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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处都是存在的阳光。 水月赤条条在街上走，前后左右围满了人。这情景活像乡村里往常的耍猴。李洪恩的儿子李永生手执柳条儿，不让水月走快，也不让水月走慢。走快了也打，走慢了也打，不断抽打着这雪白的裸体。每抽打一下，水月就叫一声，紧跑几步又停下来，等着那柳条儿。她不知道走快好，还是走慢好，还是不决不慢好。看那模样，她已经像机器人一样自己不会走路了。李永生手里这根柳条儿这时候成了启动和控制水月的机关，成了水月的主人，水月成了这根柳条儿指挥的畜生一样。在这根春柳条儿的抽打之下，仿佛水月的意识没有了，思想没有了，只有疼痛。如果没有了这疼痛，恐怕连感觉也没有了。她成了安装在这柳条儿上的一个零件，和柳条儿成了一种机械和机械的操作关系。这情景使人想到水月走在这柳条地下，水月走在这村街上，还不如黄牛走在鞭子下，还不如黄牛走在犁沟里。 到处都是存在的阳光，水月却走在恐怖里。 街上生意铺子里的顾客全涌出来，小摊贩也停止了买卖，只用一只手盖着钱盒子，人们都来观看热闹。这么多人，没有人上前阻拦，好像只顾着看，别的全顾不得了。大天白日村街上出现了一个光屁股女人，好像比什么都好看。男人们的眼睛被水月的裸体照得发亮发绿，有的人还张大着嘴，像在观看中不知不觉地悄悄地吞下了什么。女人们好像很讲究体面，不怎么往前挤，只是三三两两结伴跟着，一边观看一边说笑，显得那么幸灾乐祸，无比地兴高采烈。水月雪白的裸体，动乱了人们的生活秩序，煽动起月亮河古老村街的激情。 这个场面生动而残忍，使人想到老实憨厚的乡下人，祖祖辈辈那么喜欢看耍猴子，原来一直是在看耍活人的影子。猴子是人的替身演员。看起来人们真正喜欢的还是这耍活人，特别喜欢观看和玩耍这脱光了衣裳的活女人。如果对这一点有怀疑的话，当妇联主任刘香娥抓两件衣裳要给水月穿上时，就真相大白进一步得到了证实，不但李家的人阻拦，围观者更纷纷喝斥，不让刘香娥多事，害怕她把这幕布拉上，从而结束这场活剧。反而把刘香娥喝斥得呆在那里，不敢再坚持，她东张西望，不知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 水月失望地看了刘香娥一眼，只好继续往前走。看到刘香娥站的位置，水月一定会想到那遥远的一天，李书记就是从刘香娥身后不远的村办公室拐回来，返回她家去拿钥匙，干了她水月。后来水月就知道李书记常在那办公室午休，他们好了以后，李书记就常从这办公室出发去找她。这办公室就像一个车站，李书记从家里出发，经过这办公室周转，去和她相会。如今李书记死了，再不用到这办公室里去午休，这办公室就像李书记脱掉的蛋壳那样，空空洞洞地摆在那里，像一架棺材那样没有一点点生气和灵性。 初次以后，他们从没有间断过偷情做爱。李书记非常精明，为了报答，也为了自己的心理平衡，更多的恐怕是为了给自己提供方便，他把郭满德安排到村办工厂当采购员，经常往各地出长差采购东西，一次就是十天半月。也不管他是否有能力把东西买到，只管把他派出去采购。好像买到买不到都不要紧，只要把他支到外边乱跑着不回家就好。这样，郭满德在外时间长，在家时间短，李书记就成了他们家的常客。李书记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力，把郭满德任意调度，给他们的偷情做爱调度出时间和空间。 说实话，李洪恩干了一辈子革命，当了一辈子干部，还从来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过私利。这一次为了爱情，他动用了手中的权力假公济私，为他们的相会造出了时间和空间。 时间和空间是盛放爱情的容器，在这里钱财不重要，时间和空间才是真正的财富。李书记通过调度时间和空间，侵略和掠夺了郭满德的婚姻和情感。 不过对郭满德来说，他因为不知详情，并没有这种感觉，他一开始就从心里格外看重这份工作。他这样想，一个平平常常的农民，被村里党支部书记安排到村办工厂去上班，而且还是当采购员，并不出力干活，这是很不容易的，实在是难得得很。经郭满德记事，长这么大，他还没有被党组织这么信任过，还没有被领导这么重用过。所以，郭满德非常感动，对李书记感恩戴德。于是，他一上班就对工作认真负责，总害怕辜负了这党组织的信任和领导的培养。只要领导叫他上哪儿，他就上哪儿，从来不讲价钱，满世界跑，很少在家呆。他觉得革命工作就是一切，就把全身心扑在集体事业上。 再说，一个山里的青年农民，手里没钱，平时很少出远门，到县城去就是看大世界，坐火车就是旅游和享福。如今公家给他路费，让他成天坐火车，天天住着旅社，经常在街上饭铺里吃饭，有时候还能陪着客人喝酒，衣袋里老装着香烟，这对他来说，和天天让他过年过节一样，他不仅感到满足，而且感到自豪和骄傲。他从心眼里把这日月当成了幸福生活，戴着绿帽子走南闯北，得意极了。 他不明白人在最得意的时候，往往处在凶险之中。 这就使这种生活出现了有趣的结构，郭清德变成了李书记和水月挂在外边的羊头，他们在这羊头下边出卖狗肉。也许这话说得粗俗，也不太善意和好听，还可以换一种说法，郭满德成了他们的招牌，他们在郭满德的掩护下进行“地下工作”。试想如果不说透亮，郭满德在外边兴高采烈地走南闯北，李书记和水月在家里从从容容偷情做爱，也没有什么不好。这样三个人各得其所，都很满意，应该说三个人都过的是幸福生活。 其实幸福不幸福全凭个人的感受，个人感受到幸福就是幸福。不应该有什么统一的标准，也不存在什么统一的标准。生活复杂得如一团乱麻永远理不出头绪，从某种角度说还是不要太明白不要太清楚的好，多知道一点就多一点烦恼，少知道一点就多一点幸福。什么也不知道，就最幸福。 当然，李书记和水月也不总是偷情做爱，欢娱是瞬间，高潮过后，他们两个就躺在一块谈天说地。这个谈天说地，就完全切入了精神。如果我们把他们的做爱界定为物质文明的话，那么就可以把这种谈天说地叫作精神文明也不要紧。不过李书记经常和别人谈心做政治思想工作，他习惯把躺在一块的这种谈话叫谈心。 李书记喜欢这种谈心活动。他一辈子当干部，几十年来他不知和多少干部、群众谈心过，现在他才觉得和水月躺在一块这种谈心才真正是谈心。相比之下，和别人谈心，那要按照报纸和上头文件精神说话，大多都说的是官话套话假话和废话，说白了那不叫谈心，只是谈嘴。几十年来，他总想对人说说自己的心里话，如今他终于找到了诉说的对象，这个对象就是水月。现在和水月躺在一起，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都说的是心里话，这才是谈心。再说这谈心也很讲究环境，他从来没有像如今和水月一块躺在床上这么谈心过，让人感到谈得舒服。 有时候李洪恩突发奇想，为什么个人和集体之间，群众和干部之间，党员和党组织之间，不能像他和水月之间这么有啥说啥这么透明这么亲密无间呢？我们的干群关系和上下级关系，能像他和水月之间的这种关系就好了。回首往事，他觉得他刚入党那时候多好，个人和组织之间亲，干部和群众之间亲，确实亲得就像他如今和水月之间一模一样。但是后来呢？后来就慢慢地凉下来了，想到这后来的后来，李洪恩心里苦涩涩地难受。 我很看重李洪恩的这种感受。这种感受向我们透露，李洪恩虽然是一个数十年工作在基层的乡村干部，却经常产生浪漫的想象。他在和水月的谈心中不仅把水月当成了情人，完全进入了不设防状态，而且竟然把水月和他心目中的革命同志和组织的形象幻化嫁接在了一起。这就把情人革命化，把革命情人化。把一种理想的生活图画虚构出来，在悄悄地否定他的过去。 他们躺在床上谈心的时候，李洪恩可以把手搭在水月头上，抚摸猫一样抚摸她的头发。当然也可以抚摸别的地方，全身上下，李书记想摸哪儿就摸哪儿。不过一般来说，他经常把手停留在她的胸脯上，他的手喜欢抓着水月的奶子，慢慢地抓在手里玩。这时候他就觉得这奶里有汁液从手上流进了他的血脉，滋润和浇灌着他干裂主地般的心灵，使他变得年轻和精神。这样他就觉得不只是嘴在谈，而是手也在谈，甚至全身上下都在谈一样。 和李洪恩不同，他们躺在一起说话的时候，水月则喜欢拉过他的一只胳膊枕上去，使这只胳膊弯儿成了她爱情的船只停泊的港湾。好像这样枕着就枕住了靠山，精神就有了依靠一样。然后不时用手去摆弄他的胡楂子，让这些钢针般的胡楂子刷着，就好像刷干净了地往日的许多委屈和孤独。有时候她也玩弄他的耳朵，把耳朵当门鼻儿一样抓在手里，就像把他整个人抓在手里似的，有一种安全感。当然也玩弄别的地方。这时候她就觉得李书记全身上下都是她水月的，就像是她的自留地那样，她可以在这里任意耕耘和灌溉。 他们就这么躺在床上谈心，在肉体结合以后，让灵魂慢慢地亲吻。 李洪恩发现，这床上真正是开展谈心活动和做思想工作的好地方。于是我们的党支部书记李洪恩就这样躺着，向水月敞开了他的心灵之门，从此开始了他永远的诉说。他只要躺在这张床上，就说呀说呀，一直诉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好像水月在充当他情人的基础上，又成了他的组织，成了他的领导，成了他的神父一样，收割着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虽然职位不高，但是李洪恩和许多革命老干部一样，牢牢记着他辉煌的过去。过去一直是老年人的财富。老年人凭过去生活，年轻人凭现在做人。老年人拥抱过去，年轻人拥抱将来。这大概也算老年人和年轻人的区别。于是，老年人喜欢生活在回忆里，年轻人永远生活在现在进行时。 和别的老年人一样，李洪恩也是进入老年后才开始不断地回忆过去的生活。有意思的是他常常产生这样的感慨，他经常对他的过去感到陌生，特别是童年，他简直不能够相信他李洪恩还那样生活过。有时候他也觉得奇怪，自己这一辈子不像是一个人，像两个人，像三个人，甚至像好多人一样。但是有一点是坚定的，那就是他对革命事业是忠诚的。 应该承认，李洪思入党以后确实把生命交给了革命事业，抱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决心，实在是党叫干啥就干啥，从不挑肥拣瘦讲价钱。虽然曲书仙曾对他有过恩惠，解放时公审曲书他，党组织考验他专门叫他枪毙他，虽然那杆枪有千斤重，他还是咬着牙一枪毙了曲书仙。李洪恩永远忘不了那一枪，那一枪打出去，他就永远和地主阶级划清了界限，和曲书他再也没有了牵连。那一枪打出去，他觉得他和这世上任何人都没有了个人恩怨，全身心透明，把一切交给了党。 但是，后来呢？后来呢？ 李洪恩原来想，他就这么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一直就能走进共产主义社会的，没想到人民公社化后他的思想就出现了问题。他永远不会忘记那年麦收后的田野，久旱无雨种不上秋庄稼，公社干部却命令老百姓深翻土地细犁细种，愁得他头疼。平地还好说，存住了点墒水，细犁细种没有问题，秋庄稼苗能够长出来。而那么多坡上的旱地存不住墒水，地下边本来还残留点湿土，按老经验就这么不犁不耕毛着耪种下去，豆苗还能够拱出来。如果细犁细种，把下边的湿土再翻上来晒干，豆苗就长不出来，几百亩坡地就白种了，秋后就会没有一点收成。一下子把几百亩地扔出去让老天爷晒干，秋后的公余粮拿什么缴？村子里老百姓的口粮怎么分配？牲口料从哪儿来？他不敢这么干。但是，公社干部的命令怎么执行？作为月亮河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李洪恩陷入了困境。 怎么办？ 是听公社干部的。还是为群众着想？还是为土地着想？ 在李洪恩心里，上级干部的命令和下边的群众利益第一次出现了矛盾。他无力解决这种矛盾，也无力判断这种是非。走投无路，他忽然想到了抓蛋儿。他撕下十张小纸片，五张上写领导，五张上写群众，然后团成蛋蛋儿，放在一块摇。他把立场交给了这些纸蛋蛋儿，他准备听天由命，抓住哪个就是哪个。他在这种老百姓常用的形式选择游戏里，把上级领导和群众利益对立了起来。我把这看成一个信号，李洪恩的思想从这里开始出现了分裂。 这抓蛋蛋儿没有规律，全凭手气，他一连抓出来三个，两个是群众，一个是领导，他终于选择了群众利益。我想如果两个是领导一个是群众，他也会选择上级领导的意见，从而牺牲群众利益的。他会这么干。 最后，李洪恩狠了狠心，为了土地和群众，他一声令下，没有细犁细耕，把坡上的旱地抢着耧种了豆子。为此，他在公社的三级干部会议上做了检查。他哪敢说实话？只好说没有记清楚公社干部的指示，糊糊涂涂地按老经验毛种上了豆子。并保证以后一定改正错误，好好听上级的话，做一个听话的好党员和做一个听话的好干部。在那么大的会议上，在那么多党的干部面前，李洪恩低下脑袋，丢人败兴，向上级党组织低头认错。 李洪恩永远忘不了那年秋天的田野，上下远近周围村子的坡上旱地全部红光光一片，由于细犁细耕没有长出豆苗来，只有月亮河的坡上旱地绿油油地旺长着秋庄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丰收以后，老百姓高兴，李洪恩发愁。虽然他为月亮河保住了收成，多收了粮食，但是他觉得再不会当干部再不会工作了。以后的路还长，往后还怎么听上级领导的话？按照什么标准去干革命工作？总不能每次都抓纸蛋儿来指导工作。他有了苦恼。特别是新调来的公社党委书记不了解情况，让他准备发言材料，到公社三级干部大会上去介绍宝贵经验时，他感到了进退两难。他一连躺在家里三天不出门，害病一样卧床不起。老干部遇到了新问题，他李洪恩忽然间不会干革命了。 他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去找李和平的。李和平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又是一个村里的老大哥，有什么想不开时，他常去找李和平请教。那时候李和平正在城关公社当党委书记，李洪恩和他感情好，又相信他的政策水平，他是李洪恩的精神靠山。但是，没有想到李和平听了他的诉说以后也是唉声叹气，要么就苦笑，久久说不出话。 “先吃饭，先吃饭。”李和平说。 “我心里满当当吃不下去。”李洪恩说。 “别没出息，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心发慌。吃了饭咱们兄弟两个好好谈谈。”李和平说，“不只是你，我心里有时候也糊涂。” 谈话是在吃过饭后开始的。李和平想了很久，才笑笑说： “这么说吧，洪恩，我们的共产党是人民群众的先进代表。” “这个我知道。” “是先锋队组织。” “这个我知道。” “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 “这个我知道。” “离开人民群众利益，我们共产党没有自己的利益。” “这些话书上都有，我都学过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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