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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是一片黄色的雾，还有一层黑色的云，膝朦胧胧的峡谷内，她在穿行，山茅草很密实，热浪象水一样浸透过来，虽然她穿得很薄，只有一层透明的纱，但仍在滴汗。 “别，别抛弃我……”她抱住他，苦苦哀求、乞怜。 可他象冰柱、石块、西双版纳的大青树。 她撞上去，想使他融化、新生，心脏跃动，可是，她自己碎了，灵魂在飘荡，一只巨大的蝴蝶飞来，盘旋，她和他一样僵立了…… “下面是青年女高音歌唱家杨蓉登台为大家表演。”报幕员职业性地微笑着，涂得过厚的口红使嘴象在淌血。 她清醒过来，接过报幕员递过的麦克风。 她不愿意象那些唱流行歌曲的歌星们一样从舞台这头溜达到那头，也不想把身体曲线最好的部位扭来扭去。当然，她知道那是很诱人的，可以让她的听众如痴如醉，进入一种情绪亢奋状态，以达到高度审美的效果。 她只是定定地站在那里唱，唱出心中的哀怨和忧伤。她忘记了观众，忘记了自己，忘记了这是一年一度的青年歌手大奖赛，也忘记了她被誉为最有希望捧金杯的种子选手。她觉得她已经走出峡谷，进入到一片寂静的山林，头上是闪闪烁烁的阳光，脚下是潺潺的溪水，她象一只失群的小象，小象在无望地呼唤—— 我的心是一条泥泞的小径， 你把脚印留在路上， 当你走在宽广的大道， 就会把这泥径遗忘…… 她本来不是唱这支歌，节目单注明的是《祖国，我的苦恋》。但是，当她神情恍惚地走上舞台之时，临时决定要报幕员报出《泥径》这首歌子。 这是一支人们极其陌生的歌，以至于没有一个伴奏员能伴奏。她的声音孤零零地在剧场内回荡，她觉得是在热带雨林的缝隙间钻采钻去，寻找着他的灵魂。 本来，这首她自己作词、作曲的歌是只唱给他——自己的丈夫听的，可今天她要唱给所有的人，因为丈夫不再听她的这支歌，甚至不再听她所有的歌。 我愿意变成泥泞的小径， 孤独地躺在大道旁， 假如你从大路经过， 我再痴情对你歌唱…… 她流泪了，这不是职业性的，这是真正的难过，心一阵阵发疼，从胸腔向四处扩散，以至于整个身躯都在痉挛、颤抖。一双脚踩在她身上。把脚印留在乳峰之间，她渴望这样，渴望……用双手去拥抱，她向全世界，未来、过去，天堂、地狱伸出柔弱的双手。 太阳在照耀，月亮在辉映，灯光大放光明。 听众热烈鼓掌，人们对于这个早已熟悉的演员风格突然产生的变化感到震惊和兴奋。本来，她的演唱是开放型的，伴着迪斯科的节奏和跳跃的灯光来展现她对音乐的狂烈认识。而现在她完全是古典型的了，在一束淡淡的花环中，身着黑色的纱质长裙，象一棵夜间抵御不住风寒的杨柳，缠绵徘徊，痛苦万分。 略知她身分的人在疑惑：她也会有烦恼、忧愁要这样血泪交融地倾吐吗？要知道，她是省长的儿媳妇啊，她的老公公刚刚五十三岁，至少还可以再干七年。 这是做戏！演员都会做戏。 她还在神秘莫测的雨林中，前面是枝叉扭曲的黑熊谷，她向那里走去。她知道他喜欢这种怪异的植物，他可能正在那里沉思。她慢慢走着，有什么声音在喧闹，似乎是在劝阻她。她犹豫了，但脚下一个深渊使她来不及跃过，便掉了下去。 飘荡，在半月形的宇宙间被一个巨大的黑洞吸引，向着无限翱翔，那里是痛苦和幸福的交汇点，永恒的终极。微笑，忧郁的微笑…… 在乐池里，她昏了过去。 他真不愿意是省长的儿子，他觉得他这辈子的最大收获可能就是认识到了这个真理，当一个权贵的后代是最令人悲哀的。 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用虚伪的殷勤介绍着：这是周省长的独生子。于是，他和他的生活就会被省长的阴影笼罩住了。那么，他自己呢？甚至连爱这种自古以来纯粹属于个人的东西都丧失了！ 他总想骂街，用世界上最不堪入耳的话去高声痛骂，可他却又难以抹去文雅的外貌和深沉的个性，于是，他就只有自己折磨自己，把灵魂象钢块一样送进水压机拼命挤揉。不，是象铺路的石块一样被巨型压路机来回碾压。 他是学筑路的，可他却在省电视台当新闻部副主任，因为他是他爸爸的儿子。 他知道妻子杨蓉正在省会最现代化的工人文化宫音乐厅内演出，而且，三个金奖中已经内定有一个归她所有了。当然，她唱得不错，但难道一点不因为她是省长的儿媳妇吗？！ 又在下雨，城市被雨丝割裂，变成一条一条的，大地是一片破碎的玻璃，他在一个不完整了的世界中行走。 上哪去呢？他不想回家，甚至永远不想回家了。上午，他已经和妻子摊了牌：离婚！其实，这对于他来讲是件迟早的事，但为什么选择在今天，他也说不清楚，或者说，他不愿意说清楚。 妻子在悲凉地哭，他在凄惨地笑。 个体户的商店里，三台彩色电视机在同时播出青年歌手大奖赛的实况，评委们堂而皇之地坐在那里，貌似公正地举起评分牌。他总在奇怪，这种打分法难道不是全凭个人感情色彩在操纵理智吗？ 没有感情色彩就没有东方这个古老的民族！ 周省长真的勃然大怒了。他站在省政府会议室的门前，近乎恶狠狠地盯着一辆接一辆开来的各种型号的外国豪华轿车，一言不发。对于那些伸出手来想表示亲热的厅局长们则是一概回绝。他的右腿因为天阴下雨而剧烈疼痛，以致使他的脸有点扭曲，更增添了他的凶气。这残疾是他十五岁时在山区打游击时从泥径摔下悬崖而留下的。 开会了，他的声音很低，可眼神却象枪口一样扫向每一个人。他问：“怎么样，路上没有磕磕碰碰吧？” 市政局长赶快给自己的工作美言：“这几年遵照省里指示，大搞市政建设，道路平整得很，车都开得很稳。” “对，你们都舒服了，可是，山里的老百姓呢？”周省长的声音依然不高。 厅局长们这才醒悟到这个会议可能研究什么事情，于是都默不作声了。 “啪！”周省长拍桌子了，他只跟当官的拍桌子：“你们难道不是一群官老爷吗？对，我也算一个，自己在水泥公路兜风了，把办公费买了外国车坐着。可咱们省百分之九十八是山区，山区的老百姓呢，还背着竹篓爬山过河！三十多年前，因为没有路我摔断了腿，三十多年后，我去看了看我摔断腿的地方还是没有路！公路局的同志到处求爷爷告奶奶，让你们各位老大哥给点支援，你们不是推就是拖，要不是理都不理。干什么？我们是讨饭吃吗？在咱们省，没有公路，你们谁也别想有大发展！好了，我不废话，说好开半个小时的会。今天各厅局一把手都在，当面向公路局长说清楚，今年是一万公里筑路指标，你们准备怎么支持，用多长时间兑现今天的保证。当然，不支持也行，回家抱孙子去！” 周省长坐下来，看着窗外，那里是西山的远影和无声的雨丝。 动真格的了，要撤职，厅局长们纷纷掏出笔来，在公路局长的需货单和投资表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周省长不想看这场面，他只是觉得为什么想给老百姓办点好事这么难？当初他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时真的想得很简单，以后革命成功了给乡亲们修一条能走汽车的石子路。可是，三十五年了，这一点居然都没能办到。有一次那里地震，他批准了一百吨救灾物资，竟然是动员了一个团的部队给背进山里去的，三十五年都干了些什么呢？有记忆的事：镇反，反胡风，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都是和人做斗争。现在可以和自然界做一下斗争，以改善人类自身的生活条件了。 会议室里很乱，象是集市，讨价还价，现买现卖，挑肥拣瘦……墙上的中国画在晃动，一座座骨柴似的山压下来，压下来，森林没有了，木头卖了换粮吃，只剩下山，因为没有煤烧砖，红土只能脱成土坯，可山里人连土坯房都没有，祖祖辈辈住着茅草棚，为的迁徙方便。让厅局长们去住一年茅棚吧……他不是从小住了十五年，文化大革命又住了八年吗？地球还在进行着造山运动，人也在造山……泥石流…… 他有汽车，他没有路。可以从外国买汽车，不能从外国买路。 “散会！”省长周明夫第一个走出会议室，重又站在车道旁，目送一个个满脸丧气的部下离去，然后截住了唯一一个乘坐北京越野吉普车的局长——他的工作使他不能坐豪华轿车——公路局的李局长。 “还有什么问题？”周明夫不习惯罗里啰嗦，总是开门见山。 “技术人员。”李局长也很清楚自己顶头上司的心理和习惯。 “应届大学毕业生你随便挑。” “我不要，硬分来他们不会安心干，反倒涣散军心。” “怎么办？说出来。” “我要登报招聘，凭自觉自愿。” “可在省里几家报纸同时发招聘广告。” “广告已经送到报社，只要您给我写个条，签个字。” “不要什么都写条签字，我给办公厅打个电话，让他们备案就行了。” “好。” “今年你再完不成一万公里怎么办？” “下大狱！”李局长冲周明夫抱抱拳，跳上吉普车，飞驰而去。 省长想从兜里摸烟，可口袋里空荡荡的，才记起已经被儿媳妇强制性戒了烟。他走进雨雾中，让红旗牌轿车缓缓地跟在后面。他愿意在烟雨濛濛中走一段路，这会使他产生一种悲壮感和豪放的气概。在他五十三岁的时候，他需要这种力量来支撑自己。 他还需要爱情，因为他现在孤身一人。 他走在晚报上，躲过一个个黑色的字，踏着每一行白色的空间，象在中国古代游戏迷宫图中一样神秘，但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省长的儿子和所有普通人一样要不断地寻找、变更着生活的中心。 这里是公路局科研人员招聘处，冷冷清清，只有他一个人带着湿漉漉的潮气和头发上无数水珠站在写字台前。写字台后面是一个人事处的老办事员。 “只是看看，还是……”老办事员不卑不亢，显出很世故的微笑，但又不乏暗藏在眼镜后面的冷漠。 “报名。”他的声音有些颤抖，是因为寒冷，也因为心悸。 “原单位，姓名，职业。” “省电视台，记者，周伟。”他说的是自己的真名，若用电视里常出现的笔名思司，很可能常看电视和对名人关注的人会知道他是当今省长大人的公子。那么，一切就又会糟糕起来。 “自愿吗？”老办事员对这个名字一无所知，毫无过分反应。 他结婚时就是遇上这句令人厌恶，没有一点真情实感的问话。当时他真想扇结婚登记处那个老娘们一个大耳光。 “不自愿谁会走进你们这快塌了的破楼房。”他开始烦躁，但努力压抑着。 “愿意到什么地方？还是听从安排？”依然是没有升降调的问话。 “飞龙山。” 到此时，老办事员才显露出一丝震动。真的，即使是刚才听到一个电视台记者愿意到公路局去修路他都没有什么反应，因为很可能这个相貌不丑，个子瘦高的小子是个犯了生活错误的混蛋。但此时飞龙山三个字在他耳畔一响起，他不得不重新估量一下眼前这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了，因为对于任何一个在公路局工作过的人都知道，飞龙山是本省内最难修路的地方。也因此最为贫困，从而三十多年前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才能在那里得以生存。 不过，老办事员不想询问什么根底，如今的年轻人，什么鬼点子都会突然产生，何况谁知道这个人是不是精神方面还很健全呢？当然一心干事业的热血小伙儿是有的，可面前这个人年龄似乎又大了点。 “用什么方式应聘？”老办事员又沉静下来。 “我自己停薪留职。” “填表吧。” 省长周明夫的独生子周伟看看那张印得十分粗糙，有点象坑洼的山区公路一样的表格，用手指提了起来，低声说：“请不要和我们单位联系，否则他们会不批准我停薪留职。” 老办事员点点头，心里冷冷地想：你就是从监狱里跑出来，到了飞龙山也会吓回去的，因为和那里相比，省会的监狱是天堂。 当周伟在表格上填完最后一个栏目时，他已经算是省公路局飞龙山筑路队的技术员了。因为他出示了交通大学筑路专业的毕业证书。 他轻松了吗？在飞龙山就不会有人知道他是省长的公子了吧？不，他绝不仅仅是为了这点才到那里受苦，因为若单是为了逃避父亲阴影的笼罩，他可以选择任何一个地方，甚至到省外、国外。他去飞龙山，是因为她在那里。 她——他灵魂无法承受的重负！ 他是昨天晚上才知道她在飞龙山的，他爸爸当年在那里打过游击，如今她为了躲避他也到了那个几乎与世隔绝的穷乡僻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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