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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找了她多少年啊，象寻找他自己一样艰难，用心灵，用双腿去寻找，但从来没有过结果。有人说她自杀了，他不信；有人说她逃到国外当了阔太太，他更不信。果然，昨天晚上在办公室里他见一则经过两个月辗转才从下面一个通讯员处寄上来的报道，介绍一位扎根深山的小学教师如何艰辛度日，忍受磨难，数年如一日培育山民的后代。这位年轻女教师的名字叫司马虹虹。 他毫不怀疑，全省只有她一个人叫这样一个名字，他也知道，他把自己的笔名取做思司，这里面孕含着多少痛苦和怀恋，也有多少忏悔和折磨。 经过一个难熬的长夜，乌云和太阳系于他一身了，整个地球六十亿年的变迁在八个小时内发生，一切永恒呈现在他大脑细胞的每一个瞬间生存之中，他额上的皱纹象被挫挫过一样加深、加粗了，几缕头发现出了朦胧的灰白色。于是，他在今天，也只能在今天向他的妻子杨蓉说：“分手吧，咱们说好了的，我找到她就平静地分手。” “可你根本不会找到她了！”秀丽的、嗓音优美的妻子抬高了声音，她一直忧虑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他走了，象往常一样大踏步走出省长家宽敞的官邸。他从不会对任何人进行过多的解释，他认为中国人和这个民族的悲哀就在婆婆妈妈的解释太多了，以至把一切都弄得更加解释不清。 他徘徊了一天，那张登着招聘公路技术人员广告的晚报把他从深渊里拉了出来。 她也被从乐池深处拉了出来，没有受伤，只是精神过度悲伤而使神经陷入瞬间的不正常之中。当她被送回省长家自己的卧室后，她清醒了，只是脸色依然苍白，目光茫然地望着身边床头柜上摆着的一个裸体少女铜塑，这是她荣获青年歌手大奖赛金奖的标志。也许是雕塑家本身经历的制约或他对女性独特的想象，这个少女不象一般雕塑那样丰满、结实、健美，充满青春气息，而是纤细、柔弱、疲惫不堪，似乎被生活磨难摧残得失去了女性的风韵。 难道这是她吗？司马虹虹，那个一直在自己丈夫心灵中占有着属于自己位置的女人！是的，是她，是被生活抛弃了的司马虹虹！ 冷笑，哭泣，一直磨灭不掉的梦幻，冥冥之中的撕咬，安娜·卡列尼娜式的乞求和迷信，华亭寺的袅袅香火．滇池边海埂上留下一行行浅浅的脚印，水沾湿了红色的衣裙，那衣裙上有白色的碎花，她爱他，从小就爱，从十岁起就想嫁给他，她愿意跟他到天涯海角…… 司马虹虹要夺去他，那个女人比自己漂亮吗？她一直留着一张从他笔记本中找出来的司马虹虹的照片，为了进行比较。不，司马虹虹比不上自己，无论是相貌和身体的各个部分都比不上，可他…… 男人们都有偏执狂吧！ 哦，可恶的女人！杨蓉抓起那个铜像，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人像和底座脱离了，分成两半。铜人没有了根基，无法站立；底座没有了人像，失去了价值。地球要不是宇宙的一部分多好，人要是都不懂得爱情会少却多少烦恼。 她终于哭出了声，伤心地、委屈地、悲哀地、毫无顾忌地哭泣着，使心中压抑的郁闷通过泪水倾吐到沙发床铺着的那雪白床单上。在这张床上，她向他献出了处女的贞操，那时，她也流了泪水，那是激动地、兴奋地、幸福地，充满对未来憧憬的泪水。这是一张很舒适，很华贵的双人席梦思，可在这张床上，他冷漠地对待了她五年，有时几个月都不触碰她一下，似乎他患了性无能症。可她能感到他对自己生理冲动的痛苦压抑。 哦，这她一生中最值得记忆的床！ 哦，这她一生中最痛恨的床！ 低音汽笛在鸣叫，这是她的公公回来了。 周明夫省长是步行回来的。他走着，象跟着衣衫褴褛、武器破旧的游击队一拐一拐地撤退，或者说叫逃窜。这和前者是同义语，没什么难听的，打不过就溜掉呗。 街上水淋淋的，那时的飞龙山也总是泥糊糊，他经常需要被别人扶一把，拉一下，有时也被人抱怨为什么不好好在省城读书，等待解放，跑到山里来给大人们添累赘。他不吭声，只是作战时永远冲在第一个。 当了省长后，他白天研究什么工作，回家的路上就反思什么。今天他骂街了，他常骂街，骂了才痛快，然后再心平气和地讲。一个人不能都象电影、小说里的模式那样生活，省长怎么啦，省长也是人，也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独特性格，还应该有纯粹属于自己的生活。他是当了省长才明白这个道理的。而外面的人还以为他当了省长就更加忘记了个人的事情，把全部心身都献给了工作。 他走进院子，先看看早晨才种上的几株茶花，还有一棵老部下从高原雪山带来的木本黄杜鹃，据说省城里还没有谁种活过这种花木。茶花叶子挺着，黄杜鹃叶子也挺着，土壤象一片海水。波涛起伏，有几片小舟在挣扎，不知是驶向彼岸，还是退回原地。何必出航呢？总停在码头上也还是一只船，船上也可以有人在生活。然而，为了一种悲壮和人生的经历，却从没有人把船永远停在开船港。 他是一只船吗？ 叶子在抖动，发出轻微的沙沙声，还伴随着低低的呜咽。 是谁在自己家里哭泣？周省长直起腰，加快脚步，走上台阶，进到门廊里换上拖鞋，然后上了楼。 他脚步很重，为的是让哭泣的人有些准备。他已经听出是谁的哭声了，二十年前，这哭声就在他怀里回荡，撞击着他的心脏。他推开儿子卧室的门，走到儿媳妇杨蓉身边，慈爱地摸了摸她的头，又抚了抚她的肩，他没问什么，因为他知道她会把一切都告诉他这个不算老的公公。 果然，儿媳扑到他的怀里，抽噎着说：“爸爸，爸……爸，他，他要和我离……婚了。” 离婚！在十八年前，他的妻子曾经冷漠地告诉过他这个词。那时他是一个处长，一个被认为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坏蛋。而他的妻子是一个漂亮的女军医，后来嫁给了省军区的副司令。他自己则忍受心理和生理的痛苦，孤独地度过了十八个春秋。 “他敢？”他搂着儿媳妇，象是搂着最亲近的人，安慰着她。 “他说的一切他都会去做。”她的眼泪象瀑布挂在眼帘，世界对于她已经模糊，只有灵魂还在。 周明夫省长知道儿媳的话没错，儿子和自己太象，以至于他有时觉得儿子正成为自己的对手。是啊，没有什么儿子不敢做的事。 “他要真离，那他就不是我的儿子！我只要你，做我的女儿。”周省长只能做出这样的选择。他知道社会上在批判一个叫萨特的人，他在给大学生们讲话时也骂过这个萨特几句。但他根本不知道萨特的存在主义为何物，他现在其实就正在奉行这个主义——艰难地进行命运的选择。 这能怪他吗！杨蓉是他一个战友的独生女，他的战友和妻子在一次车祸中双双死去。那么，不到十岁的女孩子自然而然就来到了他的家庭。本来她就是他家的常客，现在则和周伟以兄妹相称了。后来大些了，兄妹关系依然亲昵。当他们各自从插队落户的地方回来后，他亲自给他们安排了这桩婚姻。他是出于对老战友的情谊，出于对杨蓉的溺爱，他不能让她感到任何委屈，受到任何欺侮。在艰难的岁月里，他就是对亲生儿子不闻不问，也想方设法使杨蓉在插队时进了县宣传队，以躲开繁重的体力劳动，后来又托关系把她搞进了省歌舞团。他本来没有考虑儿子做她的丈夫，因为他听说儿子在插队时竟和一个被他枪毙了的国民党军统的女儿同居。而回城后忧郁、阴沉，一扫以前的青春活力；又因为杨蓉多次明确表示，只嫁给周伟这样的男人，他只好同意他们由兄妹成为夫妻，他由父亲变成为老公公。他觉得杨蓉幸福了，自己就对得起死去的战友夫妇了。 然而…… 他早就知道儿子有点象个王八蛋了！在电视台当新闻部副主任，那新闻节目中总是揭省里的短，甚至在任命他当省长的当天，这小子竟开办了一个假如我是省长的节目。这明摆着是对老子的极大不恭敬。当然，作为他，正是要解决各种问题才没推辞这个任命的。但是，任何人都可以提意见，他就是不能接受儿子的这种挑战，因为这的确会对他的工作带来不利因素。 还有，儿子念念不忘那个军统特务的女儿，在到处寻找她的踪迹。有了杨蓉这么好的妻子，还寻找那么个女人是什么意思？作为男人，他理解生活中的第一个女人是不会从记忆中抹掉的，但一个人总得正视现实，勇于承担现实的重负，否则还叫什么男人！ 柜子门在响，陷在沉默中的周省长和儿媳妇都转过头，原来周伟不知何时不声不响地走进来，在轻轻地从衣柜里往外拿衣服，装进一个不大的皮箱。 “干什么？你……”杨蓉扑过去，跪倒在他脚下，她明白他这举动的意思，她不能让他走，她真的爱他，一辈子只爱他，从他们在一个澡盆里戏水打闹那个年龄起，她就决定一辈子都奉献给他。 做老子的抓住儿子胸襟，厉声喝斥：“你再给我重复一遍对蓉蓉说过的话！” “离婚！” “啪！”一个大耳光打在儿子的脸上，一缕鲜血顿时从嘴角渗出，周省长喘息着说：“好，从现在起，你不再是我的儿子了！” “我只能是你的儿子，这是我一辈子抹不掉的痕迹，也是我一辈子的痛苦！”周伟的眼睛眯着，目光散乱。 “那你离开这个家。”周明夫指着窗外。 “我正准备走，我只有一个要求，别问我去哪儿，别用你的职权去打听。”周伟扶起杨蓉，低沉地说：“对不起，就象新婚那晚向你说对不起一样，恨我一辈子吧，这是我对你的希望。” 杨蓉又哭倒在床上。新婚之夜啊，当一切冲动和处女的疼楚消失之后，他确实说了声“对不起”，当时她没在意，可早晨醒来，看见他一夜未眠，满屋烟雾、烟灰一地时，才感到那三个字里隐藏着一个极其深奥的故事。他没有向她隐瞒，而是讲述了这个故事的全部内容，最后说：“当我找到司马虹虹时，就会离开你。” 她忍受了这种打击，渴望用全部的爱去打动他，希冀用孩子、用一个年轻女演员的青春去感化他的心灵。可他坚持避孕，从不有一点使她怀孕的可能，他让她珍惜这段黄金阶段。这有一半是真情，有一半是为了使今后的离异便利些。 几年过去了，她认为他已经彻底失望了，可他竟然寻找到了。这是命中注定吗？ “再见，爸爸，再见，杨蓉，离婚书我会寄来，从车站寄来，你们把它送到办事处吧。”周伟直到出门，也没擦去嘴角上的鲜血，那是爸爸打的！ 新建好的长途汽车站的钟楼红灯闪烁，象一颗燃烧着的眼睛，也象时髦姑娘猩红的、蠕动的嘴唇。该敲钟了吧，今天的最后一次，人生的撞击，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滇池圆舞曲》第二小节最好听，现在的流行歌曲是《橄榄树》，她为什么叫三毛，本来应该去采访老山英模报告团，可是她出现了，我应该走上被告席，去接受她的审判，城市不会安宁了，自从改革以来，宇宙就在沸腾，为了一个吻，她的吻，去修路，修一辈子公路，学的是筑路专业，这是爸爸的愿望，人们都靠在木桩上了，女人靠在男人怀里，孩子靠在母亲怀里，而男人却寻找女人…… 他提着皮箱，缩在长途汽车站的长椅上悄然睡去。 省长的公子，省电视台的新闻部副主任，将于明天早上六点钟乘上第一班长途车，到爸爸摔断腿的地方去修路。他是自愿，也没有人再知道他昨天的身分。 《泥径》那首歌怎么唱？他忘了，或者说他从没有认真听过，他确实对不起杨蓉，可他更对不起的是司马虹虹。他不是无情的政治家，宁肯我负天下人而不能让天下人负我的事他连想都不敢想。他竟然已经对不起两个女人了。 每个人都是带着罪来到世上的，于是要赎罪，可人们却继续着罪恶，重新去读《圣经》吧，听说飞龙山里的山民人手一册。那或许是《毛主席语录》？ 飞龙山是一片被荒蛮和野性笼罩的山林，一片被繁荣和希望冷落了的土地，那些泥泞的小径几千年来只走着赤脚的人，瘦瘦的牛和贪婪的野兽。 长途客车只开到县城，公路局的筑路队在这里设有队部，风尘仆仆的周伟没费太多嘴舌就找到了那个挂着筑路队牌子的二层土坯楼房。 在最后一缕灰白的光线中，一个耸着裸露出衣襟的胀鼓乳房的年轻女人把周伟让进厅堂，几个醉醺醺的汉子打量了在这县城中显得过于文雅的他，随便扫了一眼介绍信后，不怀好意地一笑：“到阿扎地段去吧，今晚先在这里凑合一夜。” 他睡下了，虱子、臭虫、蚊子一同袭来，抽烟筒的汉子到深夜还在谈着如何搞女人的下流话，一层薄薄的板壁那边，一个男人正长时间地折磨着一个女人。他无法忍受这个环境，猛地站起来问：“去阿扎怎么走？” 一个汉子吃惊地望着他：“吆子事？” “我现在就去。”他提起身边的皮箱。 沉默了几秒钟，汉子犹豫着说：“算了，留在县城的队部吧，几百人的筑路队，一个真正的大学生也没有。” “阿扎怎么走？”周伟冷冷地、固执地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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