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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江南的承平岁月依依暖暖如一春花事之无限。 四月,陌上桃花渐歇,桅子花满山漫开如垂天之云。春江涨绿,水面拉宽略如淡水河。江有个名字,叫汩罗江,水上浮着倏忽来往的小船,他的家离江约需走一小时,正式的地名是湖南湘阴县白水乡晏家冲。家里有棵老樟树,树上还套生了一株梅花。黄昏时分年轻的母亲生下这家人的长孙。五十二年后,她仍能清楚的述起这件事: “是酉时哩,那时天刚黑,生了他,就掌上灯了。” 渐渐开始有了记忆,小小的身子站在绣花子绷子前看母亲绣花。母亲绣月季、绣蝴蝶,以及燕子、梅花。母亲绣大一点的被面、屏幢就先画稿子,至于绣新娘用的鞋面枕套竟可以随手即兴直绣下去。绣到一半,不免要停下来料理一下家务。小男孩一俟母亲走开,立刻抓起针往白色缎面上扎下去。才绣几针,母亲回来了,看看,发觉不对,而重拆是很麻烦的。绣花当时是家庭副业,哪容小男孩捣蛋玩这种“侈的游戏”,所以按理必须打一顿。只是打完了,小男孩下次仍受不了诱惑又从事这种“探险”,怎样的葱绿配怎么的桃红?怎样以线组成面?为何半瓣梅花、半片桃叶,皆能于光暗曲折之间自有其大起伏大跌宕——这样绣了挨打,打完又绣,奇怪的是忽有一天母亲不打人了,因为七八岁的小男孩已经可以绣到和母亲差不多的程度了。 家里还织布染布,煮染的时候小男孩总在一旁兴奋的守着。如果是染衣服,就更讲究些,母亲懂得如何在袖口领口口袋等处绑上特殊的图案,染好以后松开绑线,留在蓝布或紫布上的白花常令小男孩惊喜错愕。 比较简单的方法是在夏未把整疋布铺在莲花池畔,小男孩跳下澉子去挖藉泥,挖好泥浆以后涂在布上曝晒。干了就洗掉,再敷再晒。五六遍以后粗棉布便成了夹褐的灰紫色。家里的男人几乎都穿这种布衣。 还放牛,还自己酿米酒、捡毛栗、捡菌子、捡栀子花结成的栀实。日子过得忙碌而优游——似乎知道日后那一场别离,所以预先贮好整个一生需用的回忆。 十五岁读初中,学校叫汩罗中学,设在屈子祠里。祠就在江边上,学生饮用的便是汩罗江水。做父亲的挑着一肩行李把儿子送到祠中,注了册,直走到最后一进神殿,跪下,对着阳雕金字“楚三闾大夫屈子之神位”叩了三个头,男孩也拜了三下。做父亲的大概没想到磕了三个头后,这中国的诗神便收了男孩为门徒,使男孩的一生都属于诗魂。 起先,在十岁那年,男孩曾跟宋容先生教授读过《左传》和《诗经》,宋教授从北大回乡养病,男孩在他家看到故宫的出版品和文物图片,遂悠然有远志。他不知道二十七年以后他自己也进入故宫,并且在吕物研究之馀也是《故宫文物月刊》的编辑委员。他回想起来。觉得遇见宋先生是生平最早出现的大事,另一件大事则是在理化老师家读到了长沙出版的新文学杂志,知道世上有小说、散文和诗歌。 1948年,从军。长沙城的火车站里男孩看着车窗外的舅舅跑来跑去在满月台找他,想抓他回家,他狠心不顾而去。在兵籍簿上他写下自己的名字。因而分到一枚框着红边的学兵符号佩在胸上,上面写着“袁德星”。 而同一年,远方另有一男孩才一岁,住在西安城的小雁塔下,和他生命相系的最早的这条河叫渭水。 外曾祖父那一代在西安做知府,慈禧逃庚难那一年还是他接的驾。大概由于拥有这么一种家世,他被娶了一个大有期许意味的名字:蒋勋。 辛亥革命之后,身为旗人的外曾祖父那一代败落了。外曾祖父临死传下遗命,要儿子必须娶个西安城外的汉家女子,平民出身,刻苦坚忍的那一种,家道才有可能中兴起来,外婆就这样嫁过来。外祖父显然不太爱这位妻子,一径逃到燕京大学去念书了。但这位外婆倒真是过日子的一把好手,丈夫不在,她便养它一窝猫。日本人侵华的那些年,西安城里别家没吃的,她却能趁早晨城门乍开之际,擦身偷挤出去。一出城,她便如纵山之虎,城外到处都是她的乡亲朋友,弄点粮食是不成问题的,后来她又把大屋子划成一百多个单位,分租给人,租钱以面粉计,大仓房里面粉堆得满满的。 看到小外孙出生,她极高兴,因为小男孩已有哥哥,她满心相信可以把孩子胱给母系,所以格外疼爱。西安城里冬天苦冷,她把小婴儿绑在厚棉裤的裤裆里,像一串不容别人染指的钥匙。 母亲当年念了西安女子师范,毕业典礼上的那首歌她一直都在唱:“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她还有一把上海来的蝴蝶牌口琴,后来因为穷,换了面粉,事后大约不免有秦琼卖马之悲,也因此每和父亲吵架,都会把“口琴事件”搬出来再骂一遍。 中国民间女子的豪阔亮烈,蒋勋是在母亲身上看到的。 她到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去参观,看到那些菲薄透明的瓷碗,冷冷笑道: “这玩意啊,我们家多的是,从前,你外婆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摔它一个。” 看到贵妇人手上的翡翠,她也笑:“这算什么,从前旗人女子后脑勺都要簪一根扁簪,一尺长咧,纯祖母绿,放在水里,一盆尽绿——这种东西,逃难的时候,还不是得丢吗?丢了就丢了就是了。” 母亲有着对美的强烈直觉和本能,却能不依恋,物我之间,清净无事。 往南方逃亡的时候,到了福建,从长乐上船。小男孩哭,母亲把他藏在船舱下面,吓唬他不准再哭了——早期的恐惧经验在后来少年的心里还不断成为梦魇,他时时梦见古井,梦到惊惶的窒闷和追捕。 暂时住在西沙群岛一个叫白犬的地方,好心的打鱼人有时丢给他们几尾鱼,日子就这样过下去。奇怪的是,许多年后,做姊姊的仍然恋恋不舍想起那些渔人分给他们的鱼: “好大的鱿鱼啦,拿来放在灰里煨熟——哎,那种好吃……” 终于,全家到了台湾,住在大龙峒,渭水换成了淡水河,孔庙是小男孩每天要去玩的地方。至于那轻易忘掉翠簪的母亲宁可找些胭脂来为过年的馒头点红,这才是真正的人间喜气。 1952年,小女孩九岁,住在一个叫湾仔的地方。逃学的坡路上有杂色的马缨丹,刚刚够一个小女孩爬得上去。热闹的街角有卖凉茶的,她和妹妹总是去喝——为的是赚取喝完之后那粒好吃的陈皮梅。当然,还有别的:例如迷途的下午被警察牵着回家时留在手心的温暖,例如高斜如天梯的老街,例如必须卷起舌头来学说广东话,例如假日里被年轻父亲带去浅水湾玩水的喜悦,例如英记茶行那份安详稳泰的老店感觉……然而,这一家人住在那栋楼上是奇怪的——他们是蒙古人,整个湾仔和整个港岛对他们而言,还不及故乡的一片草原辽阔,草原直漫到天涯,草香亦然,一条西喇木伦河将之剖为两半,父亲和母亲各属于左岸和右岸,而伯父和祖父沿湖而居,那湖叫汗诺日美丽之湖(汗诺日湖系蒙语“皇帝之湖”的意思)。二次大战前日本某学术团体曾有一篇《蒙古高原调查记》,文中描述的湖是这样的: 沿途无限草原,由远而近,出现名曰汗诺日美丽之湖,周围占地约四华里,湖水清湛断定为一淡水湖,湖上万千水鸟群栖群飞,牛群悠然饮水湖边,美景当前,不胜依恋…… 但对小女孩而言,河亦无影,湖亦无踪,她只知道湾仔的眩目阳光,只知道下课时福利社里苏打水的滋味,五年之间,由小学而初中,她的同学都知道她叫席慕容,没有人知道她真正的名字叫穆伦·席连勃,那名字是“大江河”的意思。 读到初一,全家决定来台湾,住在北投的山径,那一年是1954年,她11岁。 那一年,袁德星早已辗转经汉口、南京、上海而基隆而湖口,在岛上生活五年了。“受恩深处便为家”,他已经不知不觉将湖口认作了第二故乡。 也许因为有个学了点裱画的朋友,他也凑趣画些梅花、枇杷让对方裱着玩,及至裱好了两人又拿到湖口街上唯一的画店去悬挂,小镇从来没出现这种东西,不免轰动一时——算来也许是他的第一次画展,如果那些初中时代的得奖壁报不算的话。 楚戈这笔名尚未开始取,当时忙着做的事是编刊物、到田曼诗女士家去看人画画、结交文人朋友。1957年,他拿画到台北忠孝西路去裱,裱褙店的人转告他说有人想买此画,遂以六百元成交,那是生平卖出的第一张画,得款则够自己和朋友们大醉一场。 仍然苦闷,一个既不能回乡也不能战死的小兵,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他将赴南方,当时他的一位老大哥赵玉明也报了名,别人问他原因,他说: “不行啊,袁宝报了名,他那人糊里糊涂,我不跟着去照顾他怎么行呢?” 结果虽然没有成行,好在他却在知识和艺术的领域里找到了更大的挑战!戈之为戈,总得及锋而试啊! 搬进村子的第一天,蒋勋就去孔庙看野台歌仔戏。母亲一向喜欢河南梆子,所以也去了。一面看,她一面解释说起来: “这是《武家坡》啊!” 母亲居然看得懂用闽南语唱的歌仔戏,也是怪事。家居的日子,母亲是讲故事的能手。她的故事有时简单明了。如:“那王宝钏啊,因为一直挖野菜来吃,吃啊,吃啊,后来就变成一张绿肚皮……” 她言之凿凿,令人不得不信,也有时候,她正正经经讲起《聊斋》,邻居小孩也凑进来听。弟弟又怕又爱听,不知在哪一段高潮上吓得向后翻倒,头上缝了好几针,这事让为人笃寮的父亲骂了又骂。 每到三月十二日,公家就发下树苗,当时规定家家要做防空洞,幼年的蒋勋和家人便把分到的芙蓉插在防空洞上。芙蓉一大早是白的,渐渐呈粉红,最后才变成艳红。此外又家家种柳,柳树长得泼旺如炽。防空洞当然一次也没用过,却变成小孩游戏的地方,在里面养鸟,养乌龟,连鸭子也跑进里面去秘密的孵了一窝蛋,小孩和鸭子共守这份秘密——及至做母亲的看到凭空冒出一窝小黄鸭,不免大吃一惊。 所谓战争,大概有点像那座防空洞,隐隐的座落在那里,你不能说它不存在,却竟然上面栽上芙蓉,下面孵着鸭子,被生活所化解了。男孩穿花拂柳——咱跑到淡水河提上去放风筝,跑得太快,线断了,风筝跨河而去。他放弃风筝转头去看落日,顺便也看跟落日同方位的观音山,观音凝静入定,他看得呆了——那一年,他小学四年级,10岁。 14岁考上台北师范,席慕蓉背个大画架,开始了她的习画生涯。那一年,楚戈开始努力看画展和画评,后来因为觉得别人说的不够鞭辟,便自己动手来写。而13岁的蒋勋出现在民众服务处的教室里,站在老画家的面前问说: “我没有钱出学费——可不可以来学画?” 老画家凝望了少年一眼,点头说: “可以啊!” 1966年,楚戈退役,考入艺专夜间部美术科,而蒋勋,这时候刚开始念文化大学历史系。毕业以后,又读了文化的艺术研究所,1972年,25岁的他启程赴巴黎。 “以前我以为西安是我的乡愁,飞机起飞的刹那才知道不是,台湾在脚下变得像一张小小的地图,那感觉很奇怪,我才知道西安是我爸爸妈妈的乡愁,台北才是我自己的乡愁啊!” 终于能回国了,那一年是1970年,心中胀着喜悦,腹中怀着孩子,席慕蓉觉得那一去一回是她生平最大的关键。 蒋勋回国则是在1976年。 楚戈也回来了——虽然他并未出国。许多年来,他一向纵身于现代诗兴现代画的巨浪里。但从1968年供职台湾的“故宫博物院”开始,却陆续发表了不少有关青铜器的论文。1971年,他在《中华文化复兴月刊》上辟栏连续写了两年《中国美术史》。认识他的人不免惊奇于他向传统的急遽回归,但深识他的人也许知识,楚戈的性情是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有变的。 1981年,蒋勋出版《母亲》诗集,在序文里,他说: 我读自己第一本诗集《少年中国》,发现有许多凄厉的高 音,重复的时候,格外脸红。 接着他又说: 这几年我在大屯山下,常常往山上走走。一到春天,地气暖了,从山谷间氤氲着云风,几天的雨,使溪涧四处响起,哗啦哗啦,在乱石间争窜奔流,在深洼之处汇聚成清澈的水潭。……我观看这水,只是看它在动、静、缓、急、回、旋、崩、腾,它对自己的形状好像丝毫没有意见,在陡直的悬崖上奋力一跃,或澄静如处子,那样不同的变貌,你还是认得出它来,可以回复成你知道的水。 我对人生也有这样的向往,无论怎样多变,毕竟是人生。 我对诗也有这样的向往,无论怎样的风貌,毕竟是诗,不在乎它是深渊,是急湍,是怒涛,是浅流,它之所以是诗,不在于它的变貌,而在于你知道它可以回复成诗。 回来的不只是从前那个离去的蒋勋,还要更多,多了一整腔沉潜的关情。1983年,他接受了东海大学美术系系主任的职位。 至于席慕蓉,她在一个叫龙潭的地方住了下来,画画、教书、写诗并且做母亲。前后开的画展分别是人像系列、明镜系列、荷花系列、夜色系列。 楚戈的情节发生了一点变化,1986年底他发现自己得了鼻咽癌,此后便一只手抗癌,一只手工作,且战且前却也出版了三本书,出过四趟国,开了港、台五六次画展。 1986年,蒋勋为毕业班同学开了一门课名叫“文人画”,他自己和楚戈、席慕容合授此课。属于渭水和淡水河的蒋勋,属于汩罗江和外双溪的楚戈、属于酋喇木伦和大汉溪的幕蓉,本是三条流向不同的河,此刻却在交会处冲积出肥腴的月湾土壤。 “学生受了四年的专业训练,”蒋勋说,“我现在着包的不是要为他们再‘立’什么,而是要为他们‘破’,找三个人来开这门课,就是要为他们‘破一破’!” 受惠的不只是学生,三个老师也默默欣赏起彼此的好处来。那属于蒙古高原的席慕蓉,可以汲饮汩罗之水,那隶籍福建却来自西安小枞塔的蒋勋可以细泽草原的秩序,至于那来自楚地的楚戈亦得聆听大度山的情歌。属于原来不可能相逢的人物,在他乡相知相遇,并且互灌互注,增加了彼此的水量与流速,形成一片美丽丰沃的流域。 1987年4月,沿太鲁阁公园的绿水、文山、回头弯、九梅一路走下去是桃塞溪和整片石基的河床(原名陶塞,此处是故意的笔误)。再往前走,则是密不透天的桃花,桃花开得极饱满的时候雄峙如一片颇有历史感的故垒。躺在树下苔痕斑斑的青石上看睛空都略觉困难——那天,教室便在花下。 “席老师,”一个女孩走来,眼神依稀是自己二十年前的困惑,“这桃花,画它不下来,怎么办?” “画不下来?”她的口气有时刚决得近于凶狠,“你问我,我告诉你,我自己也画它不下来呀!谁说你要画它下来的?你就真把它画了下来,又怎么样?” “画家这行业根本是多馀的!”爬到一块大石头上的蒋勋自言自语的宣布,这话,不知该不该让学生听到。忽然,他对着一块满面回纹的石头叫了起来,“你看,这是水自己把自己画在石头上了。” 楚戈则更无行无状,速写簿上一笔未着,却跟一位当地的“莲花池庄主”聊上了,一个劲的打听如何来此落地生根。 “山水,”蒋勋说,“我想是中国人的宗教。” 那山是座落于大劫大难与大恩大砣之间的山,那水是亦悲激亦喜悦之水。那山是增落青天之外淡然复兀然的山,那水是山中一夜雨后走势狂劲直奔人间不能自止的水——各挟其两岸的风景以俱来。 一阵风起,悬崖上的石楠撒下一层红雾,溪水老是拣最难走的路走,像一个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的艺术家,弄得咻咻不已,师生一行的语音逐渐稀微,终至被风声溪声兼并,纳入一山春声。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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