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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你的诚挚的

　　打和文福结婚后，我就没有年轻时的照片，我把那些照片全扔了。可你父亲保存了这本相册。他给我拍了好多好多照片。瞧瞧有多重啊！
　　相册开头是他认识的一些美国飞行员的照片。然后是一些女人，不是女朋友。我认为只不过是你父亲碰到我以前认识的女孩子。我不知道他干吗还把这些照片放进相册，可我从来不问。也许他给这些姑娘起过美国名字，于是她们给他照片作为回报。就像这一张：“你的诚挚的真诚的潘娣。”潘娣是个什么样的名字呢？她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拼。我的英语也不怎么好，但我知道在一句话里要么用诚挚的，要么用真诚的，不能同时用两个。不管怎么说，你也看得出，她不怎么漂亮。
　　翻到这页来，我的照片就从这儿开始。有时我想，我的整个一生就是从这儿开始的。

　　看这张照片，这一张，还有这一张。瞧，我曾经年轻过。你不知道你母亲也有年轻的时候？这就是你父亲经常看的一张，他说我又年轻又漂亮。甚至当我开始出现白发时，你父亲说我看上去还是跟从前一模一样。在梦中，我看上去总是和这些照片一样，又年轻又漂亮。直到前不久还是这样。
　　但是去年在我过生日的时候，我梦见你父亲没有真的死去。他就住在一个偏远的角落里，只是忘了告诉我。开头我很生气，他怎么能让我白白担心呢？但随后我就忘了生气了，我高兴极了。我准备去看他。然后我朝镜子里望望，哎呀，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变得这么老了？我的另一半回过来望着我说，“这是你的错，是你忘了。”于是我一下子觉得自己老了。我一下子意识到人家都是这么看我的，我比我想象的要老，已经七十五岁了。
　　不管怎么说，在1946年，我还是年轻的，也是漂亮的。

　　看这张，我在微笑，我在眨眼。这张照片拍得不是那么好，但它有特殊的意义。我从文福家逃出来一个月左右，你父亲拍了这张照片。那天，我们在公园里一面散步，一面争论。这是因为小俞的母亲想把我和淡若送出上海去。她在天津有熟人，这些好人会把我藏起来，直到我办好离婚手续。
　　你父亲说，“别去，别去。”
　　而我说，“怎么能不去呢？叫我们上哪去呀？”
　　“你们俩和我住一起。”他说。
　　这句话正是我求之不得的。和花生及其他妇女住在这屋子里不是很开心。你以为她们是共产党就不吵架了？没那回事。可我没告诉吉米。
　　他要我跟他住一起，我说，“我们怎么能干那种事呢？”我让他和我争了两个钟头。如果有人提出把你肩头的担子接去，你必须弄清楚他是认真的，不是出于客气或同情。客气和同情是不能持久的。
　　在我明白了你父亲确实是认真的以后，他拍了这张照片。

　　呵，我不知道你父亲干吗把这张照片放进相册。我跟他说过好多次了，叫他拿走，这张照片照得不怎么样。干吗拍我穿着睡衣，头发乱蓬蓬的样子？可你父亲说这是他的得意之作。“雯妮和太阳一起醒了。”他老爱说这句话。每天早晨我一觉醒来，他已经起床了，看着我，说这句话。他还唱一首歌给我听。“你就是我的阳光。”每天早晨，要唱好多遍。
　　也许我把这些告诉你不大合适。但我现在要跟你讲讲你父亲的一些事情。怎么说好呢？他是真心爱我的。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我和他住在一起后，从一开头，他就从来没有强迫过我。他不要求什么，他很温和。他知道我对性有点怕。
　　所以开头几个晚上，他亲吻我的额头，他抚摸我的头发，他跟我说话，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他爱我，直到我感到像在梦中快乐地漂浮一般。一星期后，我跟他说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献给他，让他也感到幸福。当然，我没这么说，可我心里是这么想的。我闭上眼睛，等着羞怯的情感产生。可他没有马上跳到我身上来。相反，他像平时那样，吻我的手，我的脸，我的前额。他不停地亲吻我的前额，不停地抚摸我的后背，直到我忘了所有的恐惧，直到我重新在梦中漂浮起来。突然，我意识到他在做什么了，只不过跟以前不一样，而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我睁开眼睛。我高兴地哭了，望着他的脸。他也望着我的脸，他也同样高兴地哭了。过后，他还是紧紧地把我抱住，恐怕我离开。
　　所以这就是你父亲为什么那么喜欢这张照片的原因。早上，我还在那儿，我就是他的阳光。

　　这一页上的这张照片是我、淡若和你父亲住在一起三个月后拍的。这是屋子的前面，这是门。我身边的那个女人是房东太太，她把楼上的两个房间租给了我们。你父亲叫她老太婆，就是“老太太”的意思。在中国，你要是管谁叫老太太，那你是非常客气非常尊敬了。在美国，人们总是说，“嗨，老太太！瞧你走到哪儿去了！”他们不是出于尊敬，我看得出，他们脸上很凶。
　　瞧这张照片，我这辈子从来没这么开心过。看我的眼睛，好像笑得停不下来。你父亲也是这样，整天笑容满面。我们天天过得很快活。每天他下班回来，总要把我高高地举起来，就像电影里似的。淡若就跑上前去，说，“我也要举，我也要举。”你父亲去举他，然后说，“咳！太重啰。你怎么会那么重呀？”他叫淡若做个深呼吸，给他充气，就像气球似的。然后你父亲就把他举起来，举得很高很高。
　　这段时间，我也不担心文福了。花生已经告诉老阿婶和新阿婶，说我已经和另外一个男人同居了。她们当然会告诉叔叔，而叔叔又会告诉文福。当时文福把另外一个女人弄到家里和他住一起了，那女人已经快要生孩子了。所以我肯定文福会很快和我离婚的。连他父母亲也要他这么做。至于我父亲的钱财，留下已经不够挥霍了。文福响应政府的号召，把家里所有的金子和证券都拿去换新纸币了。新纸币好像每星期都要比上一个星期贬值一半。
　　我们真运气啊。你父亲用的是美元。但即使没钱，我们也过得很开心。因为我们就是这么开心。

　　这张照片是同一天拍的。我加印了一张，放大了，寄给胡兰。她和家国还住在哈尔滨。我写信给她：“猜猜我们碰到谁了？猜猜我们和谁住一起？有个说英语，叫我雯妮的人。猜猜吧，下封信再告诉你，看你猜得对不对。”
　　你瞧，这张照片里，淡若和房东太太家的狗玩得正欢呢。那狗不是很像一只羊吗？毛发蓬蓬松松的，耳朵小小的。长大后，它变坏了，连我的拖鞋都要咬。懊，我真生气！房东太太把她自己的拖鞋拿来和我换。可她是有脚气病的呀，所以我不想穿，哪怕出于客气也不想穿。
　　当然，我觉得她还是蛮不错的。我记得有一天，屋子里只有我和她两个人的时候，她跟我讲了她的身世。这时我才知道她嫁了个美籍华人。她丈夫抛弃了她，也抛弃了那只狗。他回美国去了，又娶了一个。他也懒得和这第一个妻子离婚，但还是给她寄钱。所以她也不在乎。
　　“这是命。”她说，我觉得她已经麻木了，只好用这种非常背时的方式接受了这种生活。可她接着又告诉我，“你得当心点。不要落到我的地步。”所以你明白了吧。

　　下面这张照片好像是在春天拍的。瞧后面的树上都开花了。我剪了个短发，很时髦。呵，我记得这张照片。我看上去很快活，只因你父亲说了句，“笑一笑。”
　　实际上，在拍这张照片的时候，我很担心。我已经用了两根金条，雇了一个好律师，是南京路上一个有名的律师，以聪明干练著称。他在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说我已经离婚，因为文福在昆明用枪顶住我的头，逼我写下“我丈夫要和我离婚”。广告登出的那天，有两个大汉来到律师的办公室，把里面的东西全都砸碎，把我的离婚书也撕了。律师很怕，也很生气。他问我，“你丈夫是不是黑帮里的人物？”打那以后，他就不敢再帮我了。
　　我开始想，说不定我丈夫真的入了黑帮。杜阿姨也这么想，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要问她已经晚了。

　　这张照片很有趣。瞧我系着围裙。我在我们的新居里，是在潮州路上一套两室的公寓里。你父亲和我已经登记为夫妻关系。上面是这样写的，“吉米·路易先生和夫人”。但我还是用了我自己的真名的印章，“江雯丽”，这是我的合法名字。
　　你父亲在早上上班前给我拍了这张照片。后来我就带淡若上电影院去了。我们差不多每天去，因为我不想整天待在家里，怕文福找到我们。
　　实际上，在这张照片里，我根本没做什么饭，只是装装样子而已。你父亲很喜欢拍些自然的照片，不要一本正经的。“宝贝啊，”你父亲对我说——他总喜欢用美国式的亲热称呼叫我，“宝贝啊，笑一笑，但不要看镜头。”所以你瞧，这张照片很自然。

　　这里又有一张我和淡若的合影，还有一张，还有一张。看看有多少？瞧他看上去多高兴啊？他的脸有些模糊，因为你父亲按快门的时候，他动了一下。你无法让一个六岁的孩子保持安静，他手里拿一块石头正想往池塘里扔呢。
　　这张照片我们是在一个庙里面的花园中拍的。这一张我们是在一个放满了卡通人物那样的小动物的公园里拍的。这一张我们是靠在湖边的一棵树上拍的，你看不见湖，但我记得湖就在那儿。
　　我还记得我们拍完这些照片后，就把淡若送到北方——哈尔滨去了，让他和家国、胡兰和杜阿姨待一起。这是因为房东太太告诉我们，有两个男人来过，找我和淡若。我想和他一起走，吉米随后也去。但我决定再待几个星期，因为我又找了个律师，他收了我最后一根金条。他说我的离婚快要办成了，但办离婚手续时我得待在上海。于是我就待着。我告诉淡若我马上就来。当然，他相信我。我也相信这件事我做对了，我救了他。
　　那天半夜里，趁淡若睡着，我们和房东太太把他抱到火车站。她答应把淡若带到北方，她在那儿有个堂兄弟。但刚上火车，淡若就醒了。他大叫起来，“我妈妈在哪儿？我改变主意了！我现在不想去了！”他大哭起来，哭得好伤心啊。
　　我冲上去说，“你怎么能这样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叫你妈为难。”可他还是哭个不停，他的小心脏都要碎了，我的心也要碎了。我责备他，“别哭了，别哭了。我一有空马上就过来，和你在一起。”
　　当然，我是好好跟他说的，但我还是很后悔。我抱抱他，我该表扬他哭着不愿离开我，我本不该让他走。
　　可是瞧，这张照片，还有这张，还有这张，他都很快活。你可以看出来，哪怕照片有点模糊。大多数时间，我是让他快活的。

　　这里有一张我和杜阿姨的合影，是她到上海来看我后的几星期照的。我一看到这张照片，心里就很难过。因为我记得她到的那天，她在走廊上耐心地等了好久，直到我们回家。
　　我见一位老太太慢慢站起来了。“小人……”她说。我真是又惊又喜啊。是杜阿姨——从哈尔滨来的！我冲上去迎接她，怪她也不事先写封信，好让我们去车站接。然后我看看她的脸，她的嘴巴闭得紧紧的，眼里噙着泪水。你一看到这张脸，你就明白了，你就明白了。
　　我想把她推开，口里喊着，“回去！回去！”吉米伸出手拦住我，不让我赶她走。当她告诉我为什么要来时，我吼道，“你怎么能这么说？怎么能开这种玩笑？怎么能对一个母亲说她的儿子死了？他没死。我救了他！我把他送到哈尔滨去了！”
　　但她没怪我。她跑那么远的路，知道我会恨她。她告诉我日本人养了成千上万只带病毒的老鼠。战后，他们没有杀死那些老鼠，他们让它们跑了。过了一年多，大祸临头了——成千上万的人得病了，没机会逃脱，然后就死于老鼠和跳蚤身上带来的急性传染病。可怜的小淡若，才一天工夫就死了。
　　咳，更糟的还在后头，家国也死了。
　　我想跑到哈尔滨再去抱一下我可怜的儿子，看看他们到底有没有搞错。毕竟，他从来不哭。他不大容易醒来。他们不知道淡若是这样的，他是那么相信我。
　　但杜阿姨说，他们想也不想这事是怎么发生的，就在淡若和家国死的那天把他们埋了。她说他们不得不把家里所有的东西，淡若的衣服，他的玩具，一切的一切全烧了，怕跳蚤还躲在里面，所以你瞧，连一件希望和回忆的东西都没留下来，他就永远地去了。
　　直到第二天，我才向杜阿姨问起胡兰，“她在哪儿？为什么她不和你一起来？”
　　杜阿姨说胡兰在哈尔滨，在照料坟墓。她每天去供食品，告诉家国和淡若，她希望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里长得胖胖的。“她一定要这么做，”杜阿姨说，“她说，她过后到上海来这里和我会面。她没有理由再待在哈尔滨了。至少她现在神志清醒了。但他们刚死的那会儿——真可怕呀，她整整两天哭不出来，人就像疯了似的，老是不停地念叨，‘他们怎么会死呢？战争已经结束了呀。’整整两天，她不停地说这句话。然后她忙着收拾房间，用松节油擦墙壁和地板。干完这个后，她就坐下来给你写信，尽量用缓和的口气告诉你谈若死了。
　　“可她脑子僵了，写了一句‘你的宝贝儿子’就不知道怎么写下去了，她就去问家国。可她找不到他，她就喊他。我见她站在房间里大声喊他，气得眼泪都流下来了。‘家国！家国！’她拼命喊，‘不要现在就死呀！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我怎么知道写“你的宝贝儿子”呀？’”

　　现在你知道了为什么这张照片里我瘦得皮包骨头。瞧我穿的毛线衣都从肩上耷拉下来了。你看不出来，这件背心是深红色的，胸前和口袋上还用真的金线绣了花。你父亲要我穿上它拍照。这是我满二十九岁时他给我买的，所以是在1947年春天。以前我从来没收到过生日礼物。按理说我该高兴才是，但我还是为淡若而伤心，我还是在责备自己。所以你父亲也没要我笑。我没笑，这张照片是自然的。

　　现在你看这儿没我的照片了。因为打那以后，有人见我进了理发店，我出来时，两个警察把我抓进了监狱。

　　没人告诉我为什么要抓我。他们把我带进了有着厚实的木门和高墙的女监。他们把我一带进里面，我就病了。那里面的味道可真难闻啊，就像你把鼻子伸进了厕所！一个女看守把我领进一条长长的黑洞洞的走廊，经过一排木制的长桌和长椅。通道的尽头全是牢房，一间接着一间，每间关五个女人，那些人走在大街上你连看都不敢看，每张脸上都写着一个悲惨的故事。他们就把我关进这种地方，和四个女的住在同一间臭烘烘的牢房里。
　　我以为这些女人知道我是被错抓进来的。她们都用好奇而可怜的目光打量我，一点也没同情的表示。四双眼睛一下子全盯住我的旗袍，这种服装一般是太太穿的夏装。她们还盯住我刚刚从美容院里做好的亮晶晶的鬈发。住在这里面的大多数女人都穿着肮脏的长裤和上衣，她们的脸很粗，头发油腻腻的。
　　过了一会，一个女人用粗嗓门说道，“嗨，小妹妹，坐下，坐下，待在这儿来做几天客啊？”大家全都笑起来了，但不是出于恶意。我想她们以为开个小玩笑能使我感到舒服些吧。然后另一个女人从她坐着的木凳子上跳起来，说，“坐这儿吧。”当她拉上裤子的时候，大家又笑起来了。这时我才发现，原来她坐的不是什么凳子，而是房间角落里的一个马桶。这马桶用处不少，一点没什么遮拦，你无法冲洗厕所，也无法把它盖上，因为根本就没那东西。大家就坐在那儿“方便”，像一大锅难看的汤。
　　房间的另一角地上铺着一张草席，大小仅够三个人挨在一起。我们不得不轮流睡觉，三个人睡草席，另外两个就坐在水泥地上。
　　整个晚上我就那么站着，整个晚上我都担心着，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吉米。我想象着他到处在找我，找遍了公园，找遍了电影院。他是个好人，非常善良，很能体谅人，但他不够坚强。他从来没有经受过磨难，所以我很担心。我希望杜阿姨能帮他找到我。
　　到了早上，我的腿实在受不了了，簌簌发抖。一个女看守来提我了。她叫着我的名字：“江雯丽！”我连忙大声回答，“到！到！”我还以为她们要放我了呢。恰恰相反，看守给我戴上一副手铐，好像我是个重犯人似的。然后就把我推进一辆卡车，跟另外戴手铐的女人在一起，她们的脸都很粗，像小偷似的。说不定他们把我们带到乡下去枪毙，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就像一群被绑起来的牲口，送到市场上去，汽车每拐个弯，大家就互相碰撞一下。
　　然后卡车停下来了，原来这是省级法院的大楼。我一进法院大门，就看到了他：文福，像个胜利者那样笑着，高兴地看我在大庭广众面前出丑。我的头发乱糟糟，衣服皱巴巴的，皮肤上还残留着昨晚的臭气。
　　然后我听到有人在轻声议论，“她就在那儿！”然后我看到了杜阿姨、花生，还有吉米，他脸上又高兴又痛苦。后来我才发现事情正像我希望的那样，杜阿姨到我父亲的住处，要求知道我的去处。于是她就知道这都是文福一手干的好事。
　　法官告诉我犯了什么罪，我被指控偷走我丈夫的儿子，又让他死了，偷走了我丈夫家值钱的东西，抛弃了我的中国丈夫，和一个在战乱中相识的美国士兵私奔。
　　我气得发抖，几乎连话都说不出来。“这些全是谎言，”我平静地告诉法官，“我丈夫早就把我休了，那还是在抗战期间，当时他用枪顶住我的头，逼我在离婚书上签了字。”我说我没从我父亲家中偷走任何东西，我只拿了属于我自己的东西。我说，我怎么能被指控为抛弃我的丈夫面和另一个男人私奔呢，既然我的丈夫已经休了我，而且眼下正和另外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我说，另外一个男人现在就是我的丈夫，我们已经正式登记为夫妻了。
　　我看到吉米在点头，有人在给他拍照。然后我听到屋子里又响起了议论声。我看到还有些人在那儿——就像电影院里的观众，人们因为没事可于而来看热闹。他们对我和吉米指指点点，然后又议论纷纷。后来杜阿姨告诉我，他们在说，“瞧她多漂亮啊，就像个电影明星。”“听她说话的样子，就知道她是个好人。”“她要跟着私奔的男人根本不是外国人，谁都看得出是个中国人。”
　　但这时文福微笑着对法官说了，“根本就没有离过婚，我妻子搞糊涂了。或许我们很久前吵过架，我说过要是她再不守规矩就休了她。”
　　他把我当成傻丫头，好像连是不是真的离过婚都不记得了！
　　“要是我们真的离过婚，”文福说，“离婚书在哪儿？证人又在哪儿？”
　　就在这时，杜阿姨站起来了，“在这儿！我就是证人，还有我的侄女，她现在在东北，她也是证人。”杜阿姨真是个好女人哪！一下子想到了这一点。这不是说谎，一点也不。她听到过我们的吵架，也看到过那张纸。屋子里的人们听杜阿姨这么说，一下子兴奋起来了，他们高兴地议论起来。
　　文福冲杜阿姨狠狠地盯了一眼，然后转向法官，“这女人说的不是真话。她怎么能作为一个证人在离婚书上签字呢？我认识这个女人，她是个文盲，不识字也不会写。”法官从杜阿姨一脸的不高兴中看出，这是事实。
　　“那张离婚书你还在身边吗？”法官问我。
　　“去年我交给律师了，”我说，“但我们在报纸上登了离婚启事后，这个男人，文福，把律师办公室的东西全砸了，把他的所有文件全撕了，把我的离婚书也撕了。”
　　“她在撒谎！”文福咆哮起来。大家马上又议论纷纷。我又一次坚持说文福逼我在离婚书上签了字，杜阿姨说她看不懂休书，但她知道里面的内容，“我在上面按了手印！”
　　但现在法官要大家安静。“类似这样的案例，”他说，“不管大家是否同意，我必须凭证据作出判决。没有人拿得出离婚书，所以就等于没有离婚。既然没有离婚，丈夫就有权利指控妻子带走他的财产和儿子，妻子也没否认她带走这两者，因此，我判决江雯丽两年监禁。”
　　法官在文件上写下了他的判决。人们喊叫起来。文福笑了，杜阿姨哭了，吉米和我四目相对，哑口无言。我完全给搞懵了，脑子乱成一团。我根本没想到要为文福的谎言而再回到监狱去。我以为他只是想羞辱我一番，送我在监狱里住一夜，让我生气。我以为我是在做梦：看守把手铐给我戴上，有人在给我拍照，法官在文件上盖大红印章。
　　突然，文福走到法官跟前大声说，“也许我妻子现在已经接受了教训，只要她说声对不起，我就既往不咎，她就可以跟我回家了。”他做出宽宏大量的样子，冲我微笑。
　　所有的眼睛全都转到我身上，看我说些什么。我想他们都在等待我跪下来，请求宽恕。我想连杜阿姨和吉米都在希望我这么做。但我心中充满了仇恨，哪里还会考虑他们的希望呢？我什么都看不见，只看见文福的笑脸，等待着我的回答。我能够想象到他会怎样笑我，他会怎样强行上我的床，他会怎样每天给我痛苦，直到我的意志完全崩溃为止。
　　“我宁可睡监狱里的水泥地，”我听见自己大声说了出来，“也不愿意回到那个男人的屋子去！”屋子里爆发出一阵惊讶的骚动和笑声。你瞧，结果，受羞辱的还是文福自己。他们把我带走的时候，我笑了。
　　三天后，杜阿姨来看我。我们坐在小小的接待室里，一个女看守坐在角落里，监听我们所谈的一切。
　　杜阿姨把一个布包放在桌上，我看到里面有两条短裤，一块包裹布盖在我的衣服上，免得弄脏，一把梳子、一把牙刷、一双筷子，还有一个小小的观音菩萨像。
　　“把这件衣服摊在床上，”杜阿姨解释说，“这样你的床就干净些。把观音菩萨挂起来，让你心中有一块净土。”
　　然后她伸出她的衬衫袖子，从里面掏出一张折成四折的报纸。“瞧他们于的好事，”她小声说，“所有大报都登了。吉米·路易说他们写得太坏了。”
　　我打开报纸，读了起来。吉米说得一点不错，木可怕了，好像是下等流氓写的。我的脸都气得发烧。
　　“美国罗曼司以死亡和悲剧告终。”我读着。我看到自己的照片，看上去很坚强，像个革命党。“‘我宁可坐牢！’坠入情网的女人喊道。”
　　旁边是文福的照片，他的眼睛转向一边，好像在看我的照片，他的眼神既愤怒又得意。下面是文字说明，“‘她的自私杀死了我的儿子’，这位国民党的英雄宣称。”
　　最底下是吉米·路易的一张小照片，他低着头，好像害羞了。“这位美国特工说，‘我还想把她要回来。’”
　　我把文福编造的所有谎言全都读了，说什么我放弃了受人尊敬的生活，背叛了我的父亲，让我自己的儿子死了——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疯狂地想和美国人睡觉。文福知道报纸想听什么。
　　杜阿姨望了望女看守睡眼矇眬的样子。“小人，”她轻轻地说，“我是个笨女人。我本该早就在那张纸上签字的。真对不起。”我们俩叹了口气，彼此了解了对方。
　　“吉米·路易在哪儿？”最后我问道，“他什么时候来？”杜阿姨低下了头。“哎，小人哪，”她说，“我干吗老给你带坏消息呢？”

　　这张照片上照的是你父亲回美国时坐的轮船。瞧下面写的什么？“海上山猫号”。瞧见底下的画上圆圆的窗户没有？那就是他待过的工作人员舱。
　　瞧，有多少人在这上面为他签了名？“最美好的祝愿。李文成。”“最美好的祝愿。玛丽·艾玛格瓦。”“最美好的祝愿。雷沙·汉森。”“诚挚的问候。琼尼·豪。”“以基督之爱。马克斯玛·阿斯庇拉。”
　　这一位写得最好：“亲爱的吉米，第一次和你见面的时候，我还以为你是个风流登徒子。后来和你交往多了，我才觉得这么想真对不起你，因为你是这条船上最好的好小子。我很爱你。你的小雯妮有你这样一个丈夫真幸运。祝你好运。你的真正的朋友，玛丽·莫伊。”
　　你父亲对船上所有的人哪怕是陌生人说，他是我的丈夫，我是他的妻子。他在护照上写了“已婚”就回家了。这是杜阿姨告诉我的。她还告诉我说你父亲不会再待在上海了。
　　我被关进监狱后，文福跑到美国领事馆去给吉米找麻烦：“瞧你们美国人都于了些什么？破坏我的家庭！”接着他又跑到报社说同样的话。当时正有许多传闻，说美国特工回国前强奸中国姑娘，勾引中国女人。
　　于是领事馆的人就告诉吉米不要去看我，等事情平息下来再说。但事情反而越来越糟。报上的小道消息传了好几个星期。每隔几天就出来一段新故事，文福说了什么，我说了什么，过后他又说了什么，过后我又说了什么。还有照片——我在监狱中和二十个女人坐在一张长桌旁的照片；文福和他的女人牵一条小巧玲珑的哈巴狗，得意洋洋地在散步的照片；吉米在战时拍的照片，他站在飞行员身边；还有淡若小时候的照片。
　　有时报纸把我说成一个既有魅力又有坏心眼的女人；有时报纸把我说成一个天真的女人，说我进监狱是冤枉的。杜阿姨告诉我，我成了上海年轻姑娘心目中的名人。一天她在公共汽车上听到两位姑娘在谈论我，她们说，真漂亮，真悲惨呀。
　　但领事馆的人可不管我漂亮不漂亮，悲惨不悲惨。过了一阵子，你父亲的工作也丢了。那儿的人告诉他，回家吧，别再惹麻烦了。他不能来看我，可又待不住。你猜他怎么着？他只好回旧金山老家去了。
　　当然，他给我来了许多信，寄到杜阿姨处，还寄来美元，以便她能在上海待下去照顾我。杜阿姨不管有没有钱总会照顾我的。但他这么做，我们还是很高兴的，因为中国纸币太不稳定了。
　　所以，杜阿姨每个月都来看我，每次都带三四封吉米的来信。他说的总是同样的话：不管怎么样，他两年内一定要来看我。他怎么爱我呀，什么也阻挡不了他的爱情。他怎么样每一天、每一分钟都在祈祷，我快快回去和他团圆呀。我觉得他祈祷得那么多，快要变成一个信徒了。我想这就是他后来加入教会的原因。但我觉得他没告诉别人他的妻子入狱了，是她的另一个丈夫把她送进去的。那样说出去不好听。
　　监狱里的人对我很好。我觉得，看守和其他女犯人都相信我，我向她们解释我为什么会到这儿来，为什么我不应该待在这儿。我觉得她们全都尊敬我，因为我也尊敬她们。我是一个有教养的人，现在我也和她们一样了。一位姑娘说，“我要是有你这种性格，我就不会在这儿了。”另一位姑娘老帮我洗衣服。我没要她洗，是她自己提出来的。
　　我也帮她们做事。我请杜阿姨带块木板来，这样我们就可以把马桶里的臭味盖起来了。我找到了清洁房间的方法，把床上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收了。有两位姑娘要我教她们读书写字，我就叫杜阿姨带些旧报纸和粉笔头来，这样我们就可以画笔划了。我们上完课后，就把这些报纸撕了，作卫生纸用。
　　我还叫她们行为举止、说话怎样得体，就像在昆明的时候，我教那位舞女敏姑娘一样。我跟你讲过她的事吗？咳，说起来真是太难受了。一天我在撕报纸的时候看到了她的照片，报上说，“金嗓子小姐弃世，芳龄三十三岁。”我惊讶地看着她的照片。我惊讶地发现她起了个金嗓子的艺名，跟我向她建议的一模一样。我惊讶地得知了她的年龄。现在我又找到她了，可惜她死了。
　　她已经成了上海一个有名的夜总会的歌手。不是什么大名气，或许是小有名气。我想，因为她死得惨，他们才把她的照片登出来的。这事发生在冬天，一个很冷的晚上。
　　她正沿着江边码头走着，穿一件漂亮的无袖舞裙，没穿外套。路上的行人全都盯着她，也许是码头工人和渔民。然后她就唱起歌来。他们觉得她很怪，但唱到后来，他们出于礼貌都鼓起掌来。她鞠了个躬，挥挥手，退下了，好像在夜总会里谢幕似的。她微笑着说，谢谢，谢谢。然后她就跳过围堰，跳进冰冷的江水中。
　　报上说，她的心破碎了，这是某个认识她的人说的，但报上没说原因。我读着报，想到了自己。我曾以为她和我一样，只是比我更坚强。要真是这样，那我又会怎么样呢？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好几天。
　　实际上，我想了很多事情，我有的是时间想。我和其他妇女每天坐在工作椅上。我们一天工作八小时，不能请假。我nl做小火柴盒，剪呀，折呀，贴呀，翻来覆去都是老一套。进监狱前，我从来没想到要有人做这些小盒子，把火柴装进去，也从来没想到这小小的微不足道的东西是用一些人的痛苦换来的。这工作实在太乏味了！
　　于是我就考虑能不能用另外的办法来干这工作，在粘胶水前先把最上面的一层折好，要么就把它们全叠起来，让我的脑子没法闲下来。脑子一闲下来，各种各样的不好的念头就会乘虚而入。
　　我记得有一次收到吉米一封信。我把手头的活计放下，停了几分钟，这样我就可以把信念给坐在同一条椅子上干活的妇女听。每当我收到一封航空信时，她们都很兴奋，因为她们连一般的信都没收到过。当然，那是因为她们不识字。
　　“‘亲爱的小夫人。’”我读下去。所有的姑娘都叹了口气。小夫人！然后，我又把通常的内容读给她们听。
　　他多么爱我呀。大家都格格格地笑起来。
　　他怎样整天为我祈祷呀。她们又叹了口气。
　　他读书用功得头都要炸了。她们大笑起来。
　　在基督教青年会上乡村舞蹈课好有意思呀。我停下了，舞蹈课！
　　姑娘们一声不吭，回头干自己的活去了。我看看自己变粗的手指尖。我想象吉米正握住一位漂亮姑娘的纤手。他怎么能既爱我，又和别的姑娘跳舞呢？他怎么能一面闭上眼睛为我祈祷，一面又拍手又跺脚的？然后我又想，他说他在护照上写了“已婚”，或许是说他已经和别人，而不是和我结了婚呢？一下子，吉米在我脑海中跳起舞来，越跳越快——一、二、三，跳下教堂走廊，跳进一个新夫人的怀抱！
　　类似这样的念头爬进了我的脑袋，我被它们紧紧缠住了，不知怎么把它们赶走。我无能为力，只能等着瞧，等着瞧。我有时想，或许我是空等一场。但是随后我又赶走这个念头，回想起我和吉米度过的美好时光，他紧紧抓住我的手，不让我走。
　　除了杜阿姨外，还有许多人来看我。老阿婶和新阿婶抽不出时间经常来看我。花生只来过一次，后来她和小俞的母亲马上就搬出了那屋子，失踪了。我父亲当然没有来，或许他连我在哪儿都不知道呢。我听说他现在还在做梦，他的脑子跑到另外地方去了。他躺在床上，无论是睁眼还是闭眼，好像都无所谓了。
　　但有一天，三妈和五妈两个人一起来了，我很惊讶。但我随即就发现她们穿了一身白衣服，我就明白我父亲的太太们的来意了。
　　“死了？”我说。
　　三妈点点头，五妈别转脸去。然后她们就哭起来了。我也哭了，我想起了父亲给我金条的那一天。
　　“他死的时候神志很清楚，”五妈说，“他到死都是很坚强的。”
　　我点点头。这些都是一般的客套话。我感谢她们来告诉我这个消息。
　　但三妈说，“真的，他临死前好奇怪呀。他的神志那么清醒。”
　　“真是个奇迹呀。”五妈说。
　　“兴许这些年来他一直都在骗我们，”三妈说，“假装不会说话。你父亲真能忍呀。”
　　“我觉得这是个奇迹。”五妈说。
　　“事情是这样的，”三妈说，“五天前，我像平时一样，到他房间去，想给他喂点稀饭。结果他没吃多少。每天我都得撬开他的嘴，给他灌点东西下去。真的，他比娃娃还难侍候，不肯吃，还常常尿床。那天早上我实在受不了了，就吼道，‘观音娘娘啊，让他把嘴张开来吧！’突然，他的眼睛亮起来了，盯住我。我寻思，嗯，莫非他听见我说话了？我就对他说了，‘吃一点吧，吃，吃。’他看看我，开口了，用p就给我吃点像样的东西。’就这句话，冲口而出了！因为差不多快七年了，他没说过一句话——可现在，‘那就给我吃点像样的东西。’我赶紧迈动两条老腿下楼去。”
　　五妈点点头，“她跟我讲了这事，我还不信哩。我说，‘你也像他一样在做梦吧。’我就是这么说的，千真万确。”
　　“我跟厨娘说了，”三妈说，“文太太听说了也想去看看。于是大家全上了楼，带了馒头，包子，一大碗面条，都是他喜欢吃的东西。我一进他的房间——嗯！——他已经睡着了。”
　　“我又说她了，”五妈说，“‘你是在做梦。’这时我发现窗子开得大大的，大风从外面吹进来了。‘干吗开窗？’我说着，走到窗前。这时他醒来说话了，‘让它开着！’”
　　“我们的嘴巴全像窗户那样开大了，”三妈说，“然后我就给了他一个馒头，他吃了。厨娘给他一张大饼，他也吃了。于是文太太赶紧下楼去叫她丈夫和儿子来看。他们就上来了。”
　　“我们全看见了，”五妈说，“你父亲看看四周，见大家都站在那儿，就皱起了眉头。他说，‘这儿出什么事了？干吗这么寒酸相？我的画呢，我的地毯呢？’”
　　“他就跟以前一模一样了，”三妈说，“非常自大，主意很多。”
　　五妈点点头，“我告诉他，‘所有这些东西现在全没了。没那么多钱来整这些东西了。’他说，‘怎么会没有钱的？’我说，‘现在不景气，到处都一样，不光是我们。钞票不值钱，床上的破布还更值钱些哩。’”
　　“他说，‘我不是在说钞票。金子！金子！你这猪猡！’”
　　三妈拍拍手，“然后你猜怎么着？文福马上说了‘什么金子，哪里有金子？’你父亲看看文福，好像他女婿长了个榆木脑袋似的。‘就在这里！’他说，‘当然在这屋子里。全是金条，跟你手指一样粗，跟你身子一样重。’
　　“‘哇！这屋子里没金条呀。’文福说。
　　“于是你父亲咧嘴笑了，‘那是因为你不知道我藏哪了。好多年前，我就把它藏起来了。’然后你父亲拍拍脑袋。‘让我想想看——在哪堵墙壁后面？在哪块地板下面？’”
　　“哎哟！”五妈说，“我们马上就明白你父亲要干什么了。这种举动我们以前见过好多次，可有心计哪。他是在一点一点地吊他的胃口，而文福就像一只上钩的猫跟在后面，乱嗅乱扑！当文福问‘在哪儿？在哪儿？’的时候，你父亲就挥挥手叫他走开。他说，‘现在我累了。过几个钟头再来，我告诉你。’说完你父亲就闭上眼睛，又回到梦中去了。”
　　“文福又能怎么着？”五妈说，“他说，‘哇！这老头疯了！’但我们见文福和他父亲下楼去了。我们听他们在敲墙壁，敲地板，已经在找起来了。”
　　“过了三个钟头，”三妈用颤抖的嗓音说，“我们又上楼来了，可你父亲已经去了。真可怜啊！我摇摇他，说，‘什么？你醒了一会儿，那么快就去了，你也不为你这老伴想想啊？’”
　　“我们全都哭了，哭得好伤心哪。”五妈说，“而这个文福实在太可恶，可恶得叫人难以相信啊！你父亲还躺在那儿，尸骨未寒哪，文福就开始在他床边的墙上凿洞了，太可恶了！”
　　“过了五天，”三妈说，“你父亲房间里所有的墙壁和地板全被凿得个乱七八糟，文福还打算凿另外房间呢。”
　　“至于我们嘛，”五妈说，“倒不在乎另外房间怎么样，哪怕他弄个底朝天，我们也管不着。我们明天就走了，住到烟台我兄弟家去。他请我们去，我们已经答应了。”她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神情。
　　三妈和五妈说完后望着我，看我怎么说。我心里就像打破了五味瓶，真是百感交集啊：对死去的父亲的悲痛，对文福的气愤，对即将离开的三妈和五妈的难过，——我们都是无依无靠，没有指望了。
　　“哎！”我说，“真是苦得难以下咽啊。你们这么一大把年纪了，到头来什么也没得到。真是太惨了！眼看我们所有的钱财全落到这么一个坏蛋手中，太可怕了！”
　　三妈皱起了眉头，“这屋子里没有金子。我们刚才说的难道你没听清？我们知道你父亲，他干吗要把金子留给一个他讨厌的人？他最后一次醒来给我们开了个小玩笑，给文福一个诅咒。”
　　“这么说来那屋子就这样白白地毁了？”我喊道。
　　“白白地？”三妈说，“你以为我们和文福住一起没吃苦头啊？你以为就你一个被文福捏在手心啊？眼下你父亲正牵着文福的鼻子团团转呢，眼下文福正在寻你父亲的梦呢，眼下这屋子正塌下来压在他头顶呢，可不是什么白白地！”

　　瞧，这里有一封我给你父亲的电报，我问他我是否能去美国，做他的妻子。你瞧，他把这封电报保留下来了，他接到它时甭提有多高兴了。但他的回电不在这儿。
　　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这事我一直不敢告诉你，我老想忘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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