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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的莫斯科最适于搞隐秘的事情，阴谋或者爱情。在漫漫长夜里，我和张红卫重新修订了行动计划，为了稳住那个有钱的老家伙，张红卫明天上午“单刀赴会”，争取能打入“敌人内部”，同老家伙在他的住处喝上一杯忘年酒，而我则去火车站购买后天晚上回国的车票，我们决定在后天上午对老家伙采取断然行动。 张红卫拨通电话后，老家伙先道了一堆歉，说自己临时有点事耽搁没能赴约，张红卫则用极诚恳极恭敬的口吻说没有关系，建议明天上午十点钟老地方见不见不散。我在旁边听了控制不住地想笑，张红卫使劲拿大眼珠子瞪我，他的两只眼珠子红得像他妈的火炭。放下电话后张红卫还直埋怨我：“你丫以为是在干嘛？是儿戏吗！咱这是图财害命，操，没准儿今天老家伙去过了一看你这副神经八道的样子又给吓回去了。”我连连表示应该掌嘴。 “图财害命”，我马上就要图财害命了么？想到张红卫为我们的行动加冠的这个词，我不由得打了个冷战。 第二天清早去火车站的路上，我一直在回忆昨天晚上做的一个可怕的梦。 我梦见了十年后的我。 我记得我是去参加了一次大学同学的聚会，那时我的那帮鸟同学们大都已经结婚生子，有的还发了财。正是其中一位自以为发了大财的男同学出面组织了这次聚会，他不是我们的班长，也不是周大汉，而是一个长得像泰国人似的黑胖子。那个夜晚，粗了腰围的男人和垂了乳房的女人们聚在京城某家大酒楼的包房里以过来人的姿态缅怀过去，调动感情交换常识与岁月故事，继而又开始互相攻讦，打情骂俏，一窝蜂似的围在摄像机前胡乱组合人物关系，说些最能勾起对青春的回忆并可充分表现自己个性的游戏性蠢话。光棍儿我像木瓜一样混迹在喧闹的人群中，从不主动和人交谈也不鼓励别人的沟通欲望。我好像很乐意让众人认为我是生活中唯一的倒霉蛋。而这一身份很快就被宽容地认可了。与我不同，唯一的女光棍儿林红（我不知道为什么她会在我们班出现）像超级明星一样光彩照人，不断凭空从腥红大口中爆发出一阵阵媚人的假笑，她像一个成功的沙龙女主人一样适时地掐断一个话题，又挑起另一个话题，害得喝多了酒的男人们淋漓颠倒，丑态百出，到后来妻子和母亲们不约而同地凑到一起谈起了孩子和家庭，悄悄竖起妇女儿童的大旗，以示同单身女人的区别。几乎没有人关注到我。我在酒宴上逢拳必输，因而喝了大量的酒，顺势倒在两把椅子上佯睡。烛光舞会开始的时候，几个过去曾跟我关系不错的女同学过来邀请我，我摇摇手拒绝了。其间我好像也听到了一些对我表示关心和同情的只言片语，他（她）们对我退学之后的情况一无所知。我四处用眼睛寻找周大汉，可总也找不到他。后来有人似乎有意说给我听：周大汉实在太可惜了，他现在混得特惨，据说仍在过着一种忍屎凑饱的日子——。听到这话，我的眼泪流了出来。在舞曲换拍的空档，林红手里夹着根香烟袅袅婷婷地走过来，坐在我的腿上。当乐曲再次响起的时候，林红吐了口烟，眼睛扫视着舞池里的可笑男女，一字一顿地说：听着，徐庄，我想找个男人。我从她手里接过烟，抽了一口顺嘴说：好啊找吧，三条腿的猪不好找，两条腿的男人——林红粗暴地打断我，尽管声音很轻（她的吴方言又使我想起了女蒋介石）：我要找的不是别人。——我无所谓。我虚弱地说。林红扭头忧郁地朝我一笑，悄悄握住了我那只没有拿烟的手。过了一会儿，她几乎是伤感地说：现在，连你的手都是冷漠的。我没有说话。我听任她神经质地握着一只她自以为很熟悉的手，只有我知道我这双手沾满了永远也洗不掉的肮脏血污。当我的那些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相识的同学们伴着卡拉Ok带集体唱起《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时，我一阵发呕，跑到盥洗室用手指抠住喉头，吐出了所有的酒食。在舒缓凄美的乐曲中，我拉着林红的手逃一般离开了欢乐的人群。酒楼外的停车场上有一辆美国产的“杀人犯”牌汽车属于我。我泪流满面地反复对林红说：一切都是从莫斯科开始的一切的都是从莫斯科开始的—— 我就这样回忆着梦中悲惨的未来来到莫斯科火车站。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 莫斯科火车站像我初到时一样肮脏嘈杂。视力所及，四处都是陈旧病态的大楼和简易势利的铁皮商亭。匆匆行走的旅客、静立售货的商贩以及踉跄跌撞的酒鬼们人人脚上粘着一双或新或旧的垂死的鞋。 国际列车售票厅里多数是中国人在购票。售票口基本不出票，去中国的车票大都掌握在票贩子们手里。我神经质地洒眼望了一圈儿，没有看到我的仇人。一个扁平脸留着一些稀疏胡须的蒙古人不停地在人堆儿里询问：“可以达以（中国）？可以达以？”他出价一百六十美金，我根本买不起。我真没有心情在这儿耐心侯票，正要上前跟这个蒙古佬侃价，旁边一个面皮儿白净圆胖的中国小伙子一把拉住了我，这时我才注意到蒙古人的身后走来了两个手提胶棒的俄罗斯警察，其中一个伸手揪住蒙古人的脖领子向后拖去，另一个在他的屁股上狠狠地踢了一脚。我向圆脸小伙子道了谢。圆脸小伙子问我：“你打算买哪天的票？”我说明天。圆脸小伙子“噢”了一声表示知道了。过了一会儿又说：“真不巧，我刚刚出手了几张明天的票。”嘿，我对他这种欲擒故纵的技巧实在厌烦，就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你想办法给我弄两张，价钱不要超过一百二十美金，多了我他妈付不起。”圆脸小伙子笑了：“哥们儿，我还没见过你这么侃价儿的呢。”我说：“我不是侃价，我是真付不起，超过一百二十美金我就得在火车上挨六天六夜的饿。”圆脸小伙子思索了一会儿，忽然朝我伸出手说：“行，成交了，我看你也是一肚子不顺心，一百二就一百二。”他跟我握过手，又从上衣兜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你今天晚上给我打这个电话，我的俄国名儿叫伊果，明天我一准儿让你持票上车。说实话我这票来得比较便宜。”伊果说到这儿笑起来，“哥们儿娶了个莫斯科妞儿，丫一家子都是铁道游击队。”我也忍不住笑了，站起身跟伊果握别：“行，就这么着，晚上我给你打电话。”伊果说：“你可别涮我啊，明天上午十一点之前你不拿票我就出给别人了。”我说，“要不我现在跟你去取一趟？”明天上午我们还有重大行动呢。伊果连连摇头：“不行不行，我剩下的全是机动票，到晚上才能拿到呢。”我说：“那你明天下午三点在这儿等我，我不来我是孙子。”伊果同意了。 我走出售票大厅，到街角的公用电话亭给何小君打了个电话，她同屋的女孩儿告诉我：“何小君涅多姆（不在家）。”我本想到莫斯科大学去找她，后来又冷笑着打消了这个念头。我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快餐店吃了顿饭，到古姆商场转了转，买了一条造型不错的玩具狗。看着那只可爱的玩具狗，我心里怅怅地想：也许我和何小君的爱情急就章到此为止了。我在莫斯科大街上走了很长一段路，总有一种忍不住想大吼几声的冲动，但我到底没有吼叫出来。我凭什么大声嚷叫？我他妈只不过是一个即将行凶的恶棍，在今后的日子里我只配想灰老鼠一样生活在暗无天日的下水道里。一霎时我想起了一个多世纪前圣.彼得堡的杀人犯拉斯科尼科夫，我的浑身顿时出了一层虚汗，我差点儿晕倒在人行道上，我觉得我已经传染上了拉斯科尼科夫的古怪热病，我当时的脸色一定非常非常苍白。 魔鬼和天使的距离果真只有一步之遥么？ 我在下午三点多钟回到了住处。我估计张红卫还没有回来，我得趁他没回来之前坐下来抽几棵烟，好好整理一下自己的思路。我觉得我他妈全乱了。就在我旋拧钥匙的时候，我突然听见屋里传来了“咚咚咚”的脚步声，我慌忙下意识地拔出蒙古刀，心里也“咚咚”狂跳起来。 张红卫打开门，瞪着眼睛问我：“你怎么啦？” “——没什么。”我收起刀，感觉自己笑得极不自然，“我可能被自己吓着了，跟面临白色恐怖似的。” “快进屋去看看！”张红卫并不理会我的自嘲，“刘斌出事了！” 我推门进去，看见刘斌头上缠着绷带，人消瘦了许多，脸色惨白。 我在刘斌身边坐下，手摸索着找烟。 “俺刘斌栽在越南人手里了。”刘斌咧嘴一笑，“班长炸折了腿，班副炸折了腰，就数俺命大，脑袋开了瓢儿——” 我和张红卫谁也没笑。我把点着的一棵烟递给刘斌，自己重新点着了一棵。 “你躺着，别说了。”张红卫向刘斌摆摆手，回过头向我叙述，“蛤蟆瞄上了几个炒汇的越南人，指望这一把得了手就撤，没想到那帮孙子也不吝秧子，蛤蟆本人也被打爬下了——” “那帮孙子都跟中国打过仗，优待俘虏什么的说得溜着呢。丫还算仗义，没动真家伙，要不这回可就惨了——”刘斌苦笑了一下，眼睛空洞地望着天花板。 “你伤得重吗？”我问。 “没事儿，被砍了一斧子，”刘斌说，“没砍上劲儿了，离死且有几站地呢。” “票好不好搞？”张红卫问我，“咱得尽快回国，此地不可久留。今儿那老家伙带着两个壮汉一道去的，我一看那阵势谁吃谁还不一定呢，说了没几句话就赶紧溜回来了。后来就接到了刘斌的电话。路上我还被‘玻璃啐’查了护照，娘稀匹的，今儿这一天简直糟透了。” “听说莫斯科要清理外国人，重点是中国人，就跟那年匈牙利一样，现在大部分倒儿爷都撤了，”刘斌说，“咱也回去休整一下再说，事儿还是总有的干的。” “票我已经定好了，”我说，“刘斌你撑得住么？行的话咱明儿晚上一道走。” “没问题，”刘斌说，买一大皮帽带上，跟好人一样。” “那咱赶紧通知吕齐一声儿，”我说，“最好劝他一块儿回去。还挣鸡巴什么钱呀。” “我去打电话，”张红卫跳起身说，“这次回去我再也不来啦，让我妈他们公司另请高明吧。我算看透自个儿了，天生一蠢蛋，还早早闹着下海，这下好，掉他妈死海里了。” “吕齐怎么搞的？”刘斌皱眉问，“怎么跟几个鸟女人搞到一块儿去了？” “你还不知道他？”张红卫说，“天生一情种。” 正说着，电话铃响了。张红卫拿起电话。 “对对，你好，是司马倩吧？正说给你们打电话呢。”张红卫朝我挤挤眼，“说曹操，曹操到。” 我和刘斌笑了一下。 “什么？你慢点儿说，别着急！” 张红卫突然对着话筒大声喊叫，紧弓着身子捂住一只耳朵，仿佛调动了全身的器官在听，“好——好，我们马上来！你们别着急！——对，对，别开门，我们到之前别给他们开门！” “赶快走赶快走！”放下电话，张红卫急促地说，“吕齐他们被人堵了！事儿全他妈赶一块儿了！” 刘斌虎着脸起身要下床，我们拦住他，刘斌大吼：“操，哥们儿的事我怎么能不去！” 我们三人迅速穿好衣服，怀揣利刃，一阵小跑赶到路边，拦了辆“的”，直奔吕齐他们的住处。路上张红卫简单说了下情况，吕齐他们大概拿了什么人的钱，事儿没办成，那帮人堵上门来追款。 “追款？”刘斌冷笑了一声，“干脆咱抢了他们得了！” 吕齐他们楼下停着三辆车，看上去不像是出租。倒是有两个人影儿在吕齐单元门口走动，旁边椴树丛里有低低的说话声，红烟头儿明明灭灭。 “你们干什么的呀？”楼口的俩小子拦住我们问。 “要账的，”刘斌瓮声瓮气地说，“——嘿，你丫凭什么问我？你们是干什么的？” “哦，对不起，我们也是来要账的，”俩小子说，“上去吧，看样子他们骗了不少人。——也太不像话了，办不成事早说哦。” 吕齐他们住顶层五楼，门口还站着两个人。看见我们上来，俩小子毫不戒备地抽着烟乐：“不开门，每隔两分钟摁一次门铃，吓也吓死他们。” 我们笑笑没有答话。我走过去敲敲门喊：“吕齐！出来！”张红卫、刘斌一边一个和那俩小子站在一起。 吕齐脸色蜡黄地开门出来，那俩家伙要去揪吕齐，被张红卫、刘斌分别搂住脖子，用水果刀抵住。楼梯上传来了轻微的脚步声。 “你们来了多少人？”刘斌问。 “六个。”其中一人颇为镇静地说，“你们别动手哦，我们就是来要钱的，要了钱就走。出了国也是得讲道理的。” 吕齐的神情镇定多了，摊着手说：“我们也让人骗了，钱花出去了一半儿。” 楼下的几个小子上来了，在楼梯拐角处停住。 “别上来！”我晃着蒙古刀低声说，“我们哥们儿拿了谁的钱谁说话，别人少插嘴，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嘿，那一会儿我还真他妈有点“英雄气概”。我知道我的一半儿胆气是由刘斌撑起来的。在那种环境下，有刘斌这样一位极具血勇侠气的朋友真让人心里踏实。 拐角处有人“噫”了一声开口道：“噫，是徐老厮哦，好说啦好说啦。” 我听出那竟是人贩子陈伯逵的声音，不由暗暗松了一口气。陈伯逵摊着两只手走上楼梯，一边说：“徐老厮，我们谈谈噢？” 刘斌喝道：“你他妈别上来！” 陈伯逵吓了一跳。我回头对刘斌说：“没事儿，这哥们儿我认识。” “你让其他人都下去等着，”我对陈伯逵说，“如果信得过我，咱屋里谈，免得被邻居报警。”我看了刘斌一眼，刘斌点了点头。 陈伯逵对拐角的几个家伙说：“你们下去等着吧，没事的。”我听到拐角处符达成的声音说：“走吧，没事的。”张红卫、刘斌也收起了刀。 进屋后，陈伯逵说：“你这位姓吕的朋友说给我这边朋友办去西欧，交了钱这么久也没办成，也不退款，我这边朋友没办法找了好久才找到他们，我们也不是专门来找你这位朋友打架的噢。” 最后，经过磋商，陈伯逵那边的人终于同意退一半款，司马倩、杨丽她们说了几句道歉的话，对方又极不情愿地嘟囔了几句，事情总算和平解决了。 陈伯逵对我说：“我这边朋友都是很讲义气的，中国人自己跟自己翻脸有什么意思哦。” 我瞅着他乐：“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没听你说过莫斯科有这么多朋友啊？” 陈伯逵嘿笑道：“最近才联系上噢，都是老乡，跟你徐老厮一样，朋友之间互相帮忙嘛。” 陈伯逵他们走后，司马倩、杨丽、郭雪英三人叽叽喳喳地谈经过，吕齐在一边闷头抽烟一声不吭。我们也没说吕齐什么，只问他明天跟不跟我们一块儿回国。 吕齐低着眼睛说：“我回去干嘛呀，工作工作丢了，钱钱没挣着反倒欠了一屁股债。我就这么瞎混了——”说着说着，眼泪掉了下来，喉咙里哽咽着：“回头你们看见我爸，就说我在这儿过得挺好——” 我们再三劝说吕齐，吕齐执意不从。无奈，我们谢绝了司马倩、杨丽的好意挽留（郭雪英一直偷眼看着我不说话），同吕齐握手道了珍重，心情沉重地离开了。 吕齐兄弟，你现在好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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