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现代小说,当代小说,当代文学,当代作家,现代作家:评《在同一地平线上》(曾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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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在同一地平线上》

作者：曾镇南
　　张辛欣的中篇小说《在同一地平线上》是一部引人注目的作品。作者以强悍的笔力，通过男女主人公交替进行的内心独白，把他们之间的冲突以及他们对社会生活的看法，用相当凝炼的生活画面描绘出来，虽然青年画家和他的妻子的结合、离异，他们感情的缠结，颤动，在小说中占了很大的篇幅；但是，这决不是人们常见的那种狭隘而飘忽的爱情小说，而是一篇尖锐地提出了社会问题的小说。虽然由于作者的思想局限，她不能对自己所观察、所描写的社会现象作出令人信服的分析，然而，对生活的敏锐而直率的反映，使这部作品获得了一定的认识价值。它极其强烈地激起了我认识生活，探究生活的兴趣。
　　小说的标题：“在同一地平线上”，可以说是女主人公的内心深处迸发出的呼喊！这是聚集了小说内在意蕴的一个思想焦点，也是作者对她观察到的社会现象的一个解释。在作者看来，在“铺天盖地而来的新时代的竞争之风”中，女人和男人面临的社会压力是一样的。他们站在同一地平线上，面对和看取的是同一个生存竞争的世界。对于女主人公来说，这一呼喊开始是她对丈夫讥笑和打击她的事业心的一种怨望，尔后却发展为她对冷漠而自私的丈夫的一种体谅。所谓都“在同一地平线上”，也就是“女人有女人的苦恼，男人有男人的不幸”，“都不容易”，“彼此一样”。虽然男女主人公最后还是离异了，然而在互相了解彼此的处境苦恼这一点上，两颗心却靠近了。
　　当然，不能单凭作者对生活的理念的解释来判断作品，我们还是逼近一点，分析一下男女主人公的形象本身吧。我总觉得，虽然作者让男女主人公对社会生活的认识统一在生存竞争上，但实际上，女主人公并没有象青年画家那样把自我丢失在为追逐名利进行的拼搏之中。她的形象，如果剔除了她对自己也在进行生存竞争的想象，其实不过是一个没有失去生活的理想、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进取精神的并不罕见的知识女性而已。如果作者不那样偏爱她对生存竞争的看法，稍微开阔一点地感受一下这样奋发起来的女性所处的社会氛围，那么，她就可能比较朴素，也比较真实地来看待这个人物。我认为，这个女青年，不过是在我们的社会生活终于摆脱了十年浩劫中那种“硬要人半死不活地呆着的整个状况”之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燃起了实现自已被搁置、被嘲弄的生活理想的希望之光的千百万青年中的一员。在她为争得、坚持自己重新学习的权利而进行的奋斗过程中，主要的压力与其说是来自所谓社会的生存竞争，不如说是来自家庭的内部。这一方面是由于丈夫不喜欢一个要强的、有事业心的女人，总想把她绑在自己的战车上；另一方面是由于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感到的缺乏社会化的家务劳动的沉重压力。作者对这些来自家庭的压力的描写是真实的，能唤起共鸣的，在我们目前的条件下，一个有事业心而又有了自己家庭的女性，要想毫无牵挂地把全部心力都奉献给事业，那是非常困难的。小说塑造的这个知难而进的女青年，是很有特点的。她不甘心成为丈夫的附庸，不惜与不支持自己的事业的丈夫离异；她对艺术事业有独立的见解，无论对大夫的画还是自己的小品，她都能坚持自己已经认识的艺术真理，她从内心是挚爱着青年画家的，但一旦发现他身上的商人气就毫不留情地当百陈词，即使引起他的狂怒也在所不惜。从她和老师、同学以及亚光、邓小达等朋友的关系看，也并没有什么阴郁的东西，相反地，不难感到友情和温暖。环绕着她展开的生活画面，是真实而正常的，充满着我们社会生活中大家都熟悉的社会氛围气，并没有那种大家都象乌眼鸡似的，一个个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的生存竞争的恶浊空气。而所有表现出她的性格的行动，也没有什么变态的地方。总之，她和她的生活，比起那个在名利场中驰骤角逐、拼红了眼的青年画家，要健康得多，也正常得多。她的弱点，是她内心深处不自觉地积淀着几千年来女性害怕被遗弃的普遍弱点：她担心着自己一旦不能在事业上与精神上与丈夫平衡就会失去他。这种潜在的弱女子的意识使她那倔强的行动恰恰变成了弱者的心理流露。但是，由于作者让她过于迷醉于生存竞争的想法，在理念上把她从真实的地面拉开，硬把她纳入青年画家所处的那一条充满生存竞争的地平线上，这就损害、并削弱了这个具有奋进的毅力和才能的女青年形象的积极作用。如果不是非要把她纳入与青年画家共处的同一地平线上，这个性格就有可能真正成为与青年画家形成对的蹠社会力量的代表，她的那种自树自立的清醒意识和果断行动具有的积极意义也就大多了。可惜现在小说中的“她”，还处于一种“自己弄不清自己”的状况。她既不清楚自己的优点，也不清楚自己的弱点，陷在一种心力交瘁的感情自我分析之中。这种细腻的自我分析也许出自对生活的真实感受，然而却没有把她引向清醒；相反，在谬误的社会思想指引下，她越是对人与我进行分析，就越是陷入盲目性。如果说她开始时还能凭直觉判断出青年画家“艺术气质全被商人气淹没”、“自私、冷酷”，但她通过反复的分析，却“突然觉得，我和他有什么相象的地方”，从而在感情和理智上都放弃了对他们的谴责。我觉得这是一种思想和感情上双重的迷误。作者可能没有意识到；被她描写成悲剧的这一对夫妇的离异，未必是悲剧；而被她当作悲剧的某种转机描写的这一对夫妇的心灵相通，倒是真正可悲的迷误。把他们不得不离异的原因全部推诿给所谓生存竞争的社会压力，这就等于女主人公完全放弃了她那本来正常的对青年画家的道德评价。在生活态度上，在对待爱人应有的情操上，是非、美丑的分野被混灭了。这是令人忱惜的。
　　青年画家的形象，比起女主人公来，是更为复杂的。作者并没有把这个形象简单地写成某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传声筒，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写出了他的这种生活见解形成的社会根源，写出了他内心的孤独、挣扎、惶惑、矛盾。但是，无可避讳的是：作者是相信她的男主人公的那些关于整个社会和自然界一样处于生存竞争的和谐之中和荒谬见解的。而且，她让男主人公从这些见解中获得宽解自己的丑恶行为的道德安慰，获得继续干下去的精神力量。这就把他内心仅有的一点点忏悔也抵消了。是的，他曾经“冷静地、很近地注视着自己”，察觉到自已被“各种敷衍、交道、争斗”扯拉着，“是一个扭曲的自我”。但她终于还是认定：只能继续拼下去。于是他“又站起来了，又盯住对手：人、艺术、自己，一切又无限地开始了。”他自己问道：“这是我身上原有的一种生命的本质！是纯梦幻的理想在现实中变态地追求！还是掺杂了在竞赛场上，越拼越眼红、身不由己的劲头？”这其实是用困惑的形式肯定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真理性。这种自忏悔后的自肯定，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比空泛的肯定更有力的肯定。它把来自外部的爱人和舆论的责难和来自内部的艺术良心的发现全部否定了。青年画家轻蔑地说：“对那些看来很好孩子一样，对别人的争、奔嗤之以鼻的人，我常常感到怀疑，他们不是过份可爱，就是在装蒜！我坦然地承认：人，有无数的欲望，整个世界就在竞争中推进。”那种以为作者在小说中曲折地表示了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批评的说法，是无法和这样“坦然地承认”对证的。
　　象青年画家这样一种“理直气壮”的利己主义的心理类型，出现在我们的文学画廊里，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对我们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复杂的新现象的一种直率但不准确的反映。的确，我们经历了一场压抑个人创造才能发展，摧残民族的有机生力的极其悲惨的浩劫，的确，我们过去在左倾错误的影响下，在经济建设中片面强调协作，完全抹煞了适当地利用竞争的杠杆来推动经济建设的必要性，在社会生活中，片面强调集体主义、忽视了个人才能与创造力的发挥，这就造成了统得太死，发展迟缓的局面。如果不是对个别不妥贴的语言过于吹毛求疵的话，那么，应该承认，小说中借男女主人公的观察所指出的“普遍存在的生存软弱症”或以“平稳、缓慢”为正常节奏的“共用生物钟”，的确是触及了我们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某种弊病的。我们党和人民目前仍在进行的各种社会改革事业，包括各种经济责任制的试验，鼓励人才成长的各种更有进取精神的文化政策等等，这就必然产生一种表面上看来似乎很象所谓生存竞争的新的社会现象。与人们的事业心和进取精神大大振作、个人的创造潜力得到发扬等积极现象伴随着的，自然也会出现一些令人沮丧和不安的消极现象，如尔虞我诈、争名夺利等等的抬头。其实这是历史的正常现象，用不着大惊小怪。在评价社会历史现象时，对社会前进、历史发展有利还是不利这个尺度，应该比情感色彩较浓和一般伦理尺度更受到我们注意。马克思说：“共产主义者既不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己主义，理论上既不是从那情感的形式，也不是从那夸张的思想形式去领会这个对立，而是在于揭示这个对立的物质根源，随着物质根源的消失，这种对立自然而然也就消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二七五页）离开对决定人们行为动机、欲望的深刻的历史运动及其物质根源的研究，只从情感的形式或夸张的思想形式去谈论善恶、谈论利己主义或利他主义，正是各种唯心主义伦理学和宗教的一个特征。因此，对于小说通过青年画家的形象对个人奋斗，甚至个人主义欲望所作的宣扬、肯定，我们不能停止于简单地去责难，而应该看到，在粗陋荒谬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搬用中，潜藏着某种社会发展的合理要求，映射着某种富有当代社会生活特征的现象。高尔基经常谈论个人的创造力量，有人责难他：“为什么在应该讲群众的创造的时候，老是说人呀，人材呢？这里有没有个人主义呢？”高尔基回答说：“我以为是有几分的，但没有任何理由害怕它，因为，如所周知，少量的毒药对于有机体是有益的。磷是一种毒物，但没有它，你就活不下去。”（《文学论文选·一个读者的札记》第九页）这种见解也许有些惊世骇俗，然而它是真理。高尔基在这里当然不是在鼓吹个人主义，他只是科学地估量了个人的竞争性对社会机体的有益作用。据我看，这是一种相当于增活剂的作用。一个社会要有高度的活力，离开每个个人的高度努力是不行的。就这个意义上说，青年画家和他的妻子那种强烈的事业心和竞争意识，并不是毫无积极意义的，而是反映了新时期青年的某种值得重视和研究的特点的。
　　然而，少量的毒药对于有机体的益处，是从合理的使用中产生的。无限量地推销它，却会造成自杀性的饮鸩止渴的愚蠢行动。小说试图寻找当代青年奋斗精神和竞争意识的某种合理性，这种探索无可厚非，但作者试图用社会达尔文主义来为这种奋斗精神和竞争意识辩护，却是完全错了。劳动，使人类从动物界中区别出来。劳动，就必须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结成社会群体，这就使人获得了社会性，成了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从而人的本性，只能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单单这一点，就决定了不能把动物界的生存竞争规律简单地搬到人类社会中去。如果从社会现象上看，确实得承认人和各种欲望在驱使他们创造历史；但深究历史根由地看，人为什么会有这样那样的欲望，为什么有的人能如愿以偿有的人却事与愿违，这只有分析人所处的具体的社会关系和历史情势才能给予科学的回答。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错误，就在于它脱离具体历史，无条件地肯定人进行生存竞争的私欲，结果变成了为在社会斗争中早已攫取了优势地位的反动统治阶级辩护的弱肉强食的哲学。这种哲学表面上似乎公平地肯定所有的人光明磊落地进行竞争的权利，其实掩盖了由于社会客观经济进程造成的不同阶级、不同社会集团在经济上、文化上的不平等，是一种最狭隘、最偏私的社会学说。作为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人，青年画家表示他厌恶“总是在半明不暗，不软不硬的招数里纠缠”，似乎颇为理直气壮地宣称：“我想要有个公开搏斗的地方，正常竞争的空间”；其实，这种“光明磊落”只是对比他更邪恶的对手而言的。对于没有能力进入绘画艺术的竞争圈子只能以自己的平凡劳动为艺术提供物质基础的更广大的青年来说，这种“光明磊落”仍然是一种狭隘的偏私。艺术本来是为广大的人民服务的，但却被青年画家视为争名逐利的工具，是他精神上自我优越感的支柱。对艺术的追求已经完全脱离了对社会进步和人民整体幸福的追求，这样的追求不可能不是渺小的。他虽然试图在精神上使自己从“生的最低线上”升起，但实际上他的那条地平线是很狭小的。这样的艺术形象，虽然也有某种认识意义，但却不能具有文学作品应有的“将人提高”的艺术力量。
　　　　　　　　　　　（原载《光明日报》1982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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