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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得与失

　　那还是１９７９年春，亦琼正埋头在宿舍里复习功课，准备报考研究生。她收到宁子的信，叫她收到信务必到她厂里去一趟。

　　亦琼不知道宁子出了什么事，急急忙忙赶到小龙坎。

　　宁子说，我给你介绍对象。

　　亦琼听了笑起来，哎呀，我还说你又遇到什么困难了。原来是介绍对象。自己的稀饭都还没有吹冷，就来帮别人吹？有心给别人介绍，不如留给自己。还有两个月就要考试了，我哪有功夫见对象？

　　宁子说，你听我说嘛。本来这个对象是别人给我介绍的，我回去给我妈说，她说什么也不同意见面，嫌对方的家庭出身不好，以后来了运动又是麻烦事。你看打倒“四人帮”都两年多了，她还对家庭出身耿耿于怀。我拿她一点办法都没有。

　　宁子是清楚她妈妈的心思的。她总说她不管女儿的婚事，要两姐妹自己拿主意，她没有什么划好的框框，一定的条件。其实，这越是没有一定的条件，它的条件越是高，什么都可以成为拒绝的理由。原来老大对宁子有意，宁子是明白的，她没有反感，可是妈妈嫌老大是个没有文凭的工人，说服宁子回避老大。宁子顺从了，她还不知道爱情究竟是怎么回事，也想着自己是可以找个条件更好的对象。现在妈妈又嫌给她介绍的对象家庭出身不好，她也一点不敢违背。家里人没有谁敢违背妈妈的心愿，她动不动就要发神经，谁还敢惹她呢。爸爸对她象老鼠见了猫一样，对女儿的事从不过问。你妈说了算，她说行就行，你们别征求我的意见。妈妈要找的女婿既要有文凭，又要家庭没问题，一下子也难得有合适的，宁子也就只好被她妈妈摆布来摆布去。她知道她只有通过妈妈才能有自己的对象，也就索性不管了，让妈妈去找吧，她只管结婚得了。

　　这样的悲哀都因宁子姐姐招工返城引起的。

　　１９７１年开始知青招工返城了。宁子姐姐是高度近视，下农村没有一天脱过眼镜，招工是很成问题的。为了女儿能出来，宁子妈妈不惜血本让宁子姐姐请假回家，让她上北京住姨妈家，配隐形眼镜。配罢眼镜，宁子姐姐急急忙忙赶回秀山了。

　　然而招工走了一拨又一拨，宁子姐姐还是没有招回城。已经是７２年重庆最后一批大招工了，别人告诉宁子妈妈，要给招工师傅送礼，这回再招不出来，就没望了。

　　城里居民每月供应半斤猪肉，菜场干干净净，只有早上才卖一点凭票供应的豆腐，摊子上空空的。买鸡买鸭是不可能的，连匹鸡毛鸭毛都看不到，更听不到鸡鸭叫了。宁子写信给亦琼，让她从乡下买只大母鸡回来。

　　宁子妈抱着大母鸡，外加一条中华牌香烟——据说这烟是贡品，毛主席都抽它——去到单位对口的招工师傅家。

　　见到招工师傅，宁子妈还没说话，眼泪就下来了。她一向心气高，第一次做这种求人送礼的事。

　　师傅高矮不收她的礼。说，我是工人阶级，工厂派我下乡招工，我尽力就行了，礼物不能收。

　　宁子妈说，你不收，就是不想招我的女儿回来了。

　　师傅说，哎呀呀，你可不能让我“吃不了——兜着走”，把屎盆尿盆往我头上扣呀。我把你的烟收下，抽抽毛主席吃的高级烟是个什么滋味。嘿嘿，“抽烟拉屎——前呼后涌（拥）”。老母鸡你就抱回去，喂着它，还可以捡个蛋吃。你放心，我一定去招你的女儿，人心都是肉长的，我也有儿女当知青呀。

　　宁子妈天天盼着宁子回家。宁子没有回来，是师傅闯到她家来了。进门就说，沈同志，我是“一篮茄子，一篮豇豆——两篮（难）”，事情我办不了，我作不了主，档案上写着“内控特务嫌疑”，厂里不敢要。我来报个信，免得你们＂口袋里里装茄子——叽叽咕咕”，还以为我“蒙着被子打屁——独吞”了。

　　宁子妈听了，站起身，眼睛直瞪瞪的，用手指着宁子爸爸，嘴里说，你，你……，眼一黑，昏倒在地上。

　　宁子、宁子爸爸和师傅都围着宁子妈进行抢救，掐了好一会儿人中，宁子妈才醒过来。但她一看见宁子爸爸，就大呼，特务，特务，出去，出去。

　　宁子爸只好退到外面去。

　　宁子妈疯了，成天哭叫着我的女儿，我的女儿……

　　邻居都是单位的同事，局长也住在同宿舍楼。大家都嚷着去找局长，叫局长来看看，把人都逼成什么样了？不解决老蓝女儿的招工是要出人命的。太寒心了，谁还有心做事？保不准档案里也给装了什么黑材料！

　　局长被邻居拥到宁子家来了，宁子爸老泪纵横，哽哽咽咽说，局长，你说要台湾解放才作结论，这个台湾要什么时候才得解放呀。我愿意第一个报名解放台湾。我和党是同心同德的，干嘛要给我搞个“内控特嫌”，牵连我的女儿呀。

　　局长跺脚说，哎呀，这些事我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你放心，问题会得解决的。

　　他去看睡在床上的宁子妈，宁子妈见了局长，一骨碌坐起来，满脸堆着笑，哑着嗓子说，我给你磕头，我给你磕头。头碰在床沿上，嘭嘭响。

　　宁子抱着妈，流着泪说，妈，不要这样。

　　宁子妈还是挣扎着，一个劲地说，我磕头，我磕头。

　　局长对宁子妈说，老沈，你安心养身子，我一定要把你的女儿调回来。他对屋里的邻居说，大家都听见的，可以作证，我一定把老蓝、老沈的女儿招回来。大家都回去上班。

　　大招工已经过了，对口的招工单位已经满员了。局长亲自到大溪沟劳动局去交涉，搞到一个调剂名额，宁子姐姐给特招回来了，在工厂伙食团卖饭票。宁子妈却落了个精神病根下来，一点不能受刺激。

　　宁子姐姐在７７年第一届高考的时候，考上四川财经学院，到成都读书去了。宁子妈妈对她是管不了了，再说宁子姐姐的年龄也大了，宁子妈妈对她也就要放松一些。这下子在她身边的宁子就成了她全力管束的对象。宁子常常叫苦，我完了，我成了我姐姐的替罪羊和我妈妈的牺牲品，我是一点自由都没得了。

　　宁子对亦琼说，我拗不过我妈，我想到这个对象别的条件不错，就来介绍给你吧。你出身好，不在乎家庭出身。

　　亦琼插嘴，你怎么知道我不在乎呢？

　　宁子说，我的出身不好，你也没有介意嘛。再说你家爸妈又不管儿女的婚姻事，都是自己拿主意。我有时真是羡慕死你了，还是工人家庭好，象个自由战士一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亦琼听宁子夸她家自由，咧着嘴笑，她有心逗宁子，那也不一定，说不定我妈也不同意这件事。

　　宁子说，我还不知道你的事了。就连你哪根蹄子动一下，我也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连准备考研究生，也没有告诉你爸妈，见个对象你就那么听你妈的话了。

　　亦琼说，考研究生不一样，他们不懂是怎么回事。还没考上就象打锣一样让我妈知道，叫她难得望。她是很想儿女多读书的。

　　宁子说，那当然。咱们还是言归正传，我想，我们多年的好朋友，你不会介意我作的这个介绍的。现在也难得遇到一个比较满意的，你就见一见吧，不会影响你准备考试的。对方是老高三的，叫王全昌，在读电大，独子。父亲死了，家里就一个妈。家庭人口挺简单的。我把你的情况都告诉介绍人了，对方表示愿意见面。都约了时间了。

　　亦琼连连摇头，哎呀，你怎么能这样办事呢，也不先征求一下我的意见，就去和对方约时间。

　　宁子说，算我求你了，我也是想为你做点事，你就答应吧。不然失约也不太好。

　　鹅岭公园座落在长江边，两路口通大坪的山顶上，它象是伸着长颈子的鹅头耸立在山头。这里是市区最好的绿化带和园林局的育苗点，满山都是郁郁葱葱的小树苗。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山崖下的长江象一条白色的丝带一样围绕着山城，稳稳地托着这只巨大的石鹅。亦琼一早从石桥铺工厂出来，乘车到鹅岭公园站下了车。这毕竟是她第一次见对象，她生怕迟到，早早地到了。没人，她就在公园门口掏出了兜里的单词本，在那里背起来。直到有个声音对她说，你好，你是张亦琼吧。

　　亦琼猛地抬头，一个穿中山服戴眼镜的男子站在她面前。她忙收起单词本说，是的，很抱歉，我没看见你。

　　王全昌买了门票，两人一道进了公园，走到一块大石头旁，王全昌说，就在这里坐一会儿吧。

　　亦琼说，可以。

　　王全昌掏出一张手帕，要给亦琼垫上。亦琼忙说，不用，不用，就这样可以坐。说罢一屁股坐到石头上。

　　王全昌就收起手帕，也坐在石头上。第一次见面，还不认识，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头，两人都盯着对方看。亦琼有些不好意思，先自咧开嘴笑了。说，都是我朋友做的好事，我事先一点不知道。

　　王全昌说，没关系，介绍人跟我说过你。

　　王全昌就跟亦琼讲起他的事来。都是知青出身，经历也是大同小异。当知青，当工人。只不过王由于出身不好，老是调不出来，在农村待了八年。

　　亦琼听着很吃惊，八年？一个抗战都打下来了。她禁不住好奇问，你父亲究竟是什么问题？

　　王全昌一下子来气了，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我父亲解放前是兵工厂的工人，发套制服给他，要他守火药库。那么危险的工作，不是他老老实实守，国民党跑台湾，还不给炸了？文化革命硬说他是宪兵，发制服就是证明，真是活天冤枉！把他拖出来批斗，他有心脏病，活活给吓死了。

　　亦琼听了，觉得自己问得太冒失了。忙说，对不起，我不知道是这样。

　　王全昌说，我好恨，我恨这个社会，恨这一切！

　　亦琼吓一跳，这么多年了，怎么还这样大仇恨？她一时不知该怎么劝解他，也就沉默了。两人都不再说话。

　　后来王全昌问，你读了工农兵学员，还想考研究生？

　　亦琼点点头说，是。

　　王全昌说，还是你们出身好的好，什么都是你们的份。

　　亦琼说，我上大学是比你幸运，但是现在考研究生不讲成份了，什么人都可以考。

　　王全昌鼻子哼了一声，都是说的好听。打倒“四人帮”，我去考大学，我的成绩是全区第一，结果重点校不要我，转到非重点校也不要我。还不是说我出身不好。

　　亦琼心情很沉重，她想到她的哥哥，跟王全昌同年，出身好又怎么啦，文化革命还不是挨整，关隔离室，发配山沟沟。她不是也因抗拒下乡游街吗，上大学挨批斗吗？看来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人人都有自己的苦水水。可是人还得活呀，不能总是背着历史的重负来过日子，那不是给自己套上索子，找死罪受吗？

　　她选择着字眼说，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还是要向前看，不然怎么活呀。

　　王说，只能是赖活呗。不说它了。

　　他们又随便说起别的事来，亦琼感到轻松了，也打开了话匣子。后来他们起身来，一起在公园里走。离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不远处，有一个很陡的山丘，王全昌先爬上去了，转过身来，伸手要拉亦琼上去。

　　亦琼下意识地摆摆手，嘴里说，不用，我自己能上。她这一辈子，还没有接受过男人的帮助，也没和异性拉过手。她抓住坡上的树枝，鼓着劲自己爬上去了。

　　王全昌站在坡上面，很尴尬地把伸出的手缩回去了，毫无表情地看着亦琼爬。亦琼上了坡，喘着气说，上来了，走吧。

　　两人一路说话，来到大门左侧的池塘回廊前，该分手了。王全昌问亦琼，你说我们还见面吗？

　　亦琼说，你看呢？

　　王全昌说，那就见吧，下次就不用找介绍人了，我找你联系比较方便，我给你打电话到办公室。

　　亦琼说，行。把办公室的电话给了他。

　　亦琼回到厂里，心里很愉快，这个见面也没费多少时间。吃罢晚饭，她又埋头看书。突然想起办公室里有很多打字纸，何不给王全昌做一些做数学题的练习本？说干就干，她回宿舍，把工具包——这是她走到哪里都带上的包——提到办公室，拿出锥子、钳子、电工刀、榔头等，在屋里装订起练习本来。她装订本子的技术很娴熟，拿电工刀把道林纸裁来做封面，把回型针扳伸，用榔头敲直，再用夹钳把回型针做成大的订书钉。拿锥子把叠整齐的打字纸钻上孔，安上自制的钉书钉，用夹钳扳弯钉子，用榔头把钉子敲巴实，一本练习本就做成了。

　　以前，她经常做本子，给小妹用，宁子用，也给自己用。这次是她第一次给对象做，她做得很认真，很仔细，一心要让对方欣赏一下她的手艺。她一口气做了十本，厚厚的一大摞，她很满意，把它放在柜子里，只等王打电话来约她下一次见面，她就把这些本子都带去。

　　一个星期过去了，王没有打电话来。她怀疑是不是她刚巧不在的时候来过电话。就问办公室的老师，有我的电话吗？回说没有。她就想，准是他读书很忙，也就忙着看自己的书了。

　　两个星期过去了，对方还是没有电话，也没有信。八九不离十，准是对方不愿意了。她心里多少有些受挫，这是第一次见对象呀。但她没有动声色，继续复习自己的功课，不再理这桩事。

　　一个月后，宁子来信了，问亦琼见面的情况怎么样，怎么这么快就把“红娘”撇一边，自己去打得火热了。

　　亦琼看了信，淡心无肠地笑一笑。她现在必须全力以赴准备考试，不能受外界的干扰。她给宁子简单回了一信说，马上就要考试了，我不回家，也不能到你那里去了，对象的事等我考过了再和你谈吧，你不要再去瞎张罗了。

　　亦琼这人，越是受刺激，越是来精神，不愿意服输倒下去。她憋着劲参加了考试，接连三天，她住在沙坪坝宁子姐姐原单位宿舍，这里和考试点建工学院只有一墙之隔。她一人住在那里，每天早上去食堂吃了饭，然后雄纠纠地到大学考场去。她把她的所有看家本领都拿出来了，考得中气十足。连选做题、参考题，她也平均分配最后的考试时间，一骨脑儿全做了。收卷子了，她还记着在括号写上一句话，“打铃了，暂写到此”。她是改行自学来考外国文学的，她得让阅卷老师知道她的知识面和分析能力，这些题她都是能做的。她不相信王全昌说的话，“你的出身好，什么好事都有你的份”，她只相信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她尽力了，没有放弃那“万一”存在的希望，考不上也不后悔。但她这次分明是抱着志在必得的雄心来参加考试的。她一定要考上，一定能考上。

　　三天考罢下来，她跑到宁子厂里去，在她宿舍呼呼大睡。直睡得饭不吃，话不说。睡了两天，她爬起来了，给宁子讲了和王全昌见面的情况。

　　宁子说，这就怪了，他既然答应再见面，怎么不打个招呼就算了呢？是不是你觉得自己要考研究生了，比他优越，让他自卑了。

　　亦琼叫起来，我有什么优越的，我还没有那么俗气吧！

　　她回到厂里，把那摞练习本都给宁子搬去。说，这些本子我没用了，都你拿去用吧，我不能白做。

　　后来宁子托介绍人打听王全昌是怎么回事，才知道他的母亲担心找一个会读书的媳妇，苦了自己的儿子要成天做家务。女方太好强，男人是要受气的。王只想找一个温柔顺从的妻子，过过温馨日子。亦琼显然不属于那样的姑娘，连爬坡都不肯接受男人的帮助，太强悍了，叫他受不了。

　　宁子把这些意见学给亦琼听，简直叫她闻所未闻，哪有读书的女人就不做家务的呢？就要欺负自己的丈夫的呢？亦琼这辈子可是没少做家务，里里外外都靠她一双手。亦琼叹一声，哎呀呀，他都听他妈的，完都完了。

　　宁子笑起来，你也有不是，人家要拉你一把，你就让他拉吧，干嘛要说自己能行？

　　亦琼说，我哪里是有意的嘛，我想都没有想到这点让他耿耿于怀了。我要知道，就扑到他怀里去。她边说，边做了一个夸张的姿势，直往宁子怀里钻。

　　宁子吓得大叫，别这样，太肉麻了，太肉麻了！

　　亦琼抱着宁子说，你看，“木”也不行，“麻”也不行，我也完了。说罢嘴里发出“骨碌碌”的声音，两腿一扭一扭地瘫坐到地上去。

　　她不愿再去挽回这个对象，搞得来她太掉价了。当然，初见对象，她表现得不温柔，缺少魅力，没有引起男方的好感，这是她的不足，或说是致命伤。但她感到对生活的看法，她和他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地方，她跟他解释不清，也懒得解释。她满心想的还是她的读书。

　　她这人，一辈子都有个读书情结。文化革命把读书耽误了，她总是想着要把它补回来。她对宁子说，我是“走着吃甘蔗——走一步，看一步，剥一节，吃一节”，现在只能顾读书了。别的，读了书再说吧。

　　她相信只有自己的不断上进才是立身之本。失去了对象，但她读上了书，她心中不免暗自庆幸，看来不论何时何地，都不能丢了自己的立身之本，不然就是“扁担挑缸钵——两头失落”，蛋打鸡飞，血本无归。

　　她象插了翅膀的鸟儿一样，自由自在地飞走了，飞得那样丢心落肠，连头都没有回一下。

　　亦琼步入了学术的殿堂，她心中唱着一支“放卫星之歌”，她的第一篇学年论文对《荷马史诗》的战争观念提出新的见解，认为古今中外的有关军事题材的作品，对参战者都带有明显的倾向性，惟有《伊利亚特》例外，史诗把战争当做既光荣又有利的事业，歌颂战争，崇尚勇武，没有涉及战争的道义问题，无所谓正义与非正义。１９８２年获得湖南省文学艺术奖。她的第二篇学年论文，用图表来展示《巴黎圣母院》的圆心结构，提出小说人物围绕女主人公爱斯梅哈尔达形成了一个圆心结构，它在围观的圈子中形成，在相应的圆形场所中确立，在具有吸引力的情感氛围中牢固，并通过在情节中的反复再现而完成，它具有圆形的象征意义。这篇论文受到学术界关注，报刊评价是国内最早借鉴西方结构主义的文学论文。第三年做硕士论文，她把国内刚刚兴起的自然科学的系统论方法用来研究文学现象，把哈代的一组小说看作是一个大的悲剧系统，它由人物悲剧命运的复合系统、环境描写由暖色调向冷色调过渡的绘画系统、情绪渲染由轻快向沉重移调的音乐系统、人物社会批判逐渐否定的认识系统四个子系统组成。这四个子系统的排列组合，构成了一个多层次、多系列的立体网络体系，它们作为一个运动过程而展开，有序地、稳定地向着悲剧目标发展，实现了悲剧系统的整体化，取得了最佳悲剧效果。

　　亦琼带着论文到上海答辩，她要为她使用的方法论和论文观点据理力争，她不知道那些前辈学者是否接受一个新学后起者的大胆创新。但她有信心，她相信自己的胆识。

　　答辩老师给予了极高评价，诸如“独辟蹊径”“从方法到观点都令人耳目一新，言之有据，言之有理，是多年评审硕士论文中一篇成熟的，卓有成效的好文章”。还说把文字音乐和文字绘画的交融关系描述成“色彩音乐”和“音响画”是神来之笔。亦琼听着这些赞美有些坐不住了，评价太高了，她成功了！

　　这篇论文是国内最早运用系统论研究文学的论文，后来它获得四川省人民政府三等奖，报刊评价说，八十年代初，一批中青年学者率先运用横向科学方法来研究文学现象，在这方面，张亦琼打响了第一炮。亦琼的论文不尽完善，但毕竟是第一炮，这让她感到创造的欢乐。生命的本质是创造。

　　毕业往哪里去呢？导师希望她留校，她却是一个心思想回家乡。她脑子里总是浮现出那两棵塔松、黄桷树，那两排柏树，那长长的石梯坎，那一片樟树林，还有迎春花、桃花、李花、三色堇、紫罗兰、美人蕉、玫瑰花、茉莉花、桂花、玉兰花、茶花、菊花、黄桷兰、梅花，一年四季都有鲜花常开，这样的校园是少有的，它的美丽在全国高校中都是闻名的。她想去的，是她上大学挨过批斗的母校。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她去的已不是政治系了，学校也不会象文革那样极左了。更重要的是它是国家教育部的重点大学，是一个适合做学问的地方。就冲这一点，她也要选择回母校去。

　　小弟不是一个把学问看得重的人，北碚，那么偏远，重庆的地理位置本就不好，被称为内地的边疆，那北碚岂不是边疆的边疆？到沙坪坝的大学多好，文化环境好，生活环境也好。重点不重点有什么关系，人还得要生活呀！他是在读大学时谈的恋爱，刚毕业就结了婚。怎么能够因为工作、学问就影响生活呢？这是他和哥哥分歧的地方，也是他和大姐行动不一致的地方。

　　亦琼只好同时给沙坪坝的大学和北碚母校的中文系去了信，算是对小弟和她自己的意见的一个折中。她写信不足十天，母校的回信就来了，中文系斩截铁地要她去，并把要人的函件也寄来了。这么快就回函了，她不知道有一个出乎她意料的人在里面促成这件事。沙坪坝的回函还没有到，她不想再等了，她就要到母校去工作了。就在学校把派遣证发给她的那一天，沙坪坝大学同意接受的公函到了。如果她还多等两天，她就多一个选择，如果她听了小弟的劝告，毫不迟疑地选择到沙坪坝的大学，也许她日后就不会有那样大的伤痛和不幸了。可是一个人的命运怎么能事先料到呢？她当时对母校充满热情，对自己的前程充满希望。

　　其实，这样的选择也是她的必然。在考虑对象和读书时，她选择了读书，如今在选择近郊非重点校和远郊重点校时，她选择了远郊重点校，她的追求趋向始终是偏向于学问、事业一极的，而把生活放弃了。这样的选择，本也无可厚非，但在她，本就是一个性格有所偏激的人，有了这样的选择，就形成了她的一个惯性，一遇到生活与事业发生冲突矛盾时，她总是把天平偏向事业一边，降低和掩盖了人性的要求。这是小弟非常不赞同的。

　　按照亦琼和小弟的商量，亦琼将趁她毕业返回重庆的时候，带父母到外省作第二次旅游。第一次是小弟公费到北京看美展，亦琼把自己得的稿费寄回家了，对小弟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要他带父母去北京旅游。那一次，他们乘船走三峡，然后在武汉乘火车去北京。母亲当时快６０岁了，第一次坐轮船火车，她与住旅馆要把床位费睡回来的陈奂生相反，整天都站在船舷上看两岸的风景，不肯进船舱。她的想法是，花了钱来旅游，不看风景太可惜。小弟给亦琼写信，谈到母亲一路惊叹奇山怪石、江水峡谷的美，连连赞扬母亲欣赏水平好，带母亲旅游值！游北京，使母亲难以忘怀的三处地方是故宫、人民大会堂和长城。她说故宫是过去皇帝住的，而她一个扛扁担出身的妇女也来到皇帝的宫殿，她感到神圣和兴奋。去参观人民大会堂，门卫看了她的退休工人证，不收她的门票，她感到真是“人民”受到尊重，她来到国家领袖开会的地方了。爬长城对生活在山城的母亲来说，是一点不困难的，一个外国老太太连连对她伸大拇指，小弟拍下了她们的合影。后来当母亲翻看那些旅游照片时，总要说到这个老太太。儿女就说，在她眼里，你也是个外国老太太。母亲听了，笑得格格格的。

　　出了一趟远门，母亲在人前说话变得胆壮了，时不时还对别人说说武汉的小吃、北京的风俗什么的。这是她一辈子封闭生活中开的一扇天窗。

　　父母又将第二次出远门了。亦琼从湖南去桂林，小弟从重庆把父母送上去桂林的火车，让亦琼先一天到桂林接父母，带父母游览桂林山水后再一道回家。哪知亦琼出发那天，遇上湘桂段铁路塌方，不知什么时候才能修复。她立即打电报告知父母，不去桂林了，她径直回重庆。

　　清晨五点钟，亦琼到家，门上一把将军锁。父母没有收到电报，已去桂林了。亦琼急了，两个老人从未单独出过远门，又没文化，人生地不熟，找谁接待？她放下行李，赶到小妹家，让小妹通过火车站与桂林站联系，在父母下车时广播通知，让他们就地住旅馆等待亦琼的到来。亦琼则跳上当天去桂林的火车，追赶父母。

　　亦琼到桂林已是半夜，这么大个桂林城，她到哪里找父母？突然，她想到了车站留言牌，兴许他们会给她留个条子在那里。她赶去留言牌，看着密密麻麻的留言条，心里直嘀咕，父母从来没有做过留言条的事，他们会留条吗？她挨着看，只见一张巴掌大的纸上歪歪扭扭写着：“亦琼吾女……父字棣”。她屏住呼吸，一把扯下条子，心里欢喜蹦了。条上说他们住在火车站对面的大旅店。亦琼急急忙忙赶去旅店，心里连连对自己说，我聪明的父母，真聪明！

　　亦琼在登记处查到母亲的房号，当她轻轻悄悄来到母亲的床位前，她睡得正熟。亦琼唤醒她，母亲见是女儿，一骨碌爬起来，抱着亦琼说，亦琼，我的女儿，你来了！亦琼笑嘻嘻地说，我来了。她带父母游桂林游阳朔，说到留言条的事，亦琼夸父亲真是想得到，想得好。母亲急忙接过话头说，是我想到的，我听车站说湖南塌方，心想你晚一天总会到。催他几遍写条子，他还说有啥用。我说你女儿是读书人，她会去看留言条的。这不就去看了，找到我们了。亦琼暗想，妈和女儿之间还有一点灵犀呢，不由笑了，说妈妈真聪明。母亲有些得意，说，我要是有文化，还会聪明一些的。

　　亦琼乘上去北碚的长途汽车，公路沿着嘉陵江岸边直通北碚，公路边植着一棵棵大树，树干的下半截疤痕累累，有老痕迹，有新伤疤，都是给过往汽车撞的。也多亏这些树，它挡住了不知多少辆不听使唤的客车、货车、小车开到山崖下和江中去。

　　涨水天已经过了，九月正是河水逐渐下退恢复到原有水位的时候，江水仍有些泛黄，两岸被水淹过的河滩现出一道整整齐齐的水迹印，使得靠水边的树上半截是绿色的，下半截是稀泥，吊脚楼房子下半截还挂着一些河里飘来的垃圾。前面就是鹰嘴崖了，那是一块伸出在公路上空的石头，象鹰嘴一样，一边是江水，一边是崖壁。外省人看见这样的公路情景，常常是胆战心惊的，一怕鹰嘴石掉下来砸到车顶上，二怕汽车一偏，栽到江中间。重庆人对此已经习以为常，还把这鹰嘴崖作为一个自然景观，它也是进入北碚的标志。过了两个隧洞，汽车就到北碚了。亦琼已有几年没来了，小城仍然保持着小成都的建筑格局，城建规划不能在老城区修高楼。因此只有在进北碚街区的入口处修了一幢十层楼的公寓，街内建筑都控制在四层楼以下，显得街道格外清爽。这样的风景区是适合养老的。

　　亦琼特地走大门进入学校，她想看一看她已经六年没有见过的大校门了。大校门的四根石柱还是巍然不动地屹立在那里，格外雄壮威风。大门马路对面是几棵巨大的黄桷树，象伞一样，篷成了一个阴凉地。亦琼看着它感到特别亲切。走进校门，让亦琼感到吃惊的是，校门广场里的毛主席像依然耸立在那里，怎么还是有些象搞文化革命的气氛？只有在文化革命中，各个机关、学校才是到处都竖着毛主席像的，而且一个比一个竖得高，竖得大，好象要以此表白自己单位的革命态度和革命决心似的。但在打倒“四人帮”后，肃清文化革命流毒的一件重大事情就是推倒毛主席塑象。重庆各所大学的塑象都被推倒了，怎么母校的塑象还竖在那里呢？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是要以极左的形式来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场，突出政治吗？亦琼顿时感到了一种紧张和压力，她心里隐隐有些后悔，不知自己回母校是不是正确的选择。

　　吃惊之后的喜悦是见到了周老师。她决没想到她读大学时，在图书馆补书，借书给她看的周老师成了她的领导和同事，他是现任的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这有多么奇异和巧合呀！

　　亦琼已有六年没有见到周老师了，他更见清瘦，鼻子象座山峰一样兀立在金丝眼镜中间，小眼睛总是带着笑，脸上没有一丝阴暗，很开朗。一眼看去，他是一个典型的肝精火旺的小老头。他热情地握着亦琼的手，欢迎她到教研室来一起工作。她那分配的公函发得如此之快，抢在了沙坪坝大学的前面，就是他一手办理的。他一看见亦琼的来信，马上对系里说，这个毕业生不用再作任何考察，我们要，越快越好，不然别的学校会抢走的。他亲自去找学校办理回函，亦琼也就这样被周老师挖来了。

　　周老师是５０年代初期外语系毕业的，搞俄苏文学。后来中苏关系破裂了，俄语不吃香了，他转到中文系搞欧美文学，到吴宓先生门下求教。

　　吴先生早年毕业于清华学校，２５岁到美国哈佛大学留学，获得硕士学位。１９２１年归国，受聘为清华大学教授，主持国学研究院，主编《学衡》杂志，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重要流派学衡派的代表人物。１９４９年国民党撤离陪都重庆的前夕，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和教育部的人找到他，动员他去台湾，他拒绝了。也不接受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的聘请，“父母之邦，不可弃也！”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３０日，在白公馆、渣滓洞大屠杀的第三天，重庆解放了。解放军经江北，过嘉陵江，同由长江破浪而上的登陆艇汇合朝天门码头，浩浩荡荡的入城式开始了。重庆人民夹道欢迎，欢呼声震撼山城。下午两点，在重庆大学团结广场，全市高等院校师生举行共庆解放大会，吴先生参加了。他没有回到北京清华大学，却留在了重庆，从１９５０年起，在北碚的大学任教授，先后执教于外语、历史、中文系，而大部分时间在中文系，度过了他一生中的最后２８年。这最后２８年，他在学校一直受到冷落。因他重国学，尊孔孟，用古文写诗词文章，因此说他反今学，反白话文运动、反鲁迅；解放后他不主张汉字简化、拼音化，说这样不能保存古典文化，因此说他反对文字改革；文化革命时，他反对废除古典文物书籍，反对打砸抢，反对批孔孟，因此说他反对文化革命，被打成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顽固不化分子，被罚劳动改造，每月只发几十元的生活费。他是个极其慷慨，急公好义，助危济困的人，凡有落难的亲友学生都尽力帮助，因此说他同情包庇地富反坏子女。学校迁到农村，在梁平平锦铺，他被两个学生抓去陪斗，学生捉住他的双肩飞奔急走，他倒地跌断了两个膝盖，被拖到了批斗现场。从此他成了跛足。１９７７年，他向学校提出申请回陕西老家投靠亲友。学校同意了，他回去不到半年，饿死在老家的窑洞里，终年８４岁。

　　吴先生是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因首倡比较文学研究且富有成果而被尊奉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先驱和奠基人；因执教过多所著名大学且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杰出人才而被公认为教育家；因对古典名著《红楼梦》独特的感悟、理解和诠释而领有“红学家”的一席之地；因创作了不少尚侠任气又温宛情浓的诗词华章而拥有诗人的桂冠。周老师一直敬仰吴先生的贤者德操，学人风范，他在文化革命中对批判吴先生从不发言。不但不批判，反而背后说怪话，３０年代的学术之争，有什么大不了的，鲁迅也不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他要是活在今天，保不准要当头号大右派，头号反动学术权威。

　　周老师的言论也受到了批判，原准备下放农村，但靠着他的妻子殷老师的八方周旋，周老师被罚到了图书馆，亦琼看见他在图书馆补书，正是在这之后的事情。殷老师是个“１２月党人妻子”式的女性，她出身上层民主人士家庭，有很多社会关系。她对丈夫始终是信赖的，忠贞的。无论周老师怎样受批判，她总是挽着他的手在校园散步，象是给世人一个样板，无论你怎么批，我们是恩爱的。打倒“四人帮”，周老师平反了，重返中文系任教。在外界对吴先生已经作出高度评价后，学校不得已给吴先生补开了追悼会。但在各种悼念吴先生的纪念活动中，周老师没有写过一篇纪念文章。亦琼感到奇怪，他说，写悼念文章的有两种人，一种是真切怀念、追慕他的人，一种是过去作他的学生、助手，是批判、冷落他的积极分子，今天又成了大会上发言、刊物上著文赞颂的歌手。这后一种人，我还跟他们一起共事，可怜可叹，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当然，这一切之过，不在个人，既然当时没看清，对吴先生翻脸无情，不认老师，那么今日反省自己，就最好不要跳出来歌功颂德，好象自己一直对吴先生都是衷心耿耿的，从中捞取个人的资本。我不愿与这种人为伍，我不写文章，吴先生的平凡亲切，卓越崇高已被人们重新认识了。

　　对于母校这样一个国际文化名人，亦琼在读工农兵学员的时候见过一次，那正是１９７６年，亦琼在贵州挨批判，搞出病来之后，她手里提着中药，走在通三教楼的马路上，马路对面是一片生物系的实验田，田埂上走着一个拄着棍子的老人，很瘦小，他的头发胡子全白了，她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白发，这样长须的白胡子老人，走得颤颤巍巍的，没有人搀扶，就一人在田埂上走。亦琼真有些担心他万一一棍子拄到田埂下，老人不就得摔下坡去吗？她就站在那里看，直看到他上了马路。系里的陶老师路过，见亦琼看得那么专心，问一句，你在看什么，看吴宓？亦琼一惊，啊，是吴宓？就在我们学校？她在偷着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时候，是知道吴宓的名气的，陶老师说，这个老头儿，顽固得很，反鲁迅，反文字改革，反文化革命，他的名气大哟，现在不行了，反动学术权威。亦琼想起陶老师说过她读黑格尔的《美学》是看资产阶级的东西，她没答陶老师的腔，看着远去的吴宓，自个儿提着中药包走了。真不能想象这个可怜的老头儿，就是那个大学者，这样大的名人，挨这样大的整，他都没有倒下呢，真是了不起。

　　上课是亦琼最感开心的事，她从小爱讲故事就有一种强烈的表现欲和表达欲。如今站在讲台，她是见官大一级，见官小一级的教师，面对上百人的课堂，她如导演般大将风度，指挥若定，由她抒发自己的感受，发表自己的见解，和学生交流共鸣，她感到从未有过的自由和享受。她那自由无羁的性格融入到教学中，更使得她的讲课充满灵气，幽默生动，渗透人生哲理。她是个从来不注重穿着打扮的人，走路都没个吸引人的好姿势，但是在课堂上，她的风度格外优雅，迷住了她的男男女女大学生。她用心在倾诉，以自己的生命热忱和对生命的感悟去引导学生。用自己的生命去感染另一个生命，提高另一个生命，她感到这是她做教师的最大幸福。

　　讲中西文化交流，她说“浪漫主义”（ＲＯＭＡＮＴＩＣＩＳＭ）一词是舶来货，我们祖国语言里原没有这个名词，只有屈原创造的诗歌体裁骚体的“骚”字与“浪漫主义”有近似含义。但由于“骚”字有多重含义，容易被人理解为轻佻、下流，因此，我们不能说屈原是个骚诗人，李白是个骚诗人，郭沫若的《女神》是个骚诗集。只能借用“浪漫主义”这一外来语，说这些诗人诗作是浪漫主义诗人和浪漫主义诗作。

　　讲拉伯雷的《巨人传》，分析巨人形象，她说巨人懂得“穷寇莫追”的兵法，下面一个学生接嘴说，为什么要“宜将剩勇追穷寇”呢？毛主席该没说错吧？全班都笑了，想看看老师怎么处理。她顺势回答说，当然没错，毛老人家说要“宜将剩勇追穷寇”，是为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你们这些工农子弟今天才可能上大学，也才可能在课堂上配合老师讨论是“穷寇莫追”还是“宜将剩勇追穷寇”。我以为这是个常识问题，“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没想到你问得这么耿直。我就作上面的回答，不知满不满大家的意。全班自发地鼓起掌来，表示通过。

　　分析巨人们的大笑大乐精神，她说是人文主义者对个性的抒发和对生活抱有的乐观主义态度。从心理学角度讲，会笑的人说明他的可塑性强，无论处于什么样的环境，他都能笑。她给学生读高士其论笑的诗：“让全人类都有笑意、笑容和笑声，把悲惨的世界变成欢乐的海洋”……

　　＂啊哈——”座位上一个男生假笑一声，打断了她的话头，引得全班同学都转向他，而后憋着笑，盯着她看。望着面红耳赤的学生，她不加思索地举起了桌上的手表，“现在全班实践，跟我一起大笑一分钟，让严肃的课堂变成欢乐的海洋。哈—哈—哈—”她仰着头，张大嘴，带头笑起来，学生欢呼起来，拍的拍桌子，敲的敲碗，跺的跺脚，全部开怀大笑。亦琼一边笑，一边得意洋洋地摇着头，对那个最初假笑的男生眨眼睛，怎么样，你没有难倒我吧！

　　下课了，学生鱼贯一样走出教室，凑近讲台收拾讲义的亦琼说，张老师的反应真快，服了服了。

　　小弟站在杨家坪车站等车，这是新设的从杨家坪到北碚的直达车站，就在通沙坪坝的四路电车站前面，对面是新华印刷厂。他要去北碚叫大姐上他家见对象。是弟媳瞒着亦琼看征婚广告，挑选了这个她认为学历和年龄都比较合适的男人，和他联系，约定见面的。

　　小弟和小妹都结婚了，有孩子了，可是大姐３２岁了，还没有对象。爸妈管不上，哥哥是从不说对象的事的，他自己都是一个光棍，就只得他这个当弟弟的来操心了。可是难得有合适的。年龄大了嘛，哪里去找？现在是“公鸡”涨价的时代，象大姐这样高学历的女子就更是没戏了。男人哪里看那么多学问的，要温柔，要年轻漂亮，刚好大姐没有。论相貌，张家兄妹，他和哥哥可以得５分，小妹４分半，身高不到１．６０米，不然也可以得５分。大姐只能得４分，线条太硬，脸上没有一点柔和的曲线，不温柔。走路两只胳膊总是离身体的间隙太大，雄赳赳的，要她往里收拢点，夹紧点，管得到两分钟，又恢复了原态。什么事都那么直爽，连喝酒也豪气十足，在酒桌上要么不喝酒，沾都不沾，要么象个男人一样端着酒杯，和男人对喝，一仰脖子酒杯就见底了，还把杯子倒立着，看看看，没有滴一滴残酒。两个姐姐都是这个德性，不仅喝酒，还哇哇啦啦地划拳，把个“四季财呀，八个八个来呀”“独一根呀，二红喜呀，三桃园呀……”说得比他还熟，腾（结巴）都不打一个。哪象成都女娃那样，端端地坐在饭桌边，看着别人划拳喧闹，说是要喝酒，尖着嘴嘴抿来抿去，喝了半天，一两酒还剩九钱九。弟媳就是成都人，硬是和两个姐姐不同，不多言不多语，娇娇小小，说话都是细声细气的。

　　大姐也有优点，吃苦耐劳不说了，她幽默，可是现在的男人哪个要女人的幽默？动不动跟你咬文嚼字，还冷嘲热讽的，叫人难以招架。家里有个讲平等的老婆，叫男人活得好累哟，说话都要注意点。还是低眉垂眼的好，只有听的，没有说的，不费脑筋。小弟太知道这些男人的心思了，他不免为大姐抱屈，我的大姐是个好女人呢，你们这些男人怎么这么没有眼力？抱屈也没用，人家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小弟是有劲使不上，干着急。他又不能去拽着哪个男人说，做我的姐夫吧。大姐去读研究生他就说过，不能光顾了读书，把个人问题耽误了。她还说有得有失。这下是得失分明了，找不到对象了。

　　小弟比老大整整小八岁，比亦琼小四岁，他是家里的老小，小时候家里的贫困给他的印象是一个“饿”字。全家都上班上学去了。５岁的小弟一人坐在门口哭喊，我饿呀，我饿呀！终于，他自己搭板凳，爬上灶台，揭开锅盖，把母亲罐罐里的米抓到他的小缸里。中午大家回来吃饭，母亲罐里的饭稀得象米汤水，小弟缸里的饭，全是硬米粒。接连两天都是这样，母亲发现秘密了。她去拿小弟的缸，要给他重煮，小弟把着缸，不放手，又哭又叫，我饿，我要吃饭。母亲听着心酸，我知道你饿，你那饭是生的，我拿去煮煮，你再吃。以后，母亲和小弟换了罐罐饭吃，不要他爬灶台抓米，危险。

　　贫困对小弟的伤害不是那样重，他对事情的理解也不象两个大的那样死心眼。事业重要，生活也同样重要。当初哥哥还要他向大姐学习，先事业后成家。他成了家也没有影响工作呀，还不是照样在奋斗。这极左思想哪里去找？哥哥和大姐不就是极左吗？把事业奋斗与享受生活对立起来，这实在是左得不能再左了。幸好二姐不象这样，要不然张家三个大的都是一个独桩桩立在那里，就他这个小老幺在领导家庭婚姻的潮流，完都完了。

　　亦琼只有学历高，青春早就象一阵风一样和她拂面而过，在她还没有感觉到的时候，就不知吹到哪里去了。她也就成了城里大龄文化男士的淘汰对象。她唯有的机会，就是和山沟沟里那些漏网的有文化的大龄男士谈对象。亦琼听小弟说要去他家见那个６７届毕业的医科大学生，她自是同意，结婚不就是男女在一起生活吗？她的要求并不高，只要和对方谈得来，什么事都好商量，有个温暖的家就行了。现在见面的是个老大学生，医生。这很不错，家里有个医生，生个什么病，也有个依靠，不致于惊惊吓吓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亦琼和小弟返回杨家坪，在十字路口的建设电影院门前见到等候的医生。很白净的一个中年男人，长得很端正，斯斯文文的样，提一个小旅行包。亦琼看着觉得很顺眼，很舒服。她心里一下子觉得很满意，抿着嘴对他点头一笑，男的也很稳重地回她一笑。然后三人一道去小弟家。小弟让他们在客厅谈，他忙乎自己的事情去了。

　　医生还没坐下，就从兜里掏出一张纸，亦琼不知这是什么意思，莫名其妙地看他打开折成几叠的纸。医生向亦琼走来，亦琼忙迎上去。一看，是一张崭新的重庆市区交通图。

　　医生把地图凑到亦琼眼下，直接了当地对亦琼说，你指给我看看，中心区在哪儿？

　　亦琼觉得有些唐突，她指给医生看地图上的那一片蓝色。说，在这里。

　　这么大一片，你家在哪儿？

　　亦琼又指着那片蓝色中的一小点大溪沟。

　　医生说，也在中心区，是你父母的家吧。你常住家里吧？

　　这种说话有些好笑。但她还是老老实实地说，是父母的家，我住学校，不常回家。

　　医生仍然执着地看地图，在上面找什么。他说，我们现在说话的地方在哪儿？

　　亦琼指着地图上的一片黄色说，在这里。

　　医生说，是郊区了，离市区有些远了。这个中心区划得太大了，最中心在哪儿？

　　亦琼感到医生有些滑稽了，那么念念不忘市中心。她心里对医生的好印象被冲淡了，她讥讽地指着地图上上画出的解放碑说，在解放碑的塔尖上。

　　哦！医生猛抬头，看见亦琼似非笑的面容。他知道他的作法有些得罪女方了。但他仍然按照他的思路说，是这样，我很看重地方。地方很重要，什么都可以改变，就是地方改变不了。他收起地图，把它放在桌上说，我们还是先谈调动吧。我想问一问，你能不能调成都？

　　亦琼觉得奇怪，问了半天的重庆地图，最后问她调不调成都。好象他是专为地方调动来的似的。她说，我在重庆的大学教书，干嘛调成都？

　　医生一下子来劲了，这你就没看到你的优势了。你在大学，调成都的大学不是很容易的吗？成都是省城呀，平原，气候条件，生活条件都比重庆好，你先调去，我也就有理由从专县调入了。这叫曲线救国。我在那些应征者的信中，对你朋友为你应征的条件琢磨了半天，就是这个条件最打动人。

　　医生那样直言不讳，令亦琼惊讶。原来她的容貌、人品、学历、甚至谈吐，都对医生没有一点吸引，她的价值都在她好调动上。一个老大学生，一个医生，说话不着三不着四的，一会儿市中心，一会儿省城，神经兮兮的。亦琼想逗他一下。她稳稳地说，其实成都并不理想。

　　哦？还有更好的地方？

　　当然有，只是我不清楚你以什么标准选地方。如果是选高度，高有世界屋脊城拉萨市，低有世界低地国荷兰。如果是选闹度，繁华闹市有东京，幽静城市有维也纳。成都要高度没高度，要闹度没闹度，所以不理想。现在找对象，女多男少是一种国际现象，老青年走遍天下都吃香，政策也允许国际通婚。你完全可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来考虑你要选的地方。

　　医生忙说，别误会，看来你对成都的印象不太好。我到重庆来也可以，只是你得往城里调，我好进市中心的大医院工作。

　　亦琼笑起来，这男人说话怎么一副支使人的口气。她说，哪有大学建在市中心的？你也读过大学，不是不知道。

　　医生说，你不到市中心，我做医生到你们学校干嘛？

　　亦琼说，有校医院。街里还有市立医院九人民医院。

　　医生很傻眼，我才不去校医院，看个头痛脑热，脚扭伤手破皮的，两年就把我的医术毁了。郊区市立医院有什么意思？我要在市中心的大医院主刀。

　　亦琼见医生这么说，心里不免凉了，今天这见面是没希望的了。但她觉得医生太傲气，“三张纸画个人头——把自己看得太大”，她想杀杀他的威风。她说，这么多年你在山区乡镇医院，也不过跟农民打交道的多，说不定又医人，又医牲畜呢。又比校医院强多少，恐怕更难比上大城市的郊区市立医院吧。

　　医生竟然很惊奇地问，你怎么知道还要医牲畜？

　　亦琼说这话，本来带有讥讽味，没想到歪打正着，还把医生说中了，更没想到他还天真地承认自己又医牲口又医人。她不禁乐了，象和一个熟人朋友说话一样，说她下农村当知青时，就看见镇上的医生到生产队来，给社员看了病后，社员又要他给猪、牛也看看病，开点畜牲吃的药。

　　医生接过话说，是呀，我在乡镇医院干了十多年，说是医院，不过就是一个卫生所，人呀，牲口呀，什么都得医。干得没劲，才想回城里大医院工作。我父母的家都在城里，可是父母身边还有我的弟妹，我没有理由调回城。照顾什么呢？城里找不到对象，又不愿在乡下找。看着都不对劲。

　　亦琼没想到医生快四十岁了，还这么率直，那批在文化革命中毕业的大学生都分配不好，很多都被分到山沟沟。医生常年在专县小医院工作，一心想通过婚姻调到大城市来。这也是为什么直到３９岁了，他还没有结婚的原因。

　　亦琼想着自己下乡当知青时，是坚决不愿在农村谈恋爱的，那样就一辈子也别想回来了。医生在乡镇卫生所，比知青也好不到哪里去，只不过他是领工资，吃国家粮食的干部罢了。成天也得下乡，就象村里的赤脚医生一样。她不免对医生有些同情。就说，其实你的那些医学理论，也是文化革命前的东西了，也更新得差不多了。外科医生要眼疾手快，你差不多四十岁了，又没有做大手术的临床经验，市里大医院就能要你主刀？也不过去打个下手，递递刀呀剪呀。说不定递刀递剪都不要你，那是护士的事。

　　医生想了想说，那也是。不过人有个体差异。你看我这副好身体，腿长胳膊粗的，天生是做外科医生的料。外科医生要身体好，力气大，一做手术就得站几小时，没有好身体能成？我这些年在乡下，成天在山里跑，医人医牲畜的，把身体锻炼得棒棒的，别人都说看不出我快４０岁了。

　　亦琼打量着医生，确实如他说的，身体很棒，还有些帅，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很英俊的的小伙子。可惜在山沟沟埋没了。她觉得很动心，笑着说，你看上去再怎么年轻，可你的年龄不小了呀，“后颈窝摸头发，看不到，摸得到”。大医院接受你，就得考虑你的年龄。还有，你还不能把你在农村医牲口说出来，不然一下子亮底了，原来你是个打杂匠！

　　亦琼说到“打杂匠”，觉得这样说医生太妙了，禁不住笑起来。医生也给说笑了，连说，好，好，我不能暴露我给牲口看病，不然大医院把我看白了，我们这里又不是畜牧站。

　　亦琼听医生这么老实地赞同别人对他职业的形容，更加乐了，这是一个多么逗人开心的谈话呀！她完全没了和生人说话的拘束，很随意地问医生，你到重庆待多久？安排了住宿吗？

　　这话一下子提醒了医生，他“哦”了一声，跳起来，抬手看看表。说，我在你这里耽误时间太久了。我到重庆来，还约了几处见面的对象。你这里是第一站，我就告辞了。

　　亦琼惊得目瞪口呆，天啦，这人怎么啦，是存心说笑，还是真不懂事？她和医生说得痛快，以为他已经对选地方有所改变，想不到他没有改变选地方的初衷，还说出来还有几处对象要见。亦琼心里不是滋味，收敛了笑容，勉强说，好吧，我送你下楼。边走，边说客气话，祝你重庆之行顺利，祝你成功。心里却是酸酸的，觉得气直往下落。医生没有看上她。

　　医生连说，打搅了，打搅了，不客气，谢谢，谢谢。

　　看这两人在下楼说话的情景，不知的人，会以为是一般的主客关系，那样的客气和有礼，决不会想到是两个见面没有相中的对象。

　　亦琼转身回到屋子，想着刚才的一幕，心里觉得难过，她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就难得遇到一个对自己倾心的男人？小弟安慰她说，好事多磨，我们也没有抱今天见面就要成功的希望嘛。见一见，不错过机会，也长长见识。

　　两姐弟正这么说时，听见有人敲门了。小弟去开门，是医生站在门外，气喘咻咻的样。

　　小弟一喜，回来了。

　　亦琼也不由得站起来，脸上露出了生动的微笑。

　　医生连说，打搅，打搅，我把地图拿掉了。

　　小弟忙说，哦，地图？在这里，快吃晚饭了，在这里随便吃点吗？

　　医生说，不了，不了。他把地图放进旅行包，又走到亦琼身边，轻声说，我想再落实一下，你能调到市中心吗？我把你记下，还可以再作考虑。

　　亦琼本就很尴尬，这下听了医生还这么固执地问她“你能调市中心吗？”她感到哭笑不得，这人是呆还是傻？好象选对象的主动权都在他手里一样。亦琼懒得再和他说什么，但她还是想保持她和他说话的玩笑态度。她说，我到市中心能干什么？到解放碑的塔尖上耍杂技吗？

　　医生这回是一听就明白，连说，有趣，懂了，懂了，你不愿意调市中心就算了。

　　事情也是有喜剧性。那医生拿着一摞应征信，带着地图，按约定地点去见了一圈对象，都没找到他的理想中的市中心爱人。他给亦琼写信说，很欣赏亦琼的幽默和直爽，他愿意和亦琼交朋友。亦琼给他回了一信说，交朋友也得要尊重对方，不能把人当货物一样挑来选去。医生来信说，是我征婚，不是你征婚，当然是我来挑选，我选谁不选谁，是我的权利。我手里有几十封挑选出来的对象信，我当然得一个一个作比较。你是经我比较后，打算挑选的对象之一。我不能打保票就一定选中你。不能说，我选不中你就是不尊重你。

　　亦琼见把话说拧了，她不愿再这么说下去。你征婚有你挑选的自由，但只要两人一见面，女方也就有挑选男方的自由。都由你挑完了？她没有给医生回信。过了一段时间，医生又来信了，问她为何不回信，他还等着听她的态度，好作选择呢。亦琼有了报复心理，呆瓜，你挑你的去吧，我不得由你挑。

　　其实，医生也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人。好好的医科大学毕业的外科医生，在文化革命中，一拨拉，给发配到山区去了。结婚对他已经不是一个追求男女两情相悦的事情，而是变成了一根救命的稻草，走出山区的一个法宝。想一想，好好的一个男人，拿着征婚信函和地图，满天下提着旅行包，颠颠颠地去考察对象的工作地址在不在省城，在不在市中心，有没有调动能力。在山区待久了，猛然来到城里，说话也古里古怪，不通人情，叫人痴笑是个傻瓜，怀疑是不是神经有问题。做医生当然想到大医院工作，他的这种一心想到大医院主刀的思想，在今天看来还可以说是事业心强，有敬业精神呢！亦琼没有看到医生合理追求的一面，也没设身处地想想医生的难处。他凭什么就该发配山区工作呢？苦苦地在山区挣扎了十多年，只想有出来的一天，这中间有多少辛酸？

　　给亦琼介绍的对象注定都是一些山旮旯儿的，邻居给亦琼介绍他的中学同学，在专县的一个中央保密单位子弟校教书，是８２届毕业的中文系大学生。亦琼听了，觉得也不错，学中文的，可以说是大同行，可以互相交流，谈文学，谈文化，谈什么都可以。不会有说不上话的现象。一家人在一起生活，没话说，是很难过的。

　　说来亦琼也真是对自己选择什么样的对象，没有一定的标准。当初和医生见面，她觉得家里有个医生不错，生病不愁。现在介绍一个学中文的，她觉得也行，可以说到一块。想来那时找对象，只是为了解决一个婚姻问题，一起过日子，并没有多少对感情的追求。

　　亦琼和保密单位的何富贵通起信来。何富贵讲文学，谈理想，头头是道，表达很流畅，文采飞扬，还有点国学的根底。亦琼对他印象不错。后来就说到见面。在见面前，何富贵来了一封信，对亦琼说，他希望在见面前，能够对调动达成一致的意见，否则就没有必要见面。免得大老远地从山区出来跑一趟，瞎折腾。

　　亦琼见信里这么说，心里格登一下。又是调动？开门见山的提出，一点弯子都不绕。这些男人是怎么啦，一个二个都那么关注调动？亦琼和山沟沟的人谈对象，当然想到了调动。只要两人真好了，调动是不成问题的。学校为了留住这些高学历的骨干教师，同意解决他们夫妻两地分居的调动。连中央都下达文件要关心大龄青年的婚姻问题，帮助他们解决住房、调动嘛。各个城市还纷纷成立婚姻介绍所来促成这个事。

　　何富贵提出的调动条件，出乎亦琼的意料。对方并不是要亦琼帮他调出山区，而是他不愿离开保密单位，要亦琼也调到保密单位去，要么双方自愿分居。

　　亦琼觉得很奇怪，哪有不愿从山区出来的呢？当年，老大不惜装疯，也要逃避到山区保密单位工作。那个医生，到城市的郊区都不愿意，一定要到城中心。如今还有甘愿留在山区的！

　　她写信问他为什么。何说了实话，由于单位是保密的军工单位，他所在的子弟校也享受保密单位的职工待遇，每月除了领取一份正式工资外，另外还有２０元的保密费，这是普通单位没有的。他离开了，就少了这笔收入。如果亦琼也去了，还可以增加这笔收入。

　　２０元钱，在今天说来算不了什么，简直就当两元钱用。可在１４年前，２０元就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亦琼的父亲当了一辈子的工人，才是一个６级工，只有６８元工资。大学毕业生的工资也就５３元。每级工资的级差只有６元、７元，研究生工资比大学生高一级，有６０元。亦琼参加工作早，比研究生的工资又要高一级，也就６８元。２０元，等于加三级的工资了，还不知猴年马月能加上一级。

　　可是亦琼在城里大学教书，跑去保密单位干嘛？她教文学课，有什么密好保的？她觉得男的太俗气，怎么就被２０元的保密费打瞎了眼睛呢？到城市，无论如何都比山区好，眼界宽些，发展大些。生活方式也要文明得多。结婚不就是为了在一起过日子，现在为了挣保密费，还要自愿分居，那结婚干嘛？为探亲奔来跑去，劳命伤财，值吗？２０元是个不小的数目，可是并非挣不来。她没有答应何富贵的的条件，她不可能到山区保密单位去，也不愿自愿分居。她都３２岁了，还自愿分居，不是把有限的青春全浪费了吗？她没有给他回信。她不知说什么好，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人事的变迁也真是说不准。在亦琼和何富贵吹了两个月后，邻居兴冲冲地拿着一封信和照片到亦琼屋里来。亦琼莫名其妙地展开这封写给邻居的私信，原来是何富贵来的。信中说，“愚弟今有一不幸消息向你报告，我所在的保密单位数月内将迁回石家庄，而我任教的子弟校却不一道迁，将划归给本地县教育局。此事搞得人心惶惶。我感到天昏地暗，没有出路，前途渺茫，心里十分悲观绝望。不知兄在寒假时介绍的亦琼另找对象没有，想来不会那么快吧。祈兄从中斡旋，替弟美言，本人愿与她缔结良缘，调去你校，再展宏图。附上照片一张，以表诚意。”

　　命运弄人，短短六十天，何富贵就失去了他继续留在山区的意义。学校有什么密要保的，无非是学生考试，老师出的试题对学生保密，但这是老师应守的职业道德，没有保密费好给的。子弟校下放给当地的县教育局，何富贵少了２０元的保密费，就痛心疾首，要抓住亦琼这根稻草缔结良缘了。这说起来，多少有些滑稽，太有喜剧性了。

　　亦琼想起自己的恋爱总是不顺利，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被男人挑剔，想吹就吹，想干就干。亦琼心里陡然起了报复的恶意，我宁可不嫁，也不能让你这种势利眼的男人得意，以为怎么着也能找到条件好的女子。这是个“公鸡”涨价的时代，可也不能漫天要价，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呀。

　　亦琼心里有抵触，把那照片正眼也不瞧一下，往邻居手里一拽。说，你这同学也是好笑，丢了２０元保密费，就如丧考妣一样难过，让他慢慢去咀嚼痛苦吧。

　　邻居说，人有考虑不周的时候，你就宽容他一次吧。我这老同学还是很不错的一个人，就是有些事情上有些迂腐，只看眼前利益。

　　亦琼说，我对他宽容，他怎么没对我宽容？试想，如果不是他所在的子弟校要下放县教育局，他能回头来找我吗？我就那样没价值，由他挑挑拣拣？

　　邻居后悔，说他不会做媒，不该把那封信拿给亦琼看。而亦琼却庆幸看了这封信，知道何富贵的真实想法，真的跟他好了，难说什么时候又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翻脸不认人。

　　没过多久，邻居到亦琼屋里来，很神秘地对她说，他来了。

　　亦琼奇怪，谁来了？

　　邻居说，富贵呀。我家人多，我带过来吧。

　　邻居带何富贵到亦琼屋子来了。亦琼和他通信时，光看信，印象还好。现在见了人，她的感觉不是那样舒服。“农民上街，夹手夹脚”，土里土气的。邻居作了介绍后，就回自己的家了。

　　亦琼还没想着该怎么开口，何富贵竟扑通一声，在她面前跪下了。亦琼没见过这种阵势，吓得往后退。嘴里叫，怎么啦？

　　何富贵跪在地上说，都是我眼光短浅，求你原谅我了。我心甘情愿拜倒在你的脚下。

　　这话未免说得有些夸张，象学生背台词一样。亦琼忍不住笑起来了。何以为有了效果，更加起劲地在地上对亦琼唱赞歌，还背起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来。

　　表演太过火了，亦琼听起不自在。她不笑了。对何富贵说，你起来，起来，不然我没法跟你说话。

　　男的从地上起来了。老是垂着头，承认他的不是。亦琼觉得不舒服，她对何富贵的好印象全没了。人怎么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可以把什么低三下四的动作都做出来呢。这个学中文的怎么这样酸哟！

　　亦琼说，很抱歉，我已经有对象了。

　　何富贵听了，忙说，不能再挽回吗？

　　亦琼摇摇头，我答应他了。不能出尔反尔，再反悔。

　　何富贵直跺脚，唉，唉，唉，都怪我一念之差，我本想春节前来找你，又想你不至于那么快就有对象了吧，就现在才来。我晚了一步。

　　亦琼听着他说“你不至于那么快就有对象了吧”，心里的气一下子被发胀了，臭男人，死皮赖脸的给我下跪，还那么趾高气扬！三条腿的蛤蟆没见过，两条腿的男人还没见过？老子就是嫁不出去，也不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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