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现代小说,当代小说,当代文学,当代作家,现代作家:张洁-->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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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在一天吃午饭的时候，我往她脸上不经意地看了一眼。突然发现她的脸走了形。
　　她那总是慈祥的、不长不方、挑不出任何遗憾的脸，突然让我感到窄长、歪斜，而又并非是真实的度量变化；两眼发直、发死；脸上的肌肉僵硬地绷着，放出一种不正常的光亮。
　　我心里一惊。
　　一九七六年，在报纸上看到老人家接见马尔他首脑的照片，我就有过这样的直觉，结果没过四个月老人家就离开了人世。
　　我这才想，妈的昏睡、声音嘶哑、重听、干渴、多饮多尿、大便干结小便失禁、没有食欲，感情淡漠、反应迟钝、语无论次、视力几乎到零、迅速得让人感到毫无思想准备的衰老……可能都是病态。
　　到底是什么病？
　　其它的病不会有，凡是B超能检查的地方都检查过了，要是有病，就可能是脑子里的病。
　　一九八六年的时候，因为她的嘴角常有口水渗出，就猜想过她的脑血管可能有问题。带她到宣武医院做过一系列的检查，结果什么问题也没有查出。不但没有查出问题，给她做什么光栅检查的大夫还说她反应极快，由此说明她的身体极好。但我心中的疑虑还是没能化解。不然为什么会渗口水？
　　一九九0年我们从美国回来后，通过市政协王毅同志的帮助，找到协和医院的中医顾问、北京市政协副主席。著名中医祝谌予大夫给妈看病。我以为对轻度的、西医也许查不出的脑血管方面的疾病，中医还是相当有经验的。此外我还想通过中医中药，把妈的身体调养得壮实一些。
　　等到自己渐渐地将很多事情淡漠，懂得了只有妈的爱，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真实、最可宝贵的以后，便对未来的生活有了更平实的想法，那就是让妈快快活活地多活几年，她能活着，就是我的幸福。
　　首先想到的是一九九二年再带她到美国和唐棣团聚，同时我还决定，今后不论再去哪个国家，只要超过三个月，一定带上妈。既然一九八七年去奥地利访问带了先生，以后为什么不能带妈？更不要说是参加国内的各种笔会。这就要求妈有一个较为硬朗的身体才行。
　　祝大夫一搭脉，就说了一句让我心里一疼的话：“老太太把全身的劲都使光啦！”此外，关于母亲的病情，他再没有说出什么。
　　祝大夫的这句话，既道出了母亲的病根，也道出了母亲的一生，是不是他那时就看出母亲已是灯油耗尽，不论谁、不论什么办法，都是回天无力了。我也永远忘不了那间屋子里的灯光，突然间就昏暗得让人心无抓挠。
　　我没敢搭腔，更不敢让大夫再说个仔细，我怕妈会想起她一生中许许多多、桩桩件件都得豁出全身的劲儿去对付的事情。可是妈却淡淡地，像是没有听见的样子。对于把她全身的劲儿都耗光了的往事，她已撂手，不再追念。
　　药，从一九九0年冬吃到一九九一年春，口水还是照样地渗。二月二十六号我又带她到北大医院做了脑部的cT检查，虽然还是查不出为什么流口水，但却查出她有脑垂体瘤。才明白她的视力衰退不仅仅是白内障的原因。不过医生说，一个八十岁的老人，就不必做垂体瘤的切除手术了。充其量，垂体瘤发展到最后影响的不过是人体的身高、视力以及内分泌。更何况这种瘤子发展的很慢，也许老人等不到情况最坏的那一天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把这个病说得太简单了。特别是内分泌对人体的重大的影响。
　　他建议再给母亲做一个加强的cT检查，不过这种检查要注射一种针剂，以使图像更加清晰。
　　我当然没有把垂体瘤以及需要进一步检查的事告诉母亲。我只对她说，由于护士的疏忽，上次做CT检查时忘记给她注射一种使显像更为清晰的针剂，所以前次的检查等于白做，我们还得重新再做一次。
　　我这样欺骗她的时候，却忘记了这样一件事：
　　二月二十六号我带她做CT检查那天，见前面的人检查之前都先打一针，就问护士使用的是不是一次性针头？护士说不是一次性针头，使用一次性针头要多花钱。我说多花钱就多花钱。护士说，多花钱也没有，我正为这多花钱也没有的一次性针头发愁，怕多次性针头消毒不严再给妈传染上什么病的时候，护士又说妈的检查不必打针，我问为什么不必打针？护士说，那种针剂对老人和儿童有危险。
　　显然妈听见了，也记住了，倒是我忘记了。
　　尽管后来检查室的大夫给我开了专为老人和儿童使用的、比较安全的针剂处方，妈也不肯再做进一步的检查。加上医生对垂体瘤的影响相当化险为夷、化有为无的分析，这件事就放了下来，也可以说是耽误下来。
　　直到我发现妈的脸走了形，才想到那位医生的话不一定可靠。这次不管妈愿意还是不愿意，我一定要把她的病查清楚。
　　便通过先生的关系，找到一位脑神经内科专家。他一看妈的CT片子，就说母亲的垂体瘤已经很大了，必须赶快就诊。同时他又指出母亲的大脑也萎缩得相当厉害。
　　我问他脑萎缩可能引起的后果，他说：“无神智、痴呆、六亲不认和植物人差不多等等……”
　　“还有救吗？”
　　“垂体瘤还可以手术，脑萎缩是毫无办法的事了。”
　　那一瞬间，像我每每遇到天塌地陷的非常情况一样，耳边就响起一种嗖嗖的音响，像时光、像江河的流转。我一直没有认真想过，为什么会是这样？现在我懂了，那是上帝给予我的一种能力，我听见的，其实是人世是一个既不可拒绝、也不可挽留的过程的暗示。
　　大势已去，眼前就是一盘残局。
　　我无助、无望、而又无奈。这一拳出手又快又狠，一下就把我打趴下了。可是我只趴了一会儿就站起来了，我折腾了一辈子，从不认命。
　　我请求这位专家进一步的指点，他介绍我到天坛医院去找全国脑外科专家赵雅度先生。赵大夫看了CT片子后，让我赶快带着母亲去做核磁共振，以便更准确地了解病情。那时我才知道，除了加强的CT检查，还有这种不会对老年人造成伤害的检查。我除了责怪自己没有全力以赴、为查清妈的病情想方设法之外，也后悔过于相信北大医院那位医生的话，没有把垂体瘤对妈身体的危害考虑得那么严重。
　　我深感自己生活经验的不足，更感到身边没有一个不说是全力以赴，哪怕是略尽人意的帮手。
　　在这大难临头的时刻，我只有单枪匹马、心慌意乱地硬着头皮上了。
　　赵大夫当时就指点迷津他说，做核磁共振有两个去处，三0一医院和博爱康复中心。
　　先去了永定门外的博爱康复中心，联系的结果是一个月以后才能排到我们头上，据说这已经是很快的速度了。我如何可以等到那个时候？
　　铁路总医院的周东大夫很是帮忙，三天之内就帮我们联系上了一个机会。八月二十三号，星期五，在铁道兵总指挥部医院做了核磁共振的检查。
　　那天早晨，我和妈在楼下等先生的汽车，妈穿了一件蓝色沙洗的丝绸上衣，一条深灰色的柞绸裤。天气很热，我们站在楼荫底下。
　　因为少有坐轿车的机会，妈一直没有学会如何上小轿车。加之一九八七年得过黄胆性肝炎以后，腿脚已然显出老年人的僵直，扶她上车是不太容易的事。车门那里空间有限，我只能站在她的身后，尽力将她连推带托地挪进汽车。
　　在铁道兵总指挥部医院，妈曾想去厕所方便，可是医院的厕所没有坐桶，只有蹲坑。她怎么也蹲不下去，我扶着她，甚至架着她，她的腿还是抖得不行。最后她紧张他说：“算了，不解了。”
　　我很发愁，这样凑合怎么行，好在她并没有显出不适的样子。
　　一般来说，妈出门之前总是先上厕所，倒不是生理需要，而是有备无患的意思。这次要上厕所可能是为了准备做那长时间的检查。
　　本以为上午就可以顺利做完检查，可是中途停电，不能做了。医生让我们下午再来。
　　幸亏有先生的司机帮忙，否则那样偏远而又交通不便的地方，光出租汽车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回到家里已近中午，我赶紧做了一顿简便的午饭草草吃下。吃完午饭，时间也就到了。还是妈先到厨房来叫我，那时我刚刚收拾完厨房，想来妈根本没有休息。她怎能静下心来休息！见我每日里活动得如此急迫，她大该也猜到事情不妙。
　　到了医院还是等。检查进行得慢，每个病人的检查，差不多都需要一个或一个半小时，天气又热，铁道兵总指挥部医院简直没有什么树荫可以在下面停车。我不过意让先生的司机久等，就请他先回家休息，等妈做完检查再打电话给他。
　　下午五点钟左右才轮到我们，我搀着妈进了检查室。检查床并不很高，但我知道妈是上不去的。我用尽全力托着她，她还是迈不上检查床。幸好下面等做检查的一位男士和他妻子帮忙，一起把妈抬上了检查床。连我一共三个人，可还觉得相当吃力。妈自己也纳闷：“我怎么这么沉呢？”
　　我假装没有听见她的话，躲避着她的话茬，也躲避着这句话的晦气，不然我如何回答她？这是一种闭着眼睛不看就算不存在的自欺，同时也是欺妈。我们都知道，按照民间的说法，病人身体发沉是不吉利的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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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留在检查室里照看妈，她好像睡着了。有时她的手蛹蛹地想动，我赶紧提醒她：“妈，别动。”她听见了我的叮咛，果然就不动。这又说明她没有睡着。
　　做完检查差不多六点半了，总算中途没有停电让我们再来一次。
　　之后我给先生的司机打了电话。回家的路上，他绕过公主坟的灯光喷泉，我振作精神，好像什么让人焦心的事情也没有，一再鼓动妈去欣赏她没有见过的这一景观，可是妈没有显出什么兴致。到了这种时候，我还能指望妈对这个纷繁的、也许和她已经无关的世界发生什么兴致吗？
　　可能就是从这一天起，我和她都英勇地打起精神，准备扮演一个明知凶多吉少、却要显出对前途充满乐观精神的角色。
　　回到家里，已是暮色苍茫、八点多钟的时分了，下车以后，妈没有让我搀扶，她说：“你去开门吧，我自己上楼。”我噔噔地跑上楼去，开了门后又下来接她。那时，她刚上了二楼的大阳台，慢慢地、小心翼翼地走着，看上去和一般的老年人没有什么两样。但她的脚步里藏着勉强和虚浮，我觉得哪怕来一阵小风，她一歪就会躺下。也许因为天色已晚，她的脸色看上去灰暗暗的。
　　八月二十五号，八月里最后的一个星期天，又到了唐棣和我们通话的日子。过去每到这个日子，妈总是早早地就守在电话机旁，但是这一次，她却身不由己地睡着了。
　　电话铃响起来的时候，我在另一个电话机里听见她同昏睡的挣扎。
　　虽然妈什么也听不见了，但能听见唐棣的声音，对她也是莫大的安慰。特别在她就要住进医院的前夕。
　　还没听唐棣说上两句话，她就要上厕所。我趁这个空档，赶快把妈的病情对唐棣说了说。那时还没到要动手术的最后时刻，惨痛的打击还只是一团不明性状的氤氲，没有形成具体的性状，更没有进入心的深处。我虽然十分焦虑，却知道不能吓着唐棣，免得她因为还在他乡、鞭长莫及地干着急。再者，就是我对她说得一清二楚、对事情又有什么帮助？她还太嫩，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虽然我们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可我毕竟是母亲，我不也心痛她吗！？
　　这一次通话，妈更是什么也听不见了。她急得高声说道：“书包，你大声叫一声姥姥。”
　　唐棣大叫了一声：“姥姥！”
　　妈朗朗地应了一声：“哎。”
　　想不到这就是和她最爱的人，最后一次、最后一句对话了。
　　我相信冥冥之中，绝对有人为妈和唐棣安排了这个最后的机会，不论他是人、是鬼、是神，都会为妈对我们的爱所感动。
　　八月二十六号，星期一，我到铁道兵总指挥部医院去拿核磁共振的检查结果，然后再到天坛医院去找赵雅度大夫。他看了核磁共振的检查结果，意见是尽快手术。
　　我不知最后是否按他的意见办事，但我知道应该先住进医院。
　　我不曾考虑过在妈的合同医院手术，尽管合同医院的外科主任说他们能做这种手术，而且有四百多例手术经验，我还是不放心由他来做。
　　他对妈脑萎缩的前景推断更吓得我满头虚汗，两腿发软。他说，就他所见到过的几个病例，发展到后期不但六亲不认，甚至吃自己的粪便，有一个还专门拣食垃圾等等。而垂体瘤的切除手术，据他说还会加剧脑萎缩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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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亏宋凡同志帮忙，通过北京市委出面疏通天坛医院的关系，不然像这样人满为患的专科医院，还不如要等到哪一天才能住进去。
　　八月三十号，星期五。一大早谌容陪我到了天坛医院，在医院党委书记带领下到了综合二病房，也就是高干病房。和病房的主任大夫朱毅然讨论了母亲的病情，定好九月二号入院。
　　之后，又和谌容回到北京作协，暂借一万元人民币作为入院押金。唐棣的钱即使马上汇来也不能提取，美金汇款一定要在银行里压三个月才能兑现。
　　北京作协这样一个穷单位，上哪儿去变一万元现款？幸好基建处当时有一部分为安装新宿舍楼电话准备的现款，经徐天立同志特批暂借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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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去世后听对门邻居俞大姐说，星期天，也就是九月一号这一天，妈给她打过一个电话，说：“我想见见你，跟你告告别。明天就要住院了，这一去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想不到后来果真中了这一戏言。
　　俞大姐放下电话赶紧过来看妈。妈倒没有什么悲戚之情，俞大姐劝慰着妈：“您别这么说，很快就会好的。”
　　妈自己也说：“我这是小手术。”
　　俞大姐又问起我们要搬去的新房子，妈说：“挺好的。”
　　俞大姐问：“您去看过了吗？”
　　妈说：“没有，等我手术完了就直接搬进去了。”
　　那时我刚刚换到新房子，我老是想，等我把新房子装修完毕，再带妈去看房子。这样会与旧房子有个强烈的对比，可以给她一个惊喜。后来我一直后悔没有带妈看过新房子，虽然她的骨灰就放在我新房子的卧室里，我仍然会想，要是她的灵魂想回家看看，不认识路怎么办？
　　奇怪的是自妈去世后很难入睡的我，突然在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一号，妈八十一岁生日那天早晨七点多钟的时候打了个小盹，梦见我牵着妈的手，进了新家的大门，然后我给她脱下住在二里沟的时候、她常穿的那件蓝色皮猴，挂到二门外的衣架上去，刚要拉着她走进二门，就醒了。我想妈到底还是回到新家来了，不过我又想，她没进二门我就醒了，到底来了还是没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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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像了却最后的心事，周到地表示了对俞大姐的感谢：“张洁太累、也太苦了。我尽量不麻烦她，有什么事净找你们帮忙了。”
　　这话千真万确。
　　不到山穷水尽的时候，妈从不愿意求人什么、欠人什么。可是为了疼我，她也只好硬着头皮干她不愿意干的事了。
　　这些年我常常不在国内，即使在国内，也经常是忙着照顾我的先生，常常苦于没有分身之术。特别在我和妈从美国回来以后，对先生的照料更是鞠躬尽瘁。总觉得我和妈在美国尽享天伦之乐，先生却孤守北京，似乎很对不起他，便想加倍偿还这份心债，更何况我还欠着先生的大情，妈能如愿以偿地去美国和唐棣团聚，全仗先生办理的一应手续，如果没有先生的帮助，妈又怎能如愿以偿？
　　如此，每当我不在身边，又发生了小阿姨也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妈总是求靠邻居。幸亏我老是碰见好邻居。
　　妈无法回报人家的情义，往往在我出国或去外地时开列清单一张，要求我按清单携带礼品，以答谢大家的帮助于一二。
　　我也同样欠着一屁股的人情债。自我再婚以后，妈自知之明地不再操持家务，我就成了一家之主，何为一家之主？就是样样都得操心，样样都得操练。开门要是真的有油、盐、柴、米之类的七件事，也太便宜我了。
　　到底哪些事？不说也罢。先生又是动过心脏手术的人，怎能让他劳动？而那桩桩件件、总有我也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不照样得求人，日子才能如常地过下去，所以我也有一个单子。这就势必造成我在回程的时候像个驴子。难免就向妈报怨，甚至嫌妈事多，摆出一副被她添了麻烦的嘴脸、也不想想，那些原该是我干的事，我却没干，妈只好求人。求了别人，回过头来还得求我。妈好难！
　　俞大姐说：“没事，有什么事您尽管说。”
　　妈又说：“张洁这个人刀子嘴、豆腐心，净得罪人。以后你们多劝劝她，让她说话注意点。”
　　妈好像知道自己要走了、再也无法呵护我了，不知把我这个永远也长不大，老是让人坑、老是让她操不完的心的老孩子托付给谁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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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二号，星期一。小阿姨和我带妈去住院。
　　临行前妈问我穿什么衣服，我拿出她银灰色的毛涤裤子，灰色丝绒背心（虽然谁也看不见谁里面穿了什么，我还是喜欢配色），和上有灰蓝色细条纹格子的米色襟衣，一双蓝色软羊皮的浅口皮鞋。我深知妈不论什么时候都讲究体面。连我自己也挑了一件略具意大利风采的连衣裙，和一双白色的、适合跑路的低跟皮鞋。我暗暗地希望这件讲究的连衣裙，在注重包装的现而今，给我一些办事的方便。但我这份可怜的用心，根本没有派上用场，照旧得豁出脸面磕头作揖，使出九牛二虎之力，连衣裙上也就浸着我的许多汗水。这件连衣裙到现在也没有洗过，我就这样收着它，好像收着与妈相关的最后一点可以摸得着的东西。
　　那件衬衣妈一次也没有穿过。
　　从美国回来以后，着实给妈做了一些衣服。因为我们发现，不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老年人很不容易买到称心的衣服。妈到美国之前在电话里问我，应该带些什么衣服。考虑到我不在她身边，而是托朋友把她带来美国，她自己能安全抵达就不错，不敢让她再有别的负担。便豪迈他说：“什么也不要带，衣服到了美国再买。您就背个包，里面装上您的护照、机票就行了。”
　　她也多次对我说：“进关的时候那个美国人上上下下打量我，挺奇怪地问我，你就带这一个小皮包、没带任何衣物？我说，是呀，我外孙女怕我旅途不便，不让我带。到那儿以后，我外孙女给我买新的。”她的意思并不在于在什么地方买衣服，而在于所有的旅客中，没有一个人能像她那样享有外孙女的这份体贴。这可不就是对她一生的最好报偿？
　　没想到在美国去了几次商店，也没有选到对她合适的衣着，她只好跟着我们一起穿球鞋、运动服。为此，我始终觉得自己说话不兑现，好像欺骗了她。不仅如此，由于我的不兑现，她在进关时说的那些话，似乎就变成了吹嘘（尽管她此生再也不会见到那个海关人员）。因此上，她为之炫耀不已的亲情似乎也只是她的一厢情愿。这岂不是更惨？
　　所以一回国我就张罗着给她做衣服。城里的大缝纫店，是不会接受老年人的活的，而妈进城量体裁衣也不方便，只好就近在个体户的缝纫店里量体裁衣，个体裁缝大都没有受过正规训练，做出的成衣非长即短、非瘦即肥，且手工毛糙。还赶不上穷困潦倒的时候，我为她手缝的那些衣服合体。
　　我写小说以后，妈几次让我给她裁剪衬衣，我不是今天推明天，就是明天推后天，到了也没给她裁过。后来拣点妈的衣物，发现一件绸衬衣的两侧，有圆珠笔划线。沿着这两条划线，是两道歪歪扭扭的手针缝线。可能那件衬衣肥得让妈实在无法将就，只好自己动手把它缝瘦。而妈的视力不好，只能缝出这样的针脚。
　　我不是太委屈她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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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入院时穿的这套衣服，我收了起来。将来，不管由谁来给我装殓，千万给我穿上，不管春夏，无论秋冬。还有一件蓝色海军呢的长大衣，和一条纯毛的苏式彩条围巾，是一九五八年我还在念大学的时候，当小学教员的妈给我买的。以我们家当时的经济情况而言，这笔开销可谓惊天动地的壮举。
　　为了我，妈就是倾家荡产也不会有半点犹豫。
　　我猜想妈之所以给我置办这套行头，可能觉着我已到了谈情说爱的年龄，老穿补丁衣服会男朋友怎么能行？！可见她对可能加盟我们这个家庭的成员，抱着何等美好的愿望。她的这份心意，难道不也是为着那一个人的么？我的傻妈！
　　任何一个母亲，一旦轮到自己儿女谈情说爱的时候，这辈子似乎就算过去了。
　　从此她更没有穿过像样的衣服。后来我有了经济能力，却没能像她考虑如何装扮我那样尽心考虑过如何装扮她。其实一个女人，不管老到什么地步，也不会忘情此道。
　　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得到的最贵重的衣物。也是一生中唯一一次不是自己花钱买的最贵重的衣物。
　　给我办丧事的朋友，请你们记住，这件大衣和这条围巾到时候也要给我戴上穿好。我要把妈给我的爱一点不剩的全都带走。
　　至此，我已将后事交待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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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的司机李志达送我们到天坛医院。本以为经过上周五的联系，就能顺利地办好住院手续。没想到医务处说有钱也不行，非得有局级干部的蓝色医疗卡才能住进高干病房。不知高干病房里住的那些港澳同胞是不是都有蓝色医疗卡？
　　妈怎么好住室内没有厕所间的大病房呢？那她只好上病房的公厕。公厕里没有坐桶，她又不能蹲，也许还免不了排队等候，她的病情越来越重，对厕所的依赖也越来越大。没有一个可供她随时使用、并不受时间限制的厕所怎么行？再说，大病房里有我陪住的地方吗，妈离了人是不行的。
　　我便楼上楼下地找人疏通关系。妈坐在高干门诊室外的轮椅上，病恹恹地、愁容满面地看着我跑上跑下地奔忙，心痛地对小阿姨说：“你阿姨还算有点地位的人，办起来还这么难，没地位的人怎么办？住个医院真难呐，把你张阿姨累坏了。”
　　整整跑了一个上午，到十一点多钟，总算住进了综合二病房十六床。
　　妈病重以后更加尿频，可是那个上午，她一次也没有提出去厕所的要求。过后我问她一个上午没上厕所有没有困难？她说没有。肯定是她见我当时那样为难，不忍再给我添乱。为了心痛我，她连这个也能忍。
　　虽说是高干病房，洗澡间还是很脏。想到妈走路已经必得扶墙，而厕所的墙上，混着很多令人可疑的斑点，上面有没有细菌？会不会让妈传染上别的病？同时我也怕妈会蹭一手脏。把妈安顿好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打扫厕所。根据妈扶墙时可能触到的高度，先把那一圈墙面，还有洗脸盆、洗澡盆擦洗干净，留下其它的地方，等我歇过劲再慢慢地擦。
　　谁能想到入院费了那么多的时间，住进病房已是开过午饭的时间。我没敢麻烦护士为我们备饭，就是对晚饭也没敢寄托希望，因为病房里的饭一般说来都是两天前预定的。临时添丁，恐怕也是强人所难。这一天只好先用点心对付过去。
　　刚住进医院的时候，妈一大早就起床，把被子叠好，然后就坐到房间里的那把太师椅上去，她一辈子拘谨，自律极严。病成那个样子，还想着医院不是自己的家，凡在不是自己家的地方，就习惯地克制着自己，居然可以做到不昏睡的地步。朋友们来探望她的时候，她还问我：“我怎么办？坐在沙发上还是怎么地？”
　　我说：“您当然躺着，您是病人，怎么舒服怎么做。”
　　她这才像在家那样，躺到病床榻去。
　　陪妈住院以后，因为老是在她身边转来转去，就嗅见她身上有股没洗净的汗味。我才想到，靠小阿姨给她洗澡是靠不住的。可见其它方面托靠小阿姨的结果大概都是如此，我更加为自己把妈大撒手地撂给小阿姨就走而自疚。
　　从我一嗅到这股味道起就下了决心，我对妈说：“以后我再也不让小阿姨给您洗澡了，我给您洗。”
　　她好像很满意这个安排，从这个安排中她大概感受到了人们常说那种“老来福”。以后，小阿姨再要给她洗澡的时候，她也不说不让她洗，她说，“等你阿姨给我洗吧。”
　　给妈洗澡，是我们共同的享受。每当我洗出一个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妈，给她擦干净身上的水、换上干净的衣服，我就感到一种宁静的愉悦。
　　趁着这个日夜相守的机会，料理了平日早该为她料理、却没有认真为她料理的一些琐事。比如更换内裤已经失去弹性的松紧带；按照“脚垫净”上的说明，为她治疗脚垫等等。
　　手术后妈奇怪地问：“我的脚怎么不疼了？”
　　过去她一走路脚垫就硌得她脚疼，这回我严格按照说明书上的用法，按时给她贴药换药，她的脚垫果然一天比一天小，最后竟完全消失了。
　　我本来以为妈的脚垫是治不好的，因为在美国的时候也曾用美国治脚垫的药给她进行过治疗，却没有什么效果。现在家里还剩有妈那时没有用完的药，和她的一些遗物放在一起。
　　看来不是治不好，而是没有认真地给她治，让她的脚白受了多年的罪。
　　我不能说美国的药不灵，只能说中国人的脚垫和西方人的脚垫可能大不相同。他们走的是什么路，我们，以及我们的母亲走的是什么路？他们的脚遭过什么样的罪，我们的脚又遭过什么样的罪？他们的医生只能根据他们的脚设计适合于他们的药，他们的医生怎么能理解我们的脚有过什么样的遭遇？既然不能，怎么能指望他们设计的药能治好我们的脚垫？
　　平时从没有拿出过这么多时间陪妈，只有在妈病成这个样子的时候，才想到好好守着她，以为这就能守住以前不曾好好守过的妈，只是，晚了！
　　等到她无时不在盼望的、可以和我日夜厮守的时候来了，她却抑制不住地昏睡。住院以后，每天只有吃过晚饭到七点多钟这两个小时是清醒的。
　　不但昏睡，对身边的事物有时也不大清楚了。老是把医院说成学校，把大夫说成老师，还把我们的病房说成是家里的客厅。我想这是因为她做了一辈子教师的缘故。她好像知道自己的意识已经不甚清楚，就更加反复地说到医院和大夫，而一旦出口，却又变成学校和老师。可是我不能纠正她，我不愿向她证实，她的疑惑可不就是真的。
　　只有对我们的爱，是永远清醒着的。
　　她的生命即使到了靠这最后的孤注一掷，来决定生死存亡的关头，也还在为我着想。
　　朱毅然主任打算再给她做一次核磁共振的时候，她掉泪了。瘪着嘴说：“又要为我花钱了。”
　　再一次掉泪，是因为听说我向机关借了一万块钱付医院的押金。她说：“为了给我治病，你都倾家荡产了。”
　　那时她虚弱得几乎哭不动了，恸到深处，也只能是几滴清泪罢了。
　　那几滴衰老的泪，挂在她被疾病折磨得变了样的脸，让我倍感伤情。我强做欢颜他说：“瞧您说的！何至于倾家荡产？您又发挥您的想象力了，我看您才应该当作家呢。再说了，买条人命才一万块钱，比买间房子便宜多了。我们现在为您花的钱，怎么能抵得上您当初吃糠咽菜、等于乞讨为生，拉扯我们长大时花的哪怕是一分钱！更不用说您每月还有一百六十多块钱的退休养老金呢，您根本花不着我们的钱。”
　　这可以说是妈一生中的最后两次泪，从此，到她清清明明地知道，她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几日可以盘桓，并且不动声色地独自怀揣着这个惨痛的隐秘、走完她最后的人生时，再也没有流过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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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院初始不过是做各种检查，检查结果是各部器官都没有问题。我那时很乐观，妈也很乐观。以为不过就是垂体瘤的问题，只要抗过手术，我们还会有不算短的一段好日子。我还得寸进尺地想，经过这次手术，消减了这个隐患，她的身体可能会更好一些。
　　医院里晚饭吃得比较早，通常是下午五点钟就开饭了。我们虽然自己弄着吃，但也遵守这个规矩。吃过晚饭，我就搀着她在病房的走廊里散步。
　　病到那个地步，并且眼看就要上生死难卜的手术台了，妈却没有流露半点要我安慰、开导她的悲戚和惶恐。有好几次，她甚至甩开我搀扶她的手，自己甩开膀子做正步走。我捧场地说：“妈还真行。”
　　听我这样说，她浅浅地、亦庄亦谐，甚至还有些调皮地笑笑，说：“念小学的时候，老师就是教我们这样正步走。”
　　那一阵，或者从那时开始，不，也许是从一九八七年妈得甲型肝炎后，我觉得我变成了妈的妈，而妈变成了我的孩子。
　　这期间，我曾寄希望于妈的垂体瘤会像大夫所期望的那样，属于密鲁素瘤，那就不必手术，有一种进口的针剂就可治愈，可化验的结果偏偏不是，真是天绝我了。
　　主任大夫拿了妈的核磁共振片子，请王忠诚院长看过，王院长认为从病情出发，是非手术不可了。
　　从核磁共振的片子上还看出，妈的神经中枢上有一个小囊肿，这可能就是她经常渗口水的原因。但医生表示，这个囊肿没有办法解决。或即使办法有，但是太危险，仅仅为了解决渗口水的问题没有必要冒那个险。
　　九月十六号，星期一。大夫酝酿了很久、我也期待了解的最后方案终于出台了。
　　下午近四点钟的时候，神经外科主任罗世祺找我谈话。
　　他开门见山地说：“不论从你母亲的病情、年龄、身体状况，或从手术准备情况来说，都是你母亲的最后一次机会了。但以她八十岁的高龄来说，很可能下不了手术台。”
　　我说：“从我母亲入院后的一系列检查来看，她身体各部器官的功能不是很好吗？平时身体也不错，没有生过什么病。一九八七年得过一次黄胆性肝炎，治疗了一个多月各项指标就恢复了正常，比很多年轻人恢复得都快、都好。”
　　他说：“这不等于她经得起手术的打击，谁也不知道手术中会出现什么问题。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比较容易经得起手术的打击，对老年人就很难了。所以我们一般不考虑接受八十岁以上老人的手术。”
　　我那时候根本不懂什么是“手术的打击”，以为就是手术中的硬伤而已。只要有一位高明的主刀大夫，又有适当的麻醉，还有什么经得起、经不起的问题呢？没想到后来果然就如他所料。
　　又说：“老年人的脑子，软得都像豆腐渣了，手术中需要把额页托起，这一托，也许就能把脑子戳出两个窟窿。
　　“麻醉这一关也很难过，很可能就醒不过来了；抬起额页的时候，也可能对大脑造成损伤，手术完了人也许就没意义了……当然，在脑外科手术中，切除垂体瘤手术算是最小的手术了，和普通外科手术中的切除盲肠差不多。你要考虑好，如果你坚决要求手术，我们还是可以给她做的。”
　　我立时心乱如麻：“如果不做手术还能坚持多久？”我当然首先想到的是妈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日子。
　　他说：“一两个月吧。”我的眼泪刷地一下掉了下来。世界上还有什么打击比这更为沉重？当你知道你所挚爱的人还有两个月就要与你诀别的时候。
　　妈去世后我向他多次探询过可能造成妈猝死的原因，在一次谈话中才知道他说的“一两个月”指的是妈的视力。
　　造成这个误会是我的怯弱。我听了他的话之后就被吓住了，连追问一句的勇气也没有：一两个月究竟指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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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妈还有一两个月的时间，而手术这条路也许有希望挽救妈的话，我为什么不背水一战呢？
　　这个错误的理解，也是后来下决心手术的原因之一。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为了安慰我，又说：“也可能是一两年。不过不做手术也没有什么大关系，顶多就是失明。”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每位大夫在和病人家属谈判手术问题时的套话。这也难怪，见我那样提问，他的回答只能模棱两可。万一将来手术出了问题，我要是赖上他们怎么得了。我说：“您这么吓唬我，我不敢签字了。”他问：“难道你没人可以一块商量商量吗？”我说：“没有。”甲大夫在一旁说：“她只有一个女儿，还在美国。”我不是没人可以商量，朋友们、还有先生，都可以提出他们的建议，但是大主意还得我自己拿。问题是我拿不了！我在人世间闯荡了五十四年也从没感到、或者不如说从不在乎的孤独，就在那一刻猛然地袭上我的心头。就在那一瞬间，我懂得了什么叫孤独！它一上来就把我打得落花流水，让我生出无法抵挡的恐惧。
　　“看来我只能和她本人讨论这个问题了。”
　　罗主任说：“你怎么可以和病人谈这个问题呢？”
　　我说：“我妈行。”
　　我不是推卸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事到如今，我不和妈讨论还能和谁讨论？谁让妈生了我这么一个到了这种节骨眼上，还得让她自己来拿主意的女儿呢？不但不能像一般人在这种时候常做的那样，对病人隐瞒起真情，让病人情绪稳定以利治疗，反倒让她自己拿起笔来，在吉凶难卜的生死簿上给自己画个钩。
　　我不能老在医生办公室里哭个不休。我得赶快找个地方先把无法收住的眼泪排泄一下，不然我就没法回病房去见妈。我拿起母亲的核磁共振片子，说了声：“谢谢大夫。”就走出了医生办公室。
　　我料到妈会在医生办公室外等我，她若看见我眼睛里的泪水，那就什么都明白了。所以出了医生办公室的门，我头也不回地顺着走廊向综合二病房外走去。我用眼角的余光向后瞥了瞥，果然见妈站在她的病房门口等我。
　　我没走几步就被她叫住了。也曾闪念，是不是应该拔脚就跑？可是那和让她看见我眼睛里的泪有什么不同？我只好站住。
　　她到底看见了我的泪。
　　回到病房，妈就盘问起医生和我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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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院后，妈对自己的病情、治疗，一直不闻不问，好像不是她生病一样。是对我的无限信赖吗，把她的性命全权交付给我？或许她也明白，探讨这个问题令我痛苦难当？抑或她知道自己的寿数已尽，问又何用？
　　我无法瞒住任何时候都比我明白的妈，只有照实对她说：“不手术也没什么关系，顶多就是失明，我再请一个阿姨专门服侍您。我也可以充当您的眼睛。虽然大夫说在脑手术里这是最简单的手术，只相当于普通外科手术里的切除盲肠，但您的年纪毕竟大了，何必冒这个险呢？”
　　妈说：“别、别、别，我一定要手术。我可不愿意那么活着。你不签字，我自己签去。”
　　我说：“您签字不管事。”
　　妈说：“好孩子，你就听妈这一次话吧。”
　　妈要这样说我就没辙了。
　　我一辈子都没听过妈的话，尔后的事实证明，都是我错了。
　　前不久我还就一生的婚嫁哭着对妈说：“妈，我从没有听过您的话，现在证明，都是我错了。”
　　妈辛酸地劝慰我：“事情都过去了，还提它干嘛！”
　　这次该不该听？
　　既然每一次分歧的结果，都证明不听她的话是我的错，这次就应该听她的活。
　　可要是这一次偏偏就听错了怎么办，
　　也许我还是应该坚持不听她的话？
　　万一又是我错了怎么办？
　　这真像押宝，不论押在哪一点都险象四伏。
　　妈说：“我自己找大夫去。”到了这种时候，还是妈来充当我们这个家的主心骨。
　　我拉着她的手向医生办公室走去。
　　刚走到医生办公室门口，正巧甲大夫出来，我们便站在走廊里谈话。
　　妈的手在我的手里剧烈地抖动着，在这抖动的颠簸中我慌乱地迷失了心智。我迷乱地牵着她的手，像牵着一根系在我和妈、或是妈和这个世界之间的，不论怎样小心翼翼、也难保不会随时飘扬而去的游丝。
　　身材矮小的妈仰着头对甲大夫说：“我不愿意那样活着，我坚决要求手术。”她的声音不大，但头脑清楚、咬字清晰。从容不迫地安排了自己的结果，就在那一瞬间，我心慌意乱地朝她全身看了一眼。
　　看上去，妈仍然是一位知深知浅、自尊自爱的老夫人。我什么时候才能像她那样面对人间的万千风景？
　　她穿着唐棣在美国给她买的中间开口的黑毛衣，这件毛衣妈去世后唐棣又要了回去，时常穿着御寒，我想她也和我一样，需要寻找一种仍然和姥姥相近的感觉。贴身是一套我们从美国回来后新给她买的睡衣。要不是因为住在医院，我从家里给她拿什么她只好穿什么的话，这些衣服她还舍不得穿呢。她老是存着，攒着，准备再到美国去看唐棣的时候穿。不过自从她住进医院以后，就再也没有表示过任何意愿。有了一种万事皆空的超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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