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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有关文艺部门的竭力争取，经过出版社编辑邢良俊等人的努力疏通，贾平凹没有回到他的商洛山去。他留在了西安市，分配在陕西人民出版社文艺部工作。职务：助理编辑。时年23岁。 好了，总算毕业了，有工作了，每月有三十九块半的工资了！他高兴得忘乎所以。 他第一次要领工资了，写信给父亲，问这钱要作什么用场。父亲复信极快，告诉他，你爱买什么就买什么，家里不用你操心。买什么呢？先改变形象吧！于是买了一件涤确良衬衫，他穿到身上，十天没脱下来。他洗了澡，换了衣，拿那涤确良衫去洗，方知没有肥皂。于是，挤一蛋牙膏，用清水打湿，揉到领头，搓那袖口…… 出版社里，老老少少的手腕子上都有块金属疙瘩，他羡慕得要死。一次，有人托他捎手表，他不知这表怎么上条，夜里表针不转了，他摸索着去拧，竟拧动了，他高兴地跳起来，比瓦特第一次驱动了蒸汽机还激动。 悠哉乐哉的日子没过多久，他便陷入了极端的愁苦之中。社会上的复复杂杂，单位上的是是非非，工作上的磕磕绊绊，爱情上的纠纠缠缠，他才知道了一个山里孩子的单纯，一个才走出校门的学生的幼稚。他一面读中外名著，一面读社会的大书。他开始否定自己那些声嘶力竭的诗作和故事，否定自己描摹生活的那套语言方式。他读高尔基，始知文学三要素的第一便是语言，以前教科书上也说文学艺术主要是语言艺术，当时怎么就没有读懂？现在，他恍然大悟，心慌得厉害，每写一篇作品，总想法探索新的语言形式…… 好在一个新时代正出现在眼前，国家政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先的禁锢和教条被打碎了，文学上放开了许多新思想、新理论。全国文学刊物如雨后春笋，新老作家各呈其能！文学写人的命题重新有了定义，现实主义的概念也复归了本体。于是，忠于生活的问题提出来了，干预生活的问题提出来了，爱情的位置被腾出来了，伤痕文学也应运而生了……真是一个好时代，学习的时代，思考的时代，竞争的时代！贾平凹亢奋得彻夜不眠，他几乎遍读各地的文学刊物，看人家都在弄什么，自己怎样去追赶那些浪头…… 稿子源源不断地寄向四面八方，四面八方又源源不断地退回来。他开始心灰意冷了，恨自己文命太薄，恨自己死板低能，也恨过编辑。他为自己的前途担心。这么源源不断写下去，空误了青春年华怎么得了？他常常夜里伴着孤灯呆坐，愁思锁心，心愈彷徨得厉害。熬到次日凌晨一时，无奈了，说睡，倒头便入了梦乡。有时候，他要检点意志，嘴里说再熬一会儿，果然就逛了眼，到天明没有嗑睡。眼睛虽然发涩，但神经兴奋得厉害，他把那一百二十七张退稿签全贴到墙上，抬头低眼看到自己的耻辱。这些退稿签，一半是铅印的条子，有的编辑太忙，退稿签上连他的名字也未填上。他苦闷极了，很想把心绪调整一下。适在这时，各单位都要出人去市上修人防工事，这样，他便自告奋勇地挖地道了。挖地道真好，先开一眼猫耳洞，再四向开扩，又纵深掘进……他忽然问自己：创作也是这样吗？我的猫耳洞在哪里？ 在棣花！他一下子就想到了自己的家乡。那里有他至为熟悉的人和事，在那里开掘，可以闯出独为他有的一条道儿！啊，李闯王当年屯兵商洛山，蓄得锐气才攻下了北京，他贾平凹为什么就不能屯笔商州，由此而打出潼关去呢？ “打出潼关去！进军京津沪！”他一边这么念叨着，一边把出版社分的土豆给一位有病的老编辑送去。老编辑赏识他，过问他的创作。他的想法和目标，得到了这位老编辑的首肯和指点。 平凹顺便还说，社里准备叫他去礼泉县的烽火大队蹲点，搞社史，他真不想去，思想刚刚理出头绪，许多构思已经成熟，他现在急需的是赶紧写、赶紧写！他担心到了乡下不可能有条件写他的小说，而搞社史又是很乏人的，调查呀，座谈呀…… 这老编辑沉思良久，猛地发了话：“去得呀，这是把鱼往大海里赶么！” 烽火大队，劳动模范王保京的大队。他培育出过高产玉米，受过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在陕西，这个队一直被尊为先进的典型。贾平凹去了，是文艺部的负责人陈策贤领他去的。老陈和老作家李岩冰是这次编社史的总负责，他们对平凹挺赏识。同去的还有陕西师大中文系的白志刚和礼泉县文化馆的邹志安，还有一帮师大的实习学生，他们这个写作小组是要续写社史《烽火春秋》的。他们白天参加劳动，晚间开会调查搞材料。和他们厮混得最熟的是大队农科所的那帮年轻人。他们跟这些农村青年一起精屁股下河游泳，一起烧野火煨豆子吃，一起用青烟叶卷喇叭筒来吸……多年以后，他们几人都弄成了事业，白志刚当了一家文学刊物的主编，邹志安的短篇小说得了全国奖，而老陈则是桃李满天下了！他们偶尔聚首，回忆起这段生活，都觉得是他们一生中挺有意思的一折。 其时，师大学生写了那么多的稿子，新闻、特写、散文、诗歌、小说、报告文学等，他们都希望得到指点，这样便忙坏了老陈。平凹是参加执笔写社史的，同样忙得不可开交。老陈这边稿子看不过来，便叫平凹来帮手。这样，平凹又看稿子，又写社史，两头都完成得挺不错。多年以后，老陈忆及这段生活，说：“在烽火我看到了平凹身上的三个特点，一是他感受生活的能力强，二是他写东西构思比较巧妙，三是写社史显露了他的语言才能。”以后，平凹的实际情况证明了这位老文学工作者的观察是正确的。 最讨得平凹喜欢的是农科所那一对姊妹。她俩聪明灵俐、爱笑、爱卫生。她们对生活有诗一般的憧憬，对事业有执著的追求，对爱情也有朦朦胧胧的向往。平凹深深地喜爱上了她们，她们也乐于和他交朋友。她们给他讲农村的新老故事，帮他缝补绽开了的衣裤，她们还跟他打闹逗乐。他和她们相处，随便得多，自由得多，像在家乡时和童年的小伙伴相处，没有顾忌和猜疑，隔天不见就没精神。变脸事时常发生，但三分钟后又聚在一起耳鬓厮磨了…… 此后，他依据这段生活，写了短篇小说《满月儿》，发表在《上海文学》上。小说里的两个主人公就是以农科所里那一对姊妹为模特儿塑造的。这是他攻进大上海的第一篇作品，而且深得时人好评。他作品进上海也不是一矢命的，退稿不少，且他还以安徽作了过渡。安徽的刊物当时在全国办出了名气，不少作者心向往之。平凹在这个省的刊物连发几篇小说，深得这里文师文友们的厚爱。《安徽文学》曾发表过他的一篇小说《泉》，人们说那是田园牧歌在中国文坛的复苏，说是一个青年作者在这里显露了才气。多少年以后，每忆及出潼关进华东，他总要将安徽念说一番。 根据在烽火大队体验到的生活，他还写了小说《岩花》、《果林里》等，这批小说意境清澈明亮，连作品的底蕴也水晶一般透彻。他是以纯真的眸子看世界呢！《果林里》还被改编成连环画，深得画界读者的喜爱，这在当时还是值得一谈的美事呢！ 在烽火大队，平凹还惹过一次麻烦，是由算卦引起的，差点儿闹出人命。在《社史》写作的后期，邹志安、白志刚（即白描）、贾平凹三人移居县城一家招待所。写作之余，三人以算卦取乐，有人传给他们一种阿尔巴尼亚算命法，运算起来，很有数学的乐趣。一日，邹、白二人出外采访，平凹留下写作，晚饭时，胖炊事员提起锅铲直冲白志刚和邹志安叫嚣：“你们国家干部还搞迷信，我明日到省上告你们去！”二人忙问原因，才知是平凹独自给胖炊事员的婆娘算了一卦，卦相不好，那婆娘原本有精神病，听了卦回家就犯病，抓了十付中药喝了两次人还昏迷不醒。胖炊事员扬言：“若我老婆出事，我跟他姓贾的不得完！” 邹、白二人赶紧找平凹商量对策。平凹说：“这炊事员简直像个喂猪的，态度又坏，又不给我们做好饭，我早有气。下午他婆娘来算卦，我就用‘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的卦术给算了，按卦相说她命苦，丈夫对她不爱，要防止丈夫有外心，谁知道就真的戳到她的心疼处。”晚上，三人寻思了一夜，决定第二天采取补救措施。先是邹志安在招待所内查外调，弄清这婆娘生平身世，又摸准他夫妻关系的真实情况。知道胖厨师对她不大体贴，生小孩时都没回去，男人是工人，她是农民，一直害怕他变心离她而去，加之本来就有精神病，所以这次犯病实际是犯了心病。心病还得心药医，信卦的人还得拿卦治。白志刚还得知一个细节：这婆娘腰上长了一个瘊子。 第二天，邹、白二人摆开卦摊，由服务员配合，引那婆娘人局。二人当着婆娘的面给服务员算，服务员说邹志安算的比神还灵，还说邹是有名的大仙，姓贾的只是他的学生。这婆娘当即就要邹志安给她算，白志刚说大仙不轻易开口，邹志安就摆大架子死活不接茬，然后就由服务员来替婆娘求情。邹志安才郑重交代：“算我的卦就信我的卦，不信就别算。”那婆娘连说：“我信我信。”邹志安递给她一副扑克牌，接手时从中掉下一张红桃6，邹志安即说：“你姊妹6人，你最聪明。”这婆娘大惊，忙呼：“你真正是大仙！”然后说她的家世，她的性格，特别点明她出生时土地爷给她身上溅上泥点子，所以她生性多疑，这泥点子就长在腰上，是个瘊子。这婆娘就服气得五体投地，说：“你咋像住在我家里一样！”邹又说她丈夫人好，爱老婆但嘴上不会说，还说你丈夫命属木，你命属水，水浇木才能过好日子，再起疑心就麻烦了……晚饭时，炊事员端来半盆炒鸡蛋，说了许多感谢话。事后，邹志安认真教导他的“学生”贾平凹：“佛宝万千，心宝第一！”又将《仙家大算》和《莲花现》二书教平凹精读，嘱他不可轻易设坛摆卦，说天机不可透，透了非天机。 贾平凹的许多作品在京津沪都顺利地发表了，可他人从未出过陕西省。他常常揣想，北京是个什么样子呢？是不是全都地上铺着玻璃砖、房上苫着琉璃瓦？长城是不是城？金銮殿是不是用真金子搭成？皇帝那龙座上是不是也铺着老虎皮？毛主席那身子是怎么个保藏着？平凹不能对天津作直接的想象，但他总要想到孙犁，他想他该是个什么样儿的古怪老头儿呢？大上海却常常令他生畏，家乡有一句话，叫做“上海的鸭子呱呱叫”，是不是上海的鸭子叫声格外好听？抑或上海人特喜食鸭？那句家乡话的意思是“好”，可好为什么非得用“鸭子呱呱叫”来形容呢？他曾下过决心，有朝一日非得去那里看个究竟不可。可是，岁月年复一年流走，他在上海已经出版了几本书，可他还是没有到过上海。上海文学界几乎每年都邀他去，参观、访问、写作，任随他意，可他总是为这事那事所扰没有去成。有时候，他生气地说：“今辈子不去上海了，将那谜永远留着，将那鸭子的问题留给后代去解！” 就在这一年，老家那个送过他草帽的女朋友招工进了矿山。她当了工人，并未将他忘记，时常有信来。他和她的关系一会儿很热，一会儿却凉得冰手。他也不知是什么原因，总是若即若离的。也许，他没有全心去进攻；也许，她没有尽力来追求。常常，深更半夜了，写作煞住手，他便要到阳台上去，遥对夜空孤月叹息。他孤独得恐惧，自然属性就来折磨他。他觉得，事业、个人生活，都需要一个温柔贤淑的异性来掌握他前进的开关。 他决定要回去见见她了。时值秋末，棣花镇东面的平原已种上了小麦，牛头岭那边的坡地上已见了大麦和碗豆的嫩绿；勤劳的庄稼人怎么可以闲得住，夹柿子，旋柿饼，切红薯，卧酸菜；有人扛了扁担带上儿子去河沟割柴，有人蹶起屁股在西山塬上捞红薯…… 丹江水悠悠东流，溅起的水花凉得彻心。他和她并排坐在河滩已经很久了，她不说话，他也不说话。她拣石子在手上玩，他拿脚在沙上踢出一个坑，又踢出一个坑。这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女子，当了工人仍有村姑的风韵。她将花格的衬衫领翻到蓝工装的外面，脚上那双丁字形皮鞋少说也得花去她半个月的工资。他和她干坐了两个钟头，说回，就各自往家走了去。 下午，老地方，他们又见面，是各自的老人催逼所致。他问她矿上的情况，她说半句留半句的；她也问他省城的工作，他也有一句没一句。本来，他想告诉她，他写的小说北京登了，上海登了，天津登了，许多地方都登了，可她总问他编辑算是几级工。几级工？那时没有搞职称套改，他也答不出。反正没有劳保费，也不发工作服和翻毛皮鞋。 他告诉她编辑工作是看稿子、写东西，她却问是广播稿还是墙报稿，是写对子还是刷标语。 他和她实在没有能说在一起的话题了。他便对她讲这棣花镇的变迁，讲这丹江河的改道，讲这河沙中的硅粒和石英……她只是低头不语，石子不玩了，却一个劲儿地用手指绞那略黄的发辫。她对他讲的那些没有兴趣。 他猛地站起来，大声说：“我要结婚了！” 她扬起头，平静地：“那我祝福你。”说着一低头，双手捂了泪凄凄的眼。 他们往回走了。天色昏暗下来，水从山边流过的那道白线变成一抹隐约的反光，唯有浪花以清泠泠的脚步叩问每一处或土或岩的堤岸。晚风从西山源刮下来，岸边的大片芦苇嗦啦啦伏下去，嗦啦啦拱起来，褐色的浪一直朝东涌去。他和她走在小径上。小径，二尺宽，两旁是枯萎的白茅和车前草；折坏的芦杆横下来如栏杆一般，低的跨过去，高的就得用手拨开。这小径他们自小走过无数遍了，要在这片苇园里很曲折地弯一阵子呢！ 出于安全和礼貌，他让她走在前边；还是出于安全和礼貌，他又让她走在自己后边。秋风让世界变得枯黄，又从人的裤筒钻进去让人心冷。他和她在芦丛中走了好长时间，钻出来了，怎么还是河滩？ 他们迷路了。芦苇地里的小路枝杈盘扭，尽管以前走过多少回，这一回是实实在在地绕了圈子。 他泄气了，说“走不出去了，我们背靠背过夜吧！” 她却勇敢起来，要自己在前边探路。他跟着她，不几步，她却说她害怕，心里直发紧。 他想起来了，这芦苇地里是有几座乱葬坟的，老年人常说这一带有“迷糊鬼”蒙人心窍，迷上了谁，谁便在这里脚不停步地转上一夜呢！不知怎么，他真的就觉得自己眼睛发木，连天上有没有星星都瞅不清了。 她只是喊害怕，继而抱怨不该到河边来。他知道这桩婚事算是糟透了，走熟路都发迷，还能伴侣终生吗？他拣一根芦杆，将一头递给她，叫她牵牢、站稳、闭上眼、想那jian下的莲花池。 突然，他高诵：“阿弥陀佛，我来了！”说着拖她大步走去。这时，他们听见，村子里有狗“汪汪”地叫了…… 和这女矿工告吹之后，他又回到他六平方米的天地里。他一进入到创作的境界中，世界上的一切都不存在了，唯觉心中的血在一条宽阔的河道里奔突。可是他一旦在稿纸上压上了那块青色的板板石，他便回到了人间，便有宠辱袭上心头。那时候他有个习惯，一苦闷便要两手插进头发，将手掌捂了额头，将视线在桌上作墨汁一般洇开去…… 中国有个封建宗法制的金字塔式的观念结构。贾平凹自小受到家庭和社会的教育，这教育使他把自己牢牢地钉在了这座体系严密的金字塔结构里。要把贾平凹从那金字塔式的观念结构里剥离出来，比从他身上割肉更使他痛苦。但凡文学界开会聚首，他免不了要受到许多女崇拜者的包围。她们朝他拥挤，常常把热烘烘的胸偎着他的身，常常把湿漉漉的气吁在他的脸，她们要听他说一句最平常的话。可是往往在这时，他却紧张得缩作一团，鼻尖上止不住涔涔地冒出汗来。一次在南京，他偶然发现外省那位和他挺要好的文友，手挽当地一个漂亮的女崇拜者在某地游走，他立时便在心间产生了排斥；他对那文友的印象，无意间蒙上了一层斑驳的色光。多年以后忆及此事，他总觉得自己的心理结构未免过于老化，但要他相仿行之，却是比上天摘星星还要难…… 他把它想象成一位长发公主。那青丝儿垂在背肩前胸，直化入那曳地长裙的百褶儿。微风咝溜溜过去，唯见长裙袅娜，却不见那软软的步子游前去。这是一株柳。植在陕西师大中国语言文学系大楼的左侧。师大的校园里，姿色绝佳的垂柳不少，可他偏偏就沉湎上了这株。白志刚没有找着，几多文学的议题在心里憋着。可他一看到这柳，便什么都忘了，有人宁愿“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他是宁愿在这柳下长眠了。不，他的长眠地在牛头岭，这不可更动。那就插一株这垂柳的枝儿到牛头岭吧，那祖坟世代叫古柏罩着，总是古枯苍黄的，这垂柳才携有灵气呢！但到伸手要折，却兀自软了手腕。它怎么可以折得？它其所以独抒性灵，不全赖于这绿色的“长发”吗？ 贾平凹跨上一辆三路公共汽车，心里还在念说那株柳。时序正交八月，西安的气温也不比长江上的“三个火炉子”低，他的脚上，塑料凉鞋的每一根鞋袢儿都像热胶粘在脚上，化纤布的长裤变形后绷带一般拧在大腿和屁股上。车上人不多，却是一个扇子的展览。末一排坐位全空着，他占了小小的一角，而左近的女同胞却偏偏把半个身子遮在他的头上，且将手中那柄潮州纸扇痉挛般地颤，直把一股股浓重的狐臭硬扇给他。平凹心里好生不快，头几乎被熏晕了，却也不敢吱声，是山里人的耐性在他身上发挥着作用。尽管那柳的幽思被冲得没了踪影，可他还是装人装神地挺着脖子。他嘴里默念着：“你熏吧！你熏吧！看你能把我弄成熏肉？”心里却在深深地琢磨，南郊是大学城，三十万文人学士聚在这里，没有高烟筒，空气洁净，社会秩序好，公共汽车的司售人员都喜欢在这一线服务，可为什么偏偏生出了这么个制造熏肉的女人？ “啊哧！”公共汽车被熏得打了个喷嚏，车身斜了一下，停住了。这女人还知趣，忙忙地拨开枝枝杈杈的手臂，第一个下车跑了。平凹长吁一口气，将头从车窗探出去。他要记住这个站：草场坡。他目光落在奶油色站牌上，却倏地一个闪电在眼前裂开！没有上千串鞭炮的爆响，没有排山倒海的飓风，却委委实实是一个闪电。平凹将饱满的上眼皮揉了再揉，定眼望去，目光却皮筋儿一般被扯长了—— 那是一个青年女性，她若无其事地在站牌下立着。玉色的双臂“V”型地交叉在小腹，手里长长地吊着个普通的黑色人造革手袋。她偏过头去，静静地瞅那些性急的乘客朝车门前挤。贾平凹的心蓦地一颤，又一颤；他常常自怨山地人的没出息，可像今天这样使他心底一动再动的，却是从来没有过。是她妖艳吗？是她多情吗？压根儿提不上。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美女如云；常在钟楼附近，见到喧嚣的市井突然一个冷冻，那便是过去了一个倾城的绝色女子。平凹对此类人等，常常报以冷漠。可是今日，怎么就神魔附体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子，一双玉色的胳膊怎么就将他度量美的绝高旗帜吹落下来？ 她竟然上车来了！最后一个。她没有去坐什么位子，只款款地倚在车门旁的那根立柱上。她买车票时，和售票员说了一句什么；声音不高，却现出了她的明目皓齿。平凹在揣摩自己，也在揣摩她。他似乎在哪儿见过她。面不熟，那神韵却挺熟。 在哪儿见过呢？她两根小辫儿，不长，斜斜地搭在肩上；流海帘子一般遮住宽宽平平的前额；腮庞不大，却将脸形撑成一枚匀匀的鹅卵；个头不高，不胖不瘦……这样的女子不是随处可见吗？大差市、长乐坊、韩森寨、未央路，及至郊县小城，集着农村姑娘的质朴和城市小姐的文雅于一身，那些进城工作的女工，那些郊县来的女大学生，那些刚刚从孩子群里出来的青年女教员，不都有这种风采吗？平凹将这些一桩一桩地掂过，于她却都不合适。她就是她。一无二致，是谓独特。独特在什么地方？是她那冉冉香莲般的脸盘儿？是她那亭亭玉树般的身段？是她那再普通不过的黑色手袋？是她手间那素绢的热帕？平凹终没弄明白。忽儿他又觉得，世上美人具备的美处她都有，那是一种复合魅力，能震撼心灵；又是一种内在的气质，给人以无可名状的静态威慑…… 公共汽车拧扭了一下腰身，在十字路口的红灯前停下。她有目光转过来，似乎在他的脸上顿了一下。平凹忙偏了脸，黑眼仁儿却随她的举止游移。当她目光从他身上漫过去的时候，他觉得身上凉飕飕的；当她举手撩一下额前的发帘的时候，他心里热乎乎的；他总觉得她那动作他见过，见过不下百十次！ 平凹牙一咬，咬定一个判断！ 当一个老太太从她身旁过去，要去前边坐位子的时候，她扶了老太太一把，轻轻说声：“您老慢点。”这一句平常的话，平凹逮着了，他胸膛一抽：乡音！他几乎喊了出来。那老太太落了座，向她道谢，她又顺手撩了一下头发，说：“没啥。”啊，平凹记起来了，这不是初中同学韩俊贤的妹妹吗？ 一时间，他心跳得厉害：坐不住了，身不由己地站起来。站起来，却偏偏被她从头到脚地看着。平凹汗流浃背了，作贼一般慌慌着，站起来要做什么呢？ 适逢公共汽车靠站，南梢门。他说什么也呆不住了，被人家看着站起来，不下车又是什么意思呢？他贼一样窜一车。偎着了南梢门的站牌，心还在呼呼地跳。蓦然，眼中没了她，心里却空洞得厉害，仿佛失落了他写小说的那支笔…… “入了阴六月，三天一小雨，五天一大雨，那一沟的庄稼，长得山也挤，河也瘦了……”贾平凹在作一篇小说：《深深的秦岭里》。可他写到这里，说什么也写不下去了，思路乱成一窝麻丝儿，往昔那神笔的灵气化作了满腹的灰烬，连一星儿闪烁的炭头儿都找不着。肚子里的枯肠干碴碴地撑得难受。他不得不放下那支粗重的老式金星钢笔，将目光在稿纸的方格儿里钻进钻出。蓦然，一个倩影，粉色的，从稿纸上直朝他眼前推近；忽儿，那影像又洇化了，仿佛宣纸上的水墨，浓而淡，淡而远，最后化作了毛毛丝丝的灰绒儿，有水的纤维在那里柔柔地拂着…… 那影像是她的。挥之即去，捉笔却来。一时间平凹心律的步子乱了方寸，他不得不将稿纸反扣到桌上，认认真真地同她对话。 “您是不是韩俊贤他妹子？” “您哪一年到西安的？” “上学！工作？跟人了？” 她无应。最痛苦者莫过于放空枪的猎人。 金星笔又在他指间捏转，稿纸再翻过来。“河也瘦了，河也瘦了……”平凹默念着那文思的断弦处，笔尖儿下意识地在那地方转圈儿。墨水泻了几丈长，落成的竟不是文字，而是一幅画。 她的。鼻子，眼，腮额，不像。再来，先那短辫儿，再是流海儿，再是睫毛儿，不对。第三幅，先眉，后眼，再鼻、鼻、鼻若截筒，她在家时他就注意了那鼻。那鼻，挺楞楞地沉下来，修然煞住；鼻尖浑圆而不塌，鼻翼饱满而不肿，鼻孔微隐而不藏不露。多少俏妙女子，美得绝顶却失之于鼻洞：有双月般勾向鼻翼的，有仰上而倾泄了底气的，有深凹而埋裹着狰狞的……可她不，她这鼻，圆中存方，方中存正，正中存庄，庄中见雅，雅中见秀！这是一尊东方女人的鼻子哟！ 《深深的秦岭里》散乱地长满了五官，长得“山也挤了，河也瘦了”；贾平凹依旧画兴浩荡，他索性再翻过一页稿纸，再画那腰肢和玉臂…… 这一夜，他没有睡着，魂儿在三路车的一线游荡。 他判断：她工作了，就在南郊。他匆匆去了食堂，逮住馒头先咬了一口。手在身上摸，竟没有带饭票；馍叼在嘴里，双手在上下口袋索遍，搜出的，却是一张十斤的全国通用粮票。炊事员吴师傅笑了：“小说把你给写迷了！”。他签名记账，急急奔走，脚踩了风火轮一般。他没有骑他那辆破车，他要去挤三路公共汽车。他跑到西华门，见三路车便上，没想把方向搞反了，他一口气儿下来，竟是西安火车站。他先自恼恼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脑壳，转而又乐了：起点站，上去占住有利位置，可眼观车子的前后上下，搜索的范围岂不更广？这样，他便一站一站地紧张了，民乐园，新城广场，西华门，钟楼，南门，南梢门…… 草场坡！他不知怎么竟下了车，直望着那奶油色站牌愣神。太阳明晃晃地在东天煎着，灼热的气浪洪水一般淹得人窒息，可他极有耐性地等着。过来一位老者，背负了沉重的行李，他帮他卸下来歇脚；过来一位拐腿跛子，他为他驱赶了一群模仿他用腿划圈儿的孩子；过来一位行乞者，他极大方地给他掏了五角钱……一时间，他觉得他今日算活成人了，心气开阔得瀚海一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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