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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早晨，我打开门，门前结了厚厚一大片冰，显然故意有人在门前泼了水。我猜又是谢大妈家里人闹的，不知为何，她的儿子二柱总是与我为难？我叹一口气。只好在冰上撒了一些炉灰，然后到院子里的水龙头前去提一桶水。这时，谢大妈又从屋里跑出来，指着我的鼻子说：“嘿！姓罗的，你往地上撒那么多的炉灰干嘛……啊？你是不是想故意破坏环境卫生呀？” 我没答理她，低头拎着水桶往回走。 她却紧紧跟在我身后，仍是聒噪不止：“告诉你，我可是居委会的卫生委员……还是向阳院的院长！我得管卫生，这是我的责任！你这么着，是不是搞破坏呀？啊！啊……” 我拎着水桶，脚却一滑，一下子栽倒了。人趴在地上，还洒了一身水。 谢大妈却转身嘎嘎大笑，高兴地大叫：“活该！活该！哈哈，哈，这就叫不许右派翻天！摔一个大马趴……哈哈！” 二柱也兴奋地跑出来，跑到我跟前说：“哎——哟！我的老爷子！真没看出来，您还有这种爱好，大冬天爱洗冷水澡……洗就洗吧，穿着棉祆洗，可多难受！哈，哈哈！” 我从地上爬起，用一种极轻蔑的目光盯着他。他那得意洋洋的大笑兀地停止了，也用一种茫然的目光望着我。院里子站了好几个邻居，他们不说话，默默旁观着。任大爷还悄悄向我摇了摇头。 我声音挺轻，又缓慢地对二柱子说：“小伙子啊，你这样欺负一个老头子，良心上不觉得有些不安吗？” 他们都怔怔站在那儿，我进屋了。 回家后，迅速换去了湿衣服，又去提一桶水。吃了昨晚剩下的半个干馒头，又继续写《东西方文化精神概观》，已经快写完第九章了。此书写起来很顺，今天一天就完成了四千多字。在写作中，我能忘却俗世中的许多闷抑与苦恼，思想像是一望无际的大海，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充实了我的心灵。 现在已是深夜两点了。放下笔，我饥肠辘辘，可是，从食堂买的馒头，中午和晚上都已啃完了。只好找出一小块咸菜疙瘩，再喝一点儿开水，聊作夜宵也！ 晚上，任大爷忽然来找我下象棋。我推诿说，这几日工作很紧张，还有了些文章没写完，改天吧。他却笑一笑说：“那可不成！罗先生，越是忙，越是累，越得注意休息。走吧，到我屋去，咱们杀一盘。就一盘棋，半个钟头为限，绝不多耽误您的功夫！” 我犹豫一下，答应了。我想，还是应该与院里的邻居们多来往，也不要太清高了。太过于士大夫气，似乎是远避俚俗，这样是不好的，我跟他去了。 我是在去年的一个夏夜，在胡同的路灯下观看别人下象棋时认识了任大爷。他是个大高个儿，略有点儿驼背，据说他在解放前是个扛“大个儿”的，可能就是搬运工吧。虽然这是好出身，“红五类”，他们却极讳言谈这个，我也从来未问过他。后来，他邀我去他家下象棋，我去了，我们渐渐来往起来。他憨直，沉默寡言，人品却很好，院里的邻居们都很敬重他。 我随他进屋，这是两问阴湿的南房，是外间。他的老伴出去串门了，儿女们或是值夜班，或是开会。他请我坐在那张双人木板床上。又搬一个炕桌到床上，将棋子摆了，他又笑着冲我眨一眨眼皮，说：“罗先生，今儿找您来，不光是下棋，还有点儿‘外敬’。” 什么叫“外敬”？这大概又是北京俚语吧。我莫名其妙地瞧着他。他庄重地捧来一个白瓷杯子，是已沏好的碧绿龙井茶。他咂着舌头说：“嘿！这是正牌的龙井茶，我的亲戚从杭州捎来的。嘿嘿，我特意请您来，咱们老哥俩享受享受。” 我的眼圈红了，喉咙口像是噎了个东西，说不出话来。这时候，任何感谢的话都是多余的，只能破坏一番真挚的人间至情。我连连啜了两口茶，嘟哝着：“好茶，好茶，长时间没喝着了！” 任大爷手里拨弄着棋子儿，从容地跟我聊天，“嘿，谢大妈跟二柱，都是混脾气。他们跟您捣乱，可别放心里去呀！” 我委屈地说：“唉，我就是搞不清楚，我搬到这儿没多久，也没招他们，也没惹他们，干嘛偏要和我为难呀！” 任大爷大笑起来，“哈哈，他们的心思，您当然没法儿明白啦！”他便道出了谢大妈一家子为何总是与我为难的缘由：原来，我如今所住的那间小屋，是这座大杂院的过道。这院子本来有两道门，一个是前门，一个是后门。谢大妈他家就把后门堵上了，又把一些杂物放在里面，很想据为己有。可是，去年初，房管所却派来一批房修工人，命令他家将东西拿走，干脆将这个过道两边砌上砖，又成了一间小屋子，而且让我搬进去了。从此，谢大妈一家人就认为，是我占了他家的地儿，他们常常指桑骂槐向我訇骂。后来，听说我是右派，也就更变本加厉欺负我了。 我说：“不管怎么说，他们跟我闹拐扭也没有用呀！您也瞧见啦，我一人在那小屋里也够憋气的。我也不愿意搬来往的，是房管所安排的呀。” “嗨，您住的条件比起他们来，要好多啦。您去过他们家吗？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屋子，住了四口人。大儿子，二儿子，三儿子，只好把床架了三层。平时，大柱子和三柱就住在厂子里了。” 我天真地问：“他们怎么不向房管所要房呢？” “要房？也得有啊！”他摇一摇头，仿佛笑我不通时务，又说，谢大妈一家人当然不敢跟房管所闹，否则，那间破房子漏雨，房管所就不管修缮。他们只好把火儿撒到我头上。他啜一口茶水，又说：“您可别跟他们一家子计较，要说这一家子也不容易啊。谢大妈丈夫死得早，她就靠捡破烂，缝穷过日子，拉扯着三个孩子真够苦的……” “什么叫缝穷呀？”我问。 “就是给人家缝缝补补，带洗衣服……” “噢！那不是裁缝嘛！”我自作聪明说。 “嘿嘿，真要有裁缝那本事，能多挣几个钱，也就齐了。”任大爷乜斜着瞟我一眼：“您是知识人儿，不懂我们大杂院的事儿！” 我不再问了。下完一盘棋后，我慢慢走回家，又瞧了一眼谢大妈那间低矮的平房。我又想，我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也是在欧洲喝过洋墨水的留学生，装了一肚子理论。可是，我对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就连较浅层的理解都是没有的。仅仅只看到他们的愚昧，粗鄙和庸俗不堪，却从未关注过他们那些艰难困苦的生存状态——几乎只够维持日常生活了，在这个贫穷落后的泥沼里，自然会酿生出无数的野蛮，下作，沉沦，甚至是罪恶…… 又继续赶写《东西方文化精神概观》，第十章比较难写，有关印度哲学的部分，明天还要去图书馆查阅一些资料。现在问题是，我手头的参考书太少。 今日早起，天才刚蒙蒙亮，我准备出门跑步，刚拽开门，就听“哗啦”一声响，把一个什么东西碰倒了。我又懵懵懂懂跨出门，一脚却踩进了屎尿汤子里。原来，不知谁恶作剧，在我门前放了满满一盆屎尿，臭气熏天的稀屎在门前流淌，我的布鞋也被踩脏了，若不是眼疾手快扶住门槛，又要摔倒在里面。我看见谢大妈家的窗帘一动，一张模糊的脸隐入了，立即本能猜到了这是谁干的。 唉，这无端的仇恨火焰是怎样产生的？又怎样将它熄灭呢？刹那间，我心内突然迸发出的怒气又泄得干干净净。却又出现了对周围一切都陌生疏远的感觉，还有无比的寂寞与孤独。 我茫然地回到家，脱下那双沾满屎尿的布鞋。又舀了一勺水在脸盆里，粗粗将溅在裤角上的屎尿洗干净。我又拿起扫帚和簸箕，想将门口臭气烘烘的那堆屎尿再清扫一下。 我干着，谢大妈从屋里走出来。她打扮得十分齐整，头发梳得溜光，一边走着，一边捋着发梢，悠然自得走来。 她走到我面前，瞪眼看了我一会儿，用凶狠的腔调喊起来：“姓罗的！姓罗的，你想干嘛？啊——你到底想干嘛？你就是一心一意想破坏向阳院吗？” “破坏向阳院？”我迷惑地瞧着她，“无论如何也搞不明白她的话是什么意思？” “前几天，你往地上撒炉灰！今个儿，又往地上泼屎泼尿！啊，啊！你破坏院里的卫生环境，啊，啊！你这不是一心一意想破坏我们向阳院吗？你这个老右派！你是不是仇恨社会主义，是不是仇恨文化大革命呀？真是贼心不死！” 我差点儿没笑出声。“这跟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关系？是有人把……” “你狡辩！你这是猖狂反扑！你是不是想复辟资本主义呀？”她大声咆哮着，眼珠瞪得滚圆：“告诉你，我们贫下中农坚决不答应！哼……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嘿，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批斗你们，用皮带抽你们，给你们剃光头，让你们挂牌子游街，真是好极啦！就是好呀！你知道吗，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要来啦！” 她沫星四溅地说着，用手指头戳着我的额头。院里又站了一些邻居在旁观，他们嘻嘻笑着。二柱也从屋里跑出来，他忍不住满脸坏笑，咧嘴说：“你等着吧！老梆子，有你那一天！” 这时，我真是一丁点儿火气也没有了。只觉得可笑，这一大堆逻辑混乱的话语是怎样堆砌在她们脑子里的？她真的相信吗？还仅仅是一种威胁武器？我摇一摇头，无可奈何地苦笑着：“谢大妈，我想，你一定是对我有意见吧？什么时候，咱们一块好好坐下谈谈，交流一下思想……” 她发出刺耳的笑声：“谈——谈？哈哈，跟你们地富反坏右，还他妈的交流思想？别放屁了！对你们，无产阶级专政！专政，专政！”说得兴奋了，她举起拳头，在我眼前挥舞，“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哈！” 二柱也嘎嘎笑着，“对，打丫头的！” 爆发了一阵哄笑。 这真是一场闹剧。我实在是没功夫再和他们纠缠，匆匆忙忙回到屋里，穿上外套，夹起皮包上班去了。身后，仍是谢大妈滔滔不绝的訇骂。 在路上，我想明白了，这种无端的仇恨火焰到底出自了哪里，实质上它正是来自我们人类的某种天性——也就是这种天性，我们把耶稣基督送上了十字架，我们之中产生了奥斯威辛集中营，我们发明了原子弹，我们也酿造出了文化大革命的苦果。在这中间，根据传统道德观念，我们将一个人灵魂中这种天性的多少，将其分为“好人”或“坏人”，其实，这是错误的。因为，这种天性是我们人类与生俱来的结果，也就是原罪。仅仅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又如何能洗涤掉它呢？ 我也搞清楚了，谢大妈一家人（也许还有更多的人）为什么在我没招他们，也没惹他们的情况下，偏偏与我捣乱呢？这是非常简单的，也是我们人类早已产生的一个最古老的心理事实；一个人的痛苦与灾难，反而会使另一人感到庆幸，感到得意，因为他躲过了灾难，他比那个痛苦的人优越，他甚至可以居高临下俯视那人。我应该承认，就连我自己未尝没有这种感情吗？当我听说谢大妈原是一个“缝穷”的人，心里首先涌上来的是一股鄙夷，是一种精神上的优越，我内心中的同情是极少的。于是，我与她就成了敌人。我认为她是愚昧的，是可恶的，是下等人。她呢，根据阶级斗争理论，也认为我是资产阶级，是个导致他们穷困的坏蛋！直至今日，我还来侵占他们娘儿几个少得可怜的住房，我不是资产阶级猖狂反扑，又是什么呢？ 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能背诵《圣经》中的许多话。不过，由于我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怯懦，却总是更愿意相信“人之初，性本善”的原理，不愿意用眼睛正视那许许多多恐怖的苦难。但是，当无数磨难煎熬着我时，我再也无可逃避了。那个不容易弄明白的真理，我也总算弄懂了。在我们这个古老民族不得不抛弃传统伦理道德的规范时，当我们也高举起民主、自由和平等的旗帜时，就必须正视基督教义所指出的原罪，也必须明白我们人类无时无刻不在酿造着许许多多罪恶。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能领略耶稣基督叹息的沉重：“主啊，赦免他们吧，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也就是说，只有爱，才能战胜罪。 那么，真正落实到生活中，我该怎么办？又该用什么态度去对付谢大妈一家人？《圣经》里说，“爱是恒久的忍耐。” 今天，去北京图书馆呆了一天。中午，吃了一个干馒头，喝了一瓶汽水。我摘录了许许多多的资料卡片，直到图书馆快关门了，我还埋头记录。然后，我又借了一本美国社会学家的书，是新到的，晚上我可以浏览一下。本来，我打算在隔壁的小饭馆吃一碗面条，那儿却已经收摊了，一个小伙子服务员与两个姑娘正嘻嘻哈哈收拾桌子上的碗碟，我上前去问他们： “同志，你们现在不营业了？” “废话！”小伙子瞪我一眼，“没瞅见我们在干什么！” “怎么早早就关门啊？” “我们要开会！” “唉，麻烦你们，有没有什么剩下吃的，能卖给我。” “有——啊！”小伙子拉长了声调说，“还有这些桌子椅子板凳都能卖给你吃，你嚼得动吗？咽得下去吗？嗨……你要是能吃，我们不收粮票，不收钱！” 两个姑娘咯咯乐起来了。我转身就走，隐约听到一个姑娘说：“嘿，那还不把他的门牙崩掉！”“他也没有几颗牙啦。” 我找了几家小店，总算是买到了两个面包。 回到院子里，天已完全黑了，每家都挂起了窗帘。院子中间，一个孩子在公用自来水龙头前放水，激涌的水流把铁桶砸得“咣咣”响。我累极了，摸出了钥匙，只想立刻打开锁，到床上好好躺一会儿。可是，钥匙却怎么也伸不进锁洞里。开始，我以为拿错了钥匙。仔细又看了看，是那把钥匙啊！我再试一试，还是打不开。 一定是锁头又出了什么毛病。我出了一头冷汗，仍然手足无措，最后疲乏得浑身一点儿劲儿也没有了。我干脆把皮包扔到一边，抱头坐在地上。我想，什么也不管啦，什么也不管啦，干脆就坐在这门口呆一夜，等天亮吧！ 不知多久，过来一个人推了推我，是任大爷。他上公共厕所，却见我抱头坐门口，不知出了什么事情。我懵懵懂懂告诉了他，他也试一试，也是打不开锁。他要我等会儿，从家里拿来了一个手电筒，又叫来他的儿子，一块儿摆弄这把锁。院里几个邻居也凑过来，七嘴八舌帮我们出主意。用手电筒的光亮仔细察看，才发现是锁孔里被塞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任大爷气得一跺脚，大骂道：“操——他妈的！是哪个兔崽子干出这种损事儿！” 我立刻就猜出是谁了，只是苦笑一下。人们面面相觑，沉默一小会儿，就开始具体想办法如何打开锁了。有人说，只好先撬锁了。也有人说，可拿把小锯子，将锁头锯断。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倒是在旁边一直沉默不语的小学教师范老师，想出一个切合实际的主意，她从家里拿一个缝被服的大针，在手电筒光柱照耀下，将那些杂物一点儿一点儿往外挑，先挑出几节火柴梗，又挑出来碎布头与棉花，估计差不多了，叫我将钥匙伸进去试一试。果然，锁就被打开了，人人都感觉庆幸，一小阵欢呼。 忽然，任大爷扯开嗓门大吼着：“罗先生——我告诉您——咱这院子还是好人多，混蛋是少数！” 这喊声如炸雷似的，大伙都不约而同朝谢大妈那间屋子看，窗前的帘子遮得严严实实，里面声息全无。他的儿子似嫌任大爷有些多事，满脸尴尬拉着老头子回家，边走边埋怨他何必得罪人。 邻居们也默默散开了。我向他们感谢，特别感谢范老师，他们好像都没听见。 进了屋子，我浑身的筋骨跟散了架似的，一头栽倒在床上。我的脑子却挺活跃，也很兴奋。我想，任大爷的话可能是对的，好人是多数。但是，我们这个世界却为什么总也是好不起来呢？还有，把谢大妈和二柱归到“坏人”里，是不是偏激呢？唉，我没功夫想这些哲学问题。不过，让我真高兴的是，我有了难处，邻居们还是主动来帮我的。我一再忍，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估计谢大妈二柱子一家人不会再向我挑衅了吧？ 我在床上不知不觉和衣睡着，直睡到半夜三点钟，又起来接着写作。 晚上，徐明远忽然来了，进门他就对我神秘笑着说：“罗先生，我给您送好吃的来了！” 我正在写稿子，连头也没有抬，又问他：“有没有带酒呀？” “有，有，有酒！”他仰面哈哈大笑起来。 我发现他笑得有些古怪，放下笔，打量着他。他好像什么也没带，两手插在黑呢大衣的口袋里，只是一劲儿冲我笑。“你这家伙，在搞什么名堂呀？” 他仍然卖关子：“哈，快过年了，我给您送肉来啦……哈哈，送肉来啦，够您三个月吃的！” “什么肉？”我懵懵懂懂没弄清楚。 他从黑呢大衣的口袋里取出一个袖珍录音机。我发怔地瞧着他，实在是糊里糊涂，不明白是何蹊跷？他得意地将这个索尼牌的录音机摆床前，额头朝前一伸，说一句：“嘿，我给您带来了音乐磁带——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 哦，贝多芬！我已经有十几年没有听到他令人心醉神迷的乐曲啦！对我来讲，这些乐曲几乎已成为天外的声音了。我真是太感激明远了，紧紧攥住他的手，摇了摇。 他笑嘻嘻地说：“孔老夫子曰：‘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您说说看，我给您送来的，是不是够吃三个月的肉！” 我也乐了。“在这一点上，我倒是觉得孔老夫子粗俗了！音乐怎么能跟肉相比？……哈，好了，好了，咱们不说这些啦。听吧，快听吧。” 先听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也就是九个交响乐章中的第五交响曲。这是我年轻时在巴黎一遍又一遍聆听，百听不厌的。我回国前还买过那九个乐章的全套唱片。我伸开两臂，抱着头，躺在木板床上，明远坐在小板凳上。 那美妙的乐曲啊，时而如流水潺潺的清澈小溪，时而如澎湃汹涌的激浪狂潮，时而如随风缓缓飘落下的一片绿叶，时而又如夹杂了电闪雷鸣的狂风骤雨……它给我充沛的精神力量，滋养了我疲倦的，已有些衰弱的神经，使我极享受，极享受。命运，就是这样的。它的最终归结点，就是一个人的灵魂。 我能够感觉到贝多芬的灵魂。一颗紧紧缩拢，颤怵又痛苦的灵魂，一颗孤独的灵魂，一颗透明的灵魂，它浸满了爱的汁液，所以，贝多芬说：“除了仁慈以外，我不承认还有什么优越的标记。”罗曼·罗兰称他为“靠心灵而伟大的人”。就是这样的，伟大，伟大，这真没的说！ 又听《英雄交响曲》，是第三交响曲。我又想，所谓英雄，永远不会是那些靠自己的膨胀野心而握有极权的人，也不是靠强力称雄的人，他们只是被历史巨浪推上来的泡沫！但是，又不是那种哲人，由于自己的智慧睥睨天下，甚至建立复杂的思想体系的所谓人间救星；真正的英雄，是靠自己坚韧忍耐的毅力，靠品格、靠爱心而显得博大的人。例如，贝多芬自己。 不知过了多久，录音机自动关上了。我们俩却坐在那儿，木然不动，我长长呼一口气，起身，才发觉脸上湿漉漉的，全是泪水了。 明远的神色非常严肃，他抱着双膝，坐在小板凳上，紧紧皱着眉头，他仿佛在思考着什么，我俩相对无言地呆了一会儿。 明远站起来，眼睛闪闪发亮地说，“我就是纳闷，这个贝多芬，他又孤独，又穷困，耳朵聋了，身上又缠满了病魔，四周所包围的又是沉重的世俗空气，但是，他是怎么突破出来的呢？一下子写出这么伟大的作品。” “靠精神力量。”我不容置疑地回答。 “精神力量……是吗？”明远却疑惑地摇摇头，“跟您讲吧，我们这一代人，见到的那些英雄主义的谎言和欺骗太多了，我们也就太多的怀疑！我们最讨厌那些精神原子弹之类的神话。” “那么，你说贝多芬靠什么呢？”我反问他。 “我也说不好。”他有些迷惘地望着我，“可能，这就是天才。说不出来怎么产生的天才，我们难以理解他。” 我忍不住笑了：“哈，你们这一群时代的孩子，得的也是时代病，过去是绝对地崇拜，现在又是绝对地怀疑……你们没有一样是不怀疑的！” 我俩又争论起来了，海阔天空胡聊一通，由怀疑论到虚无主义，又讲到老庄的哲学，又辩论起老庄的思想是哲学成分还是美学成分多？我送他出去，走啊走，不知怎的一直走到了朝内大街。他的嗓门太大，常常哇哇地大声嚷着，激烈地打着手势，惹得路人们不住向我们侧目而视。我好几回拽他的衣襟，他的声音才低下去，一会儿又脸红脖子粗叫起来了。我俩在街上蹓跶了三个多钟头，我回来，夜已经深了。 我很喜欢徐明远，跟他这样的年轻人在一起聊天简直是一种享受。他很有头脑，思想也很深刻。虽然，由于以前的一番折腾使他对一切充满了疑问，不再盲目迷信什么了，甚至有些虚无主义。但是，他认认真真读书，认认真真探索，认认真真思考，我相信他以后是会做一番事业的。我一直坚信，中国的“神武景气”是一定会来到的，那时就需要许许多多他这样的人，关键是待机守时，多读书，多掌握学问。 今天不再写了，早点儿睡觉。 这两天很奇怪，院里的邻居们一下子都对我很冷淡。昨天上午，我看见任大爷在门前，就上前去与他打招呼。他只是漠然地冲我点点头，转身又进屋了。今天晚上，我下班回来，见范老师到自来水龙头前提水，笑着冲她点一点头：“你们下班挺早啊？”她听见了，却低着头，没理我。我又重复一句，她才慌乱瞟我一眼，应付一句：“是呀，是呀。”提着水桶就走了。 我心头充满疑云，这是怎么了？我又不小心得罪谁啦？也许，是那一天，他们都帮助我来开锁，得罪了谢大妈一家人，也不愿意再惹是非，只好暂时冷淡我？或者，我身上的确有一股过于浓厚的“知识分子味儿”，与他们这些人从本质上来说，是格格不入的。所以，我根本无法与他们沟通？唉，我越来越发现那种“遗世而独立”的老庄哲学，是可笑的了。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俗世间，你就不得不与别人交往，不得不去寻求别人的同情与理解，也不得不将自己融合人其间，哪里“独立”得了呢？ 这些日子，二柱子见了我，却总用一种讥笑又冷漠的目光盯住我。我与他碰面，只是照例向他点点头。他从鼻子里哼一声，又用残酷的眼神死盯住我，似乎我是一只已落入狼嘴里的可怜小羊。他用这样的眼神告诉我，我作为一个人的权利早已被剥夺得一干二净。假如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来临，他就是一个手持皮鞭的红卫兵，我将是跪在他脚下的老右派。 算了，我真不愿意去想这些了。并不是仅仅因为恐惧，而是没有用。它的表层只是一种凝结的罪恶，它的深层呢？我的那本学术著作《东西方文化精神概观》快写完了。我打算在春节的几天，每天写四五千字，估计五天可完成两万字。我其实就是想深入地探索这个问题。在学术领域里，我像是一个前往南极的探险者。高举着这支常常漏水的破钢笔，一往无前地冲进中华民族文明的致命深处。 早晨，我还躺在被窝里睡觉。“咣啷”一声响，一块砖头飞来了，幸亏有一块窗帘遮挡，砖头并没有砸进来，玻璃碎片也未迸进房间。 我昏昏沉沉从床上爬起，披上衣服，去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玻璃窗户被砸了一个大洞，肇事者已跑得无影无踪，院里没有一个邻居走出来，询问一下或是安慰我两句，只见几家窗帘摇晃，大概他们窥视着我怎么办？ 天色还是灰蒙蒙的。昨夜我写作直到三点半，刚刚入睡不到两个钟头，我只是呆怔怔站在院里。真的，我该怎么办呢？破口大骂，泄一泄我胸中的愤懣吗？我做不出来。可能，即使我訇骂的语言出口，也还太过于文雅，太软弱，在他们看来又是一个笑柄了。唉，文明啊文明，你在野蛮的长矛面前是何其脆弱，只轻轻一捅，就被捅破了。 那么，只好继续忍耐吧。我转身进屋，只是觉得浑身筋疲力尽，躯体内的骨头都散了，血肉也干枯了，真的剩下一个臭皮囊了。奇怪，我内心里一点儿激愤的情绪都没有了。只是想想该怎么办？还是等到天亮后，到派出所去报案吧。我又呼呼睡着了，直睡到十点钟。 我醒来了，立刻就想到该去派出所了。我先将那块半截红砖装进皮包，戴上帽子，穿上呢大衣，走出了屋子。院里有几个孩子在放鞭炮，还有三两个邻居凑在一起聊天，他们只向我微微点头招呼，又用一种古怪呆滞的目光望着我。我也向他们一点头，就走过去了。 走了不到一个钟头的路程，我终于找到了派出所。正是春节假日期间，各个办公室都锁着门．只是值班室坐了一位年轻警察，正趴在桌子上睡觉。我唤醒了他，他颇有些不乐意地连打了几个哈欠，又点燃一支香烟，面无表情听我叙述。他又问我与邻居问有什么纠纷，我讲了和谢大妈一家人的摩擦。他用手掩着嘴巴打了个哈欠，敷衍了事点一下头： “嗯，好吧，就这样吧。” “你们准备怎么处理呢？” “这个，我们还得调查。”他懒洋洋地说，“我一会儿给街道居委会打个电话，让他们也做做工作。这属于邻里间的纠纷嘛！让向阳院的院长多调解嘛！” 我笑了，指出谢大妈就是向阳院的院长。 “嗯！这个，这个，我就给居委会打电话！”他不耐烦地挥一挥手，“啊——你还有什么事情？” 我从皮包里取出那块半截砖头，交给他。 “你拿这玩意儿给我干嘛？”他诧异地问。 “这是物证呀！就是这块砖头，砸破了我的玻璃窗！” 他瞥了那块砖头一眼，竭力忍住笑，“哦——哦！我看见了。行啦，你拿走吧。” 我又默默将那块半截砖装入皮包里。我感觉到了，这位警察的讥讽眼神与二柱子很相像。我无精打采地走出了派出所，知道我是白来了一趟。唉，我还是太书呆子气，企盼能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现今的中国，法律究竟在何处呢？一个年轻人只凭着身强力壮，就可以任意欺辱一位老年人。他们的眼睛里何尝有法律！法律又什么时候真正存在过？在革命口号掩盖下的暴力才是至高无上的。 上午，去单位上班。军宣队领导忽然召集大家开会，传达一月二十四日和一月二十五日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两万人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的精神。会议期间，有江青的许多插话，政治上的针对性很强。看来，中国的政治局面又要变得复杂化了。 下午，分成各个小组讨论时，大家又东聊西扯起来，我无意中讲起二十五日那天早晨扔来一块砖头，砸碎了玻璃窗，还有谢大妈一家人的霸道行径。此事却成了大伙的热点话题，彭老面带恐惧神情地说： “水泊呀，你不能再淡然处之啦，唔——唔，这个事情很严重呀！” “是呀，到底该怎么办呢？”又一个年轻人发问。 “唔——唔，要依靠组织啦，你该向军宣队领导汇报……” 他没有说完，就被一阵哄笑打断了。大家都明白，找军宣队领导汇报，不仅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他们还很可能把我的这间小屋收回来，使我连栖身之地也没有。 徐明远出一个主意说，“我看，问题的关键是派出所！他们本来应该管治安的，为什么不管？砖头砸了玻璃窗，他们也无动于衷，这不像话嘛！是官僚主义嘛！干脆，给派出所贴一张大字报！向他们施加压力……” 几个年轻人很赞成这个主意，并且说立刻就写。由他们几人署名，明天就贴到派出所去。英夫却连连摇头，反对说：“我看，你们这个主意很糟糕！反而会给水泊带来无穷后患……” 他分析说，由于我的政治身份有问题，最不适宜这样干。甚至，还很可能“授人以柄”。假若追查起来，我还会被加上“黑后台”的罪名。即使退一步讲，派出所接受了这张大字报，追究责任，我的管片儿民警受到批评，他心里不痛快，也会更来找我的麻烦…… 我连连点头，同意英夫的看法。徐明远不服气，激烈反驳我们。又有人主张，几个要好的同事，例如明远等人可以去找二柱子开一回谈判，警告他们不要再欺负我了。 这时，司机小赵进屋来了，他叼着一根烟，趿拉着一双布鞋，问我们争论什么。听明白了缘由以后，他满不在乎地说：“就是这点儿小事儿呀……保证立刻就解决掉！嘿嘿，二柱子再也不会去找罗先生的麻烦了！你们放心，包在我身上。” 大家纷纷问他，囊中有何妙计？他哈哈大笑，又抽了几口烟，神秘地眨着眼皮说：“哈！这，你们就都别管了！嘿嘿……现在，我不能说。保密！” 我们都以为他是吹牛，开玩笑，也就没有放心上。我也打定主意，千条办法万条计，先是忍耐吧。而且，我的主要心思也没有放在这上面。我要来了那些评法批儒的材料，还有杨荣国写的那本书，准备仔细研究一下。《东西方文化精神概观》的初稿刚写完。在这本书中，我始终对儒家的封建伦理道德文化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但是，我并不认为，孔子思想就完全代表了儒家思想，也不认为“儒家”与“法家”是完全对立的，它们实际上是封建皇权文化的左膀右臂。这个问题很复杂的，岂能极其简单化地用一个“儒法斗争”的观点就全部涵盖了？真是可笑。 晚上，我正在读从图书馆借来的《论语正义》，这是中华书局在一九五九年重版的。并且，我仔细做了一些笔记，准备把孔子的思想梳理一遍。我又有十多年未读此书了，重读时再深深咀嚼，颇感新鲜。 兀地，我却听见有人在院里大喊：“二柱子！谁叫二柱子的，快——快给我出来！” 我辨出了，这是司机小赵的声音。心中陡然一惊，不好！要出事了。我撂下书本，赶紧跑出房门，许多邻居们也都出来了，站在自家门前观望着。 二柱子也出来了，他用嘶哑的喉咙正跟小赵讲着什么：“有话好好说……我说哥们儿，干嘛呢？干嘛？” 小赵带着五个小伙子，手里拎着铁扳子，气势汹汹围住了二柱子：“他妈的——就是你呀！怎么着，怎么着！欺负我二叔就是你呀！” 又一个小伙子揉了二柱子一把，“跪下——先给我们跪下！” “揍丫头一顿再说！” 二柱子汗流满面，浑身颤抖地像一片树叶，语不成句说：“你，你，你……二叔是谁呀？” “我二叔是罗水泊！”小赵指着我说。我急忙挤上前，拽住小赵胳膊，不顾一切地嚷：“小赵小赵！你怎么能这样……这个，这个，多——多不好！太不好了，太不好了！” “别管！”小赵退回两步，在我耳边轻声说：“嘿……我们吓唬吓唬他！” 我拼命摇头说：“不——成！不成！你这样做，我反对的！” 小赵却冲我瞪起眼睛：“告诉您——别管我们！嗯？” 二柱子脸色灰白，嘴角抽搐着，又转向了我：“罗哟罗、罗大爷呀，咱们是街坊，有话好好说！我们好好说……行不行？”他不住揩着脸上的汗水。 谢大妈目光慌恐地瞧着我们，站在门口嗓音沙哑地说：“我！我……是向阳院的院长！啊……你们想干嘛？没王法啦！是不是想帮右派翻天呀？” 小赵跨前一步，目露凶光，恶狠狠地说：“翻——天？我们先翻你们家！”他一挥手，招呼大伙说：“哥们儿——咱们把刁老婆子的家给砸了！” 二柱子向小赵连连作揖，“别，别，哥们儿可别！别……我妈糊涂，她有神经病……看在我脸上可别！”他转身又连推带搡将谢大妈推入门内。 我也不顾一切又冲上前，拽住小赵的肩膀说：“小赵呀，小赵呀，你可别把事儿再惹大了！千万不能呀，我求你啦。”小赵却怒冲冲搡我一把，“靠——边！”他又用手里的铁扳子捅一下二柱子，几乎捅了一个跟头，“你说——说说上哪儿？豁口？还是青年湖？是单练还是集体练？约个时间吧。” “不——练啦！不练，练……咱们好好商量。都、都，都是哥们儿，干嘛打架呢？”说着，二柱子又将乞援的目光投向我，“罗大爷，您说是不是？” 我也说：“是呀是呀，咱们还是商量吧，千万千万别动手……” 几个小伙子却乱纷纷嚷起来，“打！打！”“先把王八窝砸了！”“把丫头的砸成柿饼！” 这时，小赵却出乎意外地语气和缓了，指着二柱子鼻子说：“咱们没的商量！告你一句话，我罗二叔是忠厚人，今儿看在他面上算是饶了你小子……以——后”，他咬牙切齿地说：“再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就摸摸自个儿的脑袋，掂量掂量，是肉做的呢？还是铁做的？” 说着，他冲那几个小伙子一挥手，“走！”一群人就呼啸而去。我还在怔怔站着，街上已响起了马达轰鸣声，原来他们是开了一辆汽车来的。 二柱子先向我深作一个揖，“罗大爷，谢谢您啦！”他转身进屋了。一直默然不语，站在各自门前的那些邻居们也用古怪的目光注视着我。 我真是羞愧难当！羞愧难当！ 我昨天晚上整整一夜没有睡着。我实在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虽然，这是小赵没有跟我商量，莽撞地来这么一下子，好像我是没有责任的……但是，我真的没有责任吗？我与谢大妈一家的矛盾，毕竟是从我的嘴里吐露出来的呀！院里的邻居们会怎样看我呢？说不定，他们会以为小赵这一伙人就是我勾来的，然后，我又出面故意充当好人，演出的这么一场戏，唉，那么，我的形象更是可鄙了。 我是基督徒，我的处世原则，就是“不以暴力抗暴力”，还有，别人打你左脸时就伸过右脸——也就是“爱是恒久的忍耐”的原则。可是，由于我的忍耐之心只是表面的，我就总是忍不住向别人倾诉我的冤屈，结果，事情坏就坏在了这儿。 不管别人怎样看我，我确实是有错的，深深感到内疚。今天早晨，我祈祷时，深切地做了一个很长的忏悔。 早晨，我去上班，走出大院，恰好碰到了从公共厕所出来的二柱子。我挺尴尬，不知是否该和他打招呼，他却满脸堆笑走过来：“嘿，罗大爷，您起来早呀，您上班去呀？” 我慌乱地点头：“早早早！上班上班！” 他又作出一副极诚恳的模样：“罗大爷，您……嗬嗬，您大人不见小人怪呀。我起小就混，野孩子没人管，以后您就多管教我吧。” “哪里哪里……这个，我，我的过错，我很抱歉，真是抱歉！我们……这个互相原谅吧。” “嘿，原谅就好。”他笑着走了。 我傻呵呵地瞧着他的背影，心里想，他叫我“罗大爷”了！也许，我们就真的和解了吗？可是，谢大妈会不会咽下这口气呢？我是个右派，竟敢勾了一帮人威胁她（虽然事实上并不是！）使她一家人丢尽了脸，她会就此善罢甘休吗？会不会在政治上搞什么名堂？我心内忐忑不安起来。 上午，在单位碰见了小赵，他迎面走过来，拉住我的胳膊就嘎嘎大笑不住。我也无可奈何地笑了，责备地说：“唉，小赵，这事儿你可太莽撞……” 他打断我的话，笑着说：“不管莽撞不莽撞，您看，事情就解决了！他们再也不敢找您的麻烦了！就那么简单！” “不见得吧？” “不信您就看吧。” 傍晚，我下班回家，刚走进院子里，却见谢大妈主动从屋里出来，笑呵呵对我说：“罗大爷呀，您下班啦！今儿个忙吗？” “忙，忙，这个，也不忙……谢谢您！谢谢您！”我慌里慌张不知怎么应付才好。 “咱们都住在一个院子里，还是要安定团结嘛！毛主席说，要安定团结。以前，团结工作没做好，我有责任，我是向阳院的院长啊！我该负主要责任……” “我也有责任，我也有责任！” “那就好啦，咱们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吧！” “对，对，对！” “往后，您有什么困难，就尽管说。咱们不光要团结，还要互相帮助。您孤零零一个孤老头儿，也怪可怜的。缺个啥，少个吾的，就到我们家来拿。我这个人没心没肺，还是爱帮助人的。我作为院长，也该多负责任嘛！” “谢谢，谢谢您的好意。” “到我们屋里坐一会儿吗？” “不坐了，不坐了。我还有事儿。” “那好，没事儿再来坐吧，咱们往后得团结，俗话讲，‘远亲不如近邻。’咱们是近邻嘛，近得不能再近了。” 回到屋里，我坐在床上直发怔。果然，这件事就如小赵所说，简简单单就完了。我的非暴力主义，还有“勿以恶抗恶”，的思想都瞬间地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我自己并没有企图以暴力抵抗暴力，却奇怪地冒出了一个小赵，只来了一点虚声恫吓，就圆满地解决了问题。那么，是不是我以后也要信奉暴力的哲学呢？当然不会。这件事使我哭笑不得，也深深感到迷惘：难道在这个暴力的世界里，生存下去的惟一抉择就是也使用暴力吗？是呀，我们陷入了一个痛苦又混乱的大变动时代之中，作为一个非暴力主义者，一个基督徒，要首当其冲地忍受煎熬。我们是身不由己的。我又想起了年轻时代在巴黎读过的《浮士德》，歌德写得多好啊：“那么你究竟是谁？”“我就是那种力的一部分，总想作恶却总是为善。”在这样的乱纷纷的历史进程中，最可怜最可悲的就是我们这些书呆子了，我们无法用冷静和理智的头脑思考问题，只是傻呆呆看着那各种的“力”飞来飞去，都闹不清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了，也闹不清它们的结果会是什么，最闹不清楚的是自己该处于什么位置上。难道，在这个时候，我们知识分子真是那么愚蠢，又那么软弱吗？ 吃过晚饭，任大爷又来找我下象棋，我吭吭哧哧想解释昨晚的事儿，可我只说了一半，就被他打断了，他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这不是挺好嘛！” “可是，这样做，还是不好的……” “怎么不好呀？你瞅，昨晚儿，邻居们没有一个人去拉架的。就是真揍他两下，也是活该的！”他笑了，“这就叫，不打孩子不上炕！” “什么？什么……不打……不上炕呀？” “你——不——懂！”他挪揄地望着我，“你也没法懂！嘿，那是俗话，你们喝洋墨水的知识分子哪儿懂这个呀！” “所以，知识分子要和工农结合呢。”我半开玩笑地说，“我结合得不好呀。” “什么结合不结合，压根儿是闹事儿！” 回到家里，我又琢磨那句俗语：“不打孩子不上炕”的深意，也许是指穷人家的孩子，玩疯了，不愿意上炕睡觉，父母就只好揍两下，逼着他们老实下来吧。其中包含着“没有惩罚就没有教育”的原理。 这一段日子，我在小组会上零零散散讲了对“评法批儒”的一些看法，还没有系统地讲出主要观点来，我们的同事们都已经是惶惶不安。他们用恐惧的眼神望着我，尽量想各种法子打断我的话，或者干脆不讲正题，早早就散会，后来，他们的目光索性都不注视我，只要我一讲话，必然有一人插话，大家哄然一笑，将我冷在一边。 他们挡不住我，我还是要说。 前天，中午饭后，我们的小组长彭老将我拉到一边，气恨恨地瞪着我，呼哧呼哧地胸脯喘着粗气，用南方话说：“你是不是又要闹事呀？你——你这个‘搅家精’！你不闹事不得清爽哇！” 我忍不住笑了，对彭老讲：“彭老，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们不是说要讨论吗……没有不同的观点怎么讨论呢？” “罗水泊呀，要讨论，你回家去讨论吧！不要搞得我们鸡犬不宁，好不好？”彭老竟向我作一个揖，“谢谢一家门！谢谢一家门！” 他转身就走了。紧接着，又是英夫进来。 英夫冷冷凝视我，从口袋里取出一支小古巴雪茄，叼在嘴中。端着肩膀，用一种英国绅士的派头连吸两口，喷出一口浓重的烟雾，缓慢地说： “唔——我看你最近……唔，唔，心态可能有毛病……你先别跟我争！听我接着说……心理上病态的人，自己是看不出来的。唔，唔……你太孤独啦，孤独导致孤僻，又导致怪僻……听我说完！我来分析一下你……你有一种想当英雄的欲望。惊世骇俗的英雄，伟大的思想家，坚强不屈的勇士……哈哈！可是，到了舞台上呢，你又只能当个小丑！哈哈！” 英夫一口气说完，眼睛也不看我，也转身走了。 真把我气得够呛！我本想追上去和他大吵一场，很快却冷静下来了。我想，别人将我当成“小丑”，我就干干脆脆丑上一场吧。我已经这个岁数了，已经这个样子了，还能企盼得到谁的赞誉吗？当个小丑也满好。 晚上下班后，明远陪我回家，他也来劝我： “我不同意您这样做。这一次‘评法批儒’根本不是什么学术讨论，大家都明白是怎么回事，那些理论也是一团乱麻。哪里有什么系统，不值得一批的！” 我点头说：“你讲的这些是对的。但是，你想到没有？为了以后‘神武景气’的时代，就要打破中国人浑浑噩噩的状态，我们需要思想，也应该思想！我们一代知识分子不能放弃肩上的责任！要不然，老百姓养我们干什么？吃老米？” 他默然不语，走了一程，才对我说：“您不是告诉我……要‘待机守时’么？” 我拉住他的手说：“对，你们年轻人应该待机守时！因为，你们还有很长的日子呢。至于我……我老了！我也不去管它那么多了。我有一种预感，我的日子不多了。让我嚷两声吧……我不愿意死得那么冷清！” 他的眼眶里忽然涌满了泪水，也紧紧攥住我的手说：“罗先生，我也不说别的。就问您一句：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 “有。”我一点儿也不客气地回答：“我的日记要放在你那儿。我的大部分手稿也要放在你那儿。行不行？” 他深深点一点头。 我想，我记了几十年的日记就只好先记到这里了。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再记那么长的日记了。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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