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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冬天到来的时候，没剩下几架飞机了。天上落下来的光是雨。然后，有一天，天变冷，下雪了。 正是在这个星期，我们从扬州又转到南京，两地之间坐车要不了几小时。到南京那天我第一次见到了雪。雪使我想起了羽毛，想起了我和甘玩的羽毛球在空中飘来飘去的情景。 在南京，我们也有一个空军派来的勤务兵。这一个跟扬州的那个不同，没那么疯。他老是说，“别担心，太太，雪下不了多久，在南京，雪就像高级军官，不会常来，来了也待不长。” 我和胡兰从一所大宅子一楼的窗子向外望着。这地方原是个外国商人建造的漂亮别墅，现在成了各色人等的临时大本营。它共有两层，有四根廊柱，高高的落地玻璃窗。屋子周围全是树——勤务兵说，这些树全是法国进口的。但现在树叶已经凋落，根本就分不出是中国树还是法国树。屋子坐落在城里最好的地段，靠近古老的西城墙，再走一段路过去就是莫愁湖，所以它离市中心不远也不近。 可要是朝屋子里面望一眼，情况就完全两样了。一进去马上就会看到：沙发已经被无数人的屁股磨损了，地毯已经被年复一年来来往往的脚步踏薄了，每间房间里的墙纸都已剥落发黄，厨房角落里有漏雨的裂缝，整个屋子看上去就像一个没人照管的孤儿。 就在我看到雪的那天下午，我正在教勤务兵怎么清煤炉，免得下次弄得烟雾腾腾。这时，文福回来了，说，“你清这个，不过替别人清罢了。”然后他告诉我们，空军已经发出通知，我们不久就要离开南京，也许在两星期内，也许更快。 “我们来这儿还不到一星期呢。”我说。文福没笑，我懂他的意思了：日本人来了。 那天我去空军的邮局发两封电报到上海，一封到我存钱的银行，要他们汇四百元钱给文福的妹妹。另一封给文福的妹妹，告诉她送钱的地方。发电报的小姐帮助我尽可能用最少的字把电文发出去。在给文福妹妹的电报的末尾，我又加了一句，“快，我们马上就要逃难。” 逃难这个字是我自己加上去的，想叫我小姑把这事看得严重点，办得快一点。也许我有点夸大，也许没有。不管怎么说，我在那地方加上这个字，因为这个字能使大家都跳起来。 逃难，这个字什么意思？我觉得美国没有跟它意思相同的字。但是在中国我们有许多不同的字来表达所有这一类麻烦。不，“refugee”①不是这个意思，不准确。“refugee”是指你逃难后还活着。要是你还活着，你就再也不想提起是什么使你逃难的。 ①难民。 你很幸运，从来没经历过逃难。这个字的意思是指一种可怕的危险来了，不光是对你一个人的，而是对很多人的，所以每个人只能自己照管自己。这是一种追赶你的恐惧，一种病，就像发高烧那样。所以你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快逃！快逃！”——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没别的念头了。你头上的头发都竖起来了，就像有人把刀架在你脖子上了，你连那个要杀你的人的喘气声都听到了。你只要听到一声叫喊，看到有人眼睛瞪大了，就足够了，高热就变成了寒颤，流遍你的全身，从背脊一直流到脚底，你就不由自主地跑起来，跌倒，再跑，再跌倒。 你很幸运，连这个字的意思都不知道。但是我要告诉你，它是什么样的，它是怎样差点儿就落在我头上的。 我写完电文，发电报的小姐问我，“你真的以为我们马上就要逃难了吗？” 我不想吓着她，就说，“因为我小姑有点心不在焉的，我才故意这么说，这样她就会抓紧去办。” 那姑娘笑起来了，夸我真聪明。我很喜欢她。我不知道她中文名字叫什么，但大家都叫她王贝蒂，“漂亮贝蒂”，因为她跟大家都很喜欢的影星戴维斯·贝蒂长得很像，也是同样的发式，嗓子也有点沙哑，眼睛也是那么大，只不过眼皮有点下垂，上面有点浮肿。我觉得她有甲状腺亢进或肾脏炎，才会成这个样子。 她是一个典型的南京人，“闪电式结婚”——认识了一个飞行员，马上就嫁给他，就这么快。这个飞行员是文福班上的，但我不大认识。婚后大概才两星期或三星期，他就阵亡了。但他总算还有时间给她留下一个遗腹子。 四天后，我又去了邮局。我的小姑真够厉害的，取到钱后两天她就把钱汇出了，但不是汇给我，而是汇给了文福！这是王贝蒂告诉我的。文福已经来过，把这笔钱取走了。她又能怎么办？收款单上写的是他的名字呀。 “那是我的钱，是我的陪嫁钱！”我告诉王贝蒂，“再说这钱是逃难用的，是要紧关头救命用的。” 贝蒂从热水瓶里给我倒了一杯水，“哎，真是太厉害了。这种事总是落在女人头上，真的。当然，我没有陪嫁，不像你，四百元，这可是好大一笔钱哩。” “总共有四千元，”我纠正她，她的嘴都张大了，“还有家具，木料都是上好的，许许多多好东西——可现在全成了他家的了。他们是这么说的。” “我也是的，”她说着，摇摇头，“我丈夫死的时候，部队给了一笔抚恤金——全被他家拿走了！一个子儿都不让我碰。所以你瞧，我只好为自己，也为肚里的孩子赚点饭钱。”她敲打着正在发电文，“现在他家里人又说了，我得回到南昌去把孩子生下来，把这个孙子给他们。他们说了，这以后我就可以走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问你，我干吗跑到那儿去，受他们的气？难道我是一只鸭子吗——给他们孵蛋，让他们吃？” 我不禁笑起来了。王贝蒂就是这么个人，说话总是很坦白，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过了一会，我也放开来谈了。 “我要他把这笔钱还给我。”我说。 “这就对啦，”她说，“好好跟他讲道理。这笔钱本来就是你的嘛，是准备逃难用的。” “这钱是我的，是准备逃难用的。” “不需要别的借口。” “不需要别的借口。” 我们还想了很多大道理。我回家就跟文福说了。“我们需要这笔钱逃难。”我说，“谁知道我们会碰到什么事。” “谁说我们要逃难了？”他边说，边剔牙。 “不管怎么说，这是我的陪嫁钱。”我坚持说。 文福做了个鬼脸，“你要那么多钱干吗——要当个又有钱又快乐的寡妇？” “别说这种话！”我喊起来了。 “那么你也不该说这种话。”他吼道。就这样，我想好的所有的大道理都不起作用，好像他心中阴暗的部分看到了我心中阴暗的部分。当然，我没想过他会死。但这想法一旦被他说破，我的脸就红了，我的黑心也就藏不住了。你怎么能跟这样的丈夫讲道理呢？ 那天晚上，我发现我说的一切全是白费口舌，文福早已把钱花得精光。四班的一个广东飞行员在机场里留下一辆小车，后来飞机失事死了，文福就把那车买来了。 啊，多不吉利呀！文福怎么会想到去买一个死去的飞行员的东西呢？就像他家以前做的生意那样，把死人的悲剧变成他的快乐。 “要是我们真的要逃难，”他说，“这个车子就派上用场了。你现在可知道你丈夫的精明了吧。” 当然，我无话可说。 “这车跑得飞一样快。”他又加了一句，还沉浸在对车子的梦想中。 “可要是他们叫我们去内地怎么办？”我说，“那我们就得叫别人一起走了，要么坐大卡车，要么坐轮船。” “别那么傻，车子带不走，我们可以卖给别人呀——价钱能翻倍呢，或者就换金条，不要钞票。” 我开始想也许是我错了，也许这是个好主意，我不该那么固执。 “必须是顶呱呱的小车。”我说。 “嚯！当然是顶呱呱的，”他说，“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难道我连做一笔好生意都不懂？” 但那天下午，我看到了他开回来的东西，一辆老掉牙的跑车，大概是菲亚特吧，顶篷也截掉了。美国人管这种车叫什么来着？——JALOPY，一辆破车，就是这种破烂货。这是一辆小的破车，满是灰尘和凹痕，也没个车顶挡风避雨，后门又是打不开的。当然战争期间，不管什么车子，能搞到一辆就算奢侈了。但文福满不在乎地付给死去的飞行员家属高出十倍的价钱。他按按喇叭，笑着嚷着，“喂，你觉得怎么样？” 我只好笑笑，让他认为我很为他骄傲，和死人做成了这么一笔好交易。然后他要我从那个破门里爬进去。你想象一下吧：我已经有了六个月的身孕，由于天冷又穿了很多衣服，所以我很艰难地把一条腿伸了进去。文福急着想走了，他冲我咧嘴笑笑，按响了喇叭。 “我们走呷！”他喊道，然后一脚踩在油门上，发动机就大吼起来，我以为他没等我另一条腿伸进去就要开走了。 我让他带着我，直冲出东门大街，穿过狭窄的已经结了冰的小桥，然后冲下长长的泥路，一直到紫金山脚下。我的头发贴在脸上，冷风从耳边呜呜吹过，脑袋都冻僵麻木了。 “瞧这个！”文福喊道，开得更快了。我尖叫起来，闭上了眼睛。他来了个急转弯，我们轮子转过的地方留下了深深的车辙。 “这车真棒，棒极了！”他喊道。 他把车轮转来转去，避开路上一个烂泥坑，又避开一辆慢吞吞的驴车。他朝一个小伙子按响喇叭，吓得他跳进了一个积着雨水的坑洼里。他冲散了一排六只小鸭组成的队伍，这些小鸭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还不知什么是害怕。每次我指出某些很快逼近的危险，或慢慢过来的灾难，每当我尖叫起来，或闭上眼睛时，文福就大笑起来。我觉得这是他和我一起度过的最好的时刻。 第二天我告诉他，我太累了，不想再去开车兜风了。于是他就约家国去，两人就像一对快乐的男孩开车走了。文福半夜才回家，一脸不高兴。 “玩得痛快吗？”我问。他没吭声。我问他为什么生气。他还是没吭声。他点了一根烟，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 于是我想，怪了，我怎么没听见他回来的喇叭声。我朝窗外望了一下，又走到门口，望望黑沉沉的过道和大路，没有车子。 “新车呢，哪去了？”我问他。 我和他一起坐在桌子边。我看着他一杯又一杯地喝威士忌，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最后他终于开口了：“狗娘养的，叫它碰上死鬼！” 第二天早上，胡兰跟我讲了前一天发生的事，是家国告诉她的。 他们把车开到了南门外的乡下，然后爬上一座小山，又从一条小路冲下，一直到了文福以为是平原的地方。他把一只野兔当作日本飞机，为了追上它，他把车开得飞一般快。但那只兔子跑得更快，从这条路一下子转到另一条路，它跳上一个土坡，车子也跟了上去。就在这时车的底座卡在一堆岩石上，就像一只乌龟趴在另一只乌龟上，开不动了。 他想把车子倒回来。家国跳出车子，想把车往前推。然后文福拼命把油门踏板往下踩，让轮子转得越来越快，发动机声音越来越响。最后，——哇！引擎盖下冒出一团黑烟，火花也蹿出来了。 他俩赶紧跳开，站在一边，眼看着小车就在岩石堆上着起火来了。火焰越蹿越高，于是他们就往后躲。然后，正当他们去找灭火工具的时候，他们才发现周围的荒地全烧着了，整块荒地全是这种高低不平的岩石——就像成千上万只乌龟搁浅在一片干涸的海上。 没等胡兰说完，我就知道文福干了什么了，他把车子开进一个可怜的乡村墓地里了。 胡兰叉起双臂说，“当然，我骂了家国。他怎么这么大意，没教你丈夫更小心一点。” 当她告诉我文福毁了那车子的时候，我本该大哭一场，我本该大发一通脾气，他就这么把我的四百元钱给白白糟蹋掉了。 但我反而笑起来了。胡兰以为我疯了。我笑得那么厉害，笑得眼泪也流下来，气也喘不过来，话也说不出来了。 所以我没解释我心里到底怎么想的。我好像看到我丈夫站在坟地上，一脸茫然，不知道自己到了哪儿。我好像看到小车在岩石堆上燃烧，仿佛吊唁者在给死者送礼。我为那个死去的广东飞行员感到高兴，原本属于他的小车又开到天国去了。 同一天上午我和胡兰进了城。我披上了我的那件长长的绿外套，穿一双平时穿的鞋子，因为到市中心有三四里路。你问一里多远？大概是你们美国人所说的一公里的一半路程吧。这段路我得走去。我不像你，上杂货店买东西都要钻进小车开两个街区。 路上我在邮局停了一会，又拍了一个电报。这次是拍给花生的。她现在已经嫁了一个很有钱的上海人，是那个算命女人给她找的。我要王贝蒂写一封跟上次一模一样的电文：“我们马上要逃难了。”只不过这一次我又加了句：“直接汇江雯丽本人四百元。”贝蒂没问另外四百元到哪儿去了。可我想她已经知道了。 拍完电报，我和胡兰就直奔市场去买我们的杂货。那天早上很冷，我记得当时我还望望乌云密布、灰蒙蒙的天空，说，“说不定又要下雪了。” 胡兰也抬头望望天，“云还不够多。我听说这里整个冬天只下一两次雪，不会一场接一场下的。” 我们到了市场，这时大概十点钟左右，摊贩们天一亮就在这儿占好位子了。他们现在很想做些小生意暖暖身子。市场外面小伙子们蹲在堆积如山的蔬菜前，市场里面是一排排的桌子，上面摆着豆腐桶、盘秤、番茄和萝卜，还有一篮篮香菇，一盆盆活鱼，从南边运过来的淡水蟹、小麦、鸡蛋和生面条。 人们像长龙一样经过摊位，口中呵着热气，形成一团团小雾。早上的这个时候，大家都还很开心，还没有被一天的劳累所压倒，已经在考虑晚上的那顿菜的配料了。 我和胡兰随着炒栗子的香味往前走，现在我们已经站在那个小摊前了。他抖着装得满满的一篮黑金般的栗子。这时离我们吃早饭差不多已过了三个钟头了，于是我们两人都同意：来一把炒栗子正好暖暖手。 “你们来得正是时候，”摊主说，“半个钟头前我刚刚加过蜜糖，壳都崩开来了。”他取出两个纸袋，给我们一人包了六颗。 我刚剥开一颗准备把热乎乎的栗子送进嘴里，忽然，街上传来一声惊叫，“日本飞机！灾难来了！”接着我们就听到了飞机声，远远听去就像打雷一样。 所有的人，所有的摊贩，全都开始互相推搡着，奔跑起来。栗子篮倾倒了，母鸡呱呱呱地叫着，在笼子里扑腾。胡兰抓住我的手，我们也开始奔跑起来，好像我们能跑得过飞机似的。飞机声越来越响，直到我们的后背，就像大象吼叫一样。我们知道子弹和炸弹就要投下来了。周围的人一下子全趴下了，就像田野里的小麦一下子被风吹倒那样。我也趴下了，是胡兰把我推倒的，但因为我肚子那么大，只能侧身躺着。“这下我们死定了！”胡兰哭了。 我把脸紧贴地面，双手抱着头。人们在尖叫，我们也听不清，因为头顶的飞机声实在大响了。胡兰的手拉住我的肩膀，我能感到她的手在发抖，要不，就是我的身体使她发抖的。 过了一会，飞机声好像远去了。我感到我的心怦怦直跳，于是知道自己还活着。我抬起头，看看别人也把头抬起来了。我感到大运气，太高兴了。我听到有人在喊，“菩萨保佑，谢天谢地！”然后我们听到飞机又飞回来了。所有感谢菩萨的人现在都骂起来了。我们又低下了头，我以为这些咒骂声是我最后的记忆了。飞机来回盘旋着，人头随着飞机而忽上忽下，就像在向日本飞机磕头。 我真是又生气又害怕。我想起来跑了，但我的身体太笨，爬不起来。虽然我很想活下去，可脑袋里想到的只是死。也许是因为周围的人全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已经在召唤佛来引他们到另一世界里去了。 我想，我们已经死了吗？我怎么知道的？我好像觉得呼吸已经停止了，但我的思想还很活跃，我的手还能感到地面的冰冷和坚硬。我还能听到飞机声，现在它到哪去了，好像越来越远了。 念佛声停止了，但我们还待在地上，不敢出声，不敢动弹。过了很久，我才听到有人在小声说话了。我感觉到周围的人爬起来了，有人在呜咽，有个小孩哇哇大哭起来。我不想起来看周围发生的事。胡兰摇摇我，“你受伤了吗？快起来！”可我没动。我不相信自己的感觉。 “起来！”胡兰喊道，“你到底怎么了？” 胡兰帮我站起来。我们慢慢地抬起头来，那同一片麦地现在也直起身来了。我们大家都小声说：“没血。”胡兰叫道：“没血！只有雪！”至少是她首先想到了这一点。她说了后，我也想到了。无数的大雪片盖住了大街，落在趴在地上的人们的背上。 我抬起头，看到天上雪还在落下来，每一片都有纸那么大。我们前面的一个摊贩捡了一张起来，原来是一张薄纸，他递给我：“上面都说些啥？” 纸上画了一个中国小姑娘坐在一个日本军人肩膀上。“日本政府说，”我说，“如果我们不抵抗，大家就会得到好的待遇。不用害怕。如果我们抵抗，大家就会遭殃。” 这时我听到一个中国士兵在大街上叫起来了，他像疯了似的，用脚踢那些雪片一样的传单。“撒谎！撒谎！”他嚷道，“他们在上海也说过同样的话。瞧他们是怎么对付我们的！我们的军队还剩下什么！只剩下一些破布来擦干中国的血迹！” 一个老太婆开始骂他了。“别说了！别踢了！你得规矩点，要不我们大伙全跟着遭殃了。”但那士兵还是吼着。那老太婆朝他脚上吐了口痰，背起自己的袋，走掉了。于是大伙七嘴八舌地说开了。有人开始吼起来，过了一会整条大街全被恐慌的声音淹没了。 我告诉你，那天，当这种恐慌症传染开来时，每一个人都好像换了个人。只有当你逃难时，你才会发现你心中早就有这么一个人存在着了。我看到人们开始抢食物，偷东西，摊贩们也离开了热气腾腾的炉子。到处能看到人们在打架，在争吵，孩子找不到大人，哇哇大哭，大家互相推搡着挤进公共汽车，当他们看到大街上人太多，车子开不动时，又全从车上跳下来了。 胡兰叫我们前面的三轮车夫把我们拉回家去。但他刚跳下车子要扶我们上去，一个大汉将他推倒在地，跳上三轮车骑走了。没等我说出“好可怕呀”，一个要饭的小男孩扑过来，要来抢我手中的钱包，胡兰把他打开了。 突然有人喊：“快跑！快跑！”大家就拼命跑了起来，一群人向我们冲来。一大桶冰鱼翻倒了，好像一只花瓶。一个女人倒在地上哭着——这哭声好惨哪，哭了好久，直到成千上万的脚步声把它淹没。胡兰扭住我的胳膊，弄得我晕头转向，让我跟着人流往前跑。然后我们就被卷进了人流，夹在人缝里左冲右突。我能感觉到无数的胳膊和膝盖抵住了我的后背和肚子。人越来越多，越来越挤，我们被夹在中间，只能随着人群，一起喘气，一起流动。 胡兰一只手搭在我肩上，不断把我往前推。“快走，快走。”她在我后面，口中念念有词，好像在做祷告。“快走，快走。”每走一步她都要这么说。突然人群来到一个开阔地带，一下子散开了。我发现前后左右没人推搡了，大家都管自己各奔东西。 “走这儿，走这儿。”胡兰说。我感到她的手从我肩头松开了。 “走哪条路？”我朝后问，“胡兰！” 没人回答。 “胡兰！胡兰！”我喊道。我回过头去，拨开周围的人，但没找到胡兰。我又回过头来，还是没有。 我处在人流中，心中充满了孤独和恐慌。我的目光扫过从我身边跑过的每一个人，我左顾右盼，上下打量，不见她的踪影。 “妈！妈！”不知怎么回事，我喉咙里竟喊出了这样的字眼，“妈！妈！”好像那个早就抛弃了我的人竟能救我似的。 那天我真是太傻了。我完全可能被那么多的陌生人撞倒，踏扁，踩死，我肚子里的娃娃也可能被人撞出来。可我竟然在人群中踉踉跄跄地走着，喊着我母亲，喊着胡兰的名字。 要是你问我，到底过了多久，过了多少钟头，我才被发现，我无法告诉你。等我神志清醒过来，我才明白，原来我坐在一条长凳上，呆呆地望着手中捏着的一颗栗子，就是日本飞机来之前我刚剥开准备吃的那颗栗子。我又想笑，又想哭，我居然在性命都差一点丢掉的情况下还捏着这颗栗子不放。我刚想扔掉它，忽然觉得应该把它保管好。世界变化得太突然了，心里冒出来的最重要的念头居然是这样的。整个城市都疯了，胡兰也不见了，可我居然在考虑要不要保存这颗冷栗子！ “嗨，大妹子！我希望你还给我留了一颗！”远处传来一个声音，把我从噩梦中惊醒过来了。 我看见胡兰从一辆三轮车上跳下来，扑向我。你想得到吗？经受了这样可怕的灾难后，她居然还有心思开玩笑，我却以为她已经死了！我高兴地哭着向她扑过去。 “快上来。”她说着，伸出一条胳膊，把我拉上去。我丢掉了手中的栗子，然后挣扎着爬上狭小的后座。胡兰自己踏着三轮车。她递给我一根木棍，是一条凳脚或椅子脚。 “要是有人想抢这辆车，就用这个揍他们！”她喊道，“你只能这么干，明白吗？揍他们！” “揍他们！”我重复说了句。我的心跳加快了，我瞧瞧四周，背后，举起棍子，对准一个盯着我的男人。 直到快到家的时候，我才想起间她这车子是怎么弄来的。 “这世道真是乱透了。”她说，“我们一到那个空地里，我总算透了口气，瞧瞧四周，忽然我发现，那个从我们旁边的车夫手中抢走三轮车的男人就在前面，他正在蹬车，没几步远。我连想也没想，就扑上去，用力把他从座位上推了下来。他一倒下，我就跳上车，一路蹬来找你了。我看你穿着绿外套，也在找我，但我刚要喊你，就在那一刻，有个人向我扑来了。哇！他手里还挥着一根棍子，想把我打下去，把车弄走，就像我干的那样，也像我之前的那个男人干的那样，可我早就准备好了，没等他下手，我就把那根棍子夺过来了，然后我就用它把那男人赶走了。” 她朝我晃晃手，她的一个手指头好像破了。“你瞧这世道真是乱了套了。”她说，“连我都这么凶了。” 就在那天我们离开了南京。 所以你瞧，我这辈子还算幸运的。我没有真的逃难，只不过和逃难沾了个边。 ------------------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shuku.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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