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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快要结束这篇随笔式的“评”与“比”的时候我不能不提到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年轻的女作者张辛欣。在过去的一年里，张辛欣的作品同样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也许还是一个棘手的现象：她的小说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引起了争议，同时，她的小说拥有自己的年轻的读者，甚至可以说是崇拜者。 这种状况之所以棘手，恰恰在于她写的远远比前几年受到批评的那些作品更有才气，更有特点。批评《调动》是容易的，批评那几个剧本也不太难，更不要说《醉入花丛》或者《女儿桥》之类的东西了，这些作品本来也是站不住的。 张辛欣的作品给人的印象是复杂和痛苦的。它有它“独特”的对于生活的理解和感受，有与作者的年龄相比相当老辣的因而是触目惊心的构思与表述，它们是对于人们的心灵的一次认真的冲击、认真的挑战，而不是那种低劣幼稚的小打小闹或者乱打乱闹。 今人痛苦的是在张辛欣的作品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天分高、有才华、窄一定的阅历和一定的知识积累，也并不十分年轻的青年的被扭曲的心灵，它受过伤害，弥漫着失望和孤独，骄傲而又愤懣，它发出了在自己看来是字字血泪、而在他人看来颇有偏颇和夸张的呻吟和叹息，当然，也有焦虑。 顺手举一个小例子——大例子已经有许多人举过了：在张辛欣的一篇小说里，描写女主人公为买一点便宜而又好吃的菜而逛菜市场的心情，贫困、空虚、卑微、可怜，这样的生活简直令人窒息。写得精彩则精彩矣，其说服力却不免令人疑惑，希图买价廉物美的东西并为此而花一些时问，这不是很合乎“普遍的人性”的生活真实吗？这究竟值得那么痛心吗？不管多么伟大的人物或者多么富有的财主，甚至不论是生活在眼下还比较贫穷的中国或者拥有辉煌灿烂的超级市场的某国，不是都会有类似的体验吗？如果一个城市的女干部带着菜篮在菜市场寻找便宜菜是可悲的，那么带着菜铲到自留地里挖菜乃至栋野菜吃的农民，以及把一车又一车的菜运到城市的农民，又该怎样抒情呢？一个自己驾驶着雪佛莱车到“阔多了”的市场买菜的美国家庭主妇，她的精神世界不是有可能更加空虚和悲凉么？其实买菜种种固然可能对于某些心比天高的人儿是可悲的，对于大多地上的人则可能是正常的乃至可喜的。去挑选自己需要的菜，不是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反映新时期的安定与正常的生活秩序吗？如果一个伟大人物也肯买买菜、烧烧火、抱抱孩子、扫扫垃圾，从另一个意义上，说不定能使伟大人物生活更丰富、思想更切实、联系群众更广泛，家庭更和睦，血压也更正常。一些伟人晚年的悲剧，不恰恰在于他们脱离了这些凡人小事、脱离了生活吗？ 如果是王安忆，她写到这些小事的时候大概不会流露出痛不欲生的悲凉。她从来是怀着同情心、宽容、理解和抚慰的心愿来写这些凡人小事的。如果是铁凝，说不定她会在清晨买菜的过程中发现一首新时期的新生活的诗的篇什。如果是张承志，他可能赞美把生菜变成盘中菜肴的劳动如同他赞美过把牛奶变成奶油和奶茶的劳动一样。他的主人公也可能一面买菜一面痴情地怀念着千万个种菜人，怀念着虽然还有些贫瘠，却毕竟供应了我们世世代代先人与我们自己各种蔬菜与粮食的大地。 王安忆也写“恶”，然而她是怀着“善”来写“恶”的，用善来照耀恶的。她揭露的社会矛盾的广度与深度并不下于张辛欣，然而，她的作品比较不那么容易引人反感。张承志也写“恶”，然而他是怀着少烫的、近乎愚傻（我从这两个字最好的意思来解释）的对于理想和信念的忠诚来鞭挞“恶”。而张辛欣呢，她既没有“降”到王安忆那样脚踏实地地与千百万“庸常之辈”在一起，同情他们，抚慰他们，同样也讽劝他们，并为他们而立言、而呐喊；她又没有“升”到张承志那样，九死未悔地去贯彻那种对于人民、对于革命理想的博大的忠诚和炽爱。由于心气过高而产生的过分的愤懣，过分的敏感，于是，恕我说得重一点，她有时是带着“恶”意来写“恶”的。她好象怀着某种以恶对恶的报复心。这正是她的文学道路的坎坷所在。 然而，我不希望她小小年纪便这样坎坷下去、愤懣下去、隔膜下去，我不希望她的生活与艺术的情绪恶化下去，我不希望在她的面前出现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更不要说是险象丛生的荆棘。也许我不能立即说服她，但至少她会考虑王安忆、张承志的例子，她会与他们并进而与大家找到共同语言。我不但相信她的才华，而且也同样相信她的深藏的善意，相信她的深藏的热情，对于祖国和人民的爱。一九七九年她写的《一个平静的夜晚》是多么美好啊！我盼望着张辛欣与更多的文学工作者携起手来，与正在艰难而又有成效地斗争着、建设着新生活的干部和人民群众携起手来，为丰富社会主义的文学作出自己的贡献。我坚信，这是能够做到的。 （原载《文艺研究》1983年第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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