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现代小说,当代小说,当代文学,当代作家,现代作家:张世君-->红房子-->第五章　大学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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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大学风云

　　亦琼从杏院出来，从杏树林下面的小路走过桃树林旁的桃园，学生宿舍就是以这些不同的花果树来命名的。她顺着下坡的三和路走，生物系大楼挡住了她的视线。她绕过大楼旁的小径，穿过一片林子，眼前豁然开朗，她来到大校门广场了。气势雄伟的大校门立着四根粗壮的石头方柱，中间是大门，两边是侧门。校门内的广场上竖着一座毛主席的全身塑象，正注视着校门和校门外的公路。塑象的石头座子下面是一圈打着菱角型的花格子小径，花格小径又被一圈花台围住，设计是很精心的。广场两边的尽头的矮树丛修剪得整整齐齐，一条左侧的三和大路直通山坡上的校本部。

　　广场的正面是几十级宽大的石梯坎，足足有２０米宽，可以并排走五十人，那通观音岩的破烂石梯简直不能比。石梯的两侧是花台，用万年青组成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分别种在两侧的花台里。周围是各式各样的小花，紫色的蝴蝶花，黄色的菊花。在市中区是很难看到花的，好些花亦琼叫不出名。石梯两旁是两排高高的柏树，一直排列到石梯顶上。两棵有几十年历史的雪松对称地耸立在两边的花台里，象是两座山峰，又象篷开的两把大伞，它们是这所美丽的大学的两棵门面树，和在学校电影院旁的两棵巨型黄桷树成为这所学校引以骄傲的标志。石梯上面座落着学校办公大楼，墙上爬满护壁遮荫的藤蔓“爬山虎”，整个房子成了绿色大楼。尽管办公楼是５０年代的建筑，可它的宏伟气势就象大校门的石柱、石梯、雪松、柏树，以至爬山虎一样，在任何时代都是不逊色的。站在大校门看这整个景观，有些象南京中山陵的建筑格局，从下到上，拾级而上，连气势都象，令人肃然起敬。

　　亦琼一步一步地爬着石梯坎，内心也随着这石梯坎在步步飞升，她的人生就要从这里起飞，带着她在这座知识的宫殿里遨游。她从办公楼侧面的葡萄架穿过荷花池，经过散发着芬芳的黄桷兰树，来到樟树林。据说这片樟树林是解放初期西南局政府在这里栽下的，如今那些当年的樟树苗已经长成二十来米高的大树了，笔笔挺挺地立在数学系前面和三叉路旁。亦琼在林子里抬起头往天上看，太阳从枝叶隙间把阳光星星点点洒在泥地上，亦琼的衬衣和背带裤工装上是斑斑光点。

　　多么美的校园，多么美的风景，真是读书的风水宝地，闹中取静的世外仙境呀。我是多么有幸，我进了这所美丽的大学！亦琼心中唱起了一支“美丽的校园之歌”。当了农民，当了工人，现在又来当学生，这是再惬意不过的人生美事，她脚步轻盈地向着一教学楼走去。

　　今天是政治系开迎新会，师生见面。亦琼走进一教楼的大教室，里面已经黑压压地坐满了人，她刚才只顾在校园里转悠，差点迟到了。她东张西望想找一个座位，靠窗户边的前排，有个老人在招手要她坐过去。那边都是老师，亦琼不好意思去，但那位老人仍在那里笑盈盈地招手，亦琼就坐到他旁边的空位去了。这是政治系文化革命复办后的第一届招生，全系教师都来了，连拄着拐棍的老教授也到了。系总支书记刘书记是个５０来岁的女干部，她笔直地站在讲台上，满面笑容，两手自然地握着，放在胸前。她讲普通话，话一出口，新生就被那高亢嘹亮的嗓音抓住了。亦琼从来没有听过这么悦耳，音质这么好的滔滔发言，她被女书记的讲话风采迷住了。她使劲去注意她的神态，她的嗓音，倒没注意她都说些什么了。

　　一个个老师都被介绍给学生，一阵又一阵欢迎的掌声。亦琼身边坐的老人起身了，刘书记把他介绍给大家，他是政治系的总支副书记，教授，３０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党员程老师，亦琼使劲地拍掌，怪不得那么和蔼可亲，没有架子，是老干部、老教授呀！

　　程老师说话和干练的刘书记是两种不同的风格，他说话幽默，摇头晃脑，眼睛一闭一闭的，象一个热情洋溢，充满正气的诗人。他把大家带入了这所大学过去的历史。亦琼仿佛看见解放前在沙坪坝磁器口办学的情景，重庆解放，几所院校合并，校址迁到了北碚原西南局政府所在地。学校在文化革命中惨遭重创。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大学要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大学要越办越大，越办越向下，国风一派极左。　１９６７年学校被从重庆风景游览胜地迁到了长江边上的贫困山区，没有书教了，所有的教师都在农村劳动，忙着打家具生孩子。北碚的校址被内迁来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占了。学校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待它再从农村迁回时已经大伤元气。

　　老书记说得唾沫飞溅，他希望大家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他讲得是那样投入，那样动情，全然不管下面已有教师在嘀咕他的“打胡乱说”，赞成他的人则为他的“惊险”之说捏一把汗。这个老头子，真是无所顾忌呀。对这个在文化革命中打成“叛徒党”，剃光头，扫厕所的川东地下党的老党员来说，他早已是超越世俗，无所畏惧了，他有闻一多式的拍案而起的豪情和胆气。亦琼被他的拳拳之诚感动了，竟自伏在课桌上流泪。

　　老书记满脸通红地走下讲台，全场一片安静。过了一会儿，学生鼓起掌来，靠窗台边的教师也有部分人加入。刘书记清清嗓子，请新生代表发言。梳着两个羊角巴的女同学穆向红走向讲台。她穿着一件对襟式的碎花布衬衫，下身穿一条阴丹蓝裤子，脚上是一双手工做的扣绊布鞋。这副充满泥土气息的清新打扮，立刻引起了老师们的注意，她拿出口袋里的稿子，一字一顿的念，全场都骚动了，为她那过于严肃做作的表情，也为她那一口浓重的乡下方音，“南充人”、“南充人”。她的声音很严厉，挥着拳头说，我们工农兵学员肩负着上、管、改的任务，这就是上大学、管大学，还要改造大学，把长期被资产阶级统治的大学建成无产阶级的大学。让我们和全体老师携起手来，打倒资产阶级学术权威。

　　所有的老师都愕然了，这个看起来那么朴实可爱的乡下姑娘并不是想象的那样单纯，做教师可得当心点，搞不好就“上管改”到自己头上了。

　　亦琼对这个发言很反感，这样的发言怎么能代表全体同学呢？以后还是少跟这种人打交道为妙。偏偏，穆向红和亦琼编在一个学习小组，还是学习小组的党小组长，管全组的思想情况。亦琼连连在心里说，霉了，霉了。

　　亦琼如饥似渴地想到大学来读书，拼命读书。可是令她大吃一惊的是没有书读，除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几本原著《资本论》、《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反杜林论》，以及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以外，几乎就没有书读了。图书馆的书不是都开放的。根据系科，限定借阅。象政治系只能借马克思主义著作，不能借西方古典哲学著作，象亚理斯多德的《诗学》、黑格尔的《美学》都是被封存的禁书。文学作品只能借革命现代京剧、《金光大道》、《暴风骤雨》，象《野百合花》、《茶馆》也是被封存的。外国文学名著就更不用说了，是更不能借的，只有高尔基的《母亲》、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可以借。亦琼看着那么多的书不能借，心里直跺脚，这怎么得了，还读什么书？

　　从机关和城市来的同学带头闹起来了，就这几本马恩原著就叫读大学？系领导和辅导员出面作解释了，政治系就是要读原著，不要上假马克思主义的当。真正读懂两本书就是很大的成绩了。可是我们除了读马恩原著外，还想多读一些其他哲学、经济学、文学、历史的书，这些书都没得借的，连自学都不可能。那些书恰恰是政治系不应该读的，我们无产阶级政治系不能培养出资产阶级的接班人。要知道你们毕业以后都是要充实各级政府机关、宣传机构的，政治系是政工干部的摇篮。

　　学生中为这读书之事也分化成了两派意见，农村同学坚决支持系里的安排，只读马列原著，城市同学主张多读书，应该开放系里和学校图书馆封存的书。穆向红那浓重的方音在一片争论中特别突出，叫少数派的城市同学听着耳朵直发噤，两个高干家庭出身的女同学公开表示自己的鄙视，土农伙，左左派，恶心！这城乡矛盾就为这读书之事加深了。

　　大学没书读，这不是笑话？系里资料室是借不出书的，还是只有打图书馆的主意。亦琼从小就有自己的借书办法，她相信她还是能从图书馆借到书的。趁着班上同学老在那里辩论，打嘴仗，亦琼自个儿悄悄往图书馆跑。

　　图书馆的借阅部在搞清理，把架上的图书搬来搬去，一个戴金丝眼镜，身材清瘦的中年人坐在一边补书。剪下纸片贴在那些卷角的旧书页上。亦琼是爱书的人，文化革命老大从派出所拣回的书，很多被烧坏了，她也一页一页补过。

　　她上前去和补书的老师说话。老师，这些书补了要借出吗？

　　戴金丝眼镜的中年人抬头看看亦琼说，不借。库存的书，破了太可惜。

　　亦琼说，我也补过书，还不知道有这样的补书方法，我没事，也帮你补吧。她不待补书人的同意，一屁股坐在那里补起书来。中年人没有开腔，由亦琼在那里补。接连几天，亦琼一下课就到图书馆去帮忙补书、搬书，慢慢地和中年人熟了也和借阅部的人熟了，知道补书人姓周。终于有一天她悄悄对周老师说，周老师，我想借库存的书，保证不损坏，按时归还，不转借他人。

　　周老师听着，也不说借，也不说不借，继续补自己的书。亦琼想，没门。但是周老师不象是那种装怪的人，他每天都坐在那里补书，对图书馆的任何人都是很和气的，既不严厉，也不卑微，再求求他好了。亦琼又把头往周老师凑过去，周老师——

　　周老师抬起头，扬扬眉头笑笑，现在补书，下了班再说吧。

　　亦琼听了，咧开嘴笑了，好的。她坐正身子，专心补起书来。

　　借阅部的人都走了，周老师也在那里收书。他手里拿着一串钥匙，对亦琼说，跟我到书库去放书吧。亦琼抱起补了的书，跟在周老师后面，他打开借阅部通书库的门，一股霉味扑来。进到里面，全是林立的书架，书真多呀！

　　周老师一边用鸡毛掸子掸着灰，一边不紧不慢地说，书就是拿来看的，借的，不借多可惜，还难得保管，定期还要挪动，免得长虫、发霉。

　　亦琼在书架中挨着看书目，她在外国文学架前停下来，用手去摸那些书脊，太美了，真多呀，好多书她都没有看过。她抽出《怎么办？》翻到它的最后看。她家的那本《怎么办？》结尾是被撕掉了的，她想知道它的结尾。周老师走过来，拿过亦琼手中的书，嘴里发出一声惊喜的声音，哦，你喜欢看俄苏文学的书？你读政治系还喜欢外国文学？

　　亦琼说是的，她给他讲哥哥赌书的事。

　　周老师取下眼镜擦擦，原来是这样，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我是应该借书给你看的。书就是应该借给喜欢书的人看的。

　　亦琼在哲学类图书里借了亚理斯多德的《诗学》和黑格尔的《美学》，又在外国文学架借了外国文学史教材，她想自学外国文学，把她过去看的那些零散的作品都在外国文学史上去对号入座。

　　周老师翻看她借的《外国文学史讲座》，说，这本不好，是文化革命中编的，打棍子的多，你还是借５０年代编的吗，旧是旧一点，比较客观一些。他从书架上去给她拿了两本。亦琼很佩服周老师，在图书馆工作，对外国文学那么熟悉，她真是运气呀，遇到这么好的老师了。

　　现代文学的有些作品因为涉及“革命文学”和“延安讲话”所批判的，政治上太敏感，周老师不敢借给她，让她在馆阅读。亦琼感激不尽，她整天伏在图书馆里抄作品，回到宿舍就在被窝里看借回来的书。对班上的事不闻不问。

　　一天，团支书老何把她叫到一边问，你是不是在看黑格尔的《美学》？

　　亦琼问，怎么啦？

　　老何说，你还是注意点，我听见哲学教研室的陶老师在给辅导员说，张亦琼在看黑格尔的《美学》，那都是唯心主义的东西，要批判的，她看得那么认真。

　　亦琼很心惊。她只知道同学中有些装怪的人，好上纲上线，芝麻大点事都提到阶级路线和政治革命的高度来看。她没想到老师中也有这种人，还对学生打起小报告来了。她想起那天她在路上碰见陶老师，手里正拿着《美学》，陶老师问她看什么书，亦琼想到他是教哲学的，有问题还可以向他请教，就告诉他了。当时他什么也没说呀。亦琼连忙谢过了老何的提醒，回到宿舍把黑格尔的《美学》包上了封面，上写“马克思主义哲学”。

　　接下来的一天，辅导员在系上召开大会说，我们是政治系的工农兵学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培养无产阶级的政治干部和理论干部，我们一定要注意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过去政治系培养的学生，有的变成了唯心主义者。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去读那些资产阶级的理论书籍，谨防受腐蚀，思想变修，人变质。我们工农兵学员决不允许培养出资产阶级的接班人，向无产阶级专政反戈一击。

　　亦琼听得心直跳。如果老何没有给她讲陶老师说她看《美学》的事，她不会对辅导员的讲话那么在意。有了老何的招呼，她觉得辅导员的话，句句都是冲着她来的。她还是有些害怕，再不敢天天上图书馆了，她怕连累周老师。她也不在宿舍看那些古典哲学和文学的书了。宿舍也是人来人往，小组还有个穆布尔什维克盯着。到哪里去看书呢？星期天教室都是锁上的。她下课的时候注意观察教学大楼周围，看在锁门的时候怎么进去。可以从教学楼背面的窗台翻进一楼教室去。她把靠厕所窗子的铁栓拔起来，把窗户虚掩上，翻窗户的时候，就把这扇窗打开，跳到里面去看书。这个办法很灵，一点干扰都没有。每个星期天她都翻窗到教室里看书。后来平时的晚上，她也背着书包到那间教室去。

　　那天晚上，天很黑，风吹得一教楼外面半山腰的枸叶树哗哗响。亦琼一人在教室埋头记笔记。待她抬起右手腕上的天津东风牌手表一看，已经是半夜１２点了。她赶快收拾书包，关了灯，把暗锁门拉上，走出了教室。教学楼外静悄悄的，路灯映着道旁的银杏树影，串起一束束黑气球不断地摇曳。亦琼往樟树林方向走去。她看见前方有两个人抬着一张大桌子在走，她扶扶眼镜，好看清楚一点，是四人坐的抽屉桌。半夜三更的，抬桌子干什么，莫非是偷的？她警觉起来，拉着书包带快步往前走。前面的人听见后面的脚步声了，停了下来，亦琼也停下来，闪到路边的灌木丛后。前面两人又抬起桌子在走了，还跑了起来。亦琼也跳出灌木丛，跟在后面跑。前面两人又停下了，转过身叉着腰看着迎面跑来的亦琼。亦琼也停步了，没地方躲了，她就站在马路中间看着那两个人。两个小偷向她走来了，得把这个女学生收拾了才能抬桌子走。亦琼这才知道害怕，她一个女孩子是敌不过两个男人的。她掉转头就往回跑，没有听见后面的追赶声，她气喘吁吁停下来，往后看，两个小偷已抬着桌子转过樟树林了。亦琼又赶快追上去，到樟树林的三叉路口了，小偷早就不见人影了。亦琼到办公大楼保卫处的值班室报告有小偷。小偷在哪里呀，我也不知道跑哪儿了。

　　第二天上课，一教楼议论开了，昨天晚上教学楼被偷了，偷走两张大书桌。报了保卫处，保卫处说，昨晚有一个女生看见偷的。一打听，落实到亦琼头上。下午全系６５名学生集中开会，检查偷桌子事件。班委会一个接一个地批评亦琼不敢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看见小偷偷了一张又一张桌子，也不把他们抓住。眼睁睁地看着国家财产受损失。

　　亦琼分辩，我是在远处看见的呀，再说也只看见搬一张桌子，没有看见一张又一张呀。他们是两个人，还是男的，我怎么敌得过，抓得住呢？

　　穆向红一步蹿到讲台上说，张亦琼是我们小组的人，她还为自己开脱抓不住，敌不过，拿出铁姑娘的精神，男人能办到的事女人也能办到。抓住小偷不放，打死也不放，学校的人不就赶来了吗。再说抓不住还可以叫呀，喊呀，她不喊不叫，临阵逃跑，这是什么作风，什么思想？还有一个问题，她害怕，半夜三更还在教学楼看书就不怕了吗？她都看的什么书？她违反纪律不按时就寝还放走了小偷，这个错误是严重的。

　　听着对她的批评，她老在心里问自己，我怕死吗，我怕死吗？

　　耳边响起一声吆喝：你找死呀，为了几个果子？她摸去脸上的河水，笑嘻嘻地说：我会游泳。这么说她是不怕死的了。可是这是为自己捞果子不怕死，是有私心的。那么为别人呢？

　　火车上的人挤得满满的，都是从重庆逃出来的。有买票的，也有没买票的。亦琼和宁子蜷曲在车窗上面的行李架上。重庆武斗正打得厉害，宁子妈妈从北京来信，要宁子赶快离开重庆也到北京的姨妈家去。宁子爸妈解除审查后，趁着武斗不上班，全家都跑北京了。宁子不敢一人出门，亦琼答应送她去北京，两人去混火车，反正都在逃难。坐在位子上的一个妇女怀中的婴儿哭得嘶声哑气的，他要喝水，可是到哪里去找水呀，别说车上锅炉房没有烧水，就连厕所也坐满了人，冷水也没有。火车在广元的一个小站停了，临时停车，亦琼从行李架上爬下来，拿着一个吃饭的大茶缸，从车窗翻到站台上去了。她去给婴儿打开水。站台没有开水，有米汤，好多人在抢。亦琼挤不进去。突然所有抢米汤的人都散了，拉铃了，火车要开了。亦琼不管那么多，还是舀了一缸，转身就跑。列车往后一耸，启动了。宁子在前面车厢探出半个身子，拼命叫，亦琼，在这边，快跑呀。怎么跑得快呢？手里端着米汤呀。快点快点，把米汤倒掉。不行不行，好不容易打上的，那个奶娃儿在哭呢。她把米汤高高举着，车厢里伸出几个脑袋，五六只手，快，快把缸子递上来，把手伸上来，抓住。好几只手把亦琼的手抓住了。里面的人拼命往上拉，亦琼使劲用脚往上跨。不行，不行，车窗伸出的脑袋叫起来了，过洞子了，过洞子了，停住，不要动，抓紧。又有几只手来抓住亦琼了。亦琼身子贴着车厢，两腿直直地下垂着。嗡的一声，眼前一黑，火车响起了两倍三倍的巨响，震得耳膜痛，列车进隧道了。一股热浪冲来，浓烟直往鼻子耳朵眼睛嘴巴里钻。亦琼闭着眼睛，死死地抓住车上的手。眼睛突然亮了，声音突然变柔和了，出洞了。车上的人把亦琼连身子带屁股的一起倒拖了上去。亦琼爬起身来，车上的人都说好险呀，那个妇女端着米汤，连说谢谢你了。宁子靠着座位在那里哭。

　　这么说来，为别人她也是不怕死的。真的不怕死吗？为什么连献血都不愿呢？还给自己找借口，农村连吃的都没有，还要我们知青献血。你队长得表扬，我们不活了？我不给你明抗，我回重庆有急事，躲了。看来她又是怕死的。

　　辅导员最后作总结性发言了，昨天晚上的小偷事件表明就是在校园也是有坏人坏事的，同学们要有敌情观念，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脑子里要时时绷紧阶级斗争的弦，张亦琼要好好总结自己的教训，这件事就算了。

　　散会了，走在后面的学习小组长老田拍了一下她的肩膀说，亦琼，别往心里去，我们几个机关来的男同学都在议论，一个女生遇上两个坏人，没有出事就是万幸了，还叫人家怎么斗争？

　　亦琼一听就火了，那你们怎么不在会上主持公道，说句公正话呢？

　　老田一愣，嘿嘿笑了两声，你呀，就是人年轻，遇事毛躁，什么都硬碰硬，鸡蛋能碰过石头吗？你吃亏就在这点，太耿直。你看今天开会的气候，能当场硬碰硬地跟老师、跟班委会唱对台戏吗？我是好心，才下来跟你说说，我们是向着你的。

　　亦琼把头扭到一边说，谢谢你的好心，你们这些党员的斗争精神到哪里去了？口口声声说我不敢与坏人坏事作斗争，你们敢吗？你们比我平头百姓还不如。她气昂昂地，掉头就走了。

　　老田原是地委机关办公室主任，是班上做了父亲的老大哥同学。不想他这个老大哥被小他十多岁的亦琼抢白了，他站在那里很尴尬，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

　　亦琼背着一包书到图书馆找周老师还。周老师关心地问，怎么好些天不见你来呢？有什么事吗？

　　亦琼摇摇头，也没什么事。她想了想，也有点事。她把小偷事件讲了。

　　周老师听着，一脸的不屑，这么点事，有什么好批评的？我倒在想，你们那学习组长会上不说，会后提醒你，是他的弱点，但是应该看到他提醒得好，幸好你没出事。我看你一个女孩子以后再也不要晚上一人在教室看书了，万一被坏人摸到了规律，把你害了怎么办？

　　亦琼给听愣了，在宿舍和图书馆看书他们要说我只专不红，晚上到教室又有危险，星期天教室又不开放，那我到哪里看书呀？不看书我又耍不来，还来读什么大学？

　　周老师抬头看着天花板，连连叹气，哎呀，这个大学怎么搞成这样，摆不下学生的一张书桌。他想了一下说，总之教室晚上是不能去的，你再去，我就不借书给你了，一个女娃娃，要学会保护自己。

　　亦琼听着周老师的话，感到很温暖，一个图书馆的老师还那样关心她，而她的老师同学却只是一个劲地给她上纲上线，这人与人有多么不同呀。她说，我一定不再去教室了。

　　周老师说，我看你星期天可以带着书到街上区图书馆去看书，又清静又没人管你。大学的人是不去那里的。

　　亦琼说，真是的，怎么我就没有想到呢？

　　星期天一早，亦琼就从上铺爬起来，收拾书包。她把床头的书呀本呀使劲往包里塞，把上下床弄得吱吱响。

　　下铺的蓉蓉把头伸出蚊帐说，怎么，又要上街？

　　亦琼说，是呀，星期天嘛，轻松轻松，到街上转转，也去看看熟人。

　　蓉蓉说，又不回来吃午饭了。

　　亦琼说，不回来了，要玩就玩个痛快。

　　蓉蓉笑着说，你近来也爱玩了，和大家一样了。

　　亦琼说，是呀，还是大家都一样好。

　　外面在下毛毛雨，亦琼头戴一顶边沿已经破损，颜色难辨的麦秸草帽，穿着蓝色工作服，胸前的口袋插着一支钢笔，手里提着饭盒，斜肩背着那个塞满书的军用颜色的黄书包，象牙齿印一样的污迹把整个镶嵌的布边沿围了一个圈。她从杏院的背后走，穿过果园的小路，头上的柑桔树枝头上结满了青青的果子，亮光光的。在市中区可是看不到这样的果树林和真的结果子的果树的。果园的尽头是奶牛场，黑色、白色、褐色相兼的奶牛正在吃干草，不时发出哞哞的声音。真是难得的田园风光。亦琼禁不住又要赞美这美丽的校园。可是这美丽的景色怎么就不能净化人的心灵呢？充满野心的人把这美丽的风景都糟蹋了。

　　转过防空洞的山岭，她走上三叉路口，下坡到了学生食堂。她买了一两稀饭，二两馒头，摘下草帽放在长凳上，坐在饭桌前把早饭吃了，把饭盒洗了，擦干，又到买饭窗口去买了四两馒头，五分钱咸菜，用勺舀点咸菜到嘴里，边嚼边把饭盒盖上，装进布袋子。临走把草帽往头上一戴，提着布袋子，一甩一甩地从学校后门出去。过街走对面山坡的小巷，巷子窄得走两人都嫌挤，却起了一个非常大、非常响的名字：“黑龙江巷”。这是北碚区的一个特点，街里所有的大街小巷都以全国各省市名来命名。亦琼从黑龙江巷的山顶一直下石梯坎，来到街上。街区的建筑布局与重庆其他几个区截然不同，它象成都那样，街道分成一个个豆腐干式的方块，只要你按照“十”字路口永远朝一个方向走，你又会回到原地。街区没有一幢高层建筑，楼房最多不超过四层，两层的居多。街道两旁的法国梧桐长得特别粗壮，象一把伞一样篷开来，两边的树叶连到了一起，给整条街搭起了一个绿化篷。这样的梧桐树，完全可以和南京市街区的法国梧桐树媲美。

　　沿街都是重庆小吃，小汤元、担担面、锅贴饺子、刀削面、牛肉面、小笼包子，阵阵烟雾从临街食店里飘出。亦琼皱着鼻子吸了吸，心里想着下午回去时，一定要到菜市口去吃碗牛肉面，她感到喉咙热起来，冒出一股辣乎乎的牛肉汤味。

　　区图书馆座落在北碚公园大门外的马路边，是一座精致的老式平房，嵌着深褐色的雕花窗栏和雕花漆门，古色古香。说是图书馆，其实是个阅览室。并排三间厅房，中间是借书服务部，两边厅房是阅览室，外边有个回廊，放着茶水。

　　亦琼选了一个角落，背对着门口坐下，拿出自己带来的书和笔记本，看书，作笔记。她就伏在那里写。中午了，室内的人很少了。亦琼也就站起来伸个懒腰，提着布饭袋，到门外走廊里，打开饭盒，拿出馒头，到茶桶去接开水，盒里的咸菜漂起来了，亦琼用勺搅动一下，咸菜叶子一片一片张开了，一碗咸菜汤也就做成了。她啃起冷馒头，就着热汤吃起来。

　　吃完了，她把饭盒盖上，装进布袋，回学校再洗吧。又进到阅览室里继续看书。直到下午５点，图书馆关门了，亦琼也就收拾书包，提着布饭袋，戴着草帽，又一摇一晃回学校了。她把到菜市口吃牛肉面的事给忘了，走到人民会堂才想起。倒回去太远了，下个星期天来吃吧，她这样安慰自己。

　　元旦节，城里同学都回家了，农村同学找老乡聚会去了，宿舍里冷冷清清。亦琼没有回家，尽管在自己的家乡读书，亦琼平时极少回家，北碚离市区有一百里，回家来回的车费要花两元钱。家里每月给她的零用钱才五元，笔墨纸张牙膏肥皂卫生纸都要靠它来开销了。宁子顶替她的母亲参加工作了，她不时给亦琼一点钱，亦琼就用来买书，舍不得把钱花在车费上。她一般是放寒暑假才回家，别的节假日都在学校过。省钱，也省时间，好看书。可是这个元旦节，亦琼呆在宿舍，感到有种寂寞，她说不清是种什么情绪。那时还没有如今的周末舞会、节日舞会一说，也没有满天飞的贺年卡。亦琼不想看书了，却也没有什么好去处。

　　她坐在寝室里的大书桌前发呆，不提防蓉蓉隔着桌子，笑着扔了一团纸过来，正好打着她。亦琼一愣，接过纸条，心“怦”地一跳，竟不敢当着她的面拆开。她佯装没事走出寝室，来到楼道口，心虚地往两边瞅了瞅，没人。迅速打开纸条，只见上写：“祝你新年快乐！室友蓉蓉”。亦琼吐了一口气，怅然一笑，回到寝室，凑着蓉蓉的耳边轻轻说，“谢谢，祝你新年快乐！”两人相视一笑。蓉蓉是农村同学，但她是结合进县委班子的贫下中农代表，是县委推荐来读书的。比起别的农村同学，蓉蓉见过一些世面，对人也很宽容大度。亦琼和她处得来。蓉蓉的纸团，引得亦琼那种心跳的感觉，在她的青年时代是那样深刻、别致，昙花一现，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许多年以后，当亦琼步入中年，她也没能忘记那种感觉，是那样令人心动。

　　亦琼到穆向红寝室去，发现她的笔记本摊在穆向红的桌子上，穆向红正在那里画她制作的图表。这是亦琼自己设计编制的，以便直观地看到哲学、经济学的各种范畴、内容、人物和观点。亦琼的笔记是借给别的同学的，现在穆向红辗转从同学手里借来抄。亦琼心中一喜，这正是改善自己和穆向红关系的一个契机，她实在不愿意自己老是被人盯着，老是感到失去了自由，她上大学不是来与人争名争利的，她有自己的追求，想实现自身的价值。她没有精力陷入你争我斗的人事纠葛中，她要主动抛出和解的气球，去打通道路，排除实现理想的障碍。晚上她把自己新作的笔记和新制作的图表主动拿到穆向红寝室去，笑嘻嘻地说，向红，这是我的新笔记，你拿去看吧。

　　穆向红站起身，把脖子一扭，用她那别具一格的方音慢吞吞地说，我才不会看你的笔记呢。

　　你下午不是在抄嘛？

　　那是我在检查小组同学的课堂笔记。

　　竟然还有这样虚伪的人，亦琼收敛了笑容。谁给你权力检查我的笔记？你把我的图表都画过去了，有这样的检查吗？我只能说你在剽窃。你把下午抄的我的笔记拿来！

　　穆向红把头仰得高高的，挺着胸口，两手插在裤子口袋里，转着圈说，我就是不给你，我不是在你手上拿的。

　　好意思，屁股脸厚。

　　请你不要骂人，要讲修养。穆向红拉着拖腔说，她是个沉得住气的人。

　　亦琼拿起自己刚才带来的笔记走出门，嘴里说，算老子晦气，倒他八辈子的霉。她急了，就要骂人，说话带“把子”，这是典型的重庆人的陋习。就是多年以后她离开了重庆，当了教授，硕士导师，也没改掉带“把子”的习惯。愤怒了，普通话就不够表达了，嘴里吐出四川话，“把子”也跟着钻了出来。把那“老子”、“妈妈的”“杂种”说得象刚泡熟的“跳水”萝卜一样，脆嘣嘣的。

　　穆向红看着亦琼背影，鼻子里哼了一声，你说倒霉，我还得让你倒大霉。她在心里发着狠。穆向红只上过两年小学，父亲是农村的大队书记，他把上大学的推荐名额给了自己的女儿，并在填表的当天发展女儿入了党。她学习跟不上，读不懂那些原著，这也确实难为她，连认的字都不全嘛。她心里不免又自卑又窝火，嫉妒吞噬着她那尚不健全的心智，使它变得卑琐。怎么恰好班上学习最好的亦琼在她这个组？害得她象一面镜子一样天天在出自己的丑。她想起上次搞社会调查的事。

　　一月份系里组织学生到南桐矿区搞社会调查编写教材。规定一个小组选一个，由两个教授作指导老师，老书记是其中的一个指导老师。辅导员提出二组让穆向红去，系里审定名单时，老书记提问了，怎么从来不见亦琼承担任何写作任务呢？她学习好，应该让她到实践中去丰富理论嘛，工人出身，自己也是工人，这也是我们培养的苗子嘛。辅导员显得很难堪，说，名额有限，我想应该让二组的党小组长先去，张亦琼就下次吧。老书记说，这不是选先进，这是写教材，得讲质量。我担心穆向红完成不了。老书记向来说话直来直去，辅导员不说话了，也不说不让穆向红去，也不说让张亦琼去。老书记停了半晌说，这样好了，穆向红去，张亦琼也去，增加一个名额不就解决了？这个名额是我要增加的，就归我指导吧，不增加王教授的负担。哈哈哈，皆大欢喜。他自个儿在那里摇头晃脑地大笑起来。

　　穆向红想着亦琼成绩好总是得任课老师的宠，心里不是滋味，好在她政治面貌不行，不是党员。哼，班上两个学习好的女生都不是党员。老书记还说要培养亦琼入党，要她这个党小组长多关心她。这种人是不能入党的，入进来会如虎添翼，我穆向红更要靠边站了。她入党首先在我这里就通不过。我会有办法抵制的，她还有哥哥关押的问题，别以为没人知道！好吧，既然我运气不好，跟你亦琼同在一个组，那我就要时时处处把你跟我绑在一起，叫你不得动弹。

　　１９７６年４月，政治系的学生结合学党史，到贵州开门办学搞步行拉练，走红军长征的路。每两人一组，一人背褥子，一人背被子，两人合铺。穆向红把亦琼和自己编在一组。

　　坐了七小时的火车到遵义，在遵义党校住下。广播里正在播出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四五”反革命事件，一群反革命暴徒借清明悼念周总理进行反革命演讲、宣传。这就是震动全国的“四人帮”在台上时对人民群众的最后镇压，当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政治系拉练的空气一下子给搞得紧张了，不许乱说乱动。穆向红让亦琼倒大霉的机会来了。

　　穆向红急急忙忙地到辅导员那里说亦琼看不起她是农村同学，不愿和她合盖一个被子，要在这个节骨眼上搞分裂。

　　辅导员当即在全系大会上批评亦琼闹不团结。不要在国家动荡的时候，来搞一唱一合。

　　亦琼大吃一惊，这可是政治问题呀，她散会后找辅导员声明，她不是搞分裂的人，穆向红说的事是没有的，这是政治陷害。明明是两个人合用一床被子和褥子，是班委会编好组的，她不愿和穆向红又和谁呢？岂不连她亦琼自己都没得睡的吗？

　　辅导员笑着说，原来是这样，我了解情况了，你就不用介意了。

　　亦琼也就算了。不料辅导员在班委会上讲，谁知张亦琼说的是不是真的呢？他仍在班委会上把亦琼当闹不团结的典型来批评。亦琼知道了，她对辅导员的作法很不满意，一个人，不论他是老师还是学生，怎么能够对人没有一点基本的信任和信义呢？怎么能当面是人，背后是鬼，要她不要介意，又背后搞她的小动作呢？这才是“笑官打死人”，“软刀子杀人——不见血”。她的牛脾气上来了，“当面鼓，对面锣，不要背后使绊脚”。这回她一定要找穆向红当面对质，说清楚。

　　当着老师的面，亦琼对穆向红说，你是党员，我是群众，我们凭良心说话，你给老师讲的是事实吗？

　　穆向红用她那别致的方音抑扬顿措地纠正说，我们不能凭良心，良心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要凭党性。

　　亦琼忙说，好好好，不要良心要党性。我就怕你不凭党性说话，才给你降一格要凭良心。既然你还知道有党性，那么我问你，凭党性说话，你给老师说的是事实吗？

　　穆向红把头一昂，是—事—实！她心里在发出哼声，看你能把我怎么样，你这回是被我踩死定了。

　　亦琼傻眼了，竟还有这样不要良心要党性的人？其实这也是亦琼自己不策略，把事情看得太认真。这种当面对质，对方怎么可能承认自己在老师面前搞挑拨是非呢？何况对方还是蓄意制造这个谎言的。

　　亦琼觉得一股气直往脑门冲，她伸出手，上前“啪啪”给了穆向红两耳光，嘴里说，你就是这样不要良心要党性，我要教育你这种两面派党员，你要记住，挑拨是非就要挨嘴巴！

　　穆向红心里正在得意，不提防挨了耳光，她捂着脸扑到辅导员身上大哭起来。辅导员恼了，他扶住穆向红，站稳身子，指着亦琼喝道：张亦琼，你太不象话，竟然当着我的面打人，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全年级停止拉练，就地整顿，不把这股歪风邪气整下去就不走了！

　　老书记代表系领导也随队参加拉练了。老人听说亦琼打人也很生气，他连晚找亦琼谈话，你打人不对，一定要承认错误，承认了就是好同志。

　　他又去找辅导员，要以大局为重，不要搞大批判，这是文化革命的做法，亦琼承认错误就行了，好好把这次拉练搞好。

　　这个老头子，上次当着系领导的面，要亦琼参加编写教材，说是穆向红不如亦琼学习好，他当辅导员的没什么好说的，这是事实。可是他没想过自己刚刚从“牛棚”里解放出来，就以为什么都可以说了算了，在迎新会上大放毛主席“大学越办越大，越办越向下”的噘词，都体谅他是老干部，由他说了，现在又想包庇亦琼蒙混过关可不行。他只是开门办学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我是组长，就要开张亦琼的批判会。

　　负责打前站的老田悄悄找到亦琼说，情况我都知道了，你打人不对，一定不要再和老师同学对抗，免得犯了众怒。就承认自己打人不对，一定要记住低头认错，下矮桩。下得越矮越好。

　　亦琼看了他一眼，她想起上次“小偷事件”他也是这样台上不说台下说的。

　　老田说，我是好心，不愿看到别人对你落井下石。我不是卖老资格，我比你多晒十几个太阳，我见得多了。你相信我，就一定承认自己打人不对，别的你可以什么都不承认都不说。

　　老田那句“你相信我”把亦琼打动了，她说，好吧，我承认。

　　全年级６５个人，情况很复杂。有４９个党员，多数都是农村同学，文化很低，象穆向红一样，多是大队书记、生产队长的子女，他们除了有政治资本，别无优势，自然对成绩好的城市同学有仇恨。还有一部分是县区干部，小学校长什么的，班委会就由这拨县区干部和小学校长把持着，他们和成渝两地来的干部学生有矛盾。县区干部和农村同学形成农村派，城渝干部和城市同学形成城市派。班委会想制服那些心怀不满，野心勃勃的城市干部，这下终于在亦琼身上找到了突破口，拿亦琼开刀，把整个城市派都打击了。亦琼和穆向红就成了这城乡之争的两只棋子。农村派使劲长穆向红的威风，城市派怕引火烧身，不敢靠近亦琼一步。

　　亦琼又一次站在众人面前接受批判。当年为不愿下农村，她被罚站高板凳。这次为打人，她又受批判，没有站高板凳，而是在党校的大宿舍里，全年级同学和老师坐在周围的床板和凳子上，她笔直地站在中间的空地。

　　批判她的话，翻来复去都是说她不改造世界观，只专不红，才发生了这样的打人事件。穆向红靠着有老师和班委会的支持，在那里指着亦琼的鼻子批判她不改造世界观。亦琼知道自己被人抓住辫子了，她记住老书记和老田的话，要承认，要下矮桩。

　　她很诚恳地说，我来自工厂，家庭是工人，本人是工人，工农一家人，我打了自己的贫下中农姐妹，这是我感到很痛心的。我打人不对，我错了，我违反了纪律，我向挨耳光的穆向红和全体同学、老师赔礼道歉。

　　接连三天，亦琼都站在房子中间的空地，反复说，我打了贫下中农阶级姐妹，我打人不对，我破坏了纪律，我公开道歉……

　　穆向红在那里吼，她的世界观有问题，她的哥哥也有问题！

　　她提到了哥哥，真是太奇怪了，哥哥的事，她谁也没讲过。亦琼两眼直视着她，仍然一脸威仪地说，我打了贫下中农阶级姐妹，我打人不对，我破坏了纪律，我公开道歉……

　　她把给同学、给老师、给穆向红本人的道歉次数都记在本子上，说一次画一笔“正”字，别人的批判她也认真记在本子上。她就站在众人中间，满脸诚恳地记下别人批判的话，然后向大家道歉，再记上道歉的字数，本子上划着一排“正”字。有这样接受批判的吗？莫不是她还想秋后算账？那些想给她上纲上线的人，话到嘴边又缩回半截，怕亦琼都给记下来。亦琼倒没想到秋后算帐的事，她只是用这方法来表示她的虚心和诚恳，并遏制那些打胡乱说的人。

　　她就这样口头承认，口头道歉，书面检查是一个字不写的，她才不让这些人装档案呢。

　　小便把她憋呀憋呀，胀得腰痛。她说，我要出去方便。穆向红跳出来说，老实点，不许逃避批判。辅导员不开腔，默认了亦琼是逃避批判。城市同学都不敢说话，人人自危，害怕战火烧到自己头上。亦琼最终也没能中途去上厕所。她现在的命运就掌握在这么一帮人手里，她只得乖乖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现在是该她低头的时候，她就得低头。

　　她想起从图书馆借出的《１８世纪法国哲学》里，有一段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话，“一切享有各种天然能力的人，显然都是平等的；当他们发挥各种动物机能的时候，以及运用他们的理智的时候，他们是平等的。中国的皇帝，印度的大莫卧儿，土耳其的帕迪夏，也不能向最下等的人说，我禁止你消化，禁止你上厕所，禁止你思想。一切种类的一切动物彼此之间都是平等的。”可惜她的同学都没有看，她的老师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资产阶级有上厕所的平等，无产阶级认为上厕所也要突出政治，不能逃避批判。

　　批判会一开就是半天，亦琼散会的第一件事，就是往厕所冲。接连三天，小便就这样憋呀憋呀，胀得腰痛。一散会她就象离弦的箭，嗖嗖嗖地直往厕所窜，忙不迭地脱裤子，由那股尿水哗啦啦往外淌。

　　批判会开到第三天中午，老田从从床板上跳起来，把手上的报纸一甩，嚷嚷道，搞什么名堂？开了三天会，咱们出来就是在这里开批判会？打人的、挨打的，双方都是我们二组的，张亦琼和穆向红早就有矛盾，这是全班都知道的。张亦琼打人不对，但是她为什么打人？这也是有远因近因的吧。

　　亦琼听着，喉头直发哽，终于有人站出来了，是老田！她挨了三天批，没流一滴泪，现在止不住的泪水哗哗往下掉。

　　一个通江的农村男生附和老田道，是呀，你们按住一个人整，是要打翘的哟！

　　另一个成都男同学说，你们都说穆向红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就听见她在食堂骂老书记是“狗日的老头子，还想包庇张亦琼，老子要跟他算帐！”这是什么话？不说要尊敬领导，就看老书记有６０岁了，当她的爷都够格了，还这样骂老人的脏话，哪有点党员的气气？

　　看来这个城市派、农村派也不是那么绝对的哟。和亦琼最要好的钟同学没说话是有她的原因的。钟同学出身医生家庭，她和亦琼是班里学习最好的两个女同学。比较起来，钟同学才是真正的才女，多才多艺，亦琼就只有学习好，别的都不会。尽管农村同学对钟同学的“骄傲”恨得牙痒痒的，但她当文体委员是别人不可替代的，辅导员也得依靠她。她有幸不在二组，穆向红对她是鞭长莫及。但打亦琼，也是间接打钟同学，此时她是不敢说话的。

　　那些远离是非的男同学骚动起来，辅导员左右看了看，大声喊，安静，安静！

　　老书记站起来，走到辅导员身边跟他嘀咕了两句，然后说，今天上午的会就开到这里，散会。

　　中午，班委会的人找穆向红，关着门谈，外人都不知道他们在商量什么对策。但谁都知道，原为小学校长的班长、穆向红与辅导员都是南充人，他们是老乡。在下午的全系大会上，穆向红首先站起来，很激动地跑到老书记面前，握住他的手说，敬爱的老书记，您是革命老前辈，我不该骂您“狗日的”，我向您赔礼道歉。然后又转身跑到亦琼身边，拉住亦琼的手说，张亦琼同学，让我们团结起来，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亦琼很愕然，全系同学一片哇哇哇的叫嚷和哄笑，喜剧、喜剧！只有老书记热泪迎眶地说，这就好，这就好，年轻人免不了有错误，改了就好，改了就好！

　　批判会以喜剧性的结局收场，亦琼的小便得到解放了，但她却再也拉不出来了。膀胱仍然胀得痛，她照样忙不迭地跑厕所，可是她怎么也拉不出来了。钟同学悄悄陪亦琼去遵义医院看病，找她父母的老同学。化验小便，红细胞、白细胞都有，肾脏给憋出了毛病。医院给亦琼出具了不宜拉练的病假条。

　　亦琼拿着假条，怕别人知道是钟同学带她去找熟人医生看病有诈，第二天又单独一人去看病。不同的医生经过化验，出具了相同的病假条。亦琼拿着两张假条去找辅导员，特地说明两张假条的来历。她以为她的这番诚实和耿直会取得老师的理解和信任，同意她请假回家。谁知辅导员一脸严肃，得班委会讨论。明摆着的在他那里就通不过了，更何况在班委会。刚刚受了批判，就想逃避拉练，逃避改造世界观？辅导员答复亦琼说，集体的意见，你不能请假。

　　亦琼同寝室的蓉蓉和另外两个患感冒的女同学坐上了客车，亦琼没有得到允许，她得在步行中改造世界观。她背着行李，一言不发地跟在一群有说有笑的男同学后面，走在公路上。那些城市的女同学为了避嫌，都不敢和她一起走。亦琼走了不过十来里，就觉得不舒服，她赶快拐到路边一个农民的茅厕里面，这回痛痛快快拉出来了，不是尿，是一地的血，鲜红鲜红的。亦琼吓坏了，她穿上裤子，慌慌张张从茅厕里出来，她一定要告诉同路的男同学，让他们帮她背一下行李。

　　她走到公路上一看，一个男同学的影子都没有。这是怎么回事呢？亦琼原地四处张望，都不见一个同学的影子，只有一条白茫茫的公路伸向远方。一个农村妇女见她东张西望，便问她，你是和那些背行李的男娃一起的吧。

　　亦琼忙说，正是。你知道他们上哪里去了吗？

　　妇女说，刚才有个路过的卡车，他们全都爬上卡车搭走了。

　　亦琼一听，完了，这下完了。她一点不敢告诉农村妇女说她在生病，她怕被人害了。她只好鼓起勇气，一个人背着行李，在贵州山的国道上走。她数着里程路标，心里想，已经走了十里，还有二十里就到目的地了。早上出发的时候，交待了的，当天走三十里。

　　终于走到三十里处的一个小镇上，亦琼以为可以松口气了。但是不见一个同学。树干上和地上都画着箭头，“取消此处驻扎，继续往前，走到鸭溪”。亦琼去问当地人，鸭溪还有多远？别人告诉她，还有七十里。

　　亦琼心里叫苦，天啦，这怎么得了呀，还要走七十里呀！

　　她孤零零地坐在路边等候，想看看后面还有没有掉队的同学，她好和他们一道走。她现在生怕自己一个人走在半路上栽倒了。坐了好一会儿，也不见一个人。

　　亦琼绝望了，无可奈何起身来，继续往前走。行李越背越重，从家里出发时，她心大，带了很多书，还有四本中国文学史和外国文学史，现在这些书，全成了她的累赘，捆在被卷里，象石头一样沉。她一路血尿不止，一步一步地数着里程碑走。走快了，走不动，走慢了又怕走到天黑都不到。偶尔遇到过路的卡车，她不敢象当年当知青那样去招手拦车，她是单独一个女孩子，又在生病，她怕卡车司机把她拐跑了。偶尔一段路，遇上有回家的妇女，她就去跟着别人走，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但是她不敢说自己有病，不敢把行李拿给别人背，怕别人把她的行李背走了。

　　她就这样一人走在寂静的公路上，没有房舍，路人极少。她感到世界象是一个荒原，就只有她象只虫子一样在荒原上爬行。活着有多么艰难呀，她得咬着牙关挺下去……

　　太阳下山了，鸭溪还没走到。亦琼已经走得很机械了，是一种惯性，支撑着她一个劲地往前走，她怕停下来，一停就要倒下去了。她就数着里程碑，不停地数，不停地走。天快擦黑了，她远远地看见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迎面来了。她终于叫一声，啊，总算有住家人了，看来快到了。

　　骑车人到身边，她才发现是老田，他打前站安排了住宿，现在骑车来看后面掉队的同学还有多远。

　　亦琼见到他，话没说出来，眼泪就流下来了。她哭着说，我病了。她手里端着一个装血尿的小瓶。只等到了目的地，就到医院看病。

　　老田听了，心疼了，说，快把行李给我，你别哭。前面就到了。你先慢慢走，我还到后面去看看，还有几个掉队的同学。老田骑车到公路后面去了。一会儿又骑回来了。他说还有四个在后面，也没有多远了。他让亦琼坐在他的自行车后面，把亦琼送到鸭溪镇。

　　当晚，老田陪亦琼去看急诊。晚上化验不了小便，医生做了应急处理，给她打止血针。第二天再去看。

　　亦琼睡在住宿地的课桌上，一身都痛，两边腰象打了木楔子一样发胀。那天她走了一百里，第二天起不来了。但是她还得起来到医院去。

　　这是一所小学，她扶着一根棍子，问在院坝里扫地的小学生医院怎么走。昨晚老田陪她去，她也没有看路。小学生带她去医院，小小的医院挤满了人。亦琼拿出学生证，对看病的人说，她是过路的大学生，病了。山里人朴实，让她到前面第一个看病。小便作了化验，全被红细胞淹没了，化验单上打了四个“＋”号。医生说，他们除了打止血针，没有别的药。要她回重庆去看大医院。给她出了“绝对卧床休息，不宜拉练”的病假证明。

　　亦琼打了针，回到住地，把证明交给了辅导员。说她要回家。

　　她在课桌上躺了一天，没有吃一点东西，只有钟同学悄悄给她送了一杯糖开水。她想着自己落得这个下场，真是心灰意冷。人还敢生病吗？就是猪病了，狗病了，主人还要去管嘛。这个人在外面病了，连看望的人都没有一个。她说什么也得回家去了。

　　晚上辅导员来告诉她，班委会讨论了，她不能请假回去。她病了，同学们要发扬红军精神，阶级友爱，就是抬，也要把她抬起走。他们出来６５个人，回去也要６５个人。

　　亦琼一听，躺在课桌上歇斯底里发作了：老子不走了，哪个要来抬，就来抬吧！你们还有没有一点人道？老子今天滴水未沾，一粒米都没有下肚，你们这些阶级兄弟，阶级姐妹，谁给我送吃的喝的了？老子不希罕你们这个红军精神阶级友爱，你们整人也是太黑良心了哟！

　　亦琼嗷嗷嗷地大哭起来。老书记闻讯赶来看亦琼，把辅导员和班委会都批评了。他弯腰点头，说得嘴里白泡子翻：你们这样要搞出人命来的。她昨天掉队，带病走了一天，没有出事，这已是万幸。赶快就此收场，派人把她送回重庆治病。

　　靠着老头子的这番话，亦琼被送回家就医。她这个大学，读得真是伤心了。

　　山城的天气，在走出冬季的浓雾之后，就来到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春天在山城是听得见，看得见，也摸得着的。润湿的土地冒着肥气，草木发出吮吸空气、土壤水份的吱吱声和长出芽苞、伸展关节的喳喳声。象素描一样的树枝干上点缀上了一颗颗青绿的小点，豌豆粒一样大小。一天一个样，豌豆粒鼓胀成了椭圆的黄豆粒，黄豆粒生出了豆芽嘴，豆芽嘴眨眼变成了两瓣绿叶，绿叶伸出了细细的绿色枝条，绿色枝条勾满了褐色、灰色的树干，它们憋着劲在夜里悄悄生长，为的是要给你一个惊喜。早晨你猛然推开窗户，满山遍野都是刚刚长出的新叶。你的眼睛发出惊喜的绿光，要把身子伸出去好好看一看，好好闻一闻。春天，春天，她已经来到山城，给这座灰色的城市披上了绿装。

　　春天在不断扩大它的时空，把粉红色的黎明，明媚的阳光，紫罗兰的傍晚，晴朗的夜空，习习凉风，散布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令人神清气爽。五月是春天成熟的节日，劳动节、青年节、“红五月”歌咏比赛，把春天振奋得热情洋溢。在打倒“四人帮”的第二个春天，五月的山城还多了一道人文景观，被禁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和世界文学名著重印了，再版了！荒芜了十二年的书市也有了新绿。＂书店卖名著了！”消息不胫而走，整个城市的青年和那些有文化的中老年都被这个春天接连不断的佳音振奋了。先是国家恢复高考招生制度，接着是中央召开科学大会，科学的春天来了，中央电台开播英语讲座了，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了，现在又是名著再版了。还会有什么呢？令人兴奋的好事还会有的，等着看吧，赶快行动吧！

　　亦琼在厂里收拾起她的黄色挎包，带上所有的工资，要赶去沙坪坝新华书店买名著。她在大学读书时搞出来的身体疾病和精神创伤都在这大好的时光里得到了将养。她原以为她已经对读书寒心了，对大学深恶痛绝了，却不知那只是暂时的蛰伏，就好比是“冬天的大蒜——根枯叶烂心不死”，一旦春天来了，它又会发芽，心儿也跟着活起来了。

　　亦琼工厂在石桥铺，她在宣传科做干部。这是政治系学生的去向呀。下午下班了，她背起挎包就出厂了。走小路翻过一道山梁，她来到石桥铺转盘的街上，等从城里来的二路电车。一大群人都等在马路边，车来了，一拥而上。上车、下车都是一个“挤”。那时，公共汽车是重庆人上下班的主要交通工具，或者说是唯一的交通工具。自行车是很少的，弯弯拐拐的山路和爬坡下坎的地形使骑自行车极不方便，常常是下坡人骑车，上坡车骑人。北碚小城相对自行车要多些，在市中区，一天难看到五辆。

　　要坐公共汽车就得挤车，沿着车身拼命往车门挤，人人都挤得呲牙咧齿，衣服领子转到了脖子后面，汗水淋漓，象在车上冲了浴。电车慢摇摇地走上坡，拐弯路，好不容易到了小龙坎，亦琼随着人流下车了。她整整挤得皱巴巴的白衬衫，到宁子工厂去。宁子最终给留城了，但是分不了工作，宁子妈妈只好５０岁就办了退休手续，让宁子顶替她工作。可是宁子妈妈是国家干部，子女是不能顶替做干部的，只有工人的子女可以顶替当工人。小弟就是顶替父亲当模型工的。宁子的顶替名额最后改派工厂，她进厂当了划线工。她在上职工大学，学工科，还没毕业。

　　半夜１２点，亦琼背着包，从宁子厂里出来，往沙坪坝三角碑走，她要去新华书店门口排队，等候买书。天上有月亮，还有几颗星星，街上已经没了白天的喧哗，空气很爽。她来到新华书店门前，不禁吃了一惊，原以为自己半夜就来已经是最早的了，需知要等到明天早上书店才开门呀，不料还有更早的人，已经在书店门口排上队了。

　　夜晚寒气大，但似乎已经忘记了冷，到下半夜两点钟，陆陆续续又有人来排队。沿着书店门面到沙区文化馆的围墙，排队的人一个挨着一个，有的坐在地上，有的靠着墙头，互不相识的人象老朋友一样聊起天来，说的全是跟书有关的话题。有的说，我还是在文化革命前看过外国小说，有的说，我在农村抄《红楼梦》……

　　熬过了两三点钟阴阳不分的时辰，四五点钟天就在开始麻麻亮了，马路上跑动的脚步声多起来，为了维持秩序，先到的人自发制了一些排队号数的小纸片，以免后来的人加塞“插轮子”。早上八点钟了，书店门口围起了里三层外三层的人，亦琼紧紧靠着书店的门板，怕被涌上来的人挤出去了。书店工作人员开了一道小门钻出来，给排队的人牵上绳子围住，值勤的保安人员戴着袖章维持秩序，把在书店门前围着的人一个一个拉出去。这下可以放心了，不然这一晚真得白站了。书店已在头天晚上就把要卖的书堆放在门里了，拦上了桌子。九点正门一开，售书的在店里边，买书的在店外边。

　　每个买书的人都笑呵呵地捧着一摞书出来，买书是没有选择的，几乎有几本名著，就买几本。书荒太长时间了，饥不择食呀，有什么书，就都买。那天卖的书有《高老头》、《欧也妮·葛郎台》、《安娜·卡列尼娜》，亦琼都买上了。土黄色封面上描着青色的单线图案，印着深褐色的书名，哎呀，这名著，摸摸都过瘾呀！

　　亦琼就站在那里自顾自的笑，在扉页用笔写下“１９７８．５．２２。购于沙坪坝书店”。写好了，她就在那里看起来。不提防有人叫“亦琼”，亦琼抬头一看，是哥哥，穿着干干净净的工作服，理着平头，神采奕奕地站在那里，胳膊下面也夹着书。他是从解放碑新华书店赶过来的，在那边买了书，想到沙坪坝来看看都有什么书。解放碑书店卖的和沙坪坝书店卖的稍有不同。老大手里拿着《东周列国志》，有的书还是两本一样的。怎么买两本呢？拿来交换呀，换自己没有的呀。亦琼可没想到这一点，老大总是要贼精一些。

　　亦琼买了书就返回石桥铺厂里了，她住集体宿舍。她兴冲冲地上楼，和牵着儿子的大李闯个正着。

　　亦琼很惊奇问，你的？

　　大李满脸通红，没有回答，只是一个劲地要儿子叫阿姨。

　　亦琼苦涩地笑笑，心里有些酸溜溜的。说来她和大李之间什么事都没有，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分明又发生了一点什么事，所以两人都觉得有些别扭。

　　亦琼上大学回厂后，过去的工友很多都结婚了，亦琼多少有些失落，但是她不及细品这种失落和酸味是种什么东西，她心里有一个更加远大的理想在鼓舞着她，她要去考研究生，要摘掉工农兵学员的帽子。上回那个大学没有读得好，还是她不喜欢的政治系。这回她要去重读一回大学，而且是自己喜欢的专业，她要学文学，还是外国文学。她要改变自己政工干部的职业。她憋着劲，天天下了班就在办公室里看书，复习英语。

　　她只有初中二年级的初级英语底子，上大学时，工农兵学员把外语课给造反掉了。亦琼现在要捡起外语就格外吃力。趁宁子姐姐从成都回来过暑假，她去向她请教英语。宁子姐姐早在去年底考上了７７级大学生，继承的是她爸妈的专业。蓝家的家训是不要读文科。她是畏惧学文科的，尽管她的考分是全考场第一，但是她没有报重点大学四川大学，而是报了非重点的四川财经学院，谁知以后还会不会有个风吹草动又来一次文化革命呢，还是学经济要稳当一点。宁子姐姐把英语音标和基本语法、句型教给亦琼，然后让她去自学。

　　亦琼拼命复习外语，背单词，路上背，车上背。嘴里成天念念有词。她把她在大学偷着学的“副业”——美学、文学理论书籍找来一本一本读。她在文革期间读的那些外国文学名著全都派上了用场，准备起专业课来一点不吃力。在恢复研究生考试的第二年，她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外国文学研究生。考了下来，她的近视眼镜增加了两百度。

　　她心里一直惦着一件事，要回离开了三年的大学去一趟。她去看当年帮助她说话的老书记程老师。告诉他，他救了她一命，她没有辜负他的帮助，她考上研究生了。这当中，也有她的另一个隐蔽的动机，她要报当年挨批判的一箭之仇。亦琼心胸很多时候都是开朗的，但也有她的狭隘的时候，比如她要报这一箭之仇，你读研究生是你自己的追求，人家碍你什么事了，干嘛想着是可以出口气呢，岂不是降低了自己的追求？当年穆向红凭着和辅导员的关系好，留了校。让这样的人留校教书，能教好吗？教整人？还是教文化？她有文化吗？亦琼打心眼里看不起她。

　　亦琼考上研究生，老人很欣慰，他已经不再担任行政职务，专搞教学，也在带研究生。他留亦琼吃饭，两杯酒下肚，话也多起来。他说，亦琼呀，有些事你还不知道呀。就为当时我同意让你回家治病，回来他们批我右倾，说我包庇你。要给你处分。我坚决不同意。我说，你们把人家整成这样，还要给人处分。她打人不对，但她认错了。她打人不是无缘无故。你们不能只按住一个人整嘛，对被打的人也要批评教育，这才合乎辨证法嘛。后来刘书记采纳了我的意见，才没给你处分。

　　说着这些，他突然停下来，摇着头说，７６年是个多事之秋，四五事件、唐山地震，毛朱周去世。你呢，出了小偷事件、遵义挨批，我呢，出了一月吃喝事件、四月右倾包庇你的事件，真是国家不宁，个人不安，国风极左，个人遭殃。

　　亦琼不知道老书记说的一月吃喝事件是什么事，老书记说，你还记得那年一月我和王教授带着你们七个同学到南桐搞社会调查的事吗？

　　亦琼说，记得，她想起那次参加编教材还是老书记点名要她去的。可是这有什么问题吗？

　　不是我要你参加的问题，而是我的问题。当时赶上周总理去世，那天我们正在我的老学生家里吃瓜子还记得吗？那个学生在南桐矿区教书，听说我去了，一定要请老师到她家里去作客，我和王教授还有你们七个学生都去了嘛。

　　是这样的，我记得她家不宽余，我们去了这么多人，她端出一簸箕葵瓜子请我们吃，你还用葵瓜子下酒。

　　是呀，人家在山区教书，生活艰苦，还请我们吃葵瓜子，“瓜子不饱——是个心”呀。我看见别人那么困难，才拿出２０元钱叫同学去买点菜来一起喝酒，也感谢人家嘛。可是你知道吗，王教授回校以后，告了我一状，说我在周总理逝世的时候大吃大喝，对周总理有感情问题。这成什么话，他不是也一道吃了，喝了吗？怎么知道周总理在那时候去世呢？况且我们一听见广播，就赶快离开学生家了，还是我掏钱去买了青纱布，一人戴一个嘛。周总理过去领导南方局，我们川东地下党也归他领导嘛，这种感情很深厚嘛，怎么说我大吃大喝，对周总理有感情问题呢？紧接着又是四五事件，我又帮你说了话，这下子上纲上线全给联系在一起了，要批我右倾，从牛棚一解放出来就猖狂了。都扯到哪里去了。我们有些同志，天生敏于阶级斗争，宁左勿右，总是想整人，才好有成绩，好晋升提拔。

　　亦琼说，程老师为我受累了，穆向红留校后没参与批你吧？毕业后她很希罕地在红房子碰见过她一次，自然两人都没有说话，亦琼冷冷地从她面前走过了。

　　还有不批的，批得更积极了。她留校当辅导员，同时担任系党支部委员。她是新生力量，上管改的贫下中农代表呀。在系里的党员大会上，她对我拍桌子打巴掌，把当年她在遵义承认错误的权益之计全忘掉了。引得系里老师议论纷纷说，我们怎么留下这样的毕业生哟！她拍我的桌子倒没关系，她对我不满嘛，可是她当支部委员，坚决反对黎教授入党，人家是争取入党几十年的老教授，学校向国家教育部报的博士导师，她坚决反对，你说这成什么话？自己不学无术，还动不动拿党性吓人，这是品质问题。这回我就跟她不客气了，黎教授是早该入党的，你根本比不上！

　　老人似乎看出亦琼对穆向红不服气的心思，又说，过去的事也就算了。一个人的一生要受很多冤枉，要犯很多错误，但是只要你有正气，你不气馁，别人就打不倒你。我就没有被打倒嘛。文化革命剃我的光头，让我扫厕所，我扫得很干净嘛。到现在，别人还说我的厕所扫得最好。

　　亦琼听了，不语。她觉得自己在挫折中长大了，成熟了。她知道该怎么去走自己后半生的人生路了。１９７９年９月１２日，亦琼告别家乡，乘火车到湖南读研究生了。那年她２８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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