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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论与创作思想(节录)

作者:王春元

  还有另一类作品,更多地倾向于表现和追求“现代型”的人性观念。这方面,我们可以从张辛欣的中篇小说《我们这个年纪的梦》(载《收获》1982年第4期)中,获得一些概念。这部小说着力描写一名年轻的职业妇女,在单调的工作,淡泊的婚姻生活和琐屑的家务劳动的挤压下,心理失去平衡,生活失去依托,理想终归趋于幻灭的精神悲剧过程。
  小说在揭示“现代型”人性观念过程中,流露出以下的特征。
  在创作思想方面,作者灌注十全篇的是这样一种意念:艺术的本质似乎是作者个人的一种潜意识、下意识领域里的“自我创造”活动。
  在这部小说里,女主人公“她”的内心动作可以归结为两个字:——寻梦。她的全部的生命力的自我表现,似乎就是精神上无休止地追求一个梦幻中的“青梅竹马”,一个无定形的“漂亮的小男孩”。这个“漂亮的小男孩”的影子,仅只来自儿时对一个陌生的小男孩偶然相遇中的偶然一瞥:“好漂亮的一个男孩子!”于是,在实际的物质的生活中感到极端枯燥窒息、无聊困乏的做了妈妈的“她”,还在向着自己的灵魂洞穴深处追求一个遥远的梦境中的“他”,直到幻灭。这就是这部中篇的全部情节基础。
  其实,这部小说不大讲什么情节,它的人物总是和他周围聊以寄生的物质世界格格不入。所以,他们多半喜欢沉浸在一个童话般的心造的世界里。女主人公“她”就是这类人物中的一个佼佼者。她对外部世界感到“没意思透了”。在她看来,人,命运,人生际遇,都是不可理解的,是理智所无法把握的;在什么历史、是非、信念、爱情、事业等等现实世界里,找不到合乎理性的规律,没有什么“必然的链条”。生活是什么?“似乎是各种偶然的堆积。象是枝头一片绿叶,小孩用弹弓打偶然落在枝上的鸟儿,乌儿飞走了,树叶落了。偶然落在水中,顺着水住前漂,偶然被伸出在溪边的一枝小树勾住,正好一阵偶来的微风,卷起一缕轻轻的水波,就把你推到一个小小的死角里,永远地在这儿了。”人们生活就是这样被“偶然性”统治着,这种“偶然性”,是人无法凭借逻辑的理性的力量掌握的,它只不过是被打散了“必然性”的碎片而已:“先前认定有一根必然的链条,被什么东西打散了,再来看,似乎原本也只是一些偶然的碎片。”
  这种非理性主义的创作情绪在作者另一部小说《在同一地平线上》也时有表现:那里的男主人公因倒卖汽车而受了黑社会团伙的欺骗,由此他就对人对世不再相信,就象拆掉一辆汽车的全部零件那样,也拆掉了他对人世的诚实的信念。
  世界、人生既然仅仅是一摊“偶然”的堆积,无数碎片的拼凑,那么,文学按照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及其发展来描写现实是不可能,也是无意义的了。于是,在作者看来,艺术的职能就不是描绘生活,揭示人生的真理,而只是沉入到心理上的潜意识境界进行“自我创造”活动,“创造”(就是不着边际的幻想)一个与外部客观世界互不楔入的、封闭的内在的幻象世界,一个潜在的意识流的世界,或者管它叫做“理想”那样一种梦境。“她”存在着,仅仅因为“她”需要为自己创造一个梦境的世界;而“他”(“漂亮的小男孩”的幻影)就是这个潜意识梦境世界的形象。这个“他”并非实体也不是思维、理性、记忆的产物,而是潜意识领域的“自我创造”,是一种似在似无的童话:“当它在着,并没有实体感、重量感,至多象一个影子,人所不见的影子,悄悄跟着。一旦抽去了,才能从突然而至的一段真空感中,感觉到它所占据的空间……”。
  这就是说,小说主人公“她”只和她自己潜意识中朦胧不定的狭隘的个人欲望、封闭式的内在体验等等被夸张了的主观心理因素打交道,“她”只创造她自己的幻想,追求自己的幻想,崇拜自己的幻想,一句话,她只崇拜她自己!而且只崇拜那个远离人的高级理性思维,向动物本能靠近的潜意识中的她自己!
  如果剥掉那些“花非花,雾非雾”式的美文学的藻饰,剥掉那种“不打是打,打是不打”之类的“鬼画符”,我们就会看到,这种自我崇拜的玄学把戏,说穿了,不过是个人主义。唯我主义的内向的极端表现而已。
  不必讳言,唯我主义、个人主义、主观主义的无限膨胀,是现代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赖以生存的主要的精神支点,它的普遍的、基本的美学表现形态,乃是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和抗争。这部小说的形象体系,就是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处处呈现着节拍的不和谐、趋向的冲撞等等失调的状态下,结构而成的两种截然相反的天地:一种是现实的世界,一种是幻想的世界。“她”游离于前者,而神游于后者;在彼岸世界,“她”感到自由,在充满了空虚的黑洞里,她获得“海阔凭鱼跃”的自我感觉;而在此岸世界,“她”却成了个溺水者,眼前一片波涛汹涌,只见苦海无边。
  “她”对我们社会的劳动建设,抱着一种极端冷漠和徒然无望的情绪。当这位女主人公叙说过去参加修水库的劳动场景时,她慨叹地说:“在那儿的时候,我觉得那地方象地狱……现在,怎么会觉着那时候也好了呢?”回答是:“人,好象就是这样,过去和将来都是梦……”小说借人物的口把一种极为有害的反社会。反现实的社会思想表露得再明白不过了:现在(即现实)是地狱,过去,将来都是梦:凡梦,哪怕是地狱的梦,比起现在来,也都是好的。
  因此,在“她”那里,贯穿着个人与社会的绝对对立,不但表现为现在与过去、现在与将来的分裂,而且也表现为可怕的孤独感和冷酷的隔膜感,她总是用一种结着冰茬的冷漠的眼神看待周围的一切。生活对于她,只是无边的沙漠,无论在家庭,在工作场所,或是在熙熙攮攮的大街上,她都感到“无由交往,无法沟通”。在这种绝对孤立的状态下,她感到:“首先要想的,是极力抓住自己,把自己系在一个地方,哪怕是系在一根水草上。”对于一个冷酷的唯我主义者和卑怯的梦游者,这种无端的恐惧感早晚会要来临的,它预示着幻灭;预示着一个精神总崩溃的时刻来到了:一天,“她”终于偶然得知,有个俗不可耐的、最让人讨厌的邻居,竟然就是她梦寐以求的理想中的“他”!谁能料到呢,一个多年用五彩的幻想的云霞妆扮起来的“漂亮的小男孩”,竟然是一个地道的市侩庸人!连仅有的一点虚无缥缈的梦都被击得粉碎,她“只觉得茫然,够不着边的茫然。”
  人总免不了要做点梦。“事如春梦了无痕”,梦碎了,并非坏事,按说,靠做梦过日子的“她”似乎可以清醒一下了吧,似乎可以睁开那朦胧的眼睛向四周大千世界看一看了吧。然而,不然。人各有志啊!“她”想:“也许,生活离你心里的梦总是非常的远,那些梦不一定会有一个结果,而有结果的,又可能是偏差极大的。但你还是要做梦。只要能做梦啊!谁又知道呢,在那些无形的梦和实在的生活之间;是不是有着一座桥呢?是不是梦变形地延伸到生活里,而生活又向前延伸?”说得很清楚,她还要把梦做下去!在她,活着就是为了做梦;做梦,才证明她是活着。在她,梦是生活的异化;而生活,只不过是梦的延伸——这就是作者在她自己编排的一场“杯水风波”中要告诉给读者的东西,说得直白一点,是作者让一个梦游症患者向生活,向现实,向社会提出的挑战。
  一个真正的梦游症患者是不幸的,因为他在病态的梦中,意识不到自己的所作所为,不能对自己的下意识、潜意识行为负责。但是,难道可以认为我们的一些有艺术才能的作者真的能在潜意识、下意识中进行完整的艺术创造吗?这是矫情。六十年代的一位非现实主义流派的法国女作家萨罗特声称,现实有两种:千万人生活于其中的客观现实,不是艺术创造的源泉。作家的“创作的出发点既不同社会冲突和社会斗争相联系,一般地说,也不同他周围的可见的现实相联系。在他面前可能会出现某种同这一切事物毫无共同之处的东西,可能会出现那种他独自一人感觉到的现实,那里没有一个人能够跟他一起进入,也可能会出现一种把他孤立起来,使他同其余的人隔绝的现实……这种他所特有的对世界的理解方式,正如塞尚所说的,是同他本身的最深刻的根源‘融合’在一起的,这种对世界的理解方式是潜在于下意识里的……”①
  
  ①赫拉普钦科:《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学的发展》

  我看这位外国作家关于“现实”的理解和关于艺术创作源泉的概念,同我国少数青年作者的创作情绪是有某些相似之处的。这种创作概念,概括地说,所谓艺术创作,就是作家的个人感觉、幻想、意志在同别人无法了解,无法沟通的下意识深处与自我相“融合”的产物。
  从社会思潮上说,这种观点是唯我主义。个人主义在艺术创造论上的表现。
  从哲学倾向上说,把“现实”(即“存在”)当作某种由个人在精神上构成的东西,当作由个人囱由假定的东西——这种观点,实际上就是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这一主观唯心主义原则在艺术论上的反映。
  事情就是这样。
  但我热烈盼望一切有才能的艺术家在党的十二大的精神召唤下,回到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上来。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毕竟是属于人民的啊。
             (原载《文艺报》198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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