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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杜阿姨给我带来一个惊喜——胡兰，肚里还怀了个孩子呢！我哭了，看到她好高兴啊。她也哭了，到监狱里来与我相见，心里难受极了。这是1949年2月，这时我已经在狱中待了一年多了。 我们通过几次信，我给她写过五次，可她大概只给我写过三次。她老是为自己找借口，说家国去世后，怕自己写不好。我想起了杜阿姨跟我讲过胡兰的痛苦，也就不怪她信来得少，写得语无伦次了。在她最近的一封信里，她说她有重要的事要告诉我——她没说是什么事——只说她很开心，要让我也开心。 那么这就是她的新闻了：她又结婚了，嫁了个好男人，匡安。这是你亨利舅舅以前的名字，后来他才改为亨利·匡。呵，他那时的相貌和现在相比简直跟换了个人似的：他那会儿瘦得皮包骨头，哪像现在挺着个大肚子；一头浓黑的头发，眼镜片也没现在这么厚。他虽说不上英俊，但看上去还是蛮讨人喜欢的，说话彬彬有礼。海伦会告诉你他们是怎么相识的。当时家国去世才半年，她会告诉你这是一见钟情。或许他是这样的，可我觉得她考虑得很实际。她看准了机会，就抓住了，一点也不错过。 我这么说只是因为我知道胡兰是多么爱家国。她对他可真算得上一往情深，就像我和你父亲一样。我想她只有一点遗憾，就是家国没有同样对待她。她对他一见钟情，他对她彬彬有礼。 但匡安爱胡兰爱得神魂颠倒！无论她要什么，他马上就给办。她要他帮我出狱。他本来是个什么军官，驻扎在东北。共产党解放东北后，把所有的旧军人都赶出去了，于是他和胡兰就到了天津。后来这个城市也被攻占了，他们又跑到上海。他在上海有个同学，大有来头，是全市教育界的头。这个人跟律师、法官和警察搞得很熟。胡兰说，匡安只要跟这个教育部长说一句话，一个个传过去，最后我就能出狱了。 我相信她。我没问，匡安真有那么大能耐吗？他的朋友会听吗？蹲监狱的时候，只要有人给你一点点希望，你就会抓住不放，不管它是哪儿来的。 我在狱中大概又待了两个月，一天，有人来叫我了，说，“江雯丽，可以出狱了。”就这么简单。我什么也没问，也没人给我作解释。我和难友一一握了手，祝她们过上好日子。我还想再说什么，她们把我嘘出来了，叫我赶快走，免得机会失掉。 出大门前，一个狱警给我一份文件，要我签字，说我自由了。在这份文件的“因何出狱”栏上，已经有人写了：“错判”。你能想象我当时的心情吗？就因为一个错误，让我在监狱中待了一年多！终于自由了，我高兴得哭了起来，但同时心里又很气。 杜阿姨等在监狱外面，我们上了公共汽车。我们回到我和吉米一块住过的那个套房。一路上我发现这个城市变了样子：银行、商店、学校和饭店，那么多地方全都关了门；大街上小轿车开来开去，里面挤满了人和东西，包裹塞得满满的，从车窗里挤出来了。 人们总是说，每天有十万人在逛南京路。我出狱的那天，肯定有十万人推着手拉车，车里塞满了各种各样奇怪的东西，大米啦，貂皮大衣啦，诸如此类的东西。杜阿姨说，他们都是去火车站和轮船码头的，想赶在共产党来之前逃到广东和香港去。 我到家的时候，胡兰正在做饭。她冲上来，捏捏我的瘦脸说：“或许我做菜的手艺从来就比不上你，可今天，我想你的胃口会比平时更好。”她的新丈夫把我引到沙发上，叫我把头靠在靠背上，把脚搁起来舒服些。我真心地感谢他。 “匡安，”我说，“要没有你的帮助……” 他打断了我的感谢话，“不要再提起了。” “真的，”我说，“要再在那儿待下去我连六个月都活不到了。” “你已经出来了，”他说，“就好了嘛。一切都过去了。” 真的，他真是太客气了。于是我也很可笑地变得客气起来。“我知道这事得费多大周折呀，”我说，“说不定你还得花些钱呢。不管怎么说，我永远欠你们的情。有朝一日你用得着你们的朋友江雯丽，尽管开口。每次只要我能办到，只会增加我的快乐。” 他的脸红了。我想，他那么谦虚。 胡兰像只百舌鸟似的叽叽喳喳说个不停，“我不早告诉过你吗？只要一句话，匡安不过说了一句话嘛。好多大人物他全认识。当然我也跟在他后面跑了好几次。我说，干吗要拖那么久呢，让她快点出来嘛。” “不要再说话了，”杜阿姨说，“瞧这可怜的小人都瘦得什么样了，风一吹就能倒。”这倒是真的，我大概比一年前轻了十磅，后来就一直很瘦。 我回家后吃的第一顿饭很简单：菠菜炒香菇片，鸡蛋蒸肉饼，油煎黄鱼，外加一碗鱼头汤。三菜一汤，四个人吃，分量也很少。我觉得杜阿姨看到我在打量最后一个菜，明白我在惊讶没菜上来了。 “这顿饭很难得。”她解释说。 “哦！”我附和了一句，“一切好得不能再好了。” “是的，可你该知道，我们已经好几个月没吃这种东西了。” “新币又贬值了，”胡兰说，“买一袋米，要六百万新币哪。真荒唐！钱比米还重！” “那么今晚这顿你是怎么付的呢？”我问。 “我卖掉一只小玉镯，”杜阿姨说，见我一脸愕然，她又加了一句，“只能如此了。全靠这些东西了，只有这些东西还值钱。要是他们发现你在大街上卖金子或美元，就把你毙了。国民党会对准你的脑袋开枪。” “我们没钱了？”我问杜阿姨。 “我不能说这话。我说他们不让你在大街上卖金子或美元。我们还有一根小金条，是从你的银行户头兑出来的，还有吉米寄给我们的大约两百美元。另外还有你的金手镯、金戒指、耳环什么的一些小东西。所以说实在的，我们算是相当运气了。” 然后我想起来了。“或许我们的运气还要好些呢，”我说，“我的皮箱在哪儿？”我们进了房间。我打开皮箱，翻了个底朝天。我把它们藏在这里都快忘了，可它们还在：十双银筷子，银链条还串在一起呢。 眼下胡兰和匡安跟我们住在一起——就在我和吉米住过的那套房间里。他们住客厅。我和杜阿姨合睡一张床。这第一个晚上，我想肯定会睡不着的。我想起了两年前我和吉米、淡若在一起生活的情景，那时多开心啊！但我觉得才睡了一会，杜阿姨就把我摇醒了。原来已经是早上了，她笑了，因为我靠在墙上缩成一团，我在狱中已经习惯这样睡了。 吃完早饭，我送给胡兰一件礼物：一对耳环。我把耳环放进她的盘里，她丈夫想替她推辞。 “不，不！”他说，“没必要再谢了。把耳环收回去吧，不要再争来争去了。” 我假装没听见。“戴上试试看，”我对胡兰说，“我就想看看你戴上耳环是什么样的。”她犹豫了一下——大概有五秒钟吧——就戴了一只上去，接着又是一只。 你知道我说的耳环吗？就是你海伦舅妈整天戴着炫耀的那一副，样子很好看，两个很厚的半圆，每端都有个金环，我们管这叫翡翠。这种颜色的玉非常难得，眼下贵得不得了。我送她这个，感谢她帮我出狱。 然后你猜我发现了什么？那天杜阿姨和我一起出门去市场的时候，她对我说，“别再送礼物给胡兰了，匡安不想让你提醒他帮过你。” 我对杜阿姨说：“他真是个好人，大好人，我知道。可我想我送耳环给胡兰，他该感到骄傲才是。” “不要送了。”杜阿姨严肃地说。 “阿姨，”我说，“他们只是出于客气推辞一番。” “或许胡兰是这样，可匡安不是的。”然后她告诉我，匡安一个月前来找她，当时我还在监狱里。他很慌乱，很不好意思，原来他的那位同学不想见他，连走出办公室打个招呼也不肯。他不敢告诉胡兰，他的朋友嫌他来头不大，不想见他；他无法帮她的朋友出狱。 “我不好意思告诉我太太。”他对杜阿姨说。 于是杜阿姨就说：“不要再想这件事了。” “他没帮我？”我问。 杜阿姨摇摇头。“他当然想帮。可结果，是我自己跑到衙门去的，”她说，“这也没什么大不了，只不过花了几天工夫想一想。你瞧，现在上海乱糟糟的，谁在那儿管事呢？我就告诉牢头，你有个在共产党里当大官的亲戚——名字嘛，不能告诉你。可我跟他们说了，‘下个月要是共产党进城，发现江雯丽还在坐牢——哎哟！’” “你是这么说的？” 杜阿姨笑了，“你瞧什么是权力，不就是把别人的害怕捏在自己手中，给他们瞧瞧！再说，兴许还真有此事哩。说不定花生和小俞她妈现在已经成了大共产党了，谁说不是呢？” 杜阿姨要我答应不告诉胡兰。你瞧她是位多好的老太太啊！她要胡兰为匡安感到骄傲。她说，不管怎样，匡安也费了心。她不想让大家知道她是真正的大英雄。只有我知道，对她来说这就够了。 尽管如此，还是有好多次，我不得不咬住舌头。海伦老是说，“现在我要你报恩了。”我明白她说的报恩是什么。亨利也知道，但方式不一样。可我也知道——又是另外一种方式。有时她要得很多，就像那一次，她要我把她弄到美国去，那是在1953年，当时她和你亨利舅舅已经逃到台湾。她向你父亲和我要了好多钱。我怎么说呢？——“我其实不想送你耳环，还我吧。” 不管怎么说，大多数时间我还是很高兴她在这儿，亨利也在这儿。他们的心是好的。我气的是海伦好像什么都知道的样子。现在你明白了吧，其实她什么也不知道。 出狱后第二天，我给吉米写了封信。我说我在等他给我回音。我该来呢？还是等他来带我？我把信读了一遍，又撕了。 我想起这半年来他信里的口气变了。他还是管我叫他的小夫人，可他不再为了对我的伟大爱情写上满满的三大张了。好像两张是写对我的爱的，还有一张是写对上帝的爱。过了几个月，一张写给我，两张写给上帝。 所以我写了一封短信。我说我已经从监狱里放出来了。我说，上海大变样了，比你想象的还要大。我说共产党要来了，国民党已经撤了。 我把这封信寄出了。我决定等。我把我的打算告诉杜阿姨。她马上说，“什么？你打算什么也不干，就这么等下去？难道你只学会了站水泥地？眼下有机会走的人都在拼命地抓住这种机会。！， 她把我从椅子里拉起来。“我们这就上电报局去，”她说，“要不然，你这信要过半年才能到他手中。到那时他再回信又有什么用？你所有的机会全失去了。” 我们到了电报局，好不容易才在排着的长队里挤了一个位置。好像人人都在发加急电报，都是十万火急。我们等了三四个钟头，总算挨到了前面。我手里拿着吉米的地址和电文纸：“已出狱。准备来。请回电。妻，江雯丽。” 我把纸递给发报员。她看了一下，然后说，“不，不能这么写，不够急。你必须说，快，我们马上要来了。” 我寻思，什么人会跟我说，我得在电报上再加几个字呢？我仔细瞧瞧这个微笑着的发报员。你猜她是谁？王贝蒂！漂亮贝蒂！ 她没死在南京。她解释说就在我离开的那天，我的四百元钱汇到了。她不能把它退回去，于是她就用这笔钱跑到上海来了。现在她有个儿子，已经有十一个月了，又聪明又漂亮。 我们不能老在嘈杂的办公室里谈话。于是她就跟我说，电报她会给我发的——加上她建议的那些话，叫吉米马上回电。 “他的回电一到，我马上就送到你家里去。”她说。 过了两夜，她来了。我拿起电报进了房间，关上门。我在发抖，然后我的颤抖又消失了。我有一种预感，我根本不需要打开电报知道答复。我知道我的命运，我的劫数，上帝的旨意。 电报说：“赞美上帝。美国公民吉米·路易的妻子江雯丽（雯妮·路易）的手续已办妥，汇出文件和七百美元。速离。” 第二天我们去黑市变卖了我的一些金银首饰，然后我和杜阿姨就去办签证。没想到那地方比电报局还糟！人们都挤在一起，口中大喊着，手里挥舞着钞票，冲到前面去打听消息。传闻是一个接着一个。离境的规定在不断变更。要是你回不了中国，得有三个国家担保。我有一个担保国美国，但还得再有两个。那天有人说，有点松动了，或许再有个法国就行了，我记不清了。不管怎么说，我付两百美元买了一个第二国的担保。现在我只要再找一个就行了。第二天我再去，要我的文件。那个男人告诉我，“这个第二国可以担保只是个谣言。很抱歉，现在这谣言已没有了。”这样我就白白丢了两百美元。 我记不清等了多久才又找到一个第二国，接着再找第三国，前前后后加起来大概花了两星期。这段时间里，我真是紧张得要命，出了一身疹子，大腿肌肉也开始上下跳动，好像有个小蜘蛛想出来似的。漂亮贝蒂不得不发了许多电报给吉米，说明滞留的原因。最后我的文件总算全办妥了。但我还是需要一条出去的路子。 我买了三张票。第一张是黑市的机票，在十天后的5月15日飞旧金山的，第二和第三张是合法票，一张是5月27日到香港的，另一张是6月3日到新加坡的。我有三个机会。 我告诉杜阿姨，不管哪张票留下来了，她都可以去卖掉或用掉。杜阿姨说，以后再说吧。胡兰已经说过她不想离开，她想把孩子生在中国。你也许会认为这是个傻主意，可我知道其他人也都是这么想的：生在中国或埋在中国，这是很重要的。胡兰认为，只要有孩子，她总有时间决定去留，没有问题。当然她想错了，她后来费了不少周折。要不我干吗还得帮她呢？ 这样一切都办妥了，只有一件事，这是我干的最后一件傻事，我还想和文福离婚。这是我的骄傲，我不知道干吗老是去不掉这念头。人都要去美国了，干吗不能把一切全忘了？但当时，我认定，不把这最后一件事了结，我心里是永远不会舒坦的。 我认为我不是在意气用事。我有证明我被错判的文件，我有签证和电报，证明我是吉米·路易的妻子。再说我还有一个计划，一个谨慎的计划。事情就这么进行了。 王贝蒂发了个急电给文福：“文福先生和太太：今有贵重包裹一个，需您两人签收。请于5月10日下午两点，随带电报和印章到广西路电报局包裹处认领。” 你想这个贪婪的家伙肯放过这个机会吗？两点钟，他果然准时到了，还带着他的新女人，两人急急忙忙冲过排着的长队。我和胡兰、杜阿姨就站在后面的办公室里瞧着。王贝蒂拿着纸条，转身去找包裹的时候，朝我眨眨眼。她把包裹放在柜台上，要他们在回单上签字。可他刚想签，她猛地把回单抽回，看了一下名字。“文福？”她用一种怀疑的口气说，“好些年前我不是在南京认识你的吗？你不是已经和江雯丽结婚了吗？” 文福眼睛盯在包裹上。“现在不是了。”他说。 “那么，这是你的太太吗？”王贝蒂问，看看站在文福身边那个看上去很霸道的胖女人，“我不能把这包裹给任何人，除了文福和他的合法妻子。” “这就是我的妻子。”他不耐烦地说，“我已经和那个人离了。” “当然，我是他的妻子！”胖女人说，“你是谁，有什么资格向我们提这个问题？” 这当儿，我冲了出来，杜阿姨和胡兰也跟在后面。“你承认了！”我大吼道，“现在我们有证人了。”这间拥挤的办公室里的每个人都转过头来张望。 文福盯住我，好像活见了鬼。 我把离婚证书递给他签字。一切都写得清清楚楚，我和文福从1941年起就已经离婚，是在昆明办的。他声明我不是他的妻子，我声明他不是我的丈夫。底下是三个签章：我的、胡兰的、杜阿姨的。 “你签这儿。”我说。 那胖女人不高兴见我，我看得出。她说，“你们玩什么花招？” “不是花招，”我说，“他签不签，我无所谓。我手头有张法院文件，证明我是被错判的。再过一个星期，我就去美国，做另一个人的妻子了。但没这张纸，你在中国就没有合法地位，你只能做他的小老婆，永远没有地位。” 电报局里的人全都笑了。这女人气得要命！ “签了，和她一刀两断吧。”她对文福说。他一动不动，一直没跟我说话，一直用他那副丑态盯着我。但随后他笑了，笑得越来越响，越来越难看。他狂笑着签了字，盖上他的印章。 他摊开双手说，“好了，一切都了断了。”他把纸递回来，然后他看看四周，管自己一个人笑。那女人哼了一声，抓起柜台上的包裹，两人走了。 你瞧他的新女人多傻呀！那包裹里装的是我早上捡来的干驴粪蛋。 就这样，我终于离了婚。你能怪我一定要这个吗？你能为随后发生的事怪我吗？ 他肯定在我们的住处盯了好几个钟头，也许有好几天了，因为他一直等到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才敲。我听见有人敲门，我没想到，咳，我真太大意了，我去开了门。他推开门，把我按倒在地上，用枪对准我的脑袋。 他骂我，说我永远也别想逃出他的手掌，哪怕我跑到天涯海角。他看到我收拾好的箱子，就把它扔到房间对面，我的衣服、车票，还有我的重要文件全掉出来了。他从一个长圆筒里抽出一筒卷起来的纸，拉掉上面缠着的丝线。那就是我的离婚证书，就是这东西使他丢尽了脸。他把它撕得粉碎，告诉我，“现在你就跟以前一样，成了婊子了。” 他又捡起一张纸，这是你父亲的电报。他怪腔怪调地念了一遍，也把它撕了，还说吉米的诺言就像空气那样空洞。 然后他发现了我的护照和机票，其中有一张是第二天飞往美国的。我叫了起来。我求他不要撕我的机票。他把机票拿在手上掂掂分量，好像它们是金子似的，“我怎么会撕呢？我要去卖个好价钱。” 我哭了，我求他放我走。他把护照和机票放在我们旁边的桌子上，然后拉住我的头发把我的头拎起来，说，“求我，求我，说你要做我的老婆。”他挥舞着手枪。我身边是那张放着机票的桌子，我这辈子的机会全在那儿了。我面前是手枪，我的生命马上就会离开我。我知道他在撒谎，我要是服从了，他还会把机票拿走，他还会要我的命。 我该怎么办？我软弱，我坚强。我有希望，我有希望。我不能放弃我的希望。于是我求他。 结果，我猜对了，他撤了谎。他说他要把我的机票拿走。他把机票放进了裤子口袋。然后他进了浴室，让我一个人躺在地上哭。可就在这当儿，我看到了桌上的手枪。我伸出手去，用双手紧紧地把它握住。然后我叫他出来。 他一见我握着枪，眼睛就睁大了；然后他皱皱眉头，嘲笑我，“你不知道怎么开枪。” “我会学了杀你。”我说。 “我是装装样子的，”他说，“枪里没子弹。我只想吓吓你。” “既然这样，你怕什么？”我说，还是拿枪对着他，我的心激烈跳动着。我真想杀了他。我不想辩解，也不想监狱，或怎么逃跑，我只想杀了他。要不是胡兰进门把我从着魔状态中唤醒，说不定我已经这么做了。 “哎哟！”她喊起来了，“怎么回事呀？” “他偷了我的机票。”我说。我没说他强奸了我，但明眼人从我的头发，我的被撕破的衣服，文福正在紧皮带的样子都看得出这一点。 “机票在哪儿？”胡兰问。 “在他的裤袋里。”我说。这时我有了主意，我对文福挥挥枪，“把裤子脱下来给胡兰。” 文福盯着我。我拉开扳机，想对地板开一枪，吓吓他。但没想到枪响得这么快，一下子从我手中滑脱，子弹从文福的头上飞过，打在他身后的墙上。 “你疯了？”他和胡兰两个都叫了起来。 “是的，”我吼道，“脱裤子。” 我又扣动了扳机，这一次打在了地板上。他马上脱下裤子，扔给胡兰。胡兰摸出机票，高高地举起来交给我，一脸得意。 “现在把裤子扔到窗外去。”我对胡兰说。她犹豫了一秒钟，然后，也许是怕我朝她开枪，很快走到我身后的窗前，打开窗子，把裤子扔出去了。 “现在找你的脏裤子去吧！”我对文福说。他骂骂咧咧地跑到门外，声称我逃不了他的手心。他一走，胡兰就哈哈大笑起来。 胡兰老跟我讲起那天的事，直到我告诉她不要再提起。我干吗要回忆起来呢？我干吗要听她讲那天发生的事，好像只不过是个有趣的故事似的？ “嘿，”她老是说，“还记得文福想偷你的机票的事吗？还记得你用枪对着他，要他把机票还你吗？但枪走火了，好可怕呀！把他吓个半死。呵，我还能想起他的脸——他几乎是拎着裤子从窗口跳出去的！第二天早上你已经上了飞机。你真运气呀。” 的确。我是运气的。六天后，我和你父亲在一起了。 到了美国，我看到你父亲和我都变了，但我们的心没变，我们的爱情还是一如既往，但他又有了对上帝的爱。他总是讲英语，可我不会。 晚上，他把我抱在怀里，像在上海一样，我们多高兴啊，永远不会分开了。但我经常在梦里哭出声来，“他找到我了，他把我抓住了！” 于是你父亲就说，“宝贝啊，嘘一嘘，不要再想这个了，你现在已经在美国了。” 所以我从来没告诉他，也从来没告诉任何人，我怀孕了。九个月后，或许更早些，我有了你。 ------------------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shuku.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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