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现代小说,当代小说,当代文学,当代作家,现代作家:陈国凯-->一方水士-->2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县革委会主任到北京参加学习班了。干干瘦瘦的县革委会副主任罗一民主持县三级干部会议。大陆人多、会多、官员多。世界上很有名了。
　　毛泽东主席以雷霆万钧之势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把中国搞得天翻地覆，天昏地暗。神州大地，战鼓喧天，凯歌高奏。在山呼海啸的万岁声中，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旧的官僚政权已被彻底粉碎，各级政权机关就有了响当当的新招牌——革命委员会。
　　会议议题主要是两个：一是做好春耕准备工作。快开春了，种子、化肥、劳力……诸如此类一大堆问题。二是如何进一步组织警力和民兵，拦截捉拿非法越境外逃人员，搞好“政治边防”。这一直是县里的中心工作。
　　过了一条界河就是香港。小小的深圳河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世界分隔开来。几十年来，县里的主要工作就是如何堵塞外逃分子，建设好“政治边防”。这是很沉重又很难做好的工作。
　　深圳是个奇怪的地方。罗一民觉得这地方老上演一些闹剧。有些事想起来，至今还心头发憷。
　　印象最深的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经济困难的年头。那一次，不知从哪儿传来谣言，说英国女皇发布诰谕：偷渡外逃到香港的人可以立即成为香港的永久居民。谣言像风一样传播，许多人像疯了一样。数不清的人从四面八方涌到深圳。谁也搞不清究竟有多少人。这股外逃风潮像洪水般来势凶猛。人群密密麻麻压在边境线上大冲线。那阵势，谁看到都会头昏脑涨，简直像农民暴动。
　　饥饿的群众如疾风暴雨，成群结队从界河各处向那边厢逃跑。这边厢各式武装力量都出动了，各种宣传机器都开动了。香港那边也动用了各种警备措施，都无法阻拦洪水般的人流。香港街头一下子涌进数不清的人流，香港大为震动。不少商店关了门。香港人被这洪水般的人流吓得脸都青了。
　　在香港无亲无故的人在街上转了一两天，发觉不是那么回事。英国女皇没有什么诰谕，香港人也不欢迎他们。到处关门闭户，连一碗开水都喝不上。还不知道厕所在哪儿，就随街屙尿。香港仔如此无礼，尿他娘的香港。有些人到了香港没有着落，一天下来，又渴又饿，像到香港乘了一次墟，饥肠辘辘地回来了。
　　那些天，罗一民站在广播车上，嗓子都喊哑了。外逃的人差点把广播车推翻，把高音喇叭砸了。后来有关部门说这是反革命事件，抓了一些人。
　　罗一民觉得这“政治边防”的头儿难当，工作难做。
　　会议开了两天，重点研究如何加强措施确保“政治边防”。讨论来讨论去，还是老一套路数。大家绞尽脑汁，也苦无良策。大家知道农民苦，心知肚明不敢直说。大家讲的都是些门面话，无非是“警惕”、“保证”之类，越谈越没劲，连公安局长都打瞌睡。他抓人也抓烦了，抓来抓去大体是一些农民，有的抓了几次还照样跑。如果把这些人一枪崩了也省事，不过是消耗一粒子弹，但对非法外逃人员，上面有一条硬政策——这些人可以拦截，可以抓，可以送去监管所，只是不准开枪杀人。
　　抓起来的人已经够多了。内线樟木头那儿的监管所建了一处又一处，仍然人满为患。
　　对待外逃的问题，罗一民的心情常常是复杂矛盾的。
　　罗一民是宝安人。早年是东江游击队战士，活跃于香港九龙宝安和珠江三角洲一带，复员后一直在县里当干部。县里的主要工作是搞好“政治边防”，把反偷渡外逃当作中心工作来抓。可县里有些村落，几乎整个村的人——包括一些村干部和共产党员——都跑到那边厢去了，只剩下一些走不动的孤寡老人，在门口打苍蝇，看着空落落的简陋泥屋和荒凉的农田。
　　“十室九空人南遁，家里只剩老和少”——这就是深圳的写照。
　　贫穷，是可怕的东西。
　　罗一民内心同情这些非法越境农民。家乡那么穷，三荒四月，许多人家里揭不开锅，吃糠啃菜。上面拨下来一些救济，半是番薯半是粮；僧多粥少，解决不了他们的困难。倒是逃出去的那些人想办法往村里捎钱捎油捎米救济乡亲。他们捎回来的度荒物资不比政府拨下来的少。
　　经验告诉他，逃出去的人多数是为了活命，为了日子过得好一些，不是去做什么坏事。还没听说宝安人到那边去当美蒋特务。
　　作为县里主管政法的头儿，不论心里如何打鼓，只能按老皇历办事，一年年一月月去抓“政治边防”，去抓去管这些偷渡外逃分子。这是从精神到肉体都非常疲劳的工作。
　　前不久出了件事：一个民兵深夜巡逻，违反规定开枪扫射偷渡分子。据说是喊了几次，他们还逃，就开了枪，把一位外逃的人打死了。罗一民去看了，死者是一个孕妇。罗一民大怒，当场叫人把这民兵扣押下来。
　　罗一民看着这一尸两命，心里落泪：当年参加游击队出生入死，不就是为了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么。几十年了，农民的好日子没过上，为了到外面寻找丈夫找一碗饭吃，却陈尸河岸……罗一民觉得这子弹就像射在自己身上，觉得自己手上有血……
　　这种心境是别人难于理解的。
　　会开完了。罗一民准备下楼回家吃饭。办公室主任走来汇报：有港商找他。已在会客室等了一会儿了。
　　“港商？来干什么的？”
　　“没说。只说跟你是老相识。”
　　港商，什么港商？怎么会有港商来找他？
　　经历过“文化革命”年头，港商这字眼比狗屎还臭。好像他们身上有瘟疫会传染给中国官员。前些年，广东“革命政权”在广东大搞“反策反”运动。这古怪名词不知是哪个龟蛋发明的。他们说，香港那些反动家伙在大陆大量发展特务，一封信就可以发展一个特务。革命政权机关对有港澳关系的人发出严重警告：自己身上有屎赶快屙赶快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吓得有港澳关系的广东人屙尿都打冷战，不敢跟香港亲友通信，生怕被打成特务分子。香港那边过来的信件都要经过检查，看看反动的香港人信件中有什么联络暗号。搞得广东人心惶惶，好像广东到处是特务。那时罗一民虽然在牛栅，那种恐怖他是知道的。
　　港商就是资本家，资本家就是反动派。这是“革命年头”流行的概念和简单的逻辑推理。按照惯例，香港那边来人不能单独接见。罗一民虽然比较通达，但不能违背革命原则。罗一民叫住办公室主任，一道往会客室走来。
　　罗一民到会客室一看，愣住了——
　　简易的木头沙发上坐着那人，不就是当年东江游击队的老连长方辛么？
　　“一民！”西装革履的老连长站起身，热情地伸过手来。
　　“老首长，是你呀！”罗一民十分高兴又十分意外地迎上前去，伸出双手，紧紧地跟方辛握着。
　　方辛望着这老部下微笑。
　　“什么风把你吹来了？”罗一民激动地望着方辛。
　　“东风呗。”
　　老连长的样子没有大变，方脸广额，剑眉虎目，额头上那道疤一眼可见。那是一次战斗中，一颗子弹在方辛额角掠过留下的印记。
　　罗一民疑惑地问：“老首长，你就是他们说的港商？”
　　“奇怪吗？”方辛笑着问。
　　“真想不到。我只听人说，“文化革命”中你在北京被关进监狱，整得很苦。”
　　“过去的事就别提了。”方辛笑笑，“我改行了，不当官，当商人了。北京派我到香港大华轮船公司当老总。大华公司，知道么？老牌的中资公司。清朝就有了。”
　　“听说过。”
　　罗一民听说过有这个公司。据说是清朝那个卖国贼李鸿章搞什么洋务运动时办的。
　　几位西装革履的人物，出现在革命政权机关里特别刺眼。这年头，国内还流行着军干装，中山装，多裙子的姑娘都少见，谁敢穿西装？眼前这些人物，除了老连长，其他几位，一看扮相，就知道是资产阶级少爷小姐。
　　那个留着长头发的后生仔，男不像男，女不像女。“文化革命”一开始就革过这种头发。小将们一看见这种头发就当街上剪刀，见一个抓一个，当街剃头。绝对没有人情讲。
　　那女人穿的喇叭裤也够呛，也是那革命年头的革命目标，见一个剪一个，抓住你，剪刀一拉，从下面剪到膝盖部位。如果胆敢顽抗，就抓起来打一顿，让你知道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穿着叫什么？罗一民想了一会，才想起来一个名词——“奇装异服”。对了，奇装异眼！
　　老连长就领着这样的人做事？他觉得有点不对味。罗一民一句话冲口而出：“老首长，听说这大华公司是卖国贼李鸿章搞的，名声很臭，你怎么跑到那儿干事了？”
　　方辛哈哈一笑：“什么名声不名声，你对那边的事懂得多少，一时半刻讲不清楚。反正是我们国家的公司。我为国家打工。明白这点就行了。”
　　曾国平悄声对杨飞翔说：“你看这土包子。”
　　“收声！这是人家的地头，你乱吠什么？”杨飞翔觉得这后生仔多嘴，盯了他一眼。
　　方辛把随同来的几个人介绍给罗一民认识。听见他们叫方辛“老板”，罗一民觉得很刺耳。老板就是资本家。叫人老板等于叫人家是牛鬼蛇神。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叫？老首长怎么变成“老板”了？不可思议。
　　寒暄过后，罗一民让办公室主任陪着那几位香港客喝茶。他把老连长单独请进一个屋里。大家都是党里人，又是老首长，方辛直人快语：“一民，你是一方父母官，海关出来那条路也得修一修吧。一过海关，就像进了烂泥塘。不但深圳难看，国家的脸面也难看。”
　　罗一民愁眉苦脸：“老连长，修路要钱。哪儿来钱？你也是深圳人，不知道这儿是贫困县？肚子都塞不饱，过两月就是三荒四月了，缺的口粮还不知到哪儿要，我正发愁哪！哪有闲钱修路？”
　　看见他一倒就是一肚子苦水，方辛也不好再说什么。
　　“老连长，你也是。过来给我打个电话嘛。我好派车接你。”
　　“电话？深圳就两条破街，我还不知哪儿找电话。知道我是怎么来的吗？”
　　“搭农民的单车来的。大概是这儿的主要交通工具。他们说，单车载客你们也当资本主义抓。”方辛叹了口气，“一民，怎么能这样搞？他们做那份辛苦工，就收那一点脚力钱，这也叫资本主义？有这样出卖劳动力的资本主义分子吗？在国门口做这蠢事，不怕人笑掉大牙！你这个书记是怎么当的？”
　　“老连长，一家人不知一家人的苦。你在香港，不知这儿的国情。”罗一民接过方辛的一支烟，“现在还是讲阶级斗争为纲。报纸上整天两个‘凡是’，讲得我都心烦。你以为我想这样？老实讲，我不是傻仔，有些事情，我心知肚明，又怎么样。唉，没有办法的事！”
　　“现在情况变了，三中全会提出要解放思想。一民，不要把什么都当作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也不是一切都坏。起码比封建主义进步一些吧。你应该懂得点历史。像自行车载客这样的事，就不应该抓，应该放。让农民口袋里有几个油盐钱，有什么不好？我看你们思想还没有解放。”
　　方辛还是老脾气，对老部下不讲客气。
　　罗一民笑了起来：“老首长，话不能这样讲。老实说，我们的思想够解放了，比三中全会还解放。三中全会公报明确地写着‘不要包产到户，分田单干’，我们这儿基本包产到户了。上头还号召学大寨。那玩意越学越糊涂，越学越‘令棍’（客家话：鸡巴），越学越穷。我们早就不学了。还不思想解放？”
　　方辛一时没有话说。三中全会公报确实有这样的句子，也是时代造成的一点局限吧。但三中全会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总体精神，看来罗一民还没有真正领会。要让这些县太爷们真正醒悟过来，弄清什么是封建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还需要时间。别说他们，就是有些官居高位整天高呼大叫批判资本主义的人，也弄不清什么是资本主义，搞不清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有何分别。
　　走了许多国家之后，方辛才看清楚，国内有些人，往往以封建主义的立场批判资本主义；以小农经济的狭隘观念批判当代工业文明。中国封建传统毕竟太强大了。
　　这些话，现在对老战友无从谈起，说了也等于白说。
　　方辛吸着烟，感慨万端地说：“一民，解放三十多年了，家乡还这么破破落落。我看着都难过。搞成这样子，我们对得起谁？”
　　这一说，罗一民脸上火辣辣的。方辛大概还不知道他那个大龙公社，那儿除了一些渔民，村民们基本走光了，只剩下几位老弱病残在等着政府的救济粮过日子。要是他回到大龙公社，说不准会哭呢。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