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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段时间，在讨论爱情、婚姻和道德的问题时，有的同志认为，婚姻必须以爱情为唯一基础，婚姻和爱情相分离的结合，离异是很自然的，这是符合逻辑的。我们姑且不管这种论点的正确与否，但讨论、争鸣、探索，却完全是正常事情，通过有理有据的争鸣，一定会提高人们的认识，从而建立更加符合我们时代要求的道德规范。 中篇小说《公开的“内参”》却以一种十分奇特的方式加入了争鸣。 小说以记者陆琴方到一所大学采访过程中与女大学生戈一兰之间发生的感情纠葛为主要情节，把上述论点与所谓“性解放”论调、流氓言论混在一起，捏合出了一个当代女大学生——“性解放”论者——女流氓的三合一的艺术形象。 在小说最后一章以前，戈一兰基本上是以一个思想解放的探索者、思考者的面貌出现的。她“观点新鲜、泼辣”，思想“敏捷活跃”；她义愤地反驳荒谬的“青年卖国论”，表现出当代青年的赤子之心。在婚姻道德问题上，她认为“同情和爱情绝非一个概念”，批判“与爱情格格不入”的按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社会习惯结合起来的家庭；她同情这种家庭中大胆“爱上别人”的叛逆者。老实说，她的这些观点在我们当代大学生中是有相当普遍性的。但作家接着笔锋一转，让她高唱起爱情“多元化”、“主张性解放”等极端荒谬的论调来了，这是第一个混淆。其目的无非告诉读者，那些和戈一兰有相同所长的人，不过是受西方“性解放”思想的影响，都是一些不讲社会道德的卑邪的坏思想的应声虫。 如果说这或许反映了作者认识上的含混，那么第二个混淆则完全违背了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题作《并不是玩笑》的结尾一章。作者却真同广大读者、同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开了一个大玩笑。这个“思想最解放”的戈一兰，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没有一点羞耻之心的妄图“混迹于上层社会”的“高级女流氓”。这种西施无盐的把戏不象是艺术的创作，倒更象魔术师的技艺。作者在这里“撕碎”的不是“高级女流氓”的“内衣”，而是指向了思想解放运动。 记者陆琴方，作者是一直把他作为在“正统”与“解放”之间矛盾着的人物来描写的。他具有二重性格：一方面，理智要求他遵守传统的道德原则、社会责任；另一方面，感情叉使他同情和倾向戈一兰所持的观点。他徘徊在理智与感情之间。因此，作者让他体验了一次但丁游地狱似的经历，一步步堕入一场不应当有的情感纠葛之中。小说通过通信、接站，直到相游鸡冠山达到高潮。他内心深处的“污水”流动了，对自己的妻子不满意了，“他明明知道那古井可能是葬身的地方，却正情不自禁地走下去……”，最后，理智勉强压制住了感情。直到戈一兰魔术似的变化以后，才使他最终“清醒了”。作者嘲笑陆琴方：“是一个不那么心甘情愿的‘正统派’，又是一个胆怯的解放号，一个地道的‘假洋鬼子’。”他的觉醒，这就是理智战胜了感情，他思想上的‘正统派’战胜了‘解放号’。 从二元性格的“青年导师”、“思想解放运动先驱”的陆琴方，到集“解放型”、“高级女流氓”于一身的大学生戈一兰，以及道德败坏、鼓吹“性解放”、崇洋媚外，浅薄庸俗的朦胧诗人安路路，这就是作者笔下以“思想解放”著称的思想文化界的代表人物。我们认为，作者批判的矛头实际上已经不是仅仅一个婚姻道德的问题，而是指向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思想解放运动。照作者看来，那些“解放型”的人们关于婚姻道德的议论，都不过是一群流氓“自己甘于堕落，却还要造出一种貌似高超的理论支柱”！ 其结论之骇人也有如是！ 然而，事情并非就此了了。作者从婚姻道德问题入手，提出一个更加耸人听闻的问题：这一代青年“弄不好，谁知道是不是掘祖坟的主儿”。对此，我们只能用作者所批判的戈一兰的话来回答：“未来的一代就会双手捧着祖国卖给外国人吗？他们的理想是把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他们不想再重复老一代人的错误，这难道就是大逆不道吗？” （原载《文谭》1982年第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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