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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笑天同志的《公开的“内参”》（下称《内参》，见《当代》一九八二年一期），以引人入胜甚至略带神秘色彩的情节，更以它触及到当代青年大学生最敏感的“思想解放”问题，引起了颇多读者的瞩目。而作者倾注了大量笔墨所刻画的女主人分——S大学学生戈一兰，不论读者对她持褒持贬，都不会否认这个形象的生动性与丰富性，比较之下，作者另外塑造的，与之相对照的两个正面女大学生——康五四和徐晴，却不免流于苍白而相形失色。 对戈一兰形象的塑造，《内参》的作者，大概过于想收到“异峰突起”的艺术效果，在前面大半部分篇幅内，对戈一兰少了暗示、铺垫和伏笔，以致读毕小说，起初也的确有那种受了“愚弄”的感觉——怎么？这样集才识、聪慧、美丽于一身的当代女大学生，最后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高级女流氓？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不过，当这种比较直观的初步印象过去之后，再回过头来咀嚼咀嚼，更深入地顺着作品的思想脉络来一番索隐探微，你又会觉得并不是这么回事了，你会以为戈一兰的形象是站得住的，也是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的，作者并没有“愚弄”我们，而是在以一种严肃的态度，进行着用心良苦的创作。 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告诉我们：世界是由无数对立而又统一着的矛盾组成的。而人的身上，似乎又可以说是集中了世上最丰富、最复杂、最微妙的矛盾。一切把人简单化的倾向必然会导致文学创作的公式化、概念化。一个人先天的禀赋如聪明、美丽与后天获得的才识、风采、辩才等等，它们本身虽只带有中性成份，却是不能游离存在的，必须附着于某一个活生生的灵魂上，作为社会性的人而言，可以向善，可以作恶；可以是进步，也可以是反动。换句话说，人的种种素质，是用来作恶或是向善，完全取决于那个人有怎样一颗心灵，也就是有怎样一种世界观、人生观。好人固然可以是聪明、美丽的；坏人就未必不能是聪明、美丽的。好人可以有学问，有才识，坏人又何尝不能有学问，有才识？这种例证，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是不胜枚举的。我国封建时代，不是有那么一些以道德、文章相标榜的“学问家”、“道德家”，在关键时刻竟腼颜事敌，成为国家民族的千古罪人么？他们岂不是很有学问、很有才气、很有风度！就拿戈一兰而言，她的一切迷人的风采不过是金玉其外，而她那浸淫着资产阶级唯我主义毒汁的灵魂才是她败絮般的中核。只不过她生活在战胜了左倾路线肆虐的中国土地，有了可能以一个“解放型”的姿态欺世惑人而已。无疑，正如作者描写的那样，她惊人的美丽、敏锐，有才智，有思想，有头脑，她的某些议论甚至是犀利而精辟的。但这毕竟只是她表面的东西，有的是为了给自己“爱情多元论”披一件理论外衣，更多的则是作为达到自己特定目的的一种烟幕。如果我们仅仅根据她的表象，判定她只能是一个探索者而不能是其他，我们岂不是也与那位记者一样，几乎要犯下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在戈一兰身上，既有着薛宝钗那种含而不露的城府（如她对记者的攻势，就采取了迂回包围的长期战略，使人难以察觉她的终极目的；在通信中寄一张丑女的照片并自题“无盐”，借以打消记者夫人的猜忌。）同时，又有着王熙凤那种敢于直言宣泄“从来不怕什么阴司地狱报应”式的赤裸裸的坦率，从而使这个人具有更大的欺骗性与诱惑性，进而至于使一个阅历颇深、具有全国名气的大记者，也一度为这种障眼法所惑，险些卷入一场可怕的漩涡。作者苦心孤诣所刻画的，正是这样一个表里不一，判若二人的性格统一者，而不是某些人所指责的前后不一，判若二人的性格分裂者。这种表里不一的形象可以在生活中找出无数个原型，因而这个人物是站得住的，也是可信的。 那么，我们为什么又会有人物前后不够协调的感觉呢？除了前面所说作者在创作上缺乏必要的伏笔之外，更主要的恐怕还是我们自己的心理惯性与欣赏习惯有问题。从心理学角度来讲，“先入为主”的成见几乎是人人皆有的，正是戈一兰扑朔迷离的表象先吸引了我们，在头脑中已构成一个美好的定论，最后，当她“图穷而匕首见”，为了脐身上层文艺社会而不惜大耍流氓手段时，感情上才不可接受或不愿接受，怨作者和我们开了一次玩笑。（作者多半早已预料到这种可能，偏偏给小说最后一章的小标题，冠之以“这并不是玩笑”！）此外，还有一个更深刻的原因；那就是十年浩劫中“八个战”的文艺桎梏，使我们的头脑无形中也模式化了：或者就是那种面目英俊、智勇双全、谈笑风生、临难不惧的打红光的好人；或者就是面目可憎，行动猥琐、语言鄙俗的打蓝光的坏人，表里倒是一致了，性格倒是统一了，可现实生活哪里如此简单！流毒所至，当作者为我订：提供了一个立体感的、多侧面的、里外不一的人物形象，反而使我们觉得头晕目眩，不能认识了。 戈一兰的形象除了她的可信性，我感到这个人物的塑造还有着强烈的现实性，而不象某些人所说的那样缺乏典型意义。只要不带偏见的人都会承认：如果没有伴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而来的那场“解放思想”运动，冲决各个左的禁区，把各项工作引到实事求是的轨道上来，今天整个国家的局面是不会这样好的。然而，解放思想，作为中国七十年代末特定社会条件下，带有某种启蒙性质的运动，毕竟只是一种手段、一个起点，而不是目的、不是终结。问题的症结在于解放什么，怎样解放？解放到哪里去？正是这个关键的一点，成了真解放与假解放的试金石。戈一兰式的“解放”，无非是利用我们党相对的开放政策，多读了一点（也许只是多知道了一点）原先的禁书，利用我们的社会从几千年的封建中延续而来，又受了长达十年的严重创伤，必然无法在一夜间克服全部弊病，故意做出那种愤世嫉俗、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样子，高谈阔论。把自己乔装打扮一番，暗中却拼命猎取着一己的利欲。她就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色相在豪华的饭店，在出租汽车司机面前左右逢源，甚至与一个家资过万的老头子，与可以帮助她出国的“朦胧诗人”安路路保持暧昧关系，表面上又装得那样清高，嘲弄金钱婚姻与没有爱情的法律婚姻。现实中虽然并没有那么多如戈一兰那样的美人，但不是确有一小部份青年，成天开口萨特，闭口弗洛伊德，甚而至于把肢解了的革命导师的某些言论也攫为身上的羽毛，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时髦的“解放型”？他们并没有为国家兴亡而探索的兴趣，甚至没有起码的作人的公认道德准则，在灵魂深处，只有一个无限扩张了的自我——我的价值，我的利益。我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冯大兴不是因杀人抢劫而过早地断送了自己么？不是还有个别大学生为他抱不平，在报导这个消息的新闻稿上妄加评议，而为之大唱赞歌。挽歌么？（还应该说，那评议也写得颇有文采，颇有才气呢！）不是有被视为“好学生”的大学团委委员，在“性解放”的浊流冲决下，接连诱好了好几个农村青年妇女而被开除学籍么？不是有待分配的毕业生，夜晚闯进校长卧室，扬言：分得不好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宁愿在大城市坐牢，也比去边区吃苦强么？（以上例句，均见年内各地报刊。）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正与任何一场深刻的变革一样，难免泥沙俱下，前一段时间，我们又放松了政治思想工作，在部分大学生中造成了一定的思想混乱，这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作者适时地为我们反映出这样一个侧面，提供了戈一兰这样一个畸形的形象，借以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警觉，正是表现了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和犯难的勇气。 这个形象，对当今占绝大多数的真正求索者们，为中华的崛起而着力思考、孜孜以求的人，为不断追求真理而使之更加完善的人，仍然不无一定的规戒与借鉴作用。对他们来讲，更大可不必对号入座，象鲁迅先生指出过的那样，硬把自己划入作品中的某一类，好象作者写了一个所谓的“解放型”，就是诬蔑了所有的“解放型”，就是诬蔑了自己。这样过于“解放”的联想，与作者的本意就相去太远了。诚然，象戈一兰这种类型的人在当代青年中绝不可能是多数，但典型的意义并不是以多寡来分的，而应该是较生活更高、更强烈、更集中的表现。选取一个尖锐的、也许并不多见的形象，正是表现生活矛盾与典型实质的更有力的手段。作者正是在这样一个极端个别的人物身上，含容了普遍意义的社会内容，引人深思，发人深省，而被赋予了一定的典型意义。 （愿载《文谭》1982年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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