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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朋克”无聊的“家伙” 这一次我将带领读者来认识他们，那些比“朋克”远远要来得无聊的“家伙”。 在98年夏季的大街上，他们神气活现地向你晃悠而来，他们的外在标识是如此地明显，以至于你一眼便能将他们与城市的另外一些时尚男女作出区分。他们的头上一般而言总是一派五光十色，不是染着十黄的颜色，便是染着栗子的色彩，总之与汉民族应有的发色完全不相干。他们的耳朵上则总是戴着两个耳环，其质地有金有银，款式有俗有雅，那架势与传统的城市男人亦大相径庭。就发式而言，他们中有人呈现出板刷头的强硬，有人则呈现出鸟窝般的混乱。当我们将目光投射在他们脖子以下的地方，我们看到了一身黑色的衣服紧裹着他们的身子（他们的胸大肌在黑色的T恤背后常常隐隐透出），再往下我们则看见他们的双脚往往套着一双后跟极高的黑皮鞋。暂时，我还很少看到他们的手臂上烙有一些稀奇古怪的图案，但是，我和人们一起看见了披挂在他们身上的那些闪闪泛光的金属挂件。这便是我们在这一个夏季看见的那些与“朋克”似乎很有些关联的人们，然而，他们真的与我们熟悉的“朋克们”有所关联吗？ 历史早就告诉我们，在风云变幻的六十、七十年代，那些被西方社会叫做“朋克”的人们与街头流氓们有着截然的不同，在他们稀奇古怪的服饰、斑驳陆离的发型和惊世骇俗的行为背后，有着的是他们对一个高压、专制、单向度社会的愤怒，有着的是他们对一种毫无创造力、自由度的既成体制的抗议，他们在表象上与主流社会的格格不入，其实只是为了表达他们在内心中决不与一个彻底世俗化的世界同流合污。简单地说，历史中存在着的“朋克们”，他们的历史深度在于对那个时代的前卫状态作了积极的贞献，他们的看似随心所欲的生活方式背后有着那个时代最深刻的思想，他们真的是与众不同的一代。 而我们所看见的这些所谓的“中国朋克”呢？他们的眼神是阴郁的，但那里除了空洞大概不会有更多的东西，他们的装束是古怪的，但那古怪的装束至多说明他们喜欢在他人的眼里能够获得更多一点回头率，至于他们的思想，如果你有可能与他们交谈的话，你能得到的仅仅是“在这个社会里，我是最有个性的一个”这样的说法。总之，在我的观察中，他们至多只能算是一些轻率的生活方式的实践者，在他们故作惊世骇俗的装束和行为中，你如果试图在这里面主发掘一些思想，那肯定将是一个徒劳之举，你如果想在这里面去获得一种启示，那更是看错了对象。我不否认他们中的某些人会有一些想法，但也就是一些想法而已，在那里你找到的更多是哗众取宠，是招摇过市，是欺世盗名，换言之，他们的标新立异只是肉体的最直接的表现和冲动，只是生命的最浅层次的表白和呼告，它无关于一种深刻的体验，无关于一种复杂的经历，更无关于一种痛苦的思索……因此，我将他们认作是一些比“朋克们”远远要来得无聊的装腔作势的“家伙”。 对我们来说有趣的是为什么在这个时代会出现如此众多的”伪朋克”，在他们玩世不恭的背后究竟有着什么令我们深思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他们的“伪朋克”模样只不过是穷极无聊后的表现，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我们社会里充满了这样一些比真正的“朋克”远远要来得无聊的伙计们？ 反抗空洞的“空洞主义者” 他们出现在你面前的概率大概小于为数众多的下岗女工，但大于经常相遇的推销人员。我不想过于详细地描述他们的外在面貌，你只需记住一点就行了：他们打扮得与一个“伪朋克”大致不相上下。然而，与“伪朋克”相比他们似乎更有一些思想，因为一有机会他们便会满腹惆怅地向你说道：“人生真是空虚，生活真是无聊，生命呢，也真是没有多少意义。” 逻辑地，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他们要求的是充实的人生、积极的生活、富有精神意义的生命活动。逻辑地，我们还可以这样认为，他们有着和“毕巧林先生”相同的精神气质，以二十世纪的名义他们与十九世纪进行了沟通。 一开始，你真会被他们震慑。试想，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能有多少一眼就能看出如火如荼生活的背后却有着无穷无尽空虚的阅世人呢？他们这番不说惊世骇俗但可称之振聋发聩的话语，是能令人为之惊讶和叫好的。然而，当你与他们稍微深入一下以后，你便会对自己的想法、判断产生真实的动摇，因为他们才没有你刚才慷慨地给以的那番思想、那种认识。如果我没有说错，他们是一些感触敏锐、想象丰富的人，对生活中的任何遭际、任何经历都会作出强烈的反响。就日下而言，他们正处于什么都不对劲的时期，你也可以理解为他们正处于“青春期综合症”时期。换言之，他们时常夸大自己在社会上的“畸零”的感觉，将自己描述成一个无法融入社会的孤独者或一个无法被大众接受的流浪汉，当然，他们在这样表达的时候，带着一种精神贵族的优越感，同时也带着对社会、对大众的藐视心理。 一座健康的城市和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容忍和包容他们的“优越”和“藐视”，只要他们真的能够显示出毫不含糊的超越性，表现出思想者的痛苦和精神者的胜利。问题在十一切并非如此。这些反抗城市生活中广泛存在的“空洞现象”的人们，他们自己的内心就十分空洞，他们只是以虚无的情绪来对抗面前的空虚，远远达不到上一个世纪便已产生的虚无主义者的思想水平，更不用说去迫随这一个世纪反复出现的理想主义者的行动身影了。有时，我真切地认为，他们既没有流行一时的摇滚歌手的精神境界，也没有喧嚣一时的反抗画家的精神力度，虽说后者在今天看来也只能用“失望”这饲加以描述。 宽容地说，他们存在的意义显然要人于那些脑满肠肥的成功人士（后者有着对金钱的能量十分自以为是的判断），也要大于那些自作多情的白领男女（后者有着对品位的力量极其魂飞魄散的理解），然而仅仅这些还不足以让我们真正地叫好。退一万步讲，即使他们永远无法企及“格瓦拉”的身影，那么，他们至少也得让我们明白，他们和上一世纪产生的“中马林先生”一样，对“空虚”、“空洞”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新新人类会变成什么 今天，我们几乎处处可见新新人类在我们这座城市的影踪，他们首先零敲碎打地出没于泡沫红茶坊；接着密密麻麻地出现在各个旱冰场；又随后集团军般地集结在迪高城，他们染着红色、棕色甚至白色的头发，那头发中夸张地鼓突而出的一簇以及小小耳垂上的同样小小的金、银耳环，都让我们过目不忘并且沉思良久。 与新人类相比，新新人类的变化已经划出。倘若说新人类是在谭咏麟们的乳汁中滋养成长，并在张学友的《情网》和刘德华的《我和我追逐的梦》中获得对人生的一知半解，那么，新新人类则完全无视邰正宵的《找一个字代替》和任贤齐的《心太软》，他们在所有的文化意义面前掉头而去，他们比新人类更为感性，同时也更为放纵生命。 旱冰场中的呼啸和红茶坊里的闲聊成为绝对的必要，当然，还可以加上在通通、纽约客、时代广场等等迪斯科中应对着每分钟12节节拍的疯狂起舞，映衬着迪斯科空间里的坚硬钢管，然后着了魔似地将一头长发惊心动魄地鼓荡的情景，是上海新新人类在世纪末时期的一幅生动而迷乱的写照。 自然，这只是我们对新新人类的表层印象，这也是我们对上海新新人类的部分印象，因为，就在同一时间不同空间，另外一部分新新人类正坐在奔腾二代面前，通过调制解调器去网上冲浪，与麦克卢汉先生所描绘的地球村村民进行CHAT。 我们明白，新新人类的出现既无法阻挡也不可避免，她关涉到自然的法则，也关涉到一个全球性的消费市场的出现，在这样一个消费市场的制约下，区域的、民俗的、种群的文化正日益失去其存在价值，个体的生命正日益地被统一在一个共同的称谓中，一如日本的新新人类、美国的新新人类和中国的新新人类都集结在一面旗帜下一样。 一个真实的忧虑就这样表达而出，在世界性的新新人类的浪潮中，上海的新新人类会否成为美国新新人类的复制品？上海的少年一代会否克隆成西方的X世代？ 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说，这都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情景。 嗜好“哈根达斯”的新新人类 假如需要用某种物质或者说某种物品来说明、联系我们城市的新新人类的话，我想，一种叫作“哈根达斯”的冰淇淋可以担当此任。 必须在冬人（这一点非常重要，对新新人类来说，夏大吃冰淇淋是属于“巴子”的行为），必须在“哈根达斯”的专卖店，你会发现他们乐此不疲的身影。 他们带着过一个节日的心情而与自己的伙伴、情侣进入这方空间。这种空间之所以对他们有着特别的吸引力，首先在于“哈根达斯”这个名词。这个名词令他们非常愉快地联想起“乔其·阿马尼”、“克里斯蒂·迪奥”等等同类名饲，也令他们愉快地产生出一种非常欧化、洋派的感觉。其次，这个空间的吸引力还在于它前卫的装饰。现代主义的装饰不法为他们营造了一种摩登、时尚的氛围，而差不多在每一个“哈根达斯”专卖店墙上都画着的那一双欲醉欲仙的女人唇印，又给了新新人类所要的那一份性感的气息。 当然，上述这些对新新人类而言还只是表层的原因，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他们之所以特别地钟情“哈根达斯”就因为他们是国际主义者——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白求恩战士。 这句话的意思是，假如“哈根达斯”只是中国上海与某某新加坡商人的合资产品，那么，对新新人类来说，他们的态度也就敬谢不敏了。问题在于“哈根达斯”来自美国，问题在于它的原料中有着瑞士、澳大利亚等等字眼，这样，咀嚼“哈根达斯”就成了一种国际主义的象征。这或许是解读新新人类的一条线索。与旧人类或者老人类相比，新新人类确实更富于国际性，而为了表达他们的这一特点，他们就像一贯所做的那样，包容了“哈根达斯”的昂贵价格。 他们挥洒自如地对待着冰淇淋中的“劳斯莱斯”，对待着四十九元一份的“忘情都市”、五十九元一份的“仲夏黄昏”，仿佛它们就是马路边烟纸店中出售的五块钱一份的“和路雪”和“曼登琳”。在深秋或者初冬的黄昏，在残阳如血的氛围中，他们有滋有味地品赏着“哈根达斯”，完全不在乎甜食对肥胖的鼓励，也不在乎对身体其他器官的威胁，某种意义上，那只是为了给他们自己贴上一个国际化的标签。 当然，用他们中的一个叫作刘蔽的话来说，一旦有一种比“哈根达斯”更“哈根达斯”的物品，那么，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抛弃掉目下令他们无限神往的“哈根达斯”，这就是今天的新新人类。 新新人类的迷人之处 新新人类与后细小族也许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们还有“迷人之处”。 放纵情感和放弃意义，这差不多便是今天的新新人类与后细小族的两大特点。一如我在观察中所见，那些与我们相隔了两个时代的年轻人，他们最大的乐趣之一便是嚼着摇头丸在迪高城里完全没有意义地甩着头发，那一刻，他们真的感到活着的无穷乐趣。 完全无意地，他们的行为给了我们以必要的启示。 对始终在生命的历程中寻觅着意义的人们来说，他们始终困惑着意义获得的不易。首先的问题在于意义并无一个标准，各人自有各人的理解2其次的问题在于迅速发展的经济以及随之派生的新老意识形态又对人们的生活、思想作着强有力的干预，它不断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变化着人们的观念，它使昨天还在接受“幸福在于克制个人的贪欲”这种观点的你，到了今天，却又不得不去接受这样的理念“无欲的人生是对人性的最大攻击”。 矛盾的说法充斥在我们的生活中，对立的观点遍布于我们的社会里，对行尸走肉般生活的人们来说，他们当然不会在乎这些矛盾和对立，他们每日每时都可以获得世俗意义上的完美充溢的生命状态。但对反复不断地寻觅生命意义的人们来说，他们的焦虑、苦恼、不安便始终伴随左右：在活着的各种状态中，怎样才算最为接近生命的原本意义？完美的人性又是什么？ 就如我刚才所说的，新新人类和后细小族在无意之间给了我们一个答案，那就是以肉身而不是思想去接近人们苦苦寻觅的意义底部。 我的意思是，当我们的肉身作着最为激烈的活动时（或者作着最为温柔的触摸时），思想正处于休克的状态，头脑中一片空白，灵魂悬于半空，记忆、回忆、想象、感悟部消失十净，唯有对刺激的生理反应，以及那股奔腾不息的激流……这个时候，我们反复寻求的东西或许便会慢慢地浮现而出，它不是一个概念、不是一门学说、不是一种可以被理性所分析所概括所解释的哲理，它只能被我们所感觉、所意会，并且，在那个片刻，我们突然接近了生命的根部，我们能够这么说：生命的意义原来就在这里！ 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得感谢新新人类和后细小族，尽管他们完全无意识，但当他们在今天的娱乐空间放纵身心在当下的生活里浮生如梦时，这些曾令我们不屑一瞥的行为举止里却有着启示我们的东西；进入社会的生命常常被歪曲了本意，其实它的本意既不是功名，也不是利禄，而是进入彻底的放松状态，还原到原始的境地，唯其如此，我们方能够找到自然而又完美的人性。 崇拜肌肉的新新人类 这个情景决不是我的夸张更不是我的杜撰。 在这个初夏时节的夜晚，具体而言是晚上6点半钟，他们齐聚于电视机前，观看由有线电视台一台所播出的一部叫做《灌篮高手》的日木动画片，并且绝对忘我地沉浸在它的故事中。必须说明，这个时段，“婴儿潮”一代正在激动地评点上海申花足球队与北京国安足球队的比赛，而“X世代”的人们则或是期待着国际米兰队与尤文图斯队的殊死较量，或是沉浸在“二十一世纪新领袖”的美梦中。 他们暂时还无暇顾及其他的东西，只是百分之百地被《灌篮高手》所征服，这就像当年他们被那只呱呱乱叫的“唐老鸭”所迷惑一样，问题在于被征服的他们还不是一小部分人，问题还在于他们都只有十三四岁。 是什么让我们城市最年轻的一代（或者叫做新新人类）如痴如狂？或者说《灌篮高手》得以迷恋住他们的是什么？ 动画片形式应该是打动他们的因素之一，它的夸张、虚拟、漫画味都对应着他们这个年龄段渴求有趣的心理； 《灌篮高手》中的角色身份也应该是打动他们的因素之一，通过我们时代的电视媒体，他们不是已经半生不熟了NBA的好汉们吗？在《灌篮高手》众多角色的身上，他们可以并不费力地想起飞人乔丹、猛汉巴克利和那个“酷”得使玛当娜也无法自持的罗德曼，这所有的一切都对应着他们十分稚气的英雄崇拜心理； 但我想，对“肌肉”的崇拜，对尚武精神的推崇是《灌篮高手》控制他们潜意识和显意识的根本力量。 新新人类没有也不可能有“婴儿潮”一代的“街头文化”的背景，这种“文化”制造的是街头小子天不怕、地不怕的形象，以及那种挺身而出的勇气、殊死搏杀的意志、敢作敢为的精神……处于特殊年龄段的新新人类对这种“街头文化”有着天然的认同，但是城市的规整生活却无法令他们的情绪得以宣泄。 在这个时候，电视媒体上出现了《灌篮高手》，而他们的视城里出现了这样的情景：那个叫做宫城良田的汉子，在明知没有多少胜算的情形下，依然以决死的勇气迎向他的对手三井寿，虽说自己被打得趴在了地上，但在这同时他的对手也付出了足够的代价，那就是先他而倒下…… 他们被这种强汉子形象所深深吸引，好勇斗狠、逞强显能、决不服输、永不言败正是前青春期的特征。重复一遍，对新新人类来说，在今天的城市生活里，他们基本没有可能去扮演类似“宫城良田”灼角色，但是，电视媒体拯救了他们与生俱来的情感（也可以说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情感），让他们在对《灌篮高手》的审美过程中进行情感的移植和替代，让他们原本相对瘦弱的肌肉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得以鼓突，恍恍惚惚地，他们似乎也变得十二分地“宫城良田”了。 “肌肉崇拜”由此而产生，一同产生的还有我们城市最为年轻一代对“街头好小子”的自由想象。出于对前青春期心理的理解，“肌肉崇拜”不应使我们过于不安，除非新新人类彻底地沉醉于动画片之中，并且在现实生活里自以为是地去扮演“宫城良田”或者“樱木花道”。 多维的新新人类 当城市新人类以他们反复跳动的职业观念、追逐流行的审美态度和占有品牌的社会意识使“婴儿潮”一代进退两难的时候，新新人类带着比他们更为独特同时也更为夺目的标签走上了社会舞台的前沿，虽说，对生活一棵不敏感的人们或许这一次依然会麻木不仁。 新新人类呈现的是一个多维的向度。 “国际主义”或者叫作“世界主义”是他们身上的第一个标签。 从“哈根达斯”到“汉堡包”，从“飘马”到“ELLE”，从“贝克汉姆”到“岁伯特·巴乔”，新新人类愿意比他们的兄长新人类体现出更广阔的世界视域、更多样的国际知识。由于他们成长的背景与新人类有所不同，新新人类更鲜明地模糊着本土与域外的界限，在强烈地无所谓任何民族化的东西，更热狂地将双眼紧紧盯住国际上的每一种流行趋势和每一个流行潮头，在跟上这种趋势和跃上这个潮头的时候，陶醉于国际主义的想象中。某种意义上说，新新人类实现了“杰尼亚”品牌对它的主打客层的希望：穿“杰尼亚”服装的男女，应该是一个放弃本土文化观念的人，他在“杰尼亚”这个品牌中，完成国际主义者的形象塑造。 不断地迫求运动感，并在这种运动感中体味生命的细微差异实现生命的意义，这是新新人类身上的第二个标签，或者说这是他们的第二个特点。 从“香山瘦身”到“青年会健身房”，从“通通迪斯科”到“卡丁车大奖赛”，新新人类比起新人类更富于动感。如果说他们的兄长最主要的身体姿态是“坐着倾听齐秦、王杰、赵传、童安格、惠特尼·休斯顿、邦·乔维、迈克·杰克逊”的话，那么，他们的身心语言则更多地讲述著有关城市运动的故事。我们发现他们是如此乐此不疲地求解着各种城市运动程式，忽儿渴望自己成为一个三围标准的业余模特儿，忽儿希冀自己成为一个腾挪自如的准芭蕾舞演员，在这些角色的不断置换中，他们有意无意地拒绝内心的停顿，拒绝使自己在这样的停顿中获得悠长的思考。他们要求的只是让自己跃人城市的能量场，在能量漩涡的高速转动中虚空、掏干直至瘫痪，也只有处于这样的生命境地中，他们方认为生命得到了它存在的意义。 而纸一样的平面性，则是打在新新人类身上的又一个印记。 已经有人用“无厘头文化”来概括城市新人类，新新人类则以“超级的无厘头文化”来对自己进行新的概括。仅以流行音乐为例，如果说新人类还能够咀嚼谭咏麟《水中花》的凄婉意境、崔健《一无所有》的愤怒心声，那么，新新人类则弃绝流行音乐中任何可能的深度、可能的意义和可能的想法，他们津津有味地感受着那个由商业社会一手炮制而出的范小萱的没有深度（当然，这个深度是以“婴儿潮”一代的标准）的节奏，要不，便和那个同样没有任何深度可言的张惠妹打成一片。顺便说上一句，假如你有兴趣去听听张惠妹《牵手》的话，你会对新新人类的“超级无厘头文化”感受颇深，你亦会知道什么叫作纸一样的平面性。 描述多维的新新人类可以有多种角度，但我想，这些描述只要不是出自新新人类之手，它就不可避免地带上了“代的偏见”从而导致叙述的偏见。因此，期待一种“原叙述”就十分必要，它是对我们尚不太清楚的新新人类的另一种逼近，也是对这个让“婴儿潮”一代始终瞠目结舌的人群的另一次解读。从边缘走向中心的“白领” 在这之前——我指的是1997年以前——“白领”这个在今天已被许多人反复聒噪并反复引起歧义的人群还只能处十社会大厅的一侧，还只能扮演着“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角色，尽管作为一个最富于生气的新人群，她不但早就存在于我们的社会里，而且也早就以自己的方式影响看她周边区域的人们。 细细推敲一下“白领”的这种非主流状态，我想是颇有意味的，因为在这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和人们出于历史、现实双重需要产生的对这个新人群的压抑。 首先，在旧文化模式中浸浮甚深的人们无法接受这个新人群的出现。对他们来说，这个人群给他们的感觉只是一些在洋人的豪华写字楼里颠前跑后的家伙。由于这个人群始终渴望以准洋人的面貌出现——装腔作势地学习洋人的作派，自命不凡地看待自己的同胞——这不仅使人们嫉妒地联想起录年在外滩一带狐假虎威的“洋买办”，还使得他们相当轻蔑的心情将这个人群描述成“伪白领”和“假白领”，“他们算什么白领？在中国，会有西方意义的白领吧？” 其次，对传统的社会架构而言，“白领”这个人群成了一种有力的颠覆，一种不安的挑衅。因为就在不久前，我们社会中的人群在总体上还被划分为“工人阶级”、“知识阶层”等等不同的群体，在这样的划分中，社会的结构获得了稳定，社会的意识形态获得了它的所指对象。然而“白领”的出现将这样的划分作了彻底的改变，它瓦解了原先稳定的社会结构，它也使原先的社会意识形态失去了它的部分所指对象，处于一种“悬置”的状态。 再其次，旧日的社会文化也由于“白领”的产生而无法保持它的固定面貌。人们不是熟悉着以孔盅、老庄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吗？他们不也熟悉着一度曾是“洪水猛兽”的西方文化吗？他们还熟悉着唯我独尊的精英义化，激越、强悍的叛逆文化以及缠绵、柔婉的流行文化，而今，在这块文化拼图板上出现了鲜为人知的“白领文化”，它不仅分裂了既成的文化图景，它还带来了令旧日文化深感不伦不类的有关“品位”、“情调”、“欧陆风情”等等的学说，使旧日文化为之瞠目结舌、哑口无言。 压抑于是就变得十分自然和必要，在其时的社会背景中，“白领”这个新人群只能以十分可疑的面目侧身于社会主流位置的一边，虽说在非主流圈子中她相当活跃，在民间社会中她引领着时代的风尚和时髦，但在主流的媒介上你看不见有关这个人群的点滴报道，而在社会的发言台上你也不会听见有关这个人群的任何声音。 这一切将结束于何时？我们不能贸然断定，否则我们不是过于自信便是过于狂妄。但有一个年份对这一切来说是相当重要的：1997。种种的细节都表明，正是在这个年份，曾被社会架构、社会文化和社会主要人群所不屑的“白领”登堂入室，开始由边缘而走向主流。 具体而言，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社会和人们冷落的一些精品杂志（它从一开始就期待着“白领”这个新人群的青睐），如《时尚》、《ELLE》和《HOW（好）》等等，在97年纷纷迎来了它们的黄金时代，统计数字真实地表明，在昔日一本也卖不出去的地方，而今它可以十本十本地出售。 在曾经被禁上出现“白领”这个字眼的大众媒体上，而今我们不但读到了对她的具体阐释，我们还发现了将这个人群作为自己主力客层的谋略，譬如，上海最富于生气、最具有激情的青年报人就表达了这样的鲜明倾向。此外，在新创刊的《大都市》和新改版的《上海文化》等等精品杂志里，我们亦可以感受到我们城市部分文化人对这个新人群的特殊兴趣。 商业集团的敏锐是不言而喻的，它们在1997年将这份敏锐投注到了“白领”身上，在房地产商的众多广告上，你都可以看见这样的说法：白领人士的乐园，成功人土的天堂。当然，在上海其他商业行当中，“白领”也成为它们的首要关注对象，服饰商正反复地向“白领”推销着他们的品牌；旅游商正不断地向“白领”灌输着休闲的理念，家电商正持续地向“白领”宣传着技术在个人生活中的作用，而城市休闲新空间（从卡拉OK、KTV、保龄球馆到迪高城、啤酒屋、泡沫红茶坊）则是“白领”这个新人群和我们这小城市相互整合、相互溶入后的结果，因为在这些不同的空间中酝酿、生成、弥散着新人群所需要、同时也是他们所制造的情调和气息。 我想，“白领”中边缘向中心移动的事实在未来的日子里将进一步扩张它的重要性，有人已经在预言她将是我们这个民族在下一世纪令世界刮目相看的要素之一，鉴于这个人群普遍拥有的广阔视野、高教育背景和对西方文明的锐敏感受，这种预言自有它的道理。当然，它对我们已经拥有的文化能够作出多少突破性的建树，我们还得静静观察。 被误解的“白领” 当一度被我们这个社会所彻底压抑和窒息的新人群“白领”开始登堂入室，由边缘走向中心，由非主流迈向主流时，对他们有意的误解也同时产生。 我们惊奇地发现他们正被市民部落描述成一种神话，也就足说，在上海众多小市民含混不清的印象中，这个新人群主于和今日世界最强大的资本集团——西方的有产阶级——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又由于这个新人群似乎拥有天文数字般的收入，他们回此在我们的城市已经济身于豪富阶层，成了和VIP一样的人物。在上海的这些小市民心目中，“白领”仿佛上每口逍遥地起居于“康馨花园，每天悠闲地驾驶着“奔驰”轿车，城市生活于他们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而已，并且他们完全没有王杰先生的那份伤感。 接着，我们真实地看见他们正被城市强大的商业集团当作一个庞大的市场。换言之，无以计数的大小商人正将这个新人群当作提升他们渺小的利润（但这可以使他们产生伟大的乐趣）的最好来源。早在1994年，上海最具象征性的购物空间友谊商城就率先提出了这个口号：友谊商城，白领的理想世界。稍后，出于商业浪漫主义的需要，他们又将这个口号作了修正：友谊商城，白领的伊甸园。曾经如日中天而今却江河日下的房产商，也许急于摆脱他们被长期“套住”的不幸命运，寄无限希望于这个新生的人群，迫不及待地向这个新人群诉求，在他们炮制的众多广告中比比皆是这样的句子：“成功人士的天地白领男女的乐园”。我们同样还可以看见跃跃欲试的汽车商对这个新生人群的由衷热情，他们不仅为我们城市的“白领”反复地描绘驾驶着轿车（它的品牌可以是满街都是的“桑塔纳”，也可以是即将面世的“别克”）行驶在新干线上的这一幅动人的情景，还蛊惑和挑逗着“白领”：还有谁像白领这样渴望速度的刺激？ 最后，我们不安地感觉到他们被全社会当作了一种象征。譬如，在精神的意义上，男性白领上被象征为“欢乐”、“成功”和“无往而不胜”，也正因为如此，在今日林林总总的视象和文字媒介中，身着精品服装（这服装的品牌最初为金利莱，随后为皮尔·卡丹，现在则分化为“POLO”、“登喜路”、“杰尼亚”和“雄”、“杉杉”、“圣达菲”）的男性白领频频地与我们相见，他们从容镇定、挥斥方遒的气质令你想起十月革命时期的伊里奇、二战岁月的巴顿将军；而他们的黄金拍档，那些女性白领正被象征为“美丽”、“典雅”和“品位”，我们同样在许许多多的图文媒介中看见她们那优美的身姿、迷人的神情（当然，这身姿、神情亦和下述品牌有关：C．D、CHNALE、PRADA、尼娜·瑞屈、路易·威登、乔奇·阿马尼），一个广泛地通行于今日这个社会的词语“白领丽人”，将女性白领的精神面貌作了不容分说的界定，同时也强行地让你将她们与当年的朗布依埃夫人进行“通假”（尚若你具有一点十九世纪法国上流社会知识的话）。 上述的误解正造成若干混乱，当然它也带来了若干的危害。 想想几年以前，具体来说是1995年，在《青年报》和友谊商城的一次联手的调查中，我们城市对“白领”的物质当量还仅仅给定在月收入800元至1500元（虽说这个给定曾经招致可以理解的非议），我们便能明白今日城市小市民对“白领”的神化是多么的荒谬；逻辑地推演下去，今口城节商业集团对“白领”怀抱的无比期望也同样盟得相当可笑，因为即使拔苗助长，这个尚在成长中的新人群也无法充分满足商业集回对她的殷切期望；而整个社会将“白领”当做时代之船的镇舱石，更是这个让会的一次自我亵渎、自我手淫，它除了证明缺乏自信和力量之外，再无法证明什么。 如果你善于对自己提问，那么你一定会这样问道：这样的情景为何出现？ 我想，在表层上，普遍误解的原因可以缘自市民群得不到正确信息、商业资本急切地寻找出路以及社会文化缺乏主导力量。但在深层上，我们可以将这些看作是社会内在“饥渴症”的致命发作，这种“饥渴”从头至尾就表现为对财富现实与想象的占有，是的，是“想象”的占有。也就是说，在新意识形态的描述了一个不亚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唐王朝的百年盛世正在到来，然而，当下世界却绝无可能让每个男女在这个百年盛世中占有一席之地。由于“白领”这个新人群在不久以前的边缘性和在今日世界里的模糊吐，她就自然而然地被选择来扮演这出时代神话剧中的角色，在对她不断的美化和神话化的过程中“透支”着明天，在自我欺骗中获得了喘息的机会。 由此，一个被误解的“白领”就这样存在于我们的社会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只要我们面对的境城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这样的误解就将继续存在下去。 变掉嗓音的白领 首先必须声明，变掉嗓音的白领仍然是白领，而且是我们这座城市中的高级内领，是令对她们捉摸不透的男女不免诚惶诚恐的白领之王。 她们一开始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会不由自主地想到“颇有嚼头”这个词语，因为你的观察力向你提供着下述细节—— 她们身着质地高贵且格调雅致的世界名牌服装，鉴于她们把玩的不同凡响的品牌实在过于浩瀚，我就不一一列举了，但这部分证明了她们在这座城市中已有的品位；她们在大班桌后的皮转椅上坐下时，会看似无意其实有心地对墙上的“西铁城”挂钟投上一瞥，这举动暗示着你，她们正日理万机如同七十年代的李嘉诚、九十年代的比尔·盖茨，与你谈话的时间极其有限；当她们以带着香港或新加坡等地的口音向你简述她们那虽然短暂但是绝对值得一提的个人历史时，你完全可以感觉到潜伏在她们话语背后的傲慢：上海某名牌大学的毕业生，西方某老牌大学的进修生，上海与新加坡或香港或韩国的某合资企业的总裁或副总经理。 在中国上海这座恢宏的城市里，她们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说都鲜有人能与她们分庭抗礼，要知道她们的年薪达六十万人民币，而这个庞大的数字还没有包括年终时节公司的分红。也许正因此她们在上海长期单身，“在上海，一般的男生怎么和我们沟通？老是我买单，他没有丝毫感觉。他买单的地方，我又感觉档子太低。” 情形推演到这个时候，一切都证明着这些女人的与众不同，这些高级乃至超高级白领的与众不同，假如电话铃声在她们的大班桌上没有突儿地响起，并使得事情向另外一个方向发展。 她们慢条斯理地拿起话筒。随后的情景是这样展开的：她们的口音里突然消除了香港或新加坡等地的色彩，她们在你面前的那种不亢不卑甚至盛气凌人的神情也一扫而空，她们变得小鸟依人、含情脉脉，那嗓音里充满了干娇白媚、嗲声嗲气，仿佛正和圣瓦伦丁作着交谈，仿佛正重度着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美好时光。 在最初的那刻间，你在一边目睹这一幕略有尴尬，稍后，当你什么都明白了你就只有不屑：电话那一头的交谈者是她们的某个客户，他对她们口头承诺着某一笔生意而还没有动手签约，这使得这些不可一世的超级女白领变掉了嗓音，使她们立刻扔掉了自己的不可一世而换上了十足的女人味。 中国上海的超级女白领就这样给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她们使得我们城市的大小市民流传的有关白领尤其是超级女白领的说法显得极其可笑，她们也证明了这么一点：所有新近产生的人群在本质上与旧日的人群没有多少差别，在脱掉了文化或者其他什么东西做就的外衣之后，在超级女白领的身上你我看到的是人的虚荣、矫情和两面性。 在家“新女性” 这个初夏时节的那些阳光灿烂的上午，当然，更多的是那些意兴阑珊的下午，她们在自己完全达到小康水平的家中作一番精心梳理，唇际处涂一些口红（颜色当然决不是X世代嗜好的“朱古力”）面颊间抹一点白粉（品牌当然也不会是“雪奈儿”），收拾得一派山清水秀地前往她们的休闲场所。 她们的休闲场所一般是固定的：其一，百年沧桑但历久弥新的麻将桌；其二，你来我往却始终老曲新唱的交谊舞厅。她们在这两个空间里或出手敏捷或长袖善舞，自有一份逍遥一种轻松。 在正常的情形下，这些女人应该是近况虽然不佳但昔日己小小地发了一笔的生意场上的“忙手”，要不就是日渐时髦并已开始多如牛毛的白领，但她们都不是，确切地说不久前她们刚刚下岗，刚刚被城市机器无情淘汰，但她们目下流畅自如的生活状态或者说快活无比的活法却勾勒了上海新女性的一幅景象。 理论在一边十分好奇，它再一次地落后于这个变化多端的时代这种见异思迁的生活，它无法解释这个女人群体，只有生活本身在作出叙述—— 这些下岗女人的年龄大都没有超过四十，有些人只有三十光景。她们虽然已过了少妇阶段，但基本还出落得阳光明媚。就人性中的欲望而言，她们不仅没有到达风平浪静的境界，不少人还保持着冲刺的能量。当然，上述资讯对我们来说还不关键，关键在于她们都有一个在今天生活中尚可一提的老公。 这老公的身份多半为外企白领或国企中干得还不错的职员，月薪不会少于三千元。由于经济相对的宽松，他们因此并不要求自己的老婆再次上岗，“吃辛吃苦一个月，才拿500元，还不如让她在家养养身体，看机会再说。” 新在家女性就此产生。她们尽管刚刚下岗，但既不要在生意场奔波，又不要在老外手时打工，也不要像她们的同时代姐妹那样为一个五六百元的职位而日夜操劳，她们每个上午或下午在麻将桌、交谊舞场上因此显得十分地润味。 然而，这样的滋润产生了新的情形。足够的闲暇让她们内心空虚，充分的空虚又计她们心猿意马，而心意的恍惚则使她们萌生了新的方向。有足够的事实表明她们对“麻友”的兴趣更甚于麻将本身，而她们和“舞搭子”的默契也超越了交谊舞的层面，当她们的老公正为她们的滋润早出晚归时，她们中的一些人却在和新结识的男性朋友暧昧地你来我往。 “新在家女性”很不同于寻常的下岗女工，下岗的一般意义在她们身上已经消解，某种程度上她们成了女性摆脱工业、摆脱机器控制的一个最好说明，使自己的个人天地获得了更大的拓展。此外，她们也改写了在家女性的历史。和传统的在家女性截然不同，她们不甘于在家只承担一个“买、汰、烧”的角色，更不甘于在丈夫的“核保护伞”下平静度日，她们对生活有着自己的想法，在我们不知的内心深处蠢意欲动，虽说这种蠢蠢欲动对主流文化、主流结构已隐含着新的挑衅。 与罗斯福比肩称雄 在这之前，说句老实话，我们倒真的没有重视和关注他们，因为我们的视网膜上布满了李奥·贝纳、麦肯·光明、智威·汤逊以及大卫·奥格威哺育的奥美等等的印象，直到他们向我们反复地传递了据说来自罗斯福田中的那句名言“不做总统就做广告人”之后，我们方才有意识地对他们投上一瞥。 他们都受过一些教育，有的受过高等教育（这使得他们拥有了比一般的上海市民开阔一点的视域吗）；他们多半为共和国的男性公民，而又多半为“单身贵族”（这使得他们较寻常的上海人有着更强劲的活力吗）；他们的财力大致与一个中级白领不相上下，目下通过迅速调资又迅速抽资的方式注册了一个个其貌不扬的广告公司（这使得他们因此要常常背诵罗斯福光生的格言吗）。他们的生命历程各各不同，没有人可能去细数这之中的所有，但我们明确地知道，他们对中国广告业现状和它继往开来者的使命的认识却是惊人的一致。 于是，在这个世纪末时期里，我们不时地与他们尽管时常两袖空空但却始终一腔豪情的身影擦肩而过，我们更不时地倾听着他们那番令大地生辉、使日月无光的豪言壮语，他们起誓要彻底改变共和国陈旧不堪的广告业面貌，立志要为新广一告人的诞生加添砖加凡，当然，他们并不讳言自己在这么努力的同时，个人的经济建设也得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直至能够搞定海华花园中的四房两厅两卫外加“别克”档次的轿车一辆。 但据我个人的观察和统计，我发现这些时常要以罗斯福为榜样的好汉们眼下远远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目标。也就是说，他们弱不禁风的小公司并没有在这一、两年里如同他们最初设想的那样“固若金汤”起来，而在新广告人信誓旦旦的广告理念的创造和导出方面，他们的成就与足迹也十二分地勉强、十三分地可疑。 就广告业务而言，他们的发展水平还只是维持在不同社会关系的利用与被利用上。更等而下之的，只是将自己小公司的帐号供他人所用，从而收取若干“过境费”和“买路钱”。明白了这一点，你还会被他们小公司帐号上的略有规模的营业款项所迷惑吗？那只不过是他们移花接木、围魏救赵伎俩的演绎罢了。 至少暂时地，他们与世界一流的广告公司、广告人的距离还有“十个长征”，虽说他们和我们相遇时依然“拳不离手、曲不离门”地“不做总统就做广告人”。当然，以发展的眼光来看，我们倒也不可小觑这些与罗斯福比肩称雄的人们，如果说我们对其撰写人类文化新篇章基本不抱希望，但中国广告业的新段落说不定倒正是由他们所炮制。 这个夏季的主角 过去的夏季总是热烈、奔放、多情并已十分性感的，这个夏季也不会例外。那么，这个夏季的休闲主角或主角之一又是谁呢？ 那些在幽暗的包厢中喷吐着若干暧昧气息的男女会是这个夏季的主角之一，然而，他们除了经常地被证明为生活中存在着的黑暗一面和被证明为我们这个时代经济成分中的泡沫性质，并不能算作休闲生活中的主流；那些在24道保龄球中掷出16磅“捷豹”、“斯莱辛格”的人们也会是这个夏季的主角之一，然而，他们同样更多地是被转述为城市的一种暴发户的新兴休闲运动，而这个运动今天你分明已闻到它的没落的气息；我们还可举出在巨型的哈雷酒吧、在迷人的恐龙世界以及在自以为是的巴黎春天的咖啡馆中的都会新贵作为这个夏季的主角，然而，他们也没有给这个夏季的休闲生活注入新的东西，他们只是重复着86年的浮华、95年的喧哗、97年的沉迷…… 也许只有他们令我们特别地睁大眼睛，并且，带着一个陌生一个迷惑的心情走近他们的身边。 我已经在我的专栏里部分地触及了他们，他们可以被这样地概括：受了尼戈洛庞蒂思想深刻影响的、在虚拟世界中自得其乐的、在深夜上网的至今令我们还有许多不甚明了的上海人。 当另一部分人推开夜总会大门的时候，他们接通了调制解调器，在另一部分人沉浸在泡沫红茶、海涅根啤酒、巴伐利亚生啤和雪碧加红葡萄酒的混合液体的时候，他们也陶醉于和一个完全无关的美国人、韩国人甚至曼丁哥部落人的网上CHAT，当另一部分人们终于在午夜前的某个时刻因了某个媚眼、某种氛围而达到情感高潮时，他们亦在BBS站的公告牌上表达着自己生动的愤怒和愤怒的生动，有时，也表现人性中的最黑暗、最阴暗的一面。 他们今我们不由自主地回想起七八年前邂逅、遭遇的年轻一代，那些在港台、欧美流行歌曲中身陷于中而不能自拔的人们。他们比这些人们更诡异一点，虽说不一定更复杂一点。 他们成了这个夏季的主角。 他们中不少人通常在现实社会里是默不作声的，一副漠然、冷淡的神情，而在这个夏季之夜却带着极其狂热的感情与电脑进行对话，与导线、集成电路、电子邮件打成一团，对此，我们应该能够谛听到一些特别的东西，除非我们不想谛听。 发现城市“网虫” “网虫”的被发现大概是1997年中使人最感兴趣的事情之一。 在这之前，社会生活里还没有他们的身影，从时尚角度而言，他们的同时代朋友们忙个背着赝品的“路易·威登”或者“BLADA”的身姿吸引着我们的视线，与此同时，他们的另外一些同时代人在迪高城中蜂舞蝶狂的姿态也抓住了我们的目光，他们则无声无息地潜伏在社会的术知角落里。 随后，他们开始出现在我们的面的，以我们一下子无法理解的身姿和语言：他们在网上“CHAT”，在“BBS”站用自命不凡，又在“INTERNET”里面寻找他们所需要的信息，总而言之，他们自成一个系统，在自我的王国里封疆裂主。 我们逐渐地发现了他们与过去的一些时尚男女截然不同的地方，换言之，他们可能不如追星族那么多情但肯定比他们更为成熟；他们可能不如品牌族那么典雅但肯定比他们更为深邃；他们可能不如反文化族那么激越但肯定比他们更为理性…… 直觉揭示着我们这些人在城市文化意义上可能具有的重要性，在拥有了那么多的新空间之后，我们曾经期盼过但迟迟没有到来的新人类（是在最积极的意义上使用这一个词语）现在看来有可能真的到来了。因为他们和在这之前所有扰乱过我们视线的年轻人不同，他们已经在干或即将要干的事情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失而一同消失，在未来的时间里，他们今R所把玩的东西将日益显出它的重要意义，而他们是和这个重要的东西浑然一体的。 也许有一点是会令我们不安的，倘若下一个世纪里布满了这些在1997年产生的“网虫们”，倘若这些“网虫们”占据了社会文化的制高点并且拥有了绝对的阐释权力，那么，他们不但将刷新以往的社会文化面貌，他们也将让我们的世界发生彻底的分裂；要么你尾随着他们从而使自己成为所谓的后信息时代的一分子，要么你和他们保持着若干的距离被他们视为电脑社会中注定要被淘汰的可怜虫。 你当然可以完全无视上述的这一幅画面，你可以将它当成一个荒诞无稽的笑话，然而，他们一旦被时代所发现就再不会烟消云散，他们，“网虫们”。 后信息时代的初级权力者 在这之前你不会对他们加以多少关注，因为在社会文化权力的护法使者的席位上你看不到他们的存在。那时，占据这些席位的是我们曾经十分熟悉的人们：作家、诗人、批评家、理论家、哲学家、社会学家等等等等，这些不同领域的专家们以擅长的文本方式，或准确或歪曲或模糊或清晰地勾勒着时代的趋势、社会的发展、人性的演变，他们控制着我们的精神方向引领着我们的心路历程。而他们不是在中学的课堂上一知半解地领会着抽屉外的信息，便是全心全意地沉醉在“魂斗罗”、“小霸王”、“超级玛莉”的游戏中。令他们痛苦不堪的是每当他们想发表一些自己的意见或传播一些自己的感想的时候，他们总是被轻描淡写地打发了回来，退稿纸上写着的往往是文本主义者唯我独尊的判断。 此刻，情况似乎发生了变化，我们正迎来一个电脑时代，以奔腾二代、BBS站以及令人们凝神屏息的MODEM组合而成的这个新世界，正建立着它的信息管道，形成着它的自我秩序，它无情地排斥了文本主义者（不管他有多少权威），它指认的只是识别它的代码并无条件地遵从其中规则的人们（无论他是多么地稚嫩）。于是我们发现在原先的社会文化意义上并没有被我们重视的这些人们开始不同寻常地活跃了起来，因为对他们来说，从“魂斗罗”、“小霸王”到“BBS站”、“MODEM”本就有着一条胡志明小道，他们在毫无文化压力的情况下，从容不迫地用新世界的语言讲述著有关新时代的寓言。 具体而言，我们在BBS站里感受着他们常常是纷乱的思想，在那里，他们激动地宣告、呼吁、独白，强烈地向身外的世界施加着影响，以此来证明他们的存在：我们在网上的CHAT界面上发现着他们的闲情逸致或者说是百无聊赖，他们以自己的连篇废话和言之人物，发泄着那种青春期的躁动和未成年人的狂热。 我们又在不期而至的E－Mail里面阅读着他们的处女作和不知梅开几度的作品，尽管在文本主义的时代里，这些东西大概只配与字纸篓作伴，然而此刻他们却大言不惭地对你讲述着这个城市的故事，似乎他们拥有的是巴尔扎克或者托尔斯泰的高度，至少也和苏童、王朔之辈比肩称雄。 重要的是，他们再也不用像昔日那样被他人主宰自己言说的命运，在一个真正属于他们的世界中，他们毫无顾忌地大声喧哗（尽管这一切并没有发出声响），百无禁忌地自我张扬（虽说那内容并无多少出奇之处），他们真正瓦解了传统文化的城墙，颠覆了文本主义的基座，他们如同古代中国的王莽一样，自己坐上了护法使者的王座。 但是，我想不应该过于夸大这些人在今天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不管怎么说，他们虽说拥有了超前的信息管道，但这些管道在今日社会中占据的地位毕竟有限；他们虽说在自己的界面里进行了传播，但传播的内容也无法广泛地影响人民，更不用说在这个社会里去做一个精神意义上的引路人了。说到底，他们此刻处于的是非主流的状态，他们只是信息时代的初级权力者。在下一个十年里，他们会发生一些更重要的变化，那将比较彻底地改变我们社会的文化面貌，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又有什么理由因此就认定这样的一幅情景是人们所渴望的呢：时代趋势由这些被叫作网虫的人们来解释…… 后信息时代的别有用心者 如果我们是真实的话，那么我们不会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今天的社会里晃荡着许多别有用心者，他们对一个所谓的“后信息时代”的鼓吹和描述，不仅脱离了我们今天的现实，而且还对这个现实作了严重的歪曲。 首先，我们是否真的生活在一个后信息时代里？ 不错，我们社会中的一部分男女在他们的屋子里放上了奔腾电脑，较少的人们开始阅读起尼葛洛庞蒂的《数字化生存》，更少的人们则通过MODEM进入了国际互联网络……但是，所有这些变化并不能说明我们的整个社会已经进入了后信息时代。原因十分简单，以社会中整个人群作为标尺的话，那么，上述的人们就显得十分单薄，他们对电子文化的了解绝对代表不了他们之外的更庞大的人们，更庞大的人们其实还是十分地陌生或者说十分地无知于电脑、网络和信息化时代，因此，这些在人群中显得相当孤立的网虫代表的只能是狂热的自己，虽说这种代表自有深刻的意义。 不错，在美国有将近六千万人民进入了INTERNET，还是在美国，比尔·盖茨先生和他的几乎无所不能的微软公司正一次次地刷新着电脑软件的记录，而挑战性极强的电脑黑客们因了他们的越轨举动成了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这所有的一切都说明了美国或者说西方世界的大部分确实已跨进了后信息时代，然而它同样不能被用来证明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同构，甚至不能被用来证明我们和他们之间的联系。愿因十分简单：美国不是中国。这就如同当上海拥有了浦东陆家嘴地区的一百幢摩天大楼并不等于上海就和纽约或者美国扯平。 别有用心者有意无意地忽视着这一切。他们首先对在中国最大的城市里所发生的情形进行夸张，他们将一小撮网虫所干的事情夸大成所有上海人正在干的事情，仿佛一千三百万上海人都在网络上忙得不亦乐乎；其次，他们虚构着上海之外地区的情况，他们将上海“安放”到了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仿佛西双版纳的一个苗族姑娘也像上海网虫一样正在田头上打开着MODEM看看世界在这一天里发生了何许变化。与此同时，他们渲染着城外所发生的情形，不断地歪曲着麦克卢汉关于地球村的判断，仿佛上海浦东三林塘的王阿根同志每天清晨上和纽约哈兹姆地区的罗伯逊先生以E—MAIL的方式互致平安，而崇明岛的李阿香同志也和坦桑尼亚的古图木先生以ChAT的方式谈情说爱。 别有用心者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他们中有着一张张不同的脸孔，面孔背后有着各不相同的心理。但最令我们印象深刻的是那些叫做lSP（也即电脑网络服务商）的同志们。出于希望每一个男女都来认识他们的网络，进而加入这个网络这样一种虽不崇高但也可以理解的原因，lSP的同志们就必须不断地制造有关INTERNET的种种神恬，反复强调电脑这个玩意儿和每个男女生活方式的关系，持续地述说后信息时代到来的伟大意义。对他们来说，一个被神化被虚构的后信息时代存在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能够决定他们自身的生存。 其实，我们并不拒绝电脑、网络、信息以及电于文化的说法，我们亦以同样浓厚的兴趣关注着在地球的另一边上发生的有关未来时代的变化，我们知道，这一切并不被我们的个人好恶所左右，它的到来是无可避免的。问题在于我们必须十分警惕某此别有用心者，警惕他们出于个人或者小集团利益的说法和做法，在他们富于蛊惑性的鼓吹背后，他们渴望膨胀自己的口袋和口袋中的存款外他们使得一个与我们尽管有着不少距离但真实地存在着的后信息时代变得面目全非以致谬误百出。 你还能给我什么 与试图用物质堆砌来营造今日贵族的人们一样，另一些人们也在今日生活中存在着一种梦想，说得更严厉一点是一种妄想，那就是企图用不同档次的悬赏来造就他们的下一代。 这种悬赏的手段在每次考试前使用得尤其频繁，具体而言，它们表现为一次上海近郊的远足；一台世嘉公司出品的三十二位立体游戏机；一套世界级品牌（其实也不过是南方某地加工而成）的运动服。自然，对这些东西作出选择的前提在于他们孩千考试成绩的高低上下。 我想，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中的部分内容就这样被令人不安地继承了一下来：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和他们的某些先人一样，在信奉高额悬赏与出类拔萃成绩之间自有逻辑关系的人们眼里，悬赏成了他们的孩子投入考场的唯一动力，它也是他们的孩子成绩得以提升的唯一力量。 这些人们也许确实触摸到了人性中的普遍弱点，也许确实直觉到了人类有史以来存在的共同弊病，只是他们过于绝对因而过于荒谬，因为无数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用物质造就的常常并不是社会生活中的精英，更多的倒是在上海迪斯科舞厅里将自己装点得十分“朋克”或者说十分“酷”的、而其实什么也不是的家伙。 危险就在这里。 推崇高额悬赏的人们正在侵蚀着未来人（今天的孩子上是未来人的雏形），他们对其下一代的态度有意无意地强化着功到社会中奉为至尊的准则、信条和教义：任何情状的维持与任何东西的获得都是也只能是以物质交换作为唯一的媒介，没有人能够超越这个“唯物”的层面，为了一种较为纯粹的境界去提升生命。 今天，我们已经领略到了这种功利思想的毒害——只要你有足够的观察力去发现那些背着大兴的路易·威登而时刻准备将自己当作一个专卖店的妙龄女子和那些戴着无框墨镜随时渴望扮演“拆白党”的纨绔子弟——要不了多久，我们便会感觉到这种思想对更为年轻一代的破坏性作用，那时，今天的孩子会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对整个社会冷冷地说道：你还能给我什么？ 物质堆砌不出“贵族” 无论从我们所建立的民主社会这一角度还是从我们民族传统这一角度，我们都有充分的理由断然地说：今天没有“贵族”。 然而，和我们生活于同一座城市的有些男女并不这样认为，他们对自己拥有“贵族”身份也许已经绝望，但变本加厉于自己的儿女身上，期望在充分的物质化之后，能够营造他们的“贵族”后裔。 他们因此用世界品牌的婴幼儿用品将不足六个月的女儿武装到了牙齿，他们又向刚刚凑足两岁的儿子提供着绝对豪华的家庭空间，他们已有的财力使城市蓝领只能望洋兴叹，使城市白领顿感捉襟见肘，而他们则沉浸于这样的想象之中：在添加了足够的物质能量之后，他们的儿女将会变成完美的人，是芸芸众生中的精英，是平凡男女中的“贵族”。 他们没有想到或不愿去想到的是这只是个人的一厢情愿，历史早就证明而现实还将继续证明：享有充分的物质并不足以培养出社会生活中的“贵族”，因为假定中的“贵族”应有的那种精神性的力量，那种无与伦比的忘我意志，那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独特气质，都不是在世界名牌的包装下所能产生的，也不是在豪华空间里能够生成的。 绝对的精致、优雅、奢华的生活确实可以派生出一些东西，譬如上流社会的那份作派；又譬如中产阶级的那份架势，以及若干的情调、若干的风韵、若干的气度、若干的姿态，但这所有的一切都与社会精英中的精英——“贵族”——无关。相信物质可以造就“贵族”的今日生活中的富豪们，他们在未来的日子里最可能看到的一幕是这样的：被他们打造得十分精致的儿女每每就着慵懒的阳光，品尝着哥伦比亚咖啡，打发着漫长的下午时光；他们也可能看到的是这样一幕：挣脱了他们的卵翼，他们的儿女在夜晚的边高城中，和着震耳欲聋的音乐，披散着已被染成土黄色的头发，疯狂地、忘却一切地舞蹈着。 重复一遍，物质堆砌不出“贵族”。更何况，在一个民主化的社会中，至少在理论上，每一个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那种所谓的“贵族”和“贵族思想”不仅是对民主社会的一种越轨，更是一种反动。 溺爱会有什么结果 开宗明义，我个人认为“如今的孩子母亲管得多而父亲管得少”这种说法过于暧昧，因而缺乏真正的意义。问题的关键在于你怎么看待“管”，这是我与其他一些人所持观点的分野所在。 让我讲得具体一点。瑞华坊，那是我居住的里弄。我看见不少母亲无微不至地管束着自己的孩子：从上课时应带的矿泉水到提醒起床的闹钟；从每天看电视给予的法定时间，到开启智力的某种读物，总之，对孩子的每一个细节她们都给与了相当强度的关注，她们的爱心是无与伦比的。然而，问题在于这样的爱心是否一定有助于孩子的成长，使他们成为未来社会中一个极富于竞争意识从而能够更好地掌握自己命运的新人？ 恕我直言，我在这些母亲的身上并没有感觉到她们理解了这一点，我更多感觉到的是她们出于与生俱来的那份母性的“溺爱”。她们也许给与了孩子充分的时间和感情，但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孩子成长乃至生存中的本质性的问题—— 譬如，非常敏锐地洞察到孩子内心中的一些微妙变化，同时对这种变化作出作为一个家K的细腻反应；又譬如，及时地了解孩子身边的那些朋友们的素质，同时向他作出你的公正而明智的判断；再譬如，自始至终坚定孩子的信心，并且。恰到好处地给他一份压力，使他明白生活在最本质的意义上便是一次又一次的挑战、反挑战…… 我个人认为这种忽略将是致命的，它决非用过分的“溺爱”便能替代。因为，如果由于我们的多情、深情、迷情造就而成的下一代，却无法适应二十一世纪这个更为开放同时也更为冷峻的时代的话，那么，这只能说明我们在孩子们身上所花去的时间是全部白费了，而我们在孩子们的在生活细节上所注入的情感也只能被用来证明是毫无意义的。 ------------------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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