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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宣队就要来了,上上下下胆颤心惊


  向南等了一个多月,也没有等到卢文弟的信,心里很焦急。此刻,她倒不是为自己的事焦急了,因为她面临的矛盾已经缓和下来。闹闹哄哄地查了一阵子,实在查不出余子期的“炮打”罪行,段超群也就不像当初那么有劲了。而且,滨海市文化局革委会也在“搭班子”,各种力量也在活动着,单庄叫她把心思暂时放到这个“大局”上。这样,余子期的专案实际上也就停顿下来,向南身上的压力也因此减轻了。她每天呆在机关里,看看报纸,背背诗词,倒也安闲自在。她把这种生活叫做“准逍遥派”。然而她挂念卢文弟。出了什么事呢?难道这个“逍遥派”连个写信的时间也没有吗?她接连又发了几封信去,都没有消息。她想:“莫不是她逍遥到乡下去了?”于是她写信去问妈妈。妈妈也回信说:“没有,文弟的家里也是几个月不见她的信了。”这真叫人着急呀!她在焦急中等待了几个月,到了九月了,还是不见消息。她决定到静湖看看。可是正在这时,文艺界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工宣队即将进驻了。
  一九六八年八月,《红旗》杂志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那时候,人们就预感到整个知识界将要发生什么变化。果然,不久就听说,所有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工宣队都要驻进来。于是人们的心思全部集中到等待这个变化上了。
  这一天越来越逼近了。九月中旬,游若冰接到已经当了市文化局革委会主任的段超群的命令:工宣队即将进驻,准备迎接。据段超群说,因为文协是一个“烂透了”的单位,派来的工宣队员特别多,与本单位工作人员的比例是一比二,即两个文艺工作者配备了一个工宣队员。而且为了提防“红的进来,白的出去”,工宣队员一律是三十五岁以上的老工人,都结过婚。段超群还指示,这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变革,必将遇到阶级敌人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激烈反抗。因此,要用革命大批判为工人阶级占领文协扫清道路,密切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
  这些简单的命令中包含着多么严重的意义啊!文协的所有干部都暗自在心里掂着分量。本来,这里还分两种人:革命对象和革命动力。可是现在,动力和对象一起都变成了资产阶级。而且是专门对抗和腐蚀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然而,谁又敢怀疑一下这样做是绝对必要的呢?现在,他们的全部权利和义务只有一条:服从和执行命令。游若冰接到段超群命令的当天,就找来了向南、王友义和冯文峰。他对他们说:“你们三个人是大批判的积极分子,赶快搞出一个大批判专栏来,为工宣队进驻鸣锣开道,表示我们的决心。我呢,到‘牛棚’去布置一下,叫他们老老实实,不要乱说乱动。叫他们写标语和横幅,把环境布置一下。”三个人自然一起答应了。冯文峰翻翻眼睛,试探地说:“老游,到我们这里来的工宣队是哪个系统的?”游若冰说:“据说是造船系统。指导员叫马大海。”冯文峰听了眼睛一亮,笑了。游若冰奇怪地问:“怎么,认识?”他连忙回答:“我怎么会认识呢?”游若冰说:“那就不要打岔了,你们快点去组稿、写稿吧。你们几个算是我们这里的积极分子了,一个人写一篇,旗帜要鲜明,感情要真挚。其他各种类型的人,也都约一些稿吧,最好把迎着大门的那堵墙贴满。”说罢,他站起身要走了,临走时又交待一声:“小向,你负责一下。”
  向南等游若冰走后就和王友义、冯文峰商量怎么搞。她的意思是组织几篇批判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使知识分子脱离工农兵的稿子,再组织几篇表态的稿子。王友义闷闷地说:“叫我们一个人写一篇,我可写不出来。”向南奇怪地说:“你写诗一向很快,怎么会写不出来呢?表个态就是了。”王友义仍然闷闷地说:“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的心里直难过呢!”向南听了,知道他要说什么了,便劝阻说:“友义,别说别的,写一首欢迎诗吧!”可是冯文峰说:“吹吹也好嘛!”我也不知该怎么写。友义,你说心里难过,为什么啊?”王友义连忙做个鬼脸说:“说着玩的。我有什么难过的事?我本来就是一个工人。过去做了资产阶级的俘虏,今天再被工人阶级俘虏过去,不是很好吗?”说着,他用指头戳戳自己的界尖说:“看,像不像个俘虏?”向南笑着说:“像,像。不过资产阶级的俘虏和无产阶级的俘虏区别在哪里呢?”王友义耸耸肩膀。冯文峰若有所悟地说:“是呀,有一种当了俘虏的感觉。”向南说:“好了好了,别研究感觉了,今天晚上交稿!”三个人又商量了组稿任务,分头去了。
  向南向几个人的好稿,便回到宿舍动手写自己的一篇稿子了。怎么写呢?她也感到为难,这些天,她也心乱如麻呀!刚刚听到王友义说“做俘虏”,她心里一动,她想自己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情呢?于是她拿出了自己的日记,翻阅着,思索着……
  也许是受了文学作品的影响吧,向南从小就养成了记日记和保存信件的习惯。她还要求朋友们给她写信选用同一规格的信纸,以便她每到一年,就装订成册。一九六六年冬天,当她决定“造反”的时候,把这些东西全部拿出来翻阅了一遍。她重新看到了自己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的形象。她喜欢这些形象。因为她觉得这些形象中有一些值得珍惜的东西。它们记录着一个普通的女孩子在新中国成长的脚印,它们充满着美好的幻想,幼稚的信仰,热烈的追求和青春的活力。但是今天,她又害怕看见这些形象,因为她看到,在这些形象中确确实实贯串着一条“黑线”,那就是追求成为一个女作家。而这就是修正主义路线毒害自己的明证。为了跟修正主义路线决裂,她决定把这些东西付之一炬。仅仅留下一点纪念:她撕下那些日记本的硬壳,绸的,皮的,纸的,把它们用一块头巾包起来,放在她唯一的箱子底下。当她看着自己心爱的东西慢慢化为灰烬的时候,她感到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喉头哽得难受。为了克服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她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背诵着列宁的一条语录:“我们不预备做历史学家,我们所关心的是现在和将来,我们是把它当作材料,当作教训,当作我们往前行进的跳板看待的。”直到深夜,她才平静下来。最后,她在写字台前坐下来,摊开一张稿纸,写下这些诗句:
     忘不了那年春光媚,
     幸福地投进了党怀里。
     党给我系上红领巾,
     教我接过革命的旗。
     党在我胸前佩团徽,
     教我胸怀三十亿。
     党交给我一支笔,
     送我到了前哨地。
     温室里的花草筋骨脆,
     风浪里行船方向迷。
     眼含热泪唤声党啊,
     你养的女儿辜负了你!

  她还想多写几句,表示一下自己的决心,但是终于没有写出来,只是在稿纸上洒下几滴热泪。
  从那以后,她就不记日记了。
  可是自从在余子期的问题上和段超群发生分歧以来,她又买了一本日记本,把自己的苦恼写上去。自然是断断续续,没有写几页东西。然而,听到工宣队要来的消息以后,日记渐渐写得多了。她把这些日记叫做“紧箍咒”。因为她感到自己在内心深处对“臭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有一股抗拒的情绪。她并不怕否定自己,两年前已经否定了一次。可是现在,似乎要求她完全、彻底、干净地否定自己,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她感到这种否定好像乘坐在无法控制的电梯上,不知道要沉到什么地方去。她想让电梯停一停,以便走出来看看,自己离开地面已经多远了?而这,不正是与党的号召相对抗的情绪吗?不正是姚文元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中所批判的“阶级异己分子”的思想吗?她感到害怕。于是,她就在日记里每天骂自己几句:
  “臭知识分子的帽子有什么可怕的?你应该正视自己身上的问题,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
  “你不是整天叫嚷要为工农兵服务吗?现在为什么这么懊丧?你是当代的叶公!”
  “你没有压迫工人农民吗?工农用血汗养活了你,你却去挖社会主义的墙角,这就是压迫!”
  “千万千万,不要站到工人阶级的对立面去了。俯首贴耳地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吧!”
  这样骂一骂,果然有效。向南觉得情绪安定得多了。现在她又拿起两年前没有写完的那首诗,看了一遍。她想,就用它当做自己的决心吧,于是提笔又续了几句:
    文化大革命响惊雷,
    党给我送来了及时雨。
    两年跟党风浪里游,
    枯黄的苗苗又发绿。
    “彻底改变旧思想”,
    党教我接受再教育。
    茁壮的庄稼土里长,
    党叫我长期到工农里去。
    眼含热泪唤声党啊,
    风里浪里跟定您。
    不为名,不为利,
    血汗浇灌新文艺。

  向南写完稿子,拿给王友义看。王友义说:“感情是真挚的,只是押韵上不太讲究。不过反正不是当作作品发表,不必改了吧!”他也将自己写的交给向南看。向南一看,只是光秃秃的几句话:
    欢迎你们,我的阶级兄弟!
    是你们送我来的,我再把自己交还给你们。
    一切由你们检验,一切由你们判定。
    如果我是渣,就毫不留情地把我抛出去!
    如果我是铁,请把我留在熔炉里。
    让我炼去杂质,变成纯钢。
    让我继续歌唱,歌唱我们的党,我们的阶级。

  这几句话,好像一记一记的锤子打在向南心上。她觉得这几句诗比王友义以往写的一些诗更能打动她。因为这是一种被压抑的热情和痛苦的产物,严肃,深沉,毫无虚饰。她由衷地赞扬说:“比我写的好。”王友义把头一扭,没有说话,但眼里却含着一包泪。
  他们两个又一起去找冯文峰。冯文峰先把稿子攥在手里说:“超群同志说,工宣队进驻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变革。我想要迎接这一场变革,光口头上表表态不行,还要真正地投入到这场变革中去,为这场变革扫除一切障碍。”向南不耐烦地说:“秀才,不要先发宣言了吧!写好了就拿出来。大家同意了,就找人抄。”冯文峰还想卖关子,被向南一把将稿子抢过来说:“反正不论好坏,一律不付稿费,你就别叫卖了!”
  向南和王友义一看那稿子,题目就先叫人吓一跳:《劝君莫奏前朝曲——评“当了工人阶级的俘虏”论》,向南知道是针对什么了,不由得想看看王友义的反应。王友义只是把头颈扭了扭,没有任何特殊的表情。于是他们又一起看下去。文章的开头就把王友义的话换头去尾,概括为“当了工人阶级的俘虏论”。文章说,“正当工人阶级浩浩荡荡地开进文艺界,占领资产阶级在这块世袭领地的时候,从阴沟洞里吹出一种奇怪的调子,说什么知识分子做了工人阶级的俘虏,故称之为‘做了工人阶级的俘虏论’。”下面是振振有词的批驳,说明这种论调反映了被打倒了的阶级的意志和愿望,是一种绝望的哀鸣。文章最后以辛辣的笔调写道:“令人惊异的是,这种论调竟出自一个工人作家之口。我们不禁要问:就凭你的这种情绪,还不该让你缴械投降,乖乖地做工人阶级的俘虏吗?如果你还有一点工人的气味,那么,别唱资产阶级的调子吧!劝君莫奏前朝曲。因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在文艺领域的一统天下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看完文章,向南的眉毛皱起来了。她忍不住摇着手里的稿子说:“不行,不能这样无限上纲。工宣队刚进来,不了解情况,看了你这槁子,还以为我们这里真有人反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呢!这还不乱了套!友义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冯文峰装着不理解的样子说:“你怎么和友义扯在一起了?我是对事不对人。要不,请示一下老游?”王友义却把头颈又扭了扭说:“不要问了,我同意。二比一。走,抄了贴出去。”向南还想发表不同意见,被王友义制止了,他说:“不必争了。要相信工人师傅。”向南只好作罢。冯文峰得意地朝她翻翻眼睛。
  向南和王友义哪里晓得冯文峰在想什么呢?原来,刚刚听到工宣队要来的时候,他也十分紧张,因为自己不但也是“臭知识分子”,而且家庭出身又是资产阶级,这不是臭上加臭?他一遍又一遍研究姚文元的文章,想象着工宣队进驻以后自己的处境。他发现不是无路可走的。因为文章中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说是工宣队要和学校里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这就是说知识分子中还有一部分积极分子。自己可不可以当个工宣队眼里的积极分子呢?他觉得是可能的。因为自己在运动中从来没有犯过“右倾”的错误。关键问题在于主动和工宣队领导靠拢,取得工宣队的信任。当他听到到文协来的工宣队指导员是马大海的时候,他心里的一块石头更是完全落了地。为什么?他认识马大海,他和马大海的儿子是同班同学,他曾经到他家里去玩过,他觉得自己和马大海靠拢是太容易了。只要自己在工宣队一进来的时候就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使马大海看出自己是毫无保留地支持工宣队的,这自然就会使马大海高高兴兴地“结合”自己了。于是,他满怀希望地走出了这第一步棋。还有第二步,要等马大海来了之后
  游若冰很容易地完成了自己分给自己的任务。“牛棚”里有的是各种各样的人才,书法家贾羡竹更是大显了一下身手。不到半天,标语、横幅就贴挂了满院子,真个是热气腾腾。游若冰在院子里视察一遍,又问问向南大批判专栏准备得怎么样了,听说两天内可以弄好,他更放心了:可以向段超群交差了。
  忙了一整天的游若冰,下班的时候,像教师下课一样拍拍衣服,他身上自然没有粉笔灰,是想拍掉心上的不自在。又是一天过去了,为谁辛苦为谁忙啊?他一步一摇地走到家里。现在,家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了。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他家里就不用保姆了。因为现在的事复杂,多一个人就多一分麻烦,还是自己动手,花点力气换点清闲,也是值得的。回到家里,他熟练地烧好饭菜,吃完,泡上一杯浓茶,往藤椅上一躺,闭目养神了。
  游若冰是很有一番养神练气功夫的。往常,只要他往藤椅上一躺,两眼一闭,就真的是心如止水、无波无纹了。可是这两年不行,常常“走神”。为了克服这个毛病,他把从《红楼梦》里看到的几句禅语不断地在嘴里念叨:“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多少有点“疗效”。今天,他又觉得心神不宁了。工宣队的事一直在脑子里翻腾。他要赶走这件叫人心烦的事,便又开始念禅语了:
  “菩提本无树……唉,为什么要派工宣队呢?难道我们这些人真的都成了资产阶级?工宣队进驻以后到底会出现什么局面呢?……明镜亦非台……明镜亦非台……我应该怎么对待工宣队呢?太热情,人家会不会说我拍马屁?不热情呢?又是对抗了吧?不即不离,不冷不热,行不行?……明镜亦非台!明镜,唉,明镜。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如雪。今天早上照镜子,发现自己的头发已经快要脱光,顶心上一块头皮光得发亮。老了!可是唯一的女儿却远在天边,自己身边没有一个伴啊!孤苦伶仃啊!……算了,算了!本来无一物,本来无一物呀……游云这孩子也真倔,从走到现在还没有给我写过信,用的,吃的,都能自己解决吗?……本来无一物……全靠孩子自己创业了。我对不起孩子!本来无一物……我对不起老伴!”
  唉,唉!实在念不下去了。心里乱得像团麻啊!没有办法,他只好把眼睛睁开,呷一口浓茶,点着一支香烟,慢悠悠地抽起来。
  游若冰为何不到外面去走动走动?他原来是喜欢串门谈山海经的。在他住的这座公寓大楼里,就有几家他经常来往的老朋友。老同事。五楼住着程思远和黄丹青夫妇,二楼往着贾羡竹和时之壁两家,过去哪天不跑上一次?可是现在,情况不同了。大家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谁还有心思下棋、品茶、叙家常?再说,他们都没“解放”,唯独游若冰“解放”了,好像有一条“界河”划在他们当中,来往也有通风报信之嫌,彼此更不愿意多来往了。现在只能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了,至于他人瓦上霜,别说“管”,看也不能多看的。于是,游若冰只能天天把自己关在家里,孤家寡人,冷暖自知。这样也好,的确省了不少麻烦。“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可怕的是心还在动,脑子还在动,因此也就会感到寂寞、孤单。闲茶闷酒无聊烟。可是,他有病,不能以酒浇愁。于是,便只能翻翻书了。今天既然养神不成,就翻一会书睡觉吧!看什么书呢?他现在什么书都不需要看。每天只要拿一本《毛主席语录》就行了。然而,不翻书又无法打发时光,就随便翻吧!他茫无目的地把书橱测览了一遍,竟无想看之书,只得闭起眼像抽签一样抽了一本。睁眼一看,是《资治通鉴》。倒霉!这类书有什么好看?越看脑子里的乱七八糟的东西越多。过去人家说“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依他看,老老少少都不应读史书。放回书橱上去吧!再抽一本。睁开眼再看:一本《明史》。《明史》他通读过的,明朝的“廷杖”给他留下可怕的印象。可是今天,唉,今天!比廷杖更加有辱人格的刑罚也在用啊!革命了几十年的老同志,在大庭广众之下腰弯九十度,或者跪着,大棒,皮带,一起往身上抡,有的还要互相打耳光!不比封建社会还封建吗?然而,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不对,又走神了,想这些不该想的问题干什么?都怪这本《明史》!不看,不看!这一橱都是这些扰乱人心的坏书!换一个书橱抽抽看。好!抽着了一本《聊斋志异》。这一本书与政治无关,不妨翻翻。他又重新在藤椅上躺下来,两眼看着书的封面。书面的设计倒不错,“聊斋志异”几个字写得很有精神。他想,我这个作家至今没写出什么像样的作品。要是也能写点笔记小品之类的东西也好呀,不妨就取名为《无聊斋志……》,“志”什么呢?无可志。对,就叫《无聊斋志无可志》。既真实又幽默。欣赏过了封面,便随手翻开书,翻到一页,是《画皮》。不看他也知道,是写一个妖怪,每天夜里给自己画一张好看的皮,以便装扮成美女骗人。以前看到这篇文章,感到阴森可怕。因为它诱使人们去猜疑自己的同伴:他的皮是真的还是假的?可是今天看到这个故事,他却另有新解了。他发现,画皮未必尽是坏事,问题在于为什么画皮。现在自己好像也在每天画皮,不过不是在夜里,而是在白天,不是想害人,而是防被害。这样的画皮不是情有可原吗?
  “今天这脑子怎么啦?”游若冰有点对自己生气了。“怎么尽开无轨电车,想来想去都是些不上路、不愉快的想法?算了,还是闭目养神吧!”于是,他把书拿在手里,眼睛又闭了起来。
  “老游在家吗?”一个女人的声音,接着一阵脚步声来到门外。游若冰睁开眼,他从那声音听出是黄丹青,文协的在外单位工作的党组成员。“她来干什么?这个时候来,人家不会怀疑是对付工宣队的地下串连吗?这个人,就是大大咧咧!”游若冰心里这样想,却还是去开了门,进来的不只是黄丹青,还有程思远。游若冰更担心了:“程思远还没‘解放’呢!”可是,尽管心里这样想,嘴里也只好表示欢迎:“稀客,稀客!坐,坐!”
  黄丹青是一个画家。她的脸也使人觉得好像是画出来的。倒不是特别美,而是因为她的两道眉毛很特别,又细又长,又弯弯的,好像是仔细描画过的。脸部轮廓线条柔和,五官端正。身材胖胖的。整个形象给人以温柔敦厚的感觉。可是人们的性格并不一定和他们的外部形象完全一致。黄丹青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你看,她来到游若冰家里,根本不理会游若冰的客套,便在游若冰旁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来,同时拉一张椅子放在自己旁边,让自己的丈夫坐下。她顺手拿起游若冰放在藤椅上的《聊斋志异》,看书签正好插在《画皮》那一页,便嘻嘻笑着说:“怎么啦,老游?研究画皮呀!我们这号人,恐怕再画也不美啰!一顶帽子一戴——走资派,还美得起来吗?”说罢,又是一阵哈哈大笑。这弄得游若冰十分尴尬,赶忙把书签抽掉,把书插回书架,然后再给二人泡茶。
  程思远和黄丹青的性格恰成鲜明的对照。他和黄丹青不一样,他是完全“表里一致”的。他的面貌轮廓十分鲜明,方方正正,有棱有角。一对金丝边眼镜的镜框也是方形的,使得两只眼睛显得特别深送有神。他坐在那里的姿势,也是方方正正,不歪不斜,更不会跷起二郎腿。所以从年轻的时候起,他就赢得了一个雅号——老夫子。他从进了游若冰的门,到坐下,到喝茶,还没有说过一句话,也没有露出一丝寒暄的笑容。他默默地坐着,忧心冲忡的样子,还不时地伸出右手的食指推推眼镜,其实,眼镜的镜架已经把鼻梁夹得很紧很紧。
  过去,游若冰很喜欢拿这一对夫妇开玩笑。说他们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可是这两年,见面说话的次数少了,玩笑自然也不开了。今天虽然对两个人的不同表现仍然感到有趣,但也不想开玩笑了。因为他想,他们现在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来,肯定有什么要紧的事。于是他坐在自己的藤椅上,把眼望着黄丹青说:“有事吧?”
  黄丹青笑笑说:“没事就不能来吗?随便聊聊(口拜)!思远和我都觉得心里闷呀!”
  “闷什么呢?船到桥头自然直。”游若冰慢吞吞地说。
  程思远似乎不满地看了游若冰一眼,又把眼镜推了几推,才说了一句话:“老游,你对工宣队进驻有什么想法?”
  “我吗?能有什么想法?欢迎!”游若冰不加思索地就回答出来。
  黄丹青的细眉毛往上挑了挑,鼻子里哼哼了一声:“怪不得把你给‘结合’了,原来你什么事都是一‘结’就‘合’啦!我可没有你那么进步,我有想法!”
  “噢?领教领教。”游若冰打着哈哈说。
  黄丹青不笑了。她认认真真地说:“老游,真有点想不通呢!我们这些人,原来不也是工农兵吗?思远除外,你和我都在革命部队里成为知识分子的。有错误,应该批,可是怎么一下子变成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了呢?批了斗了还不算,如今还派人来接管。你想过没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就叫‘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革命在深入发展,我们也就自然由革命动力变成革命对象了。有人接管是好事呀!无官一身轻!”游若冰仍然是一副无可无不可的样于。
  程思远皱皱眉头,他不喜欢游若冰这种不认真的态度。但他也只是再次推推眼镜,慢慢吞吞地说:“话可不能这样说。我现在身上无官职。我担心的是这一来文协又要乱成一锅粥,像去年吴畏他们来的时候那样。现在来的是老工人,自然不会胡来,可是毕竟不了解情况哇,要是……”
  不等程思远说完,游若冰就打断了他:“这就难以逆料了!反正相信党的决策是正确的就是了。至于其他,就非你我所能管的呷,老夫子!”游若冰说着就打了个哈欠,表明他要睡了。他实在觉得三个被罢了官的党组组员在一起谈这类问题是不妥当的。
  可是老夫子自有老夫子难对付的地方:固执。他要讲的话,非讲完不可。他对游若冰的哈欠只是闪闪眼睛,照旧把话继续说下去:
  “老游,我们很想提醒你一下,在领导工作中,该拿主意的还是得拿主意。老干部在‘三结合’中应该起个主导作用。”
  游若冰用近乎于怜悯的眼光看了程思远一眼,他觉得这位朋友太不识时务,迂得可怜!现在是什么时候,还“老干部”“老干部”的!所以他带点嘲笑的口吻说:“现在是生姜不一定老的辣了。不做辣姜做甜酱吧!”说了,咧嘴嘿嘿一笑,也不知是苦笑还是冷笑。
  黄丹青突然感到有点厌恶这个老朋友了。她有点心酸地说:“老游,我不怕人家在我们身上抹黑,我害怕我们自己把心上的红色,血里的红色都抹干净了呀!”
  游若冰的长眉毛抖动了一下,两只手也在藤椅里动了动,但立即又恢复平静,打着哈哈说:
  “真不愧是画家,爱谈色彩!可是有一种哲学家认为色彩也只是一种感觉,人的感觉变了,色彩自然也变了。你自己不承认,那只能说明你的感觉特别。是不是这样啊?”
  程思远也感到厌恶了,他也不能容忍游若冰对妻子的嘲弄,于是他又推了推眼镜,十分严肃地说:
  “老游,我们可不是闹剧里的丑角,专门插科打浑的!我们是不会为了取悦观众而随意变幻自己的脸相的。看来,我们这一代人要做悲剧人物了。可是只要活着,革命的热情和责任感就不能丢。”
  游若冰的眉毛又抖了几抖,迟钝地抬起眼皮,看了看程思远那张异常严肃的方方正正的脸,又闭上了眼睛。他再也打不出哈哈来了。他叹了一口气,把身体往藤椅上靠得更紧一些,两只手无力地拍打着椅子的扶手。嘴里喃喃地念叨着:“真有意思,真有意思!色彩,悲剧,现在这已经不是艺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了。真有意思
  程思远不可奈何地朝妻子看了一眼,黄丹青会意,便起身告辞说:“我们走了。今天晚上的话全当大风吹跑了吧!”游若冰正要起身送客,门口又有人敲门了。游若冰真烦死了。他不想开门,希望客人听不见动静就走掉。可是多事的黄丹青却走过去把门打开了。进来的又是一男一女,书法家贾羡竹和歌唱家时之壁。这一对人物的形象和性格也是个鲜明的对比。时之壁虽然因为声带坏了,早已改做行政工作,但艺术家的风度不减当年。总穿着挺括而合身的衣服,脸上的各个部分也都精心地修饰过,只是不像文化大革命以前让人一眼就看得出来。以前,她会在大庭广众之下掏出一面镜子顾影自怜,甚至大声地问人家:“今天我擦了一点粉,不难看吧?”贾羡竹就完全是另一种格调了。他的身体又瘦又小,像风干了似的,冯文峰曾经挖苦地送他一个绰号:“出土文物”。他的衣着总是拖拖沓沓,邋里邋遢。他说话走动都畏畏缩缩,好像一个患了强迫恐怖症的病人。他和时之壁是紧邻,常常一起到游若冰家里或程思远家里去玩。每当看到他们走在一起,程思远心里就会产生出一种滑稽的感觉,并且马上联想到莎士比亚戏剧里的女王和弄人的形象来。但是他从来没有开过这样的玩笑,觉得有伤忠厚。
  时之壁一见屋里站着程思远夫妇,便笑着对贾羡竹说:“我说不要来吧!人家正在开地下党组会!”贾羡竹已经感到尴尬了,经时之壁这么一说,更有几分害怕,他从眼镜后面翻动一下眼睛,用极不稳定的目光把游若冰、程思远、黄丹青扫了一遍,看看自己的到来是不是受到欢迎。
  游若冰了解这两个人的性格,他知道时之壁是无意的玩笑,贾羡竹却可能真正的疑心了。而贾羡竹这个人是靠不住的。于是,他连忙起身招呼说:“稀客,稀客。我正想去看你们呢!可是身体不好。老程他们也是来看我的病的。刚刚来。坐,一起坐吧。”他又泡上两杯热茶。
  时之壁笑嘻嘻地说:“我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呀!是老贾,说要写一份决心书。老贾,你说吧,我实在懒得说。”
  贾羡竹像听了女皇命令一样点点头,然后向游若冰谦卑地一笑,说:“游副主任,真不该打搅你。是这样,今天听到你在‘牛棚’的动员,我想了一下,觉得应该表个态,坚决服从工人阶级的领导。所以,我就和时之壁一起写了一份决心书,请你指正。”说着抖抖索索地把决心书交到游若冰手里。时之壁见游若冰接过决心书,便解嘲地说:“敲什么锣,唱什么戏。什么时候翘辫子了,也就可以永远下台了。”
  游若冰敷衍地把书写得工整漂亮的决心书用眼扫了一扫说:“很好,很好。应该表示一个态度。等工宣队来了,我替你们交上去就是。”说完,又打了一个哈欠。
  黄丹青实在不愿意坐下去了,她起身对时之壁、贾羡竹说:“你们再坐一会儿吧,我们要走了。”
  时之壁看到游若冰打哈欠,也马上拉拉贾羡竹说:“走,我去给你家春笋打针去!”贾羡竹本想多坐一会儿,可是看看时之壁的眼色,便点头称是,跟着大家一起走了。
  游若冰把四位客人送到门口,做了一个拱手礼的姿势,说声:“走好,走好!”便退进房内,把门关上,唯恐再有什么客人来。他照旧往藤椅上一躺,两腿一伸:“真累呀!”现在,他真正感到眼皮酸涩,要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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