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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前汉纪》



第一部编年体缩写史书

  《前汉纪》本名《汉纪》,后世人为了与袁宏所作的《后汉记》相区别,故称之为《前汉纪》。
  《汉纪》的编撰者是东汉末年著名学者荀悦(148—209年)。荀悦字仲豫,颍阳(今河南许昌)人,早年丧父。年12岁,能讲《春秋》。家贫无书,然刻苦为学,博闻强记,所见篇牍,一览多能诵记。性格沉静,尤好著述。汉灵帝时,宦官专权,士人多退身穷处,不与宦者合污,荀悦也趁此托病隐居。后初被辟举为镇东将军曹操府供事,不久又迁黄门侍郎,与荀彧和少府孔融侍讲宫中,为献帝所赏识,累迁秘书监、侍中等职。
  东汉末年,政归曹操,汉帝形同虚设。荀悦志在献替,而谋无所用,乃作《申鉴》,其所辩论,通见政体,所谓为政之术,先屏四患,再崇五政的议论,为汉帝所深喜。
  汉献帝喜好读历史书,可每读班固《汉书》,即为其文繁难省所烦。就命荀悦按《左传》体例,将《汉书》加以缩编。
  荀悦受命,自建安三年(198年)开始,用了3年时间,至建安五年(200年)成书。他在《序》中指出:“立典有五志:一曰达道义,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做到这五点,则天人之际,事物之宜,灿然显著,罔不备矣。世济其轨,不损其业。”今以此五原则作《汉纪》,“中兴以前,明主贤臣得失之轨,亦足以观矣。”很明显,荀悦希望以《汉纪》启发献帝重振朝政。
  《汉纪》是以《汉书》为基本材料缩编而成的,故其与《汉书》一样,起始于(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止于公元23年王莽灭亡,共记前后231年的历史。全书共30卷:
  《高祖纪》4卷,《惠帝纪》1卷,《高后纪》1卷,《文帝纪》1卷,《景帝纪》1卷,《武帝纪》6卷,《昭帝纪》1卷,《宣帝纪》4卷,《元帝纪》3卷,《成帝纪》4卷,《哀帝纪》2卷,《平帝纪》1卷,而以王莽当政时事附于《平帝纪》之后。
  荀悦作《汉纪》,取材范围不超出《汉书》,只是把班固书中的志、传、表等资料,按时间先后顺序加以适当地剪裁排列,溶于各卷帝纪之中。全书18万字左右,约为《汉书》4分之一的篇幅。所以后人有戏称其为简本《汉书》者。
  但是,《汉纪》并非是泛泛地抄录《汉书》而成,它含蕴着编撰者的思想、史识及驾驭能力和文笔才华。《汉纪》向有“词约事详”之誉,甚至“历代褒之,有逾本传。”梁启超称赞《汉纪》是“善钞书者”。
  就思想与史识来说,《序》中已提到其著书五原则。他编撰这部书,主要是给汉献帝看的,同时也是给一般统治者看的,目的是要他们了解所谓:“天人之际,事物之宜”,从历史的现实中,学会对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的明确认识,以及应付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办法。为了体现这个原则要求,在序文中他自己分析其书内容共有16个方面,即所谓:“凡《汉纪》,有法式焉,有鉴戒焉,有废乱焉,有持平焉,有兵略焉,有政纪焉,有休详焉,有灾异焉,有华夏之事焉,有四夷之事焉,有常道焉,有权变焉,有策谋焉,有诡说焉,有术艺焉,有文章焉。斯皆明主贤臣命世立业,群后之盛勋,髦俊之遗事。”所以,《汉纪》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从目的到内容,都很明显地是为统治者服务的。
  就其驾驭能力来说,荀悦并不是简单地、机械地去“钞”《汉书》,而是在运用编年体方法的同时,又成功地加入了一些纪传体的记叙方法,这是《汉纪》不同于前些编年史书的特点。他记叙人物活动或重要事件,能突破时间界限,根据需要或补叙前因,或备述后果,或兼及同类人等事物。如记人物事迹,采用纪传史书的“人经事纬”证叙方法,以人物为本位去编排史事,从而克服了过去编年史记人不完整的缺点。所以,尽管《汉纪》仅有《汉书》4分之一的篇幅,但西汉一朝所有重要人物、重大事件以及典章制度等,却都有条不紊地被记载下来。
  再者,《汉纪》在编编《汉书》的同时,还加进了一些《汉书》没有,或虽有但简而不详的史料。如西汉末年农民起义领袖铜马的事迹,就比《汉书》记载较为详细。
  注重史论是《汉纪》又一特点。荀悦与班固眼光并非完全相同,所以在编撰过程中,他于特别加重之处,常以“荀悦曰”的形式加以申述自己的政治和史学思想。如文帝十三年六月诏“除民田租”一事,班固等多只以惠政而加称颂;而荀悦则尖锐指出当时“豪强富人占田逾制,输其赋太半,官收百一之税,民收太半之赋,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客观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又指出:
  “今不正其本,而务除租税,适足以资豪强。”真是精辟之论。
  又如批评汉武帝修陵墓,也颇为可取。另外,《汉纪》还可校补《汉书》脱文。如孔安国献古文经书,因巫盅之祸来立学官之事。《汉纪》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记曰:“孔安国家献之,会巫盅事,来列于学官。”而《汉书》的《艺文志》、《楚元王传》似皆缺“官”字。
  最为重要的是,自《史记》、《汉书》行世后,纪传体成为撰写史书的主要形式,兴起较早的编年体反而无人过问。自荀悦《汉纪》成书起,编年体形式的著作才又稍见通行。而且经荀悦之手,更加完备,成为与纪传体共行的一种史书体裁,为我国史学发展开拓了广阔道路。其后晋人袁宏的《后汉纪》、孙盛的《晋阳秋》、南朝沈约的《齐纪》以及北宋司马光的巨著《资治通鉴》,皆深受《汉纪》影响。所以,《汉纪》在中国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汉纪》自北宋天圣年间后,已无善本,今可见者,以《四部丛刊》影印的明嘉靖年间刊本为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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