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现代小说,当代小说,当代文学,当代作家,现代作家:艳齐-->永世情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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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真相识是在1992年12月的杭州笔会上。
　　一家名叫《世风》的杂志社，为了开拓稿源，邀请了全国各地的近十名作者会集杭州。我和真都是做为应邀者出席了那次笔会。
　　真给我的第一印象并不好。她是从江西贵溪赶来的，比我晚到了一天。记得她到的时候，是上午十点来钟，我正和几名与会者在该杂志总编马毅的房子里聊天。她是风风火火地从外面闯进来的，显得很兴奋。但她的目光与马毅的目光相触的时候，她却什么寒暄的话也没说，只是脸红了一下，略微点了一下头，便找了一把椅子坐到了门口。马毅也没有把她介绍给在座者，给人一种他们彼此早已心照不宣的感觉。她那会儿一点也不漂亮，三十岁出头的样子，肤色微黄，脸瘦瘦的，下颏显得很大，当然，并不是兜齿；有一只眼睛的双眼皮还总折不上去，好像是后期加工没有到位，只是两只眼睛看着还是很舒服的，齐肩长的烫发倒也挺有光泽。因为她的到来，正聊得起劲的人们似乎一下子失去了话题，很快的，大家都知趣地退了出去。她没有离去，在我走近她的时候，她倒是站了起来，给我让了一下路。在公众场合，我是绝对不近女色的。我没有再注视她，无声地从她跟前跨出门外。那一刻，我只感到，她个头好高，足有一米七的样子，几乎到我耳尖。中午到餐厅吃饭的路上，她紧跟在马毅的身边，只听马毅大谈什么杭州逸事，不跟其它任何人搭话；到了餐桌上，也只对马毅笑脸相迎，对别人则不屑一顾。我冷眼旁观，心想：这个女人挺势利。而马毅显然极愿意与她交谈，话题源源不绝，全失了原有的那份沉稳。到了下午正式开会，马毅才把她介绍给大家。她当时是一家大企业的宣传干事，喜欢写散文。这倒引起我的兴趣。因为我的社会职业是报纸副刊编辑，我需要散文作品充实版面，而一般自然来槁很难挑出像样的东西，我正愁缺乏够档次的作者。于是，在散会之后，我对她说：“能不能拿几篇你发的作品让我看看？”她的眼睛冲我闪出了亮色：“当然可以。”她很快把好几张刊有她作品的报纸送到了我的房间。我翻看了一下，觉得写得还挺够档次，比我现有的作者写的要强出许多。我便向她正式约稿，希望她会后能为我写一些即兴作品，她很高兴地答应了。这种接触，很有点例行公事的味道。但从中，我能看出，她很爱好文学，很想多发一些东西。而她由于所处地域的限制，在这方面难得机会有大的发展。这使我想起了我当年为了发表作品而渴望编者扶助的心情，我想她也许正处于那一阶段。我觉得我可以使她如愿，最起码，我有一块报纸的版面向她提供。但有一个前题——在她离开我之后——我想：她得首先正视我的存在。我说不清这是出于一种什么心态。也许是自尊心所使然吧。
　　我从骨子里是不愿被人无视的，我渴望被尊重。
　　然而，她没有按照我的意愿去做。此后的几日内她仍是天天围着马毅转，对其谈吐洗耳恭听，外出寸步不离其左右，且不时回报以甜甜的微笑，而对我仍漠然置之。
　　我知道，这实质上很正常。人家是应马毅之邀请，而不是冲你艳齐来的。你与她并无高下之分，人家无需把你另眼相待。但我当时的心态却生生的不平衡。更让我不平衡的是散会之后，马毅要我与她一起陪他到一家企业看看，在那家企业，他受到前呼后拥的接待，而人们却视我为一个小小的随从，全不把我放在眼里。吃饭时，他们也只是一个劲地冲他敬酒，大献阿谀之词，使得他在她面前格外得意，而我却感到自己像个找不到吃饭的地儿，跟着他来蹭吃蹭喝的人。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刺激。在席间，我便向他提出：“我想自己买票先回京了。”我觉得我这么在这儿耗费时间一点意思没有。我要离开他，也离开她。我要回去加紧干我自己的事业。
　　我想我之所以受到冷落，关键就在于我还没有真正的“成”。我一定要成！就是冲着脸面，冲着自己的这点自尊心也得真正干出个名堂，闯出一番天下来！
　　而马毅是不了解我的，他只以为我厌倦于应酬。他说：“别急着回去，咱们在这儿再转转嘛。”
　　我既已随人出来，不好半途独去，只得耐着性子随着他。
　　我与他交往并不深，只是为他供过稿，见过三次面，虽然同在京城，平时，也只是电话联系。他四十来岁，长得十分高大，体魄有点篮球运动员的架式，给人外观感觉很持重，不像好色之人。但在她面前，我愈发的感觉他在有意借助他人来自我炫耀。尤其是他在与她直接对话时，显得非常卖弄，卖弄他的所谓才学。
　　离开那家企业，我随他俩游览了西湖。
　　那天天空正飘着霏霏细雨。我们一人打着一把伞踏上了苏堤。景色并不美，到处灰蒙蒙的，且寒气袭人。但他却显得很有兴致。望着那空无一船的水面，他突然背出了一句古诗：“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他问她：“你知道这是谁写的吗？”
　　她还真答上来了：“苏轼。”
　　他歪着头端详着她：“还真行。但你知道他是在什么背景下写出来的么？”
　　她眨眨眼咧嘴一笑，意思是答不上来。
　　于是他便云苫雾罩地侃侃谈论起苏轼的生平、逸事、文学成就等等，且引经据典对其作品大加评论，大有高屋建瓴之势。
　　她听得津津有味，以至后来，全忘了我的存在，随他步下苏堤，又冲着湖心亭一问一答地对起古诗来，让我在雨中木木地呆立了许久，使我不知是近前还是滞后哪般为好。
　　晚上，下榻一家三星级宾馆，一直与我同宿一室的他要我为他单包一间。我不知他为何如此，但夜里躺在床上，我愈发强烈地感到，再随他走下去，纯属毫无意义的白白浪费时间。我有什么必要继续陪着他？
　　于是，第二天早上，我再次郑重提出我要回京，他无奈，只好托当地人购买机票，他说他也不再滞留了。
　　机票到手之后，还需要过两天才能登机离去。由于游兴全无，时间对我成了一种煎熬。我不再随他们外出，自己一整天全闷在了屋里。杭州，五年前我就来过，实在没有能引起我兴趣的地方。
　　而他在外面的风光和她对我的淡漠，让我确实认定这儿不是属于我的天地。我的天地在京城，在我那城南的小屋，在灯光下，那里才有我的快乐我的希望。但此时已相距千里，我无法当即回归，这让我好烦好烦。我真后悔来参加这种笔会。这种笔会说透了，就是组织者想冠冕堂皇地游玩一通或另有所图。而我根本就不是热衷于山水之间的人，除了热爱文学，也别无所图。我来，实在没意思！
　　窗外，还下着细雨。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夜已经降临。远望一片灰暗，只有灯光隐约闪现于其中，给人一点亮色。独自躺在软床上，我忽然感到了莫大的孤独。
　　我的确是孤独的了，不仅是在这个杭州。我把我身边的和走向我身边的女人都推远了，又没有谁能让我重新接受。我已经孑然一身，着实属于形影相吊了。这是可喜可贺的呢？还是可悲可哀的呢？我确实拥有了自由，但达到自在了吗？
　　真突然推门而人。她冲我一勾手：
　　“跳舞去吗？”
　　这让我十分意外。
　　我问：“马主编呢？”
　　她回答：“他看他老乡去了。”
　　我明白了。我想说，我没兴趣，且也不善于出入舞池。但我在犹豫了片刻后，还是跟她走了。
　　舞厅在宾馆一层，面积不小，但到者不多。她在拥我随乐曲起舞时，我看出，她投向我的目光是居高临下的。她活像一位高高在上的公主，我则是个侍从，我在陪她寻找乐趣，而我无任何可得。
　　她并没有给我一丝女性的温情，只需要我跟着她旋转，随着她扭动。她分明是无人来伴才想到我！她并没有想让我从中亦得到身心的放松与愉悦。
　　我的动作由此变得机械极了，我想我的表情在那一刻也肯定是愈发的木木然了。
　　她终于感到了扫兴。一曲未完，她便松开与我勾腰搭肩的手，说：“我们回去吧。”
　　路过她房间时，我不知是出于什么心理，想看看那位马总编给她包了一间什么样的房。我随她进去了。
　　但就在我跨进那半开的门还未深入两步之际，她返身伸手把那门完全拉开了。这使我立刻想起了当年雨萌的这个动作，立刻有了一种蒙辱的感觉。这是什么意思？怕我图谋不轨吗？——这种恨恨的念头也立刻涌至我心头。我想，你有什么可提防的？你绝色过人么？你已经让我想入非非了么？没有！你还没到那份上！我艳齐随你进来，是贱！
　　我当即扭身跨将出去。
　　那一夜，我真的对她这样的女人萌生了一种憎恶。我觉得她不仅仅是漠视我的问题了，而已经在践踏我的人格了。
　　第二天，她便搭火车另走他方了。但她是什么时候离开宾馆的，我不知道，她没有向我道半句别。我在她心里没有位置，这十分显然。这也十分地让我感到此行若没有见到她这样一个女人，我也许会是另一番心境。
　　而他在回返中，一路与我无话，一上飞机便垂闭上眼皮，不知在是怨我令他扫兴，还是另有所想。
　　回到京城的当天，我便被给华超出书的那家出版社的编辑缠上了。
　　那编辑在电话中急扯白脸地对我说：
　　“你这位朋友太不像话了，坑谁也不该坑我们出版社呀！我们对他真是特别关照，冲着你的面子嘛。谁承想他把人印厂骗了，人家给他印了两万册书，他提了书却不付款，人没影了。结果，人家找到我们出版社催债，这不是坑我们吗？”
　　我把华超介绍给这位编辑后，便一直没有过问他的事，他也一直没再找我，至于他什么时候出的书，我都不知道。但现在事却是明摆在这儿了：他显然是从这位编辑手里搞到了书号，自印了他的那本书。但对于他“坑人”，我还真不敢相信。他在我印象中是相当正派的政工干部，是讲信用的。
　　我忙问：“差人家多少钱？”
　　那编辑回答：“八万，你得抻茬埃这人是你介绍过来的，你不能把我撂这儿。我不知他的底细，你得找他要出这八万元，不然，我们社麻烦了，人家要把这事捅到新闻出版署去喽，我们甭干了，我也没法再在这单位呆了。”
　　我还真不能不管。这是我给人家找的事，我这会儿不抻茬，以后没法与人家见面了。我更知道这事情的严重性，新闻出版署正查买卖书号的事呢。
　　我给华超所在单位挂去了电话，但得到的回答是：“此人已有五个月没露面了，我们已经决定除名。他上哪儿了？不知道。”
　　这无疑证实了那位编辑所说的情况，但又让我疑惑：他华超是不是出了什么别的事？而并非早就蓄意坑人一道一走了之？再者说，为了八万元，就把公职丢了，也不是什么太划算的事啊！
　　我安抚那位编辑：“你容我再去找他。这事会有结果。你也不要害怕。你告诉我，你给他开的委印单印数是多少？”
　　对方回答：“五千册。”
　　我说：“那好，印刷厂找你们，你们也就只管负责这五千册的款，其余的数，那是作者背着出版社自印的，与出版社无关，追究起来，你印厂还有责任呢？谁让你不按委印单的数印？你随便加印还属盗印呢？”
　　那编辑听了，转过磨来，说：“这倒说得通。先照你说的这么办吧。我们先给他垫付上这五千册的印费，把人打发了。不过，”她强调说，“你还真得想办法帮我找到他，不然，我在这社里真没法混了。”
　　我算是逃避不了了。
　　当天晚上，我亲自赶到了华超的住处。我想我一定要找到他。
　　让他当面给这位编辑一个回话，尽快让这事有个了结。
　　但撞锁了。他的邻居告诉我：“他有日子没在这儿住了。”
　　他上哪儿去了？对方不得而知。
　　我等于白跑一趟。
　　我十分失意地离开了他的住处。
　　推车走在街上，我忽然想：他是不是已经不再是我认识的那个华超了？他是不是在走鲁利平同一的路数：骗了人便一拍屁股远走高飞？这个社会也确实已经不再崇尚信用了。人们崇尚的是能捞钱，而不会挑剔你采用的是什么手段。这已经成为一种潮，他华超也许早就想在这种潮中玩一手绝活儿。他要真这样，也真把我也撂进来了。不明真相的人，一定会以为我在与他联手干着这等勾当，因为出书单位是我给他搭的桥牵的线。
　　唉！唉！我不禁有些恼怒。我想我以后再也不能给人帮这种忙了，就是再好的朋友也不管了。
　　我没有找到华超，华超却自己走到我面前来了。
　　这还得感谢一个叫杨红的女孩。
　　这女孩是买到我的诗集后，从附录的文字中找到我所在单位地址的。她喜欢我的诗，一定要亲眼见到我，要看看现实中的艳齐是不是跟诗中的“我”一样浪漫而多情。她来到我的办公室，执著地等了我一个下午，一遍遍请我的同事呼我；令我不忍心让她空盼一常我这天正在家里为华超的事别扭，想干什么都静不下心来，本不想到单位去，但最终还是被呼了过去。
　　等我到办公室，那里已别无他人，人们都下班了。杨红一眼就认出了我，在我一推开门时，即从我的位子上站了起来，脸红了一下，有点羞怯地说了一声：“您就是艳齐吧？”
　　我点点头，请她坐下，自己也拉了把椅子坐到她近前。
　　她纯粹是个少女，十八九岁的样子，长得挺秀气，高个儿，长乎脸，大眼睛。她也纯粹是把我当成了一种偶像，说起话来很拘谨。
　　她告诉我她是从山东来的，正在石景山一家歌舞厅工作，在她那一圈子里的女孩子们正在传抄我的诗。她说我的诗写得太美了，她想象不出那些句子是怎么从我的笔端流泻出来的。她也喜欢写诗，渴望能得到我的指导。她最后说，他们歌舞厅明天晚上有名模时装表演，我要有兴趣可以去看着。她十分恭敬地递给我一张门票，并补充说，我要去的话，她可以让老板免费提供给我酒水。
　　我接过那票。我说看情况吧。不过，我叮嘱她，我如果去了，你也不要为我打扰别人，我只是去看看，并不想享受什么免费酒水。至于指导她写诗，我没有答应。我没有那份精力。我说：“你只需多读别人的作品，勤练笔，会写出好作品的。”
　　临别时，她要走了我的BP机号码，她说，她要跟我常联系。
　　第二天晚上，我犹豫了一下，还真到她所在歌舞厅去了。这是因为我当时有华超的事搅着，心总是定不下来，什么东西也写不出来，干脆，散散心去吧。
　　歌舞厅对于我，早已没有新鲜感。不过，那天的时装表演却还是值得看的。去的都是京城名模。我到的时候，她们已经登场，正展示泳装。灯光下只遮三点的一个个玉体光洁白嫩，且每一副面容在灯光下都美艳至极，着实是性感洋溢。
　　杨红对我的到来，非常高兴，她兴奋地把我领至一个观看角度比较好的位置，还真为我免费端来一杯饮料。
　　她正在班上，不可能陪坐在我的身边，她忙着招待别的客人去了。我自己坐在那里，正想静静地欣赏那些人的表演，摹地里全场响起一片哄笑。
　　原来，一位正挺胸走向观众的模特胸罩突然脱落了。那模特登时乱了方寸，忙用双手捂住双乳，扭身便往回跑。
　　观众席上有人喊：“大妞！接着扭啊！”
　　有人跟着起哄：“哥几个正想看这个呢！”
　　与她同台表演的另一位模特显然忿于如此的无礼，止住步，冲喊话的方位一绷脸，来了句：“流氓！”
　　她声音不高，但立刻招来的一个酒杯却在她脸上很响地炸开了。
　　她惊叫一声，双手一捂脸，蹲在地上。
　　全场顿时大乱。一群人涌向她，把她围在中间，另一群人则冲向酒杯飞出的地方。接着，便出现了十多个人扭打在一起的场面。
　　酒杯乱飞，果盘乱飞，茶几倒了，吸顶灯被击碎了。
　　不知是有人故意合了电闸，还是电线短路，突然间，所有的灯全灭了，人们眼前变成一片黑暗，只剩下散布在四下的烛火微弱的光闪动。观战的人们不敢驻留了，说不准什么东西会开花在自己头上，于是，疯了般地涌向出口。
　　我也跟着涌了出去。
　　等我在门口不远处站定，回过头来看时，一群壮汉正从大门里面拖出四个头破血流的年轻人。
　　这四个年轻人已经失去了反抗能力，在门前瘫倒成一溜，有的在呻吟，有的还双手紧抱着头。
　　一个声音从那群壮汉身后传来：“让他们都跪着！”
　　那好熟悉！我不禁循声望去。
　　只见一个身材健壮的高个男子拎着一副电棍气势汹汹地从里面走出。他留着板寸头，一脸青灰色，白衬衫上溅着斑斑点点的血迹。门口的灯光极亮，让我立刻认出了他。
　　“华超？”我不禁轻声自语。
　　是华超。他的目光与我的目光相触时，他的神情立刻显露出一种惊异。他怔了一下，大步走向我。
　　“艳齐吧？”他远远地大声问。
　　我忙点了头，问：“你怎么在这儿？”
　　他把手里的电棍交给旁边的一个人，走近我跟前。
　　“唉，一言难荆”他做出一种无奈状。
　　这时候，那些涌到门外的观众都围拢至门前，观看起那些在地上的人。那些模特们也都穿上了衣服，正拥着挨了一酒杯的那位从门里出来，钻进一辆中巴。那位额头大概破了，她自己正用手绢捂着。中巴启动，很快驶向大街，大概是赶赴医院。
　　华超冲另一位持电棍的人喊：“派出所的电话通了么？赶快请他们来人。”
　　然后，他搂住我的肩，一指不远处的一个小餐馆：“我正想跟你说点事呢。咱们到那儿坐坐去。”
　　我想起杨红。我说：
　　“我去跟一个人打个招呼。”
　　他说；“算了。里面乱着呢。”
　　我们在小酒馆的把角处坐下了。
　　从这里隔窗可以看到歌舞厅门前围观的人群。但我们俩人似乎都不愿再把注意力停留在那里，他要了一壶茶，一人倒了一杯，我们的话题很快转向他做的书上。他告诉我，他那本书开印之前，好几个书商一张口都是五千册八千册的要，等他把书真印出来了，书商们一看销路不好，都一拍屁股不露面了。结果，实际卖得的书款抵不了印费，他又从别处筹不来款，只好躲债了。印厂知道他单位的地址，他是不能回去了。不能回去了，实质上也就等于辞职，他得生存，他目前是在这家歌舞厅做保卫部经理，实质上是给人家当打手。他说他不适合做这种差事，但他需要钱，没办法。他说他本想自己搞本书，挣笔大钱，但没想到落到此等地步。
　　他在做书上，等于重蹈了我的旧辙。
　　知道了他的实情，我对他的那股怨气淡了许多。
　　我说：“我记得我提醒过你，印书时一定得悠着点。看来，你是没听进去，事已至此，我还是希望你到出版社露一面，不然，你以后在出版界没法办事了。”
　　他说：“这我懂。我这两天就去一趟。”
　　正说到这儿，两辆黄色的中巴疾速驶过窗前，嘎然停在那人群边上。车门双双打开，接踵跳下二十几个小伙子，个个手里持着凶器，有持三棱刮刀的，有持斧子的，有持铁棍的。他们凶神恶煞般扑向人群。领头的矮墩墩的有三十岁模样，他高声叫着：“谁打我们兄弟来着！谁打我们兄弟来着！”
　　人群呼啦一声全散开了，散至十丈开外，像一股风吹散的树叶。尤其是那一群壮汉和接华超电棍的那位瞬息间竟退得没了踪影。四个瘫倒在地上的年轻人被他们扶起来，瞪直眼睛搜寻起拖他们出来的人。那领头的见围观者躲得挺远，但不肯离去，愈发大声地叫道：“你们他妈的都看什么？都给我滚！”然后冲近前一位同来者一挥手：“不是找不着他们的人了么，把他们店砸喽！”
　　他的话音一落，一位持斧者冲至门前，砰砰几下便把两扇玻璃门砸了个粉碎，随之，又有几位跟着他闯进门内。
　　华超见此情景腾的从座位上跳起，要冲出去。我一把抓住了他。
　　我说：“你干嘛去？”
　　他声音发抖地说：“这帮人也太狂了！”
　　我把他接到椅子上：“你现在千万别去惹他们，你的人都没影了，你不是他们的对手。”
　　他用拳头狠狠地擂了一下桌面：“唉！”
　　我说：“我劝你别干你这差事了，你不是这种材料。”
　　他再次叹口气：“可老板让我给他盯摊呢！”
　　不等我再说什么，外边的那群人忽然一起转向，直奔小酒馆扑来。
　　我立刻意识到将会发生什么。我拉起华超：“别管那一套了！”
　　我生生地把他拖进后厨，不容里面的人阻拦，打开窗户，和他先后跳了出去。
　　后半夜两点多钟，我把华超带进了我城南的小屋。
　　我说：“你千万别再干这差事了。除非你是当今黑社会的大头目。你老老实实地在我这儿住两天吧。就是风平浪静了，也别去那儿了。你会写文章，跟我一起卖文也饿不死。”
　　他坐在沙发上，直愣着眼，好久好久没有作声。但突然间，他双手抱住头，大哭起来。他痛苦至极地说：“我怎么会落到这一步！我怎么会落到这一步！”
　　第二天早上，我意外地翻出市作协寄给我的一张请柬。
　　我对刚洗漱完的华超说：
　　“我这两天也甭干别的了，我陪你找地散散心去吧。作协明天在卧佛寺开诗歌研讨会，三天。”
　　他气色黯然地说：“我也接到这个请柬了。”
　　我说：“那就别犹豫了。歌舞厅那头你也没法过去了，你怎么跟人家老板交待？说一见人家人多势众，你手下的人都没影了，那你这保卫部经理怎么带的？算了，别想那儿了。”
　　他正欲说什么，忽然有人敲门。
　　我打开门，不由得愣住了。
　　是于来了。她脸色阴阴地出现在我的面前，真真的给我一种幽灵突现的感觉。我们起码有三个月谁也没跟谁联系了。她比原先得瘦了一半，有点瘦骨磷峋了，而全无了往日的一丝风采。
　　我嗫嚅地说：“请，进来埃”
　　她紧闭着嘴，一字不吐地一侧身，从我跟前迈进屋来。我看出，她的衣裤都是旷旷的。她快弱不禁风了。我心生奇怪：她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
　　华超似乎看出了什么，冲我说：
　　“我出去一趟。”
　　我不放心地说：“待会儿得回来埃”
　　他点了一下头，走出门。
　　屋里只剩下我们俩人了。
　　我冲直杵杵地戳在当屋的她说：
　　“坐吧。”
　　她没有坐，尽管沙发就在她身后。她也没有注视着我，而是面朝着墙面，那是一片空白。
　　她终于张口了：“你是不是把我忘了？”
　　那口气生冷生冷的，像从冰窖里飘来的。
　　我说：“没有埃”
　　她眼一瞪：“那你为什么一直不给我打电话？”
　　我说：“我每天都有许多事要做。”
　　“那我是对你不重要了？”
　　“不是这意思。”我矢口否定。
　　她乜然一笑：“算了吧。我来，就是再想听你一句话，想不想跟我结婚？”
　　我说：“我已经回答过你了。”
　　她脸一沉：“那好。”
　　她返身跨至门口，拉开了房门。
　　她把脸扭向我：“你不会再见到我了。”
　　她猛地跨将出去，门，在她身后被严严地带上了。
　　我没有再拉开那门，没有追出去。
　　但是，两个小时之后，我还是忍不住往她的小屋拨开了电话。
　　我的确不会再见到她了。
　　接电话的是一个女人，但又是完全陌生的声音。
　　她告诉我：“她这会儿可能已经坐上飞机了。十点的班机。”
　　我愕然：“她上哪儿去？”
　　对方回答：“她早就办好签证了，去美国。”
　　我木然。许久许久，我没有放下话筒。
　　这天傍晚，那位为华超的事挠头的编辑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华超把他们垫付的五千册书款送来了。
　　但我没有轻松起来。
　　我挂断电话的当口，华超正从外面回来。
　　我迎住他。我说：“我们到外边吃饭去吧。”
　　在一家路边餐馆，我和他都喝了很多的啤酒，都没说什么话。
　　我们俩的目光几乎都是一直盯在自己手里的酒杯上，看着那酒的泡沫涌起又落下，落下又涌起。
　　往家走的半路上，我撑不住，蹲在地上呕吐起来。
　　那会儿，正有一场暴雨扑天而下，那真像倾盆一样，我被他扶直身子的时候，全身从上到下都淌着水，眼前一片昏暗，耳畔只有哗哗的雨声。
　　诗歌研讨会本身并没有使我产生什么兴趣，都是一些失去读者的穷酸文人空发牢骚。引起我兴趣的是最后一天晚上，一个五十多岁的老编辑在与一个人通电话中得到了一位诗人自杀的消息。那真是出人意料也真是立刻引起一片嘈杂的议论。一个三十五六岁的女人还在我住的房间内失声大哭起来。她说她早就料到那个诗人会走到这一步，因为她多次接触过他，知道是谁在逼他。
　　她哭了好长时间，直到后半夜一点多了，还在抽泣。到会的十余人都聚拢过来，都毫无睡意地倾听她叙述她所掌握的那个诗人的一些内情。我听着听着，竟理出了一条很清晰的关于那个诗人致死的来龙去脉。于是，冲动起来。我想，他的际遇完全可以生发成一部小说，它太能反映相当一部分现代人的梦想与现实的激烈冲突了。
　　华超是一个很有同情心的人。他见那女人快天亮了还不肯去睡，便强撑着陪着她到室外去散心。人们也这才从我的房间离去。
　　但我想睡也睡不着，躺在床上，我真的开始构思起这部小说。
　　开始，我想按照那女人讲的东西串起来，基本维持故事的原貌。但后来，我推翻了这一想法。我觉得这样写起来，甩不开，往往会受到主人翁原型的制约。我不如完全抛开那个诗人，重新塑造一个理想主义诗人的形象，它集当今苦守诗歌阵地的众诗人为一体，写出他们在现实挤压下的无奈和脱离现实后的理想破灭。
　　于是我坐起身来，用极快的速度打出了初步框架。
　　散会后，一到家，我便伏案构写起较为细致的创作提纲。
　　当我停下笔，正想返过来从头斟酌时，BP机响了。我按BP机上的数码拨通了电话。接电话的是杨红。她告诉我，那家歌舞厅因结下仇家，无法再正常经营，关门了。她失去了工作，准备回老家了。但她想在临行前能得到我一本亲笔签名的诗集。她说，火车票已经买好了，但总觉得有一件事没办，失落落的，便想到应该呼我一下。我迟疑了一下，想说：你过来吧。但一想到我已经开始的事，便说：“你放心地走吧。我马上给你到邮局寄一本去，你把你家的地址告我。我想你一到家，我的书正好也到了。”
　　我还真是当即到邮局给她寄发了一本签有我名字的诗集。对于她这样的诗爱者，我都是这样做的。我不想让他们失望。他们是我忠实的读者，我拥有了她们，实质上也就拥有了一种根基。而对于她本人，我还更有一种感激之情，因为，没有她，我就无法找到华超，就了不断那家出版社缠上来的事，再者，她让我也开了一次眼，目睹了一场地痞滋事寻衅，这对于我的文学创作是很有裨益的。
　　从邮局回来时，在楼下，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女人拦住我。她问我：“你是不是艳齐？”
　　我说：“是埃”
　　她问：“你不认识我了？我是蒋英！咱们是小学同学！”
　　我怔愣了好一会儿，才想起我上小学时与我前后桌的一个女孩叫蒋英。
　　但有二十多年没见了，真有点对不上号了。我说：“你怎么在这儿？”
　　她说：“我上星期刚搬来，就住一层。刚才一个导演来找你，我看他一个人在楼下转悠没地儿呆，让他上我屋里坐了。”
　　我猜想，可能是王山来了。
　　我随她进了她的屋，一看，果然是王山，我忙请他上楼。
　　蒋英把我们送出门口时，对我说：“有空上我这儿来坐啊，你现在可是大记者了，别看不起我埃哦，说起来，弄不好，你还用得着我呢。你不是认识马毅吗？我妹夫是他上级单位的，你要想在他那儿发稿。让我妹夫给递个话，他不敢不发。”
　　她说着，又返身从屋里找出一张名片递给我。
　　我看到那上边写着：中治旅社蒋英。
　　王山来找我，是为了杜凤云的事。
　　他说，他那个电视剧组早已解散，杜凤云也已回原单位。可是这两天她的丈夫缠上他了，说她失踪了，一定要他帮他寻找到她的我问：“他们俩是不是闹什么别扭了？”
　　他告诉我：“说起来，跟你那次带我们去那家歌厅有关。打那天咱们一块去了那家歌厅之后，杜凤云玩歌厅玩上瘾了。黄佳丽没去给人家当主持，她倒是晚上一没事就往歌厅跑了。据她男的讲，她可能是在歌厅泡上了什么人。因为他发现好长一段时间总有一个姓肖的呼她。前不久，他从她的小手袋里翻了一盒用了一半的避孕套。他火了，忍不住打了她一顿。结果，她在床上躺了六天后，便突然没影了。”
　　他述说得很平淡，但我听了却不禁愕然。
　　我问：“是不是打得很重？”
　　他回答：“她男的是挺狠的。这中间，我去看过她。那是她挨打的第四天，她还在床上动不了呢。他男的甭看年轻，那方面不行，我听她讲过，她跟他结婚八个月了，还是处女呢，后来是他用手给她破的身，又是用手帮着才进去的。他治过，可结果也是进去了呆不了多一会儿。越是这样，他越是怕别的男人沾她。为这方面的事，据我所知他们常拌嘴。这回是升级了。他用擀面杖把她的下身都杵肿了。她是哭着告诉我的。她说他把她扒光身子，一边打她还一边骂她是骚货，他要让她痛快够喽。”
　　我真是第一次听说丈夫这样虐待妻子的。我觉得这也太恶了。我能想象出那个场面，能想象出她怎么挣扎怎么反抗，而她越挣扎越反抗，她的那位发泄得越狠。
　　我问：“她男的是干什么的！”
　　他回答：“是个搞机械的工程师。”
　　我说：“她怎么找了这么一个主？按说还是个知识分子呢。”
　　他一摊双手：“唉，现在这人都没法说，不知那根筋错了，就干出点邪事来。”
　　我说：“这男人既然是这样，她还真没必要守着他了。你也甭帮他去找。”
　　他说：“我也不是真的为他找。我自己也想知道她的下落。她要是真跟有钱的人跑了，我倒放心了，我就怕她自己一时想不开，出点什么事。毕竟我们共事过。”
　　我思忖了一下，说：“可照你说的情况，她不可能是自己离开家的。你想，她躺了四天还动不了呢，第六天怎么就能自己下地跑了个无影无踪？肯定是有人把她接走了，弄不好，还就是她外边的那位。”
　　他觉得我说的有道理。但是他还是希望我能跟那家歌厅了解了解，看那边是不是知道点她的情况。
　　我当即给文德旺打了电话。
　　文回话说：两个月前他就离开那家歌厅了，他正在筹备自己开个饭馆，单干。他已无从得知她的下落，他只知道他在岗时，她在歌厅做过几次临时主持人，都是按天付酬的。至于她是不是在歌厅傍上了什么人，他不好说，他倒是见过一个深圳来的某公司老板点她唱歌后，让人从底下送上来一沓子百元大票给她。
　　别无其它线索。
　　王山很失望地走了，但他告诉我的那一切在我的脑子里怎么也抹不去了。我跟杜凤云的接触虽然时间有限，但她给我的印象还是很深的。我想不到她的家里竟有那么一个凶狠的男人。就算她行为不轨，与别人偷情私通有辱门风，但也不至于遭受那般惩治埃她男的有什么权力那样？她就是犯了法，有公安局呢，有法院呢，也轮不到你动手啊！何况她并没到那份上。她是有人格尊严的啊！她的人身是受国法保护的啊，我觉得她离家出走实属下策，她应当去告她男的虐待家人罪。她男的实质触犯了刑律。但又一想，她准是怕这种事捅出来，于己无光，再揪扯出什么花边新闻来，让自己也陷入窘境。人啊，都是这样，有时为了一时的脸面，却给了别人得逞的机会。而婚姻又分明给许多违法的行径罩上了合情的外衣。
　　我无心再去琢磨那部小说了。我感到我的面前正摆着一个更值得我去探究的社会问题，这就是夫妻双方在婚姻中到底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是囚徒与狱卒吗？现实着实已经告诉我，许多婚姻是不如人意的。不仅仅是杜凤云才有此等遭遇。许多婚姻实质上的确已与阴冷的牢狱无异。
　　也就是说，夫妻双方一旦有人充任了看守，另一方即使没有受到肉体的伤害，精神上也会烦闷难当痛苦至极度日如年。换句话说，正挣扎于婚姻牢狱的人比已绝望于理想之城坍塌的人要广泛得多。而后者大多已消逝，前者却往往还抱有希望正承受折磨。
　　做为矢志于建构人类灵魂的作家，着手于对前者的拯救，当说更具有现实性与紧迫性。我应该马上做这项工作。我知道我不是什么超人的智者圣贤，不具备普渡众生的法术神力，但我相信我只要努力了，起码可以使人们有所醒悟，想到去自我解脱。
　　于是，我让那部小说搁浅了，开始了新的创作准备。我要认认真真地写一部反映当今婚姻状态的书，要写得深刻，写出自己的见解取向——我对自己说。
　　我开始搜集这方面的材料，开始从报刊上剪辑典型的案例，并开始阅读关于这方面的论著。我找来了台湾李昂的《外遇》、美国尼娜·奥尼尔、乔治·奥尼尔的《美国人谈夫妻生活》、美国贺兰特·凯查杜里安的《人类性学基捶》、法国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女人是什么》等等书籍。我要从他们的理论中寻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建筑起自己的思想体系。
　　这项工作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我这时候也不想为了钱搞急功近利的写作了。但一个多月之后，众多的婚姻内部生发的虐待、毁容、凶杀等案例的展示，使我基本上有了这样一条较为清晰的思路——没有一个男人或女人愿意成为婚姻的囚徒的，也没有一个男人或女人在择偶期间预料到自己之所爱会是日后无情又无义地监管自己的狱卒。而婚姻一旦把人禁锢于一个窄小的让人透不过气来的空间，生活的美好便无从相识了。这个时候，理想的男女之爱，又会像牢狱窗外的阳光变得更强烈更具有诱惑力。尽情地去沐浴这种阳光，常常是囚徒们不甘于被监管的心理躁动的本原。
　　这也就很自然地会引发越狱行为。当然，许多囚徒是迈不出那一步的。他们在追求身心解放的过程中，往往半途废止于自我信心的匮乏。当失望或无望再在他们脚腕上加一道镣铐之后，他们还就彻底地成了终生被监管者，再无获释的可能了。许多监管者也并无幸福可言，他们在监管对方的同时，也在折磨着自己，他们的尊严并不能因婚姻牢狱的耸立而能得到体现。当不肯被监管者越狱出逃，且追捕回来还心不归舍，他们无法接受自己的年华无效地白白耗掉的结局而难以维持心态的平衡。他们更会慌乱于一旦真没了囚徒可看守时的尴尬与凄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又会往往在自觉与不自觉中把理智的大厦拆毁，让恶性的欲念膨发并无羁地突兀出来，形成一把魔剑，狠狠地再不手软地刺向不守狱规者，刺向狱外向囚徒投来诱惑的人。由此，人类的悲剧便开始反复重演了。这个时候的狱卒着实可称之为魔鬼了。他们会为积郁在心头的愤恨得到最痛快的宣泄而狞笑而狂叫而让人不可思议地放声哭嚎。容忍、宽厚……等等善的人性在这一刻泯灭了，唯有兽性跃上他们灵魂的座鞍，使他们在无忌的冲撞中不见到血不听到哀鸣不为快。但是，当这一过程结束之后，等待他们的又是什么呢？他们在毁灭他人的同时，也无疑地宣告了自己的葬礼的到来。这些人又很少不后悔的。当一切都做得无法收拾的时候，他们总是会突然质问自己：我做了些什么？我这样做值吗？是埃为看守住一个已经不爱自己的人，为一个已经死亡的婚姻搭进自己的一生或生命，那实在是没有意义的啊！那的确是只有疯子才做得出来的啊！为什么就不能在出现激化的矛盾中退出来呢？为什么就不能在沉重的痛苦中超越出去呢？是真的不能自拔了吗？是真的没有活路了吗？是离开了对方解除了这份婚姻就真的没了快乐可得幸福可获了吗？遗憾的是他们的后继者时下仍在接踵而至。即使这当中有些人还没有走向极端，但在狱卒这凛然不可冒犯的岗位上却无疑在使自己本当鲜活的生命走向衰枯，他们在看守对方的同时也等于给自己判了无期徒刑。且看守的惩治性又决定了囚徒的抵触性，在他们被逼无奈难以自我解脱时，也会在越狱无望的情况下制造出惨剧。但看守者如果选择了另一条路，如果他（或她）放她（或他）一码，那么，他起码可以获得轻松，起码可以在轻松中信步走向大于原有家庭而更为广阔的天地。
　　真寄稿来了。
　　她写的是一篇散文，总题目叫《独步人生》。
　　我随便溜了一眼，想撂在一边，等版面缺稿时再看是否可用。
　　但就这一眼，我便被它优美飘逸且洒脱的文笔抓住了，我几乎是在不由自主的状态下被它的字句引着进入了一个十分超然的境界。
　　我想不到她会写出那么好的作品，那要比她在杭州时给我看到的那些作品强上许多。我感到她绝对是个才女，她在文学上很有修养，也一定修炼了多时，且在志趣情调上超尘脱俗。这使得我竟忘却了她对我的淡漠和我对她的憎恶。我只感到兴奋，兴奋于我这个编辑又拥有了一位颇具实力的作者。是职业性的冲动又使我立即决定在我所在报纸副刊隆重推举她。我相信她正急需我这样做。因为我自己就有过与她相同的时期。那时候，我的作品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但众多的报刊的门却对我是关闭的，我是多么渴望得到别人的扶助而登堂入室，在文学的殿堂内一展身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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