被逐渐污染。当原子弹终于爆炸时，“生态炸弹”已经不只是一个概而论之的比喻了，它开始越来越严重地威胁着地球上的生命。

　　为了全面认识到人类与自然界相互制约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必须看到，生态系统决非只是指自然环境。自然环境只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生态系统是植物与动物以及由它们构成的群落和自然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对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也会产生影响，正如马克斯和恩格斯所说：“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人类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

　　只有这种揭示出人类与自然界相互制约而又相互依赖的矛盾观点，才能使人认识到已经到来和正在临近的变化的深度与广度。

　　德国生态学家孔茨认为，面对类似生态问题这样一些全球性的问题，所有其他问题都退居到次要位置。他说：“在人类生存这一真正问题的衬托下，其他一些摆在人类面前的问题和现象都是从属和暂时的。”

　　从人类发展的前景看，人类可能面临的是环境发生灾难性的变化的无法逆转的进程。而类似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这样的核事故所产生的后果则正是这一类的。

　　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与美苏核竞赛期间试验的大量核武器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相比，还简直不值一提。

　　仅在一九四五——一九七七年期间，美国就进行了六百次原子和核装置的爆炸，其中二百三十六次在空中，五次在海下，其余的在地下。即使按五角大楼的估计，在大气层进行的核武器试验中，就有二十五—五十万军人和文职专家受到了辐射。而这些核实验对地球环境的污染则更是灾难性的，许多地方的生态平衡遭到了彻底破坏。在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五日进行的一次地下核爆后，美国内华达州的莱涅——梅萨的人们发现，大地正在从人们脚下塌陷下去……而前苏联在这方面所进行的试验也同样多，后果同样严重。

　　一九四七年，当爱因斯坦把发现原子核反应比作火的发明时，他没能料到，人类社会为了学会控制这一具有毁灭性威力的“火”将需要多少时间，以及为此人类在心理上将需要经历多少变化。

　　但也许已经没有时间等了。事故已经发生，毒害已经扩散，“善”后几乎不可能。相比自然生态几十万年，上百万年的进化，几十年是不成比例的瞬间。但就在这么一瞬间，灾难性的事故却层出不穷。如果以这种速度退化，人类在茫茫太空中唯一借以存身的这颗地球，不会再给人类以太久的庇护。

　　现在环境保护的呼声已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共鸣。但往往是臭氧层出现了空洞，才开始讨论是否停止用氟；核电站爆炸了，方开始寻求改进……如此环保，最多只是推迟大限的到来，而改变不了人类处境恶化的总趋势。

　　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内的第一、二、三、五和六号反应堆又相继恢复或建成开始运转。与此同时，爆炸后被关闭的四号反应堆里仍存有一百二十余吨核燃料。事故发生后，救援人员在反应堆外建起了一座混凝土外罩，以阻止核辐射外泄。但据说一场里氏五级的地震就足以摧毁这个呈阶梯形的外罩，而这种强度的地震每二十七年就可能在当地发生一次。想想这种景象，让人不寒而栗。

　　而有关环境保护的许多所谓补救或改进都如同这个障人眼目的“外罩”一般，是治标不治本的。

　　这就是涉及到在绿色思想中被形象地称为“浅绿”和“深绿”的分野。仅仅停留在环境的保护和补救的层面，只能称为“浅绿”。而“深绿”认为解决人的处境的危机的根本出路不是环境保护，而是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

　　但是谈何容易。人类自工业文明以来的生活方式主要立足于以物质财富的增长为衡量社会进步之标准的物质主义，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在有限资源中追求无限增长，在“人定胜天”的狂妄中奴役和毁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但人同这个“天”——大自然的对话如今已进行到了这个地步：人类呼天天有可能不应！各种各样的核灾难有可能已是大自然的最后一次警告。

　　竖起耳朵来听一听吧，人们！听一听那些受害者不断发出的哀声和呻吟吧……

　　　　　　　　　　　　　 Ⅴ 并非结束的尾声

　　　　　　● “他们清楚这场事故造成的后果有多大，却故意想给人
　　　　们制造一种什么事也没发生过的假象……”

　　　　　　● 这种免疫系统受损被称为“切尔诺贝利艾滋病”。

　　　　　　● 谁也不愿负担，而且也负担不起这笔巨额费用。

　　从那次事故以后，十年过去了。在这十年中，前苏联解体了。

　　一九九○年以后，一些报刊陆续披露了当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种种危害和遗患。

　　苏联明斯克肿瘤医院院长阿列吉尼科娃一九九○年五月二十五日说：在白俄罗斯一千三百五十万人中，有一百五十万人生活在受放射性物质影响的地区，其中四分之一是儿童，这些儿童中有十分之一患有各种放射病。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乌克兰一位调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专家弗拉基米尔·绍夫科希尼说：已有七千人死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放出的核辐射。他指责道：“前苏联政府总是把这场事故造成的后果缩小到最低限度。他们清楚这场事故造成的后果有多大，却故意想给人们制造一种什么事也没发生的假象。”

　　一九九二年六月基辅再次公布数字，承认已有八千名乌克兰人死于切尔诺贝利的核辐射。该事故还严重污染着前苏联境内最肥沃的地区。

　　据苏联报刊透露，有十五万人的甲状腺受到大剂量放射性碘的严重侵害，患甲关腺癌的比率大大升高。在乌兰克地区，儿童患白血病的比率高出正常标准二至四倍。因放射性后遗症畸型的儿童大量涌现：有缺胳膊少腿的，有连体畸型的，有头大豁唇的，有四肢发育不全的。他们大都因父母染色体变异，损坏了遗传基因所致。众所周知：放射性对人体的长期作用将导致遗传因子受到破坏，增加遗传的突变，而这些突变会世代相传。

　　奥夫鲁奇位于切尔诺贝利以西大约五十英里，居住着八万人口，是一个田地平展的地区。松树和白桦树成林，农民在那里放牧奶牛，种植小麦和其他作物。但是核事故给这个田园诗般的画面带来了一场无尽无休的灾难：儿童生病死亡率不断上升、动物令人吃惊地畸型，笼罩在无把握、恐惧的气氛中，事故的遗患成了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据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在奥夫鲁奇的代表伊万·奥克里姆丘克在一九九二年所说，“从我上午一开始工作，我所作的每一件事都同切尔诺贝利有关。”奥夫鲁奇市政府咨询委员会成员和一家民间的辐射作用监督组织的积极分子阿纳托·波尔希科夫也抱怨道：“当局使我们居住在有毒的领土上。”

　　在该市第一幼儿园的有屋檐滴水的建筑物底部地面上，用伽玛射线探测器发现了比儿童安全标准高三倍的辐射作用热点。尽管幼儿园早就由士兵洗刷过，但为了二百多名小孩的安全，必须把表土掘起并搬走。甚至有人断言：“从纯粹医学的观点看，所有儿童都必须从奥夫鲁奇地区撤走。”据调查，一九八六—一九九○年该地区贫血病人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一十四，肠胃不适的人增加了三点五倍，尤其是儿童的健康遭到极大的伤害，在某些年龄组的小孩中有多达百分之四十的人肺部免疫能力减弱，儿童得喉炎，支气管炎和其他肺部和呼吸道疾病的增加了四倍；青少年被列为“身体很不好”的人数增加了五倍，每年能拿到身体完全健康证书的儿童人数在持续下降。这种免疫系统受损被称为“切尔诺贝利艾滋脖。这并非危言耸听，自一九八九年以来，该地区的农庄牲畜畸型怪胎已增加了一倍。因为当地牧草和水面已受到铯、锶及其他同位素的污染，向人们提供干净的食品和水已变为官员们的首要任务，他们为每月需要大约六节火车车厢的进口牛奶及其他食品和饮用水而奔忙。但是，乌克兰因汽油短缺，无法定期向奥夫鲁奇一百五十三个村子供应食品。当地原有二百八十二名医生，因辐射危险只剩下一百四十二名，而且医学学校毕业生已不再愿意来此工作。苏联解体更造成抗生素，止痛药，麻醉剂的长期短缺。奥夫鲁奇人民处在极端的困境之中，但哪里也不愿接受这些“生态难民”。

　　尽管切尔诺贝利周围地区的居民在核事故发生后甲状腺癌发病率成倍上升，然而据有关专家调查分析，这只是开始。因为受核辐射后甲状腺癌的发病潜伏期长达十五至二十年，也就是说这次事故的严重后遗症要在二○○一年至二○○六年才显现。

　　国际原子能机构一九九四年在巴黎召开的研讨会上，发表过这样一份调查报告：在当年参加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救援行动的一点五万名工作人员中，有六千人的后代出现了核辐射造成的病理现象，同样的现象也见诸于从事故现场疏散来的数干人中。他们中许多人正遭受疾病的折磨。专家们说，要控制切尔诺贝利的核泄漏并消除那次核事故造成的核污染至少需要一百年。

　　灾难，仍未结束。

　　直到十年后的今天，切尔诺贝利的第四号反应堆仍在释放核辐射。辐射剂量属高度机密，一般人不得而知。但有一件事可想像其严重程度：所有去切尔诺贝利现场采访的记者，在距核电站十公里处主人就要求他换上防护服；而在距现场五公里处，还要穿上连裤的套服。

　　目前，一家法国集团正在筹备加固第四号机组的混凝土罩，准备再给它包上一米厚的混凝土“外衣”，最后再将反应堆内的核燃料运出来处理。可是这项计划有一个问题难以解决：它需要人进入内部操作，而不仅仅依靠机器。但是，即使是在有防护服的情况下，人在里面呆的时间也不能超过几分钟，否则就会遭受过量的核辐射。

　　在人们踌躇之际，水不断地渗入报废的反应堆内，被放射性物质污染后渗入地下，更加剧了该地区的核污染。

　　近年来，西欧国家一直在讨论如何帮助乌克兰关闭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和控制核污染扩散。一九九四年七月，西方七国集团领导人在那不勒斯峰会上讨论了乌克兰的核问题，并作出要求乌克兰关闭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决定，同时还把对乌克兰的财政援助与核问题挂钩。当时，乌克兰虽然与俄罗斯、美国共同签署了销毁乌克兰境内核武器的声明，但却没有加入“核不扩散条约”，乌克兰的核武器、核电站安全仍然是西方各国最担心的一个问但是乌克兰坚持既然关闭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要求是西方七国提出的，那就不能让乌克兰来负担关闭费用的大头，况且经济困难的乌克兰也没有这样一笔钱——据估算，关闭该核电站的计划至少需要四十亿美元！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乌克兰与西方七国签署了就关闭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进行合作的备忘录，西方七国表示准备向乌克兰提供二十六亿美元贷款，五亿多美元无偿援助，用于关闭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及其相关项目。

　　但一九九六年四月初，双方在基辅刚刚结束的又一轮谈判中，就向乌提供上述货款和援助的具体方式仍未能达成协议。西方七国的专家建议，应成立一个共同的机构，拟定停止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电的计划，最终来确定关闭核电站的全部费用和西方在其中所占的份额。西方七国的态度显而易见：谁也不愿意负担，而且也负担不起这笔巨额费用。但在事故过去十年后，切尔诺贝利的阴影仍在困绕着世界各国的人们，仅此一点，人们即可看出这次事故的危害和影响。

　　而另一些设想也因这次事故而被各国所重新意识并强调了。

　　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以发展为主题的全球化进程面临新的重大历史机遇，从根本上说，要确保全球环境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要在全球化相互依存的进程中，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其核心问题，正在于更公正地进行国际再分配。从这个角度上说，西方对乌克兰关闭核电站的援助应该尽早开创一个国际合作互助的范例。

　　但人们更希望的是，永远不要再出现第二、第三个切尔诺贝利，永远不要再使人类遭受这种类似“核战争”的浩劫。在核时代，人们必须比从前更加爱和平与自然界。
　　------------------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