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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白虎通义》



中世纪神学、伦理学之法典

  东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皇帝亲自主持和召集当时著名的博士、儒生在白虎观讨论五经之同异。这场大讨论的由来,一是由于古文经学出现之后,在文字、思想、师说各方面都同今文经学派发生分歧,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自西汉武帝时占统治地位的今文经学派,为保住自己的地位,急需利用皇帝的权威制成定论,以压倒对方。二是自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提出一整套“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后,用神学解释经学之风便愈刮愈烈,到西汉末年,封建神学和庸俗经学的混合物谶纬迷信盛行起来,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支持和提倡,迅速弥漫于学术思想领域。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封建皇帝也乐于出面,组织一场大讨论,以便使谶纬迷信和封建经典更好地结合起来,使神学经学化,经学神学化。在白虎观,博士、儒生纷纷陈述见解,章帝亲自裁决其经义奏议,后由班固等人整理编撰成《白虎通义》一书。《白虎通义》又称《白虎通》、《白虎通德论》。这部书是今文经学的政治学说提要,广泛解释了封建社会一切政治制度和道德观念,成为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神学、伦理学法典。
  《白虎通义》继承了《春秋繁露》“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并加以发挥,把自然秩序和封建社会秩序紧密结合起来,提出了完整的神学世界观。
  关于天地万物的起源问题。《白虎通义》的解释是:“始起先有太初,然后有太始,形兆既成,名曰太素。混浊相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然后剖判,清浊既分,精曜出布,庶物施生。……故《乾凿度》云:‘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天地》)简言之,世界的起源是由太初(气)到太始(形),再到太素(质),经过这三个阶段才形成天地。单看此段文字,天与地都是物质的实体,但纵观《白虎通义》的整个思想,这种自然物质之天又是从属于道德之天的,如天地运行的规律,日月星辰的运行及关系,都不由其自身规律所决定,而是由伦理道德关系和目的决定的,最终它是从属于一种神灵之天的。因而其宇宙观是一种唯心主义观点。
  《白虎通义》发扬《春秋繁露》无类比附的手法,将封建制度下君臣、父子、夫妇之义与天地星辰、阴阳五行等各种自然现象相比附,用以神化封建秩序和等级制度。它认为:
  “子顺父,妻顺夫,臣顺君,何法?法地顺天。”(《天地》)照它看来,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关系,犹如天在上,地在下一样,是永远不能改变的。天之地位高,地之地位卑,犹如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尊卑等级关系。它还将太阳比做君主,月亮星辰比做臣民,用日月星辰的自然现象来论证和神化君主的权威。“三纲之义,日为君,月为臣也。”(《日月》)“君有众民,何法?法天有众星也。”(《五行》)君主之于臣民,犹如天上月亮星辰所拱卫的太阳。《春秋繁露·阳尊阴卑》曾说:“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白虎通义》进一步阐述此理论:“臣有功归于君,何法?
  法归月于日也。”(《五行》)月亮本身不发光,它的光源于太阳的照耀,照此而推论,“臣有功归于君”则是合情合理的。
  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概念阴阳五行说,曾被董仲舒利用为其“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服务,《白虎通义》进一步发展和引申了董仲舒的思想,用阴阳五行说为皇权至上的中央专制集权制服务。它特别突出和发挥了“土居中央”的观点,把土列为五行之首,其他的金木水火都依赖土而存在。“土在中央,中央者土,土主吐,含万物,土之为言‘吐’也。”
  “木非土不生,火非土不荣,金非土不成,水非土不高。”
  (《五行》)这一解释完全超出了《春秋繁露》中关于五行“土居中央”的观点,它将金木水火土明确划分出等级尊卑贵贱,并以此来比附社会,将封建等级制度自然化,从而神化君权,巩固封建统治。
  《白虎通义》的认识论是依附于宗教神学的唯心主义之上的。它所要认识的,不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而是由“天”所决定的“道”。所谓“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
  (《辟雍》)“道”由谁来发现和传授呢?是通天地鬼神的圣人:
  “圣者,通也,道也,声也。道无所不通,明无所不照,闻声知情,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时合序、鬼神合吉凶。”
  (《辟雍》)由圣人发现,与天有密切联系的道,就是“天不变,道亦不变”中的道,即封建统治秩序、伦理纲常。
  宣扬维护封建统治的“三纲”、“五常”、“六纪”是《白虎通义》的主要内容。它说:“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故《含文嘉》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人皆怀五常之性,有亲爱之心,是以纲纪为化,若罗网之有纪纲而万目张也。”(《三纲六纪》)从三纲出发,它进一步提出三纲之纪,即六纪: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三纲六纪与自然法则是相通的:“三纲法天地人,六纪法六合。”具体而言:“君臣法天,取象日月屈信(伸),归功天也。父子法地,取象五行转相生也。夫妇法人,取象六合阴阳,有施化端也。”(《三纲六纪》)由于封建伦理关系取诸阴阳和天道,因而它就是普遍而绝对的。君权、族权、夫权、神权束缚人民的四条绳索亦以皇帝钦定的形式而成为“法典”,成为完整的束缚人民的精神枷锁。在强调臣绝对服从君的主调之下,《白虎通义》还在《五行》中提出臣对“无道之君”可以推翻的思想。当然,这一思想并未超出董仲舒的改制思想。
  《白虎通义》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全书共汇集43条名词解释,内容涉及社会、礼仪、风习、国家制度、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其中有很多条目汇集了不同的学术观点,有些条目还并列了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如“王者不臣”条、“王霸”条等,对有关解释都存而不决,以供人们参考。
  《白虎通义》问世以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它是由皇帝亲自钦定的,内容又包罗万象,在政治、思想、伦理等各个方面,都为人们规定了行为规范。《白虎通义》用阴阳五行来普遍地具体地解释世界的一切事物,大者如“三纲五常”,小者如婚丧嫁娶、日常生活现象,都可以用阴阳五行说去说明,不管如何牵强附会,如何荒唐,说者言之凿凿,听者深信不疑,使阴阳五行成了人们认识与解释世界的万能的“金钥匙”,成为一种思维模式和定式,这对学术的更新、思想的解放无疑是一种致命的桎梏。
  《白虎通义》融合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与谶纬迷信于一体,企图统一经学,建立神学经学,并将其奉为永恒的真理,要人们世代相沿,习之、诵之,不许怀疑和批判,这只是统治者一厢情愿的梦想,历史发展的事实告诉我们,经学一旦发展为神学,它的生命力也就接近枯竭了,这是《白虎通义》给我们的启示。从这个意义讲,《白虎通义》宣告了经学的衰落,是经学走向没落与衰败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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