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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大山深处

　　　　　　　　　　　　　　　　　　　巍巍武陵山／没结婚
　　　　　　　　　　　　　　　　　的小伙子不能吃猪蹄／山
　　　　　　　　　　　　　　　　　中之夜／赶场天／一片神
　　　　　　　　　　　　　　　　　奇而又令人费解的山野／
　　　　　　　　　　　　　　　　　天堡寨／虎妹／向大山深
　　　　　　　　　　　　　　　　　处走去／山洞里住着一家
　　　　　　　　　　　　　　　　　6口人／山，冷峻地沉默着
　　曾经有好多时候，我甚至不希望还有那么长的路要走，不希望看到我想去改变但又无力改变的东西。这并不是矛盾的心情，而是我内心深处的一种无法说得明确又挥之不去的感觉。
　　1990年春，我怀着依依不断的民族情结，走进了绵延川、鄂。湘，黔4省，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的巍巍武陵山。
　　天色灰阴，空中落着小雨，崎岖的山路顿时变得一。片泥泞。走了很久，还没有发现村寨，心中不免有点怅然。时近春分，北风仍不时地扫荡着，发出尖啸的叫声。偶有几枝不经风的树枝“咔嚓”断了，那风便又裹着雨水摧打着其它的树梢。
　　一直快到掌灯时分，风也疲倦了，雨也困乏了，我终于来到一个墟镇。说是墟镇，其实也就是那么20来户人家。它坐落在一个深深的山瓮里，四周都是高高的山。
　　我走到街上，想寻一个旅馆。我走过来，走过去，一支烟没抽完，已经在“街”上走了四个来回。可是，没有旅馆。此刻，怕冷的人家早已把门关得铁紧，诱惑旅人的是屋顶上袅袅的炊烟。
　　非常幸运，这方圆数十里的最高机关——乡政府设在这儿。若不是门前那块招牌，我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这会是一个乡政府！一排像猪圈一样破烂低矮的草屋在风雨中摇摇欲坠，走进去，一间不足7平方米的屋子竟挤着铺了两张床，它是4名干部的卧室，也是乡政府的办公室兼会客室。
　　乡长姓王，与我同龄。年轻人好说话，他听了我的自我介绍，非常热情地替我提起行李，不无歉意他说：
　　“你瞧这，嘿，水也没喝一杯。你若不嫌弃，就到我家去住吧，不远，6里路。”他朝门外努了努嘴，“就是山上那个寨子。”
　　去王乡长家要经过一条小河，没有桥。摆渡的竟是一位年近花甲的老大婆，她见我不是本地人，便伸手向我要船钱。王乡长用土语嘀咕了一句，老太婆就不吭声了。
　　我坐在船头，问王乡长：“你们乡政府的房屋怎不翻修一下？”
　　王乡长一笑，说：
　　“我在这个乡工作6年了，已经换了7个乡党委书记，平均不到一年就换一个一把手。今年的新书记还没有到任。晦，管他呢，来来去去，也就是前半年摸情况，后半年就活动如何调走了。大家都不想久呆，谁还去琢磨翻修新房呀！再说，也确实没有钱，我都已经快3个月没领到全工资了。”
　　石疙瘩路，曲曲折折，一直延伸到寨子里。王乡长家是一座木板新房，比乡政府的草屋强百借。堂屋里挂满了呈桔黄色的腊肉，一吊吊地穿在铁丝上，每吊起码有3斤重，像丝瓜架上的丝瓜一样，弯弯的皱巴巴的。
　　王乡长见我盯着腊肉出神，笑着说：“山里人家，条件稍好的，每年腊月都要杀一头猪。冬天烘干的腊肉，不坏，啥时都能吃。一会儿你尝尝，味道好得很。”
　　晚餐居然弄得很丰富，有腊肉，腊肠。腊猪蹄，以及冬笋等特产。
　　王乡长见门口有许多看热闹的人，便大声咳喝道：“走走，有啥好看的！”
　　“偏要看看。”几个调皮的孩子扮着鬼脸，不肯离去。
　　王乡长无奈，摇着头对我说：“这地方偏僻，来个外乡人都觉得稀奇。”
　　“你们进屋吧，外头冷。”我朝几个孩子招招手。没想到他们听了我的话竟都跑开了。
　　吃饭的人很多，可能都是王乡长的亲朋好友。大家围坐桌前，挤挤攘攘，气氛非常热烈。
　　山里人喝酒不用杯，用饭碗。王乡长端起碗，看了看大家，说：“来，咱们先敬孙同志一碗。”
　　望着热气扑鼻的满满一碗苞谷酒，我有些心虚他说：“我，不会喝酒呀。”
　　话音未落，一位老者站起来，与我碰了一下碗，大声说：“不喝酒，算不得男人！来，看得起我鬼见愁，喝了！”言罢，一大碗酒就灌进了喉咙。
　　王乡长见我为难，鼓励道：“大伙儿高兴，你就喝吧。放心，这酒度数低，不会醉的。”
　　我元奈，只好端起碗“咕嗜嗜”一气喝下。原以为这碗酒灌下去肯定会倒下，结果不仅没事，身上反而热乎起来。
　　酒过三巡话自多。人们讲得最多的是本地的种种神鬼传说。激我喝酒的那位老者，绰号叫“鬼见愁”，是寨子里专门给人跳神赶鬼的。他讲的鬼怪故事精彩至极，令人毛骨惊然。如果把这些故事全部记录下来，将是一部完整的《鬼怪大全》。
　　趁“鬼怪”们的幽灵在冥冥的太空飘散之际，人们又谈到这些年政策好了，分田到户了，吃饭已经不成问题了，只是经济收入还很低，以至于孩子们上学都交不出学费，等等。
　　说话间，又上来一道清汤香茵。一路上，我看见好多人家门前都摆着一段枫杨树。我知道，用枫杨种香菌，一般正月就可以下种，二三月就可以收菌。香菌喜阴凉，在春天的阳光下生长。种子放进枫杨树的切口，经过春天暖气的催生和云雾的滋润，香茵就长得又肥又嫩了。
　　我喝了一口香菌汤，味道好极了。于是问：“多种些香菌不是可以增加收入吗？”
　　“谁要呀？”一个敦实的汉子摇着头说：“这儿离县城远，拿到集上卖，人家又都有。再说这东西又不能久放，现摘现吃呗。”
　　我沉默了一下，脑子里转动着一幅蓝图：“搞一些成本低，见效快的种养业，比如养羊、养鹅。种黄连，村前寨后栽上果树，还可以发展庭院经济，多种经营……”
　　“不成不成。果子没人要呢。”
　　“鹅羊卖给谁哟……”
　　这时，“鬼见愁”挥了挥手，说：“不谈这些，不谈这些。客人远道而来，要多吃菜呀。”说着，为我夹过来一只猎蹄。我刚要接住，他突然将手缩了回去，小心翼翼地问：
　　“同志您，结婚了吗？”
　　我有点莫名其妙，笑着摇了摇头。
　　于是，“鬼见愁”赶紧将猪蹄塞到自己的嘴巴里咬了一口，并连声向我道歉：“对不住，真是对不住呀！”
　　满桌的人都笑了起来。王乡长向我解释：“咱们土家族有个风俗，没结婚的小伙子是不能吃猪蹄的，不然，就找不到老婆了。”
　　我也不由得笑了起来：“这样说我是要打一辈子光棍了，我可是从小就爱吃猪蹄呢。”
　　吃完饭，夜已根深。大伙儿都喝得差不多了，便各自抄着手回自家里睡觉去了。
　　我和王乡长同居一室，睡不着，便依窗眺望山寨的夜色。
　　从山寨脚下铺延到天边的群山，像一排排凝固的波浪，默然无声地躺在浓浓的夜雾里。一切显得那么宁静，只有碧空上面茫茫的银河，问或窜出一颗燃烧得金灿灿的流星，会惊动寨子里胆侩的狗，发出几声惶惑的吠叫，但随着那流星元声无息地殒落在山那边的什么地方，四野重又归于寂静。
　　“多美的山中之夜呀广我轻轻地感叹着。
　　“就是山太高了，看不远。”王乡长也轻轻地感叹了一句。
　　“哦？”我从王乡长的话里感觉着什么。是什么呢？一时想不清楚。
　　“睡觉吧。”
　　“睡觉。”
　　逢二逢六，是当地土家苗寨开展买卖活动的日子。有人叫墟日或集日，也有人叫赶场天。
　　墟日是热闹的。在山里旅行，可以一天不见一个人影，一旦逢集却简直不明白怎么会一下子冒出成千上万的人来。大清早，从连绵起伏的群山中，从朝霞映照的村寨里，在绿树成荫的大路上，在清澈婉蜒的小河中，人们有的骑着自行车，有的挑着农产品，有的划着小船，有的扛着猎枪挂着猎物，有的赶着慢悠悠的骡车，有的背着孩子撑着花伞，有的什么也不带，打着唬哨，唱着山歌，欢笑着从四面八方涌进墟集。
　　集市场，设在街口的小河边。那里没有铺子，没有房屋，遮在集市顶头的，是几棵枝叶繁茂的大树，不但阳光无法透下来，就是落雨的时候，怕也不会打湿人的衣服。一些人搭了个临时陋棚，更多的人则是一排排蹲在地上，面前放着出卖的货物。昔日冷冷清清的墟镇，一下子被挤得歪七扭八。蹲着的，站着的，三个一堆，五个一群。女人刚吐出来的热气被男人贪婪地吸进肺里，男人喷出来的旱烟又呛得女人捂鼻子瞪眼睛。一些男人甚至还带着锄头，看样子是打算赶完集就接着下地的。
　　王乡长陪着我在集市上溜达。他是这里的最高长官，似乎谁都认识他，几乎每走一步，都有人同他打招呼。这里没有小汽车，大家都走路，不论贫富，也不分社会等级。即便一个大款到了这里，也没有机会显示他的奔驰或皇冠轿车。
　　“怎么看不到一个穿民族服饰的人？”望着来来往往的汉装山民，我感到有些失望。
　　“时代在发展嘛……”王乡长笑笑说。
　　我问一位卖黄豆的的女人：“你是土家人吗？”
　　她点点头，回答：“是哩。”
　　“你怎么不穿土家族服饰呢？”
　　“早就不习惯了，打咱这辈就没穿过。”
　　“这没啥奇怪的，受汉文化影响嘛。”王乡长对此不感兴趣，拉起我的手说：“走，咱们去吃点东西。”
　　我们来到一个小吃摊。摊主是一位30来岁的女人，长得很漂亮。她的衣着打扮也比较现代，一看就知道不是那种在地头和猪圈里摸爬滚打的女人。她瞧见我们，笑容满面他说：“乡长来了，你二位请坐。”
　　“有烩面吗？”王乡长大大咧咧地在小板凳上坐下，问。
　　女摊主歉然地笑笑，说：“真对不住，只有素面了。”
　　“多少钱一碗？”王乡长又问。
　　“3角人”
　　“那就吃素面吧？”王乡长征询我的意见。
　　我点点头。这种素面我吃过几回，一般用白开水煮熟，顶多在碗里放点盐巴和辣椒之类，谈不上什么味道，只能填一下肚皮而已。
　　女摊主动作很麻利，一会儿便煮好了两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当我们吃了两口后，她走过来问：“还有点味道吗？”
　　王乡长并不答话，一边嘘嘘地吹着热气，一边朝嘴里溜着面条。我也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对山里人是不应当虚伪客套的，但直言味道不好又难以出口，只好模棱两可地笑了笑。女摊主见状，无声地走到灶边，给我们的碗里加了一点香油和油渣。
　　这已经不是素面了，恐怕是要加收几分钱的，我暗暗想道。
　　“算钱。”王乡长比我先吃完，掏出一元钞票放在桌上。
　　等女摊主找完钱后，我突然失声喊道：“不对，你算错了。”
　　女摊主吃了一惊。她慌忙从桌上拿起钱，重新数了数，似乎有点委屈地申明：“我没有多收呀。”
　　我见她误会了，便解释道：“我是说你少收了。”
　　“不少不少，一分不少。”她像是松了一口气，十分认真地算着，一碗3角7，两碗7角4分钱，正好。”
　　“刚才，那香油，还有油渣……”我一时口吃起来。
　　“那不收钱的。”她说。
　　离开小吃摊，感觉未饱，便又在一个卖猪杂烩的食摊前停了下来。闻着锅里散发出来的香味，我问王乡长：“来一碗如何？我请客。”
　　王乡长拍拍肚子，说：“我饱了，你自己吃。”他指了指对面，“我到那边去说几句话。”
　　好大的一碗杂烩汤！里面有猪肚。猪肝。猪肺，还掺杂着一些瘦猪肉。我尝了一口，味道好极了。
　　一口气吃完，我问：“多少钱？”
　　“4角钱。”卖杂烩的农民笑眯眯他说。
　　“不对吧？”我怀疑他弄错了。
　　农民有点焦急地向我解释：“4角钱，我不会向你多收的。不信你问！”他指了指旁边的食客。
　　又误会了。我困惑地问：“这一大碗足有半斤的，只卖4角钱划算吗？”
　　“划算的，划算的。”他竟连连点头。
　　“那么，你买这些杂什是多少钱一斤？”我疑心这位农民不会算帐。
　　“6角钱。”旁边的食客指了指不远处的肉摊，告诉我。
　　“什么？6角钱？”我感到很惊讶。
　　我掏出一元钱塞到农民手里，说声：“不用找了。”便起身往王乡长那边走去。
　　没想到那农民竟追了上来、硬是找回我4角钱，嘴里说着：“公买公卖，我不能多收的。”
　　我惊异了。山里人竟是如此淳朴！
　　“喂，你猜那杂烩汤多少钱一碗？”我来到王乡长身旁，兴致勃勃地问。
　　“四五角钱吧。”王乡长不动声色地回答。
　　“怎么这样便宜？”
　　王乡长也伸手指了指不远处的肉摊，一语道破天机：“喏，那是小猪肉。”
　　“小猪肉！”我吓了一跳。曾听人讲起，小猪多半是病了才杀的。如此说我吃的是病猪肉无疑了，顿时，有一种上当受骗之感。我禁不住责怪王乡长：“怪不得你不吃呢，原来是病猪肉，也不告诉我一声。”
　　王乡长咧嘴笑笑：“当面砸人家的生意，要挨骂呢。”
　　我不由得往杂烩摊那边瞧了瞧，咂咂嘴巴，虽说是小猪肉，但味道之好确是令人无话可说的，更何况价格也便宜。这样一想，心中便释然了。
　　这时，王乡长指着身旁卖鸡蛋的农民向我介绍道：“这位是河西村的村长老杨。”
　　老杨憨厚地笑笑。他是个40岁左右的矮汉子，看上去有一身的蛮力。特别显眼的是那颗特殊的脑袋，左边头发又黑又浓，右边却只有闪光的红头皮，像《西游记》里的小妖。他身上只穿一件破棉衣，背和手臂上的肌肉，多处裸露出来，但这并不使人感到褴褛，反而觉得这表现了他的朴素和健壮。只是那满口黑牙，实在令人不敢恭维。
　　“鸡蛋怎么卖呀？”我随口问了一句。
　　“8分钱一个。”老杨说着，摸出一支皱巴巴的劣质烟递给我。山里人卖蛋是论个而不论斤两的。
　　“抽我的吧。”我掏出一支带嘴的烟递过去，打上火，又玩笑似地问：“怎不让你夫人来卖呀？”
　　“他还没讨婆娘呢。”王乡长笑着告诉我。
　　老杨尴尬地摸摸光滑闪亮的头皮，自嘲他说：“咱这辈子，姑娘是甭想了，年轻的寡妇也沾不着边了，能找个老一点的，也算是祖上有德。即使不能生育，也可图个晚上有人做伴，冬天有人暖暖脚呀。”
　　我忍俊不禁，又打趣道：“啥时才有暖脚的老伴呢？”
　　老杨吸了一口烟，略显得意他说：
　　“不怕你见笑，我正在造新房呢，这些年也攒了千儿八百元钱，上月托人说媒去了。实在说不成的话，也就盘算着从人贩子那里买一个。”
　　“买一个？”我惊讶得瞪大了眼睛，“这可是犯法的呀！”
　　老杨摸着光光的头皮，沉思了一下，说：
　　“我也觉得有点不大对劲，咱大小也是个干部嘛。可咱这好多婆娘都是买来的呀！再说，请人做媒不一样花钱吗？要给媒婆辛苦费，还要给女方彩礼钱，过门时又得摆酒，这说来的媳妇比买来的媳妇算下来贵多了呢。”
　　正说话间，一个挺着大肚子，装束十分邋遢的女人和几个大汉吵吵闹闹地来到我们面前。女人瘦得尖巴巴，鼻子仿佛要淌下鼻涕似的，脸和手更是脏得不得了。
　　从他们的争吵中，我知道那几个大汉是做计划生育工作的干部和民兵，他们要抓这个大肚子女人去引产，女人不肯，便一路嚷着找乡长评理。
　　“你们管天管地，还管女人生崽呀？狗屁！”女人一把鼻涕一把泪，干脆坐在地上撒起泼来。
　　王乡长指着女人气哼哼他说：“对你是够宽大的了，说了多少遍要你去做节育手术，可你竟躲出去，有本事死在外面呀。”他朝几个汉子挥挥手喊道：“押她去引产，真不像话！”
　　“走！”几个汉子架起女人就往前拖。
　　女人见斗不过了，就从地上爬起来，跺跺脚，甩一把鼻涕，说：
　　“引产就引产，反正我还要生。没有男娃，谁给咱家续香火。”一边走，一边嘟哝，“女人不就是生意的吗？人家生我，我生人家，天经地义。不然要女人干啥！”
　　我张大嘴巴，感到女人的抱怨里，隐藏着一种朴素而又极为可怕的人生哲理。
　　王乡长告诉我，这个女人才24岁，却已经是4个女孩的母亲了。因为超生，家里被罚得精光。王乡长还告诉我，有个28岁的女人在生下第7个女婴后，当场就把女婴扔到水缸里淹死了，自己也用一根麻绳做了吊死鬼。
　　我禁不住倒抽了一口冷气。
　　这真是一片神奇而又令人费解的山野。
　　行程很快，天气变暖的时候，我已经进入了武陵山深深的腹地。满眼所见的，是山连着山，山套着山，山衔着山，山抱着山。千山万岭，峰峦叠蟑。农民们在狭窄的坡地上种瓜点豆，连一尺见方的泥土都不肯放过，统统被垦为耕地。山里汉子在那里犁地，三五步便到了头，半站在悬崖边，既不能进，也不能退，于是，人们只得从泥土里提起沉重的犁辕，使劲儿往后拉，身子后坐，几乎悬空在山崖外。那牛。那汉子在这一瞬间便组成了一尊极富英雄气概的雕像。
　　这种奇特的山地画面，奠定了我认识武陵山，理解武陵山人的基础。
　　爬上一座高高的山，展现在面前的是一片平整的旱地，稍远处有一个村落，这个地方叫天堡寨，村民们大多在耕地播种。
　　路旁地头，一个农夫使唤着一头非常瘦小的黄牛。小黄牛已经累得口吐白沫了，可农夫仍在一个劲地抽打它，嘴里不停地呛喝着：“呵呀！呵呀！”
　　小黄牛似乎很委屈，低垂着头，一步一步艰难地走着，它那通红的眼珠好像啜满了泪水。
　　“喂厂我看不下去，朝农夫喊道：“人知道做累了要休息，难道牛就不要休息了？”
　　农夫咧嘴笑笑，停下来，说：“不加紧，今儿的地就犁不完了。”
　　我蹲在地头，用手抚摸着可怜的小黄牛。它喘着粗气，用一种温和的目光望着我。
　　“干吗不使大牛？”我责怪农夫。
　　农夫摇摇头，说：“家没呢。这小牛还是去年买的，大牛买不起。”顿了顿，又问我，“你这位同志好眼生，是从县上来的？”
　　“不，我是过路的。走晚了，想到村里投宿。”说罢，我投过去征询的目光。
　　农夫扔下犁，从地头的暖水瓶里倒一碗热茶给我，爽块他说：“没问题，没问题。我是本村的支部书记，本人姓李，十八子李。”
　　“啊，这真是太巧了。”我很高兴。
　　李支书扭头朝另一块地里的人喊道：“婆娘，来贵客了，你回屋做饭去。”
　　做婆娘的得到指令，向在地头干活的小女孩交待几句，急冲冲地走了。
　　我扔下行羹，走过去对女孩说：“我们一块干好吗？”
　　女孩调皮地问：“你懂得做活吗？”
　　我笑笑：“你可以教我呀。”
　　她不好意思了，给我一把锄头，真的教起我来：“你在前面犁好的地方刨一个小坑，我在后面抓一把肥料撒在坑里，再扔几粒苞谷种，然后用土盖上就行了。”
　　我们竟配合得很好，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
　　我一边干活，一边问小女孩：“你叫什么名字？”
　　“虎妹。”她响亮地回答。
　　“畸，好神气的名字。你几岁了？”
　　“13岁。”
　　“念书了吗？”
　　“小学没念完就不念了。家里没钱，爹娘要我做活。”她的声音低低的，很委屈的样子。
　　“你喜欢读书吗？”
　　虎妹眨巴了一下眼睛，又得意他说：“我的成绩可好呢，年年是三好学生。”
　　我笑了，说：“等做完活我送你几本书。”
　　“真的？”
　　“骗你是小狗。”我伸出指头与她拉了钧。
　　白天快要过去，太阳的余辉把晚春的山野照得一片血红。山里的天很怪，等太阳刚一沉人西边的群峰，四周立刻伸手不见五指。
　　晚餐炒了一串腊肉和十几个鸡蛋，我明白这是翻箱倒柜找出来的。山里人平时舍不得吃，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太珍贵了。
　　吃饭的时候，虎妹间我：“叔叔，你送我的书呢？”
　　我想起自己许下的诺言，赶紧从行囊里取出两本当地《民间传说》送给她。
　　虎妹接过书，饭碗一搁，高兴地跳到一边，凑在油灯下，津津有味地瞧了起来。
　　李支书见状，笑着说：“这孩子，生性爱书。你瞧她那劲头，赶明儿见到她的小伙伴们，拿出这些书，还不知道吹啥牛皮呢。”
　　我递给李支书一支香烟，说：“你还是该让虎妹上学的。”
　　李支书咧嘴笑笑：“上月老师也来动员过了，说咱是支书，要带个好头。话是这样讲哩，可咱经济不行。去年刚给19岁的大儿子娶了媳妇，花不少钱。小儿子今年也16岁了，在县里读初中，负担很重。反正虎妹是个丫头，过几年就给人了，不读也罢。”
　　我笑笑，故意批评他：“你是共产党员，可不能有重男轻女的旧思想呀。”
　　李支书突然急了，一块肉刚塞进嘴里，还没来得及咽下，便赶紧吐出来，用手掌接着，说：
　　“不是我不想让虎妹上学，而是学校的老师没名堂，三天两头停课，花钱也白花。”李支书指了指虎妹，“她现在读四年级，可三年级的课还没上完。不信你问她。”
　　我瞧了瞧虎妹。她扭头“嗯”了一声，又凑在油灯下读起书来。
　　吃罢晚饭，来了很多的乡亲，屋里屋外都挤满了人。他们是特意过来凑热闹的。
　　“孙同志，问你个事，不要笑话呀。”李支书递给我一袋旱烟，见我摆手，于是自己点燃，吸了一口说：“面包是啥东西呀？”
　　“晦！面包都不晓得？”一位青年农民抢着回答，“不就是用麦面做的馒头吗。”
　　我笑笑，没有说话。我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烟，撕开口，一把抓出来，一一发过去。后面我够不着了，便有人接过烟替我散发。
　　李支书对青年农民的话颇不以为然，说：“先前我上县里开会，在一家又黑又暗又阔气的小屋子里，看人用小勺在杯子里一点点舀起那些墨黑墨黑的水往嘴里送，看样子很好喝的，于是我也买了一杯。喷，真贵，要1元5角钱呢。你能耐，知道那是啥东西吗？”
　　青年农民一下子傻眼了，但又不服气地反问道：“有那样的水吗？”
　　“怎么没有？我都喝了嘛，味道和颜色跟我们的刷锅水差不多，墨黑墨黑，苦涩涩的。”
　　我也糊涂了，半天没弄明白他指的是什么。
　　李支书见大家都答不上来，乐了：“哈哈，告诉你们吧，那东西叫咖啡。”
　　我乐坏了，笑得连眼泪都快滚了出来。
　　“咋？我说错了吗？”李支书显得有点慌乱。
　　“没错，没锗。”我忍住笑，“那墨黑墨黑的刷锅水一样的东西，正是咖啡。”
　　“城里人真怪，喝这种水干吗？”青年农民显得有些莫名其妙地嘟咬着。
　　李支书的婆娘拯了一下老公，嗔怪道：“亏你这么大”个人，你想喝刷锅水屋里有的是，花一元多钱在外头买，真是！”
　　李支书搔搔脑壳，想解释，又觉得说不清楚，只是嘿嘿地笑着。
　　“你们村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了吗？”我转换了一个话题。
　　“吃粮还勉勉强强能凑合，就是经济收入太少……”李支书告诉我。
　　“摊派却很多。”那位青年农民又抢过话头。
　　“摊派？”这个词我并不陌生，报纸上经常有“要减轻农民负担，不要乱摊派”的呼吁。
　　也许是“摊派”大敏感，群众立刻七嘴八舌起来。我用笔粗略地记了一下，摊派名目大约有30多种，每项少则五六角，多则十来元，甚至几十元不等。这对年人均收入不足200元的贫困山区的农民来说，实在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
　　“听说在广东打工挺挣钱的。”一位扎着长辫子的姑娘问道。
　　“这里也有去广东打工的？”我感到有点意外。
　　“听乡上干部们讲的，有的说挣钱，有的说不挣钱，到底挣钱不？”
　　我见人们很关心这个问题，便尽自己所知耐心地做了解答。我知道，在武陵山区许多偏僻的地方，有些老人一辈子也没有出过山沟，他们活动的范围充其量不过是步行一天的路程，即使是现在的年轻人，也很难得到县城走一趟，当然更难知道外面发生的事情和变化了。加之大多数农民都是文盲和半文盲，他们没有报纸。电视可看，也没有收音机可听，信息几乎完全依靠一些传言。我还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这个县的邮递员一般总是将信件和报刊送到乡政府，由群众自己去取。而乡政府却从中渔利，每封平件收保管费1角，挂号收2角，汇款单则收得更多。本来负担很重的农民哪里经得起这般盘剥，于是，那些有关科技、信息方面的资料，虽然堆积如山，但是却很少有人认领。
　　“有井水吗？”说了很多话，感到口渴，便想喝一碗清甜的井水。
　　“井水？”李支书愣了一下，说：“谁家有？去取一碗吃饱的样子，“咯咯咯”地叫个不停。
　　我走到火塘边蹲下，身上立刻感到暖和起来。男主人憨厚地笑笑，并不说话，只是埋头用粗糙的大手很认真地卷了支喇叭筒递给我，又用茅柴为我点燃。他自己则在一根烟杆里塞满烟丝，烟杆起码有一米长，像一根龙头杖，做工很精细，头尾包着黄铜皮。他将烟杆头伸进火里，“吧嗒吧嗒”狠命地吸着。
　　“你几岁了？”我问这家的大女儿。
　　“9岁。”
　　“念书了吗？”
　　她摇摇头，眼圈红了。
　　我想了一下，又问：
　　“你们家没被子，下雪天盖什么呢？”
　　她黑亮亮的眼睛望着我，轻声说：“盖被子，要盖新被子的。”
　　“新被子在哪里？”我不禁四下扫了一眼。
　　女孩子不说话了，泪水哗哗地滚了下来。我后悔了，我明白自己无意中刺伤了一个纯真女孩的美好憧憬。她是要盖被子，是要盖新被子的呀！
　　我又问这家男主人：“你家怎么这样穷呀？”
　　男主人沉吟了半晌，闷声闷气地告诉我，他命不好，一连买了两条牛，不到半年全死了。听说种烤烟来钱，可是没有技术瞎折腾，烟地变成了大花园。人家一亩烤烟收人四五百元，他的一亩连四五十元都收不上。人不抵出，最后成为“暴贫”。
　　“你家的困难政府知道吗？”我问道。
　　他漠然地笑笑，点点头，又摇摇头，最后说出一句话来：
　　“我在这儿住了几十年，只见到一个副乡长来过一回　。”
　　我叹息一声，从行囊里拿出进山时穿的毛衣毛裤，放在玉米秆上。
　　我要走的时候，这家的大女孩忽然扯住我的衣角，泪汪汪地喊道：
　　“叔叔，我想读书，我要读书呀！”
　　我的心像被什么刺了一下。我帮小女孩擦着眼泪，声音有些颤抖：
　　“小姑娘，你会有书读的，会的……”
　　“真的吗？我啥时候才能上学呢？”
　　山坳上是一处苗寨。支书告诉我，像山洞里这家人，他们寨上还有7户，占全寨总户数的25％。
　　啊，武陵山！一代又一代，一年又一年，这片为砸碎贫穷枷锁付出了巨大牺牲的红土地，你怎么仍被贫穷所困扰？
　　太阳依旧。
　　我朝山下走去。
　　半道上遇见一个牵着毛驴的商贩。
　　“这深山里有什么买卖可做呢？”我非常奇怪地问他。
　　商贩说：“生意好做呢！我进山时带来的几驮日用品不到两天就卖完了。”他指驴背上驮着的两筐鸡蛋，问我：
　　“你猜猜这300个鸡蛋多少钱？”
　　“20元钱吧。”我认为这个价已很低了。
　　商贩却瞥了一下嘴巴，颇为得意他说：“告诉你吧，我是用一件衣衫换的，顶多5元钱。”
　　“这些鸡蛋你怎么弄出去呢？”我问。
　　商贩说：“等两筐收满了，用毛驴驮出去就是了。除了路上耗费的，到了城里，总能赚上一些。当然了，还要捎带一些其它的山货出去，来一趟不容易呀！”
　　我惊异了。是呀，山路难行，农民到集市或县城一天又回不来，自己去卖那点东西，也许连吃住的路费都不够。没有公路，天也低来地也窄，难怪山果要烂在山沟里呢……
　　于是，我终于理解了刚进山时农民说的那些话：
　　“果子没人要呢！”
　　“卖给谁哟！”
　　一踏进武陵山，我就被这片神奇而凝重的红土地深深地吸引了。或许是它太古老，民族文化的沉积层太深太深，让人永远看不清，道不明，挖不适。我又想到了这些始终沉默而不发一言的巍巍群山，它们存在亿万年了，春风。夏阳，秋雨、冬雪，抚摸着，晒烤着，淋浴着，摧残着，它们不也走过来了吗？它们还是要走下去的，人是不是也这样呢？世界上的事情难道真的说不清吗？
　　山，没有回答。
　　山，冷峻地沉默着。
　　夕阳，泻尽了自己的余辉，把整个武陵山浇铸得金碧辉煌。
　　远处，一个微微驼背的老农，赶着老黄牛，一步一步在山腰间移动着，渐渐地与夕阳融合在一起。
　　隙望前方，仍然是山连着山，山套着山，山衔着山，山抱着山，千山万岭，峰峦叠蟑。高大的红松、青翠的马尾松、火红的青枫，盖满了历史，益满了未来，盖满了大自然那悠远悠远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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