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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天的呼吸



  几年前,我和海伦谈起过南京发生的这件事,她抱怨她的手指头时常痛,这就使我想起了往事。
  我说,“还记得日本飞机撒传单那天,你偷了一辆三轮车吗?”你瞧,我没感谢她救了我一命,当时我们光顾逃命,只想早点离开,根本没时间说客气话。五十年过去了,我还是没感谢她,所以我打算现在感谢她。
  海伦笑了,“我不记得了。”她说,“不管怎么说,你怎么能凭空说我偷东西呢?我从来没偷过任何东西!”
  我说,“可那是在战乱中,你推开了一个男人,把自己的手指头也弄破了,你的关节炎就是这个破手指头引起的。后来你找到了我,把我带回家,当时我已经有六个月身孕了。”
  但海伦还是没想起来。对于在南京住过的那段日子,她只有一点点记忆了。她只记得在那儿吃过一次鸭胗干,后来就再也没去过,还有一张她舍不得丢掉的桌子。当然她还记得王贝蒂,她以为贝蒂是她的朋友。
  这不是太奇怪了吗?我们在同样的时间里,住在同一个地方。对我来说,这是我这辈子最不幸的时刻之一,一切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对海伦来说,除了鸭胗干,就没什么值得记忆的了。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我记得的只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最不幸的时刻,别人不会记得这个。这是一种非常孤独的感情。
  不管怎么说,当海伦抱怨她的关节炎的时候,我告诉她,花圈上绕铁丝的事我会完成的。我说这话,并不是为了感谢她在南京救过我一命,她不会明白的,可我知道我在干什么。
  现在我要告诉你,我们是怎样在自己都不知道的情况下逃命的。

  每人只能带一只箱子,这就是我们能带走的全部东西,而且一个小时内就得离开南京。当时就是这样的——留什么,扔什么,一切都必须在一个钟头内作出决定。没时间变卖东西,整个城市都处在逃难的疯狂中,我真是怕得要命。
  但文福不知道怎么安慰我,当我跟他讲市场里发生的事情时,他挥挥手把我支开了。
  “你没长眼睛吗?”我丈夫吼道,“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办,比你谈你买东西的经过更重要。”然后他走过去和卡车上的一个男人说话。他点了一根烟,吐了两口,然后看看表,把烟灭了,又点了一根,由此我知道他心里也很怕。
  家国告诉我和胡兰每人只能带一只箱子。“那我的新桌子怎么办?还有我的两把椅子呢?”胡兰哭了。我们刚到南京没几天,就去买了几样家具,满以为能在首都多待几天的。尽管胡兰买的桌子和椅子很便宜,质量不是太好,但它们肯定比她置办过的任何东西要漂亮。
  “别为这些东西操心。”家国说道,然后把胡兰拉到一边去,说了几句悄悄话。我听不见,只见胡兰的脸像小姑娘似的,一会儿撅起嘴巴,一会儿眉开眼笑。
  “快,”胡兰换了一种命令的口气对我说,“没时间坐在这儿自寻烦恼了。”
  我想告诉她,“不是我在发牢骚。”但我们没时间争吵了。
  我们打包的时候,勤务兵出出进进的,替我们拿东西:文福的空军服,我的缝纫篮,这样我就可以光拿针,两只碗和两双筷,文福和我每人一副。
  那勤务兵发神经似的不停地和我们说话。“你要是光听广播,光读报纸,就一点都不知道日本人要来了,一点也不会知道。”他说,“可你只要看看城里人的脸就知道了。”
  他越说,我们就收拾得越快。他说逃兵在抢东西,甚至为了抢衣服而杀人,想赶在日本人进城前打扮成平民。那些有钱或是有关系的人早就逃走了,连市长也逃走了,随身还带走一大笔款子。这个人是蒋介石任命的,因为他保证说要永远保住南京。
  “我们可不是逃跑,”胡兰很凶地对勤务兵说,“二班和三班到昆明去是有新的任命,有非常重要的任务,所以我们要走。”
  我不知道她自己是不是相信这个说法。难道家国就是这样跟她说的吗?昆明有什么样重要的任务呢?昆明从前是放逐贬官的地方,如果他们不砍你的脑袋,就把你送到昆明去。它差不多已经是中国边境,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当然事情也许不是这样,但我还是想起叔叔有一次说过:“困境昆明”——“陷入困境就像到昆明一样”。意思是说你被现实世界推出来了。住在昆明就像藏在一个谁也找不到的秘密地方一样,非常安全,我很乐意去。
  收拾好文福的衣服后,我就开始收拾自己的箱子。我在底层的衬里下,放了十双银筷子,那是我嫁妆的一部分。在这上面,我放了一只装满我所有首饰的小饼干盒,一小瓶母亲老早给我的香水,我在这些东西上面压了几件高级服装。然后我见自己只放了一件冬衣,好像活不过一个季节似的。多不吉利的想法!所以在最后一分钟,我又抽出一件毛衣,放进两件夏天穿的单衣。
  那些瓶瓶罐罐、炒菜锅和旧鞋子就送给厨师和她的女儿了。还有那些我带不走的东西,我马上就得考虑送给谁好呢?正好王贝蒂路过,我就叫她待一会儿。
  “你打算上哪儿去?”我问她,“是回南京,还是到你婆家去?”
  她很快摇摇头。“他们不要我,我也不要他们,”她说得又坚强又勇敢,“我就待在这儿。”
  “那就帮我拿几样东西吧。”说着,我就叫勤务兵把我理剩的衣服、文福的收音机、我的黑色的小缝纫机拿来,我叫他把这些东西全放在那辆还停在我们门口的三轮车上。
  “你把这些东西拿回去吧。”我对王贝蒂说。这时我看到胡兰咬住嘴唇,眼看着勤务兵把缝纫机拿出去,我看到她是很想要那台缝纫机的,哪怕我们没地方放。
  王贝蒂开始推辞。我打断了她,“我们没时间说这种客套话了。”
  于是她笑了笑说,“那好。我要用这缝纫机为我自己和我的小宝宝挣钱过好日子。”她拉起我的手,紧握着不放。“我永远欠你的情,”她说,“就算我能还你十倍,也是永远还不清的。”
  我知道她这是在说吉利话,希望我们还能活着相见。然后她很快从自己的钱包里抽出一样东西。原来是一张她自己的新娘照,她穿着白色的婚纱,她那位飞行员丈夫穿一条黑裤子,一件白外套,打一个领结。他们穿的服装是向那个专拍西式结婚照的摄影师借的,每一对新婚夫妇都这样。
  我谢谢她的照片。我觉得她很勇敢,敢一个人待在这儿,因为我觉得她完全可以和空军吵一架,要他们把她一起带走。
  这时家国在喊了,“我们要走了!”接着文福也喊了,勤务兵也来催了。我们把箱子丢进敞篷的军用卡车后面,然后就跟其他人一起爬了上去。卡车的后座太高了,文福在前面拉,胡兰在后面推,才把我硬弄上去。
  “快!”家国的嗓子提得更高了。我的心跳突然一下子加快了,我想要是我们逃得不够快,我们前脚走,日本人后脚就到了。看来大家都有同样的恐惧。
  “快,我们走了!”现在大家都喊起来了,“快上车,别磨蹭了!”
  卡车后面很快就坐了九个人,全都肘靠肘地挤在一起,只有胡兰和我是女的,此外就是我们的丈夫,两个三班的飞行员,两个军官,其中一个好像官阶高一些,还有一个老头,为挤上这车付了好多钱给司机。当然还有司机,我们都叫他“老马先生”,其实他并不老,这么叫无非是出于尊重,一路上由他负责把我们送到昆明去。
  接着老马先生用他的粗嗓子骂了句,卡车发出一阵轰鸣就开动了。我们上了路,经过那些已经失去往日优雅的房子,就像我们刚离开的那幢一样,然后转入另一条路,出了西城门。
  车子一路上拐了许多弯,驶过两边树木林立的小路。出城的时候,我们见到了莫愁湖。即使在冬天,它也是那么美,那么宁静,垂柳轻拂着湖岸,仿佛从黄帝时代以来,它连一片叶子都没改变。我很后悔以前没到这儿来散散步,让心灵感受一下那种永不改变的宁静。
  这时我发现湖边有一个小男孩站着,虽然离我们很远,但看得出他在向我们挥手。他跳上跳下的,口中在喊着什么。我们以为他肯定是看见了飞行员的服装,把我们当作英雄来欢呼,于是我们也向他挥挥手。他开始跑起来追我们,然后跳上跳下的,举起双臂,在头顶画十字,他想要我们停下来。我们当然不能停。我们开过他身边时,他跺起双脚。然后我们看到他从岸边拾起一些石块,他把石块扔到平静的湖面,激起了水波。他把双臂伸向天空,做出大爆炸的样子。“嘭!”他喊道,“嘭!嘭!”然后这野孩子又从地上捡起石块,向我们的卡车扔来,虽然没打中我们,但我们都听清了他喊的话:“逃兵!胆小鬼!”

  我们开到了城外的长江口。有人告诉我们,一到那儿就坐船,到我们的中转站,汉口一武昌。这地方位于中国的中部,俗称“魔鬼的火炉”,因为这地方热得要命,人们开玩笑说,当地人避暑的好办法是跳进滚油锅里洗澡。当然,现在不这样了,眼下是冬天,又处在战乱中,谁还有心思开玩笑呢?
  我们在船上走了好几天,也许走了一个星期。我现在记不得了,到底有多远,因为后来又换了一条船,我全给弄糊涂了。
  总之,我们在汉口一武昌下了船,在旅馆里过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发现老马已经把我们的行李装到一辆军用卡车后面去了。这辆车跟我们在南京坐来的那辆一模一样,只不过后轮上挂了一个大油罐。那时到昆明去只能这么办。当时没有十里路一个的加油站,没那种东西,也不是在每小时至少七十公里的高速公路上开车。离开汉口后,我们就进了狭窄的泥路,有时是双车道的,大多是单车道的。每小时开二十公里,因为卡车只能开这么快,所以,要是路上有日本人,他们只要跟着汽车跑,就能把我们一个个全抓出来。
  第一天,我很担心我们逃得不够快。第二天,我还稍微有点担心。打那以后,我把担心全抛在了脑后。我厌倦了。我们行进在内地,远离了战争,就像是在倒退,退到另一个世界,一个很久以前,远在战前就存在着的地方。谁也不在乎,我们要的是安全。
  在西往长沙的途中,我们一路上沿河经过不少溪流淙淙的村庄。有个地方河里鱼多得要命,胡兰说,这河看上去就像那种很稠的鱼汤。
  在这些贫困落后的地方,你根本想不到中国正在与外来的入侵者打仗。那儿的人看不到报纸,也不识字。不管怎么说,战争刚刚开始,这些人认为不值得为一亩地去打仗。他们没时间为别的事操心,他们关心的只是市场上的粮价,明年种子的价钱,以及要是没钱剩余他们吃什么的问题。
  一路上,我们没碰到日本鬼子。我们唯一的敌人是倒在路上的大树,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或轮胎上的一个大洞,迫使我们放慢速度,诸如此类的事。
  有一次路上出现了一头猪,老马按了好几下喇叭,慢慢从它身边擦过。那猪来回兜圈子,拱着头向卡车冲来,把车看作另一头猪。哇!我们全都大笑起来,可这时文福说他知道怎么解决这问题。他跳下车子,从挂在胸口的枪套中拔出手枪。
  “别打它!”我喊道,“它马上就会走开的。”但文福没听我的。他走近那畜生,它正在围着轮胎喷鼻息呢。胡兰闭上了眼睛。家国说,“他不过是开个玩笑。”这时文福把枪瞄准了猪。我们全怔住了,就像那头猪那样,它摇着耳朵,竖起尾巴,眼睛小心地盯住文福。
  忽然,一个老头从路边冲过来了,口中喊着,“原来你在这儿,你这个又臭又老的东西!”文福回过头去。只见那老头手中挥着一根小绳当鞭子。“蠢猪!”他嚷道,“到这儿来,你这个坏东西。”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我们都笑起来了。就在这时候,文福忽然转身朝猪开了枪。一枪就打中了它的肚子,可怜的猪尖叫起来,血哗哗地流出来了,它踉踉跄跄地走到路边,然后倒在一条沟里,四脚朝天乱蹬。
  那老头的嘴咧开了,连忙跑过去看他的猪。他口中骂着,一面用鞭子抽打着地,好像那就是文福似的。“你真的是疯鬼吗?”他喊道。文福皱起了眉头,然后用枪指指老头,那个人的眼睛睁得像铜钱那么圆了。
  这时家国站出来,喝道:“住手!”
  文福放下枪,然后朝家国笑笑。“当然我不过是开个玩笑罢了。”他收起枪,从后面爬进车厢。但我看到周围的人看上去全都很紧张,那天剩下来的时间大家都一声不吭。

  离开长沙不久后,我们一路经过的山坡全都开出了梯田,上面种着稻子。这就是你们美国人常常在电影上看到的中国景象——贫困的农村,人们头戴大草笠避开毒日头。不,我从来没戴过那种帽子!我是上海人。那么想就像以为旧金山人都戴着牛仔帽,骑着马那样可笑。
  不管怎么说,这些地方的人都很纯朴,很老实,也很友好。白天我们在小村子里打尖,孩子们就围上来,光是盯着我们看,从来不问问题,也不碰我们的东西。空军勤务兵到小摊上买点东西给我们吃,全是当地土产,已经做好的:一碗辣的担担面啦,白菜烧肥肉啦,有一次还吃了加辣椒酱的臭豆腐,啊,真是太好吃了,我们走了两百公里,还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呢。
  夜幕一降临,我们赶紧找地方投宿。路上太黑了,什么也看不见,瞌睡的司机一不小心就会把车开到田里去,就像文福把他的小车开进坟地那样。所以太阳一落山,我们就停下歇息,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有多幸运。
  有一次我们到了一个非常美的地方,一家简朴的旅馆,床收拾得很干净,还有一个公共浴室。还有一次是安顿在一所建立在山洞里的学校,或是旅馆。有时候我们在猪棚里隔了一块木板过夜。晚上那些畜生在外面对我们发牢骚,咕噜叽里地想冲进来。
  我们倒没发多大牢骚。中国人都知道怎样适应环境,不管你是穷人,还是富人。大家全知道,我们的环境每时每刻都会发生变化。你生在这个国家是你的运气,你从来不需要这样考虑问题。
  一路上,我们经过各种各样居住着少数民族的地方。这些人头上戴着肮脏的帽子,一见到汽车,就跑过来想卖东西给我们,什么烟啦,火柴啦,用铁皮罐做的茶杯啦。当他们把他们最好的食物、最上等的东西卖给我们的时候,你只能盯着浮在水泡饭上面的那两片干肉发愣,不知道是什么兽肉。
  我记得我们到了一个较大的城市贵阳。我们想在那里待几天,这样部队就可以修修车,加加油什么的,到昆明还有很长很艰难的一段路哩。文福知道有句说贵阳的俗话,叫做“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那是因为这地方老是下雨,而整个城市的路面都是崎岖不平的。建筑和街道七高八低的,就像龙的脊背,城外全是磷峋的石山,看上去像僵直不动的古人。
  大家都爬出了卡车,经过一天的奔波都累坏了。老马指指马路对面的一家饭店,叫我们上那儿去吃点东西,他去找旅馆。于是我们就穿过马路。我们在饭店门口看到了一只巨大的木桶,往木桶里面一瞧,里面有许多鳗鱼,全是活的,还在游动呢!在上海,这可是一道非常难得的菜。这儿鳗鱼多得不得了,每天都能吃到,无论是早上、中午,还是晚上。
  厨师把网兜伸进木桶,捞出几条活蹦乱跳的鳗鱼,跟我们打招呼,“瞧,多新鲜!”那天晚上我们吃了很多,一大盘一大盘堆得高高的鳗鱼段,都有我们手指那么粗。大家都说这顿饭是我们吃过的最鲜美的一顿。所以当老马说他已经为我们找好了一家旅馆,是全城最好的,第一流的旅馆,我们满心指望能住上宫殿了!
  让我告诉你吧,太可怕了,那旅馆又简陋,又肮脏。我问浴室在哪儿,他们回答,“外面。”我出去一看,没有浴室,没有厕所,连一道帘子也没有。原来他们说的外面,真的就是外面!野地里一个非常脏的地方,大家就在你的眼鼻子底下方便。我现在可以笑这个,但那时,我对自己说,我宁可不上了。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我待在那儿,直到实在憋不住了,脸上眼泪和汗水都流下来了。真是,我等了好久才硬着头皮再走出去。
  旅馆内部也一样糟。他们把什么东西都拿来做垫子——沾着泥巴石子的脏稻草、旧鸡毛以及一些你连想都不愿想的东西。罩在上面的布又很薄,从来没泡过热水,针脚也没收紧,所以臭虫很容易钻进里面的稻草,就像打开的大门可以长驱直入。整个晚上,它们趁我们睡着就爬出来吸我们的血。这是真的,我发现文福的背上就有好几只。
  我说,“嗨。这是什么?这儿,那儿,就像一个个小红点。”
  他伸手去抓挠,然后喊道,“唉,唉!”然后跳上跳下的,拍他的背,想把奥虫抖下来。我好不容易才忍住笑。当他终于平静下来时,我帮他把臭虫捉掉了,凡是奥虫咬过的地方,上面就有一个很大的红点。这时文福喊道,我身上也有一个,就在我后脖子上!我跳起来,叫起来了。他笑着给我看他捉下来的臭虫,然后用指甲把它掐成两半。臭虫真的好臭呀!
  第二天我听说大家都碰到了臭虫问题。吃早饭的时候,我们都开玩笑地抱怨老马找了这么个鬼地方。这时家国进了房间,告诉我们日本军队侵入了首都,南京完全沦陷了。他没跟我们说人民是否抵抗,是否得到传单上承诺的好待遇。当时还没人知道后来发生的事。
  我想到了王贝蒂,她那勇敢的话。她向日本人下跪了吗?我肯定其他人也是这么想的,虽然我们没有互相交流过思想感情。大家都一声不吭。对贵阳的生活条件再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连开玩笑的心思也没有了。

  离开贵阳后,坡越来越高,然后我们就进入了崇山峻岭。我和胡兰盯着车边,非常安静。一看到那些陡峭的岩石,我们就感到好像要倒下去了。路变得越来越差,每次一碰到路上的坑坑洼洼,我们就会喊出来——“哇!”然后又笑一下,赶紧掩住嘴巴。我们一直坐在后面的箱子上,随着箱子而上下颠簸,我们总想抓住什么,免得滑得太远,擦坏了屁股。
  有时,老马让我到前面去和他坐一起,因为我是个孕妇。但他没说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做事从不对别人说理由。每天早上开车前,他把大家都看一下,然后朝某个人点点头,这就是说那个人可以坐到前面去了。
  一路上,老马成了我们这帮人中权力最大的人,简直像皇帝似的。我们的身家性命全系在他一个人身上。我们全都知道,前面的座位就是皇帝的宝座。这个位子有靠垫,累了时,还可以朝前伸伸腿,把头搁在后面,打个盹。不像在后面,每个人都得挣扎在两英寸方圆内,膝盖碰膝盖的。走在这条山路上,我们没别的念头,只求能保住性命,有机会到前面去坐一会,另外的一切,连我们箱子里的东西也无足轻重了。
  当然,每个人都有坐到前面去的理由。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就谈这些理由,我们知道老马就在一边听着哩。一个人说他老了,又有关节炎。另一个在贵阳得了病,虽然不是传染病,但人还很虚弱。还有一个多次提到他在部队中担任要职。家国承认他是一个高级飞行员,刚提拔为机长。胡兰老是赞扬老马,说他开车反应快。文福给他几包烟,在跟他打牌时又故意让他赢。
  白天,山路上非常忙碌,但不是因为汽车。那儿没小车开出来,只看到一些孩子背着沉重的米袋,或一个男人跟在他的牛车后面,或是有人在路上摆摊做生意。他们一看到我们过来,就赶紧让到山边去,让车通过,死死地盯着我们,然后望望我们的来路。
  “日本鬼子马上要到这里来了。”文福朝他们开玩笑,把这些可怜的村民吓得要死。
  “还有多远哪?”有个老头问。
  “别担心!”家国喊道,“他只不过开开玩笑的,没人过来。”但那些村民好像没有听见似的,他们还是望着下面的路。
  一天晚上,老马把车停在路边,跳出来,告诉我们,一路上好几个钟头也不会有村子了。“我们就睡这儿吧。”他说完,就在座位上躺下了,一点没商量的余地。
  夜是那么黑,根本分不清哪是路,哪是山,哪是天,没人敢离开车子走远。过了一会男人们就用箱子堆成一张桌子,借着蜡烛光打起牌来了。
  我肚子里的娃娃越来越重了,我经常痛得想撒尿,于是就跟胡兰说,“我得去方便一下,你去吗?”她点点头。于是我想出了一个很聪明的办法,我拉住胡兰的手,让她跟在我后面。我伸出另一只手扶住山脚边,摸着石头一步步地挪。我们从男人旁边经过,到了一个地方,正好是个转弯口,我俩就在那儿方便了。从我和胡兰相识后,我已经变了不少——对这种事,我不再像在杭州的那个浴室里那样觉得难为情了。
  过后,我感到真是很累很累了。我不准备马上就摸回去,于是我们俩就靠在山脚边,抬头看天。我们有几分钟都没说话,就像满天的星斗那样,没说话的必要。
  过了一会,胡兰说了,“我妈给我讲过天上的神仙的样子,有男神仙女神仙。她说这些神仙都是不一样的,就看星斗转的方向。有时你能看到神仙的脸,有时只能看到它的后脖子。”
  我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但我不能肯定她家乡是不是真是这样的,于是就问了句,“什么样的?”
  “呵,我已经忘了。”她伤心地说,然后又不说话了。但过了几分钟,她又开口了,“我想起好像有一个叫蛇姑娘。瞧那儿,不是很像一条蛇吗?头上还有两只漂亮的眼睛呢。那个有一大团乌云遮住的地方,我想就是天上的牧牛女吧。”
  呵,我想起以前听过这个古老的故事。“男的叫牛郎,女的叫织女,”我纠正她,“她是灶王爷七个女儿中的一个。”
  “说不定,说不定哪,我想到的是牛郎的妹妹。”她说。我没和她争。不管是胡兰想到的,忘记的,还是她自己编的,都无所谓,我太累了,只想让脑袋轻松一下。我也找着她硬要我相信的神仙的样子,我找到了一个星座,管它叫一对被拆散的恋爱中的鹅,接着又找到了一个,管她叫淹死的女人,因为她的头发都散开来了。然后我们俩就给它们编故事,开头总是这样的,“从前,”接着就从我们小时候挑个地点,“在一个马头女神的王国中”,或是“在天仙的眼睛中”。
  我记不清当时讲的故事了,反正很傻。胡兰讲的比我讲的还傻,她的故事结局总是出人意料,一个英雄和一个丑八怪结婚,结果这个丑八怪原来是个漂亮的公主。我觉得我讲的故事总含有教训——不要吃得太多呀,不要说得太多呀,晚上不要一个人出去呀——总之,都是讲人们由于太任性而掉出地球,进入天空。尽管我现在看不到那些明亮的星斗的样子,我还是记得当时那种友好的情谊。
  我们对这些小事都纠缠不休——一个硬要人相信的故事啦,一颗遥远的星星啦,后来都变成贴近我们心灵的东西。一路上,我们一直在寻找好的星象,一种永远不会改变的和平,对别的东西都不加注意。有一次我们看到一只鸟落在牛背上,就想象它们永远成为一大一小的朋友。有一次我们看到一个男孩用真诚的微笑向我们打招呼,不像我们离开南京时见到的那个男孩,我们就整天谈论这个男孩,他多漂亮呀,多聪明呀,他多使人想起小时候的堂兄弟呀,这个男孩的行为举止,在我们的记忆中,简直是无可挑剔了。
  后来有一天,我们心头涌上了一种感情,它使我们在剩下的旅途中,忘了一路上经历的所有苦难,以及以后将要遇到的所有未知的麻烦。

  我们在一个名叫“二十四弯”的村子里过了一夜。这是转入山区的转弯口,村里人告诉我们最好当天就通过这个关口,因为第二天有一辆军车要从另一条路上,从弯道顶上的一个名叫“天息”的村子里冲下来。麻烦来了!这么狭的路,两辆军车怎么过得去?我们的军车处在下面,只能倒退很长一段路,到一个比较宽的地方去才能和它交会。多危险啊!万一司机失去控制,只要出一点点差错,就会从山上翻下去,那就完了。
  “我们得走多少里路才能走完这二十四弯呢?”我问一个当地人。
  那人笑了。“不是加起来二十四道弯,小姐,”他说,“兴许每里路就有二十四道弯哩。呵!一个人必须先走四十八里,他的脑袋和肚皮才不会晕头转向。可要当心白发魔女哟。她喜欢把人拉到路边,让他们待很久,和她一起喝上一万杯茶。那茶,我们管它叫长寿茶,你只要喝上一口,就再也不想离开她的云雾中的屋子了,兴许你就忘了回家了!”
  这人的幽默多可怕呀!玩笑会招来灾难!我不知道大家干吗都笑起来了,胡兰也笑了。
  那天我们出发的时候,看到云在头顶飘浮,风尖叫着,发出“呼!呼!”声,一会儿又恢复了平静。我们用毯子把身子里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车子就开始爬山了。过了第一个二十四道弯后,我们进入了稀薄的云层底下。风越刮越猛,过了第二个二十四道弯,我们就被云雾裹起来了。云层越来越厚,突然之间眼前的世界变成一片白,司机喊道他望不远了,车子只好停了下来。除了我,人人都跳了下去,口中喃喃说着:“真怪呀,真怪呀!”
  我听见文福在喊,“我们干吗停下来?没听见那人说了吗,我们一定得一直走!”
  我望望文福,只见他的嘴就像一个黑洞,冲着风吼着。我再看看其他人,他们的脸上全都蒙了一层雾纱,像鬼一样,漂亮得令人毛骨悚然。哎!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已经死了,只有我知道这一点。我低头望望,脚下没有路。
  “我们到底会变成什么?”我喊起来了。但我的话一出口,好像声音就消失了。我又一次感到大家都已经死了。我想象我的声音被一朵满载魔鬼咒语的云吸走了,那云越来越重,变成眼泪,化为雨水落了下来。
  但这时胡兰从后面爬上车来了,在箱子上绊了一跤,于是我就认定我们不可能死,因为真正的鬼是决不会这样笨手笨脚的。
  “这就像我给你讲的故事。”她说,“天上的牧牛女。这就是天上泼出来的牛奶。”我心里暗暗对自己说,真的鬼是不会说这种傻话的。
  她打开箱子,把手伸进去,从里面拉出一条结婚时穿过的红裙子。她想干什么呢?她把红裙扔给家国。他很镇静,命令大家赶快回到车上去。
  现在我明白了,胡兰采用了我前几天晚上用过的办法。家国一只手摸着山脚边,粗糙的石头使他知道自己还在山上,另一只手举起红裙子,让它在风中抖动,司机就凭这标志随着家国的脚步徐徐向前。车开动了,虽然很慢,但至少我们又动起来了。过了半个钟头,家国爬回车里,筋疲力尽,全身都湿透了。文福接替了他,过后,另一位飞行员接替文福下车开道,就这样,一寸一寸地往前爬,我们头顶的天空渐渐亮起来了,云层越来越薄,露出了淡蓝色,不再需要用那条喜庆的红裙子来标明路上的险情了。
  我们继续又转弯又爬山,又爬山又转弯,也不知道已经转过多少弯,前面还有多少弯。最后我们终于完全从风云中钻出头来了。大家全都激动得喘不过气来,然后又惊叹不已。因为我们现在到了一个只有在小说中才能读到的地方——头顶是蓝天,脚下是白云,尘世的烦恼全忘记了。
  那天下午剩下的时间,我们就在白云缭绕的山顶上行进。大家好高兴啊,就像那些真的死去又复活成仙的人那样:快乐、健康、聪明、仁慈。
  那个在贵阳生病的人说,现在他觉得病完全好了。那个有关节炎的老头举起拳头说,他也感到好多了。
  “这地方就像我以前见过的魔泉一样,”胡兰说,“能治百病。它能把你体内连你自己都不知道的力量都放出来。”这傻故事她在杭州就跟我讲过,可现在大家都赞成她的说法,包括我在内。
  胡兰刚说完这话,文福说出了他心中的想法,是我过去从来没听说过的。“这就像开飞机一样,”他告诉我,“也有这么开心。你朝下望,云就在你脚下,真是太棒了。有时候我就这样一头扎下去,忽上忽下,钻入云层,然后又来到阳光下,就像在水里游泳一样。”
  “真的吗?常常这样吗?”我兴奋地问。
  “真的,常常这样的。”他说,“有时我会高兴得大声唱出来。”
  我大笑起来,然后他就开始唱了。这是一段很滑稽的京剧唱腔,大约一年前我第一次在村子里看戏碰到他的时候,他曾唱过。我很惊讶地发现他的嗓子那么动听。此刻,整个世界都在倾听他的歌声,可他是唱给我听的。
  我想你已体会到我那天在山上的感情了,我觉得到那儿真幸运呀,有这些朋友真幸运呀,有丈夫在身边真幸运呀。我心中充满了幸福,简直有点承受不起。我忘了我以后还得离开那个地方。

  我们到了山顶上那个叫天息的村子。我们全都赞成早早停下来,在那儿过一夜。干吗不让这美景持续得更久一些呢?
  这时我们看到了从另一个方向开上来的那辆军车,它还在那儿,准备从我们上来的同一条路下山。干吗不向他们吹吹我们刚刚见过的奇景?我们可以给他们一点盼头嘛!
  我们赶紧爬出卡车。文福把我抱出来,开玩笑说我有两个太太那么大,可我不在乎。
  我们发现士兵们全坐在地上,表情安详严肃。从他们的脸上我们马上看出,他们没心思听我们的笑谈。他们告诉我们要到重庆去,帮助建立一个新的首都——因为老的首都已经发生了那种事情。然后我们才知道在贵阳时还不知道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消息。
  谁知道日本人改变了主意,没有兑现他们传单上的承诺?也许有人扔了石块,也许有人不肯下跪,也许一个老太婆想阻止她的邻居,骂他,“规矩点,你要我们跟着一起遭殃吗?”
  “他们骗人,”一个坐在地上的士兵说,“他们强奸妇女,连老太婆、小姑娘也不放过,一个又一个地轮过来,玩够了,就用刺刀剖开她们的肚皮。他们为了抢戒指把她们的手指头也割下来。他们开枪扫射小孩,让中国人断子绝孙。他们强奸了一万人,砍掉了两三万人的脑袋,数字不再是数字,人不再是人。”
  我心里想象着这一切,那个给我们做饭的厨师,王贝蒂,那个向湖中扔石头的小孩。我想,这一切都是我们经历着欢乐和烦恼的时候发生的,可我还抱怨从那儿迁到这儿。我听这些消息时自己没有危险,可我心里还是觉得非常恐怖,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我对那个士兵说,“这不可能是真的,只是谣传吧?”
  “信不信由你。”那士兵说着,朝地上吐了一口痰。
  我后来才发现我是对的,那士兵说的——仅仅是谣传,因为实际死亡的人数比这大得多。后来一个军官告诉我,也许有十几万,但他又怎么知道?谁一下子数得清那么多人?那些被活埋的,被烧死的,被抛在江里淹死的人,难道他们数过吗?那些活着的时候就没被人放在眼里的穷人又怎么算?
  我尽量想象着这一切,然后又拼命想把它从脑袋里弄出去。南京发生的悲剧我不能说是我的悲剧,我没有受影响,我没被杀死。
  但此后好几个月我都在做噩梦,非常噩的恶梦。我梦见我们又回到了南京,跟厨师和王贝蒂讲我们在天息村看到的美景,吹我们在贵阳吃的美味佳肴。然后厨师对我说,“你不必离开南京看那些东西,尝那些美味,我们也有,就在这儿。”
  她给我端来一盘堆得高高的鳗鱼,都有手指头般粗,它们还没死,挣扎着要游出我的盘子。

  海伦告诉我有一家刚开张的饭店,他们也有这种鳗鱼,是用滚烫的油加葱炒的。她想让大家一起去尝尝,这饭店到底怎么样。可我说不,我再也不想吃那种鳗鱼了。
  我的舌头再也辨不出味道了。比方像芹菜,我再也不吃了。我这辈子最喜欢吃芹菜,可现在,我一闻到芹菜味,就对自己说不。我不记得是什么原因使我再也不喜欢吃芹菜了,可为什么不喜欢吃鳗鱼,我是知道的。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为什么有些记忆只会留在你的舌头上,或你的鼻子上?为什么另外有些东西总会留在你的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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