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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丸八○年第一期《文艺报》增加了许多新栏目，令人欣喜。其中特别吸引我的，是“文学新人”这一栏，而这一次刊登的文章，又是黄秋耘同志写的《关于张洁同志作品的断想》。秋耘同志很善于体验作者的创作心理，把握作者的艺术风格特征，观察细腻，这是早在他主编《文艺学习》时，就为当时的文艺青年所熟知的，这次介绍的新人，恰恰又是张洁同志——文学新人中的佼佼者，一位较年轻的女作家，这当然就更加引人注目了。 黄秋耘同志的文章不长，但我觉得他对张洁作品的评价是抓住了她的个性特征的。他指出：张洁的小说和散文给人留下的印象，“仿佛看到了一幅幅优雅而娟秀的淡墨山水画，诗情画意被笼罩在一层由温柔的伤感所构成的朦胧薄雾之中。”我们读过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哪里去了，放风筝的姑娘》、《含羞草》等等，包括电影剧本《寻求》的人，都会同意秋耘同志的评价。张洁的作品，不仅以她的“淡淡的哀愁”的独特的感情色调打动着读者，还以其沉郁而新颖的构思激发人们对于美的向往。但是，对于《爱，是不能忘记的》这个短篇，我却有些和秋耘同志不同的想法和看法。 秋耘同志说：“……这篇小说并不是一般的爱情故事，它所写的是人类在感情生活上一种难以弥补的缺陷，作者企图探讨和提出，并不是什么恋爱观的问题，而是社会学的问题。假如某些读者读了这篇小说而感到大惑不解，甚至引起某种不愉快的感觉，我希望他们不要去责怪作者，最好还是认真思索一下为什么我们的道德、法律、舆论、社会风气……等等加于我们身上和心灵上的精神枷锁是那么多，把我们自己束缚得那么痛苦？而这当中又究竟有多少合理的成分？等到什么时候，人们才有可能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意愿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呢？” 《爱，是不能忘记的》，是以一个三十岁姑娘第一人称口吻开头的，虽然是用自己的恋爱问题作引子，讲述的却是老一辈的爱情悲剧。故事的主角是小说中的“我”的母亲。她的半生，都沉陷在一场深藏于内心的爱的搏斗里。男女主人公都是成年人，由于历史上的主客观原因，在他们相遇之前，都有了各自的“幸福”或不幸福的家庭。 男主人公的“幸福”家庭，是革命历史促成的——“三十年代他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时候，一位老工人为了掩护他而被捕牺牲，撇下了无依无靠的妻子和女儿。他，出于道义、责任、阶级精谊和对死者的感念，毫不犹豫地娶了那个姑娘。”他们“虽然不是因为爱情而结婚”，几十年来却“生活得和睦、融洽”，称得起是“患难夫妻”。 女主人公的不幸福的家庭，是她自己“做了蠢事”——在她自己还不了解“追求的、需要的是什么”的时候，却嫁给了一个她“从没有爱过”的“相当漂亮的公子哥儿”，只得很快离开，独自带着女儿生活着。后来是在工作的机缘里，这两位都“没有过”爱情的成年人相遇而又相爱了，但由于他们在人生的“叉道上错过了，而且这中间还隔着许多不可逾越的沟壑”，于是，他们只得“相约”：“让我们互相忘记”。然而，他们一生中连二十四小时都未曾相处，连手都没有握过！而使她升华这种精神爱情的回忆的情愫，又只有两件事：一件是他送给她的一套二十七本《契诃夫选集》；另一件事是她和他曾经飞快地走过的一条小路。对于二十七本《契诃夫选集》，她是“百看、千看、万看不厌”，“廿多年来”，“天天非读它一读”不可！对于那条小路，更是她经常“踱着”、“瞅着”的地方，因为她可以在那里和他“灵魂相会”。 ……后来男主人公在文化革命期间，被“四人帮”迫害至死。女主人公确知世界上已经再没有了他，不久，也就随之充满爱意而死去。只有在生命终结的时候，她的精神和爱情才真正得到了解放。她在那本笔记的最后一页上对“他”说了这样的“最后的话”：“我是一个信仰唯物主义的人。现在我却希冀着天国，倘若真有所谓天国，我知道，你一定在那里等待着我。我就要到那里去和你相会，我们将永远在一起，再也不会分离，再也不必怕影响另一个人的生活而割舍我们自己，亲爱的，等着我，我就要来了。”作者赞颂说：这是刻骨镂心的爱，或者说，“简直不是爱，而是一种疾痛，或是比死亡更强大的一种力量。假如世界上真有所谓不朽的爱，这也就是极限了。” 这样的“爱”，当然“是不能忘记的”，但究竟怎样才能避免这样的悲剧呢？作者也曾做了预想，却又做了一个很能预料的答案：“到了共产主义，还会不会发生这种婚姻和爱情分离着的事情呢？既然世界这么大，互相呼唤的人也就可能有互相不能答应的时候，那么说，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可是，那是多么悲哀呵！可也许到了那时，便有了解脱这悲哀的办法？” 最后，作者“大声疾呼地说：……让我们耐心地等待着，等着那呼唤我们的人，即使等不到也不要糊里糊涂地结婚！” 按照秋耘同志的分类，我对这篇小说的看法，似可：属于引起某种不愉快的感觉的“某些读者”一类。 我们虽然不承认，爱情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但确实有不少大作者，都曾把刻骨镂心的笔墨，奉献给动人心弦的爱情篇章。但无论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张君瑞与崔莺莺、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虽然是发生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历史和思想背景，却总是能为人们所理解的。真善美在这里是得到统一的，而阻挠和破坏这些爱侣并使之酿成悲剧的，却从来都是反动势力，其中当然也包含秋耘同志所说的代表反动势力的“道德、法律、舆论、杜会风习等等”，加在人们身上和心灵上的精神枷锁。但是，这些主人公的命运所以能激起人们那么强烈的同情，也正因为这一切已都在作品所造成的美感中遭到了强烈的谴责，哪怕是看了神话剧中的白娘子对许仙的爱，人们也不会去想人蛇相爱是否可能，是否可怕，而把同情全部倾注给美丽、善良的白素贞，却愤慨于法海的横蛮残暴，“多管闲事”，不满于许仙的软弱负心……。而在我们的时代，我们这两位男女主人公的不能忘记的爱情，或者说：“婚姻和爱情分离”的悲剧，却不能使我们在思想感情上有这种悲痛中的崇高升华，至多我们只能为他们惋惜，惋惜他们“恨不相逢未嫁时”。 秋耘同志或许会说，那是因为你不愿正视我们现实生活中那一切的“精神枷锁”，看不到它们的不合理成分。的确，资产阶级，特别是封建主义的精神文明，在我们的道德、舆论、社会风习中还没有得到肃清，我们社会主义的法制也并不完善，都有可能在婚姻和爱情问题上，给人们的身心造成这样或那样的痛苦或创伤，问题只在于，在这两位男女主人公的身上，现实给予他们的“精神枷锁”，究竟是我们的“道德、法律、舆论、社会风习等等”的什么错处？ 是呵，在作者笔下的这两位男女主人公的灵魂上，的确有着沉重的负担。男主人公为了“虽然不是因为爱情的结婚”，尽管对这女主人公也产生了感情，“不过为了另一个人的快乐”，他“不得不割舍自己的爱情”。女主人公更因这爱情在“痛苦里挣扎、熬煎”。“廿多年啦，那个人占有着她全部的情感，可是她却得不到他”，而且除熬煎自己之外不能有所作为。 他们偶然相遇了，“只能面对面地站着，脸上带着凄厉的、甚至是严峻的神情，谁也不看着谁。”因为他们“曾经相约，让我们互相忘记”。而实际上却是互相欺骗着自己。我同意作者的这样一个评价：“那筒直不是爱，而是一种疾痛……”。但难道这两位男女主人公所信守的道德标准，是我们社会在人类感情生活上所造成的“难以弥补的缺陷”吗？伟大导师列宁曾经引过匈牙利伟大诗人裴多菲的著名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以激励社会主义革命者。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在精神道德、思想感情境界中，不是应当比裴多菲更加崇高一些吗？ 一位老工人，为了掩护一个革命者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位革命者“出于道义，责任，阶级情谊和对死者的感念，毫不犹豫地娶了那位姑娘”，几十年来，他和她既然生活得那么“和睦、融洽”，能说相互间没有爱情吗？（否则，这位男主人公就是一个虚与周旋的伪君子）可是，忽然有人来“呼唤”他的“爱情”了，他本来也可以象解放初期有一些干部那样，“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意愿去安排自己的生活”，用这位“呼唤自己”而又能“相互答应”的知识妇女代替那工人的女儿，可他却考虑到不应当这样背弃患难夫妻，而宁愿痛苦地“割舍了自己的爱情”。这样的“道德”，就是“精神枷锁”吗？就是没有“合理的成分”吗？那要让这位革命者怎么办呢？是不是要他完全摈弃“道义，责任，阶级情谊和对死者的感念”，去听从那个爱情的“呼唤”，离开这个多年来肯定是十分爱他的妻子，去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才算做“合理”呢？ 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人，谁都知道，保尔·柯察金也曾两次倾听过爱情的“呼唤”，对于这两次“呼唤”，他和她——也就是“呼唤的人和被呼唤者”，都曾互相答应过的。如果说第一次和冬妮亚的互相呼唤还是少年时代的“历史误会”的话，那么，他和丽达的悲欢离合的结局，就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了。但当这两个曾经真挚地热恋过，而且这爱情也未能“忘记”却又重逢时，他们是倾听了爱情的呼唤，还是倾听了革命和道德的呼唤呢？我们都知道，保尔是提出了这个问题的，而丽达却只能不无遗憾地回答：“我现在已经有一个小女孩了。她有一个父亲，也就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三个和谐地生活在一起，照现在说来，这已经是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了。”保尔听了这个答案，当然很难过，但他还是动也不动地真诚地对她说：“我所得到的还是比我方才失去的要多得多。”我们可以看得出，即使是在此刻，无论是对于保尔，还是丽达，他们相互间的爱，都仍然是没有忘记的。丽达在给保尔的最后一封信里，曾明确讲过，在重逢时，她是有过一时的感情冲动，想来“偿还”他们“青春的宿债”，但终于又“收回”了这种“愿望”。用丽达的话讲，就是“因为我觉得那样做并不会使我们得到很大的幸福”。 是的，我们都曾为这一对理想的恋人在人生叉道上的错过，深感怅惘和遗憾，但我却相信，没有一个革命者会去为保尔“遗憾”青春的“虚度”，也没有一个革命者，会去责备丽达这种收回偿还青春宿债的愿望，或者叫做“抑制冲动”的崇高品格。当然，更不会有真正的革命者会认为，保尔和丽达的不能继续相爱，“是人类在感情生活上一种难以弥补的缺陷”，或者去指摘当时的苏维埃社会“加于他们身上和心灵上的精神枷锁是那么多”！ 《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第一人称的“我”，发誓决不重复她的前辈的那种“悲剧”，并警告人们说：把婚姻和爱情分离着的镣铐套到自己的脖子上，那是不堪忍受的。 最近有一位戏剧家也在预言：“我们的婚姻观念要改变！” 还有一些同志愤愤不平地在文章中写道：“人不能过没有爱的生活！” 夫妻，不能没有爱，这是的确的。但是，我们的法律、道德、舆论，究竟应当怎样对待这种“呼唤”与“被呼唤”的爱侣们呢？怎样识别已经爱过或并未相爱而结合，后来才发现真爱，却痛苦于婚姻和爱情相分离的现实，而去倾听他们的灵魂的呼唤呢？ 使我“大惑不解”的还有，为什么这种“相互呼唤”，在两位有了“幸福”或不幸福家庭的男女主人公中间，不能结成知音或知心者的深挚友情，而必须是爱情上这样互相痛苦地“占有”呢？ 女主人公所以要呼唤“天国”，当然是因为她以半生的“痛苦经验”，深感这现实的以至共产主义的制度和道德，都难于解决她这样的“灵魂”上的问题。但是，“天国”一向是按照人间的模型创造的。《西游记》的整然有序的天上世界，不过是中国封建人间关系的翻版。正如小说女主人公所说：我们是信仰唯物主义的人，根本不相信有天国。所以我们只能劝慰那些已经不该相互呼唤爱情的相互呼唤者，如果因此而会影响到一个不应该被背弃的人的生活，那么，还是倾听一下这样的“道德”呼唤，而割舍我们的那种爱情“呼唤”吧！因为“倘若真有所谓天国”，我们也得去见马克思，我们不能背弃革命的道德，革命的情谊！ 当然，无产阶级也决不是清教徒。男女同志间的真挚纯洁的爱情（是相互的，而不是损人利己的），以至在这种感情基础上的结合，都会有利于革命事业，并为革命增加光彩。社会主义社会的大多数公民，都在过着这样幸福的生活，而且在革命的过程中，有多少先烈的忠贞不渝的爱情，为革命留下了壮丽的诗篇。周恩来同志在生前多次讲到的，广州起义的革命先烈周文雍和陈铁军在敌人刑场上宣布结婚的事迹，是怎样激励了我们呵！“让这刑场作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新婚的礼炮吧！”他们曾经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以夫妻的名义往在一起，但他们却并不是一对爱侣，只是在共同生活、工作和战斗的日子里，才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但是，由于紧张的斗争，他们还没有来得及谈私人的爱情，一直保持着同志的关系，现在，他们就要把青春和生命献给革命、献给人民的时候，他们以这样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爱情，并宣布了他们的婚礼。 在这里，纯洁、真挚的爱情与为伟大理想壮烈牺牲的革命精神融合成一股浩然正气，一直铭刻在人们的心目里。这样的爱，不才应当是永远的，不能忘记的吗？ 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辞》中曾经说过：“英雄人物的业绩和普通人们的劳动、斗争和悲欢离合，现代人和古代人的生活，都应当在文艺中得到反映。”但对我们来说，也还是要注意到，反映这一切人们的“悲欢离合”都应当“能够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并能从中汲取精神力量和鼓舞力量。 我和黄秋耘同志有同样的愿望：“作为一个忠实的读者，我实在不忍想象，这位聪明纯洁富有才华的作者竟会成了悲剧人物。”但是，事情往往又是和我们的愿望相违背的，如果恰恰是我们“不忍想象”的那样，我们是否应当满腔热情地关怀这位富有才华的女作家，和她一起开阔一下我们的眼界呢？ 我们期待文艺评论家们，也能在社会主义革命文学的道路上和作家一起创造这样的范例，却不希望他们陪伴作家沉陷在“悲剧人物”的感情里，共同“呼唤”那不该呼唤的东西，迷失了革命的道德、革命的情谊！ 还记得鲁迅先生曾这样告诫过那些青年写作者：“一切作品，诚然大批很致力于优美，要舞得‘翩跹回翔’，唱得‘宛转抑扬’，然而所感觉的范围却颇为狭窄，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 我想时时记取这些教益，对我们的创作能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进，总会有好处的。 （原载《文艺报》1980年第5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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