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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辛欣同志，显然是一个具有艺术才能，对于生活有着敏锐的感受，同时对于社会有着细致的观察和思索的青年作者。但是最近读了她的《在同一地平线上》，却长久地使我不能释然。并不是说这篇长达七万字的中篇小说，没有某些闪烁着才华的段落，没有某些对于人物内心状态的独特观察，没有某些相当真切的对于环境与气氛的描绘。这一些，在小说中并不缺乏。但这些长处，全然不能掩盖小说在总体构思上的倾向性缺陷，甚至某种思想上的混乱。我想这可能是具有某种代表性的，因此很值得加以研究和探讨。 作品写了丙个当代的青年人，他们都经历了动荡混乱的“文革”十年，曾经到边远的地区插队、劳动，受了不少苦难和折磨。男主角一度在车站卖苦力，扛大件，做过只归“大自然管着”的“无业游民”，但是随着“四人帮”的被粉碎，整个社会形势的改观，他们又回到了城市。结了婚，男主角致力于国画，女主角考入了电影学院导演系。应该说，生活虽然仍然存在着种种艰辛，他们终于安顿了自己的小家庭，终于可以有所作为了。但是，按照作者的描绘，恰恰在这样的时刻，两人之间不断地发生了争执、不快，甚至吵闹。作品不厌其烦地以相当多的篇幅，描叙了这种年青夫妻间情感上的纠葛和波澜。作者是如何表现，又是如何解释发生这种冲突和纠葛的原因呢？作者把自己的小说题为《在同一地平线上》，显然是有某种寓意的。 按照作者的思路，男主角有着强烈的“事业心”，他为了自己的“事业”，四处奔波，几乎废寝忘食。因此，按照他的想法：“我在外面要对付的东西实在够多了，回到家里，我就是需要她温顺、体贴，别吱声，默默做事，哪怕什么也不懂。”但是女主角偏偏“就不这样”，难以“驯化”；女主角，据说曾经想“把自己全部情感和思想的依托放在他那儿”，想“紧紧地依靠他”。然而女主角同时感到，她“面临生活的各种竞争”，是他无法替她争的，同时在她看来：“在生活的竞争中，是从来不存在绅士口号：女性第一的，我们彼此一样。我还能退到哪儿去？难道把我的一点点追求也放弃？生个孩子，从此被圈住，他就会满意我了？不，等到我自己什么也没有了，无法和他在事业上、精神上对话，我仍然会失去他！”因此，她一方面为不能依靠和期望他的“帮助”而痛苦，一方面开始了自己的追求。而这恰恰不能令男主角满意，却使他“腻烦”，于是，通过男主角的嘴，作者形象地描述了这种状况：“我们的结合，象是拼凑了一个两头怪蛇，身子捆在一处的两副头脑，每一个都拼命地要爬向自己想去的地方，谁也不肯为对方牺牲自己的意志。她也许真能干点儿什么，可做一个老婆，却是太糟了！”于是作者在这样的思路下，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两个智力“在同一地平线上”的青年，怎样才能使得自己的家庭生活取得“平衡”？据说许多青年读者，十分欣赏作者提出的这个问题，认为这是含有深刻的“哲理性”的，是有新的“重要意义”的。 问题是不是这样呢？只要细细研究一下这对年青夫妻关系的起起伏伏的发展，就可以看出，认为夫妻双方由于具有同样的智力水平，都有着对某种事业的追求，就不得不发生尖锐的争执、冲突、不平衡，以至不得不走向离异，似乎这是从当代社会生活中发现了什么“新”悲剧。这完全是十分虚妄的。 在作者笔下，这个所谓热衷于“自己的事业”的男主角，是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呢？他为了所谓能在美术界占有突出地位，确实顽强、狂热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比如他笔下画什么，并不是出于艺术的追求，而是“精明地考虑过整个行市”他发现“俗人好虎”，所以“他近来挑中虎拼命画”；他带着画，四处奔跑，到了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的地步。目的又是什么呢？是为了打通各种关系，以创造“条件”，创造“名声”，发展他的“事业”；为了出版他的画册，他更是施展一切身手，他可以和那个父亲是某出版社总编辑的楚云云哼哼唧唧地鬼混，也可以通过周秘书给出版社刘副主任送画，自然还可以跑到总编辑楚风之家里，与这上了年纪的总编辑虚与委蛇，“象在随便玩玩传球”，即使在谈黄宾虹、齐白石的画，淡石涛的艺术见解时，也并非出于对艺术的热情，却不过是为了在与楚的交往中找到“合适的缝隙，一下深入进去”，为他出版画册找到有力的靠山；一旦如愿以偿，他乘兴挥毫，为楚风之画虎，忽而发现这是“画得最好的一张虎”，立刻借口盖章题字带走，以便偷梁换柱。对于这样的“奔波”，他也计算过，认为“合算”，“路没有白跑”，比如电视台就要播放介绍他的画了；卖画时，“每尺宣纸的价格从最低价格提高了一块钱”，如此等等。总之，渗透在这个人物的情绪、心理、意识和活动中的完全是利己主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这一切活动，都是为了织一张网，用这张网想捞取什么，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就是这样一个浑身上下浸透了无耻的市侩气息，极端自私到不择手段的个人奋斗狂，哪里还会去关心别人的幸和不幸，又哪里还容得下哪怕是对自己妻子的生活和命运的丝毫关怀呢？形象本身的逻辑，远远胜于作者抽象的思辨的逻辑，问题根本不在于什么“同一地平线上”的智力引起了矛盾，却在于极端利己的市侩主义灵魂，和企图把自己的妻子作为附属物的自私的人生哲学，形成了这种家庭矛盾冲突的真正根源。 在作品中作为妻子的女主角，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形象。她不同于终日鬼混的楚云云，也并不象男主角那样终日钻营，她渴望有所作为，并因此苦斗。作者显然对这个人物倾注了更多的同情，这是可以理解的。对于她的这样一个丈夫，她有一种复杂而又暧昧的，甚至摆脱不开的感情。她有时陷于迷惘、软弱、丧失自信，这时她特别希望能得到丈夫的关心和支持，但是她得不到。有时她也禁不住想：“他怎么竟然是这样一个人呢？艺术气质全被商人气淹没，自私、冷酷，看准时机，不顾一切地干。他只顾自己，而对我，却根本不关心！”甚至她直接爆发过愤怒：“你办的什么事！你简直象个商人，冷酷、自私，不择手段，这样下去，你的才气，艺术气质都要被商人气吞掉了。这样，你在事业上什么也于不成！”但是，这种痛苦和愤慨也常常只不过一闪而逝，虽然这恰恰真实地抓住了这个人物的内在本质。她为什么面对这样一个自私冷酷的人物，却始终陷在暧昧的感情中呢？小说中写了一个小插曲，是饶有意味的：他们新婚后“第一次闹别扭”，是她第一次到了婆家，在人来人往之后，希望得到他的一点温存，忽然来了一个熟人，于是他说了一句话就走了，直到深夜十一点。她为这意外的冷落而落泪。但是他觉得很奇怪，他解释说这是为“敲定”小说插图去“奋斗”了。于是她“所有的委屈和埋怨都成了歉意”。而男主角这时十分满意了：“这样多好。别莫名其妙地哭，都是生存竞争，自然界是这样，人和人也是这样。”据作者描写，这是他第一次这样向她宣讲的，但她“点点头，很明白。”所谓明白，无非是她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他的宣讲，认为生活就是某种“生存竞争”，她自己不也在那里个人竞争么，因此她似乎只应该有“歉意”，而不应该有“委屈”。这就是以后一连串那种既复杂又暧昧的感情的根本思想原因。她时而为他的商人式的自私冷酷气恼，时而又为他的顽强、自信、拼命的苦斗所倾倒；时而为他的只顾自己而争吵，时而又为他的所谓“毅力”感到吸引；甚至她还以自己的所谓“在事业奋斗中的全部苦恼和探索”的艰辛，来表示对他的理解和同情，而完全不能认真地、深入地去思索一下，他的这种“个人奋斗”的内在实质究竟是什么。直到他们终于要离婚的最后时刻，她也仍然怀着那抑制不住的，难于割今的爱慕和同情，想把“手指插进他那乱蓬蓬的头发里，慢慢地把它们梳拢顺……” 女主角的这种复杂而暧昧的思想感情状态，在相当的程度上，正是作者整个小说构思的倾向性的写照。 毫无疑义，作者在实际生活中，对某些狂热于“个人苦斗”的青年，有相当的了解和观察，甚至也可以说，在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极端个人主义、市侩气、自私到不择手段的丑恶性格，也有某种觉察；但是从作品的整体构思中，我们同时可以分明感到，在思想和感情的倾向上，作者更多的是赞赏、同情和辩解。因为作者通过作品的构思和人物，实际上表达了这样一种看法：第一，这种个人苦斗，比“硬要人半死不活地呆着的”状况，比悠闲地逛商店，到舞场发泄压抑，通宵在桥牌上消耗智力等等要好；第二，所谓“新时代的竞争之风”铺天盖地而来，“整个社会，跟大自然，跟生物界一样，都被安排在生存竞争的和谐之中。”正是在这样的观点的支配下，作品的后半部在对男主角的描写上，没有任何批判的色彩和锋芒，相反的，以更大量的篇幅来为他的所作所为进行了种种辩解，有时甚至是以明快的、逻辑的语言来宣讲对当前社会的认识，以证明他的作为是合理的必然，是无可避免的真实。 让我们回到作品上来看看。 作者在小说中，曾用相当多的笔墨描写了男主角对于虎的爱好。他画虎、塑虎、观察虎、研究虎。他为了给虎画速写，不仅大清早就赶到动物园，而且让西南动物园的工作人员把他关在隔避笼子里，以便看得更清楚。甚至又重返边寨，跟着哈尼族猎手去搜寻斑斓猛虎，结果为此负伤。作品特别渲染他喜爱孟加拉虎，也特别爱画孟加拉虎，这是为什么呢？原来，男主角对于虎颇做了一番研究。据说中国的虎有三个亚种：东北虎、华南虎、孟加拉虎。但在性情的猛烈、胆量的大小、动作的灵敏以及猎食的本领等方面，只有孟加拉虎居首位。其所以如此，又决定于生存的环境，孟加拉虎因为“生活在生存竞争极其激烈的条件下”，“它在大自然中有了强劲的对手，为了应付对手，孟加拉虎不能不变得更加机警、更灵活、更勇敢和更残忍。”作者这样渲染男主角对孟加拉虎的倾心，自然不是偶然的，而是为小说的总构思所决定的。作者曾通过男主角的口，用相当明快的语言，描绘了一番当前社会人与人的关系： “在浓墨、淡彩点染之间，我总是贯穿着一种时隐时现的紧迫感。有一个奇怪的感觉。这不仅仅是艺术，也是一场紧张的竞争。是一个没有定局限制的拳击赛，连正儿八经的比赛规则都没有，不仅是用拳，而且是用膝，用脚，用时，就象逞罗拳那样。又象柔道，带衣领绞杀的手段。这个场地很小，彼此都不能容忍另一个存在。你不击他，他要击你。每一瞬间都在防备中，紧张地窥视对方，寻找弱点。对手是别人，也是自己。” 这段心理独白，可以说是全篇小说的“眼”，是小说的根本主旨所在。作品不仅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对这样的看法提出异议，而且不管男主角还是女主角，看来都认定当前的社会生活正是这样一场连比赛规则也没有的“拳击”，正是这样一幅“你不击他，他要击你”的弱肉强食、生存竞争的图画。既然这样，按照作者的思路，男主角热爱、倾心于孟加拉虎的机警、灵活、勇敢和残忍有什么奇怪呢？既然这是生存竞争的规律，他如果不愿意被“击倒”，他不是理所当然地要象孟加拉虎那样强悍、凶狠么？最微妙的是，女主角在研究了这些关于虎的种种说明之后，也有了这样的感觉：“我突然觉得，我和他有什么相象的地方……。也许，正是这个相象的地方，使我们相识了，结合了，又将分手。”这是真实的感受，也正是他们结合与离异的准确的注解，可以说是一语道破。但还应该补充地说，从作品的描写看，他们虽然分手了，但从她的感情上，仍然难以割舍地倾慕他，因为尽管她那不自觉的一点良知，还没有混灭到使她能达到象男主角那样强悍凶狠，感情上她却因此而更为他所吸引。他们在思想上已经是一个血缘，一个脉络了。作品正是这样完成了自己的主题。 以上我对作品的理解如果不错的话，可以说，作者就是这样以自己的艺术，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完全歪曲了的图画，宣扬了一套似是而非以至于荒谬的说教。 说这幅图画是歪曲的，并不是说，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没有这样的现象，或在社会生活中不存在作品揭露的某种弊端和不正之风，或根本不存在某种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恶劣状况。无庸讳言，在“四人帮”横行十年的严重摧残下，不仅优良的革命传统作风横遭践踏，种种极端个人主义、实用主义、虚无主义、市侩哲学的流毒也极深广，而且由于“四人帮”对经济生活的严重破坏和多年来我们在指导思想上的失误，也造成了一系列矛盾、困难和问题，不是一下子可以解决的。一代青年曾经历了许多痛苦和折磨，比如作品中的男女主角，就有过坎坷的经历，受过不公正的待遇。但是，能不能由此就得出结论说，我们当前的社会就是一个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社会呢？必须指出，这不仅是片面的，而且显然是荒唐的。如果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已经蜕化成象作品所认定的那样，老实说，即以作品中的男女主角而论，能够有终于回到美术岗位和投身于电影事业的可能么？为什么在十年内乱时期，他们除了扛大件之类，甚至连渺茫的希望也难于设想呢？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接触了社会存在的弊端，但是作品以个人主义利害为指归的思想倾向，却使作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当前的社会面貌作了非常主观而荒谬的评断。只有闭目塞听和充满偏见的人，才看不见党不仅领导人民坚决粉碎了“四人帮”这股邪恶的力量，而且开始了伟大的历史转折，正在以坚定的不屈不挠的精神领导全体人民为实现四化，为建设一个富强昌盛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奋战。是的，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困难、有矛盾、有问题，但是任何人都可以看到，几年来，我们党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从各个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来着手解决我们所面临的种种复杂问题。我们的事业不仅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果，而且可以断言，没有任何人能阻挡这股伟大历史潮流的继续奔腾向前。 可悲的是，象作品中男主角这样的青年，他们虽然经历了坎坷和曲折，但是他们几乎没有从中引出任何正确的教训，并没有因此得到深刻的生活经验而奋发起来，紧紧和党和人民站在一起，共同为消除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造成的种种弊端，为消灭曾使他们身受其害的种种恶习和不正之风而战斗，却恰恰站在相反的方面，不仅可悲亦复可怜地意图承认这种状况的永世长存，而且还要同流合污地参予进去，努力变成一只所谓“机警、灵活、残忍”的孟加拉虎，来为自己取得猎食对手的地位而施展种种市侩手段，以“击倒”别人。不管作者用多少笔墨来描绘男主角如何象只虎那样强悍、顽强、坚毅，如何在他头上画出具有苦斗精神的强者的光圈，在我们看来，这根本不是什么“强者”，却分明是一个为个人生活的某些不幸所压垮了的“懦夫”。在他的全部精神状态中，不正是这样么？在他的内心中不是有过这种吐露么：“我不理睬任何咒骂，对的，不对的，一概不听，然而我对自己坦白。我是改变了，我被扭曲了。我堕落过！我不是纯质的，我是一个化合物。我承认，但是，我在挣扎，我还在往前爬……”不仅如此，他的精神世界还继续恶性地发展成这样：“对那些看来跟好孩子一样，对别人的争、奔嗤之以鼻的人，我常常感到怀疑，他们不是过份可爱，就是在装蒜！我坦然地承认：人，有过无数的欲望，整个世界就在竞争中推进。”是的，他是坦然承认他变了，被扭曲了，在他的已经崩溃了的精神世界中，什么共产主义、集体主义，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等等理想和信念，已经荡然无存，甚至被他嘲弄为“不是过份可爱，就是装蒜”！虽然他同样分享了人民的胜利所创造的一切，但他灵魂里所萦注关心的却只有为自己“干到最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折断了脊梁骨，精神崩溃，屈服于腐朽事物，完全沉溺迷醉于利己主义，积极于同流合污的懦夫形象。是的，他“还在挣扎，还在往前爬”，但是他在爬到什么地方去呢……。 企图把我们的整个社会生活歪曲成为只有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世界，企图把这样一个丧失了理想和信念的懦夫，美化为令人倾慕的“强者”，这不是真正的歪曲，又是什么呢？ 据说有的读者对于作品中所宣扬的这套生存竞争的说教，十分赞赏。认为是深刻的“哲理”，甚至是某种“新发现”。其实，稍微了解一点现代西方思想发展史的人，就会了解，这里并无任何“新发现”和新创见。早在十九世纪，新康德主义者朗格就曾狂热地鼓吹过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他的理论中，企图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机械套用到社会历史现象中来，借以掩盖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对立的社会经济原因，掩盖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压迫是劳动者一切苦难的根源。他把阶级斗争解释为生存斗争，似乎在社会的生存斗争中，只有“强者”、“适者”才能生存，“弱者”、“不适者”只有被淘汰；贫富两极的分化，富人对穷人的压榨，弱肉强食，以及资产阶级的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的残酷竞争，都不过是所谓生存竞争的必然规律，因而是正常的、合理的现象。朗格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不仅以此掩盖了阶级压迫的本质，而且把资产阶级的“人对人就象狼”的原则，当作人们社会关系中的永恒的、根本的准则。而在这种原则下，一切丑恶的勾当，野蛮的压迫，残酷的剥削，贪婪的欺诈等等，都被视为求得生存的合理的和不可避免的规律，从而证明资本主义畸形制度的永久性。无怪乎当年德国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最大支持者克虏伯，甚至设置了巨额奖金，来鼓励宣传这类荒谬思念的著作。但是，这类为剥削阶级丑恶思想张目的理论，一经出现，就遭到马克思、恩格斯和后来的列宁的痛斥，正是他们彻底地揭露了这种伪科学的欺骗性和危害性。遗憾的是：在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已经诞生了一百多年，我们党为实现这个美好制度而战斗了六十多年的今天，只是由于党在战斗的途程中出现过重大的曲折，就竟然在我们的富有才华的青年作者的作品中，出现了这样的回声！虽然我并不怀疑，作者完全可能从来没有读过朗格之流的著作，但是回荡在作品中的声音，竟是与往日幽灵的声调这样的相似，难道不值得警觉和深思么！ 据说有这样一种说法，小说的男主角尽管是个人奋斗狂，但他没有象楚云云那样鬼混，没有象吴大平那样困累于家务，却在那里“奋斗”，总是好的。这其实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我们当然不主张一代青年浑浑噩噩，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但是，能把“奋斗”抽象化起来，而不问为什么而奋斗，不问奋斗的方向、内容和目的么？如果那种渗透着利己主义和市侩哲学的“奋斗”也值得赞美和歌颂，那么还有什么崇高和低下，美好和丑恶，高尚和卑鄙之分？历史上许多于出了种种丑恶勾当的野心家。阴谋家。冒险家，也都曾炫耀自己有过什么“奋斗”，但是，在为崇高事业奋斗的真理光辉烛照下，这种所谓“奋斗”，不过是一连串丑行恶事的记录罢了。 没有思想内容的作品是没有的，不管作者的主观愿望如何，每部作品总是或强或弱地反映着作家的思想倾向、政治观点以及哲学的、道德的、美学的见解和判断。当代文学的大量事实证明，一个艺术家，如果不能以当代最先进、最科学的思想，不能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来观察历史、观察社会，观察人生，那就不管作者如何标榜自己的“思考”，也不能不从根本上降低作品的内在价值，甚至完全导致思想上的混乱。 正如我在此文一开始就提到的，张辛欣同志是一个拥有艺术才能的作者，我们怀着热望希望她的这种艺术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但是这种才能如何才能得到卓越的发展呢？应该说，这决然离不开当代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的营养，因为这是迄今人类最先进的思想的结晶。不久前发表的哲学家杨献珍同志的一封信中，曾十分恳切地指出，文艺研究必须有一个坚定的哲学基础，并且特别指出，文艺界某些思想混乱，根源在于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这样就没有共同语言。因此，要“大声提倡文艺工作者、作家，都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这是语重心长的提醒。一个艺术家只有和时代，和人民，和当代最先进的思想一起前进，才能使自己的才能迸射出灿烂的火花。契诃夫在他的剧作《海鸥》中写了一位作家特利哥林，他有一种深沉的痛苦，那就是他痛切地感到没有伟大目标鼓舞的才能是一种重荷。他痛切地感到自己“象误了火车的乡下佬似的愈追愈落后了。”这种痛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没有崇高的、深刻的思想，那才能就不是为启人以善美刚健的追求服务，却是把自己的才能浪费在为某些渺小的、低下的，甚至是错误的思想服务。这就不仅不是发展自己的才能，而且是在毁坏着自己的才能。对于我们某些有才华的青年作者来说，这难道不是一种现实的危险么！ （原载《文艺报》1982年第9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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