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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惊蛰　　　丁丁、责任、商机、摸索

　　家里其实只剩下继母和我，老实说，在这一生中，我最怕面对的就是我的继母。她是一个正常而平凡的女人，在与我父亲结婚以前，已守寡多年。据我的判断，她嫁给父亲的主要原因，是要把她的儿子送出国读书，以便老来有靠。
　　他儿子从生父姓马，年纪比我约大四岁，在我读大三那年，他也搬来家中。因为他学的是物理，我恰好也有一些物理上的问题，便常常向他请教，我们之间相处得很好。
　　他也喜欢古典音乐，而且有一套很好的音响。我告诉他，父亲不许我听音乐。他则鼓起如簧之舌，向父亲灌输音乐能陶冶性情的理论，还找了一篇报导贝多芬的事给父亲看。父亲最喜欢看书，来台湾后，因为薪资有限，买不起书，只好剪贴报纸，并装订成册（在他去世时，已经完成了一百多册）。在父亲的观念中，只要是报上刊登的，一定有价值，连生了病也去查剪报资料，自我治疗。
　　父亲看了有关贝多芬的报导后，便不再反对我们放唱片。有时，我们正在凝神倾听，他会走过来，也听一阵子，然后点点头，对马大哥说：
　　“是贝多芬吧？”
　　马大哥的父亲是军人，抗日时不幸阵亡，母亲任职政工，从小就把他送进遗族学校，很少享受到天伦之乐。大学毕业于中正理工学院，后来又在清华核子研究所读硕士。他受限于军人身份，虽然成绩优秀，却无法出国深造。父亲动用了很多关系，费尽心力才打通了关节，让他去德国，专攻激光。
　　在我毕业前，允许马大哥出国的公文核淮下来了，他打算到高雄去向几位父执辈辞行，并邀我同往。我们一起去玩了几天，住在他的朋友家。无意间，我发现了一位很特殊的女孩“丁丁”，她与马大哥从小一起长大，约有十七、八岁，当时在屏东师范读书。
　　那是一个阴霾的下午，一伙大约有十多个人，同去西子湾游玩。在回程中，我们坐在拥挤的公车上，由于风浪骤起，一个高约丈许的浪头，突然由海堤外扑进窗内。车里人人争相走避，一阵大乱，我被挤到车尾，压在人堆之下。
　　好不容易挣扎着站起来，一眼看到那大浪冲进来的窗口旁，有个孤单瘦小的人影，全身都湿透了，犹自稳稳地坐着，一动也不动，彷佛根本没有发生什么事。
　　我仔细一看，竟是丁丁，当下不及思考，立刻拿了条大毛巾，跨过东倒西歪的人群，披在她的肩上。她仍然静静的，两眼望着前方，如同梦呓一般地说：
　　“朱大哥，我的头发湿了没有？”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看她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又勇敢得大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气概，却说出这样飘渺出尘的禅话。那一剎，在我的印象里，立刻塑造出了一个清新超凡的偶像。曾有一段时间内，我情不由己，仰慕不止。
　　经过这次的事件后，我便偷偷地观察她，发现她年纪虽然不大，却稳重娴淑，在家中俨然一副大姐姐的风范。她还有两个顽皮的弟弟、一个活泼美丽的妹妹。只要一听到她那温和又具威严的声音，便是天塌下来，也化为平和。
　　第一个进入我脑中的念头，就是娥姐那含糊不清的印象。撇开了时空的差异，我简直感觉不出她们俩个有什么分别。
　　直到回到台北，我才知道马大哥这次南下是专程去看丁丁，本来打算与她订婚。但是见了面后，又觉得她年纪太小，心里犹豫不决。
　　我很欣赏丁丁，也觉得他们相配，很想促成这段良缘，以满足自己的私心。经过一番考虑，我便写了封信给她，说了很多马大哥的好话，并劝她主动与马大哥联络。以后我们便经常通信，话题无不绕着马大哥转。
　　在我服兵役时，他们终于订了婚，马大哥也去了德国。

　　记得当我辞去了花莲的教职，返回台北后，有一天，我正要出门，继母把我叫住，她很愉快地说：
　　“你马大哥要结婚了，你知道吧？”
　　马大哥还在德国，难道丁丁也去了不成？平常我尽量避免与继母聊天，一来我不喜欢谈家务事，最怕别人抱怨这个、批评那个。二来她的思路很乱，各种不同的主题，时空颠倒的夹杂在一起，令人听来毫无头绪。可是我很关心他们俩的婚事，便问道：
　　“是马大哥回来，还是丁丁要去德国？”
　　“什么丁丁？马大哥女朋友多得很，根本就不喜欢她。”
　　糟了，怎么会演变到这个地步呢？那岂不是我害了丁丁吗？我又问：
　　“那么马大哥要跟谁结婚呢？”
　　“一个德国女人。”
　　“丁丁知道吗？”
　　“你知道德国女人有多坏吗？她不许马大哥回来。”她要表达意见时，都不管别人的看法，也听不见别人说的话。她忿忿不平地，点了根香烟，狠狠地抽上一口，继续说：
　　“这怎么可以？我辛辛苦苦把他养大，弄他出国，结果却便宜了德国人！”
　　“不会的，马大哥不是那种人，他会回来的。”
　　“是呀，等他回来，我叫他再讨一个中国老婆。”
　　我知道无法跟她讲理，为了早点脱身，不能这样扯下去，便说:
　　“他拿到博士了吧？”
　　“台湾女人多的是，蓉蓉还在等他哩，你马大哥要跟丁丁订婚时，我就反对。”她只是要一个听众，好发泄心里的郁闷：“丁丁有狐臭，你知道吧？”
　　“不可能吧，我们在一起玩了好几天。”
　　“她搽了药！她妈妈就有。你马大哥是博士，又是留学德国的，丁丁哪点配？”
　　我没有搭腔，只想找机会开溜。她又抽了口烟，突然说：
　　“对呀！丁丁可以嫁给你呀，你爸爸很喜欢她哩！”
　　“不，不，丁丁喜欢的又不是我。”
　　“这样你就可以帮马大哥解除婚约呀，丁丁结了婚，马大哥就可以回来了……”她说了一半，觉得不妥，停了一会，又说：
　　“你放心，那个德国女人很爱干净，我才不会跟他们住在一起哩！我还是跟你们住，我最喜欢丁丁，从小就把她当作自己亲生的女儿一样。你们有了小孩，我这个老太婆还可以帮帮忙、照顾照顾。你看，我把你马大哥照顾得多好，受到最好的教育，成为人人尊重的科学家。”
　　“妈，我今天有点事，要早些出去，这些等我回来再谈吧。”我心中感慨万分，怎么会弄到这个地步？实在听不下去，只好直截了当地说明。
　　“是呀，你爸爸就把我关在家里，哪里都不许去，他又老，又没有钱。嫁给他，我的退休金也牺牲了，以前辛辛苦苦存的一些钱，也被你爸爸用光了。他还在想阿香哩！有一天我骂了他一顿，哼！他对别人很凶，可是就怕我。他就喜欢女人，他喜欢你妹妹，不喜欢你。我常说他，像你这样好的儿子，比马大哥也差不太多，到哪里找去？”
　　“妈！我要走了。”这种话匣一开，就永远没完没了。
　　“你也该结婚了，你爸爸也老了，将来生活怎么办？靠谁呢？你马大哥不会回来了，你又不肯教书，结了婚才会定下来……我们家这栋房子，将来还不都是你的？我也不会留给你马大哥。丁丁那样好的女孩子，比宫家的那个漂亮得多，又是自己人。”
　　这次我看走了眼，她绕了半天弯子，终于图穷匕现。假如马大哥真的不肯回来，而我又不务正业，她怎能不为未来的生活担忧？
　　“妈，您放心，我一定会照顾您跟爸爸的。”
　　“我早就知道，你比马大哥好得多，你假如不喜欢丁丁，蓉蓉也不错呀，我负责给你去说媒。只是不要去找宫家那个女孩子，她家人太多了，将来都要靠你养！”
　　“我结婚的事先别急，马大哥什么时候结婚呢？”
　　“就在下个月，市长要给他们证婚哩，还有电视记者采访，因为你马大哥学问好，人品也好，所以德国政府不让他走。”
　　“既然已经决定了，丁丁知不知道呢？”
　　“管她知不知道？马大哥一点都不喜欢她，你想想，她只是师范毕业的，个子又矮，长得又丑，一点都配不上你马大哥。”她的判断永远随着情绪起伏。
　　“那为什么当初马大哥要订婚呢？”虽然那只是她的片面之词，但她口口声声咬定马大哥不喜欢她，我忍不住反问了一句。
　　“因为马大哥要出国呀，他是军人身份，按照规定一定要有亲人在台湾才行。我又改嫁了，所以至少要订了婚才能出去。”
　　我恍然大悟，突然之间，丁丁那副楚楚可怜，却又勇敢坚强的神态，跃入了眼帘。为什么我要多管闲事呢？一个纯洁可爱的少女，就因为我的愚昧无知以及一点不切实际的私心，竟然将她牺牲了！今后她的岁月，将是多么的难堪？
　　错已铸成，其罪在我，何况丁丁很值得怜爱，果真能够与她结婚，的确可以解决很多棘手的问题。至于她愿不愿意嫁给我，我不试试又怎能知道？我所有的希望，是不要再让她受到伤害。
　　“妈，我愿意与丁丁结婚。”我想到这，话已冲口而出。
　　“好，这样你马大哥回来就不怕人说话了，我马上帮你求婚去。”
　　晚上等我办完事回家，父亲正在客厅与继母争论，一见我回来，他便回卧室去了。继母一肚子不高兴，扳着脸对我说：
　　“哪有这种道理？你们父子俩一起来欺负我？丁丁明明是你马大哥的未婚妻，你却趁马大哥不在，想抢他的老婆！”
　　“妈！不是你要我和她结婚的吗？”我被她说得一头雾水。
　　“天下哪有这种事？你马大哥回来就可以娶她……”
　　“你明明说马大哥要和德国女人结婚，而且不打算回来。就是今天下午，才过了几个钟头，难道是我听错了？”
　　“我只是猜的，假如你马大哥回来了怎么办？丁丁还可以嫁给他呀！讨两个老婆又有什么不可以？你爸爸还讨了四个哩！”
　　我忍无可忍，说：
　　“您不是说马大哥女朋友多得很吗？蓉蓉还在等着他哩！丁丁又丑又矮，又有狐臭，您一直反对他们结婚，为什么马上就变了呢？”
　　“我变了什么？是你马大哥长大了，不听我这个娘的话，我有什么办法？刚刚我才知道蓉蓉也要结婚了，害我白疼了她一场。现在的儿女没有一个好的，不像我当年，对父母百依百顺，哪里有结婚还可以自己作主的？”
　　“那这与爸爸有什么关系呢？”
　　“你爸爸一听说你马大哥要讨个德国老婆，就想把丁丁给你做媳妇！哼！想得倒好！你马大哥还没回来哩！丁丁明明白白是你马大哥的未婚妻，你们父子俩都不存好心……”她越想越气，气起来常常口不择言。
　　我早已习惯了她的风风雨雨，马上收线：
　　“妈！算我听错了，下午说的话不算，您总没有告诉丁丁吧？”
　　“我怎么会那样傻？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放心吧，我这就写信去德国，如果马大哥真的不回来，我再去帮你讲。”
　　过了几天，继母又找我聊天，她劈口就说：
　　“丁丁的妹妹现在长得好漂亮，你想不想跟她结婚？”
　　我知道她在利用政工的那套手段，想把我拉住，可是怎么能把婚姻拿来做排列组合游戏呢？除了丁丁，就是她妹妹，好象天下就这俩个女人。
　　“我还没有事业，考虑结婚太早了。”
　　“你不晓得，你爸爸其实很关心你的，他告诉我，只要你结婚，他可以介绍你到台北邮政局去做事。”
　　“我要自己找工作。”
　　“不要傻，邮政局是金饭碗呀，只要你爸爸一句话，多大的好事！”
　　“可是，这与丁丁的妹妹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我常对你爸爸说，你太善良了，你爸爸老是骂你，说你不好……”
　　“妈，以后再谈吧，我还有事。”我知道一扯下去，就没完没了。
　　“我知道你最喜欢马大哥了，是我把他教得好，所以才有今天。听我的话，你去把她妹妹讨来，我们就变成亲家了。成了亲家，我就可以叫丁丁等你马大哥，等到马大哥回来的时候，只要你马大哥愿意，就可以和她结婚。”
　　原来如此，我不便反驳，只好借故走了。
　　过了不久，有一天，当我回家时，看到丁丁的双亲坐在客厅，气氛非常凝重。我心中有愧，只问了安，便找个理由溜掉。至于他们谈些什么，猜也能猜到，结果更不必问了。我也有个私心，不论继母作为如何，只要父亲对她满意，做儿子的就少了很多压力。至于外人怎么想，我管不到，也不便多管，究竟人间的悲剧已经看得够多了。
　　在没有社会福利制度的国家，养儿育女是唯一的“老年保险”，否则老来既无谋生能力，又没有生活保障，那种惨状可想而知。我一点都不怪她，换了别人，或许手段有所不同，结果恐怕仍然一样。
　　在我决定出国之后，由于这件事令我良心难安，便特地到屏东师专去了一趟，想向她澄清这段公案。此外，对她认识越深，我也越是心仪，所以希望能再见她一面。那个夜里露宿公园，体验了一次流浪的前奏。第二天早上到了学校，心中怀着非常矛盾而又凄凉的感受。看着她瘦弱的身影，姗姗而来，姗姗而去。我完全记不得我们谈话的内容，只有她那身雪白的上衣、黑色的长裙，脸上含着幽幽愁思的印象，在脑海中始终挥之不去。

　　现在，父亲去了，养家的责任突然临到我头上，偏偏我又很怕与继母相处。再说，我的目标还不知道在哪里，绝不甘心放弃多年的努力。马大哥并没有回来，我能奉养她多久呢？三年五年还勉强可以，再下去，我一定会疯掉。
　　盘算了很久，我决定先赚些钱，全部留下来供她养老，以便买回我的自由。
　　不久，马大哥与德国女人结了婚，也决定不再回来，而丁丁一家人都搬到台北来了。继母又提起婚事，还一再怨我只想出国，不负责任。
　　历练了一段时间，我应该成熟了，为了偿还过去无知所造成的错误，我必须面对现实，至少应该了解一下她的近况。
　　我找到丁丁，在她家门口，仅仅交谈了几分钟，她很平静地说，不久将去美国结婚，对方是一位立法委员的儿子。谁都没有谈及过去，太遥远了，也太残酷了。她看来很憔悴，不到二十岁的芳龄，青春便遗弃在那遥远的回忆里。
　　我不能再唤起那理应埋藏的过去，在彼此的祝福声中，我怀着内疚离去。这件事我实在不能原谅自己，今后且用行动来作最明确地忏悔吧。
　　父亲是在陈诚副总统去世后退休的，退休后赋闲在家。据说当父亲在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任秘书长时，每个月的办公室特支费，全被继母设法领用了。此事人人皆知，只有父亲一个人被蒙在鼓里。继母拿了钱，在外放高利贷，经常需要周转，所以天天怂恿父亲利用各种关系去做生意。
　　继母找了一批人，由父亲出面，开了一家“怀远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姓向，他能言会道，不知用什么手段拿到了一份租约，想藉之做无本生意。
　　当时发生了一件轰动台湾的大案子，那就是台北有一家信用合作社的负责人林聚元，倒了数亿台币，因此全部财产皆被法院查封。向先生神通广大，竟在查封的前夕，把位于南港的“林聚元塑料厂”租了下来，以至于逃脱法网，仍能继续营业。
　　不幸怀远公司中无人能够经营，以致塑料厂虽然还在开工，却不知谁在幕后暗地操纵，生意照做。唯有怀远公司毫无收入，坐吃山空。
　　父亲过世不久，股东就吵上门来，其中有一位李先生，我终生忘不了他的嘴脸。他原是政工出身，听说继母就是经他介绍给父亲的。记得是在我读初中时，他想当国民大会代表，便请一位朋友介绍，带了很多礼物，来求父亲推荐。
　　在国府迁台之初，国大代表及立法委员约有半数或羁留大陆，或远扬海外。为了维持民主政体的运作，必须凑足法定人数。而当时凡具有后补资格的都已扶正，人数还是不够。于是政府规定只要当年曾参加竞选，且有证明者，皆可视为具后补资格。
　　但是中国内战经年，兵慌马乱，逃难时一切文件都已失落，这时到哪里去找证明呢？物证没有，退而求其次，便指定当时负责各省政务的官员作人证。父亲曾是代理省主席，便成为湖北省的资格审核委员。因此，家中经常有人来求情。据我所知，父亲一向公事公办，没有充分的旁证，绝不推荐，这也是很多人对父亲不满的原因之一。
　　我明知父亲收下礼物的机会很小，但是垂涎于那些果品，很希望父亲能破例一次，以便偷来解馋。不幸父亲严词拒绝，令我希望破灭。那时我躲在车房的门后，却看到李先生离开时，狠狠地对他朋友说：
　　“妈的！有什么好神气的？朱老头他总有一天会垮台，到那天，你看我姓李的打死他这个落水狗！”
　　由于我识人不多，而他又是“政工”出身，从此我便认定搞政工的就是那副德性，所以素无好感。

　　由于股东吵着要开会，继母便拉着我出席，叫我出点主意。
　　一开始，李先生就拍桌子大骂：
　　“现在朱怀冰死了，欠我的钱怎么还？”
　　我见了他本来就满心不快，经他这样一闹，我忍不住怒火高升，立刻也把桌子一拍，站起身来，大喝道：
　　“朱老头死了，不错，可是朱老头还有后人，你想来打落水狗是不是？”
　　人人惊愕不已，当然，只有我知道那段内情，我怒视着他，毫不示弱。
　　“你是什么东西？我们在开会，你给我滚开！”
　　“我不是什么东西！我父亲死了，你来要债，是不是？俗语说：父债子还，我父亲私人欠了你多少？拿出证据来，我还给你！”我理直气壮，声音比他还大：“此外，我离开台湾时，父亲身体好得很，是谁把他气死的，我也要讨这笔血债！”
　　李先生想不到我这初生之犊，居然威风凛凛，气焰不觉消了一半，只好说：
　　“这是公事，我们公事公办。”
　　“行！要谈公事，就按公司法来办。据我所知，这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赚钱赔钱，与我父亲的死活有什么相干？”
　　“我们是冲着你父亲参加的！”
　　“不错，想稳赚不赔，是不是？赚了是你的，赔了就算到先父帐上！来打落水狗！”我一再强调“落水狗”，希望他能想起那一段往事。
　　“有谁不想赚钱？你们只要把经营权交出来，让我们去赚。”显然年深日久，他压根儿也记不得了。
　　“好极了，各位叔叔伯伯都在座，改选董事长就是。”在座的有些我认识，如曹叔叔，还有位国大代表刘叔叔。向先生我也见过，其它几位则是初次见面。谁都没有说话，但是由曹叔叔的眼光中，我看到有几分期许之情，胆识为之一壮。
　　向先生这时才开口说：
　　“朱邦复有权代表朱老先生来开会，谁有异议？”
　　李先生气呼呼地坐下，没有人表示意见，向先生又说：
　　“刘厂长，你和李先生两个人负责经营林聚元塑料厂的。请问有什么意见？”
　　那位刘厂长我不认识，看上去很精明强干，他说：
　　“工人不让我们进去，有什么办法？”
　　李先生也说：
　　“那个租约连个屁用都没有，还提它做什么？”
　　“怎么没有用？塑料厂现在还在生产，还在做生意，如果不是这份租约，法院早收回拍卖了。而且，只有我们公司是合法的，为什么不是我们在经营？”
　　“那你去经营吧，只要你有本事！”李先生一副蛮横的嘴脸，跋扈异常。
　　我看到向先生给我使了一个眼色，知道话里有因，恶人已做了，还怕什么？
　　“李先生，我知道你是政工出身，不巧晚辈也在政工干校受过训。”我知道要耍狠必须利用权威：“服从是军人的天职，相信政工手册中也有规定，上面交待的任务，如果没有能力达成，责任在谁？”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公司不赚钱，先要追究责任。别的晚辈不懂，可是‘情报’倒收集了一些。如果公司里有人勾结外人，私自图利，我们可以到法院申告，看是谁在违法生产？”我虽不了解内情，但是猜想刘、李二人必然脱不了关系。
　　“他妈的，乳臭未干！老子不吃你这一套！”李先生恼羞成怒，又拍起桌子来。
　　“姓李的！休想在此撒野！你不够资格！”我大喝一声，拿出唱歌剧的丹田之气，纵使没有把玻璃震破，却也令场中人人失色。
　　刘厂长立刻站起来，把李先生拉开，李先生无颜再待下去，忿忿地走了。
　　会议结果是刘先生如果能接管工厂，我即负责筹措经费，否则公司宣布破产。
　　我当然没有钱，但我知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论是否有人搞鬼，时间拖了那么久，工厂的接收绝非这么简单的事。果真有了工厂，再去找钱，相信必非难事。
　　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正确，工厂没有接收成功，公司也没有人再加闻问，就这样无疾而终。向先生看我好象颇有作为，便想尽方法劝我与他合作，重起炉灶。最初听了他的计划，似乎立刻就可以从平地起高楼，的确很令我心动。
　　可是，经过我一一印证，发现他虽然说得漂亮，却没有一件兑现。尤其令我怀疑的，是他常玩弄两面手法，每次说要介绍一些重要人士和我见面，到最后总是会有些原因，使得本人不能正式出面，而由其亲信代理。为什么老要找些知名人士呢？难道只有这些人能做事吗，又为什么不能出面呢？是否涉及不法的行为？
　　我从不多问，只是用心观察，那些所谓的亲信，确实与其后台老板同在一个办公室，但他们什么都不能作主，事无大小，都要请示。一点芝麻大的事，也要扯上十天半个月，完全不是投资事业的态度。
　　令我不解的是，很多人都说他是个大骗子，骗我父亲倒有可能，我又有什么利用价值？看他忙得煞有介事，带着我四出奔走。他租了间办公室，找了个女秘书，拿出一本厚厚的计划书，打算按步实施。我冷眼旁观，想知道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然而从头到尾，除了给他壮胆，我始终不知道他拉我的目的何在。
　　不过，我又做了一件荒唐事，向先生建议我找几个同学，大家集合力量才能成事。我觉得这倒是个好主意，因为我太主观，有同学参加意见，可能看得更清楚。于是，我找了几位在大学一起从事社团活动的同学，有庄灵、“小班长”、“阿群”、“阿琨”、“小端”以及当时担任新店镇长的一位卓姓同学，一共有七、八个人。
　　想不到这些同学比我还嫩，过不了多久，他们就比我还要信任老向，无不认为他是个怀才不遇的天才智囊，对他几乎是言听计从。这一来，我的信心动摇了，难道是我有偏见？他今天没有成功，并不表示他没有能力。他的计划的确有根有据，只要我们能够按着步骤去做，还有什么不妥的呢？
　　我自订了一个原则，犯法违纪的事，我绝不做，其它只要是我还不懂的，都属于我应该认识的范围。
　　老向又给我出了一个主意，要大家结拜兄弟，表示甘苦与共。我一时利令智昏，加上一直向往江湖上“两肋插刀”的豪情，未及深思就同意了。
　　我们是在永和一个土地庙里结拜的，老大当然是向先生，老二及老三是向先生介绍来的朋友，自称在中信局工作。其它依序以降，都是我们这一批入世未深、自以为是的毛头小伙。拜了把，歃血为盟，我并没有感到彼此的关系起了什么化学变化。
　　向先生知道“阿群”家中经营远洋渔业后，竟然想要撮合我们这一对“兄妹”的好事。我坚决反对，不是为了别的，我很尊重阿群，但从来没有她当作女人。在农学院时，同学都认为她将来一定是个企业家，有头脑，冷静，而且家中有钱。我则自认是个艺术家，充满罗曼蒂克的幻想，不切实际，我们不是同路人！
　　我脑海中浮现出一幕情景，如果我与阿群结合，则每件事我都会问她：“这有什么‘意义’？”而她则会问我：“那有什么‘计划’？”
　　这次找她来，并不仅仅是为了做番事业，我的私心是在我们成功以后，我就可以把家的责任交待了，远走高飞，回巴西追梦去！
　　可是，“兄弟”们异口同声，非要我同意不可。记得阿群曾为我介绍过女朋友，既然肯为我介绍，显然对我没有什么兴趣，过去没有，现在当然更不可能有。于是，我答应了，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先要看看阿群的态度，而且要交往一段时间。
　　大家都笑我没有常识，这算是什么条件？我心里却另有打算，我相信等阿群了解了我真正的意图后，她是个实事求是的人，绝不想在水中捞月。
　　于是便由向先生出面，找阿群说项。他带回来一个好消息，据阿群表示，她父亲已经过世，家中事完全由她大哥作主，因此她的婚事要先通过她哥哥这一关。
　　我这一生遭遇的巧事，无一不与我奇特的个性有关。我反应极快，看得极远，主见极深，不幸的是机运极差。结果是事事与世情不符，巧上加巧，奇中有奇。
　　原来她哥哥也是一绝，毕业自台大，在学校也是个不务正业的锋头人物，在此且称他做“张阿哥”吧。张阿哥所出的题目是，要请我去酒家吃酒，他的座右铭是：一个男子汉如果不能玩女人，则没有男子气概；如果不能喝酒，则不够豪爽；再如不能赌博，绝不能成大事。因为所谓大事，就是天天赌、时时赌！
　　向先生忧心忡忡，他这个诸葛亮可也有束手无策的一天！他判断是张阿哥在考验我，所以应高挂免战牌为上。可是他又认为，那些话是拿破仑的名言，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万一张阿哥真正相信这个理念，而我不应战，岂不是第一阵就败下来了？
　　我觉得有趣极了，假如不是因为阿群，我倒真是想结交这位“大阿哥”。只可惜与阿群同学四年从来没有往来，否则两个怪物在一起，不知天下又生出什么鲜事来了。
　　我决定赴约，小班长和庄灵等知道我不喝酒，几个人商量好，决定到时作牺牲打，可不能让我一上垒包就三振出局。
　　生平第一次进酒家，莺莺燕燕完全不在我眼里，我想看看阿群是什么态度。不料她避不出面，张阿哥早就到了，而且已经与向先生“拼”了起来。见到我，张阿哥真如同电影上大阿哥的身势，正眼都未抬，将手一摆：
　　“啊，你就是朱邦复！”
　　我毫不客气地坐下，接着兄弟们一个一个轮流向张阿哥敬酒，他则杯到酒干，毫不犹豫。我还没有喝到一滴，向先生先倒了，庄灵、阿琨也失踪了，只剩下小班长与张阿哥两个已不成人样，胡扯得东倒西歪。
　　差不多十二点了，张阿哥眼睛都睁不开了，小班长则语无伦次，桌子上扒着向先生。只有我看得热闹滚滚，已经搞不清到底谁是主角？谁是配角？
　　张阿哥显然技高一筹，突然站起身来说：
　　“不行……”想了半天，他才指着我说：“还要看你玩女人！”
　　小班长也清醒了，忙把向先生拉起来，打着圆场说：
　　“太晚了，下次再……”
　　向先生被惊醒了，勉强打起精神，也说：
　　“对！对！下次再说吧！”
　　张阿哥根本没理会，叫领班的来，签了字就往楼下走，找到司机，说：
　　“去北投。”
　　这时向先生和小班长都慌了，齐声对我说：
　　“不要去！”
　　我觉得好笑，大声说：
　　“为什么不去？我正要试试自己的本事！”
　　结果只有张阿哥与我两人上车，其它的人都觉得大事不妙，打道回府了。
　　一路上我们没有交谈，到了北投，我真的叫了一位小姐，而且私下对她言明，是为了打赌来的，所以一夜无事。因为我的戒心未除，不敢真的召妓，再说在那种情况下，我的确难以符合拿破仑所定的高标准。
　　第二天一早，妓院中的人对我说同来的那位先生昨晚付了帐，一刻都没有停留就走了。自后阿群再也没有参加我们的活动，向先生也不再提起这件公案。
　　我跟他胡混了一个多月，才发现他专门利用社会的黑暗面，与腐败的官员勾结。这些我早已看透了，古今中外少有例外。他谈吐风度都算得上一流，脑筋快而且精明，对社会上的各种门道了若指掌。凭心而论，只要有点运气，他的确能闯出一番大事业来。但我们是途同道异，我是想赚点钱给继母养老，若用他那种方法，必将为自己送终。
　　我只希望把林聚元工厂的合约解决掉，我们找了一位法院的黄牛，谈妥由怀远公司放弃租约，然后法院正式拍卖该厂的不动产（实际上只有土地值钱）。由于我们拥有租约，外人不知内情，必然不敢冒然投标。我们可以在无人竞标的情况下，以最低价买下来。那位黄牛保证，由他转手，我们至少可赚到一千万元台币。
　　那块地的公告地价约值一千万元，而法院将以八折拍卖。以市价而言，起码可以卖到三千多万。只是投标时要先缴押标金百分之十，也就是八十万台币，全部问题就在于如何筹措这八十万元新台币。
　　几个拜把兄弟一商量，咸认为凑八十万并不难，只怕标不到手，或者到了手而卖不出去。由于我没有钱，不便参与他们的讨论，只好躲得远远的，也不知道他们如何分配。
　　到了开标那天，只有庄灵一个人抱了一包向朋友借来的十万块。其余的人，包括小班长在内，都交了白卷，老二、老三和老卓则根本连影子都没有见到。结果，法院上下人人以为我们稳得，我们却连标单都没有填，以致于流标了。
　　我深知自己不是做生意的料子，没有本钱，哪来厚利？我也认为向先生言过其实，劝小班长及时回头，但是他们认为我有心病，于是我决定离开。透过父亲以往的关系，一位父执辈朋友介绍我到台湾电视公司，找了一个电影导播的工作，先有了正常的收入与稳定的职业，解决生活问题再说。
　　后来，同学们告诉我，第二次开标时，一位知道内情的人以底价七十万得了标，转手卖给台湾汽水公司，净赚了一千多万元。
　　当时在台湾只有一家电视公司，自制节目也很少，多半是租放美国影片，发声仍用英语，只是加上中文字幕，配合播出。这种由翻译到临片播出的工作，就由“电影导播”担任。以我的英语程度，连听懂普通对话都还有问题，怎么够资格做翻译？可是，找工作不容易，说不得，只好尽人事听天命了。
　　刚开始，我每周只翻译一部半小时的片子，如果有剧本，可以拿到五百多元，否则翻译费加倍。我住在家中，无需房租，只有母子二人，所以生活差堪维持。
　　一进入情况后，我就发觉翻译影片非常容易，先看上一遍，即使连一句英语都不懂，也可以“编出”一套对白来。事实上，我做了两年的翻译工作，都是译、编参半，这种做法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颇能符合国情，观众很容易就了解剧情，接受内容。
　　不久，我的工作量日渐增加，每周平均有两个小时的节目。有一个综艺节目“苏利文剧场”，其中很多美国式的笑话，不仅难懂，就算文句听懂了，也莫名其“妙”。我一概翻成中国式笑话，结果各方反应极佳。此外，节目中有很多优美的歌曲，别的导播为了省事，一概不理。我则花了很大的功夫，字字斟酌，译成既可欣赏又易于歌唱的词句。一时观众纷纷来信索取，电视周刊也辟专栏登载。
　　有一次，节目部里一位很熟的编审来找我，说我编译的曲子一概由他来审查，我没想到别的，只感到又是安慰，又是惶恐，便说：
　　“你别碍于情面，如果不能通过，千万不要客气。”
　　“怎么会呢？你的曲子非常受欢迎，到处有人要。”
　　“别人要并不见得就好，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我这一关通过后，就可以正式公布，你可以赚大钱呢！”
　　“这种曲子又不是通俗的流行歌曲，哪里能赚钱？”
　　“只要一经公布，电视台、歌厅就可以唱了呀！一唱就有版税，否则是违法的。”
　　“可是曲子不好，又有谁会唱呢？”
　　“你是真傻？还是装傻？”
　　我被他搞胡涂了，说：
　　“装什么傻？”
　　他把眉毛一抬，气呼呼地说：
　　“你又不是新来的，难道连这个规矩都不懂！”
　　“什么规矩？”我真的是不懂，但他不再解释，径自走了。后来我去打听，才知道他是来要红包。此后，我所有的译曲全被他审定为“灰色、不健康”而被禁唱。
　　这时我的外务很多，每天要应付各种头疼的问题，反正只是为了兴趣，所以并不介意。后来又有好几次机会，有人委托我制作电视节目，偏偏每次都是这位编审负责。一遇到他，我就自动地撤消原议，免得再自找没趣。
　　由于我的节目受欢迎，慕名的笔友很多，每天的信件应付不完，其中有两位女孩子，当时都还在读书，常常向我讨教一些人生的问题。这才是我所乐意讨论的，往往为了回一封信，绞尽脑汁，远比翻译影片还要困难。
　　其中一位笔名叫做程瀛，她对人生的艰辛很有概念，问的问题远比她的年龄要深刻得多。我们保持了两年多的信件来往，本来我也希望见见她，与她进一步地深交。再一想，我认为自己不应该结婚，为了避免无谓的麻烦，因此始终与她保持距离。
　　当中国电视公司开播后，台视决定将下午的节目时间延长，全由电影补充。突然间我们的工作量增加了两倍，而我又不知利害，一口气接下四、五个小时的节目。
　　那一阵子，除了一些与工作无关的杂务外，我每天平均要翻一部片子，又要剪接影片的广告，又要送检、对稿、临场播出，忙得天昏地暗，乱七八糟。可是钞票赚得痛快，最高峰时，月入台币三、四万块（当时尚无所得税），比我们部门的经理赚得还多。
　　人不能有钱，来得容易，去得也快。我根本忘了自己是谁，数数钞票，不消几年，我岂不成了百万富翁？工作既然如此辛苦，怎能不轻松一下？同事们笑我是守财奴，强邀我去打牌，想赢我的钱？人狂起来，真的相信自己无所不能，我也不例外。
　　一个多月下来，我输了近万元，越输越气，越气越输。白天已经忙得不可开交，有时累得眼皮都睁不开，但是一听到打牌，满以为根据或然率，也该我赢上一次了，而且要赢就得赢多一点。结果不仅赢不了，反而输得更惨。结果精神不济，播放节目时失误累累，因此翻译的片子被取消了几部，收入也减少了，头脑才渐渐清醒过来。
　　除了打牌，还要应酬，我也开始上舞厅，舞厅里莺莺燕燕，没有一个不会灌点迷汤。同去的公司同仁，多多少少都还有点名气，我也恭逢其盛。既然在台视电影组，理所当然被捧为“电影导演”。
　　我一直忍受着生理的折磨，也一直期望有一个知心伴侣。在舞厅昏暗的灯光下，身边的舞小姐们，看来看去，无不摇曳生姿。难道烟花巷里就无芳草？她们也是人，只因生活所迫，走上末路，为什么我不给她们一点机会呢？
　　当我把要求的水准一放松，判断能力也就丧失了，心理不再设防，生理需求就像燎原的野火，一发不可收拾。在同事的怂恿下，我开始带她们出场，最初还有些扭捏，不要多久，我就像老手一般，真把自己当作“电影导演”了。
　　然而，在多年自我训练之下，潜意识的控制力仍在，每次荒唐之后，不仅没有一丝快慰，反而更增心底的厌恶。
　　性是什么？有人嗜之若命，最忌别人笑他“无能”。尤以当今西方大力推广“性文化”之际，包括学者专家在内，无不鼓吹性对人心理的重要。是以原本一种属于“饮食”分类之生理行为，一跃而成时髦的主流，不论男女，皆以追求“性感”为傲。
　　当人将性感视作推销的诉求时，也就是说，其人之“性征”已经公开，任人选购玩弄。人能无知至此，我还有什么话说？人之所以穿衣着裤，保暖是目的之一，“遮羞”实为主因。连亚马逊河的原始印地安人，都要加上一条丁字裤呢！
　　我认为，“性”是一种私密性的代表，人总有一些行为，仅能与自己最亲密的对象共享。有人愿意放弃他的隐私，我不反对，别人说我落伍，我也不在意。我坚持自己的理想，绝不承认人应该是生理的奴隶，既然如此，我就不能再堕落下去。
　　我设法改弦易辙，透过朋友的介绍，结识了不下十多位各式各样的女孩，那些娴淑端庄的，一开口就俗不可耐；那妖冶浪漫的，我又觉得难以长处。再想想，这又是何苦？交女朋友的目的何在？解决性的问题？还是打算结婚？
　　后来，为了保持心理平静，我找到一位还谈得来的舞女，彼此谈好条件，每周一次，请她到我家来，做着金钱与生理的交易。可是，没有多久，她就向我哭诉，希望能够和我结婚。我终于清醒了，性与婚姻始终是一体的两面，如果我不愿意伤害别人，又不想结婚的话，就把“性”驱离我的身边吧！
　　由于电视台自制节目日渐增加，影片相对的减少了，我知道不能永远靠翻译影片维生。在我刚回台湾时，还没见到照相业采用闪光灯，我便把诺曼的产品加以改进，权将车房当作工厂，雇了位技师，先做了外壳。别的不说，当时在台湾很难买到电子零件，仅仅自行进口一百个“闸流控制器”，就花了我几万块。
　　为了避免无谓的损失，我特别去申请新型专利。按照规定专利未核淮前，产品不得上市。因此，我把工厂暂停，技师薪水照发。等了一年多，专利还是没有消息，这时市面上已有好几家在生产销售闪光灯了，其线路设计竟与我所申请的一模一样。
　　我无意与他人争讼，放弃了闪光灯。又与朋友合伙做塑料像，但因凝固过程不能控制，最后也告失败。
　　我一直醉心于电影，回国不久，宫家的老八宫天美，刚从艺专编导科毕业。我们曾组织了一个小型的影剧社，参加的都是他的同学。由于有的要当兵，有的要出国，人数始终凑不全，只办了几次，就不了了之。
　　他有位叫孟加的同学，正要主持一个热门音乐会，请我负责舞台设计。由于经费的限制，我放弃了舞台装潢，打算集中精力在灯光的彩色上，要以流动的色彩，来衬托音乐的气氛。立意虽佳，但找遍了台北，除了聚光灯、顶灯及脚灯外，其它的旋转灯、排灯、特殊效果灯等一应皆无，更别提光效控制、声光同步以及各种特殊效果了。国内条件之差，令我大吃一惊，连彩色玻璃纸的色号都不齐全。不得已，我只好自己动手装配，做了一套只有五百瓦的“灵魂灯”，加上拚凑出来的手动“色调分光”控制闸。
　　尽管简陋不堪，那次在台北中山堂举办的“普普”演唱会，全场爆满，好评如潮，黄牛票卖到两百元。第二次经费较多，我请中视记者张照堂用电影背景作为活动舞台，租了喷雾器、吹泡机，又设计了音响控音器等。演出时，只忙得我焦头烂额，由于是临时凑和，事先未排练，协调不够。而且花样太多，缺乏主题，反不及把灯全部关掉，用灵魂灯配着孟加热舞一场来得讨好。
　　这种尝试何尝不是艺术？我正打算精心设计一种够水准的电子控制器，以避免人为的各种失误。想不到因为我们的成功，大家都抢着要办演唱会了，中山堂租不到，乐队身价也水涨船高，连我们几个合伙人也意见不同了。
　　我不愿凑热闹，又打了退堂鼓。在这段时间前后，曾有人请我去规划碧潭乐园，没做多久，园主又计划要在半山建一座大佛像，如此一来，景观将完全被破坏。我坚决反对，挂冠而去。也曾因为一段感情因素，参与改善今日百货顶楼的“今日乐园”。但由于他们内部权利斗争不止，加以那段感情迅速的凋萎，一切又都成了昨日黄花。
　　亲友都说我不务正业，见异思迁，做事没有常性。照当时的情形，的确如此，我没有什么好解释的。但是，我有我的看法，在富足的社会上，人们需要娱乐以打发日益充裕的时间。我们有责任提供大众高水平、变化多端且具有教育意义的娱乐节目。在美国时，我去过迪斯尼乐园，除了园内的各种设备令我叹为观止外，那些主题却使我失望不已。去一次尚可增加见识，多去几次，简直味同嚼腊。
　　中国有中国的特色，为什么一定要抄袭外人呢？开演唱会时，我想利用机会推广中文热门歌曲，歌者却不愿意，他们以会唱英文歌曲为荣。规划碧潭乐园，我又打算把中国的古代文物风光，依山傍水，配合历史的兴衰，建成一座座古意盎然的建筑。任何游客来到其中，必须租用道具，换上衣装。犹如时光倒流，虽生在今日，依然可以体验当年之风土人情。
　　从另一面说来，观光事业号称无烟囱工业，外国人不远千里迢迢而来，他们希望看些什么呢？当然是我们的特色，而且是属于过去，不可能再复返的那些风俗景物。除了外国人，对我们年轻一代，甚至上一辈，能目睹已逝的文物衣冠，何尝又不是一种寓娱乐于文化教育的活动呢？这种工程虽然需要大量的投资，但回收极快，只要有完善的计划，有适合的环境，我相信不难找到资金。
　　可是，机会就在眼前，有远见者却如凤毛鳞角，我一向是宁愿信其有，尽力而为。如果只为了找个工作，混碗饭吃，还不如老老实实的在电视公司待下去。
　　总之，事后冷静地自我检讨，这是我一生之中最混乱的两年，想做点事，但与别人的观念无法配合；想赚点钱，却没有赚钱的手段，又不愿意利用机会，最后一切成空。这且不说，金钱的周遭都是一些陷阱，任何人一沾上边，便被一层又一层的诱惑套得牢牢的，一陷下去，就难以脱身。幸而我有钱的时间并不长，所涉及的事务也不多，故所陷不深，回头尚早，否则后果很难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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