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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描写当代青年的爱情生活的作品中，《北极光》并不属于特别庸陋无聊的那一类。 《北极光》的情节是以陆芩芩对爱情、对人生的追求为线索展开的。在小说结尾，芩芩想象中那“炫目迷人”的北极光消失了，她在曾储身上，找到了生命的“质朴的光”。但是，芩芩是不是真正找到了生命的“质朴的光”呢？这个问题并不能依据她的自我感觉如何未判定，只能依据这个人物概括的社会生活内容及其给予人们的实际艺术感受来判定。如果我们透过芩芩那些旖旎的幻想、飘忽的思绪、复杂的心理，探检一下她所追求的新的生活的内容，那就不难发现，这个人物和她的爱的追求，是非常虚飘的。 出现在读者面前的芩芩，与其说是一个感应着时代的呼唤开始追求有价值、有理想的人生的青年工人，毋宁说是一个远离生活的激流，咀嚼、品味着自己的寂寞和孤独的清高绝尘的女性。她虽然不断地在想象中提高普、深化着自己的爱情追求的社会意义，但由于她的整个追求实际上和我国当代青年的生活和理想脱节，只是囫于她自己的爱情纠葛之中，所以这种追求的人生探索方面的内容是极为贫弱的，剩下的仅只是略带病态的恋爱与婚姻问题的吟味。芩芩是始终飘浮在对生活的所谓“思索”中的。不但生活中吸引着当代有思想、有志气而又脚踏实地的青年人的具体的变革、矛盾和斗争，劳动和学习的艰辛和欢乐等等实际生活内容没有进入芩芩探求的视野中，甚至连工厂组织的各种青年工人的业余活动，在她看来，也象“暗夜里隔着一条河对岸的火光，可望而不可及”（她上业余大学学日语，据说是为了“体验、揣摸日本民族的那种执着向上的奋斗精神”，其实从小说情节看，不过是作者为了安排她和费渊、曾储结识而设的一种由头罢了）。她的追求的唯一的具有实践意义的行动，就是从照相馆中逃出，与未婚夫傅云祥决裂。她对费渊、曾储的先后爱慕，与其说是被另一种人物、另一种人生吸引，不如说是为自己与傅云样决裂寻找勇气和支撑。而且，不但她的行动狭小，就是她擅长的思索，也是无力而空疏的。费渊那种诅咒现实生活的阴暗、错误的看法，芩芩却认为是尖锐、深刻、入木三分的社会解剖。她之所以没有投入他的怀抱，并不是因为她有看出他的政治和人生见解的错误的思想水平，而是因为费渊在她和傅云祥决裂后退却了，害怕承担破坏别人婚姻的责任。对曾储那种脱离现实生活、脱离具体历史的带有强烈救世主色彩的关于正义和真理、善和恶、目的和手段、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等等的侃侃而谈，她当然更不能察觉其中的狂妄和空洞。她之所以最终选择了曾储，并不是因为她对他那一套政治、经济改革的高言说论和非凡抱负有什么真切的了解，倒是因为曾储在生活情趣上与她相投（如曾储懂得北极光、会堆雪人、欣赏冰灯、打冰球等等），而且在暗中成了她和傅云祥决裂的后盾和保护人，我感到，作者对芩芩这一类脱离实际、耽于幻想、多情善感、与广大群众格格不入的知识女性的内心矛盾，是很熟悉的。她虽然也想对芩芩作一点温婉的批评，但终被同情和共鸣所掩没。而对曾储这一类有改革热情但缺乏历史知识、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真才实学和实际工作经验、思想偏激的青年，虽然有些表面的观察，却不能从时代的制高点透视其优点和缺点，当然也就谈不上在艺术表现中引导他们汇入当代真正沸腾着的社会改革和社会进步的巨流。另一方面，从《北极光》对青年生活的浮光掠影的描写中，不难看出作者对大多数青年工人、青年大学生的实际的劳动、学习生活，对当代青年中以坚实的努力、刻苦的磨炼、不懈的工作为祖国和人民奉献青春的真正的斗士，却是陌生的。她无力根据广阔的、丰富多彩的青年实际生活来组织矛盾冲突，艺术地表现他们生动的斗争形式和生活形式，创造活生生的青年形象，却只能借助一些文学的象征手段、抽象哲理的谈论、病态的心理冲突的细致描写，让芩芩在偏狭的沉思中，咀嚼着身边的小小悲欢，并使人物在思辨的演绎中变形。芩芩和傅云祥、费渊、曾储的关系，给人一种矫饰和编造的感觉，不太象实际生活所能有的那种合情合理的关系。傅的庸俗、费的自私、曾的高迈，都不是让实际的、生龙活虎的矛盾冲突去逼现他们各自复杂的面目，而是在芩芩的沉思、感慨和极为有限的接触中“叙述”出来的，似乎是作者主观摊派给他们扮演的角色。就拿费渊这个人物来说。他的矫揉造作是显而易见的。用对一组照片的静止分析，非但不能具体地揭示形成费渊畸形性格的生活依据，反而暴露了作者在表现她设计的这种怪异性格时笔力不逮，只能用这种笨拙的图解式。而且，费渊作为一个大学生的实际生活也被从这个性格中排除了。这种艺术创造上偏离现实主义的倾向，显然并不是因为作者缺乏艺术想象力和文学才气，而是思想的贫弱和生活的苍白导致伪。 由于作者对青年的实际的沸腾的战斗生活缺乏开阔而坚实的艺术表现，对于青年们的探索与追求和现实生活中真正强大的社会力量的关系缺乏正确的揭示，她就不可能使芩芩的爱的追求附丽于真正吸引着当代进步青年的那些切实的人生要义，从而激动在现实生活中奋进着的青年们的心。事实上，很多青年读者并不十分认真地看待《北极光》中那些外在的关于人生和现实生活的议论，而是朴素地、直截了当地把它看成一篇描写爱情纠葛的小说，他们最关注的问题是：陆芩芩以这样突然的方式地傅云祥决裂对吗？ 对于这个问题，读者持某种怀疑的态度是有道理的。问题不单单在于作者在表现芩芩与傅云祥决裂的理由上存在着不少艺术上的破绽（例如傅云祥的市侩气是否已经重到非被芩芩抛弃不可的地步，芩芩这样一个感情丰富的姑娘在与傅云祥恋爱的一年多时间里是否一点也没有爱过，她能否那样冷漠地对待她的初恋，这些细节都是令人怀疑的），还在于作者试图赋予这场婚姻破裂的悲剧以较为普遍的社会意义的做法是否正确。我认为，正是在后一个问题上，流露出作者对现行的婚姻和家庭制度的相当偏颇的看法。 不难看出，作者并不想简单地把芩芩与傅云祥的决裂描写成高洁对庸俗的斗争，她在追求一种艺术表现上的“深度”，于是展开了芩芩心灵中的自我搏斗。在作者笔下，芩芩与傅云祥的结合，是她自己觉得“合适”而自愿“作茧自缚”的。这些描写显然是想加深芩芩被套上世俗的婚姻枷锁的悲剧意义：世俗的婚姻观念束缚着尚不打开“眼界和思路”的苹苹，使她在可悲的“自愿”形式下几乎被送进了无爱的世俗婚姻“坟墓”。而在过去和现在，据说是有许许多多男女安居于这种“坟墓”中却自得其乐，浑然不觉其可悲的。作者批判的锋芒，并不是只针对傅云祥个人的市侩气，而是针对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恋爱和婚姻形式，针对所谓“传统观念”的。作者有意把傅云祥处理成一个并不那么坏的人物，以此见出问题不在于个人的品质问题，而是驱使“并没有自愿过的芩芩“自愿”地与傅云祥结合的那种世俗力量，是使芩芩“在净化的渴望中重被污染”的世俗环境。但问题也就恰恰出在这里：现行的婚姻制度，现实生活中广大群众所过的婚姻生活，难道真的是那样暗淡、俗气、毫无爱的幸福和光辉吗？在芩芩看来，现有的婚姻形式本身就是无爱的不合理的婚姻形式。她是这样嘲弄妈妈的：“三十几年前一顶花轿把你抬到爸爸那儿，你一生就这么过来……除了我的父亲再没有接触过别的男人。”在她用一种悲天悯人的眼光注视女友们的出嫁时说得就更显豁了：“对一些人来说，结婚只是意味着天真无暇的少女时代从此结束，随之而来的便是沉重的婚姻的义务和责任。欢乐只是一顶花轿，伴送你到新房门口，便转身而去了。”这里，且不说女儿责难妈妈一辈子除了父亲“再没有接触过别的男人”是多么荒谬，也不说芩芩对她那些出嫁的女友的心理揣测是多么离奇，单单拿她对婚姻和家庭的阴郁暗淡的看法来说，也确是一种“心理变态”。把爱的追求和爱情当事人对婚姻、家庭所必须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对立起来，这是一种完全不正确的看法。与此相联系的，是在反对某种庸俗的无爱的婚姻的借口下，以超世绝尘的姿态，把人民群众现行的婚姻生活，一概视为无爱的婚姻的重复和堆积，这也是一种完全违背实际生活情况的病态的知识分子的观念。在芩芩与傅云祥轻率的决裂举动背后，实际上就潜藏着这种对爱情、婚姻和家庭的相当流行的偏颇观点。事实上，芩芩在实行和傅云祥决裂的过程中，对于她和傅云祥在法律形式上已经缔结的婚姻关系毫无半点义务和责任的观念，而是按照一已放纵的感情行事。个人的爱的追求的满足，对于她是至高无上的。她时而说自己与傅云祥决裂，是因为他“没有追求，没有目标”，不懂“时隐时现的北极光”；时而说她终于与傅分手，是因为傅不支持她去“吃苦”，“去做许许多多实际的努力”。其实，这都是她感到自己有点底虚。不那么理直气壮而找的托词。难道费渊不也是“没有追求、没有目标”吗？他不是在芩芩面前绝望地诋毁一切追求和目标吗？可是芩芩从照相馆中逃出，却径直跑到他那里去寻求支持了。至于“吃苦”和“实际的努力”云云，在芩芩不过是一句空话。她有哪一件稍具意义的实际努力受到傅云祥的阻遏么？我们实在不很知道。总之，芩芩之所以与傅云祥决裂，说明白点，还是因为傅云祥不能满足她对爱的那种过高的（因之也就有点虚飘）的精神需求罢了。在傅云样对她提出质问时，芩芩不是还设想过：假如傅能向她进一步作爱的表白，甚至表示一旦失去她的爱“就钻车轮子底下去”，那她是“会感动，会回心转意”的吗？可见，芩芩对傅的失望，也并不全是因为他的市侩气，而是因为他的气质还不够“恋爱至上”，还没有为爱而死的勇气。满足自己感情上的需要是至上的，至于严肃地对待婚姻关系，顾及是否伤害别人，是否向对方求索过苛，这些却不是芩芩所愿意考虑的。这就是芩芩在婚姻问题上行事遵循的实际逻辑。但在我们看来，这实际上是力图摆脱一切社会和法律、道德的约束的，自误误人的，只知爱自己的以自我为中心的逻辑。这样的逻辑，连同芩芩逃出照相馆的闹剧受到社会主义时代的读者的怀疑和冷淡，我以为是很自然的。 1981年12月 （原载《光明日报》1981年12月24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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