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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卢文弟没有收到向南的信


  向南的信寄到静湖市梆子剧团的时候,卢文弟正在“百花剧场”挨斗,而且批斗会没有开完,她就被一群人绑架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
  原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卢文弟就被当作“黑线尖子”关进了“牛棚”。她把这事瞒着向南和段超群,因为怕连累这两个“造反派”朋友,更不想让朋友为自己担心。
  卢文弟怎么会成为“黑线尖子”的,她至今还不清楚。她算什么“尖子”啊?她,一个逃荒出来,被父母给了人家的女孩子,不过在党的培养下学会唱几出戏,受到观众的喜爱罢了。至于“黑线”,更谈不上了。的确,从小学到中学,到戏曲学校,领导上给她的评语中都有一条“政治不够开展”,但是,她是要全心全意唱好戏,报答人民的养育之恩的,只不过她不是感情外露的人,不喜欢把“决心”挂在嘴巴上罢了。可是人们却给她套上了“黑线尖子”的帽子,把她当做“牛鬼蛇神”。而且第一个把这顶帽子戴到她头上,把她轰进“牛棚”的,不是别人,却是她的丈夫姚如卉。这就更叫她不明白了。她曾经问过丈夫:“为什么给我戴这顶帽子?”丈夫笑笑说:“这帽子又不压人!戴戴有啥关系?你不是党员,又不当权,总不能叫你走资派吧?”卢文弟仍然不明白,但也不再问了。
  一年多的“牛棚”生活,对于文弟来说既简单,又复杂。简单的是挨批挨斗,可是,批到现在,她还是分不清“路线是非”,使文弟感到心神不定而又迷惑不解的是,本来她觉得十分了解和亲爱的人现在变得生疏了,或者难以理解了。这就是她的“牛棚”生活的复杂的一面。
  卢文弟觉得变化最大,而又最使她担心的是她的丈夫姚如卉。这一年多,如卉的变化有多大啊!卢文弟如今想起来,还像看变戏法一样难以理解。
  比如,姚如卉一夜之间从“老保”头头变成了“造反”头头。姚如卉本来是剧团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员,是坚决“保”卢文弟的。那时候,卢文弟的徒弟韦青青起来“造反”,贴卢文弟大字报,卢文弟和丈夫商量,是不是应该请求领导安排她作个检查,可是姚如卉坚决不同意。他对她说:“你要顶住,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这是怎样理解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你不记得五七年反右……”卢文弟不理解:“这和反右有什么关系?这是人家群众给咱们提意见呀!”姚如卉听了卢文弟的话,嘲笑地说:“难怪人家说你政治不开展!你真是不懂政治!五七年开始的时候,不也是号召提意见吗?提了以后呢?许多人被戴上右派的帽子!”卢文弟想想是有点道理,便又为自己的徒弟担心了:“提醒一下青青吧?”姚如卉更不同意:“钓鱼就是要鱼儿上钩,提醒她?笑话!韦青青要跳就让她跳好了!我早就看到她要犯错误了!你看她那个人主义!争演主角!她为啥想打倒你?演主角(口拜)!”卢文弟奇怪地问:“我看你平时对青青的印象还不错呀!”姚如卉的脸微微一红,但立即又有了解释:“那是为了搞好党群关系!我是党员……”
  在这一段时间里,随便韦青青他们怎么冲击,姚如卉的立场都十分坚定。他义正词严地对韦青青说:“我是共产党员,我只听党的!你们无权质问我!”气得韦青青举起拳头在他面前摇晃:“打倒保皇派姚如卉!”可是他只是鼻子哼了哼:“看看谁打倒谁罢!”
  到了一九六六年十月,《红旗》杂志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道上前进》发表以后,文革领导小组被冲垮了。当天晚上,姚如卉回到家里,又是叹气,又是发牢骚,好像吃了什么大亏一样。卢文弟劝他说:“别烦恼了!不当官更好。就让造反派去干吧!”他哭丧着脸说:“光是不当官吗?还要挨批!”卢文弟笑笑说:“批就批吧,批够了就不批了。”姚如卉有些气恼了,顶她说:“你知道批到什么时候算个够?你没看现在的风向和潮流?造反派说不定要成气候了!”卢文弟淡然地说:“成气候就让他们成气候吧!我们只要老老实实工作就是了!”姚如卉对妻子的态度几乎要冒火了:“工作?你还想干什么工作?韦青青当了头头,你还能演穆桂英?龙套也不会让你跑!你要给淘汰了。”卢文弟不大相信,可也不想和丈夫争论,便不经心地说:“淘汰就淘汰吧!”
  “不!我不能叫他们淘汰!我是党员!我有技术!我不应该被淘汰!你也不应该被淘汰!”姚如卉突然歇斯底里地说。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卢文弟不解地问。
  “我们也造反!造反!”姚如齐拉着妻子的手热烈地说。
  “不行,我当不了造反派!”卢文弟为难地说。
  “这有什么难的?炮轰支部,炮轰团长!还有:滚滚滚,滚他妈的蛋!我可以比韦青青做的还革命!”姚如卉仍然像是发歇斯底g。
  卢文弟以为丈夫说气话,便体贴地说:“算了,别生气了。早点休息。明天人家还要批判你的资反路线哩!”
  姚如卉突然变得认真了,他咬住牙说:“明天,我要自己解放自己!叫他们不好批我!”
  卢文弟不相信:“你有什么本事?”
  姚如卉诡秘地一笑:“你看嘛!”
  第二天开批判会的时候,卢文弟真担心丈夫会闹出什么意外来。可是出乎她的意料之外,姚如卉的态度非常老实。开会的时间还没到,他就弯腰低头地站在被告席上了。韦青青左一个“老保”右一个“老保”地骂他,他也都点头承认。揭发批判发言告一段落,要他交代问题的时候,他捶胸顿足,泣不成声。哭了好久,他才说出一句话来:“我有罪!我对不起党,对不起群众,我该批!我该批!”这行为使会上的人都愣住了,这哪里是“钢杆老保”姚如卉呢?韦青青看着姚如卉漂亮的脸蛋上涕泪横流,也不禁想起他平日待自己的好处来,心肠和嗓门一起软了下来。她对他说:“只要你反戈一击、戴罪立功,我们还是欢迎你的!”姚如卉听了这句话,像听了大赦令一样感动地看着韦青青,把韦青青看得面红耳热。姚如卉开始交代了。他有头有尾、详详细细地交代了文革领导小组是怎样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他谈了文革小组对革命群众进行“内部排队”的情况,并一个一个地报出被“内定”为“右派”的群众名单。这一来,会场顿时像开了锅一样地闹起来了!激怒的群众一个个涌到支部书记面前……姚如卉被人们遗忘了!他看着这个场面,好像导演看着自己导演成功的戏剧一样心里感到高兴!他还要把戏推向高潮!只见他突然窜到主席台上,拿过韦青青面前的话筒,大声疾呼:“同志们!我要造反!我请求参加造反派!我愿意在韦青青领导的造反队里做一名普通战士!这里,我还要坦白自己的一个错误,就是我包庇我的妻子、黑线尖子卢文弟!今天,我要造她的反!我要和大家一起批判她的罪行!
  从这一天起,姚如卉成了“造反派”,这变化简直像一篇神话。卢文弟实在难以接受。晚上回家,她坐着生闷气,不理睬丈夫。可是姚如卉又为她解开了思想疙瘩:“这是党的号召,这是大势所趋!我炮轰你,正是为了要保住你。你要理解我的苦肉计呀!”卢文弟有什么好说的呢?在政治上,她一向听他的,认为他的理论水平高,又是党员……
  姚如卉很快变成了造反队的骨干,韦青青的参谋。韦青青走到哪里,都带着这个参谋。这样,就产生了新的问题:造反队里有人认为,造反队的领导权被老保头子姚如卉篡夺了,并由此出现了互相对立的两派,姚如卉便由此一跃成为一派的头头、韦青青的“副司令”了。
  姚如卉成了韦青青的“亲密战友”,两个人形影不离,以致于连晚上也不回家了。闲话出来了。人们风传,这两位男女司令成了“战地鸳鸯”啦!风声终于传到卢文弟耳朵里。她不相信丈夫会对自己不忠实,也不相信韦青青生活上会有什么越轨行为,只是她认为他们的确应该检点一点。她偷偷地劝姚如卉:“不为你自己想,也为青青想想吧!她还是个没订亲的姑娘呀!”可是姚如卉听了,总是亲切地捏着妻子的手说:“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青青是你的徒弟,也就是我的徒弟,师徒如父子啊,你相信我会干那种事?再说,我又有你这样美丽、温柔的妻子……”卢文弟又能说什么呢?只好一切由他吧!
  卢文弟就这样过了一年多。这里的酸辣苦甜,她怎么能对自己的朋友说呢?她只好把这一切深深地埋藏在心里。在给向南的信里,她很少提到姚如卉,因为她说不清楚他现在是好还是不好。她只希望早日结束这样动荡不安的日子,把她从“牛棚”里“解放”出来,让她再好好为观众演几出好戏。
  可是想不到,一九六八年年初以来,“造反派”对她的批判斗争突然加剧了。常常是天天有“场”,有时候还要“赶场”。为什么呢?从大字报里知道,两派在围绕着对于她的态度打派仗。两派都说对方“保”她,都要表明自己坚决要打倒她,于是她就倒霉了。卢文弟不知道,还有一个大字报上没有透露的原因,是两派在争夺一个位置——静湖市文化局革委会常委。姚如卉的条件比对方的候选人好:出身好,业务好,造反也是早的。可是对立派提出一条有力的反对理由:姚如卉是卢文弟的丈夫,谁知道他们夫妻有没有划清界限?姚如卉为了用事实证明是真“造反”,自然要不断地批判卢文弟了。
  离文化局革委会成立的日子越近,卢文弟挨批的次数便越多,范围也越来越大。向南的信寄到的那天,已经发展到召开全市性的批判大会,而且一天就批了两场!上午是姚如卉对立的一派批她,下午便是姚如卉、韦青青一派批她了。
  在韦青青听到对方要召开全市性大会批判卢文弟的时候,她焦急地把姚如卉找到自己跟前:“你和卢文弟真的这么难分难舍,不能划清界线?”语气中带着无限哀怨。这声音是颇能打动姚如卉的,因为他和这位“亲密战友”的“革命感情”已经是十分深厚了。不止一次,他产生了错觉:好像韦青青就是他的妻子。当然罗,这种错觉有时也产生了不良后果……所以,一听韦青青话里含着哀怨,他立即指天发誓:“我就这么没有觉悟?留恋这个黑线尖子!我的心你还不知道?”
  “那就拿出实际行动来!明天下午咱们也开全市性的批判大会,你主持,还要当众揭发!”韦青青半是命令半是撒娇地说。
  “这……太仓促了吧?”姚如卉有点犹豫。
  “随你!要卢文弟也可以,把常委让出去就是!”韦青青发脾气了!
  “好吧!为了革命,也为了你,我同意。你去刷海报。我回家去逼她交代一点材料,当面揭发!”姚如卉终于下了决心,韦青青无限温情地笑了。
  姚如卉这天晚上回到家里。不过,他不是要从卢文弟那里逼什么材料,而是想给卢文弟通个信,叫她在会上配合他。他知道,卢文弟这人吃软的,只要你求她,她什么都会答应。所以,一进家,他满面春风,根本不提什么批判会的事。卢文弟正在给他结一件毛衣。她一见他,就放下毛线,给他去烧洗澡水。她把水烧好,端进里屋,放好毛巾,自己才重新在外屋里坐定,拿起毛线。
  姚如卉浸在热水里,想着今天答应了韦青青的话,心里不免又有点后悔。文弟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妻子!跟她走在一起,谁不对他投来羡慕的眼光啊!她的美是无法描绘的,面目和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好看,而且各个部分又那么谐调。她又是多么温柔啊!像今天晚上这样的事,韦青青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替他做的。韦青青像个女皇一样,要他服侍,自己哪能听这个女人的摆布?过去,他也曾对韦青青表示过温柔,可那不过是一种逢场作戏罢了。正像张生对红娘那样:“若与你多情小姐共罗帐,怎忍心叫你叠被铺床?”韦青青不过是卢文弟的侍陪而已。现在,他迁就她,自然也有被她的姿色所诱惑的成分,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他们在政治上利害一致。感情上的苟且为的是政治上的结合。就这么回事儿!韦青青哪里懂得这一点?她一心等着做他的妻子哩!不行,不行,自己还是得三思而行,对卢文弟是不能轻易放手的!谁知道将来她们两个哪一个更有前途?
  这么多天来,卢文弟每天从剧团挨了批斗回到家里,只是一个人坐着,没有家庭的温暖,没有亲人的抚慰,她只有把所有的毛线衣拆了结,结了拆,今天翻这个花样,明天学那种针法,一本《毛线编织法》也让她翻破了。今晚,她听着丈夫在枕边的热情的话语,好像三九严寒已经过去,到了冰融雪消的阳春季节了。她贴着丈夫耳边轻柔地说:“如卉,只要你能经常来家,我就心满意足了。批呀,斗呀,我全不怕。我就怕……”“怕什么呢?”姚如卉把脸转过来正对着妻子的脸问。“怕孤独啊!这些日子,我一个人……”卢文弟说着,就流下眼泪。姚如卉竟然感到鼻子也有点发酸!他揉揉鼻子,落下两滴眼泪来。他从妻子头下抽出手臂,平躺在床上,叹了一口气。
  “叹什么气呢?遇到什么为难的事了吗?”卢文弟体贴地问。
  “明天又要批判你了,他们没有通知你吗?”他问。
  “不通知,我也知道,海报贴的到处都是。你别为我担心,我惯了。大会斗,小会斗,反正是挨斗,都一样。怕什么呢?”文弟安慰着丈夫。
  “下午还要斗呢!”他说。
  “是吗?”文弟也并不吃惊。
  “是我们这一派斗你。他们逼着我和你划清界线,要我发言呢!”他说。
  卢文弟不说话了。姚如卉在会上批判她,已经有好几次了。但那都是单位内部的批判会。她体谅他,他不得不如此啊!可是明天是全市性的大会,他要在各行各业的人们面前指着自己的鼻子批判自己,让全市十万人都知道这件事,她的感情还是受不了的。而且她为他难过,他被逼得多么厉害啊!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他是一个党员,能不和她这个“黑线尖子”斗争吗?文化大革命是党的号召啊!斗吧,就让他斗吧!她往丈夫身边靠了靠,体贴地说:“如卉,你别难过。我能受住。”
  “你真好,文弟。”姚如卉抱住了妻子,提出要求说:
  “我揭发你什么,你就承认什么,不要顶啊!”
  “你揭发我什么呢?”卢文弟问。
  “这你别管。我想揭什么就揭什么,反正没有关系。你只管承认就是。”姚如卉说。
  “你不会说我没有的事吧?没有的事也能承认吗?”她认真地问。
  “管它什么有没有?你都承认!承认了以后再翻案么!”姚如卉满不在乎地说。
  卢文弟又摇摇头:“不,这我做不出来,我不会说谎。”
  “那你要吃苦的!”姚如卉不耐烦地说。
  “你为什么要揭发没有的事情呢?”卢文弟不解地问。
  “你一点也不懂政治!我不揭你几条严重的罪行,人家能相信我么?”姚如卉觉得妻子在政治上太不理解自己了,与韦青青相比,真是差远了。但是他还想说服她,便又握住她的手说:“好文弟,这都是为了你。我进了文化局革委会,你就可以‘解放’了!”
  “啊?”卢文弟吃惊了。她从丈夫手里抽出自己的手,固执地说:“不,如卉,我更不会为了这个去说谎。我求你,不要去争官做。”
  “争官?为革命而掌权有什么不好?搞政治运动,就是……”他看了妻子吃惊的脸,把话咽住了。他下面要说的是,“搞政治运动,就是大人物争权,小人物争路。”而像他这样的人物既要争路也要争权。有权才有路。他想如果把这些话说出来更会把文弟吓一跳,于是缓和了语气说:“好文弟,为了我们的爱情,你答应我……”
  不料文弟仍然固执地说:“不,我做不出来。”
  姚如卉生气地推开妻子说:“那你就永远在‘牛棚’里呆着吧!我救不了你。你既然不为我想,我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这声音里充满了怨恨,卢文弟不由得仔细看了丈夫一眼。啊!那眼神也是冰冷可怕的。卢文弟觉得心里一寒,往日的忧虑又重新勾起,于是她默默地坐了起来,重新穿好衣服,下了床。她觉得眼前这个姚如卉对自己来说,确实已经是相当陌生了。
  她认识他,是十年前的事。那时候,她刚刚分配到梆子剧团做本要演员,他已经是团里的作曲了。他告诉她,他是一个流浪艺人的孩子,从小跟着父亲到处卖唱,学会了拉弦子和编曲子。以后,父亲年老力衰,唱不动了,就由他一个人到处奔波,今天和这个戏班子搭一伙,明天给那个艺人帮个腔,混点钱养活父母。幸亏解放了,他进了一个国营剧团,从乐队的普通队员,成了个作曲。“总算熬出来了!”他对她说,“从今以后只想在艺术上多作点贡献报答党的恩情了!”她同情他的身世,更为他的热烈追求所打动。她嫁给了他。婚后几年的生活,他们倒是和和睦睦。她虽然是名演员,对他却克尽妇道,按照中国传统的礼法去做他的妻子。他呢,也总是像捧着一件宝贝一样地捧着她,平时对她只有一点批评,那就是他认为她太不了解社会,不了解人,不会做人。但是,每一次他都宽宏地对她说:“好吧,好吧,你只管唱戏,为人嘛,就由我来安排。”于是,她也就迁就他,依从他。可是今天,她突然发现,他好像把她当一件商品,她在他眼里的价值,随着市场上的行情涨落……她真正感到一阵透骨的寒意啊!
  “想什么呀,文弟?让我们好好亲一亲吧!”姚如卉也从床上爬下来了,站在她的身后,两手抚着她的肩头。她打了个寒颤,推开他的手,小声答了一句:“不,如卉,我身上不舒服。”
  姚如奔悻悻地走了,一句话也没有说。
  “百花剧场”坐落在静湖边上。这就是卢文弟他们经常演出的剧场,也是静湖市最大的一个剧场。这天一早,卢文弟就被带到这里等待挨斗。现在上午的一场已经结束,人们都回家吃饭去了,她被看押着准备下午再挨斗。
  下午一场开始,卢文弟被四个年轻的小伙子推操着上了台。高坐在主席台上指挥这场批斗的是姚如卉和韦青青。不知道为什么,卢文弟一到台上就抬着头朝主席台上望了望,目光正和姚如卉的相遇。只听见姚如卉大喝一声:“低下头,不准东张西望!”她还没有来得及分辨这一句话的含义,头就被接下触到了地板。
  她听见姚如卉宣布开会。她听见韦青青领呼口号。接着,揭发批判开始。第一个发言的就是姚如卉。
  “(口欧)——(口欧)——姚如卉斗争卢文弟啰!”
  “是真的还是假的?啊?”
  “假批判,真包庇!”
  姚如卉还没有开始发言,台下就一片喊声,显然是对立的一派在捣乱。韦青青气呼呼地握住话筒,大声说:“不准破坏革命的大批判!真革命假革命,不听宣言看行动,姚如卉,讲!”会场的哄闹声小了一些,姚如卉开始讲话了。卢文弟注意地听:
  “大家只知道我和卢文弟是夫妻!可是你们哪里知道,我和她本来就是两条路线上的人?她是大演员,我是小作曲。在团里,我为她服务,在家里我做她的奴隶!”姚如卉的声音很激愤,卢文弟不由得又想抬头看看,可是刚刚动一动,又被接到地板上。
  “揭发事实,不要作戏!”台下又有人叫了。
  “当然有事实!铁一般的事实!”姚如卉突然提高了声音,雄辩地说。“今天,我不想多说,只揭一条:卢文弟反对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毛主席万岁!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韦青青及时地领呼口号予以配合。
  姚如卉接着发言: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毛主席下达了关于文学艺术的一个指示,指示戏剧舞台至今是死人统治着。卢文弟在家里发牢骚说:‘这话不对!我们也演过现代戏!死人又为什么不能演?这次下乡,我照样演老戏!’”
  “卢文弟反对毛主席罪该万死!卢文弟必须低头认罪!”又是口号声。
  “卢文弟,你老实交代,为什么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
  卢文弟听见姚如卉就站在自己面前说话。她想看看他。但是她的头发被揪住,头被拎起来,一道闪光耀得她睁不开眼,她知道,这是在拍照。等眼睁开,她看见姚如卉正站在她对面抓住她的头发。他的一对灰黑的眼珠死死盯着她,既有威吓,又有恳求。她朝他冷然一笑。“拍”,又是一道闪光,有人拍下了这个镜头。姚如卉发怒了,他声嘶力竭地叫喊:“你笑什么?你到底认罪不认罪?说!”
  卢文弟把嘴对着话筒,缓缓地说:“毛主席的这个批示,我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才知道。”
  “嘘——”会场哗然了。对立的一派和自己的一派一起起哄了:
  “卢文弟不投降,就叫她灭亡!”
  “卢文弟反对毛主席罪该万死!”
  卢文弟被姚如卉按住跪在毛主席像前。
  “不要演戏了!姚如卉包庇卢文弟!两个人唱双簧!”
  “姚如卉,揍卢文弟!揍她,揍她!”
  “不许打人!要文斗不要武斗!”
  会场翻滚起来。卢文弟完全呆住了。她真不知道这些人想干什么,难道我卢文弟真的这么可恨吗?她又把脸转向姚如卉,想看看他现在是个什么样子。她看到一副可怕的面孔。姚如卉眼里充满惊恐和慌乱。他咬咬牙,又闭闭眼,一只手更用力地抓住她的头发,那一只手高高扬起,在卢文弟脸上打了两记耳光。同时,他向台下尖叫:“忠不忠,看行动。今天,我当着全市人民的面前宣布,我和卢文弟离婚了!”
  “好啊!打得好!再来!”台下又是一阵怪叫。
  卢文弟眼睛一黑,昏倒在台上。
  “起来,起来!不许装死!”台下仍然起哄。台上也乱成一团。突然,六七个身强力壮的青年小伙子嚷嚷着跳到台上!“装死!装死!”他们这样叫着,推开姚如卉和围着卢文弟的几个人,架起卢文弟,一阵旋风似的从后台出去了。当人们清醒过来的时候,不由得大喊着:“绑架,绑架!卢文弟被绑架了!”人们嚷嚷着从门口、窗口拥到剧场外面,卢文弟已经无影无踪!
  从此,卢文弟就没有回到剧团。静湖的马路上贴满了梆子剧团的“通缉令”,也仍然无影无踪。于是两派互相贴大字报指责,都说对方绑架了卢文弟,破坏运动。
  卢文弟哪里去了呢?不知道。向南的那封信落在那天留在剧团值班的一位老演员的手里,她替她收藏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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