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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父亲　　　环境、身世、父亲、动乱

　　生命，是灿烂的花朵，是一闪即逝的流星，是大漠骤雨后，满被大地的新绿，也是活跃在地心，不时奔放的熊熊烈焰。生命，因宇宙进化而堆砌，衔负着一脉相承的原动力，从过去通向未来，从混沌直达永恒。
　　透过茫茫的天体，在铺满碎钻的繁空中，均匀地散布着无数的、各形各色的星团、星云、星系。在无数的无数中，恒星、行星、卫星交错纠缠，有的光耀夺目，主宰了大片虚空；有的层层环绕，簇拥着能量的核心，逐渐扩展到无尽的边陲。更多的却是没有光华、平实无奇的微尘，散布在渺遥的天际。
　　在这无尽的虚空里，一颗蓝色的行星，恰似一叶扁舟，载着渺小的人类，驶过无边无涯的航道，留下了似真若假的些许痕迹。
　　站在人类的立场，人是具有智能的生命体。在当前已知的宇宙中，唯有人能肩负起宇宙传承的使命和任务，从而跨越时空，回归宇宙。
　　假定时、空是宇宙架构中交错的道路，人的生命则是无量虚空累积的指针，一步一步牵引着后来者，行向终极。有的在险巇的悬礁上，以智能的光芒导引着往来的船只。有的则活跃如急漩的狂涛，迸溅漫天的炫彩。更不乏散布在时空的各个角落里，无动于衷或是无可奈何地，忝附为生命家族之一员。
　　有了生命，世上充满莫名的希望、失望、兴奋、无奈。最后，生命留下了另一波循环的种苗，悄悄地溜走了。唯有生命的脉动，人世间才充斥着悲、欢、离、合。也唯有透过生命的力量，人们才会在世世代代的寻觅中，无止无尽地憧憬着生命的奥秘。
　　有谁出生时，不是来自黑暗？靠着自己的摸索，渐渐看到模糊的世相。好不容易站了起来，不一会儿又跌倒了，再爬起来，再摔倒。终有一天，人必须面对永远无法了解的陌生世界，盲目的探索前进，梦幻一般的人生旅程，就此开展在虚无之间。
　　能量的排列组合无穷无尽，其中有一种方式，将能量驻留在一个封闭的结构里循环运作，生命于焉诞生。因为机率的难得，所以生命是可贵的。因为可贵，生命体最珍视自我生存的价值。更因为珍视，生命体不得不自我独立，建立了堡垒，完全与外界隔绝。最后，生命体只能透过有限的感觉器官，接受环境传来的一些隔阂而蒙眬的讯息。
　　从最初的单细胞生命，逐渐发展成为繁复的高等动物，生命每向前迈进一步，自我的堡垒就堆砌得更高更厚。人类问世后，基于堡垒的牢固，感知早已迷失在茫茫的星际与厚实的城墙之间。惶惑、寂寞、虚幻、孤独与生命永远为伴，来自何方？去向何处？甚至于此时此刻，一切流经的讯息都宛如迷雾中的花朵，难以捉摸。
　　千万年以来，多少哲人诗人，向外观察客观的宇宙，对内则面临主观的自我，似真如幻、若有还无。为了生存、生活，人不得不怀着虔敬的心，对自然界这种伟大而玄秘的现象，不断的讴歌、崇拜，好奇、追索的结果，观念逐日积累。
　　这种累积是一种象征式的讯息，相当于时、空交错的再现。于是，另一种能量的形式－－知识，就在人类一代一代的探索下产生了。
　　知识是人类透过感官及主观意识所认知的现象，并经过当前环境的客观印证，且为同时代的人共同的认知。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知识原本就是宇宙的架构，不过借用概念为载体，透过时、空，以供人类认知及应用。
　　而人呢？在历经了困惑惶恐，好不容易展露头角，自以为君临万邦之际，一旦发现时代的舞台上，已被七彩斑斓的激光光所占满。人不仅不是主角，在骚乱忙碌的布景更迭中，人连陪衬的地位都模糊了。
　　知识历经了数十万年的积累传播，一旦时机成熟，它立即跃为进化的主流，在宇宙中无限地延伸、扩展。各种新的观念、技术不停地推陈出新、争奇斗艳。知识不仅是宇宙力量的主宰，也是人类存亡、兴衰的原动力。它彷佛高挂在天空的太阳神战车，拖着人类，高速的向不可知的未来飞驶。
　　知识普及了，世界改变了，事物的变化有如重力加速度一般，随着时间的平方值急速累进。每每在人们还没有认清它的真实面目，还来不及对它作出正确评估之前，新的事物又继续不断地滋生。
　　人追求知识的原意，是要明确地了解这个世界。可是就像追求异性一般，认识越多，了解反而越少。在物质文明鼎盛的二十世纪，知识经过了科学技术的洗礼，分工日益精密，已不再是人类所能理解，更非人类所能控制的了。
　　在千万年的演进过程中，人类早已适应了变化缓慢、稳定的环境。以往的人，一生之中岁月往复，四季依旧，社会的步履有如山岳的风蚀，细微得无从察觉。任何人只要在青少年时期学到一些做人处世的观念和技术, 就足够其终生应用而有余。
　　到了这个知识爆炸时代，人仍然是人，而环境却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急剧改变。因此，凡是在早年有所成就，志得意满，或者不愿继续学习以资适应的人，往往会被现实遗弃，永远停滞在过去自我迷恋的岁月里。

　　中国是个文化古国，几千年来，曾经有无数的圣贤才智之士，把经验汇聚为实用的体系。举凡人类社会生活行为，钜细靡遗，都明定了详尽的遵行准则。在这个传统下，人人墨守成规，不求进取。整个社会在划一的步伐下，安定和谐。在十九世纪之前，仍然巍峨屹立在世界舞台上。
　　假定人类到今天还只算是“中年”的话，中国可以说是“少年得志”，人们陶醉在过去光辉的历史里，自大自满。谁知新时代遽然到来，随即面临了各种未知的挑战，原来所依凭的金科玉律完全与客观现实脱节。在这种情形下，既不能扬弃固有传统，又无力开创崭新的局面，以至于新旧之间产生了严重的矛盾冲突，人不知何去何从。
　　个人不过是大环境的缩影，我的父亲承袭了中国传统，却不幸生长在这个新时代。而且也是在少年得志的际遇下，自负自傲，目中无人。他有着传统“读书人”所具有的清廉正直操守，也有士大夫不恤下情的习性。他自知跟不上时代的脚步，却又保守固执，坚持己见。终其一生，以不变应万变，永远与现实保持着相当的距离。
　　根据族谱，我们是宋儒朱熹之后，明朝张献忠乱起，先祖聪一公由安徽婺源迁居湖北黄冈西乡（黄冈又名邾县，传为周武王封侯之地，后人去“邑”为“朱”，遂成朱姓）。父亲是第十九代，为“万”字辈，这是依传统族谱之“辈名”所定：
　　聪寿元文允，金廷守自光；继国承天庆，丰功泽“万”邦。
　　逢时明大道，秉义启忠良；纯仁钟懿宪，长发世恒昌。
　　举凡用做族系辈名的诗，既要用吉祥的字汇，且不可重复，又要有意义，以激励子孙向上。中国的社会就维系在这种重视家世、代代薪火相传的精神上。这种精神并与汉字的特色紧密结合，形成了一种不可分割的情结。
　　父亲生于一八九一年（民国前二十年），名万荫，字怀冰。
　　祖父早逝，又无恒产，家境非常清寒，因为父亲自幼喜好读书，曾受同乡望族周氏接济助读，后娶周家女为妻，是为我之“大娘”。大娘生一子二女，子名邦保，长女名众生，次女名敏生，都较我年长甚多。
　　父亲十七岁就读“汉黄德师范学校”时，参加了同盟会。辛亥首义，策名学生军，司城防巡逻及库藏守卫。民国二年，以公费考入保定军校第四期就读。
　　民国成立之初，各地军阀割据，内战频仍，兵马倥偬，而全国仅有保定军校一所国立的军事大学。在黄埔军校取代其地位之前，保定毕业生一直是天之骄子，军权在握，叱咤风云。父亲在民国十四年参与北伐，任总司令部参谋处上校科长，十九年为湖北省民政厅长。这时年岁方轻，而功名事业一帆风顺，心骄气傲，不可方物。
　　民国二十年，先总统蒋公主持南昌行营，父亲任第四厅厅长，主管情报及先总统之行事日程，权倾一时。当时政学系之首脑杨永泰、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等，为了扩展政治势力范围，极力拉拢父亲加盟。然而父亲怀抱着满腔“国家理想”，兼以出身军旅，不悉政情，反而规劝杨永泰等人以服务国家为要，不应结党营私。
　　杨永泰为我国近代史上最工心计之政客，父亲严词峻拒后，他一面表示敬佩，一面向先总统蒋公进言，认为父亲是个人才，理应重用，并推荐其兼任江西省民政厅长，先总统欣然同意。不久，杨又进言总统，表示父亲能力卓越，江西倚重极深，希能专任民政厅长。时正值国内党争昌炽，先总统为了安抚各界，遂免除了父亲第四厅厅长之职。
　　在官职上，民政厅较行营第四厅为高，然而中国向以人治为主，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南昌行辕是当时的权力核心，尤以第四厅在职责上最接近先总统。不论何人，要面谒先总统，必先通过此关。父亲为人耿直，不假词色，为此树敌甚多，一旦远离君侧，前途自是堪虞。
　　待父亲查知系杨永泰调虎离山之计时，命令已然布达，在杨氏蓄意阻挠下，父亲累次想面见先总统，禀报解释均不得逞。父亲怒不可遏，竟不自量力，愤然挂冠而去。先总统生平最忌部属之不忠，为此，在父亲之档案上批示“永不录用”。
　　父亲官场失意之余，遂西行游览苏杭风光，途经江苏溧阳，买了一位年方十八的贫家女汪氏为妾，并携回家乡，这位贫家女便是我的生母。
　　当时三妻四妾乃社会所容许的风习，父亲除了大房周氏外，还有二房桂氏。桂氏为贵州某一名门闺秀，生了三女，为宁生、汉生、雨生。父亲常年在外，大家庭中争宠夺权，时起勃溪。我的母亲无钱无势，无亲无友，地位低贱, 以致沦为仆役。
　　世态炎凉，为了生存，无人不设法攀龙附凤，排除异己，故而弱者永远是残酷现实的贡品。母亲受尽欺凌，唯有忍气吞声，每日以泪洗面。不久即因“呕气伤肝”，体弱操劳而罹患肺病，直到弃世，始终没有康复。
　　民国二十一年，母亲生一女，名峨生。在过去传统家庭中，不论妻妾，不生男儿就得不到应有之地位。此时又因父亲失去上欢，无人敢于任用。贺国光掌四川省政，多次举荐父亲，皆为先总统所拒。家人更怪罪母亲，认系不祥之祸水，境遇不堪想象。
　　在保定军校第八期时，父亲为学校助教，曾担任陈诚之分队长，彼此相知甚深。民二十四年，陈诚任陆军整理处处长，特向先总统竭力担保，父亲始得出任副处长。此后数十年间，父亲始终与陈诚保持着部属及相知至友的特殊关系。
　　民国二十六年，抗日圣战开始，父亲调任第九十七军军长，并兼河北省民政厅长及冀察战区政治部主任。七七抗日圣战方起，我于十月呱呱落地。父亲原来期望大哥之出生得以“邦保”，战事既起, 遂将我命名为“邦复”。由于生了男孩，母亲才算在家庭中有了地位，人情冷暖之余，朋友也多了起来。
　　在记忆中，有许多亲友常说我呆头呆脑，尤其是母亲，她总担心我会成为白痴。原因是在我三岁时，有一个勤务兵突然良心发现，坦承受到唆使，常喂我吃朱砂。传说吃了朱砂后神智受损，人会变得痴呆。父亲知道后，为了避免家庭纠纷，训令母亲带着峨姐及我北上，到太行山军营居住，同时并邀了舅舅汪泰荣同行。
　　在军旅中，父亲曾着《孙子十三篇阵中笺释》，于民国二十七年出版，并被选定为国军指定教材。当时在太行山战区除父亲所率之九十七军外，尚有共军朱德、刘伯承之部队。父亲自负文武全材, 于民国二十九年二月某日，竟然单骑赴共军总部，与朱德等将领辩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优劣”。
　　不料共军乘父亲不在，立即向国军发动奇袭。由于事出不备、变生肘腋，主帅又身陷敌营，自是溃不成军。在荒乱中，母亲被一小队卫士救走，峨姐与我则人各一头，睡在滑竿中，由竿夫抬着逃命，兵慌马乱之间，大家都失去了连系。不幸的是一颗流弹击中峨姐的左肩锁骨一侧，竿夫怕受责备，竟将我姐弟俩弃置荒郊，逃命而去。
　　所幸大舅汪泰荣骑着马到处找寻我们，后来在路旁一处发现了滑竿，我尚在熟睡中，峨姐则是满身是血。大舅以为她已经死了，不得已，仅将我一人带走。
　　峨姐乖巧可人，深得母亲疼爱，母亲坚信在菩萨保佑之下，峨姐不会死，便派人到处寻找。过了数月，居然发现峨姐为一农家所救，创口已合，但弹头深陷胸腔，再也无法取出。到九岁时，终于死于弹伤之并发症。
　　事件发生后，国府中央大为震怒，而共军则解释说是一场误会，为了抗日救国, 双方遂不再追究。经过这次变故，父亲深痛政治斗争之尔虞我诈，无视真相以及国家利益,
　　灰心之余，遂向中央提出了辞呈，打算隐居山林。
　　同年八月，父亲改叙第六战区长官部参谋长，但他已无心军旅，坚决请辞。时陈诚任湖北省主席，又身兼军事重责，南北转战，以致省政荒驰。陈诚力劝父亲应以国事为重，旋调父亲为湖北民政厅长，代摄主席职务。
　　由于祖先世代务农，兼又出身寒微，父亲深悉民间疾苦。早年虽然曾经多次担任民政厅长，但因阅历不足，且对军事及政治尚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故少有建树。这次与朱德等人讨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优劣，使他憬悟到仅仅空谈理论而不实践，再好的主义也只是动人的口号，很难让别人信服。

　　辛亥革命以来，整个中国分崩离析，内战连年，民困兵疲，国力斲丧。原有的势力瓦解了，新生的凝聚力则尚未成形，民族自信心早已散似落絮。主流论者常把责任推给各地的军阀，认定军阀据地自大，国家因此不能统一，三民主义遂不能实现。
　　所谓的“军阀”，不过是掌权的中央，对拥有军权的地方敌对势力所下的定义。政治上一向是成者为王败为寇，谁被视为军阀，就表示即将成为俎上之肉。于是乎党同伐异，便成为名正言顺的口实。千千万万宝贵的生命，就这样轻易地断送在无情的战火中。
　　实际上当时中国人的知识水准不高，兼以中国五千年来菁英式的士大夫观念已经根植人心，革命所标榜的三民主义，了解的人寥寥无几。要想让全国人民放弃自己的意识型态，团结在毫无所知的主义下，那才是不可思议的奇闻。
　　二十世纪中，壁垒分明的两大阵营－－资本主义及共产主义，都异口同声地强调“民主”，且基于相反的意识型态，彼此敌视。其实“民主”是社会上中产阶级壮大后，人民知识水准齐一，而且权威力量式微后，人民自然而然产生的自主方式。
　　虽然双方都主张民主，但两者的着眼点背道相驰。资本主义主张资本的自由运作，从而激发人性的物欲，从事生产竞争，政治仅仅是经济的附庸，故可由人民自行决定。共产主义则认为资本易受少数资本家垄断，强调物质分配的平均性，坚持中央集权，人民仅能在一个集体力量组成的机构下，间接选举代表，以行使其权利。
　　由于对人性缺乏真正的认知，这两种理论都忽略了人与人性的互动关系。因为人有私心，主义只是一种工具，只要有利于己，利益既得者可以任意阐释之。换句话说，主义不过是一种糖衣，里面可以包里任何药品。不论拥护也好，反对也好，说穿了，人人着眼于私利，不过有先来后到、能力高低之分而已。
　　资本主义放任人性，漫无止尽地追求物欲，很能满足有能力的知识分子。共产主义则控制人性，抱着平均分配的理想，颇受能力不足的社会大众支持，但是却因对知识分子的疑虑及受到知识分子的排斥，而失去了他们的服务，以致物质生产的水准低落。
　　刚巧，二十世纪的知识爆炸，一举赋与了知识分子无以伦比的生产力量。当资本主义日新月异，将新世界的生产力推向新的高峰时，共产主义却仍然停顿在原始的环境中。如果这两大阵营永远没有交集，倒也可以各行其是。但是，时代在改变，媒体传播成为人民认知的窗户，共产主义的控制方式，立刻在媒体的诊断下，成为举世审视的交点。
　　民主的滥觞，缘因欧洲历经千余年的宗教统治，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率先启发了人们的省思。到了十七世纪，知识崛起，理性抬头。十九世纪，地下贮存的巨大的能源被发现了，工业革命成为主流。这一来，中产阶级如雨后春笋，在欧洲应运而生，新的贵族登上时代的舞台。
　　欧洲的封建制度建立在社会阶级上，除了封建贵族，一般人民有如奴隶，无法获得教育机会。工业革命提高了生产力，造就了大量的中产阶级。他们虽然主控了经济，但在贵族杯葛下，仍然不具有社会地位，也就是说没有政治主权。
　　十七世纪的英国人洛克，首先喊出了“天赋人权”的口号。接着，法国一个极具浪漫色彩的青年卢梭，厌弃了当时的社会环境，根据“自由平等”的观念，写了一本《民约论》，提倡民主制度，掀起了新时代的序幕。
　　实际上，从欧洲民主思潮的兴起到当今的民主政治的成型，其中还有一段曲折的变化过程。欧洲民主风潮蔓延后，传统的力量式微，与新兴势力之间不时爆发战争。难民们纷纷飘洋渡海，移居到尚未开发的北美洲，由于新大陆地大物博，移民得以无限制的自由发展。反传统、反菁英、唯我独尊的自主思想，本是移民离乡背井所追求的梦想，遂形成美国式的民主制度。
　　到了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烧遍欧洲，美国不仅未受波及，反而渔翁得利，收容了无数顶尖的欧洲科学家。加以幅员广大、物产丰饶，军火、民生工业应运而生。是以在两次惨烈的欧战之后，一跃而成为超级强国。
　　既得利益者为了永保所得，最好的方法便是独占。美国真正的利益是经济，经济利益来自资源、生产技术与贸易。要独占就必须防止竞争对手的壮大，最好对方永远积弱不振，方得予取予求。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再应用各种手段分化或颠覆其它国家，且全力推行民主政体、人权外交，其中原委，思之即明。
　　强行将一种现成的社会制度，移植到水土不服的异地，在历史记录中，除非是亡其国灭其种，还没有成功的前例。没有智能的人往往喜欢幻想，看到有钱人挥霍无度，以为只要学习其生活方式，就是迈向富足的不二法门。事实证明强行改革惯性极深的社会传统，其结果必然是动乱、冲突，结果付出代价的总是无辜的民众。
　　民主的根本在于人民的自觉，而自觉需要有客观的条件。起码人民要有一定的知识水准、独立谋生的技能与充分的就业机会，才不致受到金权、政客的诱惑及愚弄。此外传播媒体、职业军人必须中立，以免社会大众受到欺骗及操纵。更重要的是有完善的法规，有守法的社会大众，这样才能形成一个繁荣、稳定的民主社会。
　　这些奢侈的客观条件，对挣扎于生死存亡边际的第三世界而言，正是他们努力奋斗的理想。为了理想的实现，代价是必须付出的，但是本末不可倒置，绝非先实行民主，知识及力量便随之而来。不幸，无知的人无法分清什么是必要的手段，什么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
　　民主制度的精髓是不论贤愚是非, 无所谓尊师重道，更免谈什么讲信修睦。个人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的见解凌越真理，自我就是宇宙的中心。而维持这个制度的手段，是各种利益团体把票源视为禁脔，各自包装他们的利益，与人民的选票交换。最后，一张一张的选票累积起来，就此决定了国家社会的命运。
　　时代是人生活的大环境，个人是环境的一部分，风起云涌，花落花开，无一不是息息相关。人因应环境的变化，形成了独特的意识，个人的意识又支配着个人的行为。
　　中国近代的悲剧，就是在时代压力与传统价值观两者的冲突下形成的。我的父亲经历了国民革命的前半段，他看清了政治的真面目，却没有能力脱离苦海。我个人则又承袭了他的无奈，继续挣扎在另一个崭新的时代战场上。
　　因为有了父亲的前车之鉴，我完全放弃了对政治的任何幻想，从而立志探索，到底什么才是人生真实的方向。我所看到的，是人类更大的灾难，中国不过是险滩中的一个礁石，而河水已经泛滥，人类文明面临崩溃的边缘。父亲没能为苦难的中国尽到多少力量，我也对当前的危机束手无策，因为，人性如同脱了缰的野马，整个世界已经濒临疯狂。
　　所幸，在我们传统文化的洗礼下，我走上了自己该走的道路，看透了事物的因果。最后终能全身而退，所以才能陈述这一段因果。

　　国民政府在革命成功之后，打着民主的旗号，却用违反民主的理念，要以武力统一全国。可是，“民主”如何统一呢？政治意见一致？利益权力相同？还是在万众同心之下，理所当然地捧出一个真皇帝、假总统？
　　各省要求“联省自治”，而中央则坚决反对。于是地方群起反抗，结果是生民涂炭，二十多年之中，年年内乱不已。
　　父亲并没有看到这些因果，他是革命的忠实信徒，只是他却在其它“同志”们没有觉醒之前，就认定与其仅用武力征服异己，不如以“王道”化之。在他的观念中，新时代的王道，就是“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
　　陈诚也有相同的观感，在父亲的协助下，在湖北省首先揭橥了“新湖北建设计划”，其中包括民生主义新经济政策、计划教育以及二五减租等。不幸的是日军节节进逼，新政虽然略见成效，却无法彻底实施。直到大陆易帜，陈诚主持台湾省政，再起用湖北原有干部，重订“三七五减租”政策，因而奠定了台湾小康的局面。
　　那段期间，我们母子寄居在鄂西建始县景阳河乡下。那里有一片峡谷平原，中间是条细长而清澈的河流，鹅卵石的缝隙间，游鱼清澈可数。入春，原野满眼新绿，秋至，则是一片金黄色的油菜花。放眼向四外延伸，远处可见由平地拔起的陡峭悬崖耸入云际，横亘在天边。我片片断断的记忆，就像甫出土的嫩苗，领受着大自然的洗礼。在这个阳光照耀的山麓间绵延凝聚，日渐串连成形。
　　母亲的肺病已进入第三期，时常咳血，八岁的峨姐负起了照料我的责任。我对她有印象大约是三岁多，我常对她挥以小拳，但她总是微微的笑着。她越不在意，我越是生气，打得也更凶，不到她叫痛不止。
　　人生的悲哀就在此，身边美好的事物，我们总认为是理所当然而不知珍惜。一旦成为昨日黄花了，美好的记忆才无休无止地萦回脑际，不断地啃囓着心灵，于是痛苦烦恼纷至沓来。然而，时间彷佛一道道锈蚀的重门，过去的已经紧闭，未来的尚未开启。徘徊其间的人们，永生只能在隐密的缝隙中，吮吸那点点滴滴。
　　因为母亲的病情，峨姐自然而然取代了慈母的地位，她对我的照顾可说是无微不至。只惜人在幼年不通事理，纵使沐浴在和煦的微风里，也不知春日的可贵，反而在她的宠爱下，筑起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小小王国。
　　不知什么时候起，她得了白喉，那好象是一种很可怕的病。有一天，母亲带我到一间极大的房子，那里有张小床，上面躺着峨姐。她见到我，没有说话，只拿了两个又大又红的橘子给我。我一见到橘子就忙着吃，以后的事一概都不记得了。
　　下一幅景象，是在一个小山丘旁，母亲伏在土堆上痛哭，我在泥土中找到一只透红的小蜘蛛，正打算把它掐死，母亲突然说：
　　“那是姐姐的化身，不要碰它！”
　　我不记得母亲还说了什么，只是搞不清，为什么峨姐化成了小小的蜘蛛？我眼见那蜘蛛消失在泥土中，自后我再也没有见到已变成蜘蛛的峨姐。而且，在我尝到了人世艰辛、真正懂事以前，也从来没有认真地想念过她。
　　多么不幸的人啊！人永远只能在时光流逝之后，才领会得到生命的宝贵。也只有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亲人，撒手离开我们而去，平安、欢乐化为乌有后，人才知道什么是空虚、孤独。亲情就像温煦的冬阳，若有似无地，淡淡而又持续地，给我们提供了生存的保障，让我们得免于严寒的侵袭。
　　峨姐曾是我的褓母，我的朋友，我遮风蔽雨的护身所。每当我做错了事，惹了祸，挺身而出，代我受责的是她。每当我无理的要求，在父母拒绝之后，让我出气泄愤、饱以小拳的，也是她。
　　母亲长年卧病在床，在受尽了人间的磨难后，还要承受父亲在日益恶化的国事、家事中，所爆发的戾气。母亲的抱怨与泪水，有如长江黄河的滚滚浊流，包罗了千古以来所有炎黄子孙的苦痛与灾难。母亲没有地方倾诉，最后都一股脑地倾倒在峨姐小小的心灵中。我还记得，峨姐总是默默的听着，似解非解地微笑着，在平静中吞没了涛天的骇浪。
　　直到我历经艰险，航行到了风平浪尽的虚无大海时，这才又想起了峨姐。同时也真正地领悟到老子所说的“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即使仅仅是一个不满十岁的幼童，她那平静的心灵却已包容了万有，与天地同寿。

　　在我记忆中，还有一幅鲜明的景象，四周是一片枯黄的稻田，我走在田埂上，后面跟着一位奶妈，我一直盘算着想吃她的奶，却又难以启口。突然间，她说话了：
　　“小少爷，要不要吃奶？”
　　正是做贼心虚，怎么被她看穿了？我吓得魂飞魄散，赶忙往前逃去。待我回头看时，她正将雪白的大奶子掏出，颤巍巍地对着稻田，挤出一道道诱人的乳箭。后来我对女性的胸部充满了憧憬，除了受到造物者的播弄外，也有部分是基于当时的印象。
　　接下来的缕缕记忆，隐约是在一所医院中，一个高高的圆顶白纱大蚊帐，像是一座小山似地横亘面前，母亲指着蚊帐对我说：
　　“来看看你妹妹！”
　　我并没有去看，因为我不了解蚊帐与妹妹的关系，但我对医院光可鉴人的地板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立刻在地上找到了一根绣花针。母亲见了，一把抢过去，仔细地别在蚊帐上，口中念念有词。别好后，她对我说：
　　“你妹妹很尖，你要小心点！”
　　一直到现在，这些琐事还深深烙印在我心中，不仅因为我曾经被各种迷信影响过，也有感于人的成见，竟然会建立在一些毫无基础的偶然事件上。可是我们兄妹之间，基于我个人特殊的情况，在成年之后，彼此很少来往。
　　根据立妹的生日，这段记忆应该是在我四岁之前，自此以后，掠影逐渐串连起来，一幅一幅的画面，清晰而明确。可能是由于幼年时的不幸遭遇，使我经常逃遁在过去的岁月里，以致能保持其鲜明度。姑不论是什么原因，至少我能意识到，自己这一生的经历似乎与他人不大一样。我童年时期相当孤独，只能尽量利用回忆，不断地整理、分析，并且研究、检讨。我充分应用了自己生活中宝贵的资源，使我得以认清自己。
　　另外还有件事，对我的影响也很深远，那是我最早期的“思维”痕迹。峨姐死后，母亲为了“暖脚”，要我与她同睡。而我浑身是劲，连睡梦中也在奔跑，母亲实在消受不了，便把我的双脚绑起来。
　　那时乡间常有土匪出没，而我一入梦，就会碰到土匪，人人都逃走了，偏偏我无论如何用力，总是动弹不得。有时我还可以用双手爬行，但每爬到门口，那高约尺许的门槛，就令我有咫尺天涯之感。那种恐怖、无奈以及绝望的感受，多年之后仍萦绕心际。
　　这种梦不断地重复，害得我胆小如鼠，白天怕土匪，晚上则怕上床睡觉。直到有一次，梦境实在吓人，我忍不住撒了一床的尿，于是母亲再也不准我与她同床了。
　　自后不再梦到土匪，但尿床的恐惧却又接踵而至，我愈害怕，梦中小便愈急。妙的是我明知身在梦中，也不断地提醒自己，千万要找个厕所，不要尿在床上。千篇一律地，最后总是在找到厕所后，心中还在犹豫，下身即感到一阵温暖，已是覆水难收了。
　　家人天天耻笑我，这种羞惭远比梦到土匪的恐惧还要糟糕，我开始“想”办法，包括用身体把尿煨干；给自己包上“自制尿布”；甚至把床偷偷挖个小洞，下接尿壶……但是不论如何掩饰，却没有一次骗得过别人的法眼。
　　直到九岁那年，有人教了母亲一个偏方，用猪膀胱熬汤给我喝。不知道是不是那种骚味远比挨打、挨骂还要可怕，总之，居然喝了一次就奏效了。但因为尿床的余悸犹存，我始终不愿到亲友家做客，尤其是绝对不肯过夜。
　　幼儿园也与我无缘，有次佣人把我送到一个地方，里面团团地坐着一圈小朋友。每人胸前兜着白色的围巾，正在拍手唱歌。佣人丢下我走了，老师把我拉到座位上，我不知道大家在做什么，只觉得一切好陌生，动都不敢动。不巧小便告急，我更是紧张得傻了，不知不觉竟尿了一地。发生这件事之后，只要听说是去幼儿园，不管大人用什么方法，我宁愿挨打，死也不肯再出家门一步。
　　六岁时进小学一年级，这时二娘也到建始来了，三个姐姐都与我同学。我当时实在不懂，雨生姐姐竟变成“男生”了，改名邦男，一定要我叫她哥哥。但是在学校里，她老跟女生玩在一起。由于父亲官大，二娘又有钱，很怕出事，所以派了个卫士，腰间挂着“盒子炮”，亦步亦趋的保护着。
　　同学们好奇不已，后来发现我是她的弟弟，特来问我，我说：“她是我姐姐，我叫她哥哥。”这话一传开，我被母亲狠打了一顿，以后我们两家就很少来往。
　　我们的邻居是建始的顾乡长，他们一家三代同堂，人口众多，老奶奶特别喜欢我，我也就恃宠而骄。他们有很多果园，四季都有水果收成。他们家最令我感到兴趣的地方，是贮存橘子的仓库。我向老奶奶磨菇，要到了仓库的钥匙，然后就整天睡在橘子堆中，吃得不亦乐乎。橘子有酸有甜，有的多汁，有的干涩。因为怕酸，从经验中我学会了分辨的方法，一摸皮就能断定内容，百拿百中。
　　不久，麻烦来了，吃了上千个橘子，胃酸过多，后来饱受其苦，得不偿失。
　　民国三十二年，父亲调任鄂西行辕主任，我们便搬到恩施去。离开了景阳河, 坐上滑竿，眼见那天天看到的峭壁越来越高，青黜黜的直插上云里。本来走得很轻松的竿夫们，突然慢了步伐，领头的一哼一吼地唱起了山歌，跟在后面的，则一声一声地应和。
　　他们都穿著草鞋，重重地踏在湿漉漉的青石板阶梯上，山壁也回声应响。由大人的神色中，我知道事非寻常，乖乖地握紧了把手，仔细观看。
　　先还看得到远处的景阳河，渐渐云气弥漫，除了前面滑竿蒙眬的影子外，只有右侧长满苔藓的巨石，倒挂着串串水珠。幸而有竿夫们前后相应的歌声，使我感觉到还在人间，否则真像一场茫茫无止的恶梦，压得我几乎透不过气来。
　　以往在梦中的恐惧是无助的，我并没有真正看到我所逃避的土匪，只是手足无力,动弹不得。现在身临其境，虽然也感染了一分不知名的惊悸，但手脚全在自己控制之下，心里虽然怕，胆子却很大。
　　这样一直向上逐步地走着，天气越来越冷，我们里着毯子犹自发抖，竿夫们却披着破絮般的衣衫，一个个头上冒着淡淡的白烟，不一刻就与雾气融为一体。
　　最令我迷惑的，是那些伸手可及、而又抓不住摸不着的云雾。它们蒙蒙眬眬地环绕在身边，是那样地潇洒，那样地轻柔，它把我身边的景物都美化了。阴暗又狰狞的巨石，披上了半透明的细纱，幻化为神秘脱俗、若隐若现的仙山灵境。更有那透体清凉、沁人发肤的感受，完全超出了日常的经验。
　　我完全遁入到另一个时空中，那种印象虚而不实、鲜明又强烈，常常导引着我忽视现实、向往玄秘，并伏下了日后我迷恋神怪小说的因子。
　　不知过了多久，我们终于到了崖顶。立时，天清气朗，起伏不止的丘陵，向天边绵延无尽。回望来处，是一条沿着石壁直下千仞、云雾隐约的小道。竿夫们如释重负，一个个古朴的面容上，展开了彷佛被长年风霜刻蚀出的笑颜。他们立刻摆好香案，祷祝天地。原来这段山路名为“鬼见愁”，一个不小心，人就会失足深崖，粉身碎骨。
　　母亲是虔诚的佛教徒，心肠慈悲，记得她不止一次向父亲提起，希望政府给他们修一条路，每一次父亲总不耐烦地说：
　　“唉！你们女人家懂什么？比他们更苦的人多的是！”
　　那时我才六岁，父亲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一个高大、披着深色风衣的影子。他没有一般人初见我时的亲切和蔼，也没有别人父亲的那种热情。陌生加上惧怕，我躲在母亲背后，不顾她的呼唤，就是不肯出来。
　　这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由于对儿子的期许高，作父亲的必须摆出严峻的姿态。所谓“玉不琢，不成器”，男人是社会、家庭的中坚份子，一定要坚强，经得住考验。父亲对我的第一个印象显然不好，我也对他深具畏心。
　　由这次见面起，我们一直跟着父亲，随着时局的变化，奔波连年，迁徙无定。父亲开始对我施以严酷无情的教育，幼年自由的岁月从此消逝无踪。为了逃避，我常常躲在回忆中，使得现实与虚幻永远交织成为一体，形成另一个天地。
　　父亲难得对我展露笑容，也从未表示赞许，不论做什么，不好当然要受责罚，好则更待改进。无尽的督促，无情的鞭挞，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父亲似乎要将整个苦难中国的重担都加到我的肩上，他所有的失望、不满，都化成了对我的寄望。
　　抗日战争惨烈异常，国事一天一天恶化，他的神色也一天比一天更为沉重。在我记忆所及，他除了工作之外，还是工作。他做事的要求很高，而且就事论事，言出如山，绝不假以辞色。不知是谁说过，我父亲一生的遭遇，就是他刚愎个性的写照。现在想来，我们这古老的中国，文化思维已然定型，在今昔世态的变迁中，又何尝不然？
　　常有人说，父子、夫妻之间经常呈现出互补的关系，正因为优点与缺点不是绝对的，所以当人不满于一个角度上所见时，他经常会改换另一种方式，以资弥补。我曾力求避免跟随父亲的轨迹，但那只是外表的行为，内心深处，处处都是他的影子。
　　人在启蒙时期，心智一片空明，这时环境的影响奠定了个人意识的基础。在一个一丝不苟，崇法尚礼的家庭中，远在产生自我意愿之前，是非善恶的准则已然深植。成长之后，只不过是因袭过去的意识，以资因应当前的环境罢了。
　　我继承了父亲的血统，更承受了父亲的人生理念，所不同的只是环境变化所得到的讯息。父亲所经历的是一个国家的战乱，而我所见到的，则是中华文化的衰微及整个人类的兴亡。当人已经养成了负责任的意识型态时，一旦看到事件的真相，责任就自动压上肩膀。这时已经不再是愿意与否的问题，而是怎样尽心尽力去实现了。
　　父亲也有他温柔的一面，妹妹立立是全家人欢乐的中心。记得在她四岁那年，不知是谁教她，在一个全家团聚的当儿，她说：
　　“我是爸爸的心肝，舅舅的宝贝，妈妈的肉。”
　　她说时撒着娇，依偎在父亲怀中，剎时，人人欢畅大乐。父亲搂着、亲着她，笑得嘴都合不拢，却只差一点没把我气昏。一股嫉妒之情油然而生，这种肉麻的话，她怎么讲得出来？父亲也居然听得进去？
　　她是开心果，我却是眼中钉，这种相去天渊的待遇，导致了我对她的偏见。我也曾东施效颦，用些手段争取父母的宠爱，却只看到父亲铁青的脸。究竟是为什么呢？每当我受到委屈时，这些情景就浮现眼前，自怜自艾，由不得悲从中来。
　　民三十三年，日寇大举进逼，在血战之后，鄂中易守。我们全家撤至重庆，父亲调任军法总监部副总监，兼训练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训练委员会操场的一端就是我们的宿舍，只要父亲一上班，操场上立刻冒出十多个年纪和我差不多的小朋友，玩起“官兵捉强盗”来，喧哗吵闹之声，往往要劳动警卫叔叔前来才能制止。
　　不久，父亲发现“强盗头头”竟然是我，大为震怒。可是打、骂都发生不了作用，我只怕罚站或罚坐，但也只有在父亲亲自坐镇之下，才感到害怕。我血管里似乎有无数只小虫，如果不许我动, 小虫就浑身乱爬，令我又酸又痒，难以忍受。
　　只是父亲公务繁重，他前脚一走，我后脚就跟着开溜。最后父亲只好把我锁起来，群龙无首，训练委员会才又恢复了平静。后来我常听父亲又好气又好笑地说：
　　“这个娃，我真拿他没办法，怎么打、怎么骂都不管用，拿绳子把他拴起来，他可以跟绳子玩上一天！”
　　然而，母亲却有一套非常有效的方法，她先灌输了一些忠、孝、节、义的观念，再加上一些栩栩如生的神话故事，令我不得不对冥冥中的秩序感到由衷的敬畏。
　　她一再强调，人的“头上三尺有神明”，每个人的一举一动，神明都有详尽的记录。在人间有人间的法律制度，神明无意干涉。但是当人死了以后，就要回到神明面前，这时阎王爷就会率领判官小鬼，把人在世间的所行所为，一一提出来检讨。神明的因果爽然，善有善果，恶有恶报，若是大奸大恶，就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
　　在母亲的教诲中，我依稀看到了阎王与小鬼狰狞的模样，还有那油锅刀山，森森的白骨。神明这种力量显然比父亲的棍棒更可怕，我逃得了父亲的监视，却摆不掉头顶上的良知。因此，尽管我很调皮，却始终不敢沾惹母亲所说的坏事。
　　母亲还有一些绝招，就是在必须管制我的时候，她会杜撰或利用传统中一些故事来转移我的注意力，这样远比打骂更有效率。比如说，夏天的晚上，我们全家常到院中纳凉。为了避免我问东问西，母亲会叫我去找萤火虫做萤光灯；再不然就叫我守着天上的流星，在看到流星消逝之前，一方面要用绳子打一个活结，好把流星的精灵系住, 同时要默默的许愿。这样，那个精灵便会帮助我使愿望实现。
　　说来容易，可是我从来没有做到过。有时结打成了，忘了许愿；有时愿虽许了，绳结却没有打成。总之，我的心中嵌满了无数晶莹如同碎钻似的星星，锲而不舍地遁入无尽的遥空，追寻又追寻，捕捉又捕捉。每当我上天入地胡思乱想之际，人间便少了个捣蛋小鬼，一家人才能安安静静地渡过一个惬意的夏夜。
　　在中国，每年的除夕总是要全家团圆，欢聚一堂。为了珍惜这难得的良机，人人都要守岁，得熬到子时以后才能睡觉。对我而言，白天已玩得疲累不堪了，一旦要守岁，可就难如登天，大人叽叽喳喳的谈话声，此时都化成了蒙蒙的催眠曲，听来软软绵绵。我昏昏欲睡，简直连一分钟都熬不过去。
　　母亲告诉我，大家守岁的目的，是要等着看“老鼠嫁新娘”，每年仅此一次，睡着了就错过了机会，必须再等上一年。
　　老鼠嫁新娘？那一定有个小小的花轿，小小的鼓乐队，小小的新郎倌，只是不知道小小新娘子长什么模样？想着想着，不觉精神大振，目不转瞬地，直瞪着任何老鼠可能出现的地方，其它什么都顾不得了。
　　我从来没有看到老鼠新娘，不过，那只能怪自己，因为看不了多久，不由自主地，我总是到梦乡去追寻了。
　　常有人说，中国民间流传着太多迷信，而且溶入生活教育当中，扼杀了自由思考的精神。母亲对我的影响极深，照理我应该是受害最重者之一。然而结果却是相反，要谈观念，我还没有找到任何人比我的想法更自由。
　　西方很重视儿童教育，极力鼓励儿童发挥幻想，所以才有安徒生、格林等童话以及伊索寓言等小品。为什么外国的童话就不是迷信呢？没有能力洞悉真相的人，往往喜欢大发谬论，经常找些理由怪罪环境，责备他人！
　　由幼年至成长，人的认知必然要经过各种心灵的激荡。认知有对有错，有是有非，也唯有在对错是非中印证比较，外界的讯息才能在自己心中发芽生根。家教是人生最重要的一环，父母的智能与训诲，是个人人格形成的根基。
　　我很珍惜这些过去的“迷信”，那是中国人千百年来所累积的教育方式。不仅把做人做事的哲理溶入了生活行为，达到了管教的目的，也唤起了幼儿的遐思。甚至于在我年纪渐长，对世事有更明确的认知时，还能由此找到自己思维的痕迹。
　　我就读于“交通小学”，学校附近停着不少军车，有位同学发现军车的车尾有盏红灯，常常自动闪光。有人说里面有颗夜明珠，大家用石头将车灯逐一打破，哪知里面除了一片外表平滑内呈棱形的红玻璃外，连个灯泡都没有。这个问题曾困惑了我多年，也使得我对光亮、透明的东西特别感到兴趣，连带养成了好奇的动机。
　　重庆市本是夹在长江与嘉陵江间的一座小山，因拜两江交通便利之赐，在汉朝以前便是货物的集散地。由于四川四面环山，四条河流从正中划过，水气旺盛，全年多雾，尤其重庆为最，所以又称做雾都。
　　在长江与嘉陵江的交汇处，很像一块流动的黄色软玉，旁边镶配着一片透明的绿宝石。长江是壮阔的，浊流滚滚，日夜呼啸，而嘉陵江则温柔而含情脉脉地依依伴随在侧。两江水乳交融，任凭无限旖旎风光随波而去。
　　我家正临嘉陵江畔的上方，从高处向下远眺，一条宁静、清澈飘流的碧玉锦带，蜿蜒在青翠的峡谷之中。一逢假日，住在附近的同学就三五成群地爬下斜坡，脱去鞋袜，到浅石堆栈的河岸边埋头寻宝。因为同学中盛传有些石头是船变的，而且变得很小，如果找到了，我们便可以乘坐小船，到小人国世界去。
　　寻找中，经常会传来阵阵欢呼声，大伙便不由自主地蜂拥过去，总有人穿凿附会地说那块石头是军舰，甚至于有人认为是飞机，我却丝毫看不出有什么特别。我只捡些漂亮可爱的小石头自我欣赏，也因此无法成为大众歆羡的对象。
　　每次由河边回来，一定会狠狠地挨上一顿打，不论我如何掩饰，都难逃父亲的法眼。越是怕，越是千方百计的撒谎，而每次所说的谎话，连自己都无法相信。好在那些精心收集的石头，父亲只是随手丢到院子里。石头渐渐堆积成了一座小山，在不能出去玩的时候，那些被弃的石冢就会在院子里频频向我招手。
　　重庆北部有个风景区，名叫北培，父亲好象很喜欢那里，偏偏又是我的最怕。因为我不喜欢洗澡，不喜欢剃头，只要行动受到限制，我就会痛苦不堪。偏偏北培有个温泉，温泉水又烫又臭，一见到那腾腾蒸气，我就会大哭大嚎，宛似杀猪。
　　父亲的威严当然不可违背，可是挨一顿打不过痛上三分钟，被泡进那地狱似的烫汤中，一定会难过很久。所以，我勇敢的承受着父亲的鞭苔，却不敢尝试油锅的滋味。
　　逼了几次，害得我一听到北培就怕，父亲没法了解为什么那么舒服的享受，天下会有人笨得不懂得欣赏。我也始终不明白，好玩的事物比比皆是，一草一木都趣味无穷。把自己泡在又热又闷的水池里，一动都不动，究竟所为何来？
　　在那段岁月中，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鬼哭神嚎的日军空袭。经常在半夜里，母亲一边嘴里念着“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一边把我由梦中拉起，忙着为我穿衣服。老实说，警报的笛声远不及耳旁母亲颤抖的菩萨称号，来得令人恐怖。
　　这时，父亲总是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母亲一手拉着半睡半醒的我，一手抱着立妹，冲冲撞撞地，随着流动的人群，钻进防空洞里。一进去，黑忽忽的到处是人，汗味烟味熏人欲呕。每次都是在闻到那种气息后，我才会清醒过来，然后顾不得母亲的劝阻，想尽办法挤到洞口，希望有热闹可以看。
　　那道栅式的防空洞门早已关闭，外面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到，可是那股新鲜的空气，就足够让我感到还在人间。身边挤着不少人，一个个静悄悄地，仔细聆听外面的动静。不久，低沉的爆炸声开始传来，每一次声响，都会引起一阵悸动，或是低低的呻吟。然后，彷佛有一定的过程，爆炸声由远而近，越来越是密集……
　　有几次，爆炸声非常尖锐，连地皮也震动了，人们开始烦躁地蠕动，有人忍不住窃窃私语起来。这时总会有一个很有权威的声音，在黑暗中坚定地说：
　　“安静点！没有什么好怕的！”
　　这样一直熬到警报再次响起，人们才开始热烈地讨论，可能是什么地方被炸了，也有人预测鬼子的飞机被打下了几架。
　　我最有兴趣的，则是跑到洞外，仰望那繁星密集的晴空，探照灯射出一条一条划破天空的白虹，纵横交错地飞舞。有时天上有些浮云，灯光又如一把伸缩自如的银剑，忽长忽短地把云天翻扰成一团团银亮的白絮。
　　抗战胜利的那天，我只记得像过年一样，街上鞭炮之声不绝于耳，到处都是兴高采烈的人群。我完全不了解是怎么回事，骑在勤务兵肩上，也混在街头人堆里，学着大家吵吵嚷嚷。每当见到外国人，我也学别人翘起大拇指，叫着：“顶好！”
　　八年浴血抗日的胜利，带给许多人升官发财的良机，父亲却本着读书人的原则，要做大事不做大官，自愿回黄冈县去做县长。同时又为了实现“修身、齐家、治国”的理想，便把离散多年的儿女统统召来黄州府，准备好好教育一番。
　　这时大哥及大姐皆已成家，所以只来了敏生、宁生、汉生及雨生四个姐姐。
　　治国固不易，齐家尤难，姐姐们很难适应父亲的管教，老是阳奉阴违。不多久，各种纷争、意外事件连连发生。父亲天天发脾气，母亲也是日日以泪洗面，最后敏姐演出了一幕吃红汞水自杀的闹剧，父亲只好承认失败，姐姐们高高兴兴地回去了。
　　一九四七年冬，陈诚出主东北行辕，电召父亲为政务委员会的常务委员，我们又迁居北平，住在北马市大街一所原是清朝某王府的大院房内。
　　我童年逍遥自在的黄金岁月，都是父亲远离家门，为国事操劳的时刻。我们在北平的家很大，有两层院落，大门口有两只高大的石狮子，面目狰狞，是我心爱的坐骑。进门后左进是偏院，有三、五间日式木屋，还有些假山假石，是捉迷藏的好处所。
　　右进是一条青石平铺的大道，两旁种了不少花草，还有十余棵数丈高的枣树，经常令我馋不可及。绕过内墙，向左转进，有一个圆门，门外有两间砖房，小巧可人。再跨进圆门，触目就是棵老态龙钟的大苹果树，这颗苹果树结的果实很小，往往在青涩不堪时，就已早夭，一一祭了我的五脏庙。
　　苹果树四周还有不少花木，围成一个天井，三面是木雕的回廊。回廊的右侧有几间厢房，左侧是嵌满浮雕的大厅，正面才是我们母子三人所住的正房。
　　我们住在偌大的房子里，感觉异常冷清。后来请了个女佣，母亲又邀了一位远房的姨妈来，才稍解寂寞。
　　房子的前一位主人留下了不少书籍，其中有些侠义章回小说，我虽然识字不多，但由于中文奇妙的结构，并不需要每个字都认识，就能了解文中大意。我是囫囵吞枣，常常见其形就能得其意，看得津津有味。那些豪迈的侠情，立刻迷住了我，印象最清楚的是《封神演义》、《五虎平西》、《普天同庆》、《七侠五义》等。
　　我常常追溯自己观念及思想成形的过程，当然，所读的书、所经历的事件及父母亲友的言行，在耳目渲染下，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但往往有某些偶发的因素，激起了一串串的回声，将一些不明确的观念联结起来，成为个人独特的“意识中心”。
　　记得在抗日胜利那年，由重庆返乡时，我们乘江轮东下。上船前，父亲买了一套图文并茂的儿童读物给我，其中有两本一直萦绕我心，对我的意识型态影响很大。一是唐朝大诗人李白的故事，父亲指着江畔风光，解释什么是：“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种身历其境的机会教育，深刻入骨，尤其是对照着手中的书，形象与概念交汇融合，不禁令我悠然神往。
　　另一本是汉朝苏武牧羊的故事，书中全是异国风光，在江轮机房隆隆的催眠中，潮声浪涛劈拍，露气寒风交袭。间或有人吹着笛子，呜咽如诉，断续地飘过。那股凄凉的感受，使我与苏武溶为一体，宛如置身北海，坐聆胡笳，心怀故国。
　　再等我看了一些最能代表中国传统社会观念的侠义章回小说后，渐渐地“忠孝节义”的思想开始灌注到我的血液中，不知不觉间，性格已然成形。
　　譬如，进学校的第一天，我就与一位又高又壮的同学打了一架，为的是路见不平，出拳相助！又有一次打雪球仗，一个同学打破了窗户的玻璃，我为了讲“江湖义气”，挺身而出，代他受过，这些都是受了章回小说的影响。
　　同时，我也显示了早熟的心态，有一位女同学，记得是姓黄。每次见到她，我就满心欢喜，那种抖擞精神的刻意表现，就像一只羽毛未丰的小公鸡。有一次放学时，当着她，我把圆盘状的童军帽，用力拋上半空中，打算一显优美的身手。不料一阵风吹过，帽子飞上了路旁人家的屋顶。我束手无策，自此以后，再也不敢献丑了。
　　我们在北平住了一年，游遍了各处名胜古迹，在天桥市场那熙熙攘攘的人潮中，我几几乎乎走失；在北海公园学溜冰，叩了不少头；而真正难以忘怀的，是庙会里耍玩的各种“把戏”。我生性好奇，仗着人小，总是钻到最前面，准备看个一清二楚。
　　大学毕业后，我曾在军中康乐队、歌舞团以及夜总会工作，见过很多魔术表演，对其道具、手法知之颇详。可是那北平庙会中的“把戏”，却始终令我百思不得其解。
　　不论多精采的魔术，不外乎是利用视线的角度偏差或错觉效应，靠着快速的手法及复杂的道具，这些都与场地、灯光息息相关。但庙会那种把戏，却是在一个广场中，四周围满了人，没有所谓的死角。而且阳光普照，纤细毕露，无所遁形。再加上观众动手动脚，人人都要亲自检查一番。在这种情形下，我实在想不透他能用什么方法来做假。
　　我见过一个老头，他所有的道具只是一张八仙桌和一个空空如也的蒸笼，他随便找个空地，摆好道具，一吆喝，立刻围上一大堆人。当然，其中少不了我，而且我就挤在他旁边。桌子我摇过，蒸笼也看过、摸过。不仅是我，好奇的人无一例外。等人人都满足了，他才开始口中念念有词，比手划脚地忙碌一番。最后，他把桌上的蒸笼盖子揭开，里面竟是一个一个精美的磁器，里头盛着热腾腾的菜肴，还泛着菜香。
　　记得有人问过他：
　　“你这么大的本事，干嘛还来这混饭吃？”
　　他说：
　　“这些都是各路鬼仙帮我借来的，俗话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我要是自己吃了，下次有谁肯再借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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