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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青涩　　　小妹、电影、谋略、兵役

　　大三暑假时，因小妹要考大学，我偶而去帮她温习功课。这时她已有了少女含苞的韵味，身上散出沁人的清香。过去的感情，眼前的佳人，这一次不仅仅是心灵的牵系，在生理的驱使下，我们真正堕入了情网。
　　她有很多优点，可能是基于了解，她从来没有挑剔过我的外表。衣服脏了，她会主动地帮我清洗。我满脸的青春豆，脖子上的顽癣，她似乎也视若无睹。尤其是她的兄弟姐妹与我相处十分融洽，几乎将我视为她家中的一份子。
　　我们以往的感情，就像一泓清溪，躺在群山的怀抱中，平平静静的，没有风浪，也没有激流。那是纯真、幽宁的，一个眼神，一声话语，都能划破水波，引起阵阵涟漪，交错在彼此的心底。对我而言，即使相隔在天涯两端，也彷佛有条处处存在、无影无形的导线，把我的心紧紧地系在她身边。
　　那种无瑕的爱，一旦化为男女间的需求，像干柴遇到烈火一样，立刻就无法收拾了。她占住了我每一根神经，早上想到的是她，晚上想到的还是她。见了面，一股冲动就迫着我去接近她、触摸她，恨不得天底下只有我们俩个。
　　可是她家地方小，孩子又多，我们的行动躲不开别人的耳目。宫伯母又一再表明，因为我没有考上台大，希望我和小妹之间只是属于兄妹的感情。我们只好偷偷摸摸的，只要能相互碰一下，捏一把，绝不放过机会。
　　渐渐地胆子大了，我开始约她出来，在田园咖啡厅，在台大医院前的草地上，我们解放了彼此的拘束，任那青春的烈火燃烧着饥渴的肉体。
　　她最可贵之处，最令我尊敬的是她严守着原则，绝不容许我有过分的行为。在那极度难堪的时候，我也曾埋怨过她，认为她很不体谅我。但是，看到她深邃的眸子中，也有着同样的痛苦，她也在灵肉之间交战，我这才感到真正的战栗。
　　为什么我不能控制自己？是不是她比我还要坚强？生理只是一种本存的，与生俱来的需求，如果连自己的生理现象都控制不了，还谈什么远大的抱负？当然，我们可能结婚，但也有多种其它的因素，让我们不能结成连理。我不能破坏她的清纯，那是一种美德，我既然崇拜、欣赏她，就应该尊重她。
　　不过她也有令我感到失望的地方，我常与人争论，只要是有关“道理”的主题，不到有个结论，永远不肯罢休。这是我唯一的目的，凌越一切之上。很不幸，不管我到哪里，遇到何种人物，他们都只是重复着别人的意见，而且一知半解，似通不通。
　　我坚信道理本身一定有一个基本结构，我们所看到的、所知道的只是事物的表象。如果不找到根本，谈来谈去都只是浮光掠影，得不到真貌。但限于我当时的观念尚很模糊，只知其有，却不知是什么。所以每当引起这种话端时，我就会追根究底，借着对方所说的理由，一再地反驳、质疑，一定要理出一个头绪来。
　　小妹最反对我那种咄咄逼人的态度，她认为我是出于好胜，喜欢强辩。我虽然一再解释自己的信念及立场，她不但不能接受，反而更令她厌恶。
　　有一次，记得是傍晚时分，我与老四正在争论一个道理。我们吵得人人不安，老四不服，我也不肯甘休。小妹先是劝我不要再说了，我刚好找到一个很坚强的基础，与其说我是在与老四辩论，不如说我正在整理自己的思绪，这种情况下，当然谁也挡不住我。
　　小妹一再地劝，我也一再地辩，最后她火了，大吼着说：
　　“你们两个都不要吵了，真无聊！”
　　“无聊？这是大道理呀。”我诧异她竟然没有听懂。
　　“什么大道理？都是胡说！”
　　我宛似冷水淋头，她竟会有这种看法？这样，我今生怎么跟她长相厮守呢？我可以放弃她，可以牺牲一切，但是在追求道理上，绝不愿稍退半步！
　　仔细分析之下，我骇然发现了一个早已知道、却不愿接受的事实－－她并非我这条道路上的行客。一个对真理没有兴趣的路人，与动物有什么分别呢？人生道途上，难道只有肉体的生存、生活而已？
　　“道不同，不相为谋”！好吧，一切到此为止。我决定不再理她，也不再说话，闷闷地坐在一旁，准备找个理由离开。我决定与她一刀两段，她并没有错，错的是我们合不来，但我不能马上走，以免让她难堪。
　　不久她察觉了我的冷漠，故意找些话来挑逗我，而我只是唯唯诺诺，应付了事。她知道事态严重了，不顾家人的惊讶，紧紧地坐在我身边，轻声问我：
　　“是不是我伤害了你的自尊？”
　　“不是，我只是坚持我的原则。”
　　“原则？你的什么原则？”
　　“追求人生真理！”
　　“什么？”她的眸子睁得老大，一副想笑又笑不出来的窘态：“人生真理？”
　　我觉得她无法了解我，再不然是不愿了解我。否则，为什么这样简单的原则，她居然都不知道？
　　然而，一时之间，我实在舍不下她，她的轻颦笑语始终萦绕心际。只是在我的理性世界中，她的光采却是一天一天地黯淡了。
　　我有个特点，就是能把理智与感情截然分开，或许心理学家认为这是双重人格，我则认为是“独立的理性”。对一般人而言，理性只是做事、思考时的一种态度和方法。而在与人相处时，由于人际间涉及感情，所以就把理性丢到一旁。
　　我则不然，无论对人对事，一定以理性的态度思考，发掘真相，追究原委。如果必须用感性才能处理的，我也能随性所之，但那只是暂时的。因为感情常常像是热带的风暴，突然而来，倏然而去，没有一定的模式可资遵循，也没有选择的余地。理性则是恒定的，今天如此，明天亦然，不论个人情绪的好坏，丝毫撼动不了理性的认知。
　　一般人活着，除了生存之外，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没有目标，则对各种可能发生的后果，就没有了判断利害的根本条件，因而无所适从。有些人虽有目标，但却不够明确，和没有差不多。有些即使目标很明确，但又太短近了，利与害之间差距不大，虽想厘定清楚，却是非常困难。
　　生存只是造物者的目标，所有生理上的功能，都是用来达成人类和其它物种绵延不断的工具。亿万年来，除了人类以外，各种生物无不是默默地生存着，没有悲哀没有烦恼，只是依照原始的设计，忠实地执行不误。
　　或许是因为环境变化的需要，人类之演进异于其它生物，发展出了一种内在的心理感受，这种感受为主观个体所独具。因与他人有别，得不到共识，而“感到”了悲哀烦恼，以致于不安痛苦。这时，生存的力量就驱使着人，想方设法解脱自己的痛苦。
　　所谓“设法”就是由尝试而建立经验、扩展认知的一种人类特有的行为，也可以说是一种短程的目标。“解脱”则是一种境界，只有当事者才能体会到的一种内心感知世界。“自己的痛苦”，就是当事者感觉到的、需要摆脱掉的心理状况。
　　由这个过程来看，人类文明的发展，开始时纯粹是以“感性”的感受为出发点。日子久了，人们学会了利用身体器官所具有的特性，藉以沟通彼此内心的感受，进而有了共同的认知。既有共同的认知，经验逐渐累积成为客观的知识，个人经由知识与实际情况的印证，更能掌握环境变化时的生存目标。
　　当人类文明发展到相当程度后，人在不断的烦恼与不断地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难免期望有一种“永恒”性的解脱。有了这种长远的目标后，人类才体会到，一味地逃避痛苦与自我麻醉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反而是要去发掘、认知、了解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理性”，一种与感性本能截然相反，却与客观真实兼容的、永恒的“道理”（至少可以人的一生为期），以作为判断的立场。
　　以我和小妹为例，我爱她、需要她，没有她我就会烦恼痛苦。为了解决这种感性的需求，我必须迎合她、满足她。让她感到与我在一起，可以免于她的痛苦烦恼，因此她必然会需要我、爱我。
　　需要及爱都是基于个人感觉的利害关系，在心理形成的经验认知。
　　而每当我在迎合她、迁就她时，我就在忍受痛苦，如果那只是短暂的、一时的，当然问题不大。一旦超过了忍受的极限，心理及生理的刺激就会令意识失去控制。于是血流加速，肌肉紧张，一举一动都恢复到原始的兽性本能。
　　我的理性完全控制了感性，深知除非是能让她了解我的原则，否则我们之间永远会有争执、烦恼，总有一天感情决裂，以致不堪回首。
　　在当时，对这个所谓的原则，我自己尚在摸索中，虽然有种直觉的感受，却无法用言语说明。不到我有绝对的把握，能完全说服她之前，我们不会有理想的结果。至于目前的需要，只要不妨碍到对自己目标的探求，又何妨纵容一下感性，享受一番呢？
　　所以在那一段时间里，在感性的立场，她是我的情人，我们同在一起浮沉。同时，在理性的另一度空间中，有个真正的主宰，正仔细地观察我们两个心灵及肉体所产生的七情六欲。对于她，我只能作各种假设，并根据结果来印证我的判断。但对自己，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实验室，我得以百分之一百地由体会进而了解自己。再更进一步，由她的反应及表现，我也能推及他人。
　　我不能否认曾充分利用了她的情感，我曾向她求婚，期赎前愆，可是却遭到拒绝。到今天，我依然拥有一份怀恋之情，在梦中，她还是一样的可爱，一样的激情，且更混合着一种幽幽的憾然。我们各有各的生活，各人尽着各人本分。
　　这种感情及理性全然独立的习惯养成后，使我能非常敏锐地观察各种事件的前因及后果，从而重新组织自己已然形成的观念，以致想法常常与众不同。
　　比如说，家庭只是个供不同个体共同生活的环境。如果彼此之间仅有感性的牵连，相处得好，当然对大家都有帮助。但是感性咸以自我为中心，在数个自我中，总难免有利害的冲突，仅靠无尽的自我控制互相忍受，总会到达极限的。
　　如果把家庭生活当作目的，那就不该应用理性，不要追究对错是非，只有互相容让迁就，把对方当作自己的一部分。用原谅自己的方式原谅对方，用对方的观念来处理自己的事务。彼此之间的相似性越大，交集的经验越多，冲突也就越少。
　　显然，我的目的不在家庭，除非找到志同道合的对象，我不适合结婚。至于儿女更与我的目标相反，他们会占据我的时间及精力，影响我努力的方向。
　　造物者设计生物之初，生存与传种是生物唯一的目标，随着生存的成功，便产生了生态间的互动。事到如今，地球上已爬满各式各样的动物，尤其是人类，几乎已达到了饱和点。在这种情况下，睿智的造物者又赐给人一种认知的觉悟，那就是为了生存，传种的本能必须遏止。如果继续盲目地生育不息，总有一天会演变到人食人的地步。
　　这就是我的理性观念，在当今知识普及的社会中，很多人都有这种体悟，所以能保持人口成长与生产成长的平衡，因而生存容易，社会安定。只是这种观念是环境压力下自然形成的，尚没有理论基础。
　　因此，结婚对我所代表的意义是为了解决生活所需，以利于我达成目的，至于传种完全不在考虑之列。而解决生活所需的方式很多，不一定就要结婚，完全以达成目标为前提。这种观念在中国封闭的社会上，无异于大逆不道的谬论。因为中国人的知识还只限于“求生的技术”，眼光还没有达到数十年或是数百年以后。
　　这段最难舍的激情，由青梅竹马的儿时，到正值婚姻的年龄，就此画下句点。然而，我却未能忘怀，只是将绚烂的彩霞，化为无尽的绮思，珍藏在感性的心底。

　　到四年级我只剩下五个学分，由于农场实习的两个学分要修一年，故此四上先修四个，四下只留一个农场实习。为了要赚点钱，我想找个既能利用时间，又可兼顾自己兴趣的工作。我想出版漫画刊物，画完了一集后，信心与日俱增。同时我发明了一种自己上“网眼”的简易方法，远比制版社做的更快更好，但由于没有本钱，必须找人合作。
　　有人介绍我一位姓陈的朋友，毕业于师大美术系，开了间小型的广告社。他看了我的作品后，很欣赏我的素描，但却极力反对我出版刊物。当时在台湾流行一句名言：要想害谁倾家荡产，最好劝他办杂志。在我说明自己的境况后，他很表同情，每当有多余的工作，他便拿些“描底”的事给我做。
　　那是个枯燥无味的工作，先把原型相片，依照格子放大画到看版上去。初时尚有挑战性，一等到能够掌握运用，我就想加以改良。追求效率及品质一直是我工作的基本态度，老陈的看法则不然，我们之间常常为此争辩不休。
　　有次画一个电影海报，我觉得画面太杂乱，看不出表现的主题，他说：
　　“你这个人！什么都要找个主题！别忘了，这只是生意，人家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你别出点子！”
　　“如果我们画的效果好，主顾满意，你的生意不是更好吗？”
　　“你知道这主顾是谁吗？”
　　“不知道。”我以为他会提出什么大人物来。
　　“那就是了，你怎么知道他喜欢什么呢？”
　　“当然是喜欢好的。”
　　“他拿这个相片来，就已经认定了这是最好的，所以照着描就对了。”
　　“不一定，可能他找不到更好的。”
　　“那只是可能，我们不能凭‘可能’去做事。”
　　“世上好坏总有个原则吧？你是学艺术的，应该了解这些原则。”
　　“我了解原则有屁用？他不了解呀！”
　　“慢慢影响他，教育他，那不是你们学艺术者的责任吗？”
　　“老弟，我看你有点头脑不清，第一，这不是我们的责任。第二，我的客户很可能一辈子才来找我画一次，我怎么影响他？”
　　“怎么说这不是你们学艺术的责任？社会是一个整体，文化就是在互相影响之下形成的，这样才会有进步！”
　　“老弟，不是我说你，你实在天真得可爱，文化是自然形成的，能进步、不能进步要看整个社会。我们学艺术为的是要学一种技术维生，只是碰巧我选上了艺术，和你学农谋生没有什么分别。既然同是维持生存，钱混到手就好了，而且是越容易越好。像你这种想法，一辈子注定吃苦受罪。”
　　我首次理解到这种观念，他是对的，至少符合绝大多数人生存的模式。我所谈的是种理想，只是少数人所憧憬的。这些少数人往往是时代的“牺牲”者，他们的价值只有在身后才被肯定。我所知道的大艺术家，如梵谷、高更、塞尚、莫奈等，甚至生时就享盛名的米开朗基罗、达文西等，其创见在当时并未能为大众所接受。
　　他的看法完全符合我在学校所看到的种种现象，人人为了谋生，谋生当然是为己。在短视的眼光下，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他们就会变成那种人。他们无力去改变社会，也不期望改变什么，更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的一部分，更反对任何人的试图改变。
　　我甘于牺牲，并不是牺牲令我快乐，而是我过去的痛苦就建立在社会的这些观念上。每当别人被迫送上祭台时，我就感同身受，因为不希望自己再感到痛苦，就要奋起反对。然而，仅仅反对是行不通的，人会疲倦、衰老，总有一天会被打倒。只有努力寻求一个正确的方向，能提供社会大众更多的利益，才有希望。
　　我对艺术浅尝辄止，艺术似乎只能提供一点人生的装饰。在这个社会上，连这点装饰都是廉价的次级品。后来漫画也放弃了，没有钱出版是一个原因。更大的因素是在第一本画完以后，面对着第二本，我没有找到要画的题材。如果连第二本都找不到，一本一本地接下去，又何以为继？
　　在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我看了一部电影，片名已忘了，但该片强烈的振撼力，又开启了我的另一个新天地。
　　以往我看电影只为了欣赏，不论是音乐文学或艺术，我仅把它们当作窗口，透过它们，得以吸收人类生活轨迹的内涵。但是这一次，我看到了一个对“理想”的陈述，电影是描述英国战后“愤怒的一代”，对当时社会状态的不满，片中讨论了很多切身的人生课题，结果却没有提出答案。
　　这不正是今天的我吗？那么活生生的反映在银幕上，真实而具有说服力。大多数的观众似乎都有所体验。散场时，我看到不少隐藏在眼皮下的泪痕，和我的没有两样。
　　书本有它的长处，可以很细腻地描述一切细节，但却不如电影予人直接的振撼力。音乐和艺术各有其不同的范畴，若作为电影的陪衬，却很能发挥其价值。既然这些都是我所喜爱的，为什么我不从事电影工作呢？
　　一想到这里，我立刻兴奋起来，到处找书、查资料，想学习编剧和导演。我要利用这种综合性的第八艺术，把音乐、美术、文学和自己的观念结成一体。既可供人娱乐、陶冶性情，又可以输出我的观念。
　　只可惜坊间这类书籍不多，找到的几本内容也很浅，都是我已经知道的。但是我并没有气馁，我想到庄灵，他对摄影很有心得，说不定能帮助我。
　　庄灵也是个电影迷，谈着谈着，还没有认识电影的庐山真面目，我们就决定以之为毕业后的职业。不论如何总要有个开始吧，庄灵提醒我说：
　　“你知道拍一部电影要多少钱吗？”
　　又是钱，钱是我最可怕的敌人，我故意忽视它，说：
　　“先拍着玩，借部摄影机，不过买几卷底片而已。”
　　“好说！摄影机借不借得到且先不说，我平常照相，一卷只有廿四张，每个月的零用钱能拍两卷就不错了。电影每秒钟廿四格，你想我们能拍几格？”
　　我没想到这些，但是正在兴头上，不能退缩，我壮着胆子说：
　　“这些由我来想办法，只问你有没有兴趣？”
　　“有没有兴趣？你只告诉我有什么办法吧，可别再来个‘人民大翻身’！”我们是相知的老朋友了，老朋友之所以称老，就是深悉对方的底细。
　　我有什么办法？自己连零用钱都不够！找人借，总不能说影片卖了钱再还吧？说不得，先去赚钱。
　　我找到老陈，告诉他我打算改行搞电影，他只差点把嘴给笑歪：
　　“老弟，你想做米开朗基罗，凭你这副干劲，我还不笑你，搞电影？你知道现在是些什么人在搞吗？”
　　“管他是谁？我搞我的。”
　　“好，就算你拍出来了，拍得比乱世佳人还好，卖给谁？”
　　“假如拍得真好，为什么没有人要？”
　　“为什么？我且告诉你，拍电影是赚大钱的事，我说的大钱，大得比我这个小生意大上几万倍。我天天侍候这些大爷，他们花起钞票来，比我用的颜料还快，旁边陪着的小姐，都是亮得闪瞎你眼睛的星星。你想，他们是利益既得者，会让外人进去吗？尤其是你这个理想主义者，要是容你来搅局，他们还能玩些什么呢？要知道，这些电影院都是他们的摇钱树，他们会买你的片子吗？”
　　我听不下去这些道理，太容易的事，我还不屑于干哩！我只说：
　　“我不卖，自己好玩，可以吧？”
　　他嘲笑够了，看看我，只好摇摇头说：
　　“你想赚点钱来玩电影？好吧！我老实告诉你，有两条路，由你挑。”
　　我一听有希望，怔怔地等着下文。他先点燃了一支香烟，慢吞吞地说：
　　“第一条路怕你也干不下来，就是拍小电影……”
　　“我干得下来，多小都不怕。”我连忙打断他。
　　他又笑了：
　　“不是你想的‘小’，小电影是指妖精打架的电影，你知道妖精打架吧？”
　　我难为情地点点头，知道那就是所谓的“黄色电影”，他说得一点都不错，我是真的干不下来。
　　“第二条路，是找个电影大亨，去做干儿子。运气好，还可以做女婿……”
　　我知道他在消遣我，忙说：
　　“你只告诉我，拍个十分钟的短片，要多少钱？我帮你打工，多久能还清？”
　　“你是真不知死活？上次找你画看板，你死都不肯，这下多久都干了？”
　　“为了兴趣嘛！等我熬到像你这样见多识广以后，再重新做人也不迟呀。”有来有往，我也幽他一默。
　　他想了一下，说：
　　“这样吧，我认识一个朋友，他有台十六厘米的摄影机，我帮你去借，可以省下不少钱。至于底片，有种水货是一万呎一千元，冲洗全在内，但是配音剪接要另外算钱，你给我画看板抵帐，够意思吧！”
　　我听了，心都快要跳出来，赶紧再问：
　　“一万呎能拍多久？”
　　“看你怎么拍啰，十六厘的，半个小时总可以。”
　　我兴奋已极，万万想不到这样轻易就解决了。可是拍什么呢？演员不难找，很多同学都愿意免费服务。还要剧本……我还从来没有看过剧本，何况要写？
　　静下心来，我到图书馆借了一本话剧剧本，参考其中的场景、对白以及人物描述。先试着以我身边所熟悉的事物，写了生平第一个剧本：男生宿舍。写时一面仿真电影上的画面，镜头的转换，一面想象拍摄的过程。当时在我的心目中，所谓的剧本只不过是电影摄制前，写在纸上的详细记录而已。
　　剧本写完了，我找庄灵来看。到底是旁观者明，他看了几场，立刻说：
　　“这像是话剧嘛，老在寝室中转，怎么拍电影？”
　　我这才想起，我所仿真的是话剧剧本。当时一头栽了下去，正是当局者迷，根本没有想到话剧和电影的区别。
　　半个月的时间全浪费了，我很泄气，只好说：
　　“反正我们是练习，在室内还好拍些。”
　　“你全搞错了，我们没有水银灯，没有广角镜头。而且室内空间小，又缺乏道具，你叫我怎么拍？”
　　我们俩个门外汉，各说各话，但他至少有摄影经验，必须尊重他。突然我想到了一个主意，不如我们拍些学校风光，拍好了送给学校，这样的剧本要不了两天就可写好。他也认为这样最好，于是我立刻到训导处去，我知道先要得到学校的许可，否则会出问题。
　　训导主任一听，立刻高兴地说：
　　“正好学校有笔预算，是作视听教育用的，可是校中没有这种人材，谁也不知道该怎么用，你们会不会拍记录片？”
　　我连忙说：
　　“当然会。”
　　“你看大概要多少预算？”
　　我一想，一千元的片子，开个一千五百元，还可以赚上五百，于是说：
　　“一千五百元。”
　　“一千五百元？”训导主任大叫一声，几乎跳了起来。
　　这下糟了，早知道只要五百元就好了，我脸红过耳，只得招认：
　　“买片子要一千元，我……我想赚五百元。”
　　训导主任笑了，笑得前仆后仰，更令我心里发毛，他说：
　　“你放心，只要你真的能用一千五百元拍出来，我保证学校一定同意。老实说，曾经有人来谈过，他们要十万元才肯拍。”
　　十万元？事后人人说我傻，可是我却乐不可支，做自己喜欢的事，还有钱可赚，这么便宜的事，天下哪里找去？
　　花了一个多月，我和庄灵背着摄影机，第一次把学校踏了个遍。而且手持学校的公文，没有什么所谓的禁地，连女生宿舍的神秘气氛也摄入了镜头。
　　冲洗出来，又亲自动手精心剪接，再加上录音旁白。由于庄灵的摄影技巧不凡（相信对他后来进台视也有助益），放映时只要能让影片和录音带同步（事实上不太容易），倒是蛮像回事。我满心以为，中国的电影即将起飞了。

　　四年级下学期，我只剩下最后一个学分，那农场实习是一位老好教授的课，只是带同学到处去参观，不记名字、不考试。我注完册，就等于交完了差。终于，大学四年就如此这般地混了过去。由想骑马变到种稻子，结果稻子根本不认得。一会儿是各种活动，一会儿是画画，最后决定搞电影。这四年在学校学到了什么，也可想而知了。
　　紧接着是兵役，我被分发到复兴岗政工干校的“战地政务班”，谁也不知道什么叫战地政务，但想到可以不必“打野外”，必然轻松愉快。正要准备报到，学校却来了一纸通知，要我去注册。我给搞胡涂了，分明毕了业，还注什么册？
　　奇人，所以常发生奇事，莫奈何，向同学打听，没有一个人知道原因。因为四下那个学分，自农学院成立以来，还没有人被“当”过。不过，永远会有个“不过”钻出来，那门课上到一半，竟由敝系主任“自动要求”代课。
　　我一听，糟！正是所谓“君子报仇，三年不晚”。我自命与他很有默契，二年级的那场“热中子”之战，如果他当年就“当”了我，大三还能重修，未免太便宜了。现在毕业在即，“当”我一家伙，可等于留校一年，这才叫心狠手辣！
　　到底是中国的文化悠久深远，历史上留下了太多的谋略、计策，随随便便顺手拈来，就足可惩得人死活不知。也难怪国人无意创新，光是抄袭、模仿老祖宗的花样就用不完。敝系主任的确可称此道中之高手，三年来“潜龙勿用”，现在“见龙在田”，再来个神龙摆尾，硬把我这个看不顺眼的对头，等到“亢龙有悔”，再打回原形（再当两次就不能毕业）！
　　可是兵役怎么办呢？我能不当兵吗？我又能不去注册吗？不论如何，总得给我一条生路才是。我到台北市兵役课去查问，他们说，不去复兴岗报到，将被戴上“妨害兵役”的严重罪名，非先当兵不可。我又赶到学校，教务处则坚持说我根本没有毕业，如果不注册上课，就要被开除学籍，四年白送！
　　训导处的先生们与我混得很熟，告诉我一个内幕消息，原来在前一学期，教务处与训导处为了我这个“问题学生”，头疼不已，教务处说我上课时间太少，应该开除。
　　可是一查记录，我没有旷过课，所有缺席全是公假。教务处又怪训导处公假核准不严，训导处则取出公假单，细细比对，我四年中总共为学校办了一百多次活动，每次的活动都有凭有据，完全符合学校规定，训导处能不准吗？
　　事实上，全校公假记录最高的还不是我，比我高三届有位姓任的女同学，是救国团的“青年代表”，经常参加各种国内外庆典及活动，她的公假一请就是一年，在四年内请了三年多的公假。
　　在会中争了半天，最后还是我们系主任出面，说他早已有了良策，不妨交给他处理，相信他的良策就是这一招。教育应该是神圣的责任，学子有错，教者正该谆谆善诱，导之向上。即使需要惩罚，也应依法行事，怎能因为大权在握，竟把课业当作“复仇雪耻”的利器？也难怪社会上乖戾之气猖炽，大家冤冤相报不已，教育界能不慎乎？
　　因为有人为了逃避兵役，故意不毕业，所以“兵役法”规定，任何大学男生，在第四学年读完后，不论毕业与否，一定要先服兵役。故各校的训导处，在四年下学期就统一造册呈报。自有农学院以来，从未发生过这种“特殊”情况。训导处认为我应该先去当兵，由学校自动办理“停学”手续。可是教务处不同意，要我拿到兵役课的证明再说。
　　我又回台北，兵役课说不能出任何证明，当兵是国民应尽的义务，学校理应知道。如果学校故意刁难，不让我去服兵役，则不论是谁，都将以妨碍兵役罪名，移送法办。
　　我按耐着性子，战争的胜负经常是决定于最后一秒钟，在国家的法令与教务处的意气之间，我已稳操胜算。但我不愿服完兵役后再去上课，谁知道下次系主任还有什么高招？所以要运用孙子兵法，打个漂亮的胜仗。
　　我又回学校，说我决定来注册了，同时，兵役课正在查是谁妨碍兵役法。教务处一听，才知道问题闹大了，立刻签报校长，同意我先服兵役。我则坚决反对，我说我不想服兵役，宁愿多念一年，甚至再念几年都无所谓。
　　最后是校长召见，承认学校作业错误，同意我注册，也同意我同时去服兵役。至于考试上课，校长只说，为国家服务去罢，“家事不用你牵挂”。

　　别人以服兵役为苦，我却发现比我以往的生活好得多，早餐是豆浆馒头，或是稀饭和可口的小菜。午餐晚餐则有鱼有肉，尤其是些大肥肉，芳香馋人，别人看了皱眉，我则是手到擒来。吃得好，穿不用愁，不必担心考试，不用害怕生病，和我理想中的天堂差不多。可是，总得付出一点代价，那就是行动、思想都受到限制。
　　我们所上的课，是要学习如何在“反攻大陆”后，去接管各种地方的政经事务。当时传言随时可能会反攻，所以我们这一届特别成立了“战地政务班”，扩大编制。总共有五个梯次，约八百多名学员。其立意甚佳，准备让我们恶补一番，以便接收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大陆。只是我们这些学员们，没有几个人真的拿它当一回事，每天混吃混喝，庆幸自己分到个轻松的单位，不用出操，不怕日晒雨淋。
　　以往各届的同学，无一不认为分到政工干校是福分和荣幸，而且只有入了国民党才有这种机会，因为“政工”必须为党服务，这种观念最令同学们反感。但是事到临头，没有分到政工干校的，反倒是心里又忌又恨。
　　政干的同学常有一份优越感，他们拥有很多特权，有时比连长还要神气。每次高年级同学在服兵役时返校，那些挂上政工徽章的，总要表现一下。经常吹嘘说，在其它当排长的同学每天出操晒得头昏脑胀时，自己还可以吹电扇，看小说，或者勤读英文。
　　我知道有好几位同学，都是为了想进政工干校受训，才加入国民党的。想不到这次因为扩大编制，凡是家住台北的，不论是否为党员，一概纳入。
　　对我而言，不出操唯一的好处是可以大睡其觉。教官对我们非常客气，称我们这些预备军官“活老百姓”。这可是有典可考的，据说以前曾有位长官，对一位学生预官的表现甚为光火，骂了一声“死老百姓”，不料该死老百姓背景深厚，这句话因此引起了很大的纠纷。自从那次以后，部队上一律“尊称”我们为“活老百姓”。
　　有些活老百姓上课睡觉尚嫌不足，还要大打其鼾，闹得教官很没有面子，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有位教官的“粉笔神功”非常厉害，他把粉笔头夹在两根指头中，老远地对准目标一弹，十有八中。中弹的那位老兄，经常被弹得鼾声骤断，两眼惺忪，惊惶四顾。也有些教官很懂得一点心理学，常常夹带一些有趣的笑话。眼看有人作“钓鱼”状，上下眼皮亲密得难分难舍之际，各“色”笑话便纷纷出笼。“钓翁”们莫不弃鱼拋竿，急急追问笑得前仰后翻的会心人：“何事精采？”
　　我很能入境随俗，学会了闭目养神的浅睡法，两眼一阖，便迷迷糊糊的不知何往。稍有动静，则眼一睁，仍在教室中。既未挨弹，又不错过精采情节。开阖之间，全凭耳朵的自由意志，所以三个月的训练，乐在其中。
　　有堂课我听得津津有味，大有收获，那是某教授的哲学导论，讲得扼要精辟，我有很多原本半通不懂的观念，在他的讲解下，一一原形毕露。这时才知道哲学原来并不只是咬文嚼字，虽然不尽是我想要知道的真理，却是许许多多的大师们在追求真理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忠实记录。
　　还有一门课，几几乎被我睡过去了，那是李廉教授的“政治作战”。一听到这个名称，我的瞌睡虫就爬了出来，特别选了最后一个座位，从上课到下课，如同置身峻山丛林，在喃喃的禅唱中，老僧入定去也。
　　有一次，几个“同官”聊起天来，莫不认定这里的教学水准比一般大学为高。再谈及科目，我最推崇那位哲学教授，他们则公举李廉教授。我当然不服气，政治作战？特别挥走了睡虫，专门应战一番。
　　不料，这一听令我大感后悔，李教授口才之佳，思路之敏捷，不仅是我前所未见，直到如今，我历遍天下，还找不到任何一个人能望其项背。
　　我立刻由最后一个位子，钻到第一排，恨不得把他所说所讲的都给记在纸上，以便回去后细细揣摩。他所说的完全是“方法”，然后把方法用在实例上，灵活而生动，让人一听就懂。我追寻多年的，就是这样一位老师，为什么当年我不进政工干校呢？再多的不甘愿，只要能听他一堂课，就远胜我苦思经年。
　　他那时有六十多岁了，灰白的钢发，瘦削的身材，脸孔轮廓分明。他前额宽广，目光炯炯有神，而最具威严的，还是他那两道浓眉，尾端翘起，似飞未飞。
　　他说话的声音稳定而柔和，字字清晰，恰是我最理想的催眠曲，以致我坐失良机，没有听到前一半的课程。因此我这个沉睡多日后的醒狮，下课后总是问东问西。有时他笑而不答，即使回答也多言简意赅，足供我想上几天。
　　收获最大的是他提出事物正反的观念，万物有正反，万事有矛盾，把正反合起来，把矛盾统一了就是力量。如果正反及矛盾对立，则是战乱、斗争。这种简单的论点，听来似乎毫无新意，可是整个中国大陆就完全丢在这套矛盾斗争里。
　　他不是哲学家，他的理论也非新猷，但他却能将理论当作一种诠释事实的工具，用这种方法分析错综复杂的问题，最后归出一个必然的结果。很多人虽不同意他的结论，可是一步一步的追究，却又找不到漏洞，不相信也不行。
　　在他以前，我没听过任何一个人对共产党有正面的评价。因此我始终不能了解，为什么那样“坏”，那么“无能”的极少数人，能在短短的三个月中，席卷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国土，推翻一个又亲民又爱民，且受全国拥戴的国民政府？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种说法丝毫没有说服力，徒令听者心生反感。
　　李教授则认为共产党是一个极有纪律、训练良好的组织，他们有理想、有明确的目的，很清楚地知道要做什么以及如何去做。他们之间的矛盾较少，力量集中，做事也有效率。相对的，国民党太庞大，人多意见多，彼此之间的矛盾深，力量相互抵消。这是两党斗争中，国民党最后失败的根本原因。
　　不仅如此，共产党知道如何应用这种优点，专事挑拨、制造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扩大已有的矛盾。而在内部则利用矛盾的斗争，去统一矛盾，将彼此间之矛盾面减小。即使他们最后也变成了庞大的组织，但矛盾并没有增加，反而力量更为强大。
　　他每讲一段就举出实例详细分析，把一个错综复杂的国共两党斗争史，说得简单明了，所有过程无不合情合理（我现在无法提出一些精采的细节，因为我苦心记录的日记，不幸早已全部遗失了。）
　　这是一种方法的应用，相当于一种概念“公式”，只要将各种变量代入公式中，就能导出必然的答案来。如果能找到一种公式，依此一一推出人生的各种现象，那岂不正是我苦苦追求的人生真理吗？
　　在受训的最后一天，我们听完他的课后，无不觉得毛骨耸然。果真如此，有谁能对抗具备这种思维力量的共产党呢？我立刻问道：
　　“李教授，这样说来，我们凭什么能打败共产党呢？”
　　“王道，”他笑笑，意味深长地说：“王道。”

　　在我进入战地训练班的第一天，就立刻有同官、指导员、队长等纷纷来说服我参加国民党。我表示分发到这里受训，原非我的志愿。我对政治没兴趣，对入党更没有兴趣，如果怕我影响到他们的工作，大可马上把我调走。
　　我的小队长是当年香港邵氏公司在台录取的电影小生，名叫鹿瑜。我们很谈得来，因为我很醉心电影，我们的话题大都也只限于编导技术。他毕业于国立艺专，但似乎对编导毫无概念，反而是我大发谬论的时间居多。
　　快结业时，有一天，鹿瑜苦着脸对我说：
　　“我们算不算是好朋友？”
　　“可以这么说。”我很奇怪他突然提出这个问题。
　　“那我能不能请你帮个忙？”
　　“当然可以，只要我办得到。”我只希望他别找我借钱就好。
　　“只是举手之劳，就怕你不愿意。”
　　“什么话？举手之劳，为了朋友还会不愿意？”我特别强调“举手之劳”。
　　“那不一定，我怕……”他那副吞吞吐吐的样子，很像做戏。
　　“别啰唆，只要不是借钱，我都答应，一定算话。”
　　“为了我，请你参加国民党！”他乘机一口吐出。
　　原来如此，的确是举手之劳，我又失算了。我之不愿参加国民党，并非有什么政治因素，只是没有兴趣，而且骨头又硬又臭，不愿接受威胁利诱。现在看他一脸苦相，用这种方法要我入党，我又有言在先，如何能拒绝？
　　“我只问你一个问题，什么叫‘为了你’？”
　　“因为我们做党员的，每个人至少要推荐一个人入党，我一个都找不到。小组组织告诉我，只剩下你一个人还未入党，所以要我来找你。”他很诚恳地说了实话。
　　“好吧，可是我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他很紧张，深怕煮熟的鸭子还会飞。
　　“我要在结业那天才参加。”这只能算是一种心理补偿，至少可以多两天的自由。
　　我发现不止是我，最后一天宣誓入党的，还有三个人。
　　结业后，我被分发到陆军装甲部队第一师，要到湖口报到。那是北部的一个小高原，遍地黄色沙土，寒风凛凛。我所分发的部队是炮兵第四营，由于“连指导员”出缺，我以“干事”身分代理其职务。
　　可能是我在复兴岗睡得太多，不知道指导员该做什么事。上任后，又单独有个小房间，比谁都舒服，既不出操也不做实战演习，每天晃来晃去，不知如何是好。
　　不得已，只好到团部去，向政战处请教，这才知道我主要的工作是负责全营官兵的政治意识与思想行为。我们有一本“最机密”的小册子，上面记载了官兵们每天的言行。如果有高级长官来营巡视，则哪些人该注意，哪些人该隔离等，都该由我来负责。
　　老天，这正是我最怕的工作，难怪非要我入党不可。
　　我可以想象那种电影上的镜头，我每天拉长了耳朵，偷听别人的谈话，随时随地在“生死”簿上画一笔。我可以很神气地乜斜着眼，看谁不顺眼，或谁对我不敬，都给他记上一笔。只要我一掏出小本子，人人战栗。即使我只是掏掏口袋……哼！
　　我办得到吗？在农学院时，曾有位同学警告过我，说有两位党员奉命参加了我创立的学社，专门负责记载我的言行，原来就是今天我要干的这种事。
　　我好奇之心又发作了，想要看看那生死簿上写的是些什么？为什么小小的一只笔会有那么大的威力？
　　古人说：“不经一事，不长一智”。真是不看则已，看后怵目惊心，令我整个人生的理念，都起了“化学变化”。
　　我立刻下了决心，不论如何，向父亲叩头都可以，一定要利用各种特权，助我脱离这个是非之地！
　　那本本子上，密密麻麻地有很多不同人的笔迹，显然是集体创作。其中任一句话都足以致人死地，使人永世不得翻身。
　　我们队上有“老士官”十来个人，都是早年从军，随政府来台。迄今犹是孤家寡人，无亲无故，以部队为家。人心人性，古今皆然，他们把青春都献给了国家，现在步入中年，来日不多，难免有时会回忆儿时，或叹吁未来。然而这些事情在有意的渲染下，只要换上几个字眼，在当时的高压统治下，立刻成了滔天罪行！
　　而今仅凭记忆中的印象，略举数例。其中略去了人名和时地，并将文字简化：
　　“毁谤元首：有反叛性，危险人物，应随时隔离。”
　　“私下批评长官：有反叛性，其人危险，应隔离。”
　　“发牢骚：思想有问题，危险，应隔离。”
　　“想家：思想不稳定，危险倾向，应隔离。”
　　“想要儿女：思想不稳定，危险倾向。”
　　“打架：危险人物，应隔离。”
　　“青年党员：危险人物，应隔离。”
　　“说梦话：心理不正常，有危险倾向，应隔离。”
　　“吃菜太多：自私自利，需要再教育。”
　　“工作不力：思想不正确。”
　　有一位士官，曾自杀两次皆未成功，他的记载是：
　　“危险份子：不怕死，应随时隔离。”
　　“应隔离”的意思是说，当大人物来巡视时，应把他关起来，以防危险。部队上的严格要求是有必要的，但为了表示负责而到吹毛求疵的地步，那就太过分了。
　　这种记录终生如影随形，当事人到哪里，资料就跟到那里。那些记录有的可能只是当事人一时无心之言，甚至有些分明是记录者的主观意见，但白纸写上黑字后，便成了永远无从洗刷的污点。
　　尤其是那位青年党员，在我们民主、自由的国家中，为什么会被视为危险人物呢？记得在师大附中时，我所敬爱的导师萧辉楷先生，也因为是青年党而被迫离校，害得我们全班四五十个无辜的青年学子，在心理以及学业上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而其中受害最深的，正是我这个如今负责“思想”的干事。
　　如果青年党不合法，国家可以明令取缔，如果我们不标榜民主自由，参与其它党派的，也不妨格杀勿论。既然要设立几个“花瓶政党”，以显示橱窗式民主，偏偏私下又对丝毫起不了作用的青年党员戕贼迫害，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我从不关心政治，这时却对青年党产生了兴趣，特别找了这位士官一谈。
　　他姓章，年纪比我约大十多岁，但已两霜飞白，满脸皱纹，显得出奇的苍老。他拘谨地进来后，身体站得笔直。我请他坐下，开口就问道：
　　“你是青年党员吗？”
　　他听了，脸上立刻显出痛苦不堪的表情，泪珠夺眶而出，抢着说：
　　“真是天大的冤枉，少尉，你刚来，叫我怎么说都说不清.. ”说着他竟哭出声来。
　　我大为诧异，听他的口气，好象否认是青年党员，那为什么本子上那样写呢？他发觉失态了，忙揩干眼泪说：
　　“少尉，我可以走了罢？”
　　我留他坐下，诚恳地说：
　　“我历世不深，今天来这里，明年就退役了，你是什么党本来与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因为过去的一件事，使我想了解一下青年党是怎么回事。刚才看了些文件，上面说你是青年党员，所以找你来聊聊。”
　　他沉默了一会，慨然说：
　　“好吧，请先听我解释，我并没有参加任何党派。十多年前，我还在家乡读中学，因为恨日本鬼子，便参加了青年军……随着孙总司令来台湾时，我是少尉排长。只因为孙总司令的案子发生了，凡是被孙将军带出来的，一概降级改叙，我便被分到装甲师来，并降为士官。后来我一直不能升少尉，我自命不比别人差，常发牢骚。有位指导员说因为我不是国民党，所以升不了官。我气不过，说了一句：‘宁愿进青年党，也不进国民党’！从此以后，他们就认定我是青年党了。”
　　我并不了解他说的经过，想想自己过去的行为，只因沾了父亲的光，否则今天恐怕也不知道在哪里受罪。我突然天真地问他：
　　“现在你想不想参加国民党呢？”
　　“当然想，可是申请了几次，都被打了回票。老实说，我一只脚已经进了棺材，什么都不重要了，只想赖着多活几天，好回家去看看爹娘！”说着说着，他眼睛又红了。
　　我以为进国民党很容易，便自愿担任他的保证人，填了单子，报上营部。想不到第二天就被退了回来，我不死心，亲自到营部，向营指导员解释。
　　营指导员听我说完，好心叫我不要管闲事，我问道：
　　“这不是我的责任吗？他入了党，党就增加一分力量。”
　　“可是他是问题人物呀！”
　　“我信任他，我可以保证。”
　　“那有什么用？他出了事，你还不是跟着倒霉？”
　　“那是我的问题。”我的态度很坚决。
　　“如果我同意了，就变成我的问题！”他见我很顽固，大为震怒：“你明年退伍走了，我还在这里，找不到你，可还找得到我！我不能为了他毁掉自己的前途！”
　　“那么，我们党员只应该为自己考虑啰？”我当然不服气。
　　“笑话！你入党居然不是为你自己考虑？你想救国救民？”
　　我能怎么说呢？坦白交待，说是被迫入党的？我只好另做努力，很诚恳地说：
　　“能不能让我呈到师部去呢？”
　　他冷笑了一下，随手在申请单上盖个章，写上“保留意见”四个字，然后对我说：
　　“瞧你的吧！”
　　师部是一位上校接见我，首先把我训了一顿，又说：
　　“今天还好是我，换个人可能先把你办了，凭你入党还不到一个月，自身难保，还想来保个危险份子！”
　　我忍着性子听他训完，才说：
　　“请教长官，我的责任应该是什么？”
　　“你连你的责任是什么都不知道？”
　　“我以为是负责连上官兵的思想，教他们信仰三民主义，拥护国民党。”
　　“那就对了。”
　　“现在，这位士官接受了我的指导，愿意参加本党，难道是我的错吗？”
　　他勃然大怒：
　　“你这个死东西，我告诉你他是危险份子，你还跟我狡辩？”
　　“难道人不能改过自新吗？”我自恃有理，打算豁出去了。
　　他怒眼圆睁，高高地拿起桌上一本册子，狠狠地对我说：
　　“这是你的记录！告诉你，你思想有问题！你想利用离心份子来破坏我们的党！”
　　我知道这个帽子的分量，“思想有问题”的归宿是绿岛，一个专门囚禁无须经过法律审判程序，而已经定罪的犯人。再争下去，显然我也只有去唱“绿岛小夜曲”了。
　　我能不低头吗？至少我努力过，而力量只有这么大。今天如果不自量力，暴虎凭河，我今生真正的目标就永远无法达成了。
　　想到这里，我才知道自己错了，这一类悲惨的事件绝不止此一桩，我的责任并非劝人加入国民党。于是我行个军礼，像演戏一般，说：
　　“报告长官，属下知道自己错了，原案请予撤消。”
　　所谓“识实务者为俊杰”，我若再不转弯，这本自传很可能早就“存盘待查”了。
　　我决定设法调走，我从未求过父亲，但若是再待下去，迟早还会有其它的问题发生。正想找父亲说项，却碰到师部的“捷豹康乐队”正在找小喇叭手。我先去应试，演奏通过后，再经由一位当军长的亲戚打声招呼，我便脱离苦海，正式进了康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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