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现代小说,当代小说,当代文学,当代作家,现代作家:陈国凯-->一方水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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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到罗湖桥，眼前的景象实在使凌娜不可思议。这就是中国的九龙海关？
　　泱泱大国的国家海关竟然是木头屋顶的砖房，寒酸落魄。车站边那两排铁皮搭成的窝棚，便是海关关员的宿舍，使人联想到难民营。一条木板搭在深圳河上，桥面上用油漆划了一条粗粗的红线，便是中英分界线。这“桥”没有扶手栏杆，香港小姐眼下时兴穿高跟鞋，凌娜穿着高跟鞋，过桥时提心吊胆，生怕一脚踩偏掉到臭气熏人的小深圳河里。
　　老天，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罗湖桥？
　　曾国平不无感慨地跟凌娜说：“你看，共和国的海关这样凄凉破落，还高呼大叫要解放全人类，不是发神经病吧？”
　　凌娜觉得曾国平说得太损，没有出声。
　　过了这道桥就是深圳。
　　眼前是一条布满泥浆的泥巴路，这条土路出乎想象的糟糕。
　　凌娜小姐叫了一声：“老板，这样的泥巴路怎么走？”
　　方辛也不禁皱起眉头。
　　方辛长年在北京工作，深圳老家没有亲人，一直没有回过家乡。从北京经广州到香港过罗湖桥，看见罗湖海关如此破落，也觉得共和国的脸皮难看，现在走在回乡路上，想不到迎接他的竟是满路泥泞。
　　晴天一团火，雨天一脚泥。这就是深圳。就是他的家乡宝安！
　　几十年过去了，看来状况不比当年在这儿打游击时好多少。中国人的精力和时间不知用到哪儿去了？
　　在香港，不论你说它是什么主义，你在大马路上走一个星期都不用擦鞋。
　　方辛看着凌娜脚上的高跟皮鞋，不无苦涩地笑笑：“我早跟你说过，别穿高跟鞋上路，不听。现在国内还没有人穿高跟鞋。深圳这落后的小镇，更不是穿高跟鞋的地方。你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换鞋。带旅游鞋没有？”
　　凌娜换鞋的时候，杨飞翔经理目睹此情此景，大发感慨：“老板，我们到这儿开拓业务是否找错了地方？投资环境最基本的是水、电、路吧。连一条像样的马路都没有。一过海关就像进了烂泥塘。你看过苍蝇，成群结队满天飞。呀——吐……”
　　好像苍蝇有意封杨飞翔的嘴。他说话时一不小心，一个苍蝇飞进他嘴里。杨飞翔潇洒的表情消失得无影无踪，顿时脸青唇白，赶快吐。杨先生吐完恶心得呕吐起来。
　　看着杨飞翔狼狈的情形，大家赶快闭嘴，生怕一不小心苍蝇会飞进嘴里。这些香港客第一次领教了深圳苍蝇的厉害。
　　后来方辛才知道，深圳的苍蝇蚊子之所以出名，是六十年代以后的事——
　　一九六二年以来，香港的肉食主要靠大陆供应。香港人不缺肉食，但嘴巴刁。吃东西讲味道，不像外国佬，一块牛扒两片面包就是一餐。香港人不喜欢食海外农场的畜产，要吃家养禽畜，尤其是广东的家禽。大陆还没有养鸡场养猪场的概念。三禽六畜出自农家。政府从各地收购运到香港的家养猪，清远鸡，三黄鸡，杏花鸡，龙岗鸡，北京鸭……在香港市场都是名品。香港人就爱吃这些。
　　国人还勒紧裤带过日子，城镇居民每月也就是可怜巴巴的半斤肉票。大陆除了输出政治口号，也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出口换取外汇，就靠从中国人口里挖出来的一些农副产品供应香港同胞。每天从内地运送来准备挨刀子的三禽六畜运到深圳，过海关前经过一番检查。那些瘟鸡死猪跤脚鸭瘸腿鹅在深圳处理掉。深圳笋岗桥下铁路边有一排简陋的房子就是处理这些畜牲的出口处理站。这儿没有合乎规范的卫生处理场所。处理这些死猪瘟鸡烂鸭的方法也简单：还能吃用的鸡鸭鹅之类内部处理掉或分送给一些机关。勉强可吃的猪就宰了卖给小镇居民，算是对深圳的特别优惠。
　　深圳人把这些处理猪肉叫做“傻猪肉”，想买这些傻猪肉也不容易，得有后门还得送点礼品，才能弄到处理站的几斤傻猪肉批条。处理站每天围着许多面带菜色的小镇居民。深圳农民连买傻猪肉也没有资格，只能看着使猪肉发傻。处理站的人可神气了。广东流传一句名言——“广东三件宝，医生司机猪肉佬”。在老百姓眼里，猪肉佬比当官的值钱。
　　处理站卫生处理的设施很落后，实在不能食用的瘟猪死鸡就扔在一个坑里或者埋掉。腐烂物越积越多，每天从火车上清理下来许多动物粪便。多年下来，搞得深圳臭气熏天。苍蝇蚊子大量繁殖，越养越大，越长越凶。街头巷尾，苍蝇像芝麻般撒开。蚊子尤其猖狂，有时白天也一团团在你头顶上飞，追着人咬。
　　有人因此愤然，说“肥了香港，臭了深圳”。
　　“哎呀——！”凌娜换鞋时一声惊叫。眼下是阴天，有一团蚊子在她头顶上盘旋，几只英勇的蚊子已经落在她头颈上咬出几个病来。小姐细皮嫩肉又喷着香水，蚊子不咬香喷喷的凌娜小姐还咬谁呢？
　　“老板，救我！”凌娜被人强奸了似的叫，吓得脸都黄了。
　　曾国平赶快解开外衣，一边帮凌娜赶蚊子，一边说：“我们不是到了野蛮人居住的原始部落吧！”
　　方辛听着有点刺耳，也不好说什么，折了一根树枝赶着苍蝇蚊子。心头一阵发紧发酸：我的家乡深圳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方辛正发愁这路不知怎么走。有几位头戴竹笠的农民踩着自行车走来。
　　“先生，要搭车么？”这些农民看看周围，用宝安客家话问。
　　别无选择，看来这是惟一的交通工具。深圳这小镇，人口不过两万，不可能有公共汽车，更别说像香港那样招手即停的出租车了。
　　这些自行车有点特别，是农民创造的特种“客货车”。车架上多焊了两条钢管，后架固定着一块黑乎乎的木板。装猪笼是它，装粪桶是它，载香港客也是它，人畜不分，有什么就载什么。一些自行车在眼前驶过，有的捆着猪笼，载着哇哇叫的猪仔；有的载着从香港过来的旅客。有一辆自行车载着一位涂着口红戴着金耳环金手镯镶着金牙的香港女人，显得特别光辉耀眼也特别滑稽。猪呀，鸭呀，人呀，就靠这些“客货车”开路。
　　方辛用家乡话跟车夫交谈：“老乡，带我们到县革委会吧。”
　　“县革委？我们不去。”
　　“为什么？”
　　“政府不允许我们搞自发。同志哥，家有老小，日子艰难。我们来这儿搭客，搞点油盐钱过日子。政府不准。批我们‘方向’，说我们搞资本主义。”
　　方辛一听，哈哈大笑：“这算什么资本主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资本主义？这样的资本主义也太不值钱了！老乡，放心好了，搭我们去吧，不会亏待你们。”
　　“同志哥，载你们到惠州到东莞都可以，县革委我们不敢去。我们不敢跟官府打交道。你们要我们到那里是捉虫人屁股。到了县府，自行车没收了怎样讲？这是我们的饭碗。你不怕，我怕。同志哥，自己想办法吧。你行你的路，别找我们麻烦。”
　　他们调转车头要走。方辛叫住他们：“老乡，帮帮我们，送我们一段。不到县革委我们就下车，好么？”
　　“你们是什么人？”对方很有点警惕。
　　“我们是做生意的。到县革委办点事。别担心。我们不讲，保证不讲。我也是深圳人，宝安客。自家人还不相信自家人么？”
　　方辛这一日客家话和诚恳的态度，终于使车夫们觉得可以信赖。他们开出价钱，少得可怜。这份辛苦脚力工，要的钱加起来还不够方辛在茶楼喝一次早茶。方辛心里感叹：这就是我们的客家乡亲，那么穷，又那么忠厚。
　　车夫催他们赶快上车。他们环视左右，有点紧张地告诉这些香港客；“快！等会儿来了民兵就糟糕。民兵有时来这一带巡逻。遇上脾气坏难讲话的，不单扣自行车罚钱，多讲两句，还打你一顿，专你一顿无产阶级的政。这才叫冤枉呀同志哥！”
　　方辛听着这些，心里实在不是滋味。“无产阶级专政”也“专政”到农民头上？深圳这地方不是发神经吧？看着车夫如临大敌的样子，方辛招呼同伴赶快上车。
　　凌娜自小到大，还没乘搭过这样的交通工具。东南亚国家也开始进入高速公路时代。哪有见过这般难看的交通工具和如此糟糕的路。看着自行车脏乎乎的坐板，对着汗渍斑斑的农民后背，凌娜小姐头皮有点发麻。她会开汽车，不会踩自行车，真不知如何上车。车夫催促她赶快上车。她刚跨腿，鞋又掉了。凌娜从来没这样狼狈过。曾国平热心地过来帮忙，要抱凌娜小姐上车。凌娜脸一红，将他推开了。方辛过来扶了她一把，让她在自行车后座上坐稳。折腾了一会才定位坐稳。憋得凌娜小姐脸都红了。
　　方辛无可奈何地笑道：“小姐，到什么地方唱什么歌。委屈一点吧。注意安全，抓紧后架，别栽下来。”
　　一群农民载着这几位港客，在布满泥泞的土路上稳稳当当地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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