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现代小说,当代小说,当代文学,当代作家,现代作家:戴厚英-->人啊，人！-->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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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

　　　　　　　　　孙悦：谁能想到竟会发生这样的事。
　　想不到第一次到他的住处去找他，就和他谈这样的事！
　　“荆夫，你的那本《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书不能出啦，这是党委的决定……”他会怎么想、怎么说呢？他受得了这样的精神打击吗？要知道，他不是为了名成利就才写书的。他写的是他二十年来在人生道路上的体会，他为的是他所追求的目标。
　　由于自尊心的缘故吧，我从来没有问过他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情况。可是我了解一切。我有两个“义务情报员”：一个是许恒忠，他常常建议我劝劝何荆夫，不要做这类冒险的事。“这些年的斗争情况老何已经隔膜了，他在凭着一股热情瞎闯呢！我看透了，既有变过来的时候，也就有变过去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小说家了。这人平时并不活跃，但却是我们同学中的“消息灵通人士”，对文艺、出版界的情况特别熟悉。他常常把出版社关于这本书的争论、反映告诉我。书稿发排的时候，他兴奋地跑到我这里说：“孙悦，今天请我吃杯黄酒，有喜事！”好像他自己的书就要出来了一样。他感慨地说：“我缺乏老何那样的勇气，这一辈子只能这样庸庸碌碌了。我快成了中国的奥勃洛莫夫了。也许是因为我一直没有失去安宁的眠床的缘故吧？文穷而后工，古今皆然。我还是穷一点好。可是我又怕穷的滋味。”我给他喝了酒，但着实笑了他一通。我在高兴的时候喜欢和人家开玩笑，有时还会促狭。
　　可是谁能想到，竟会发生这样的事：出版社已经决定出版的书，一个大学的党委书记可以卡住不让出。还讲不讲法律，讲不讲原则了呢？
　　“这一关我们不能不把！而且，我们这样做也是对何荆夫的爱护。他不应该忘乎所以，以为现在什么修正主义的货色都可以拿出来了。”
　　奚流在党委会上是这样说的。事情的始末我不大清楚，但我可以肯定，他是始作俑者。然而，在会上提出问题的却是游若水。在党委扩大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他突然叫奚流：“奚流同志！我有一个问题想提请党委研究。系总支书记们不一定都参加了。中文系的孙悦同志可以一道参加研究。”奚流立即点头答应，连问都不问是什么问题，有没有必要在党委会上研究？这还不是事先商量好的！
　　我当然留下参加这个我事先毫无准备的问题讨论会。讨论一开始，游若水就拿出一份复写的材料，一、二、三、四、五地汇报他所发现的《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一书中的修正主义观点。
　　“最大的、最危险的修正主义观点是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不是矛盾的，而是相通的。这就阉割了马克思主义的灵魂——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他说。但是，他不愿意详细地说一说，作者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是相通的，作者所说的人道主义是什么内容。而我是知道的。荆夫讲的人道主义是要彻底地解放全人类。不但把人从阶级剥削和压迫中解放出来，而且从形形色色的精神桎梏中解放出来，从迷信中解放出来，从盲从中解放出来，并且越来越多地摆脱动物性。他反对把阶级斗争当作目的，反对夸大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导致对人民群众的伤害和分裂。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应有更广泛的民主、自由和平等。他要求不但从物质上而且从精神上把每一个公民当作人，尊重他们的权利和个性。这难道不对吗？可是游若水认为，这些统统是修正主义观点：“问题是十分清楚的！所有这些观点我们马克思主义者都一再批判过。而且不是文革中批判的，是十七年批判的，也就是在正确路线指引下进行的批判。”
　　我不知道逻辑还能不能成为一种科学。因为它是这么简单：十七年——文革——现在；肯定——否定——肯定。三段论。黑格尔活着，会招收多少中国的弟子啊！
　　游若水发言的时候，白净的面皮涨得通红，光秃的头顶闪闪发亮。他的眼睛一直望着奚流，奚流却不看他。奚流轮流地审视着参加会议的每一个人，最后把视线落在我身上，停留了很久。
　　游若水讲完，把材料叠好装进衣袋。奚流把目光从我脸上移开，转向大家，平稳地说：“我们根本不知道要出这本书。要不是游若水同志从有关方面听到消息，并主动讨了一份校样来看的话，这本书就出笼了。”是游若水干的吗？我怀疑。这个人居然会发起一件事？
　　“孙悦同志！中文系总支是不是知道这本书呢？”
　　听到奚流在问，我立即回答：“我是知道的。”
　　“为什么不过问？”奚流问。
　　“这是出版社的事，我们无权过问。何荆夫同志也有他的出版自由。”我回答。
　　奚流的颧骨向上耸了一下，他问党委委员们：“是这样吗？那末我们就来讨论一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不是要实行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党还要不要领导？”
　　校河的水今天多么情啊！水至清则无鱼。这河里是无鱼的。鱼需要浑水，这是肯定的。人呢？也需要浑水吗？明明是一池清水，非要投进石子、烂泥、杂草把它搅浑不可吗？
　　党委会里资格最老的委员首先发言了。他的头发白如麻丝。他有一颗善良的心。他的眼睛是那么真诚坦率。在那些动荡的年月里，我“保”过他，也曾经像女儿那样在他面前倾诉过委屈。他总是安慰我：“你还年轻，经历经历有好处。”我多么尊敬他！
　　“按照以前的惯例，出版社出书之前应该与作者的单位联系一下，这样我们大家都不至于被动。现在既然已经这样了，就尽可能妥善地解决吧！作者还是个年轻人，说服教育为主吧，劝他把稿子撤回来，改好再出书。我看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批判了多少次了。四二年延安整风的时候……”
　　我知道，他又要“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地谈起批判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来龙去脉了。文革中每次批判斗争他的会上，他都讲四二年延安整风，与王实味等人的斗争。他总是用他那慈祥而坦率的眼睛望着“红卫兵”们：“我没有搞过修正主义。我接受了党的长期教育。自从延安整风……”“红卫兵”说他是“臭表功”，骂他，侮辱他，嘲笑他。可是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没有承认过自己是修正主义。我因此对他益加敬重。可是这两年，我觉得跟他有了距离。生活在前进，他却和十几年前，甚至几十年前一个样，就像这会议室里的一个雕像，永远放在那个地方，又永远是那个姿势。你可以欣赏他，但不能和它讨论任何实际问题。“小孙啊，千万要把稳舵。这种混乱的局面不会太长。我们党肯定要管的。四二年在延安……”我一听到他对我说这些，心就往下沉。我多想用力推他一下啊！可是我人小力薄。
　　“现在的情况与以前不同了。出版社对作者一般是不应审查的。不过，对何荆夫这样具体的人，写这样一本具体的书，是应该慎重的。”
　　发言的是一位兼哲学系总支书记的党委委员。与我一样是“科班出身”。据我了解，他的思想还是比较解放的。今天是被这“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书”吓住了吗？
　　“何荆夫在系里表现怎么样？听说有些反映。”一位女委员接着上面的发言提出问题。我简单地回答：“很好。”脑子里在想：“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书”应该怎么理解呢？“具体”到怎样的程度我们就有权干涉了呢？没有出版法。对每一个人都可以来一下“具体”，在每一个人身上都可以找到应该受到干涉的理由。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具体！具体！具体……多么难掌握呀！
　　也许，我应该在会上把荆夫“具体”一下？可是，我害怕在这样的场合谈到他，甚至不能冷静地想到他。
　　自从赵振环来后，他没有找过我。见了面除了点头打个招呼，再也不说第二句话了。这使我感到难过。我觉得我与他的距离越拉越远了。我越来越多地在朋友面前谈到他，特别是在李宜宁面前。“我不希望你再受挫折，何荆夫不会给你带来平静。你们不应结合。”她总是这样劝我。
　　确实，何荆夫不会给我带来平静。然而，恰恰是这一点在吸引着我。我已经让他一个人在风雨里搏斗过了。如果再有什么风雨落到他身上，难道还让他一个人去搏斗？那样我的心又怎么能平静呢？
　　“我听到一些关于何荆夫的反映。可以发言吗？”正在作记录的陈玉立问。奚流点点头，她就发言了：
　　“何荆夫自从甄别平反以来，尾巴越翘越高。他常常在学生中宣扬自己的经历，把自己打扮成传奇式的英雄，吸引了一批幼稚的青年在他周围，他常常说：‘我们的党应该好好地总结教训。’意思是说，他是一贯正确的，我们的党犯了错误。他比党高明，党却亏待了他。这本书中所宣扬的什么尊重个人、尊重个性等个人主义观点，他都在学生中散布过了。中文系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与他有很大关系。前不久，奚流同志批评学生在黑板报上登爱情诗，一部分学生瞎起哄，也与何荆夫有关。现在居然有学生讽刺奚流同志，说要请他当和尚协会顾问……”
　　谁“噗嗤”笑了？是那位年老的女委员和她旁边的那位教授同志，他也是党委常委，历史学教授。是党委中唯一的教授，所以大家就叫他“教授”。他正噙着烟斗，对那位女同志风趣地讲着什么，两人一起笑了。奚流的脸红了。他用铅笔敲敲桌子，命令陈玉立：“谈重要问题！”
　　陈玉立自知失言，脸也微微红了一下。她定定神，提高了调门：“总而言之，何荆夫辜负了党对他的爱护和关心，继续在五七年的道路上滑行，越滑越远。如果不及时给以帮助，他不知道要滑到什么地方去呢？至于生活作风上的问题，我这里就不讲了。”
　　陈玉立讲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别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我身上一热，脸也红了。人们常说，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我完全不是这样。心里没有鬼，脸也会红，心也会跳。有时在公共汽车上，有人丢了钱包，要停车搜查，我就十分紧张，害怕钱包会突然在我身上搜出来。是“阶级斗争”中无中生有的作法所产生的心理病态吗？在感情问题上，这种现象更为突出了。一提起何荆夫的生活作风问题，我就好像感受到有人把一盆污水泼到我和他的身上，忍不住感情冲动。
　　陈玉立的口才真好！她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何荆夫。要是我不在中文系，不了解何荆夫，我也会对他产生一些不好的印象。现在我已经懂得了，许多人排斥异己，靠的就是这种办法：在大家不了解某人的情况下说某人的坏话，造谣中伤，信口雌黄，反正某人没有机会辩白。但是，我了解何荆夫，而且爱他。所以，随着陈玉立的小巧的嘴唇上下翻动，我的眼前出现了另一个何荆夫，可敬、可亲又可爱的流浪汉，我的最亲密又最疏远的朋友。
　　荆夫，我不能听着别人这样污蔑你而无动于衷。我不能让这些不了解你的同志在心里留下一个被歪曲了的形象。我不能再害怕暴露自己的感情，不怕了！我好像一直在期待这样的机会，能够公开地表示对你的爱情。我该发言了！
　　我从座位上站起来。可是还没等我开口，就有一位党委委员抢先发言了：“真是这样的话，不能让他出书2”又一位委员更为激烈地接着说：“要是我有权，我就给他重新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我对这样大规模的平反一直是持保留态度的！”
　　我又坐了下来。我记起了，我是在参加党委会。我的身份是中文系总支书记。我们讨论的是应该如何对待一个人写的一本书的问题，而不是我和何荆夫的关系。
　　“还是应该以教育为主吧！我们党对犯错误同志的一贯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四二年延安整风……”
　　我感激地看着这位满头白发的老委员。感激他心地善良。然而，他总是说不到点子上。
　　我看着“教授”。这是一个耿直而风趣的老人。他的相貌极为普通，然而他的风趣却使他成为一个具有魅力的人。他在党委会上是不大发言的，大概是觉得自己是党委中唯一的教授，应当谦虚才对吧！今天我希望他发言。他总是悠闲地叼着烟斗。他家里存放了许许多多烟斗。“文革”中，他的烟斗统统被没收了，他就想办法用硬纸片、香烟盒的纸做烟斗，样子顶好看，吸起来也舒服。他还做了许多送给别的会吸烟的同志，并且开玩笑地说：“以后要是不能再教书了，我就做这样的工艺品去卖！”
　　他的嘴唇终于离开了烟斗，而且轻轻咳了一下，是要发言了。他是未开口先要笑的：“听了陈玉立同志的发言，我脑子里形成了一个十分矛盾的形象。一方面，是一个尾巴越翘越高的人，另一方面，却又是深受青年喜爱的人。同志们哪！受青年人的喜爱可不是容易的呀！我们当然可以说，某人利用了青年人的幼稚无知！可是你去利用利用看！我教书，和学生直接接触，知道他们不是那么容忍受人利用的。他们很有头脑。他们愿意和一个人接近，并且佩服这个人，这说明这个人确实有一些我们不具备的长处。所以，对何荆夫恐怕不能轻易否定吧！而且，即使他确如陈玉立同志所说的那样，恐怕也不到剥夺出书权利的程度。”
　　“他说我们的党犯了错误！”一位委员激动地说。
　　“教授”又叼起了烟斗。“谁说过我们的党没有犯错误呢？”
　　“教授”的发言使奚流不满。但是他没有说话，而是轮番地把目光从一个人的脸上移到另一个人的脸上，显然，他希望有人起来反驳“教授”。“教授”扯了扯旁边那位女同志的袖子。那位女同志笑着点点头。她也是党委会中资格最老的委员之一。她长得白净、秀气、身材小巧，完全不像六十几岁的人。据说她曾是北师大中文系的高材生，因为闹学潮被开除了学籍。参加革命工作以后就一直搞党的工作了。她兼着党委宣传部长。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们党委是否也应该讨论一下检验真理的标准呢？这个讨论已经开展了这么久……”
　　奚流问：“怎么会提出这个问题来的呢？”
　　“这个问题有什么好讨论的？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看醉翁之意不在酒，矛头所向，十分清楚。”那个宣布要给何荆夫再戴右派分子帽子的委员说。
　　“不是什么东西都有矛头的呀！”“教授”笑着插了一句，“我们的钢铁都用来制造这样的矛头了！”
　　“你看，刚才两位同志的意见不同，正说明我们需要讨论这个问题。”宣传部长接着说，“党委对这样重要的问题不研究、不表态，我这个宣传部长要辞职了。”
　　“这个问题以后再说，你先谈谈对何荆夫的问题的意见吧！”奚流打断她的话说。
　　“好吧！我认为实践证明，我们面临着严重的反对封建残余的任务。我赞成何荆夫的观点。我认为党委干涉何荆夫出书是不合法的。完了。”宣传部长简洁地讲完了自己的意见，又与“教授”嘀咕什么去了。
　　“其他同志还有什么意见吗？”奚流问。看样于他要结束讨论了。果然，他用目光扫了一下大家说：“没有什么新的意见的话，我们就作个决定吧！两位同志赞成何荆夫出书。还有什么人赞成吗？”
　　“我是赞成的。我不懂业务。但是我想出版社也有党委，我们应该信任人家。办事要符合组织原则嘛！”这是组织部长。奚流看也不看他。
　　有几位委员没有发过言。我一个一个看着他们。我知道，他们不会再说话。讨论任何问题的时候，他们都是不说话的。因此，他们只在表决的时候发挥作用。而这作用又是不可忽视的。奚流所依赖的就是这种作用。此刻，他们都是一副漠不关心的模样，好像领着孩子在公园门口晒太阳那么悠闲自得。我恳求地看着他们，希望他们能发表一点冷静而公正的意见。这不只是关系着一个人、一本书啊，还关系着我们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可是他们一个个避开我的目光，仍然不说话。我心里一阵阵发冷。我们一起学习过“双百”方针，还一起讨论过怎样作伯乐。然而，当一颗种子正在破土而出、露出两瓣嫩叶的时候，他们为什么这么冷淡、这么麻木呢？
　　“再没有人赞成？那就——”
　　我不等奚流说完，就忽地站了起来。奚流自然地停住了说话，吃惊地看着我。过了好一会儿，他才问我：“你有什么意见？”
　　“我有意见。我认为不应该这么草率地对待一个人、一本书。我们开的是党委会，党委会应该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我说得很激动，我自己觉得声音有点颤。
　　“你认为应该怎么样？”奚流不耐烦地打断我。
　　“我认为刚才对待何荆夫和他写的书的某些意见是错误的。”
　　我来不及整理自己的意见，想到就说，所以说得很长。我到底是怎么说的呢？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平常，我对自己说过的话。写过的信件都能记得一清二楚，可是今天却记不清楚了。我大概详细讲了自己对何荆夫的了解和认识，是流露了真情了吗？陈玉立在窃笑。有些人的感觉和思想都很特别，他们能够容忍人与人之间的仇恨，以为这是正常；而不能容忍人与人之间的挚爱，以为这是反常。他们能够容忍男女苟且私通，而不能容忍真诚的爱情。让陈玉立去笑吧！如果我流露了真情，也并不后悔。我还讲了我同意何荆夫的观点。对了，我问游若水：“你能说清楚什么叫修正主义吗？”游若水笑着耸耸肩膀，好像说：“这不值得我回答。”我问奚流：“奚流同志，你说什么是修正主义？”奚流把颧骨耸一耸，也是不予回答。我知道，他们无法回答。连什么是马列主义也没搞清，怎么知道什么是修正主义呢？
　　我的发言得到了“教授”和那位女宣传部长的赞同。但是其他人都没有什么反应。他们都看着奚流，被奚流的上下耸动的高颧骨吸引去了，都在等着奚流的反应，一只打足气的皮球摔在棉花堆里，还能干什么呢？我坐了下来。
　　习惯，习惯。有什么比习惯更有力量、更有权威？人的眼睛都是向上的。人的价值，包括人的言论的价值，是因人的地位而异的。人显言贵，人微言轻。这不是真理，但却是事实。事实往往比真理更能说服人。然而，如果这种状况不改变，我们的希望在哪里呢？
　　我再也不想说什么了，我只希望快点结束这个会。
　　想不到陈玉立还想导演一出更为精彩的戏。
　　“孙悦同志的发言使我吃惊，”她说，“不了解情况的人还以为我和何荆夫有什么个人恩怨，有意说他的坏话呢！其实，我和何荆夫往日无仇，近日无冤。我倒是要劝劝孙悦同志，不要被儿女私情迷住了眼睛啊！”
　　一阵叽叽喳喳的议论，所有的人都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显然，他们全都记起了我和何荆夫的往事，并且很有兴趣了解我们的现在，以便弄清我的发言动机。我处在许多探照灯的焦点上。最初，我感到惊慌、羞愧和不安，因为我对何荆夫确实怀有儿女私情。这种私情确实影响着我对何荆夫的态度。但是，慢慢地，我沉静了。我问自己：“你为了儿女私情放弃了党的原则、模糊了是非观念吗？”我回答自己：“没有。”我索性从座位上站起来，直视着奚流：
　　“请问奚流同志：党委会准备讨论我的儿女私情吗？”我问。我的态度是沉静的。奚流的脸居然也涨红了。这是难得的，不知道他是由于对我的态度感到气愤而涨红了脸呢，还是由于对玉立的发言感到羞愧？
　　“小孙，你坐下！”女宣传部长激动地站起来对我说。“我最反对在党的会议上议论人家的私事，奚流同志。我们有什么权利去干涉别人的私生活呢？我们完全可以就孙悦同志的发言本身论是非，扯什么儿女私情呢？”这是她对奚流说的。
　　要不是我勉强忍住，大概会流泪的吧！这些年来，由于把阶级斗争扩大到一切领域，我们已经没有什么私生活了。一提“私生活”，就给人以“见不得人”的印象。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有权干涉别人的私生活，何况组织呢？你听：
　　“孙悦有权决定自己的私生活。但是用感情取代党的原则，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奚流这样说。
　　我用感情取代了党的原则了吗？我要和奚流抗争了。我面对着奚流，面对着所有的党委委员们，作为一个党员，我不想隐瞒自己的观点，也不想隐瞒自己的感情。这些人，有的是我的老上级，有的是我的老同学、老同事。但是，他们对我并不完全了解，正像我不完全了解他们。那就让他们了解吧。
　　“我愿意在党的会议上谈谈我与何荆夫的关系，”我说，“何荆夫在读书时就爱过我，现在也仍然爱着我。他的爱是真诚的、纯洁的。我为此感到幸福，因为我也爱他。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不能结合。我为此感到痛苦。这就是我的儿女私情。”
　　几位同志在交头接耳，他们在讲什么呢？“谈这些干么！”我听见了一句。
　　“不是我要谈这些，是陈玉立同志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对那位同志说，他友好地对我点点头。我知道，他没有什么看法，无非是随口说出了那句话。我仍然把眼睛直视着奚流：“我不是为了儿女私情才为何荆夫辩护的。我是为了贯彻党的政策、国家的法律。即使何荆夫的观点都是错误的，也不能不准他出书，而只能通过讨论来分清是非。我不否认，我同情何荆夫的观点。如果事实证明，何荆夫确实错了，我愿意和他共同承担责任。不论这错误有多大。”
　　陈玉立又在窃笑。她是在嫉妒吧！因为她从来没有得到这样的爱情。奚流给予她的不叫爱情。我有时觉得她可怜。可是她却常常利用自己这个可怜的地位去损害别人。这能给她安慰和快意吗？狐狸吃不到架上的葡萄，就说那葡萄是酸的。这情有可原。然而一定要放把火把葡萄架烧掉，让大家都吃不成，那就不可原谅了。我真想劝劝这只狐狸，别这样，别这样！
　　奚流终于不耐烦了。他摆手让我坐下。“我们不想在这里讨论孙悦的个人问题，”他说，“我把大家的意见归纳一下吧！根据刚才的讨论，多数同志不同意何荆夫的这本书出版。少数服从多数，但允许保留意见。请游若水同志把党委的意见告诉出版社。他们不听，一切后果由他们负责。对于何荆夫，我赞成有的同志的意见：还是以教育为主。如果他主动撤回书稿，作根本性的修改，我们欢迎。请中文系总支对他做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
　　现在，我就是去对何荆夫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的。“深入细致”，“深入细致”！
　　“哟！小孙！到哪里去？来，来！进来坐一会儿。就在我这里吃饭，有几样好小菜呢！”
　　怎么碰上游若水啦？不错，正好从他家门口过。我真讨厌他。
　　“真巧啊！我看你还是跟我一起走吧！帮助我去对何荆夫做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我挖苦地说。
　　“我哪里成？吃了饭还有重要事要办呢！”他连忙推辞。
　　“那请你把你的那份材料借给我，我好把你的意见向何荆夫传达。我没有作记录。”
　　他又连忙拒绝：“按你的记忆，简明扼要地对他说说吧！他会理解的。我的那些意见都不成熟，怎么好向他传达呢？”
　　“可是你不是已经在党委会上谈了这些不成熟的意见吗？党委还根据你的不成熟的意见作了决定。难道你认为，在党委会讲话，不成熟也没关系吗？”
　　游若水的白净面皮又红了，不断用手去抓他光亮的头皮。过了一会儿，他像对知心朋友说话那样亲切地对我说：“小孙，老实对你说，这件事也不是我要做的。我总要执行上级的指示吧！”
　　“那是奚流叫你干的吗？”我追问道。
　　“话也不能这么说。我看，作一个党员，还是应该服从上级的，对吧，小孙？”
　　这个人的圆滑实在叫人腻味。我“哼哼”了两声，算是回答，继续走我的路。可是他一把抓住了我：“不要走，吃饭的时间快到了！吃饭，吃饭！吃了饭再去！”我用力挣脱了他的拉扯，冷淡地说：“我现在需要的不是好小菜！我要好好想想，应该怎么和何荆夫谈话。”
　　他又抓了一下头皮，作出十分诚恳的样子说：“小孙，你应该好好劝劝他。暂时把稿子撤回来，以后时机成熟了再出版也不迟呀！一个人的道路总是不平坦的。历史上任何大人物都经过九灾十八难。挫折有好处，可以造就人。所以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这么说，你所以没有成为大人物，是因为挫折太少了？我真心地祝愿你多受一些挫折。可惜，你的路总是平坦的。你面前永远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辛辣地说。我不怕得罪他。我甚至于希望得罪他！
　　“哈哈哈！小孙！什么时候长了角和刺啦？注意，牢骚太盛防肠断。走走，到家里坐，吃饭！吃饭！”
　　用针戳，戳不出一点血；用刀割，割不下一片肉。一个人能“修养”成这样，真是很不容易的。“之人也，之德也，将磅礴万物以为一。世新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上山焦而不热。”读庄子的《逍遥游》，很为这种“至人”的境界所吸引，苦思焦虑，而不得其途。今天从游若水身上，似乎看到了通往“至人”的途径：冷血。然而，也只是将血液冷却一半吧！不然的话，他为什么不去“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却要来当党委办公室主任呢？而且不忘“吃饭”、“吃饭”！而且不忘“还有几样好小菜”！有所待耶？无所待耶？真是一个谜。
　　我无心去解游若水的谜。离开他，直奔何荆夫的住处。马上就到了。我还不知道，我会对他说什么。
　　这里有一片空地。原来是一块像毯子一样的草坪，现在长满了茅草。据说园林工人为了报酬问题在闹情绪，不肯卖力。是“生产关系”的问题。在精神生产领域里，有没有一个生产关系的问题呢？弄得不好，也会把绿茵茵的草坪变成一片茅草的吧！奚流正在抛出绳索，要捆住何荆夫。而我，是被派来把绳索收紧的。
　　我举手在门上叩了两下。何荆夫站在我面前，还有奚望。他们对我的到来似乎都感到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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