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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十三

　　汴京
　　“种瓜得豆”——一种常见的现象，一个时
　　代的奇特产物，一项事业的悲惨转折·

　　熙宁七年（1074年）四月十九日，王安石被罢去中书门下平章事，带着多病的妻子吴氏、“以病告假”的儿子王雱和徒有虚名的“经义局”离开京都，出知江宁府。

　　　　六年湖海老侵寻，
　　　　千里归来一寸心。
　　　　回望国门搔短发，
　　　　九天宫阙五云深。

　　王安石的心仍在京都！
　　在王安石离开京都的同一天，皇帝赵顼按照王安石的奏言，重新组成了他的“变法”班子：以韩绛为中书门下平章事，以翰林学士吕惠卿为参知政事，继续实行没有王安石的“王安石法度”，以期重振“变法”雄风。时人进称韩绛为“传法沙门”，称吕惠卿为“护法善神”。
　　王安石的推荐，有力地抬高了吕惠卿的威望，励精图强的皇帝赵顼和忠于“变法”的朝臣，立即把希望寄托在吕惠卿的身上，盼望这个见识慧辨、城府深沉的“福建子”，能够完成他的恩师王安石的“变法”设想，使大宋走向真正的富强。
　　“护法善神”吕惠卿上台伊始，就根据皇上“恢复新法十八事”的需要，以自己特有的凶狠和无情，掀起了一场“荡涤世俗邪见”的飓风，捍卫着王安石创立的新法，在半年内演出了一幕又一幕轰轰烈烈的活剧。
　　他首先雷厉风行地处理了影响“变法”声誉的“曾布沮害市易案”和“吕嘉问市易违法案”。
　　是年五月，中书检正官章惇经制西南归来，吕惠卿借重章惇功在“梅山之役”的声威和“敢决敢断”的才智，委派章惇主持这两个案情的勘查，以处理王安石留下的这笔牵扯皇帝赵顼在内的混乱“遗产”。经过两个月的勘审查证，终以“坐不觉察吏人教令行户添饰词理，不应奏而奏”、“所陈治平年间财钱内有内藏库钱九十六万绍当于收数内除豁，曾布于支数除之”、“意欲明朝廷支费多于前日，致财用缺乏、收入之数不足为出。当奏事诈不实”等为罪名，罢曾布权三司使之职，贬知饶州。同时，以“不觉察杂买务多纳月息钱”为罪名，罢吕嘉问市易司提举之职而贬知常州。
　　吕惠卿左右开弓，毫不留情地处置了“沮害市易”的曾布和“市易违法”的吕嘉问，在群臣中树立了一个公正无私的形象，既维护了新法的威信，又给了人们一种新的希望和刺激。不仅赢得了皇帝赵顼的赞扬和百官的称颂，而且赢得了市民、商贾的欢呼，为恢复新法十八事打开了局面。
　　是年六月，随着变法派主要人物曾布、吕嘉问的离开京都，“预言家”郑侠又以他的独特方式杀了出来，向吕惠卿弹劾问罪。
　　郑侠凭借自己在“天意赌博”中赢得的威信和朝臣们对“天人感应”偶而巧合的迷信敬畏，在连续几个夜晚躺于画室门前，睁大眼睛仰望紫微垣星辰变化之后，气势堂皇地通过中书门下向皇帝上呈了《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迹》画图。图中取唐代魏征、姚崇、宋璟等贤相和李林甫、卢杞等奸相的事迹，把当朝宰执大臣拉入画图之中，对号入座：冯京对魏征，吴充对姚崇、韩绛对宋璟，吕惠卿对李林甫、章惇对卢杞……变法派的人物，几乎都被“预言家”郑侠对上了唐代的奸佞小人。
　　郑侠唯恐皇上不明彻自己的用心，随图又附上了一份“奏表”，弹劾吕惠卿“朋奸壅蔽”：

　　　　……安石为惠卿所误至此，今复相扳援以道前非，
　　不复为宗社计。昔唐天宝之乱，国忠已诛，贵妃未戮，
　　人以为贼本尚在。今日之事，何以异此……

　　这不仅是要吕惠卿下台，而且是反对恢复新法十八事。不仅以王安石为杨国忠，而且以皇帝赵顼为唐玄宗。皇帝赵顼观图览表之后，不禁怒火中烧。
　　六月八日深夜，赵顼召吕惠卿进入福宁殿御堂，不动声色地把郑侠上呈的画图、奏表推向吕惠卿：
　　“监安上门郑侠，精于‘阴阳五行’之说，谙悉‘天人感应’之学，今再次献图进言于朕，卿可观图览表，抒其所思。”
　　吕惠卿展开画图一看，切齿欲碎。再览表文，怒恨填膺。但他不似王安石心无所藏，一触即跳。他有着极强的自制能力，不仅能够做到喜怒不形于色，而且能够在极大的刺激下冷静思索。并借着观图览表的掩护，迅速对皇上此时的举止、心境进行了分析判断。他认为：皇上如果完全赞同郑侠所奏，断不会召自己进宫，更不会把郑侠抛给自己；皇上此刻的声色俱厉，显然含有考察自己之意。不能让皇帝猜疑于心，不可放过可杀的郑侠！他迅速确定了对策、用异于王安石的举措，冷静地对付这位“预言家”的挑战。他向皇帝赵顼呈还赵侠的画图、奏表，拱手禀奏：
　　“圣上明鉴，郑侠上呈画图、奏表，均针对臣下而来，臣听从圣上明断区处。”
　　皇帝赵顼十分欣赏吕惠卿这沉着知礼的回答：
　　“区处之策，卿可进言。”
　　“谢圣上。为明断是非，使臣明了其‘奸’在何处，臣奏请圣上：一，张示郑侠所呈画图、奏表于延和殿群臣之前，使群臣知晓，以辨正误。二，请监安上门郑侠亲临延和殿，尽揭臣下罪过缺失；臣愿与其理论真象，澄清事实。三，恭请圣驾御殿明断。”
　　皇帝赵顼被吕惠卿的气度、胆略感动了，他竭力控制着心头的喜悦，微微摇头：
　　“卿当细思，郑侠画图以辱卿，奏表以诬卿，若张扬散布于朝，众口如川，难堵难塞啊。”
　　吕惠卿昂首挺胸，话语铿锵：
　　“谢圣上九天之恩。臣已将身心所有献于圣上，岂畏众口如川，只求不辱圣上知遇之恩。”
　　皇帝赵顼拍案而定：
　　“善！依卿所奏。卿传朕谕，明日午朝，延和殿召对群臣。”
　　六月九日午时，一幕谁是“正直君子”，谁是“邪曲小人”短兵相接的“肉搏”在延和殿开始了。
　　皇帝赵顼坐在高台的御椅上，摆着一副公正、森严的面孔。群臣惶恐不安地跪伏在地。宰执大臣韩绛、冯京、吴充等衣冠楚楚地跪于高台正前之下；吕惠卿神情自若、冷静沉稳地跪于高台下右侧一边；监安上门郑侠，一改平日画家衣着不整的落拓不羁，换上了朝服、朝冠，跪于高台下左侧一边。也许由于第一次走进延和殿，紧张使郑使往日的飘逸和不凡略减了成色，给人一种沉重、孤傲和忧郁的感觉。
　　皇帝赵顼一声谕示，两个宦侍走至殿前，把手中的“画图”一抖，一幅长约一丈、宽约三尺的巨幅画作《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迹》出现在群臣当面。群臣仰起的头颅，百十张面孔上百十双晶亮的眼睛飞速转动，都在“正直君子”、“邪曲小人”的座号上，寻找着自己和别人形似的面孔和神似的情态。被拉入“邪曲小人”之列者愤怒、仇恨，被请入“正直君子”雅座者喜悦、自得，被疏漏于“邪曲小人”和“正直君子”之外者，轻松、超脱，殿前实际上呈现的是一幅千古佳作——“喜怒哀乐脸谱图”。
　　接下去百十双眼睛一齐转向“预言家”郑侠，送去了各色各彩的目光。这反使郑侠神情一振，气宇轩昂。宰执大臣韩绦、冯京、吴充等人的面孔，此时变得忧郁苍白，他们虽被郑侠请入“正直君子”的头排人物，但摸不到皇帝当殿展示此图的心机是祸是福。他们转向郑侠的眼睛显得悲喜难分。
　　皇帝赵顼又一声谕示，翰林学士承旨韩维宣读起郑侠随“画图”上呈的弹劾吕惠卿“朋奸壅蔽”的奏表。随着韩维清朗的宣读声，百十张面孔和百十双眼睛，慢慢地转向“邪曲小人”之首的吕惠卿。吕惠卿在众目睽睽之下，似乎也神情一振，昂起了头颅。
　　皇帝赵顼擂起了“肉搏”的战鼓：
　　“朝朝代代，都有忠奸，然忠奸之分，难乎其难。监安上门郑侠，呈《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迹》于朕，开古今以画图论忠辨奸之先河，并呈表弹劾吕惠卿‘朋奸壅蔽’之罪，新朕耳目。郑卿，你缘何而知吕惠卿等人是‘邪曲小人’？”
　　郑侠似乎早有准备。他叩头站起，整襟捋袖，拱手禀奏：
　　“臣从‘天’知，亦从‘人’知。”
　　“‘天知’为何？‘人知’为何？”
　　郑侠侃侃而谈：
　　“禀奏圣上。臣连续五个夜晚，于画室门外卧竹席而仰观天象，见紫微垣内黑雾侵入，绕帝星而不散，是谓‘雾侵紫垣’之象，主帝星暗；臣再细察天龙星座东藩八星，见其臣星移荡无定，光侵紫垣，亮若白熊，并挟黑雾漫掩西藩，是谓‘客星欺主’之象，主奸佞生。是为‘天知’。
　　“‘变法’六年，王安石主政祸民，现已贬知江宁，罪有应得，天人称快。然安石数年来所倚重者，吕惠卿、曾布、章惇、吕嘉问耳。而吕惠卿为‘四凶’之首，安石所行罪孽，皆缘于吕惠卿之执著设谋。臣在奏表中感叹而言：‘昔唐天宝之乱，国忠已诛，贵妃未戮，人以为贼本尚在。今日之事何以异此……’今之惠卿即昨之安石，今惠卿所行之政，即昨安石所行之政，换汤不换药耳。是为‘人知’。
　　“‘天人感应’，明政之道。臣冒死奏请圣上：贬惠卿而绝安石之政，去邪曲小人而信赖正直君子，上符天象，下慰民心，则天下大治……”
　　郑侠禀奏完毕，转头向群臣一瞥，着意瞥了一下被他的画笔封为“正直君子”的宰执大臣韩绛、冯京、吴克等人，以期得到他们的援助和支持。谁知这些“君子”并不“正直”，一个个默而不语地冷落了他。
　　皇帝赵顼发出了似乎是赞许的感叹声：
　　“‘天人感应’，深奥莫测，朕受教了。吕惠卿，你对郑侠弹劾之事有什么辩解的吗？”
　　吕惠卿站起：
　　“禀奏圣上。臣愚鲁，不明天象，可否请司天监提举陈绎大人以近日天象变化情况以明臣下？”
　　皇帝赵顼允诺：
　　“司天监提举陈绎可在？”
　　年老的陈绎急忙应声站起，走出群臣之列，跪于高台之前：
　　“臣司天监提举陈绎叩见圣上。”
　　“近日来天象有何变化？卿当如实奏知。”
　　陈绎几十年来就是端着紫微垣这个饭碗生活的，对紫微垣星辰变化与王事的关系，有着精明的理解：与其说是天象预示着王事，莫如说是王事引导着天象。因为帝业兴盛、帝王健康时的“天象”都是好的；帝业衰微、帝王更迭时的“天象”都是坏的。像郑侠这样观天望气的“预言家”，只能说是仅知“天象”皮毛而尚未入其门槛的蠢才。他慢慢从地上爬起，拱手禀奏：
　　“司天监日夜观察天象，特别注目于紫微垣和天龙星座东西两藩，未见‘雾侵紫垣’、‘客星欺主’之象……”
　　群臣哗然。
　　郑侠持不住了，他忘了朝制，疏狂的毛病发作，放声打断陈绎的禀奏：
　　“司天监尸位素餐，在圣上十日祈雨中连连失误。此等庸碌无能之吏，不可再留司天监！”
　　群臣惊骇。
　　陈绎语停摇头。
　　皇帝赵顼怒声叱斥郑侠：
　　“放肆！”
　　吕惠卿抓住时机开始反击。他明白，司天监提举陈绎的寥寥数语，已粉碎了郑侠“天知”的根本，自己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他急忙向皇帝拱手奏请：
　　“禀奏圣上。臣有几件事要向郑侠大人请教。”
　　皇帝赵顼允诺：
　　“准卿询问。”
　　吕惠卿向郑侠拱手为礼：
　　“请郑侠大人稍安勿躁，就算司天监提举尸位素餐，你说得全对，请问大人，你怎么能够断定‘雾侵紫垣’之象，一定是来自现时的宰执大臣，而不是来自那些心怀诡诈的小吏？”
　　郑侠的观察天象变化，原本就是跟着自己的感觉走的，现时被吕惠卿的询问绕住了，出现了迟疑的困窘。
　　吕惠卿逼了上来：
　　“就算如大人所说，‘雾侵紫垣’之象是来自现时的宰执大臣。现时的宰执大臣中的韩绛大人、冯京大人、吴充大人，都被大人封定为‘正直君子’，正直君子的命星自然是不会冒黑雾的。请问大人，你怎么能够断定，那‘客星欺主’的黑雾是我的命星冒的，而不是别人的命星冒的呢？”
　　郑侠一时情急，高声呼喊：
　　“因为，因为你出于王安石的门下……”
　　吕惠卿咬住不放：
　　“不错，我是出于王安石门下，可郑大人不也是出于王安石的门下吗？‘天人感应’总是有迹可寻的。我任参知政事几个月来，奉圣旨恢复新法十八事，有目共睹。可郑大人你干了些什么？上呈《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迹》，以古谕今，分裂朝廷重臣。上呈《奏表》，诬几个月来朝廷所为是‘以遂前非，不为宗社计’，公然反对恢复新法十八事。更为甚者，郑大人竟以唐代‘天宝之乱’喻今之‘变法’，以杨国忠喻王安石，以杨贵妃喻我吕惠卿，那么，请问郑大人，你心中那个重用杨国忠、包庇杨贵妃的唐玄宗又是谁呢？！”
　　韩绛、冯京、吴充倒吸一口冷气：吕惠卿慧辨心狠，比王安石可怕多了。
　　群臣们都被吕惠卿的机敏辩才折服了，发出了“啧啧”的赞叹声。
　　郑侠全然懵了。他根本没有想到吕惠卿在几个转弯中，已把一顶“影射皇上昏庸”的罪名套在他的头上。他有口难辩，神情慌乱。
　　吕惠卿仍然穷追不舍：
　　“郑侠大人，你通晓‘天人感应’的奥秘，你所观察到的‘雾侵紫垣’之象，本是你上呈《奏表》中冒出的黑雾；你所观察到的‘客星欺主’之象，正是你上呈‘画图’中闪烁的血火之光。如果要在当朝众多的群臣中寻找‘邪曲小人’，那不是别人，正是你监安上门郑侠！”
　　郑侠又急之气，无力还手，也不知如何还手。
　　郑侠的迟疑，给沉默已久的群臣，提供了一个发挥各自才智的空当。同修起居注张璪、御史中丞邓绾、监察御史邓润甫等相继站起，纷纷弹劾郑侠的“讪谤朝政”、“影射圣躬”、“心怀不轨”，并纷纷揭发冯京、王安国与郑侠“交通有迹”、“郑侠知中枢之事，乃冯京告王安国而转知郑侠”。三人成党，郑侠罪案立。
　　皇帝赵顼用响亮的笑声宣告了郑侠悲惨命运的了结。他拿起郑侠上呈的“画图”、“奏表”扔下御案：
　　“‘画图’、‘奏表’这一切不都是为了反对‘变法’吗？为使‘变法’停止，不惜借助‘天人感应’、伪造天象，向朕的中枢重臣开刀。以‘天知’、‘人知’的狂言疯语蔑视‘朕知’！朕虽非圣明之主，但郑侠此等欺世欺人之邪曲伎俩，尚可察觉。郑侠一案，交有司勘审处置。今后有再敢狂言反对‘变法’、‘讪谤朝政’者，当以郑侠为鉴……”
　　皇帝的谕旨发出，郑侠受审，群臣完全明白了今日午朝皇帝的“宗旨”所在：杀鸡给猴看！“变法”和“变法中的缺失”不可再非议了。
　　七月，罢郑侠监安上门之职，编管英州；罢冯京参知政事之职，贬知毫州；罢王安国著作佐郎、秘阁校理之职，放间故里。
　　王安国潦倒地回到江宁，是年八月十七日，病卒于王安石住宅，时年四十七岁。
　　吕惠卿反击郑侠挑战的胜利，不仅以“忠诚”、“才智”、“冷静”、“慧辩”赢得了皇帝赵顼的信任，也以其“干练”、“无私”、“不怕邪”赢得了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多数官员的钦佩。冯京乃郑国公富弼的女婿，对“变法”时有非议，王安石也莫可奈何，今天竟被吕惠卿搬倒了；王安国是王安石的弟弟，公开反对“变法”，皇上也网开一面，今日跌在吕惠卿的手里；“疯子”郑侠更是一身滚刀向，占天卜地，一支画笔，弄得朝臣人心惶惶，不知何时被他的画笔点了穴位，连皇帝也被他牵着鼻子乱转，这个人怕人恨的祸害精，终于被吕惠卿赶出了京都。
　　吕惠卿的声望急速地上升，他的权力欲念也在急速地膨胀。
　　半年之内，朝臣已成“唯吉甫马头是瞻”之势，御史争相依附，谏官异口颂德，各州县官吏，以结交吕惠卿为荣，求为门生者，如骛而来。吕惠卿府邸成了官吏、商贾朝拜之圣地。宰相韩维靠边，二府、三司落权，吕惠卿总揽朝政大权之状，与昔日王安石之左右朝政已无二致。他自身的感觉也进入了昔日王安石那种“脱略不省众人讥”的状态。他与王安石所不同者：王安石的“刚愎自用”、“狂狷少容”是性格使然，不失真诚；而吕惠卿的“刚愎自用”、“狂狷少容”，则是权势使然，具有官场上可怕的残忍。
　　吕惠卿认为脚跟已稳，于是开始标新立异、自树招牌。是年十月，他采用弟弟曲阳县尉吕和卿的建议，创立了“手实法”，报请皇帝赵顼恩准后，由司农寺颁布推行于全国。这个“手实法”的主要内容是：

　　　　……官为定立物价，使民各以田亩、屋宅、资货、
　　畜产随价目占。凡居钱五，当蕃息之钱一。非用器、食
　　票而辄隐落者许告，获实，以三分之一充赏。预具式
　　示民，令依式为状，县受而籍之，以其价列定高下，分
　　为五等。既该见一县之民物产钱数，乃参会通县役钱
　　本额而定所当输钱……

　　“手实法”的产生，在吕惠卿心里，也许是为了发展前宰相王安石、“变法”的设想，丰富“王安石法度”的内容，推动“变法”的进一步深入。但他的这个“发展”和“丰富”，却把王安石原本就不完备的“设想”推向极端，把王安石“变法”中那些不切实际的空想绝对化，从而走向了事物的反面。
　　“手实法”的要旨是针对“五等丁产薄多隐漏不实”的目标而发，明显是对着农村贫困的农户的。它向农民增加赋税，而且收到了屋宅、资货、用器、家什、骡马、猪豕、牛羊、鸡鸭头上，真是开创了亘古未有的先例，对北方广大地区正在度着灾荒的黎庶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也许是因吕惠卿不了解乡村实情，也许他心中根本就没有农民，也许他误认为七年‘“变法”的成果已使农民成了殷实富裕之家，可以榨取“油水”了。他的这种倒行逆施，不仅没有给王安石的新法带来活力，反而断送了王安石“变法”的灵魂——富民，由富民而强国。
　　“手实法”在推行时，吕惠卿同样“发展”和“丰富”了王安石原有的弊端，由“追呼抑配”而“奖励告发”，造成了“民家尺椽寸土简据无遗，至于鸡豚亦遍抄之”，民心相互猜疑，邻里相互戒备，世风败坏，并累及“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保甲法”、“方田均税法”、“均输法”的推行。
　　“种瓜得豆”，这是王安石根本没有想到的。
　　朝廷纷争又起，各地州府官吏纷纷上书告苦，宰相韩绛借机向吕惠卿发难，皇帝赵顼又皱着眉头徘徊于福宁殿御堂，开始对吕惠卿的为人起疑了。
　　此时，从杭州移知密州的苏轼，在“不敢论事久矣”的心态中，也按捺不住对“手实法”的忧虑，把一份《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送至朝廷：

　　　　……且民非独病旱蝗也，方田、均税之患，行道
　　之人举知之。税之不均也久矣，然而民安其旧，无所
　　归怨。今乃用一切之法，成于期月之间，夺甲与乙，其
　　不均又甚于昔者，而民之怨始有所归矣……今又行手
　　实之法，虽其条目委曲不一，然大抵恃告汗耳。昔之
　　为天下者，恶告开之乱俗也。故有不干已之法，非盗
　　及强奸不得捕告，其后稍稍失前人之意，渐开告汗之
　　门。而今之法，揭赏以求人过者，十常八九。夫告汗
　　之人，未有凶奸无良者，异时州县所共疾恶，多方去
　　之，然后良民乃得而安。今乃以厚赏招而用之，岂吾
　　君敦化、相公行道之本意欤？……

　　苏轼并以“手实法”非朝廷制定，而是出于司农寺，“是擅造律也”，拒绝在密州治下执行“手实法”。
　　不甘寂寞的苏轼在州县官吏中带了一个“坏”头，身居千里之外，又稀里糊涂地卷入了朝廷的一场新的纷争。
　　宰相韩绛自度非吕惠卿敌手，便密奏皇帝赵顼，复用王安石以稳定朝廷政局。
　　皇帝赵顼去年出王安石知江宁府乃一时之无奈，大乱之时又怀念起王安石的“见识高远”，并亦有赎消去年因“天意赌博”有负于王安石的内疚，便依从了韩绛的奏请，发出了“复王安石同平章事”的诏令。并派出快马飞骑传谕江宁，召王安石立即进京理政。
　　吕惠卿闻讯大骇，立即陷入仇恨与愤怒交织的恐惧中。
　　吕惠卿看得清楚：皇上对自己信任的动摇，标志着自己一生抱负的破灭。他恨从密州上书呈表弹劾“手实法”的苏轼，更恨唆使皇上做出这个决定的韩绛。最使他痛苦的是，取代他现时权力的人偏偏是王安石。
　　他敬重王安石，但他更重视可望可及的首辅地位；他感激王安石培养提携之恩，但他更迷恋权力之威。他相信王安石重返京都必有新的作为，但他嫉忌王安石创建的业绩毕竟不是自己的业绩；他相信王安石执掌权柄后对自己会一如既往，但他知道自己已不甘于再为他人出谋划策了。与其来日水火相煎，莫如今日水火分离。
　　吕惠卿膨胀的权力欲强烈地排斥着王安石的卷土重来。逆闭王安石入京之途成了他的当务之急。
　　他当了六年王安石的助手，熟知王安石主政数年的全部失误，而且握有置王安石于死地的“把柄”。但这毕竟是对付王安石，他不愿把事情做绝，便在王安石的失误中选取了易于引起皇上猜疑的数十事，写成奏表，以图打消皇上对王安石的信任。
　　熙宁八年二月六日夜晚，吕惠卿袖着揭露王安石理政失误的“奏表”，以“完善东府理政程序”为由，向福宁殿御堂走去。
　　吕惠卿在宦侍引导下走进福宁殿御堂，御堂里空无一人，四角的红莲宫烛亮着，更显得这间殿堂的空旷。他不禁露出惊诧的神情，宦侍见状，低声说：
　　“皇上和皇后正在内室弈棋作戏，请大人稍等。”说罢，轻步走向内室。
　　空旷沉寂的御堂，使吕惠卿的心更显不安。他摸着袖中的“奏表”，心里浮起难堪的愧疚和苦涩：这是恩将仇报，这是叛师背友啊！本无心伤害介甫，可形势逼人，不得不为，在政坛上，权力就是神明。权力决定着人的高下，有权，人可成神；无权，人可成鬼，这也许就是政争不体的渊薮，吕惠卿也是人啊！
　　内室的门响了，皇帝赵顼笑声先于人出：
　　“吕卿，你打断了朕一盘必胜的棋……”
　　吕惠卿中断了沉思，急忙跪地请安。
　　皇帝赵顼挽起吕惠卿：
　　“卿深夜请见，必有要事，朕怠慢了。你我君臣，先品茶，后议事。”
　　皇帝赵顼落坐于软榻，吕惠卿坐在软榻一侧的宫凳上，宦侍捧来香茶。
　　吕惠卿望着眼前身着微服、潇洒欢愉的皇上，心中浮起一个奇怪的念头：这是一个好征兆，改变了装束的皇帝，也许会改变“诏王安石进京”的谕旨的。他从袖中取出“奏表”，跪在皇上面前拱手禀奏：
　　“臣近日于东府理事堂翻阅近几年来存案文书作借鉴之资，见州府文书奏札积压延误或处置失误者甚多，且均无圣上批谕，执政妄自为之。这些文书奏札，均反映有关社稷大业之事。如戎州札奏五百刁民聚啸山林事，束之高阁，几年被尘；清州札奏清河县吏朋党阴通辽邦事，有阅无批；均州雨涝伤农事，无阅无批；忻州札奏僧道云集余姚县其迹可疑事，批以‘传经布道’四字留压。凡此种种，达数十事，臣览之心惊，思之不安。此或为该职，或为东府理事程序不明所致，臣不敢妄言。若系读职失误，当究查其责；若系理事程序不明，当完善其政。仅呈奏表，并附文书奏札十则，供圣鉴谕示。”
　　皇帝赵顼惊诧，从吕惠卿手中接过奏表细览。
　　这些州府上呈的文书奏札，大都是熙宁五年的，所有奏礼上，都有王安石潦草难辨的签字，根本没有上呈福宁殿的字样。王安石贪权读职，自作主张，无视朕躬啊！皇帝赵顼的脸色阴沉了。
　　吕惠卿凝眸注视着皇帝赵顼，皇上对王安石的不满和猜疑已经产生，希望这种“不满”和“猜疑”能够接着产生自己期盼的结果……
　　赵顼脸上的阴云，又很快地消散了。赵顼望着吕惠卿一笑，说：
　　“朕知卿意，卿之所言，慎勿外语，朕当审而察之。介甫先生会很快返回朝廷的……”
　　吕惠卿心里凉了，他向皇上叩头谢恩。正欲起身离去，福宁殿宦侍梁惟简急步走进御堂，把一份“急奏”跪呈皇上。
　　皇帝赵顼打开一看，神情大变，怒起眉间，霍地站起，连声叫骂“该杀”，随即走向御案，展纸提笔。正欲落墨，忽而又掷笔于案，凝神沉思……
　　吕惠卿不知发生何事，不敢开口告退打搅了，只好跪在彻案前熬着。
　　皇帝赵顼声色严厉地吼了一声：
　　“吕惠卿听旨！”
　　吕惠卿急忙抬头。
　　赵顼把“急奏”扔给吕惠卿：
　　“这是一桩谋反案，大宋开国一百多年来少有的一桩谋反案，你速为朕勘治审查！”
　　吕惠卿拿起“急奏”一看，“李逢、刘育谋反案”映入眼帘：

　　　　……沂州黎民朱唐告发，余姚县主簿李逢，借宗
　　教活动进行谋反活动，词连河中府观察推官徐革、医
　　官刘育、将作监主簿张靖武、进士郝士宣、右羽林大
　　将军赵世居、道人李士宁等……

　　吕惠卿的目光停落在李士宁这个名字上，心里立即浮起李士宁与王安石的交往，迅速联想到王安石对沂州“奏札”“僧道云集余姚，其迹可疑”的批示：“传经布道”，心中沸动起一股喜悦，亦浮起了道人李士宁奇特的形影……
　　李士宁，一个神秘奇异之人，白发白须，骨瘦如柴，仙凤仙气，自言修道于峨嵋山，时年三百余岁，精通导气养生之术，能预知人之休咎祸福。于是他成了京都公卿黎庶敬仰的人物，为大宋“糜费奢华”之风中又增添了一笔奇异色彩。他行踪神秘，居无定所，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去无声息，来有声威。居京之日，出入于王公大臣之家，一宝马香车，万人争睹，塞街蔽巷，人们奉之若神，视之若仙。他曾为昔日的仁宗皇帝赵祯讲过养生之道，仁宗皇帝曾以御诗赠之。他曾为右羽林大将军赵世居的母亲传授过导气之术，以仁宗皇帝的御诗转赠世居之母，并赠世居以宝刀，且曰：“非公不可当此”，赵世居奉之若师。他曾为许多王公看病制药、卜凶问吉，王公大臣们都以“不遇李士宁为憾”。他曾多次进入王安石府邸，王安石曾茶酒接待。这样一个人物，不正是“谋反”串连中最需要的角色吗？
　　吕惠卿心中暗道：介甫公，这可不是弟子有意害你，是你命当如此。
　　熙宁八年二月九日，身居江宁府官街的王安石，跪拜在官衙门前一株越墙而过的高大古槐的横枝下，怀着十个月来“回望国门”的悲哀，从大内宦侍手里接过皇帝诏令“夏王安石平章事”的御诏，潸然泪下。也许弟弟王安国郁愤而死的悲哀仍重压着他的心，也许去年凄然离京的屈辱仍萦绕着他的魂，也许京都未来的前景给了他一种不祥的预感，他望着苍老的古槐，和泪吟出了凄凉的诗句：

　　　　去年北风吹瓦裂，
　　　　墙头老树冻欲折。
　　　　苍叶蔽屋忽扶疏，
　　　　野禽从此相与居。

　　他想着京都那些北风般寒冷凛冽的反对变法者，想着京都那些野禽般居住无定的变法投机者，带着病魔缠身的妻子吴氏和愤懑淤胸的儿子王雱，七日七夜倍道而行，于二月十六日到达汴京。当夜，就获准走进了福宁殿御堂。
　　这一夜的君臣会见，完全不似七年前那次君臣际遇的景象了。御案前宫烛下的皇帝用一副冷漠的面孔、一双猜疑的眼睛、一种凝重的沉默迎接他。王安石在刹那之间一腔热情冷下来，七日七夜舟揖、鞍马的劳顿突然浮起，漫过周身，他感到从未有过的疲累。在向皇帝跪倒、叩头、说出几句礼见性的祝愿套话之后，便仆伏在地，什么话也不想说了。
　　皇帝赵顼似乎为王安石千里奔驰，招之即来的忠诚有所感念，长吁一声，伸手拿起一份弹劾奏表交给王安石：
　　“卿可一览，朕等待卿的解释。”
　　王安石接过“奏表”一看，神情恍惚，双目飞花：这份条列着自己“变法”来几十项失误事件的弹劾奏表，竟然是出自吕惠卿的手！
　　他不敢相信，竭力镇定着恍惚的思绪，竭力聚集散乱的目光，死死地盯着“奏表”上署名的“吕惠卿”三个字，一阵酸楚刺心，泪水刷刷地流了下来……
　　意想不到啊！自己这七天七夜舟揖、鞍马上的焦思判断全然错了，朝廷里寒冷凛冽的“北风”不再是反对“变法”的冯京、吴充、郑侠，而是自己多年来信任的朋友；朝廷里居住无定的“野禽”，不再是投机转向的曾布，而是自己去年离京时亲自举荐的继承人。他弄不清吕惠卿何以如此迎面截杀？想不通吕惠卿何以如此背后捅刀？他更找不到吕惠卿如此绝情绝义的理由。
　　“志气与日争光辉”的自负受挫了，“脱略不省旁人讥”的自信动摇了，藐视一切的自尊遭到戏弄，真挚的情感受到伤害，王安石心里此时只有懊悔的自责：原不该离开江宁，再次步入这京都啊！
　　王安石已无心对吕惠卿弹劾奏表中条列的种种罪行作任何申辩和解释。他拱手怆然禀奏皇上：
　　“臣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须自明；义不足以胜奸，故人人与之为敌……”
　　皇帝赵顼从王安石神情骤变、泪水潸然、有苦难言的悲哀中，似乎察觉到“事事欲须自明”的艰难和“人人与之为敌”的苦衷，反而同情王安石“变法”七年来处理朝政的辛苦了。是啊，王安石有“执拗偏狭”的狂狷，但较之吕惠卿“反目相噬”的奸巧，毕竟是高尚、忠厚和值得信赖的。他离座而至王安石身边，挽起这个不得不倚仗的宰相。
　　“朕深知卿之忠贞，故以此弹劾奏表示卿，乃欲使卿明了朝廷今日之势已非昔日。‘手实法’之出，朝臣纷议，州县告苦，民怨沸起，卿当为朕详而察之。”
　　王安石原本是个文人，皇帝的一番体己话，又使他心头热浪滚滚，五味俱全。
　　“卿所撰《三经新义》书稿，朕已阅览。不拘俗见，不袭人言，新颖而有见地，实为‘变法’之所需，将使天下学者归一，道德一统。朕已诏令麟台从速接版印刷，颁于学官，迎接卿重返京都。”
　　王安石颓然苍凉的心绪又被皇上的浩荡皇恩驱散了。皇上以肝胆相见，臣下能疑于心吗？他急忙仆伏于地，叩头谢恩：
　　“臣王安石敢不竭心竭力以奉圣上……”
　　王安石开始重新处理朝政了。
　　但他雷厉风行的作风，已引不起朝臣们闻风而动的响应。他大刀阔斧的作法，已不再产生哄动的效果。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如同一架松散而粘着锈斑的马车，推不动、敲不响、运转不灵。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现时的身边，已没有出谋划策的吕惠卿，已没有埋头苦干的曾布，已没有行事果敢的章惇，已没有四处联络的吕嘉问，已没有壮大声势的同路人苏轼、苏辙、王诜、陈慥、司马光、欧阳修，连高声反对“变法”的曾公亮、富弼、唐介、赵抃、吕诲、吕公著、范镇、张方平等人也没有了。沉寂无声的朝廷使他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他隐约地感觉到，吕惠卿似乎已经主宰了这块天地，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束缚着他的手脚，使他寸步难行。这种力量是什么？他根本没有看到现时的“变法”已失去了原有灵魂，宰执、重臣们不再为国家的安危着想，而是借着“变法”的口号营造各自的权力。他根本没有看到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的大多数官员，已经失去了“变法”的热情，都在用厌恶的目光藐视着这层出不穷的权力之争。他根本没有看到朝野黎庶和京都细民已经对“变法”失去了信心，他已成为唯一钟情于“变法”的孤家寡人。他根本没有看到，一场更加残酷的权争即将出现在朝廷。他对眼前的形势，简单而善良地猜度为吕惠卿忌恨自己的“再起”和“逆闭其途”失败后的不与合作。他希望时间能愈合他与吕惠卿之间感情上的裂痕，在合力“变法”中恢复昔日朋友间的亲密情感。
　　文人出身的宰相，有着文人处世处事上糊涂宽厚。王安石根本没有想到，在他等待友谊裂痕的愈合中，吕惠卿正在指使御史中丞邓绾和御史邓润甫等人，抓住王安石与道人李士宁的交往，已把他拉进“李逢、刘育谋反案”之中，从而引发了王安石的学生、门人、儿子之间一场断送“变法”命运的生死搏斗。
　　“李逢、刘育谋反案”的暴露，引起了皇帝赵顼的惊恐，也激起了皇帝赵顼的暴怒，一声令下，案犯全部落网。吕惠卿遴选御史中丞邓绾、知谏院范百禄、监察御史里行徐禧、王古勘治审讯。
　　身陷牢狱中的道人李士宁，在邓绾、徐禧、王古等人轮番地刑棒、竹签审讯下，既无“导气”之法，又无“养生”之术，在皮开肉绽中，像凡人一样地张开嘴巴，吐出了他与王安石的交往。其供词为：

　　　　……王安石延于东府三次，传授导气养生之术，王
　　安石每次均治茶酬之。
　　　　……王安石延于宰相府邮计五次，为夫人吴氏讲
　　异气养生之术，并望病制药，王安石每次均治酒肴酬
　　之。
　　　　王安石在其夫人吴氏病愈之后，曾经赠诗一首作
　　为酬谢。其诗为：杳杳人传多异事，冥冥谁知此高风
　　……

　　“杳杳人传多异事，冥冥谁知此高风”，这“杳杳”、“冥冥”之句，不就是最神秘、最理想的织罪材料吗？精于当官术的御史中丞邓绾，为了自洁其身，彻底割断昔日王安石极力提携自己的那段历史，并借以向吕惠卿邀功依附，便以案情勘审人的名义，绞动脑汁，在这“杳杳”与“冥冥”的诗句中，寻觅最能使皇上疑心的字眼，写就了置王安石于狱牢的弹劾表状：

　　　　……道人李士宁，妖妄惑世，煽动罪犯赵世居不
　　轨，迷惑朝臣刘育、张靖武、郝士宣等阴助发难，且
　　与王安石过从极密。据李犯士宁供称，王安石曾阴邀
　　于东府、宰相府邸八次之多，并酬李犯士宁隐诗一首：
　　“杳杳人传多异事，冥冥谁知此高风。”“杳杳”者何？
　　“冥冥”者何？李士宁神情慌乱，惊恐异常，拒不吐实，
　　仅以“异气养生”四字对之。王安石生性疏狂，一贯
　　藐视天命异说，人所共知，何独钟情于士宁之术？奈
　　何安石现居高台，朝制护身，逍遥事外，致使狱案疑
　　窦难明。乞谏圣上明断，以解狱审蹒跚之急……
　　邓绾写就“奏表”，并携带李士宁的“供词”至吕惠卿处报功。

　　吕惠卿为急取宰相高位，不惜置人于死地，除指使其亲信官吏散布消息于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以扩大影响，造成舆论，并指使邓绾将其弹劾“奏表”迳呈同平章事韩绛处理。他要一箭双雕地借机把韩绛也拉进这桩“谋反案”之中。
　　王安石从韩绛处闻得讯息，大惊失色，欲哭无泪，欲诉难吟，泪水往肚子里流：“种瓜得豆啊，自己亲手提携的两个门生，却合伙谋取自己的老命了！”他含恨忍辱地咬着牙关，不予理睬，仍集中精力奋而推动着朝廷这架粘满锈斑的马车，等待皇上自己做出裁决。
　　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却不似王安石那样的糊涂和宽厚。“小圣人”毕竟是经过七年“变法”风暴陶冶的，他有着年轻人的敢爱敢恨、简单鲁莽，有着年轻人敏锐的判断力和强烈的报复心。
　　二叔王安国的愤怨而死唤醒了王雱对吕惠卿“奸巧阴毒”的警觉，父亲再起后尴尬的处境引起了他对吕惠卿“反目相噬”的憎怒，吕惠卿欲置父亲于谋反案的丧心病狂引起了他不共戴天的仇恨。他凭借着父亲的人望，活动于谏官、御史之中，暗暗进行着反对吕惠卿的串连，并赢得了御史蔡承禧等谏官御史的支持。并以“讽刺”、“威逼”、“利诱”等手段，制服了依附于吕惠卿的御史中丞邓绾，为吕惠卿布下了“天罗地网”。
　　三月二十三日，在延和殿午朝上，御史蔡承禧上呈奏表，突然发难，率先向吕惠卿进行弹劾：

　　　　……吕惠卿弄权自恣，朋比欺国。如章惇、李定、
　　徐禧之徒，皆为死党。曾(日文)、刘泾、叶唐甏、周
　　常、徐禧之徒，又为奔走，此奸恶之尤大者……

　　蔡承禧一举震动了朝廷，不满意吕惠卿所作所为和同情王安石的谏官、御史纷纷起而响应，午朝成了揭发吕惠卿的控诉会，延和殿里掀起了一股弹劾吕惠卿的浪潮。同平章事韩绛推波助澜，挺身而出，也把一份弹劾吕惠卿的奏表放在皇帝赵顼的面前：

　　　　……惠卿奸巧，路人皆知。执政两载，党羽已成，
　　现朝政中梗而难以上通下达，乃惠卿布局之密，风雨
　　不泄。臣深感惶恐……

　　吕惠卿在突袭的风暴中大为慌神。
　　皇帝赵顼把审视的目光移向了吕惠卿。
　　御史中丞邓绾，为了避免与吕惠卿一同下台，借机向王安石表示“一度背叛”的忏诲，在宰相韩绛站起弹劾吕惠卿之后，他便转过头去向吕惠卿“反目相噬”，又揭发了一起惊人案件：吕惠卿兄弟弄权贪污——“华亭弄权奸利案”：

　　　　……“变法”过程中，吕惠卿与其弟崇政殿说书
　　吕升卿、曲阳县尉吕和卿，乘新法推行之机，与华亭
　　知县张若济狼狈为奸，以权强借华亭富民朱华等人钱
　　五百万，用以私置田产五百顷；并使其舅父郑膺强夺
　　民田，使僧人文达强夺王竺僧舍。此种阴行其事，以
　　权谋私、共为奸利的卑劣行径，已失天下黎庶之心……

　　吕惠卿傻眼了，连反击的勇气也没有了。
　　这是“变法”七年来最大的一桩弄权奸利案。而且发生在一个主持“变法”的大人物身上，朝野哗然，百官震惊。皇帝赵顼大骇，立即诏令“置狱鞠之”。华亭知县张若济、僧人文达、吕惠卿之舅郑膺、富民朱华等人进了牢狱，吕升卿调离京都，吕惠卿也居家“养病”。
　　“李逢、刘育谋反案”和“华亭弄权奸利案”的出现，标志着吕惠卿人格的破产。在富民强国口号掩盖下“弄权奸利”的倒行逆施，自毁了“变法者”的名节。至此，“变法”已失去原有的魅力。权力成了朝臣关注的中心。人们不再为新法的利弊、黎庶的苦乐、国家的兴亡而争执论战，而是热衷于权力和私欲的钩心斗角。“变法”人物也随之纷纷失势与消失。王安石因涉及“李逢、刘青谋反案”，成了群臣私下议论的中心，他主持朝政，已无人真地听从；吕惠卿因“华亭弄权奸利案”所证实的“执政踰年，所立党派不一”的“结党营私”，已成了御史谏官弹劾论政的主题。章惇、李定、徐禧、曾(日文)、刘泾、叶唐懿、周常、徐申等忠诚于“变法”的大小官员，都处于吕惠卿“死党”的地位，都被列入未“置狱”而“鞠之”之内。“变法派”几乎人人都在经受着勘审，个个都在心惊肉跳地等待着审查结果。
　　王安石“变法”的理想破灭了。吕惠卿“反目相噬”的诬陷，使人们看清了官场风波的险恶和世情道德的衰微。如此官场，能给国家带来强盛、能给百姓带来幸福、能给社会带来祥和吗？吕惠卿的“弄权奸利”使人们看到了财利迷心的魔力和以权谋私的恐怖。人们突然感到“法度”变更的无力和悲哀。人的灵魂的净化决非“法度”的变更所能完全替代的。特别是官们的灵魂净化也许更难更难；
　　沉寂已久的前副宰相张方平借机上呈的“奏表”，要求弹劾新法：

　　　　……新法行已六年，事之利害，非一匡二可悉……
　　法既未协，事须必改，若又弹劾，人将不堪……

　　吕公著也开口说话，他请求皇帝赵顼迷途知返：

　　　　……古之为政，初亦有不信于民者，若子产治郑，
　　一年而民怨之，三年而民歌之，陛下垂拱仰成七年，然
　　与人之诵亦未有异于前日，陛下独不察乎？……

　　馆阁校勘王安礼的疏谏也摆在皇帝赵顼面前，对“变法”中出现的“以权奸利”提出了警告：

　　　　……乘机射利者，用力殚于沟瘠，取利究于国夫，
　　足以干阴阳而召星变……

　　沉寂数年的反对“变法”之风又借机刮起，皇帝赵顼心寒了，对这些反对“变法”的言论，不再暴跳如雷。他对这些疏奏不加任何谕示地转交于宰相王安石。王安石举目茫然，既无力反驳，也无心反驳了。
　　“李逢、刘育谋反案”和“华亭弄权奸利案”的出现，使王安石处于极其尴尬的境地。他不敢过问“李逢、刘育谋反案”，因为他已是此案的涉嫌者。他不敢过问“华亭弄权奸利案”，怕陷于更为可怕的纷争。他心神紧张地为南北边患的夹击忙碌着：北面辽国侵犯黄鬼山边地，朝廷已派天章阁待制韩镇去河东与辽国使者谈判，若谈判失败，将于黄鬼山北失地东西七百里，北部边防之险将失之尽矣；南面交趾的兵马已在围攻邕州城，知州苏缄正在悉力拒守，朝廷已派无章阁待制赵离为安南招讨使救援，若援兵迟至而城陷，则邕州城里五万黎庶将尽遭涂炭！他在默默地克尽一个宰相的职守与臣道，同时等待着一场风暴的来临。
　　两案相继折腾了半年之久，皇帝赵顼因此而心力惟淬。特别是这两个案件所反映出吕惠卿与王安石的钩心斗角、相互倾轧，使他寒心至极、失望至极。而在这两相倾轧中所显出的王安石、吕惠卿各自拥有的力量，更使他寝食不安、提心吊胆。“变法”，竟然“变”出了群臣结党、拥权坐大、谋反有形、贪读惊心、祸国殃民，而且蒙蔽朕于鼓中！一颗天生的帝王猜疑心终于越来越重。以至他的性格都变了，变得喜怒不形于色，变得言不由衷、深奥莫测。他不再相信任何臣子，“变法”不再是梦魂萦绕的大事，翦除吕惠卿和王安石的党羽，成了当务之急。他的行动举止也变了，变得奇特诡戾、不可预测、不可捉摸。在“华亭弄权奸利案”尚未完全查清的情况下，便运用帝王的御臣术，开始了对吕惠卿、王安石势力的突然贬逐：
　　熙宁八年（1075年）四月，罢陈升之枢密使之职，以镇江军节度使出判扬州。以吴充为枢密使同平章事。
　　五月，赐宗子右羽林大将军赵世居死。李逢、刘育碟于市。道人李士宁决杖发配永州。将作监主簿张靖武、御史郝士宣等贬离京都。由于同平章事韩绛“颛处中书，事多稽留不决”的偏袒保护，王安石得以解脱。
　　八月，罢韩绛同平章事，出知许州。
　　十月，罢“手实法”；罢吕惠卿参知政事，出知陈州；罢章惇权三司使，出知湖州。
　　十二月，罢王安礼馆阁校勘之职，出知润州。
　　皇帝御臣术不可能公正了解纷争的脉络，不可能逐尽朝廷与王安石、吕惠卿相亲相近的人，更不可能消除这场纷争产生的根源。皇帝赵顼半年工夫对朝臣连续不停地贬逐，只取得了朝廷表面上的沉寂。吕惠卿的势力和王安石的势力的生死搏斗，仍在这暂短沉寂的时日里悄悄地进行着。
　　“华亭弄权奸利案”从一开始就由吕惠卿的亲信徐禧、王古、蹇周辅三人专案勘审，半年来“置狱鞫治”的结果，自然是“案情迷离”，狱久不决。被敲诈的僧人王竺、富民朱华等人，在审讯中死去活来，顶着“以钱赂官”的罪名，经受着酷刑的折磨，而华亭知县张若济、僧人文达和吕惠卿的舅父郑膺等人，却在狱中备受优待地玩着“招供”和“翻供”的把戏。皇上诏今日升卿的贬离京都和吕惠卿的贬知陈州，又为此案的拖而不决提供了合理的借口。徐禧、王古、蹇周辅的弄权拖延，除了企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外，还有着更为深沉的打算：等待着皇上对吕惠卿态度的转变。“弄权奸利”毕竟不是“弄权谋反”。“弄权奸利”是财钱问题，“弄权谋反”是忠奸问题，皇上能对王安石“不予追究”，对吕惠卿就不会“再起重用”吗？皇上原本就是一个“多变”的主子，谁知道明天又会相信哪一个臣子呢？
　　王安石的儿子王雱，似乎看穿了徐禧、王古、蹇周辅等人的用心，害怕吕惠卿的卷土重来。他年轻气盛，私怨难捺，忘不了二叔王安国因吕惠卿“挟仇报复”而死，忘不了三叔王安礼因弹劾吕惠卿“乘机刺利”而遭贬，忘不了父亲因吕惠卿的“反目相噬”而几陷死地，他容不得“华亭弄权奸利案”的狱久不决，容不得吕惠卿党羽们的执法询私，更容不得吕惠卿身居陈州而逍遥法外。他便背着王安石，与因事返回京都的吕嘉问共谋，借王安石门生练亨甫身居中书户房习学公事职务之便，也弄起权来：吕嘉问和练亨甫设法从中书刑房窃取御史中丞邓绾弹劾吕惠卿“华亭弄权奸利”的条列案情及皇上“置狱鞠治”的谕示，由王雱借去东府看望父亲之便，杂于东府下达刑堂的其它案件之中，企图以蒙混的办法，由刑堂制狱严惩吕惠卿。
　　谁知当日刑堂值勤的堂吏，正是吕惠卿的亲信，并识透了王雱等人的用心，急谋于徐禧、王古、蹇周辅三人。这三个精于刑律的酷吏，见状大喜，连夜派王古急驰陈州向吕惠卿告密。
　　吕惠卿勃然大怒：
　　“王安石仍追杀不放啊！”
　　王古低声提醒吕惠卿：
　　“天赐良机，这当是吕公追杀王安石不放的时候了……”
　　吕惠卿抓住王安石这个“弄权矫令，罔上欺君”的罪证，连夜写就“论奏”，并悉发王安石昔日私信中“欺君蔽贤”之笺，交王古带回京都，通过刑堂堂吏，直呈于皇帝赵顼。
　　吕惠卿要最后置王安石于死地了。
　　“种瓜得豆”，王安石继续吞食着“收非所种”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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