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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支部大会开完了。出席会议的同志陆陆续续地走了。办公室里留下了党支部委员和叶月芳。赵得宝说道: “现在讨论一下中毒的事吧。” 早几天,杨健带民改工作队到了沪江纱厂,了解一下全厂的情况,在党支部书记余静的领导下,民主改革的准备工作做的细致,周密。赵得宝他们到区上学习回来,取了不少“经”,起了示范作用。比较差的是材料工作,在现支部掌握的政治情况,一类的有一百二十一个,二类的有七十三个,三类的有八个,四类的一个也没有①。从沪江厂的过去情况看,显然材料掌握的还不完全,需要进一步努力搜集。根据一般运动的规律,现在材料的一般比例是适当的,运动展开以后,还会陆续发现新的材料。他考虑到准备阶段的工作差不多了,可以正式展开,放手进行。刚才开了整整一个下午的会,先在党内进一步发动,准备明天召开职工代表会议,并且选举民主改革委员会,在党外全面展开。他认为赵得宝提出的中毒问题须要认真地讨论一下。他向赵得宝说: -------- ①这是民主改革的政治情况排队,四类指现行反革命分子。 “这个问题很重要。” 余静他们到医院第二天早上,赵得宝说啥也不愿意在医院里待下去了,一个劲向刘医生唠叨,要出院。刘医生笑了笑,问他是不是忘记了余静同志的话。他还是要求,并且在病房里走来走去给刘医生看,仿佛不给他出院便是刘医生的错误。他告诉刘医生,厂里出了这么大的事,他是工会副主席,能安心在医院里住下去吗?何况厂里还要进行民主改革哩,怎么好把这么重的担子放在余静一个人的肩胛上?他的病没有好,也就算了;现在身体已经好了,为啥不让他出院呢?刘医生要他身体复原再出去,不然,回到厂里饮食不小心,又会送到医院里来的。赵得宝在刘医生面前忽然变得像个小孩子,为了要出院,刘医生的要求他都接受。他答应出院好好养身体,不乱吃东西,回到厂里还吃刘医生的药,如果出院真正不行,一定马上回到医院来。刘医生听到最后,不禁笑了。因为像赵得宝这样一天闲不下来的工人同志,出了院,会自动进医院,谁相信呢?刘医生觉得他倒的确恢复的快,就同意他办出院手续。当时他欢喜得跳了起来,左手紧紧抓住刘医生,不断地说:“你真是好人,你真是好人!”刘医生有意“将”了他一“军”:“余静同志查问起来,我可不负责呀!”他用左手拍拍胸口:“有我!”刘医生讲完了,走出大病房,又给别的病人请了回来,提出同样的要求。这可难住刘医生。幸好赵得宝说话了,要他们听刘医生的话,经过检查,同意了才行。赵得宝那股要求出院工作的劲头,感染了病院里的兄弟姊妹。他们过了没两天,都由刘医生批准出院了,最后一个出院的是钟珮文。赵得宝一出院,就帮助余静准备民主改革工作。今天,他和余静谈起了这件事。余静已经从医院那儿得到消息,肯定病人是食物中毒,饭菜中化验出来有葡萄球菌和别的菌。医院不能确定是青菜中原有的,还是有意放的毒。这两种可能都存在。赵得宝急着要讨论怎样能够追查出原因来。余静同意在支委会上讨论。 “杨部长,这个问题很复杂啊。”余静沉思地说。 “确实很复杂呀!”杨健点点头。 党支部办公室里很肃静,只听见外边传来有节奏的啌窿啌窿的机器声,和后面苏州河上小火轮的汽笛声不时划过长空。叶月芳打破沉默,插上来说: “医院里为啥不能确定是菜里原有的菌还是人放的毒?” “应该首先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余静说。 赵得宝的眼光望着叶月芳,认为她提的对。叶月芳却以为他在欣赏她胸前别的那具北京玉石做的和平鸽。这是最近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的同志到北京开会带来送给她的。她相信全上海只有这一个漂亮的徽章,谁见到了都要望一眼。 “要快点追查清楚……”赵得宝说。 “孤立地追查,不一定马上找到头绪。老赵,你忘记民改工作要纯洁我们工人阶级的队伍,通过民改,发动了群众,这些事体一定会暴露出来的。那辰光,中毒的事自然弄清楚了。” 余静问杨健,“你说,对不对?” “完全对。支部书记的话我当然赞成。”杨健说。“不,现在你是我们的支书了。你认为不对,我可以放弃。” 杨健认为余静这样处理也好,没有其他的意见。他说: “我同意你的意见。就凭这件事,可以断定我们厂里一定有四类分子,恐怕还不止一个!不过,现在我们不必打草惊蛇,可以慢慢收集材料,不动声色,好一网打尽!” 余静走过去机警地把办公室的门关上,低低地说: “我看陶阿毛行迹可疑。” 杨健点了点头说: “对,看上去他的行迹确实可疑。‘五反’的辰光,我就觉得他与众不同。看来,最近有了发展。好在饭堂里已有了布置,同中毒事件有关系的人也在调查,我们先把陶阿毛搁在一边,让他多暴露一些。如果是他,等一阵子下手也不迟,现在先把情况向区里公安分局汇报一下,作为专案处理。” 赵得宝听他们两人议论,他的眉头扬了起来,觉得余静真有办法,许多地方比他看的深透。他和她一样,整天和这些人在一道,为啥就没引起自己的注意呢?他高兴得使劲把右胳臂一甩,得意地说: “这个办法好!” 他用力过猛,把那只受过伤的胳臂甩痛了。他竭力忍住,没有叫出声来。 大家的眼光都集中在余静身上。余静得到杨健的支持,觉得更有把握。刚才杨健的话比她考虑的又深了一层,也看得更远一些。她感到和杨健一道工作,自己的进步就快一些。如果能够常常和杨健在一道工作,那多好呀。戚宝珍过世以后,杨健英俊的影子常常在她的脑海中出现。遇到工作上的困难,就想从他那儿得到指示和力量;工作顺利,也想到他给自己的帮助;工作告一个段落,或者一项工作完成了,更想向他汇报。她希望看到他,仿佛有许许多多的话要和他谈,每一次见了面,要谈的话又忘得干干净净,谈了一点工作,便离开了。分别以后,她又觉得有很多话没有跟他说。自己安慰自己:留在下一次谈吧。到了下一次,她又忘了。她一个人从厂里回家,想到杨健家里没人照顾,常想绕到他家,去看看他的小孩,想帮他料理料理。但怕去了次数太多,引起别人的议论,快走到宿舍的门口,甚至已经看到宿舍里的灯光了,她的步子趑趄不前了,徘徊了一阵,怕有人看到,迅速回到家里。她一个人寂寞地对着灯光。他的影子在她眼前闪来闪去,纵然闭上眼睛,他幽默的语言和爽朗的笑声也在她的耳边萦绕。她低下头去,慵懒地慢慢躺到床上,羞涩地用被子把头整个蒙了起来,不让任何人瞧见她。最近他带着民改工作队又到了厂里。她满心说不出来的欢喜,不但在思想上和工作上可以得到他的帮助,而且天天可以和他接近,可以向他学习。她说: “杨部长见多识广,虽说好久没有到我们厂里来了,对我们厂里的事,了解的可清楚哩!” “这还用说!”赵得宝的眼睛里露出钦佩的光芒。 “你就不必着急了,有杨部长亲自到我们厂里来,中毒的事还怕查不出来吗?”余静对赵得宝说。 “还有个问题,我们应该再研究一下。”杨健的话引起大家的注意,他说,“刚才钟珮文同志在会上反映资方和高级职员都有点紧张……” 钟珮文以为杨健怀疑他的反映,不等杨健说完,连忙插上来说: “我没有一句假话,他们确实紧张。” “紧张是可以预料到的。不紧张,才是奇怪哩。”杨健说,“余静同志,你看应该怎么办呢?” “我?”她凝神想了一想,慢慢说道,“这件事我有责任。过去不了解在民改中对资本家和高级职员的政策,只想到这是我们工人阶级内部的事。你没来以前,我们从来没给徐义德、梅佐贤他们谈起这些事。一些会议,别说他们,连一般工人同志们也不大清楚。本来,我还以为保密工作做的好哩,刚才在会上听你这么一说,发现我们保密有点过头了。徐义德他们在厂里总会听到一些风声,可是详细情况不晓得,党的民改政策没有和他们见面,哪能不紧张?” “你分析的对,应该把党的政策和群众见面,不但可以打消一切顾虑,更重要的是会把群众发动起来。说群众完全不晓得,那也不一定。市委统战部早在这方面做了工作,市政协和市工商联都开过会了。徐义德不是市政协委员,市工商联的会可能参加了,至少听了传达。民改这么大的事体,你说他能不关心?他不过不说罢了,冷眼旁观,看厂里怎么办。” “厂里怎么办,这个底他还摸不透,就惊惶了。徐义德很世故,他不会表露出来,梅佐贤、郭鹏和韩云程他们紧张,正说明徐义德也紧张。你说,杨部长,是不是?” 杨健听了余静的分析,暗暗点头。杨健在思索,赵得宝开口了: “余静同志的眼光真准,我赞成她的看法。资本家和高级职员穿一条裤子,他们紧张,徐义德不紧张才怪哩!”“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余静立刻插上来,解释说,“资本家和高级职员原来是穿一条裤子的,经过‘五反’,他们开始分化了,韩云程不是归队了吗?他们当中,要区别对待。如果资本家和资方代理人穿一条裤子,那倒是的。当然,也得看他们的利害关系,有辰光穿一条裤子,有辰光穿两条裤子。 在民主改革这个问题上,徐义德和梅佐贤是一致的。” “我不会分析,肚里明白,嘴上说不清爽。”赵得宝修改他的意见,说,“我赞你的成。” 他最后一句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只有余静脸上没有一丝笑纹,眼光很严肃地对着杨健,怕自己分析的不对,想听听杨健的意见。杨健幽默地说:“我也赞你的成。”他望了大家一眼,然后对余静说,“你去找他们谈一下,好不好?我在这里和赵得宝他们准备一下召开职工代表会议的事。” 余静立刻站了起来。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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