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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强者还是懦夫

作者:唐挚

——评《在同一地平线上》的思想倾向

  张辛欣同志,显然是一个具有艺术才能,对于生活有着敏锐的感受,同时对于社会有着细致的观察和思索的青年作者。但是最近读了她的《在同一地平线上》,却长久地使我不能释然。并不是说这篇长达七万字的中篇小说,没有某些闪烁着才华的段落,没有某些对于人物内心状态的独特观察,没有某些相当真切的对于环境与气氛的描绘。这一些,在小说中并不缺乏。但这些长处,全然不能掩盖小说在总体构思上的倾向性缺陷,甚至某种思想上的混乱。我想这可能是具有某种代表性的,因此很值得加以研究和探讨。
  作品写了丙个当代的青年人,他们都经历了动荡混乱的“文革”十年,曾经到边远的地区插队、劳动,受了不少苦难和折磨。男主角一度在车站卖苦力,扛大件,做过只归“大自然管着”的“无业游民”,但是随着“四人帮”的被粉碎,整个社会形势的改观,他们又回到了城市。结了婚,男主角致力于国画,女主角考入了电影学院导演系。应该说,生活虽然仍然存在着种种艰辛,他们终于安顿了自己的小家庭,终于可以有所作为了。但是,按照作者的描绘,恰恰在这样的时刻,两人之间不断地发生了争执、不快,甚至吵闹。作品不厌其烦地以相当多的篇幅,描叙了这种年青夫妻间情感上的纠葛和波澜。作者是如何表现,又是如何解释发生这种冲突和纠葛的原因呢?作者把自己的小说题为《在同一地平线上》,显然是有某种寓意的。
  按照作者的思路,男主角有着强烈的“事业心”,他为了自己的“事业”,四处奔波,几乎废寝忘食。因此,按照他的想法:“我在外面要对付的东西实在够多了,回到家里,我就是需要她温顺、体贴,别吱声,默默做事,哪怕什么也不懂。”但是女主角偏偏“就不这样”,难以“驯化”;女主角,据说曾经想“把自己全部情感和思想的依托放在他那儿”,想“紧紧地依靠他”。然而女主角同时感到,她“面临生活的各种竞争”,是他无法替她争的,同时在她看来:“在生活的竞争中,是从来不存在绅士口号:女性第一的,我们彼此一样。我还能退到哪儿去?难道把我的一点点追求也放弃?生个孩子,从此被圈住,他就会满意我了?不,等到我自己什么也没有了,无法和他在事业上、精神上对话,我仍然会失去他!”因此,她一方面为不能依靠和期望他的“帮助”而痛苦,一方面开始了自己的追求。而这恰恰不能令男主角满意,却使他“腻烦”,于是,通过男主角的嘴,作者形象地描述了这种状况:“我们的结合,象是拼凑了一个两头怪蛇,身子捆在一处的两副头脑,每一个都拼命地要爬向自己想去的地方,谁也不肯为对方牺牲自己的意志。她也许真能干点儿什么,可做一个老婆,却是太糟了!”于是作者在这样的思路下,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两个智力“在同一地平线上”的青年,怎样才能使得自己的家庭生活取得“平衡”?据说许多青年读者,十分欣赏作者提出的这个问题,认为这是含有深刻的“哲理性”的,是有新的“重要意义”的。
  问题是不是这样呢?只要细细研究一下这对年青夫妻关系的起起伏伏的发展,就可以看出,认为夫妻双方由于具有同样的智力水平,都有着对某种事业的追求,就不得不发生尖锐的争执、冲突、不平衡,以至不得不走向离异,似乎这是从当代社会生活中发现了什么“新”悲剧。这完全是十分虚妄的。
  在作者笔下,这个所谓热衷于“自己的事业”的男主角,是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呢?他为了所谓能在美术界占有突出地位,确实顽强、狂热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比如他笔下画什么,并不是出于艺术的追求,而是“精明地考虑过整个行市”他发现“俗人好虎”,所以“他近来挑中虎拼命画”;他带着画,四处奔跑,到了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的地步。目的又是什么呢?是为了打通各种关系,以创造“条件”,创造“名声”,发展他的“事业”;为了出版他的画册,他更是施展一切身手,他可以和那个父亲是某出版社总编辑的楚云云哼哼唧唧地鬼混,也可以通过周秘书给出版社刘副主任送画,自然还可以跑到总编辑楚风之家里,与这上了年纪的总编辑虚与委蛇,“象在随便玩玩传球”,即使在谈黄宾虹、齐白石的画,淡石涛的艺术见解时,也并非出于对艺术的热情,却不过是为了在与楚的交往中找到“合适的缝隙,一下深入进去”,为他出版画册找到有力的靠山;一旦如愿以偿,他乘兴挥毫,为楚风之画虎,忽而发现这是“画得最好的一张虎”,立刻借口盖章题字带走,以便偷梁换柱。对于这样的“奔波”,他也计算过,认为“合算”,“路没有白跑”,比如电视台就要播放介绍他的画了;卖画时,“每尺宣纸的价格从最低价格提高了一块钱”,如此等等。总之,渗透在这个人物的情绪、心理、意识和活动中的完全是利己主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这一切活动,都是为了织一张网,用这张网想捞取什么,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就是这样一个浑身上下浸透了无耻的市侩气息,极端自私到不择手段的个人奋斗狂,哪里还会去关心别人的幸和不幸,又哪里还容得下哪怕是对自己妻子的生活和命运的丝毫关怀呢?形象本身的逻辑,远远胜于作者抽象的思辨的逻辑,问题根本不在于什么“同一地平线上”的智力引起了矛盾,却在于极端利己的市侩主义灵魂,和企图把自己的妻子作为附属物的自私的人生哲学,形成了这种家庭矛盾冲突的真正根源。
  在作品中作为妻子的女主角,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形象。她不同于终日鬼混的楚云云,也并不象男主角那样终日钻营,她渴望有所作为,并因此苦斗。作者显然对这个人物倾注了更多的同情,这是可以理解的。对于她的这样一个丈夫,她有一种复杂而又暧昧的,甚至摆脱不开的感情。她有时陷于迷惘、软弱、丧失自信,这时她特别希望能得到丈夫的关心和支持,但是她得不到。有时她也禁不住想:“他怎么竟然是这样一个人呢?艺术气质全被商人气淹没,自私、冷酷,看准时机,不顾一切地干。他只顾自己,而对我,却根本不关心!”甚至她直接爆发过愤怒:“你办的什么事!你简直象个商人,冷酷、自私,不择手段,这样下去,你的才气,艺术气质都要被商人气吞掉了。这样,你在事业上什么也于不成!”但是,这种痛苦和愤慨也常常只不过一闪而逝,虽然这恰恰真实地抓住了这个人物的内在本质。她为什么面对这样一个自私冷酷的人物,却始终陷在暧昧的感情中呢?小说中写了一个小插曲,是饶有意味的:他们新婚后“第一次闹别扭”,是她第一次到了婆家,在人来人往之后,希望得到他的一点温存,忽然来了一个熟人,于是他说了一句话就走了,直到深夜十一点。她为这意外的冷落而落泪。但是他觉得很奇怪,他解释说这是为“敲定”小说插图去“奋斗”了。于是她“所有的委屈和埋怨都成了歉意”。而男主角这时十分满意了:“这样多好。别莫名其妙地哭,都是生存竞争,自然界是这样,人和人也是这样。”据作者描写,这是他第一次这样向她宣讲的,但她“点点头,很明白。”所谓明白,无非是她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他的宣讲,认为生活就是某种“生存竞争”,她自己不也在那里个人竞争么,因此她似乎只应该有“歉意”,而不应该有“委屈”。这就是以后一连串那种既复杂又暧昧的感情的根本思想原因。她时而为他的商人式的自私冷酷气恼,时而又为他的顽强、自信、拼命的苦斗所倾倒;时而为他的只顾自己而争吵,时而又为他的所谓“毅力”感到吸引;甚至她还以自己的所谓“在事业奋斗中的全部苦恼和探索”的艰辛,来表示对他的理解和同情,而完全不能认真地、深入地去思索一下,他的这种“个人奋斗”的内在实质究竟是什么。直到他们终于要离婚的最后时刻,她也仍然怀着那抑制不住的,难于割今的爱慕和同情,想把“手指插进他那乱蓬蓬的头发里,慢慢地把它们梳拢顺……”
  女主角的这种复杂而暧昧的思想感情状态,在相当的程度上,正是作者整个小说构思的倾向性的写照。
  毫无疑义,作者在实际生活中,对某些狂热于“个人苦斗”的青年,有相当的了解和观察,甚至也可以说,在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极端个人主义、市侩气、自私到不择手段的丑恶性格,也有某种觉察;但是从作品的整体构思中,我们同时可以分明感到,在思想和感情的倾向上,作者更多的是赞赏、同情和辩解。因为作者通过作品的构思和人物,实际上表达了这样一种看法:第一,这种个人苦斗,比“硬要人半死不活地呆着的”状况,比悠闲地逛商店,到舞场发泄压抑,通宵在桥牌上消耗智力等等要好;第二,所谓“新时代的竞争之风”铺天盖地而来,“整个社会,跟大自然,跟生物界一样,都被安排在生存竞争的和谐之中。”正是在这样的观点的支配下,作品的后半部在对男主角的描写上,没有任何批判的色彩和锋芒,相反的,以更大量的篇幅来为他的所作所为进行了种种辩解,有时甚至是以明快的、逻辑的语言来宣讲对当前社会的认识,以证明他的作为是合理的必然,是无可避免的真实。
  让我们回到作品上来看看。
  作者在小说中,曾用相当多的笔墨描写了男主角对于虎的爱好。他画虎、塑虎、观察虎、研究虎。他为了给虎画速写,不仅大清早就赶到动物园,而且让西南动物园的工作人员把他关在隔避笼子里,以便看得更清楚。甚至又重返边寨,跟着哈尼族猎手去搜寻斑斓猛虎,结果为此负伤。作品特别渲染他喜爱孟加拉虎,也特别爱画孟加拉虎,这是为什么呢?原来,男主角对于虎颇做了一番研究。据说中国的虎有三个亚种:东北虎、华南虎、孟加拉虎。但在性情的猛烈、胆量的大小、动作的灵敏以及猎食的本领等方面,只有孟加拉虎居首位。其所以如此,又决定于生存的环境,孟加拉虎因为“生活在生存竞争极其激烈的条件下”,“它在大自然中有了强劲的对手,为了应付对手,孟加拉虎不能不变得更加机警、更灵活、更勇敢和更残忍。”作者这样渲染男主角对孟加拉虎的倾心,自然不是偶然的,而是为小说的总构思所决定的。作者曾通过男主角的口,用相当明快的语言,描绘了一番当前社会人与人的关系:
  “在浓墨、淡彩点染之间,我总是贯穿着一种时隐时现的紧迫感。有一个奇怪的感觉。这不仅仅是艺术,也是一场紧张的竞争。是一个没有定局限制的拳击赛,连正儿八经的比赛规则都没有,不仅是用拳,而且是用膝,用脚,用时,就象逞罗拳那样。又象柔道,带衣领绞杀的手段。这个场地很小,彼此都不能容忍另一个存在。你不击他,他要击你。每一瞬间都在防备中,紧张地窥视对方,寻找弱点。对手是别人,也是自己。”
  这段心理独白,可以说是全篇小说的“眼”,是小说的根本主旨所在。作品不仅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对这样的看法提出异议,而且不管男主角还是女主角,看来都认定当前的社会生活正是这样一场连比赛规则也没有的“拳击”,正是这样一幅“你不击他,他要击你”的弱肉强食、生存竞争的图画。既然这样,按照作者的思路,男主角热爱、倾心于孟加拉虎的机警、灵活、勇敢和残忍有什么奇怪呢?既然这是生存竞争的规律,他如果不愿意被“击倒”,他不是理所当然地要象孟加拉虎那样强悍、凶狠么?最微妙的是,女主角在研究了这些关于虎的种种说明之后,也有了这样的感觉:“我突然觉得,我和他有什么相象的地方……。也许,正是这个相象的地方,使我们相识了,结合了,又将分手。”这是真实的感受,也正是他们结合与离异的准确的注解,可以说是一语道破。但还应该补充地说,从作品的描写看,他们虽然分手了,但从她的感情上,仍然难以割舍地倾慕他,因为尽管她那不自觉的一点良知,还没有混灭到使她能达到象男主角那样强悍凶狠,感情上她却因此而更为他所吸引。他们在思想上已经是一个血缘,一个脉络了。作品正是这样完成了自己的主题。
  以上我对作品的理解如果不错的话,可以说,作者就是这样以自己的艺术,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完全歪曲了的图画,宣扬了一套似是而非以至于荒谬的说教。
  说这幅图画是歪曲的,并不是说,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没有这样的现象,或在社会生活中不存在作品揭露的某种弊端和不正之风,或根本不存在某种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恶劣状况。无庸讳言,在“四人帮”横行十年的严重摧残下,不仅优良的革命传统作风横遭践踏,种种极端个人主义、实用主义、虚无主义、市侩哲学的流毒也极深广,而且由于“四人帮”对经济生活的严重破坏和多年来我们在指导思想上的失误,也造成了一系列矛盾、困难和问题,不是一下子可以解决的。一代青年曾经历了许多痛苦和折磨,比如作品中的男女主角,就有过坎坷的经历,受过不公正的待遇。但是,能不能由此就得出结论说,我们当前的社会就是一个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社会呢?必须指出,这不仅是片面的,而且显然是荒唐的。如果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已经蜕化成象作品所认定的那样,老实说,即以作品中的男女主角而论,能够有终于回到美术岗位和投身于电影事业的可能么?为什么在十年内乱时期,他们除了扛大件之类,甚至连渺茫的希望也难于设想呢?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接触了社会存在的弊端,但是作品以个人主义利害为指归的思想倾向,却使作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当前的社会面貌作了非常主观而荒谬的评断。只有闭目塞听和充满偏见的人,才看不见党不仅领导人民坚决粉碎了“四人帮”这股邪恶的力量,而且开始了伟大的历史转折,正在以坚定的不屈不挠的精神领导全体人民为实现四化,为建设一个富强昌盛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奋战。是的,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困难、有矛盾、有问题,但是任何人都可以看到,几年来,我们党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从各个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来着手解决我们所面临的种种复杂问题。我们的事业不仅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果,而且可以断言,没有任何人能阻挡这股伟大历史潮流的继续奔腾向前。
  可悲的是,象作品中男主角这样的青年,他们虽然经历了坎坷和曲折,但是他们几乎没有从中引出任何正确的教训,并没有因此得到深刻的生活经验而奋发起来,紧紧和党和人民站在一起,共同为消除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造成的种种弊端,为消灭曾使他们身受其害的种种恶习和不正之风而战斗,却恰恰站在相反的方面,不仅可悲亦复可怜地意图承认这种状况的永世长存,而且还要同流合污地参予进去,努力变成一只所谓“机警、灵活、残忍”的孟加拉虎,来为自己取得猎食对手的地位而施展种种市侩手段,以“击倒”别人。不管作者用多少笔墨来描绘男主角如何象只虎那样强悍、顽强、坚毅,如何在他头上画出具有苦斗精神的强者的光圈,在我们看来,这根本不是什么“强者”,却分明是一个为个人生活的某些不幸所压垮了的“懦夫”。在他的全部精神状态中,不正是这样么?在他的内心中不是有过这种吐露么:“我不理睬任何咒骂,对的,不对的,一概不听,然而我对自己坦白。我是改变了,我被扭曲了。我堕落过!我不是纯质的,我是一个化合物。我承认,但是,我在挣扎,我还在往前爬……”不仅如此,他的精神世界还继续恶性地发展成这样:“对那些看来跟好孩子一样,对别人的争、奔嗤之以鼻的人,我常常感到怀疑,他们不是过份可爱,就是在装蒜!我坦然地承认:人,有过无数的欲望,整个世界就在竞争中推进。”是的,他是坦然承认他变了,被扭曲了,在他的已经崩溃了的精神世界中,什么共产主义、集体主义,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等等理想和信念,已经荡然无存,甚至被他嘲弄为“不是过份可爱,就是装蒜”!虽然他同样分享了人民的胜利所创造的一切,但他灵魂里所萦注关心的却只有为自己“干到最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折断了脊梁骨,精神崩溃,屈服于腐朽事物,完全沉溺迷醉于利己主义,积极于同流合污的懦夫形象。是的,他“还在挣扎,还在往前爬”,但是他在爬到什么地方去呢……。
  企图把我们的整个社会生活歪曲成为只有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世界,企图把这样一个丧失了理想和信念的懦夫,美化为令人倾慕的“强者”,这不是真正的歪曲,又是什么呢?
  据说有的读者对于作品中所宣扬的这套生存竞争的说教,十分赞赏。认为是深刻的“哲理”,甚至是某种“新发现”。其实,稍微了解一点现代西方思想发展史的人,就会了解,这里并无任何“新发现”和新创见。早在十九世纪,新康德主义者朗格就曾狂热地鼓吹过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他的理论中,企图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机械套用到社会历史现象中来,借以掩盖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对立的社会经济原因,掩盖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压迫是劳动者一切苦难的根源。他把阶级斗争解释为生存斗争,似乎在社会的生存斗争中,只有“强者”、“适者”才能生存,“弱者”、“不适者”只有被淘汰;贫富两极的分化,富人对穷人的压榨,弱肉强食,以及资产阶级的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的残酷竞争,都不过是所谓生存竞争的必然规律,因而是正常的、合理的现象。朗格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不仅以此掩盖了阶级压迫的本质,而且把资产阶级的“人对人就象狼”的原则,当作人们社会关系中的永恒的、根本的准则。而在这种原则下,一切丑恶的勾当,野蛮的压迫,残酷的剥削,贪婪的欺诈等等,都被视为求得生存的合理的和不可避免的规律,从而证明资本主义畸形制度的永久性。无怪乎当年德国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最大支持者克虏伯,甚至设置了巨额奖金,来鼓励宣传这类荒谬思念的著作。但是,这类为剥削阶级丑恶思想张目的理论,一经出现,就遭到马克思、恩格斯和后来的列宁的痛斥,正是他们彻底地揭露了这种伪科学的欺骗性和危害性。遗憾的是:在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已经诞生了一百多年,我们党为实现这个美好制度而战斗了六十多年的今天,只是由于党在战斗的途程中出现过重大的曲折,就竟然在我们的富有才华的青年作者的作品中,出现了这样的回声!虽然我并不怀疑,作者完全可能从来没有读过朗格之流的著作,但是回荡在作品中的声音,竟是与往日幽灵的声调这样的相似,难道不值得警觉和深思么!
  据说有这样一种说法,小说的男主角尽管是个人奋斗狂,但他没有象楚云云那样鬼混,没有象吴大平那样困累于家务,却在那里“奋斗”,总是好的。这其实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我们当然不主张一代青年浑浑噩噩,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但是,能把“奋斗”抽象化起来,而不问为什么而奋斗,不问奋斗的方向、内容和目的么?如果那种渗透着利己主义和市侩哲学的“奋斗”也值得赞美和歌颂,那么还有什么崇高和低下,美好和丑恶,高尚和卑鄙之分?历史上许多于出了种种丑恶勾当的野心家。阴谋家。冒险家,也都曾炫耀自己有过什么“奋斗”,但是,在为崇高事业奋斗的真理光辉烛照下,这种所谓“奋斗”,不过是一连串丑行恶事的记录罢了。
  没有思想内容的作品是没有的,不管作者的主观愿望如何,每部作品总是或强或弱地反映着作家的思想倾向、政治观点以及哲学的、道德的、美学的见解和判断。当代文学的大量事实证明,一个艺术家,如果不能以当代最先进、最科学的思想,不能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来观察历史、观察社会,观察人生,那就不管作者如何标榜自己的“思考”,也不能不从根本上降低作品的内在价值,甚至完全导致思想上的混乱。
  正如我在此文一开始就提到的,张辛欣同志是一个拥有艺术才能的作者,我们怀着热望希望她的这种艺术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但是这种才能如何才能得到卓越的发展呢?应该说,这决然离不开当代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的营养,因为这是迄今人类最先进的思想的结晶。不久前发表的哲学家杨献珍同志的一封信中,曾十分恳切地指出,文艺研究必须有一个坚定的哲学基础,并且特别指出,文艺界某些思想混乱,根源在于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这样就没有共同语言。因此,要“大声提倡文艺工作者、作家,都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这是语重心长的提醒。一个艺术家只有和时代,和人民,和当代最先进的思想一起前进,才能使自己的才能迸射出灿烂的火花。契诃夫在他的剧作《海鸥》中写了一位作家特利哥林,他有一种深沉的痛苦,那就是他痛切地感到没有伟大目标鼓舞的才能是一种重荷。他痛切地感到自己“象误了火车的乡下佬似的愈追愈落后了。”这种痛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没有崇高的、深刻的思想,那才能就不是为启人以善美刚健的追求服务,却是把自己的才能浪费在为某些渺小的、低下的,甚至是错误的思想服务。这就不仅不是发展自己的才能,而且是在毁坏着自己的才能。对于我们某些有才华的青年作者来说,这难道不是一种现实的危险么!
             (原载《文艺报》198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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