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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模仿太多，虽然模仿有时也真必要。到处都能看到简单的模仿，东方模仿西方，穷人模仿富人，郊区模仿闹市。这种模仿从衣着到说话的口气、举止，再到恋爱的方式、开会的形式、写作……有人非常坚信模仿会使生活发生质变，发生飞跃。其实模仿中积极的因素被不断地抵消，剩下的往往都是有害于生活的部分。 我们杜绝模仿是不可能的，开放的目的之一也是相互模仿。但模仿要有一些很自觉的因素在里面，要研究对象的本质和意义，不能使自己尴尬。 大多数模仿是不自觉的，比如有些作者作品的气质…… 要顽强地抵抗某种影响，如果对方的影响是足够大的，那就有可能把你心中最重要的东西摧毁。 模仿的层次、质量都不同，性质也不同。我们常常嘲笑简单的模仿，认为那是浅薄的。可是跳开这个怪圈要靠自己强大的生命力——巨大的创造的欲望会冲决它。 志气、个性，这些东西是最珍贵的。千方百计使你身上的这些东西凸现，而不是让其淹没。挣脱影响的过程往往是很壮美的。 一个民族、一个人，在这方面道理上都一样。 有的作品极力学习国外的写法，而有人不学就受鄙视，就有“外省气”。可是那些学得太像的，特别是学发达国家的，也是硬撑。硬撑那点儿富人的烦恼和洒脱。我们其实烦恼的是另一种东西，是绝对的烦恼。 这种仿制是一种瘟疫，我们没法与其在这些方面同步。于是有了另一种不方便——难以对话。有人转着弯儿让我高兴，说拉美的作品让我倾倒，并通过在作品中的大力借鉴取得了成功。我觉得很有趣。我喜欢也重视拉美，但让我倾倒的是俄罗斯作家，受影响最大的当然也是。 有的评论者随着季节读书。他们这一段理所当然地多读了拉美，抬起眼看看，四周都像“拉美”。这有点莫名其妙。 我学习的作家也比较多，那一段我热衷的作家作品、深深地为之感动的恰是陀斯妥耶夫斯基。 读书少的人也容易长出一双套路眼。 还有一个模仿古代的问题，这也是蹩脚的。古代的东西离我们更远，时间方面的距离总是比空间上的距离更为难以克服。于是有不少作品首先从语句上简单地抄袭承接，结果弄得不伦不类。古腔古调地写东西，如果作者又是一个青年，读起来那是非常受折磨的一桩事。 人生活在两难的状态下，你放眼看看别人、看看自己，都会发现这种两难。比如一个社会责任心非常强的人，必须介入，深深地介入；而且他的勇敢和正义也只有通过介入表现出来。试想面对一个不平，一心要献身真理和艺术的人连句话、连句诚实的话也没有，那是讲不过去的。但这样常了，另一个结果就会降临，就是各种干扰、争执频频围拢，使你的创作活动受到致命的打击。这又怎么办呢？ 最好的艺术家那儿，他的全部作品是他这个人。而小的艺术家，人与作品就有所分离，作品对于人而言，独立性就大一些。 这么看来、一个好的艺术家或者命定了要充满磨难，或者就是不得不落到一种较平庸的艺术上去。这是不能兼顾的。 这个时代——特别是二十世纪后半期，没有出现很早以前那样的大师，原因恐怕也是迁就了他们眼前的生活造成的。 眼前的生活与过去不同的是，高科技成果对社会的渗透和制约推动都加大了，这样一来对人的干扰力也大得多。一个艺术家为了艺术不得不一再地、有效地回避，其结果是介入小了、浅了，人格力度也少了，所以自己的艺术也少了。 多么难。 ……从总的方面看，苏联文学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影响可能还算是比较大的。这种影响长时间都不能消失，更不会随着这个国家的解体而消失。那些时间的活跃作家，比如肖洛霍夫和艾特马托夫、阿斯塔菲耶夫，甚至是前边的普里什文、普库林等等，影响一时难以消失。 这些作家正是继承了俄罗斯文学美好传统的作家，是最有生命力的代表人物。所以中国当代文学应该感谢他们。 在不少人的眼睛都盯到了西方最时新的作家身上时，有人更愿意回头看看他们以及他们的老师契诃夫、屠格涅夫等。 米兰·昆德拉及后来的作家不好吗？没有魅力吗？当然有，当然好，可他们是不一样的。比较起来，前苏联的那些作家显得更“有货”。 不是比谁更新，而是比谁更好。我们都是年轻的一代，我们往往更容易否认那些“过时”的。其实哪个作家不会“过时”呢？哪个真正的艺术家又会“过时”呢？ 一个社会缺乏对艺术家、杰出思想家的保护，而这种缺乏既表现得非常具体，有时又是综合的。这样的社会往往都是人民蒙受苦难最多的时期。像当年俄国的莱蒙托夫一再地被处罚，而普希金据说是死在“黑道”的手里，即死于阴谋。 那些上升为知识分子和思想家的大科学家，如爱因斯坦等，也一再地迁徙、逃避。 一个知识分子的命运与人民的命运在深层上是结合紧密的，无论从外部上看他们之间的差异有多么大。谁代表了人民、深深植根于人民？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本身就是最艰苦的劳动者，他们是手中没有镐头的苦力。 看一个政权与人民的关系有好多角度，其中重要的一个就是看知识分子的命运、遭遇。 我们也正是因为普希金、莱蒙托夫等等艺术家的遭际，才更深刻地认识了那个沙皇时代的罪恶。 一个社会尤其不能让年轻的知识分子、特别是艺术家失望。当年俄国的那些艺术家还多么年轻啊。当然当时也有快意的所谓艺术家，但他们留下来了吗？他们的作品有价值吗？ 年轻人应该是快乐的，因为他们的生命刚刚进行到一半或三分之一，他们如果悲观了，说明社会太黑暗。 金钱和性，这一直是剥削阶级——叫成黑暗势力也行——愚弄人民最得力、最方便的武器。它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从精神上扼杀人，消解人的斗志，正因为它们伴随着人的生活，可以融进人的欲望之中，所以才最危险。它们是准暴力——如果有谁公然作为手段来使用的话。 所以剩下的就是抵抗。作为个体也许有无可奈何、无能为力的感觉，但任何一场抵抗，特别是有效的抵抗，都是从个体的坚持开始的。这是一个起点。 那些有良好教养的人、曾经在精神生活上拥有过他自己的一份的人，如果在这个时期也被麻醉掉了，那才是真正可悲的。 有的人想得很透，说“反正怎么都是一辈子”，因此就放纵自己，放松心弦。一个人想到这个地步绝不是悟力过人，而是颓丧、失去幸福的开始。正因为“怎么都是一辈子”、因为“人只有一辈子”，所以才更要好好做一个人；不好好做，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放纵自己、不能坚持一个理想的人，从来不会有真正的幸福。 现在正是最需要文学的时代。需要文学来拯救人、启示人，告诉人们生存的意义和危机，这正是文学这个时代里的具体表现。无论如何，现在还是中国人最缺少信仰的时期之一，特别在几十年里看是这样。文学因此必须成为人民的，必须化为生命的追求。 物质和金钱的欲望尽情地挥发倡扬的年代，也是大多数人在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受到严重掠夺的时代。这时期人们感到的贫困才会是真正的贫困——这个时期人们还剩下了什么？如果没有信仰支撑，那真是一无所有。 文学帮助人民寻找信仰。文学就是信仰。 在这样的一种情势之下，最好的人民作家就会出现，这就是平常所说的“时代的召唤”。这样一种环境会把人磨练得特别顽强、特别有探索力，也会早日丢掉幻想，有幻想和虚念的人是不会成为人民作家的。 我们过去常常把受到多数读者、特别是民间读者喜欢的，即“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作家叫成“人民作家”，这个说法是不严密甚至是不能成立的。真正的人民作家是代表人民、牺牲自己的。人民作家与那些一心要娱乐人民的作家是有本质区别的。如果仅仅是让自己变得“喜闻乐见”，那就太廉价了。 我常常想：我们共同的不幸、共同的敌人是什么？它真的是贫困吗？我们经常听到那些掠夺者诱惑说：你们的全部不幸都是来自贫穷。于是我们就单纯地追逐起物质财富来，花尽了所有的力气，甚至弄丢了起码的尊严。 结果我们仍然贫困，这是一个陷阱。 掠夺者总是站在高处，看着大多数人在谷底挣扎忙碌，以便使自己获取一份满足和愉悦。这是他们的策略。 半个世纪前，那些智者告诉了一个谜底，就是对待贫困要有一个好的思路。共同的敌人不是贫困，而是滋生掠夺者的那块土壤。 人不过是分成两种：容易屈服的人和不容易屈服的人。屈服了，然后再做其他事情。屈服是变得可怕的开端，是不值得信任的开始。从已经屈服的人当中，所能找到的最好的人，也不过是些忍受者。稍稍退一步，就是出卖和背叛，是对丑恶的尾随和帮手。 屈服是无罪的，但屈服容易变得有罪。经验告诉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洁净的屈服者。 在不断受到侵犯的当代生活中，人最需要的是勇气和勇敢。 我并不认为自己的著作发行量太少。相反，我还认为它们发行得够多了。当然，我对自己的书看法上也不一样，其中的一部分或许发行得多一点更好，但大多数书发行这么多也可以了。我觉得自己没有理由让这些书飞得满天是。 有人说，哪个作者不希望自己的书发行得多、越多越好？ 我看不见得。我还真怕自己没有发挥好的作品发行量太大。有时恨不得将流通在街面上的书全收回来——我相信不少的作者都有过类似的想法。 只有不重视自己创作的人才一味地追求发行量。那是一种商业性的要求，而作家怎么能好意思、怎么能变成商人呢？ 所以那些变着花样打扮自己、推销自己产品的人，是很不让人放心的。我们总担心他要把很坏的什么兜售出去。 大学生现在爱文学的多了，但非常忠于艺术、忠于追求的人果真多了吗？一般的喜欢是没有多少意义的，虽然这也令人高兴。 来自“文学界”各个方面的刺激多得很，让大学生眼花缭乱。现在同学们很难再像过去一样，将目光盯在一些名著上，而是在花花绿绿的流行性文学读物上转来转去。这就既浪费了时间，又移动了自己的根。 作为一个“界”，文学这一团是从来污浊的。因为大量懒惰的人一定要混进混出，搅得乌烟瘴气。这个“界”一般而言，真正的作家是望而生畏的。好的艺术家是非常内向的、自尊的、不妥协的，他们不会出卖别人，更不会出卖自己的原则和艺术。 我认为一个在人生之路上没有受过极大磨练的人，最好还是不要进入“文学界”，而最好是找一份其他的工作，即有个事情做，其余时间搞你的文学。这是非常现实的。 “文学界”也许离文学是最远的。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第一次从“形式”本身接受了很多西方影响，这也许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开放首先是文化上的开放，一切回避了文化开放的所谓“开放”都只会是虚伪的。形式上的广泛吸取当然是文化开放的必然结果。 这一来就把中国文坛搞活了，很活泼的一个环境也就生成了。可是一般的读者并不在意形式，而是文学家自己对形式很敏感。一般的读者更重视它的内容。 是的，真正写得好，内容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一个有才华的作家，无论怎样写都有巨大的魅力。比如说前苏联的阿克萨柯夫吧，他很大年纪了才开始搞文学创作，主要写了一部《家庭纪事》。今天看那种娓娓道来真是很传统，大约最不注重形式了，可是它依然十分吸引人，给人巨大的美的享受。 相反我读今天的好多现代主义名家的作品，其中一大部分不如阿克萨柯夫有魅力。 今天如果再出现阿这样的朴实的作家，并且同样有才华的话，他会成功吗？我想一定会。看来“形式”只会激活某种东西，而生命力更长久的，还是内容，是综合展示的才华，是作家自己品格的力量。 现在不少人一谈起建国到文革后期以前这一阶段的作品就觉得不值一提，其实事情远非那么简单。他们特别不能容忍的是那时作品的主题，其次是所有所谓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手法。 我想要害问题是那些作品是否朴实而真诚，是否有才华，而不是主题如何。文学作品表达了错误的观念，但如果作者是真诚的，并且有才华，就难以影响这部作品的艺术质量。它的艺术的纯洁性也不会受到影响。 可怕的是应和，是矫情，是那一点“左”气激出来的造作——那样一来就全完了。依我看，那个时期有几部通俗小说还是相当有趣的。那个时期的最大缺点，是没有产生什么更好的纯文学作品。看来纯文学所要求的条件——社会条件——更苛刻一些。 刚才不少人谈到“大学生下海”的话题，我认为这是不值得讨论的，大学生不存在应不应该下海的讨论。你正读大学，怎么又要下海？有人说大学业余可以经商，这样既练出了本领又换了钱，补贴了学业，是有益的——我很害怕这种高论。也许是在这种高论的影响下吧，听说现在不少大学生已经做起了大买卖，有的还做汽车买卖，多可怕。 这还算是一个大学生吗？有的说，不要管他干什么，只要功课没有耽搁就行。他能不耽搁吗？还有，难道经商只是他自己的事吗？他通过这一行为散布出的病菌，难道不会感染大学校园吗？我们真的可以在金钱面前来一个全面妥协吗？ 现代嬉皮士嘲笑整个世界：艺术、道德、理想、牺牲、革命、殉道……一切有意义的东西。他们认为活着就是那么回事。对于人、对于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可以肆意践踏。他们那儿几乎没有什么神圣的东西可言。 他们的理论大约是：反正这棵树早晚要死，于是怎么折腾它都有道理，立刻刨掉也有道理。这就是他们的荒谬性和残酷性。 这个世界无论如何还仍然有明天，而且对于每个人而言，就尤其是这样。这是一棵正在活着的树，并且仍然在生长着，所以就必须维护它，小心翼翼。以任何形式、任何面目去摧毁它的，都必然是一些居心叵测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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