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现代小说,当代小说,当代文学,当代作家,现代作家:中山舰事件前后(茅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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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舰事件前后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国民党右派在孙先生逝世后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开会，反对孙先生的三大政策，并夺取了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作为他们在上海的总部，公开宣布开除已经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第一批被开除的共产党员有恽代英等人，第二批中有我及其他多人。党中央为了反击国民党右派的猖狂进攻，指令恽代英与我筹备组织两党合作的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会（以后简称上海特别市党部，地址在贝勒路永裕里八十一号）。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上海特别市党部成立，恽代英为主任委员兼组织部长，我为宣传部长，张廷灏为青年部长，张也是共产党员。他自称是张静江的堂房侄儿，但后来张叛变了。
　　同年十二月尾，上海市党员大会选出代表五人，到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五个代表是恽代英、沈雁冰、张廷灏、吴开先，另一人是国民党左派，记不其他的姓名来了。吴开先是上海法政大学的学生，也是共产党员，后来也叛变了。我们在当选为代表后，考虑到我们都不懂广东话，觉得为难。恽代英说，“大会代表来自各省，都能说蓝青官话，广东省的代表居少数，我猜想这少数广东代表一定也是走南闯北的人，能听懂蓝青官话，语言不通这件事，不必考虑。"可是我、张、吴却觉得大会代表之间不免有往来，看见广东或北方代表时，一定要找笔来通报姓名，未免麻烦（张、吴都没有到过北方），所以我和张、吴都印了名片。后来在大会期间果然用上了两三次。
　　张廷灏有点办理杂事的能力，所以，定船期等事，都交给他去办。他定了虞洽卿办的三北轮船公司的醒狮号的官舱票。此船定于一九二六年元旦半夜开航，而广州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究于何日开幕，我们当时也不清楚。
　　我们于一九二五年底得广州电报，说是代表大会将于二六年元旦开幕，那么，我们上"醒狮"轮之时，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开幕。据船上水手说，船行六日，预定在汕头还要停留一天卸货。我们料想，肯定要迟到，但不知会期是几天，如果会期长，还能赶上大会的最后阶段。
　　轮船开航的前一天，德沚和我先到船上看一看。甲板上所谓大餐间的前后，各有一架起重机，其中一架正忙着把货包吊到下层的货舱里。又一架起重机正在上煤，甲板上全是煤屑。想来这船本是货轮，现在稍稍改装一下，也载客人。我和德沚到岸上吃了点心，买了零碎应用的东西，她就回家，我仍上船。
　　现在要补叙张廷灏办的蠢事。他买好官舱票后，就到船上看看，当他发见官舱地位在船尾，而且从甲板上往下看，是一个黑洞，他不曾下洞去查看，就认为所谓官舱者一定是又闷又黑，不能住的。当时就有船上的一个西崽对张说，他们住的房间可以情让，那是在大餐间旁边，又通风，光线又好。张廷灏看了西崽住的房间是三层铺位，可住六人，我们共有五人，空出一个铺位，正好放行李。美中不足是每层铺位之间距离狭窄，正如鲁迅的诗句"未敢翻身已碰头"。但是张廷灏立即付了五元定洋，说明开航后再付一百元。他觉得如果退掉五个人的官舱起，用一百○五元买这西崽房间，还节省了一二十元。他十分得意，匆匆下船到轮船局去退票，却找不到轮船局里他所熟识的那个人，于是又到船上。一个水手模样的人对他说，西崽头目刚才说过，西崽房间不能让，还是买我们的水手房间罢，也是先付定洋五元。于是张廷灏又去看水手房间，这是在船的中部，靠近船长室。水手房里有五个铺位，还有一个小方桌。美中不足是有些油腻的味儿。张廷灏顾不到这些了，十分满意，却不肯先付定洋，那时正在船上的我同吴开先也觉得这比西崽房间好些。当时张同吴就去找原来经手卖房间的西崽讨还那五元定洋。可是，那个西崽不肯还，吴开先拿出学过法律的本领和他争论，还是无用。这时恽代英也到船上来了，叫他们不要浪费时间，要张廷灏赶快去退票，因为离开航时间只有六、七个小时了。张廷灏退岂不成，再回船上，到水手房，不见一人，急忙找到一个水手问原因，那个水手说，船长命令，水手房不能卖。这个水手带领张廷灏到那个黑洞口说，你的同伴全在下边。张廷灏只好从黑洞口的小扶梯下去，却听得四个同伴哈哈大笑，恽代英幽默地说：“西崽做不成，水手也做不成，还是做了官。"原来这官舱是一人一间，每间都有窗洞，并非暗无天日。
　　不过张廷灏带来个新消息：吴玉章率领的四川代表团是元旦到达广州的，而此时大会的筹备工作尚未积极进行，四川代表团就帮着做大会筹备工作。如此说来，我们也许还赶得上大会开幕。但是等到我们到达广州时，大会已进行数日，而各地选出的代表尚未到齐。所谓元旦开幕只是一个仪式，实际工作是在一月四日开始。我们向大会秘书处报到（吴玉章是大会的秘书长），被安排在一个旅馆里。我和恽代英又到文德路一个楼房的二楼见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我们知道出席这次大会的各省共产党员都已到齐，中央对参加这次会议的决策是团结国民党左派和中间派，打击西山会议派，共产党不在选举中央委员时争席位。
　　我们从陈延年那里又知道，戴季陶写的小册子《中国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在国民党员中影响极大。为此瞿秋白写了一本小册子《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专门批判戴。然而戴这本小册子还是影响很大。戴是右派的重要人物，当黄埔军官学校（正式名称是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因校址在旧黄埔海军学校，故简称黄埔军官学校）建立时，蒋介石曾向孙中山表示，不愿当校长，原因是孙中山同时任命廖仲恺为黄埔军校党代表。不过蒋这心事不能对孙中山说。后来戴季陶劝蒋就职，理由是先掌握实力，一旦有了兵权就可指挥如意。
　　大会会场在旧广东省议会楼下大厅。我们到会时，汪精卫在大会上作的政治报告，已经过去，我们只能从大会秘书处看简单的记录。我们上海代表团的恽代英在大会上作了演讲，恽代英是大演说家，可以连讲两小时，讲者越讲越有精神，听众也始终静听，时时报以热烈的掌声。大会于一月十九日闭幕。大会宣言重申对外打倒帝国主义，对内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工具——军阀、官僚、买办及地主豪绅；指出中国的国民革命必须诚意地和苏联合作，必须和一切被压平民族共同奋斗。
　　大会通过了"接受总理遗嘱决议案"，“对外政策决议案"，并发表了致苏联及致世界被压平民族及一切被压迫阶级的友好电文。并通过了政治、军事、财政、宣传、工运、农运、妇运等决议案，这些决议案都明确指出革命的方针。
　　大会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派决议案和"处分违反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开除了西山会议派邹鲁、谢持等人的党籍，并给林森等人以书面警告。最后，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代表二百五十六人。投票结果，最足发人深思而也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胡汉民（那时已被放逐）得票最多，汪精卫和蒋介石都比胡汉民少一起。新选出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共有三十六名。当选为中委的共产党人有李大钊、吴玉章、林伯渠、谭平山、恽代英、朱季恂等，候补执行委员有毛泽东、董必武、邓颖超、夏曦等。
　　事后，国民党右派说大会的全体代表中，共产党员占五分之三，这次大会完全受了共产党的操纵。这真是颠倒黑白！在投票选举前，我们党团开会，传达中央指示，即使是国民党右派，我们也投票选举他。
　　大会期间，蒋介石在黄埔军官学校招待全体代表，当场演说。他的宁波官话实在不易听懂。现在还记得他厉声怒色地说了这么两句：我不但有子弹打我的敌人，也有子弹打我的不敢冲锋的学生。
　　大会闭幕后，我正整理行李，打算回上海，陈延年派人来找我，他对我说：你和恽代英都得留在广州工作。恽代英到黄起军官学校任政治教官，我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任秘书。毛泽东同志是代理宣传部长。国民党新中央委员会，选举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兼宣传部长，汪精卫认为身兼两职，忙不过来，请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陈延年随即派人送我到东山庙前西街三十八号。到了那里，我才知道这是毛泽东的寓所，也是《政治周报》的通讯址。东山是别墅区，有豪华的洋楼。蒋介石就住在一所洋楼里，俄国军事专家顾问团也住在附近的洋楼里。但庙前西街三十八号却是简陋的中式楼房。毛泽东和夫人杨开慧住在楼上，外面一间是会客室，里面一间是卧室兼书房。楼下也是前后两间，后面一间是厨房和一个女仆的卧室，前面一间已经住有一人，黑脸、麻子。毛泽东给我介绍说：这就是肖楚女。我早知楚女是"楚男"，却不料是麻面黑脸。肖楚女很热情又诙谐，同我一见如故。他指着室中一架挂着蚊帐的单人木板床，对我说：这是留给你的，我陪伴你。
　　毛泽东对我说，中央宣传部设在旧省议会二楼，离此稍远。又说，两三天后就要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那时，他将提出任命我为秘书，请中常委通过。我问，任命一个秘书，也要中常委通过么？毛泽东答道，部长之下就是秘书。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各部如妇女部、青年部，都是如此。我听说部长之下就是秘书，觉得担子重了，不能胜任。毛泽东说不要紧，肖楚女可以暂时帮助你处理部务。毛泽东又说，自己正忙于筹备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不能天天到宣传部办公。又说，《政治周报》过去是他自己编，杨开慧助理，现在可要我编了，杨开慧帮他做别的事。那时候，杨开慧身边带着两个孩子：岸英和岸青，岸青还在吃奶，所以杨开慧除了助理毛泽东工作，还要忙家务事。我与她同住在一个屋顶下两个多月，却很少讲话，常常我和肖楚女说了七八句，她才回答一二句，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十分恬静贤淑的女人。
　　《政治周报》是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的机关报，于一九二五年底才创刊，对外不公开，所以通讯地址就设在毛泽东的寓所。毛泽东已编了四期，后因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会后忙于其他工作，有一个多月没有出版。我去接编的是第五期。《政治周报》的文章都是约人写的，但有一短篇专栏叫"反攻"，上面的文章一般都是编辑自己写的，前四篇"反攻"栏上的文章就都是毛泽东撰写的。我接编《政治周报》后，在"反攻"栏中也写过三篇文章，都登在《政治周报》第五期。第一篇题为《国家主义者的"左排"与"右排"》。内容要点如下：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的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先生们虽然行动上已证明是真正的右派，然而他们抵死不肯承认是"右"，硬说是"中"派，他们很巧妙地造出两句"警句"：举起左手来打倒赤化的左派，举起右手来打倒反革命的右派。但是事实上，伪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先生们及其党徒，并不举起右手来打倒反革命的右派，却去招呼反革命的右派（北京国民党同志俱乐部的先生们和戴季陶先生所责斥的上海反革命派何世桢一流人），联合著拼命破坏他们所认为赤化的左派。国家主义者也来玩这把戏了。《醒狮周报》第六十七期里有什么"中国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招待上海新闻界记者，有一位先生也说他们国家主义者是右排英、日帝国主义，左排苏俄帝国主义。奇怪得很。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正是英、日帝国主义的死对头，不料却有人称之曰苏俄帝国主义。这种奇谈，真堪令人齿冷。我们且看国家主义者是否"左排"了以后也"右排"。但事实证明：当去年五卅运动正热烈的时候，上海的国家主义者并未起而"右排"英、日帝国主义。请看看他们的合作，六十七期的《醒狮周报》上，只看到了他们骂广东革命政府的文章，诬蔑爱国群众为赤化的文章，拾人唾余骂苏联的文章，却不见"右排英、日帝国主义"的文章。这便是国家主义者所谓"右排"与"左排"。
　　第二期题为《国家主义——帝国主义最新式的工具》。内容举《醒狮周报》各期的谩骂广东革命政府和工人运动的滥调而予以驳斥，兹从略。
　　第三篇题为《国家主义与假革命不革命》，内容要点如下：江浙一带，不但有许多青年谈国家主义，也有不少半新不旧的中年人（大多是教育界中人）谈国家主义。一向不知国家为何物的这些中年人，现在居然一变而成为国家主义的革命家了。为什么半新不旧的中年人忽然谈起国家主义？稍加考察，你就知道：原来国家主义是躲避革命高涨的盾牌。当民众的革命热潮未发动的时候，社会上一些懒怠的知识分子总是反对革命的。但是一旦民众间忽然掀起了革命的高潮了，“革命"二字成为流行品的时候，那些懒怠的中年或少年老成者，见得反对革命是无用了，而且成为背时的怪物了，可怜他们还想在社会上混饭吃，还想混充社会的中坚人物，觉得潮流是不可不顺应的，而又天性没有革命思想，没有革命的勇气，他们觉得不谈革命便不时髦，而谈革命又危险，他们正是进退两难，忽然有国家主义这件东西出现，听听它的主张是"内求统一，外求独立"，听听它的手段是"全民政治"，口号是"内除国贼、外抗强权"，态度是"内不妥协、外不亲善"，真是一件又彻底、又圆滑、又时髦，又不过激的好东西。他们自然会心领神会地松一口气道：“哦，来了，这是一个不闯祸的玩意儿！"所以我敢断言，中国的革命潮流一天高涨一天，那就假革命的国家主义者一天多似一天了。
　　此外，我还写过一篇《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的比较长的论文。这评论文收集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编印、广州国民政府总政治部发行的十月革命纪念的小册子里。这篇文章无非讲述十月革命对世界革命特别是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兹从略。
　　我在广州三个月，除了起草宣传大纲，例行公事而外，只写了这一点文章。
　　过了几天，我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办公了。这一天，汪精卫也来了，他讲了几句：希望大家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共同努力，依据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政治报告以及各项决议案的内容，展开革命的宣传工作。讲完话，汪精卫就先走了。然后，毛泽东指示：（一）要起草一个用中央名义的宣传大纲，向全国宣传此次大会的精神。（二）把原来的检阅干事（原有三人，职司检阅国内外出版物，但近于剪报），改组为检阅会议，订办事细则，规定每个检阅干事各备小册记录每日检阅所得，于检阅会议时提出讨论；检阅会议对于党内外出版物谬误之言论记载应拟具纠正或驳斥之大纲，交本部秘书核定处理。（三）设立宣传材料储藏机构，即扩充原有之图书室，应订阅海内外日报、刊物若干份，并订阅外文杂志及书若干种。
　　毛泽东同志指示完毕也就走了。我和肖楚女召集宣传部的工作人员来开会，计检阅三人外，有专司抄写的文书二人，收发并登记文件的干事一人。共计六人。加上我和肖楚女，也只有八人。看来，用中央名义向全国宣传此次大会精神的宣传大纲只好由楚女和我动笔了。好在肖楚女是个又会讲演又会写文章的全材（我不善于讲演），花了一天时间，我和肖楚女就把宣传大纲起草完毕，请毛泽东同志审核。毛泽东仔细看过，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又在草稿上加了"军队与人民合作"一段话，然后对我说，还是送给汪精卫看一下。不料此宣传大纲经三月五日的中常委会议讨论，又决议：再加上一段文字，列举二次大会通过的各种决议案之重要意义。因此这个宣传大纲在三月六日方始发出。
　　过了几天，毛泽东指示要办的各项都已办好。有一天，文学研究会广州分会办的《广州文学》要我写文章，广州分会同人要开会欢迎我，并请我便餐。我说，写文章恐怕不行，宣传部的工作已经够忙了。会见分会同人，吃饭，都可以。会见以后，才知道广州分会除了刘思慕，还有梁宗岱、叶启芳、汤澄波，都是分会的主要负责人。梁、叶二人当时还在中山大学求学。我当场作了简单的发言，对分会的工作表示鼓励和支持。我也谈起在上海的文学研究会同人主要都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编辑，五卅运动时，我们办过《公理日报》。事后，刘思慕写了一篇《访问沈雁冰记》，登在《广州文学》上。
　　我虽不善于演说，还是被陈其瑗拉去，对广州市的中学生作了一次讲演。我开始推托不会讲广东话，陈其瑗说他当翻译。开会前，陈其瑗恭读总理遗嘱，然后用广东话介绍我是中央宣传部秘书，但还是一个文学家。他把介绍辞也翻译给我听了，他这文学家一句话，启发我放弃原来想讲的一套党八股，改用了和文学有关的。我简单地叙述了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从天上偷了火种下来给人民，然后人民知道吃烧过的兽肉和鱼类等等，然后知道把树枝点燃起来，夜间也可以做事，住在山洞深处的原始人在白天也能做事了。火是人类文明的起源。我接着高声说，伟大的孙中山先生，就是起罗米修斯，革命的三民主义就是火。这一结束语，博得满场的热烈掌声。当我开始讲这段希腊神话时，满堂的中学生鸦雀无声，都在静听，想见他们对这个希腊神话感到兴趣。当翻译的陈其瑗，脸色有点惊讶。当听到最后，他边译边鼓掌。陈其瑗送我回宣传部时在汽车中对我说，有许多人对全市中学生讲过话，都把听众催眠了。我这次效果这样好，真是破天荒。
　　中央宣传部、妇女部、海外部所在的大楼左侧空地上有一个临时搭起来的木棚，这里是政治讲习班的教室，政治讲习班学员的宿舍却在一所楼房的楼上，楼下就是海军局，局长是李之龙。当时这个政治讲习班的主任是李富春，毛泽东、林伯渠等都是理事。毛泽东给这个讲习班讲农民运动，何香凝讲妇女运动，肖楚女、恽代英讲工人运动。肖楚女便拉我去讲革命文学。这是宣传部工作以外的额外工作，把编辑《政治周报》也算在内的话，经常性额外工作就有两件。这可把我忙得团团转了。但是，还不止此，二月二十六日的中央常务委员会议，妇女部长何香凝提出设立妇女运动讲习所，会议的决议是：指定何香凝、杨匏安、沈雁冰、甘乃光、阮啸仙五人为审查员，审查妇女运动讲习所的章程草案，后来这个妇女运动讲习所，还规定我去兼几点钟课，但究竟去讲了课没有，现在记不清了，因为不久就发生了"中山舰事件"。
　　二月十六日的中常委会议决定：在毛泽东同志因病请假两星期期间，宣传部的部务由我代理。此次毛泽东的请假虽说“因病"，实际上他是秘密往韶关（在湘、粤边界）去视察那里的农民运动。
　　即在我代理部务期间，汪精卫忽然请我到他家里吃饭。宴会设在楼下大厅中，同座还有缪斌及其他一些要人，如青年部长甘乃光。汪精卫告诉缪斌，中央委员会已经内定缪斌担任第二师党代表，不久即将正式发布。当时第一军第二师师长是王柏龄，任命缪斌，这是蒋介石为中山舰事件作的准备。而汪精卫尚蒙在鼓中。猜想那时缪斌一定心中暗笑。汪精卫说，这个小宴会是对缪斌的荣任新职表示祝贺，同时也介绍代理部务的沈同志和你们相识。于是我和甘乃光、缪斌等彼此都客气了一番。汪精卫然后谈到军队中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两派的对立问题，他对缪斌说，北伐是两派的共同目标，既然目标相同，为什么又要分派呢？他认为最公平的办法是两派都宣告解散，他说，缪斌是孙文主义学会的领导人之一，又是校长（蒋介石）的亲信，此事他若领头，容易成功。缪斌表示一定尽力而为之。甘乃光问，要是共产党方面不肯，如何办？汪精卫回答，青年军人联合会中有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人；而且，如果孙文主义学会宣布解散，共产党人也不能反对了，他们不是说大家要团结么？在宴会快结束时，我问汪：总理逝世周年纪念，宣传部起草的宣传大纲，已送交常委书记长，不知您看到没有？汪说没有看到。这个宣传大纲后经中常委讨论，决定由汪精卫加添一段，解释三民主义是革命的三民主义。
　　毛泽东销假后，肖楚女也要离开宣传部专做筹备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当时已内定肖为教务主任，而此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早定毛泽东兼所长，并将于五月三日开学，故此时工作很紧张。我请毛泽东找个人来做我的帮手。毛泽东允为物色，并说，如果在广州找不到适当的人，就函请上海派个人来。
　　肖楚女旋即搬出毛泽东的寓所，住到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宿舍里去了。
　　三月十七日上午从黄埔军校传来了谣言：“共产党策动海军局的中山舰密谋发动武装政变。"十八日下午中山舰果然准备开往黄埔。毛泽东问过海军局长李之龙。李回答：这是校长（蒋介石）的命令。本来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市内谣言很多。后来据报第一军第二师师长王柏龄部队内也流传这个武装政变的谣言，而王柏龄不但不查禁，反而在对部队的连长以上各级军官训话时要他们"枕戈待旦"，消灭共产党的阴谋。王柏龄师驻广州城内，他的训话由第二师的士兵传到全市，人心开始不安。毛泽东问过陈延年。陈说：“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只能提高警惕，静观起变。"毛泽东这时预感到要出事了，他和我谈起这些事，皱着眉头说：莫非再来个廖仲恺事件。
　　十九日深夜十一点半钟光景，宣传部图书馆的工友，慌慌张张来到庙前西街三十八号，那时毛泽东和我都还没有睡，正在谈论广州的形势。毛泽东说：鲍罗廷回去了，加伦将军也回去了，代理苏联军事顾问团长的季山嘉对广州各军情况不了解。止说到这里，那位工友来了，见了毛泽东，就用广东腔的半生不熟的官话说，海军局长李之龙被捕了，李之龙新婚不久，被王柏龄部下的士兵从床上拉下，打了一顿，然后带走。毛泽东听说李之龙被捕，就说，现在是查有实据了。他吩咐那个工友去找陈延年。工友去后，毛泽东默然沉思，显然是在考虑问题。我不敢打扰，也默坐相陪。杨开慧在楼上给小的孩子喂奶后早已睡熟了。
　　那个工友终于又来了，他说街上已戒严，但夜市未收，士兵们在赶走夜市上的人，十分混乱，所以他没有受到盘问。毛泽东有点不耐烦地问道，陈延年同志呢，见到没有？工友说，他在文德楼附近看见他带着他的秘书，据秘书说，是往苏联军事顾问代表团的宿舍。于是毛泽东不再多问那爱唠叨的工友，挥手叫他回去睡觉，对我说，他要到苏联军事顾问团的宿舍去。我说：“路上已戒严，怕不安全，我陪你去。"毛泽东点头。苏联军事顾问团宿舍离毛泽东的寓所不过一箭之遥，路上没有碰到戒严的岗哨。但到军事顾问团宿舍时，却见士兵甚多，简直把宿舍包围起来了。毛泽东和我走到宿舍大门前就有两个士兵上前盘问。毛泽东坦然答道：中央委员、宣传部长。又指着我说，“这是我的秘书。"士兵听说是中央委员，就陪笑道：请进去。我们进了大门，是个传达室，毛泽东叫我留在传达室，独自进里边的会议室。我在传达室先听得讲话的声音，象是毛泽东的。后来是多人讲话的声音，最后是高声争吵，其中有毛泽东的声音。又过一会儿，毛泽东出来了，满脸怒容。我们回到家中坐定，毛泽东脸色平静了。我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毛泽东回答：据陈延年说，蒋介石不仅逮捕了李之龙，还把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统统逮捕，关在一间屋子里，扬言第一军中不要共产党员。据苏联军事顾问代表团的代理团长季山嘉说：蒋介石还要赶走苏联军事顾问团。我有点惊异，问：那怎么办呢？毛泽东回答：这几天我都在思考。我们对蒋介石要强硬。蒋介石本来是陈其美的部下，虽然在日本学过一点军事，却在上海进交易所当经纪人搞投机，当时戴季陶和蒋介石是一伙，穿的是连裆裤子。蒋介石此番也是投机。我们示弱，他就得步进步；我们强硬，他就缩回去。我对陈延年和季山嘉说，我们应当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秘密到肇庆集中，驻防肇庆的是叶挺的独立团。目前就广州一隅而言，蒋介石的武力占优势，他有王柏龄一个师的兵力，再加上吴铁城手下的武装警察，就有一个师和一个营了。然而就两广而言，蒋介石这点兵力就居于劣势。第一军的士兵和中下级军官都是要革命的，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一旦暴露，第一军就会反对他。况且，第二军谭延闿，第三军朱培德，第四军李济深，第五军李福林，都与蒋介石面和心不和，李济深与蒋还有宿怨。二大以后的新中央执委会，又升蒋介石为军事总监，平空在各军之上又来一个人管制他们，他们更加不服气？。因此，我们可以争取他们，至少可以使他们中立。我对陈延年他们说，中央执、监委员到了肇庆以后，就开会通电讨蒋，指责他违犯党纪国法，必须严办，削其兵权，开除党籍。广西的军事首领李宗仁本来和蒋有矛盾，加上李济深，这两股力量很大，可能为我所用。摆好这阵势对付蒋，蒋便无能为力。毛泽东一篇讲完，我就问结果如何？他叹口气说：陈延年先是站在我一边，可是，以季山嘉为首的苏联军事代表团却反对。他们从纯粹的军事观点看问题，认为真要打仗，肇庆一地的财力要支付一个独立团的费用，必然不够；而广州的税收比肇庆多十倍。即使其他各军都袖手旁观，蒋介石有一个师的兵力加上吴铁城的武装警察，对付独立团就绰绰有余。况且独立团只有手头的弹药，无法补充，而蒋介石刚收到苏联运来的大批弹药。就这点而言，独立团不能坚持到一个星期。季山嘉这样一反对，陈延年也犹豫起来。我再三跟他们辩论，没有效果，最后决定请示党中央。我又问：您料想结果如何？毛泽东思索一会儿说：这要看中央的决策如何，如决定对蒋让步，最好的结果大概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要全部撤走了。重要之点不在此，在于蒋介石从此更加趾高气扬，在于国民党右派会加强活动，对我们挑衅。
　　此时快近午夜十二时半，毛泽东说：睡觉去罢。就上楼去了。我在床上却辗转不能熟睡，但听不到枪声，料想没事，也就睡着了。
　　第二天我醒来，已经日上三竿，街上已解严。毛泽东早已到农民运动讲习所去了。我到宣传部办了些杂事，看过几封不紧要的文件。宣传部里的同人都不知道昨夜发生了什么事。我到陈延年的办公地点，才知道蒋介石派兵包围苏联军事顾问团宿舍以外，还派兵包围了汪精卫住宅。蒋的部下对兵士说：共产党要造反，派兵去，是保护苏联顾问和国民政府主席。陈延年又说：蒋介石也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并收缴了纠察队的枪枝弹药。过了两天，我又见到陈延年，我问：事情如何结束？陈延年回答：中央来了回电，要我们忍让，要继续团结蒋介石准备北伐。我们已经同意撤回了第一军中的所有党员。但蒋介石要求解剖季山嘉，这不是中国党内的事，让蒋介石自己向莫斯科办交涉。陈延年又对我说：“刚收到上海来电，要你回去，张秋人则从上海来，两三天内准到。"
　　我在晚上，对毛泽东说起这些事。毛泽东说：“看来汪精卫要下台了，我这代理宣传部长也不用再代理了。张秋人，你认识他么？"我回答：认识，也是浙江人。毛泽东点头说：“张秋人本来要到宣传部工作的，现在就派他接你的手编《政治周报》罢。你且等张秋人来了再回上海。"
　　在张秋人到的前两天，孔令俊突然来找我，他也是从上海坐船来的。原来令俊上海大学尚未毕业，德沚认为上大中文系毕业没有什么意思，不如给他找个职业，又料道广州一定需要人，可是事先没有告诉我，就叫令俊来了。我那时只好把他也安排在宣传部当个小职员，同时告诉了毛泽东同志。
　　两天以后，张秋人来了，也住在毛泽东的寓所，和我同室，睡在肖楚女空出的床铺上。我向张秋人交代了有关《政治周报》的存稿等等，算是办好了交代。于是我去定了船票。仍是那条"醒狮”轮船，定的官舱，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可以开航。在这两三天内，我总算有工夫观赏了一下广州的名胜古迹。我又乘邓演达的小汽艇同邓到黄起军校看望了恽代英，又乘原艇和邓演达同回广州。
　　此时早知道包围汪精卫住宅的兵已经撤回，汪精卫却称病不出。我在上船的前夕，去看望汪精卫。在楼下一进大门，就有个男子拦住我，用广东话说了一大串。我不耐烦与他纠缠，就拿出名片来，他接了名片一看，就上楼去了。一会儿，就下来请我上楼。我上楼后，看见陈璧君正在指挥两个女仆整理物件，转脸对我说，汪先生住在里边一间。汪精卫看见我很高兴。当我说要回上海时，他苦笑一下说：“你要回上海，我不久也要舍此而去。天下事不能尽如人意，我们的事业没有完。我们后会有期。"
　　醒狮轮开航那天上午，我向毛泽东辞行，毛泽东说：“上海《民国日报》早为右派所把持，这里的国民党中央在上海没有喉舌，你到上海后赶紧设法办个党报，有了眉目就来信给我罢！"我答应努力去办。却又问他：还管宣传部的事么？毛泽东说：“他们一时找不到适当的人，挽留我再管几天，再说，我也得把我代理部长以后经手的事情，作个书面报告，作个交待。"
　　我已经上了船，中央党部的书记长共产党员刘芬匆匆找上船来，把一个纸包交给我，轻声说：这是文件，带回上海交给党中央。
　　轮船开航的时候，我站在甲板上，遥望江天，心中感慨万端。
　　也是航行了六天到上海。船靠码头后，我下船坐上人力车，急奔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机关。我进了大门，就有个陌生的男子拦住我，问我是谁，有什么事，我拿出名片给他。他上楼去了一会儿，下来请我上楼。我进了那个会议室，但见满屋烟雾（吸烟的人多，又不开窗），听得彭述之的声音在说：“都是季山嘉把蒋迫成……"彭述之看见进来的是我，也就截住话头。我知道此地不是久留之处，取出刘芬托带的文件交给陈独秀，我便了楼回家去了。
　　现在最重要的事，是如何实现毛泽东嘱咐的在上海办一个国民党中执委领导下的党报。我把此事对陈独秀说了，陈独秀说《中华新报》正想停刊，不妨去了解一下。我找到《中华新报》的人，知道印报机器及其他设备出盘价钱是三千六百元。我看了机器，很小，每日印报三千至四千份。但想到广州的国民政府财政困难，目下只能顶盘《中华新报》的小小设备，在上海先办起来再谋扩展。我用上海特别市党部的名函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三千六百元可以顶盘《中华新报》的机器及其他设备，但开办费估计需要三千八百元，开办后每月经常经费估计为四千六百元。至于总经理，拟定为张廷灏，总主笔拟请柳亚子担任，我为其副手，并推荐侯绍裘、杨贤江、顾谷宜为编辑委员。
　　这封公函去后，不久就收到毛泽东签发的宣传部复信。这时我才知道毛泽东虽然忙于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筹备工作，仍代国民党支撑宣传部的局面。复信加一个张静江为正经理，张廷灏为副经理，把我所拟总主笔名称改为正主笔，余俱照准。但谓开办费（连顶盘《中华新报》机器等费用在内）七千四百元，可由宣传部陆续支付，每月经费照原定四千元樽节开支。
　　我接到这封复信的时候，正因法租界工部局对我们申请立案的呈文迟迟不批复，因此，跟《中华新报》并不说死，况且钱也还没汇来。一两天后，法租界当局的批示下来了：不准。因此，拟名为《国民日报》的上海党报，就此告吹。我据此函告中宣部（此时顾孟余已为中宣部长），谓编辑部正主笔柳亚子，副刊主编孙伏园曾为此事开过几次会，计划此报和副刊的内容，并拟写了报纸和副刊的发刊词，似应略有报酬。
　　不久中宣部来信，谓应给柳亚子一百元，孙伏园六十元，也给我八十元，此项费用可由宣传部之上海交通局支付。平时我正代理交通局长，原局长是恽代英。
　　在我回到上海后不久，四月三日和四日召开了国民党上海特别市代表大会。四月三日的会到八十一人，杨贤江为主度，我在会上作了关于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我举出此次大会的特点有七。一、广东革命空气之强烈，使不革命者受其影响而转向革命；二、此次派往广州出席的代表都是国民党改组以后各省努力革命的同志，带来了改组后两年奋斗的经验；三、此次大会宣言对世界各国民族运动之观察及分析，异常明确，并确认中国国民革命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四、大会对于革命之敌人，即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买办阶级、土豪等，认识极为清楚；五、联合各阶级共同努力于国民革命，但认为联合战线中之主力军应为工农阶级，故发展工运、农运实为当前最重要之任务；六、严申纪律，使参预西山会议之党员皆受纪律制裁，此已见大会决议案；七、注意各地的党务发展，并对环龙路四十四号之伪代表大会加以观察和批判。
　　接着我又收到编辑国民运动丛书的通知，这也是毛泽东未曾交卸代理宣传部长时计划的。通知中任命我为驻沪编纂干事。这部丛书是为对外宣传、对内教育训练及介绍国际政治经济状况用的。丛书是小册子，计划每册至多一万二三千字，至少八千字。列为丛书第一辑的，有《中国国民党党史概论》，汪精卫著，已有；《中国近百年史略》，此书应注意外交之失败及民族思想之发展；《十九世纪欧洲之政治问题》；《产业革命》；《从原始共产社会到封建社会》；《妇女解放运动小史》（或据德国共产党人培培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编译）；《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革命》（此为美国文学家杰克·伦敦所著之短起小说）；《俄罗斯社会革命小史》；《法国大革命之意义》；《世界之农民运动》（一）（总名虽为世界，实在分国别，每册一国）；《二七运动始末记》。
　　第二辑书目为：《中国国民党之使命》；《世界大战后之初十年》；《社会主义与宗教》；《中国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自中古自由市民到产业革命》（世界史略之二）；《土耳其国民革命》；《苏维埃制度》；《苏联之外交》（编或译）；《世界之农民运动》（二）；《鲁尔占领后与道威斯计划》；《黑种人之革命运动》；《五卅惨案之前后》。
　　第三辑丛书之书名如下：《孙文主义》；《马克思的历史方法》（译）；《劳动运动之开始至俄罗斯社会革命》（世界史略之三）；《华盛顿会议后之国际形势》；《革命的文学》；《欧洲保安公约之分析》；《资本的集中与中产阶级的消灭》；《世界之农民运动》（三）；《苏联的教育》；《红军》；《犹太民族解放运动》；《摩洛哥战争》。
　　第四辑书目为：《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洛加诺会议》；《巴黎公社》；《五一劳动节》；《马克思论东方民族革命》；《苏联的艺术》；《世界之农民运动》（四），《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叙利亚战争》；《将来之国际大战》；《一九一九年匈牙利社会革命失败史》；《反动势力下之巴尔干》。
　　第五辑书目如下：《中国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沙基惨案与省港罢工》；《三八妇女节》；《资本主义下之战争与和平》；《法西斯蒂》；《墨西哥革命》；《波斯问题》；《莫索尔油矿》；《英美在国际之利益冲突》；《大战后之世界妇女运动》；《殖民地最近的革命运动》；《裁减军备会议》。
　　以上各书都为待编或译。
　　我所以不厌其详地全部抄引了毛泽东当时计划拟定的书目，因为它对当时的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都有重大教育意义。这套丛书究竟出了几种，现在记不清了。
　　最后，补叙我怎样离开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当我回沪的第二天，郑振铎就来找我，吞吞吐吐说：“当地驻军派人到编译所问过几次，我们回答说，从前在这里工作，现在到广东去了。”我问当地驻军怎么知道编译所有我这个人？郑振铎回答：“香港报纸上说你是赤化分子，过去做过什么事，说得很详细。当地驻军是看了香港报纸才知道你在编译所工作。"我说：“本来我也不想在编译所工作了，现在我就辞职。"
　　第二天，郑振铎又来找我，带来一张九百元的支票，说是退职金。又给我一张商务印书馆的股票，票面百元，说这是公司报答你替公司做了许多事，还说票面百元的商务股票，市场上有人肯出二百元买，还买不到呢。郑振铎这话是真的。我早知道商务印书馆的现有资产，超过注册的股本两三倍。
　　这张股票，不久我卖给一个本家，只要二百元。这个本家高兴得很，说是照顾他；如果拿到市场上，至少可卖二百五十元。
　　现在要讲国民党上海交通局的事。这本是恽代英管的，恽代英留广州，就由我代理。这交通局可以说是国民党中宣部在上海的秘密机关，办事人全是共产党员。交通局的职权是翻印《政治周报》和国民党中宣部所发的各种宣传大纲和其他文件，转寄北方及长江一带各省的国民党部。因为孙传芳（号称五省联帅）派人驻上海邮政总局，专扣广州寄出的任何书报，所以上述《政治周报》以及其他文件只能由往来于广州与上海或香港与上海的各轮船的海员工会的会员秘密带到上海，转交上海交通局。交通局有人专办此事。交通局有职员四、五人，都是办杂事的，没有专管会计的人，恽代英是自兼会计。但二次代表大会以后，上海交通局的业务繁忙了，我还兼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的主任委员（也是代恽代英的），所以没法自兼会计。我向中共上海特别市委说明情况并要求派人。不久，派来了姓郑（男）姓梁（女）一对夫妇，都是知识分子，也是党员。这两人担任会计和记录。女的任会计，男的任开会的记录和收发、登记《政治周报》和国民党中宣部的文件。却不料原有的交通局工作人员对新来的两个知识分子，不能和衷共济，时常闹纠纷，还私下里说，这两人是我的私人。结果，我只好请中共上海特别市委出面说清楚，解决了这纠纷。
　　我代管交通局（正式名称是上海交通局代主任），至五月底，该局事务由中宣部改为秘书处管理，结果经费迟迟不发，每月经费多少也未规定。我乃函广州请辞去代主任，并谓照现在这种情况，交通局只好结束。结果，广州来函任命我为主任，并规定经费每月一千元，由中央特别费项下支拨。大概到八月上旬，我又函请国民党中央秘书处批准交通局设置视察员一人，按时视察北方各省及上起四川下至江苏沿江各省的党务及工、农运动情形，提出书面报告，并由交通局转秘书处以备参考。但视察员之车马费应如何规定，或实报实销，应请核示。此函发出后竟如石沉大海，十来天之后，我函请"因病"辞职，并请侯绍裘代理。八月下旬，广州来函挽留，并批准视察员一人之车马费应实报实销。这样我仍留交通局直到本年年底。我曾经物色到一位姓王的视察员（共产党员）出去视察了两次。
　　这年的秋季，我白天开会忙，晚上则阅希腊、北欧神话及中国古典诗词。德沚笑我白天和晚上是两个人。她那时社会活动很多，在社会活动中，她结交不少女朋友。这些女朋友有我本就认识的，也有由于德沚介绍而认识的，她们常来我家中玩。由于这些"新女性"的思想意识，声音笑貌，各有特点，也可以说她们之间，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我和她们处久了，就发生了描写她们的意思。那时，因团中央负责人之一梅电龙追求一位密司唐，到了发疯的程度；一次，他问密司唐：究竟爱不爱他。回答是：又爱又不爱。这在密司唐，大概是开玩笑而已。但是，梅却认真对待，从密司唐那里出来坐上人力车，老是研究这"又爱又不爱"是什么意思，乃至下车时竟把随身带的团中央的一些文件留在车上。梅下车后步行了一段路，才想起那包文件来，可是已经晚了。我听到这个事件后，觉得情节曲折，竟是极好的小说材料。我想写小说的愿望因此更加强烈。有一次，开完一个小会，正逢大雨，我带有伞，而在会上遇见的极熟悉的一位女同志却没有伞。于是我送她回家，两人共持一伞，此时，各种形象，特别是女性的形象在我的想象中纷纷出现，忽来忽往，或隐或显，好像是电影的断片。这时，听不到雨打伞的声音，忘记了还有个同伴，写作的冲动，异常强烈，如果可能，我会在这大雨之下，撑一把伞，就动笔的。
　　一九二六年冬，国内形势大变，北伐军胜利地克复武汉，浙江省宣布独立，号称五省联帅的孙传芳只能是"四省联帅"了。革命高潮在迅猛地发展，我也投入这洪流，什么写小说等等，只好暂时搁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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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自书香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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